超级军网生活的见证- 人间“天堂”(1958～1965)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19:42:00
一、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一九五八年，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是特别荒唐的一年，这一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毛泽东曾在.八大预备会议上讲过这么一段名言：“……历来自诩的地大、物博、人多，你有那么多的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象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这种希望中国迅速摆脱贫困落后局面的出发点本无可厚非，但是在一个刚刚进行过“反右”运动、全国搞成“一言堂”的国家里，这种激情却变成了一种拔苗助长、得不偿失的时代悲剧。
土改之后农民分得了土地，原本以为可以过上“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了，很是高兴了一阵子。然而好景不长，很快上面又强制农民加入合作社，从初级社到高级社，规模越搞越大。到了大跃进期间，毛泽东照搬了苏联斯大林集体农庄的做法，又搞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实际上，大多数中国农民并不喜欢这种“一大二公”的体制。我父亲就亲耳听到很多农民抱怨说：好容易土改分到了田地，屁股都还没焐热就要收走了。因此在“入社”过程中，和苏联“集体化”时期一样，农民大量宰杀牲畜，造成了一次生产力的大破坏。此外，在人民公社化大刮“共产风”时，农民的自留地等生产资料全部被没收了，断掉了农民最后的依靠。不仅是生产资料，连家具、被褥等生活用品也被“共产”了，口号是“一碗一筷归个人，一草一木归集体”。剥夺自由，剥夺财产，剥夺一切，这就是中国随后发生那场骇人听闻的人间惨剧的真实根源。
大跃进初期，我父亲所在的劳改农场还搞过一阵子跟风跃进。由于劳动任务异常繁重，导致我父亲在劳动中肩胛骨被压断，左腿膝关节以下神经麻痹。我小的时候，看到父亲肩膀一高一低，心里好奇问怎么回事，父亲就回答说小时候挑水压的。后来大了才知道，那是“大跃进”和劳改营给我父亲留下的终生纪念。当时农场没有医生，只有一名由刑事劳改犯人充当的不脱产的卫生员。我父亲受伤以后，不但没有得到治疗，反而因不劳动而被减去一半伙食。一面是伤痛，一面是饥饿，使得父亲产生了逃跑的念头。于是我父亲在伤势好转一些以后与一位难友、原开封市建设局干部曹××二人密谋后逃回开封，当天就被抓回劳改营。为表示惩戒，劳改营采取了特别措施：白天上工时有武装看守，晚上睡觉时就给二人戴上手铐，这样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
到了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刑事劳改犯转移完毕，我父亲服刑的农场已经是清一色在政治上受到过打击的“洋劳改”，管教干部也换了。因此，即便有那么几个积极分子上窜下跳，但曲高和寡，政治气氛仍然不浓。再加上新来的管教干部比较开明，也就不再跟风跃进。于是，这些“洋劳改”们以旁观者的身份经常走出农场，比较从容地观察、亲历了“大跃进”当中许多令人终生难忘的场面。
一九五八年冬天，我父亲和前宜阳县长张×（【注】张×在农场中和父亲睡上下铺，父亲记忆中他是洛阳地区宜阳县原县长，老共产党员，当地游击队领导人之一，因主张实行“党内民主”而遭殃）一起到农场附近“大修水利”的工地上慰问演出，唱进步戏。当时他们看到在凛冽的寒风中，一面面红旗迎风飘扬，农民们全都光着膀子干活，甚至连妇女竟然也光着膀子。见到我父亲他们几个目瞪口呆的样子，得意洋洋的村干部介绍说：这样做是为了“突出干劲”，妇女脱光膀子则可以证明“妇女能顶半边天”。赤裸着上身的妇女和赤裸着上身男人一同挖土石方，穿着棉袄大衣的村干部则站在堤顶，时不时举起右臂鼓劲高呼：“超英赶美！”赤裸着上身的妇女也放下挑子，振臂高呼“超英赶美！”村干部又呼：“干！”农妇也呼：“干！”……雪白的奶子随着举起的手臂晃动着。我父亲实在看不下去了，拉着张县长的胳膊小声说：“快走吧！”这时，他才发现张县长眼中竟闪烁着泪花，脸上流露出一种极度痛苦和迷惘的神色。到了晚上，父亲他们开始唱“进步戏”。农民白天劳累十五、六个小时，到了晚上早就又饿又累、东倒西歪了，可还是必须得去看戏。我父亲坐在台上，看到民兵手持带着刺刀的步枪和红缨枪站在道路两旁，农民则在中间跌跌撞撞、无声无息地走着，那场面就和押送俘虏一个样。
那时还到处宣传毛泽东所提倡的所谓丰产经验——深翻土地。我父亲在农场附近看到当地农民深翻土地时，竟然深翻到一米多深。当然，这并不算最夸张的，后来我看到有资料说当时某些地方“深翻土地”可以达到一丈多深，完全可以盖楼房了。河南大部地区都位于黄河冲击扇上，表层土深翻这么多，翻上来的全部是沙子，人为地加剧了当地的沙荒。而且，翻这么深的土地，种子种下后很难成活，第二年地里一片荒芜。除了“深翻土地”，上面还提倡“密植”，种子撒播密度超过正常情况下的好几倍，甚至十几倍。开春后，作物为了争夺空气和阳光，一个劲向上疯长，却弱不禁风，遇到刮风下雨就大片倒伏造成绝收。农业本身就有很多靠天吃饭的因素，即便是精耕细作还免不了遇到歉收，而如此胡乱折腾，岂能不闹饥荒？
农村大修水利时，我父亲随农场的豫剧团到附近工地演出。大跃进期间河南农村普遍搞“插红旗”、“拔白旗”。所谓“拔白旗”，就是批斗那些干活比较慢的人，人们往往利用这个机会泄私愤或者欺负弱者。我父亲在那里看到：每次只要一到休息时间，农民们都要在村干部的组织下搞“拔白旗”。拔出来以后，村干部就吩咐一声：“甩他！” （【注】“甩他”是豫东方言，意即“打他”）于是，大家围成一圈，先对这个不幸的人用拳头推推搡搡，推倒后再用脚使劲跺。为了不至于惹怒村干部被当作下一个“白旗”，人人都争先恐后地使出吃奶的力气打人以显示自己“积极”。那些被打的农民，趴在地上哭爹喊娘，哀号连连。就如同击鼓传花游戏一样，每一次休息都必须从十几个人里找出一个不幸者进行殴打。
尽管赫鲁晓夫嘲笑毛泽东的“大跃进”，中苏关系出现了龃龉，但五十年代“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惯性还存在。所以那时河南农村还流行佩戴肩章，村干部纷纷在自己穿的中式对襟棉袄上也缝上了肩章，有的竟然还斜披着类似现在商场促销员戴的绶带，看上去不伦不类。我父亲曾经见过几个村干部手持大棒，穿着戴肩章的黑棉袄，厉声呵斥几个蹲在地上挖野菜的农妇。那几个农妇连头都不敢抬一下，只是胆战心惊地一味干活。村干部们对管人有特殊的癖好，已经不满足于奴役那些老实巴交的农民了，想把手伸到这些“洋劳改”身上。有一次，几个村干部跑到农场来找农场管教干部谈话，说这些“洋劳改”活得实在太滋润了，干活时慢条斯理的，完全是在消极怠工嘛。现在他们的水利工地缺人手，如果能把“洋劳改”们交给他们这些村干部“管教”，保证会让犯人俯首帖耳、拼命干活。可农场有政策，管教干部当场拒绝了村干部的无理要求。村干部们白费了半天口舌，只得恨恨地走了。
在大跃进时期，我国部分“先进”的农村实行一种只有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和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才能与之媲美的伟大措施：“聚家并屯”，这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大捷径。由于官方蓄意把这一段历史从人们的记忆中抹掉，因此今天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对“聚家并屯”这个词已经感到非常陌生了，甚至闻所未闻。那么，什么叫“聚家并屯”呢？就是实行所谓的“军事共产主义”，以一个县为一个团，一个公社为一个营，一个村庄为一个连，拆散家庭，把人口按男棒劳力、女棒劳力、少年劳力、老弱病残等几个特征分开，分别住在不同的“连队”（村庄）里，分配以不同的劳动定额、不同的粮食定量。不到规定的时间，亲人们互相不允许见面。我父亲他们到农村演出时，当地的“聚家并屯”已经实行了一段时间，所以看演出时，台下男人一片、女人一片、老人一片、儿童一片，基干民兵持枪在各个片中间来回巡视，以防止亲人见面后互相交谈。
“聚家并屯”实行后，农民被迫从世代居住的村庄和住房中搬出重新洗牌，居住地发生了大迁徙，原来的自然村落变成了“男人村”、“女人村”和“老弱病残村”。由于老弱病残不进行“重”体力劳动，因此食物定量也少。实际上，以正常的标准来衡量，“大跃进”期间老年人从事的劳动也是很重的，因此很多老年人在饥饿和劳累中悲惨地死去，死时连亲人的面都见不到。
一九五八年底，我父亲所在劳改营的犯人从杞县集体转移到河南焦作的新河农场，当时场部位于焦作市南郊。他们的豫剧团也就经常到附近的大炼钢铁工地演出。第一次演出时，我父亲来到一个位于山坡上的工地，顿时被一幅壮观景象惊得目瞪口呆：一望无际的土高炉，一望无际的、像万国旗一样的花花绿绿的帐篷（【注】这些帐篷是用很多人家的被单缝成的，五颜六色，因而看上去像万国旗），一望无际的新坟头。等到走近一些，我父亲看到每座坟头前都插着一个木牌，上面用墨汁写着死者的名字和生卒年份。那些木牌都还很新，连树干自身的白色都没有褪去。上面无一例外地写着：×××，一九××～一九五八。
和我父亲住上下铺的前宜阳县张县长是个有良心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张县长跟我父亲关系很好，二人之间无话不谈。他在目睹了这些令人发指的场面后，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放声大哭了一场。一天夜里，被残酷现实折磨得夜不能寐的张县长偷偷叫醒我父亲，小声对他说：“我干了半辈子革命，跟小日本斗、跟老蒋斗、跟地主老财斗，为的就是让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当年我枪里来雨里去，老百姓为支援和掩护我们做了很大牺牲……谁反对共产主义，我会马上砸烂他的脑壳，可是难道……共产主义竟然要用这种方法来实现吗？”张县长的这番话把我父亲吓得面如土色，因为同屋的犯人中间，前某地委组织部陈部长是“左派”，经常向组织上汇报其他犯人们的言行，如果被他听到，那张县长算是彻底完了。于是，我父亲捂了捂嘴，又指了指尚在睡梦中的陈部长，示意张县长千万别再往下说了。
一九五八年，我母亲居住的滑县也开始“大跃进”，村干部先夸口说要“十五年超英赶美”，后来又说“七年超英赶美”。现在五十年过去了，超英赶美仍旧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却也无人对此负什么责。村子里竖起了土高炉，但滑县不出铁矿石，就把农民家里的铁锅、铁勺、甚至农具拿去当原料炼钢，没有燃料就砍树。炼钢并非什么人、什么条件都可以炼的，好好的铁锅铁勺，炼出来却是充满杂质的废物。不是没人知道这是胡搞，也不是没人知道这样胡搞是会受老天爷惩罚的，但就是没人敢说——反对总路线，谁担得起这个罪名？
土高炉没有安全设施、没有必要的技术保障，因而事故频繁发生。很多人就这么死了，死在溅出的铁水里面，死在倒塌的高炉下面，死在过度的劳累之中。因此，河南民间将“大跃进”称呼为“大要劲”，来形容当时的过度劳累。有一段时间我的外公也被强制去大炼钢铁，后来我小的时候，外公跟我讲起那段经历时总是摇着头叹息说：“大要劲哪，累死多少人！”
后来又搞公共食堂，每家每户不许生火做饭。无所不至的村干部只要一看到哪家有炊烟，就立刻带人去搜查，没收农民私藏的粮食和家什。等到劳力们都上工后，村干部和民兵手持一头削尖的铁棍，挨家挨户打开大门，一进屋就用铁棍在地上戳来戳去，以防止农民偷埋粮食。但凡有可能埋粮食的地方都要掘地三尺，一旦发现有偷埋粮食的，不但全部没收，而且要挨打、“没牛槽”（【注】“没牛槽”是豫北方言，意即不许吃饭）。农民下工以后，看到满屋的狼籍，只有忍气吞声，自己把地平上。这种敲骨吸髓般的剥夺，彻底断绝了农民的储备。其实，中国大多数农民都有储备粮食备荒的习惯，而大跃进期间，剥夺了农民储备粮食的自由，又吹牛皮粮食丰收，上上下下鼓励消费，结果等发现粮食没了就束手无策。后来三年“自然灾害”时，那么多农民死于饥饿，与此有相当大的关系。
不久又开始“放卫星”了，胡吹一亩地可产粮几千斤，后来吹到几万斤。当时农村的墙壁上到处写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之类的标语。农民都是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心里自然不信。然而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谁不小心说出自己的怀疑，马上就会招徕横祸挨打。有个别稍微正直一些的村干部，在报产量时报的低，马上就被打成“右倾分子”，强加上“瞒产私分”的罪名，很快就鸦雀无声了。就这样，全国上下到处充斥假话、大话、空话，整天自欺欺人。
村子里的公共食堂在刚刚开办时，生活倒真是不错。那时的村干部天天教育农民说：“毛主席说了，现在的问题不是粮食不够吃，而是怎么吃，这么多的粮食一定要想办法吃完，一天三顿吃不完就吃五顿。”于是，有一段时间号召“敞开肚皮吃饭”，公共食堂天天都可以吃面条馒头，玉米、高粱都拿去喂猪喂牲口，浪费极其严重。河南农民多数都很贫穷，就连我外公这样的小地主，解放前都不敢顿顿吃干饭和细粮。如今，见到公共食堂天天不限量地吃白面，好多农民都是一边吃一边松裤带，就这么寅吃卯粮。上级来参观检查时，村干部就让人把粮仓里面堆上土，外面洒上粮食，造成粮仓充盈的假象。
一九五八年冬天，我外公又被抽去“大修水利”。不知为什么，硬要在好端端的平原上紧挨着挖两条人工河。滑县位于黄河故道，挖地没多深就是沙土，一旦有大风，就卷起漫天的风沙威胁庄稼；河道不偏不斜，正好穿过村子东头，为此拆掉了好多房子。外公他们挖河时，村干部拿着大棒站在旁边监视，稍有懈怠就棒打脚踢。那时的口号是“宁叫人死了，不叫红旗倒”，挖河的农民每天要工作十五、六个小时，经常有人在解手时就蹲着睡着了。碰到雨雪天气也不能停工，挖河的人就泡在在齐腰深的泥汤冰水中，晚上回到家时全身上下都结了冰，如同古代武士的盔甲一般。由于劳动强度太高，外公累得脱肛，经常鲜血淋漓。我小时候在滑县老家农村住过两年，经常到那两条河边玩。其中一条河非常宽，低于地面，河床里全是沙土，从来没有见过一滴水；另一条河则高于地面，河床里长满了青草，偶尔有上游的水库放一点水，形成一个个水洼，我们小孩子就在里面放羊、放牛。那条河边一个挨一个全是无碑的坟头，据村里老年人讲，那是“大跃进”时期挖河时累死的棒劳力。一、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一九五八年，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是特别荒唐的一年，这一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毛泽东曾在.八大预备会议上讲过这么一段名言：“……历来自诩的地大、物博、人多，你有那么多的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象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这种希望中国迅速摆脱贫困落后局面的出发点本无可厚非，但是在一个刚刚进行过“反右”运动、全国搞成“一言堂”的国家里，这种激情却变成了一种拔苗助长、得不偿失的时代悲剧。
土改之后农民分得了土地，原本以为可以过上“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了，很是高兴了一阵子。然而好景不长，很快上面又强制农民加入合作社，从初级社到高级社，规模越搞越大。到了大跃进期间，毛泽东照搬了苏联斯大林集体农庄的做法，又搞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实际上，大多数中国农民并不喜欢这种“一大二公”的体制。我父亲就亲耳听到很多农民抱怨说：好容易土改分到了田地，屁股都还没焐热就要收走了。因此在“入社”过程中，和苏联“集体化”时期一样，农民大量宰杀牲畜，造成了一次生产力的大破坏。此外，在人民公社化大刮“共产风”时，农民的自留地等生产资料全部被没收了，断掉了农民最后的依靠。不仅是生产资料，连家具、被褥等生活用品也被“共产”了，口号是“一碗一筷归个人，一草一木归集体”。剥夺自由，剥夺财产，剥夺一切，这就是中国随后发生那场骇人听闻的人间惨剧的真实根源。
大跃进初期，我父亲所在的劳改农场还搞过一阵子跟风跃进。由于劳动任务异常繁重，导致我父亲在劳动中肩胛骨被压断，左腿膝关节以下神经麻痹。我小的时候，看到父亲肩膀一高一低，心里好奇问怎么回事，父亲就回答说小时候挑水压的。后来大了才知道，那是“大跃进”和劳改营给我父亲留下的终生纪念。当时农场没有医生，只有一名由刑事劳改犯人充当的不脱产的卫生员。我父亲受伤以后，不但没有得到治疗，反而因不劳动而被减去一半伙食。一面是伤痛，一面是饥饿，使得父亲产生了逃跑的念头。于是我父亲在伤势好转一些以后与一位难友、原开封市建设局干部曹××二人密谋后逃回开封，当天就被抓回劳改营。为表示惩戒，劳改营采取了特别措施：白天上工时有武装看守，晚上睡觉时就给二人戴上手铐，这样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
到了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刑事劳改犯转移完毕，我父亲服刑的农场已经是清一色在政治上受到过打击的“洋劳改”，管教干部也换了。因此，即便有那么几个积极分子上窜下跳，但曲高和寡，政治气氛仍然不浓。再加上新来的管教干部比较开明，也就不再跟风跃进。于是，这些“洋劳改”们以旁观者的身份经常走出农场，比较从容地观察、亲历了“大跃进”当中许多令人终生难忘的场面。
一九五八年冬天，我父亲和前宜阳县长张×（【注】张×在农场中和父亲睡上下铺，父亲记忆中他是洛阳地区宜阳县原县长，老共产党员，当地游击队领导人之一，因主张实行“党内民主”而遭殃）一起到农场附近“大修水利”的工地上慰问演出，唱进步戏。当时他们看到在凛冽的寒风中，一面面红旗迎风飘扬，农民们全都光着膀子干活，甚至连妇女竟然也光着膀子。见到我父亲他们几个目瞪口呆的样子，得意洋洋的村干部介绍说：这样做是为了“突出干劲”，妇女脱光膀子则可以证明“妇女能顶半边天”。赤裸着上身的妇女和赤裸着上身男人一同挖土石方，穿着棉袄大衣的村干部则站在堤顶，时不时举起右臂鼓劲高呼：“超英赶美！”赤裸着上身的妇女也放下挑子，振臂高呼“超英赶美！”村干部又呼：“干！”农妇也呼：“干！”……雪白的奶子随着举起的手臂晃动着。我父亲实在看不下去了，拉着张县长的胳膊小声说：“快走吧！”这时，他才发现张县长眼中竟闪烁着泪花，脸上流露出一种极度痛苦和迷惘的神色。到了晚上，父亲他们开始唱“进步戏”。农民白天劳累十五、六个小时，到了晚上早就又饿又累、东倒西歪了，可还是必须得去看戏。我父亲坐在台上，看到民兵手持带着刺刀的步枪和红缨枪站在道路两旁，农民则在中间跌跌撞撞、无声无息地走着，那场面就和押送俘虏一个样。
那时还到处宣传毛泽东所提倡的所谓丰产经验——深翻土地。我父亲在农场附近看到当地农民深翻土地时，竟然深翻到一米多深。当然，这并不算最夸张的，后来我看到有资料说当时某些地方“深翻土地”可以达到一丈多深，完全可以盖楼房了。河南大部地区都位于黄河冲击扇上，表层土深翻这么多，翻上来的全部是沙子，人为地加剧了当地的沙荒。而且，翻这么深的土地，种子种下后很难成活，第二年地里一片荒芜。除了“深翻土地”，上面还提倡“密植”，种子撒播密度超过正常情况下的好几倍，甚至十几倍。开春后，作物为了争夺空气和阳光，一个劲向上疯长，却弱不禁风，遇到刮风下雨就大片倒伏造成绝收。农业本身就有很多靠天吃饭的因素，即便是精耕细作还免不了遇到歉收，而如此胡乱折腾，岂能不闹饥荒？
农村大修水利时，我父亲随农场的豫剧团到附近工地演出。大跃进期间河南农村普遍搞“插红旗”、“拔白旗”。所谓“拔白旗”，就是批斗那些干活比较慢的人，人们往往利用这个机会泄私愤或者欺负弱者。我父亲在那里看到：每次只要一到休息时间，农民们都要在村干部的组织下搞“拔白旗”。拔出来以后，村干部就吩咐一声：“甩他！” （【注】“甩他”是豫东方言，意即“打他”）于是，大家围成一圈，先对这个不幸的人用拳头推推搡搡，推倒后再用脚使劲跺。为了不至于惹怒村干部被当作下一个“白旗”，人人都争先恐后地使出吃奶的力气打人以显示自己“积极”。那些被打的农民，趴在地上哭爹喊娘，哀号连连。就如同击鼓传花游戏一样，每一次休息都必须从十几个人里找出一个不幸者进行殴打。
尽管赫鲁晓夫嘲笑毛泽东的“大跃进”，中苏关系出现了龃龉，但五十年代“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惯性还存在。所以那时河南农村还流行佩戴肩章，村干部纷纷在自己穿的中式对襟棉袄上也缝上了肩章，有的竟然还斜披着类似现在商场促销员戴的绶带，看上去不伦不类。我父亲曾经见过几个村干部手持大棒，穿着戴肩章的黑棉袄，厉声呵斥几个蹲在地上挖野菜的农妇。那几个农妇连头都不敢抬一下，只是胆战心惊地一味干活。村干部们对管人有特殊的癖好，已经不满足于奴役那些老实巴交的农民了，想把手伸到这些“洋劳改”身上。有一次，几个村干部跑到农场来找农场管教干部谈话，说这些“洋劳改”活得实在太滋润了，干活时慢条斯理的，完全是在消极怠工嘛。现在他们的水利工地缺人手，如果能把“洋劳改”们交给他们这些村干部“管教”，保证会让犯人俯首帖耳、拼命干活。可农场有政策，管教干部当场拒绝了村干部的无理要求。村干部们白费了半天口舌，只得恨恨地走了。
在大跃进时期，我国部分“先进”的农村实行一种只有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和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才能与之媲美的伟大措施：“聚家并屯”，这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大捷径。由于官方蓄意把这一段历史从人们的记忆中抹掉，因此今天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对“聚家并屯”这个词已经感到非常陌生了，甚至闻所未闻。那么，什么叫“聚家并屯”呢？就是实行所谓的“军事共产主义”，以一个县为一个团，一个公社为一个营，一个村庄为一个连，拆散家庭，把人口按男棒劳力、女棒劳力、少年劳力、老弱病残等几个特征分开，分别住在不同的“连队”（村庄）里，分配以不同的劳动定额、不同的粮食定量。不到规定的时间，亲人们互相不允许见面。我父亲他们到农村演出时，当地的“聚家并屯”已经实行了一段时间，所以看演出时，台下男人一片、女人一片、老人一片、儿童一片，基干民兵持枪在各个片中间来回巡视，以防止亲人见面后互相交谈。
“聚家并屯”实行后，农民被迫从世代居住的村庄和住房中搬出重新洗牌，居住地发生了大迁徙，原来的自然村落变成了“男人村”、“女人村”和“老弱病残村”。由于老弱病残不进行“重”体力劳动，因此食物定量也少。实际上，以正常的标准来衡量，“大跃进”期间老年人从事的劳动也是很重的，因此很多老年人在饥饿和劳累中悲惨地死去，死时连亲人的面都见不到。
一九五八年底，我父亲所在劳改营的犯人从杞县集体转移到河南焦作的新河农场，当时场部位于焦作市南郊。他们的豫剧团也就经常到附近的大炼钢铁工地演出。第一次演出时，我父亲来到一个位于山坡上的工地，顿时被一幅壮观景象惊得目瞪口呆：一望无际的土高炉，一望无际的、像万国旗一样的花花绿绿的帐篷（【注】这些帐篷是用很多人家的被单缝成的，五颜六色，因而看上去像万国旗），一望无际的新坟头。等到走近一些，我父亲看到每座坟头前都插着一个木牌，上面用墨汁写着死者的名字和生卒年份。那些木牌都还很新，连树干自身的白色都没有褪去。上面无一例外地写着：×××，一九××～一九五八。
和我父亲住上下铺的前宜阳县张县长是个有良心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张县长跟我父亲关系很好，二人之间无话不谈。他在目睹了这些令人发指的场面后，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放声大哭了一场。一天夜里，被残酷现实折磨得夜不能寐的张县长偷偷叫醒我父亲，小声对他说：“我干了半辈子革命，跟小日本斗、跟老蒋斗、跟地主老财斗，为的就是让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当年我枪里来雨里去，老百姓为支援和掩护我们做了很大牺牲……谁反对共产主义，我会马上砸烂他的脑壳，可是难道……共产主义竟然要用这种方法来实现吗？”张县长的这番话把我父亲吓得面如土色，因为同屋的犯人中间，前某地委组织部陈部长是“左派”，经常向组织上汇报其他犯人们的言行，如果被他听到，那张县长算是彻底完了。于是，我父亲捂了捂嘴，又指了指尚在睡梦中的陈部长，示意张县长千万别再往下说了。
一九五八年，我母亲居住的滑县也开始“大跃进”，村干部先夸口说要“十五年超英赶美”，后来又说“七年超英赶美”。现在五十年过去了，超英赶美仍旧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却也无人对此负什么责。村子里竖起了土高炉，但滑县不出铁矿石，就把农民家里的铁锅、铁勺、甚至农具拿去当原料炼钢，没有燃料就砍树。炼钢并非什么人、什么条件都可以炼的，好好的铁锅铁勺，炼出来却是充满杂质的废物。不是没人知道这是胡搞，也不是没人知道这样胡搞是会受老天爷惩罚的，但就是没人敢说——反对总路线，谁担得起这个罪名？
土高炉没有安全设施、没有必要的技术保障，因而事故频繁发生。很多人就这么死了，死在溅出的铁水里面，死在倒塌的高炉下面，死在过度的劳累之中。因此，河南民间将“大跃进”称呼为“大要劲”，来形容当时的过度劳累。有一段时间我的外公也被强制去大炼钢铁，后来我小的时候，外公跟我讲起那段经历时总是摇着头叹息说：“大要劲哪，累死多少人！”
后来又搞公共食堂，每家每户不许生火做饭。无所不至的村干部只要一看到哪家有炊烟，就立刻带人去搜查，没收农民私藏的粮食和家什。等到劳力们都上工后，村干部和民兵手持一头削尖的铁棍，挨家挨户打开大门，一进屋就用铁棍在地上戳来戳去，以防止农民偷埋粮食。但凡有可能埋粮食的地方都要掘地三尺，一旦发现有偷埋粮食的，不但全部没收，而且要挨打、“没牛槽”（【注】“没牛槽”是豫北方言，意即不许吃饭）。农民下工以后，看到满屋的狼籍，只有忍气吞声，自己把地平上。这种敲骨吸髓般的剥夺，彻底断绝了农民的储备。其实，中国大多数农民都有储备粮食备荒的习惯，而大跃进期间，剥夺了农民储备粮食的自由，又吹牛皮粮食丰收，上上下下鼓励消费，结果等发现粮食没了就束手无策。后来三年“自然灾害”时，那么多农民死于饥饿，与此有相当大的关系。
不久又开始“放卫星”了，胡吹一亩地可产粮几千斤，后来吹到几万斤。当时农村的墙壁上到处写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之类的标语。农民都是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心里自然不信。然而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谁不小心说出自己的怀疑，马上就会招徕横祸挨打。有个别稍微正直一些的村干部，在报产量时报的低，马上就被打成“右倾分子”，强加上“瞒产私分”的罪名，很快就鸦雀无声了。就这样，全国上下到处充斥假话、大话、空话，整天自欺欺人。
村子里的公共食堂在刚刚开办时，生活倒真是不错。那时的村干部天天教育农民说：“毛主席说了，现在的问题不是粮食不够吃，而是怎么吃，这么多的粮食一定要想办法吃完，一天三顿吃不完就吃五顿。”于是，有一段时间号召“敞开肚皮吃饭”，公共食堂天天都可以吃面条馒头，玉米、高粱都拿去喂猪喂牲口，浪费极其严重。河南农民多数都很贫穷，就连我外公这样的小地主，解放前都不敢顿顿吃干饭和细粮。如今，见到公共食堂天天不限量地吃白面，好多农民都是一边吃一边松裤带，就这么寅吃卯粮。上级来参观检查时，村干部就让人把粮仓里面堆上土，外面洒上粮食，造成粮仓充盈的假象。
一九五八年冬天，我外公又被抽去“大修水利”。不知为什么，硬要在好端端的平原上紧挨着挖两条人工河。滑县位于黄河故道，挖地没多深就是沙土，一旦有大风，就卷起漫天的风沙威胁庄稼；河道不偏不斜，正好穿过村子东头，为此拆掉了好多房子。外公他们挖河时，村干部拿着大棒站在旁边监视，稍有懈怠就棒打脚踢。那时的口号是“宁叫人死了，不叫红旗倒”，挖河的农民每天要工作十五、六个小时，经常有人在解手时就蹲着睡着了。碰到雨雪天气也不能停工，挖河的人就泡在在齐腰深的泥汤冰水中，晚上回到家时全身上下都结了冰，如同古代武士的盔甲一般。由于劳动强度太高，外公累得脱肛，经常鲜血淋漓。我小时候在滑县老家农村住过两年，经常到那两条河边玩。其中一条河非常宽，低于地面，河床里全是沙土，从来没有见过一滴水；另一条河则高于地面，河床里长满了青草，偶尔有上游的水库放一点水，形成一个个水洼，我们小孩子就在里面放羊、放牛。那条河边一个挨一个全是无碑的坟头，据村里老年人讲，那是“大跃进”时期挖河时累死的棒劳力。
一九五八年，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是特别荒唐的一年，这一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毛泽东曾在.八大预备会议上讲过这么一段名言：“……历来自诩的地大、物博、人多，你有那么多的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象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这种希望中国迅速摆脱贫困落后局面的出发点本无可厚非，但是在一个刚刚进行过“反右”运动、全国搞成“一言堂”的国家里，这种激情却变成了一种拔苗助长、得不偿失的时代悲剧。
土改之后农民分得了土地，原本以为可以过上“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了，很是高兴了一阵子。然而好景不长，很快上面又强制农民加入合作社，从初级社到高级社，规模越搞越大。到了大跃进期间，毛泽东照搬了苏联斯大林集体农庄的做法，又搞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实际上，大多数中国农民并不喜欢这种“一大二公”的体制。我父亲就亲耳听到很多农民抱怨说：好容易土改分到了田地，屁股都还没焐热就要收走了。因此在“入社”过程中，和苏联“集体化”时期一样，农民大量宰杀牲畜，造成了一次生产力的大破坏。此外，在人民公社化大刮“共产风”时，农民的自留地等生产资料全部被没收了，断掉了农民最后的依靠。不仅是生产资料，连家具、被褥等生活用品也被“共产”了，口号是“一碗一筷归个人，一草一木归集体”。剥夺自由，剥夺财产，剥夺一切，这就是中国随后发生那场骇人听闻的人间惨剧的真实根源。
大跃进初期，我父亲所在的劳改农场还搞过一阵子跟风跃进。由于劳动任务异常繁重，导致我父亲在劳动中肩胛骨被压断，左腿膝关节以下神经麻痹。我小的时候，看到父亲肩膀一高一低，心里好奇问怎么回事，父亲就回答说小时候挑水压的。后来大了才知道，那是“大跃进”和劳改营给我父亲留下的终生纪念。当时农场没有医生，只有一名由刑事劳改犯人充当的不脱产的卫生员。我父亲受伤以后，不但没有得到治疗，反而因不劳动而被减去一半伙食。一面是伤痛，一面是饥饿，使得父亲产生了逃跑的念头。于是我父亲在伤势好转一些以后与一位难友、原开封市建设局干部曹××二人密谋后逃回开封，当天就被抓回劳改营。为表示惩戒，劳改营采取了特别措施：白天上工时有武装看守，晚上睡觉时就给二人戴上手铐，这样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
到了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刑事劳改犯转移完毕，我父亲服刑的农场已经是清一色在政治上受到过打击的“洋劳改”，管教干部也换了。因此，即便有那么几个积极分子上窜下跳，但曲高和寡，政治气氛仍然不浓。再加上新来的管教干部比较开明，也就不再跟风跃进。于是，这些“洋劳改”们以旁观者的身份经常走出农场，比较从容地观察、亲历了“大跃进”当中许多令人终生难忘的场面。
一九五八年冬天，我父亲和前宜阳县长张×（【注】张×在农场中和父亲睡上下铺，父亲记忆中他是洛阳地区宜阳县原县长，老共产党员，当地游击队领导人之一，因主张实行“党内民主”而遭殃）一起到农场附近“大修水利”的工地上慰问演出，唱进步戏。当时他们看到在凛冽的寒风中，一面面红旗迎风飘扬，农民们全都光着膀子干活，甚至连妇女竟然也光着膀子。见到我父亲他们几个目瞪口呆的样子，得意洋洋的村干部介绍说：这样做是为了“突出干劲”，妇女脱光膀子则可以证明“妇女能顶半边天”。赤裸着上身的妇女和赤裸着上身男人一同挖土石方，穿着棉袄大衣的村干部则站在堤顶，时不时举起右臂鼓劲高呼：“超英赶美！”赤裸着上身的妇女也放下挑子，振臂高呼“超英赶美！”村干部又呼：“干！”农妇也呼：“干！”……雪白的奶子随着举起的手臂晃动着。我父亲实在看不下去了，拉着张县长的胳膊小声说：“快走吧！”这时，他才发现张县长眼中竟闪烁着泪花，脸上流露出一种极度痛苦和迷惘的神色。到了晚上，父亲他们开始唱“进步戏”。农民白天劳累十五、六个小时，到了晚上早就又饿又累、东倒西歪了，可还是必须得去看戏。我父亲坐在台上，看到民兵手持带着刺刀的步枪和红缨枪站在道路两旁，农民则在中间跌跌撞撞、无声无息地走着，那场面就和押送俘虏一个样。
那时还到处宣传毛泽东所提倡的所谓丰产经验——深翻土地。我父亲在农场附近看到当地农民深翻土地时，竟然深翻到一米多深。当然，这并不算最夸张的，后来我看到有资料说当时某些地方“深翻土地”可以达到一丈多深，完全可以盖楼房了。河南大部地区都位于黄河冲击扇上，表层土深翻这么多，翻上来的全部是沙子，人为地加剧了当地的沙荒。而且，翻这么深的土地，种子种下后很难成活，第二年地里一片荒芜。除了“深翻土地”，上面还提倡“密植”，种子撒播密度超过正常情况下的好几倍，甚至十几倍。开春后，作物为了争夺空气和阳光，一个劲向上疯长，却弱不禁风，遇到刮风下雨就大片倒伏造成绝收。农业本身就有很多靠天吃饭的因素，即便是精耕细作还免不了遇到歉收，而如此胡乱折腾，岂能不闹饥荒？
农村大修水利时，我父亲随农场的豫剧团到附近工地演出。大跃进期间河南农村普遍搞“插红旗”、“拔白旗”。所谓“拔白旗”，就是批斗那些干活比较慢的人，人们往往利用这个机会泄私愤或者欺负弱者。我父亲在那里看到：每次只要一到休息时间，农民们都要在村干部的组织下搞“拔白旗”。拔出来以后，村干部就吩咐一声：“甩他！” （【注】“甩他”是豫东方言，意即“打他”）于是，大家围成一圈，先对这个不幸的人用拳头推推搡搡，推倒后再用脚使劲跺。为了不至于惹怒村干部被当作下一个“白旗”，人人都争先恐后地使出吃奶的力气打人以显示自己“积极”。那些被打的农民，趴在地上哭爹喊娘，哀号连连。就如同击鼓传花游戏一样，每一次休息都必须从十几个人里找出一个不幸者进行殴打。
尽管赫鲁晓夫嘲笑毛泽东的“大跃进”，中苏关系出现了龃龉，但五十年代“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惯性还存在。所以那时河南农村还流行佩戴肩章，村干部纷纷在自己穿的中式对襟棉袄上也缝上了肩章，有的竟然还斜披着类似现在商场促销员戴的绶带，看上去不伦不类。我父亲曾经见过几个村干部手持大棒，穿着戴肩章的黑棉袄，厉声呵斥几个蹲在地上挖野菜的农妇。那几个农妇连头都不敢抬一下，只是胆战心惊地一味干活。村干部们对管人有特殊的癖好，已经不满足于奴役那些老实巴交的农民了，想把手伸到这些“洋劳改”身上。有一次，几个村干部跑到农场来找农场管教干部谈话，说这些“洋劳改”活得实在太滋润了，干活时慢条斯理的，完全是在消极怠工嘛。现在他们的水利工地缺人手，如果能把“洋劳改”们交给他们这些村干部“管教”，保证会让犯人俯首帖耳、拼命干活。可农场有政策，管教干部当场拒绝了村干部的无理要求。村干部们白费了半天口舌，只得恨恨地走了。
在大跃进时期，我国部分“先进”的农村实行一种只有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和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才能与之媲美的伟大措施：“聚家并屯”，这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大捷径。由于官方蓄意把这一段历史从人们的记忆中抹掉，因此今天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对“聚家并屯”这个词已经感到非常陌生了，甚至闻所未闻。那么，什么叫“聚家并屯”呢？就是实行所谓的“军事共产主义”，以一个县为一个团，一个公社为一个营，一个村庄为一个连，拆散家庭，把人口按男棒劳力、女棒劳力、少年劳力、老弱病残等几个特征分开，分别住在不同的“连队”（村庄）里，分配以不同的劳动定额、不同的粮食定量。不到规定的时间，亲人们互相不允许见面。我父亲他们到农村演出时，当地的“聚家并屯”已经实行了一段时间，所以看演出时，台下男人一片、女人一片、老人一片、儿童一片，基干民兵持枪在各个片中间来回巡视，以防止亲人见面后互相交谈。
“聚家并屯”实行后，农民被迫从世代居住的村庄和住房中搬出重新洗牌，居住地发生了大迁徙，原来的自然村落变成了“男人村”、“女人村”和“老弱病残村”。由于老弱病残不进行“重”体力劳动，因此食物定量也少。实际上，以正常的标准来衡量，“大跃进”期间老年人从事的劳动也是很重的，因此很多老年人在饥饿和劳累中悲惨地死去，死时连亲人的面都见不到。
一九五八年底，我父亲所在劳改营的犯人从杞县集体转移到河南焦作的新河农场，当时场部位于焦作市南郊。他们的豫剧团也就经常到附近的大炼钢铁工地演出。第一次演出时，我父亲来到一个位于山坡上的工地，顿时被一幅壮观景象惊得目瞪口呆：一望无际的土高炉，一望无际的、像万国旗一样的花花绿绿的帐篷（【注】这些帐篷是用很多人家的被单缝成的，五颜六色，因而看上去像万国旗），一望无际的新坟头。等到走近一些，我父亲看到每座坟头前都插着一个木牌，上面用墨汁写着死者的名字和生卒年份。那些木牌都还很新，连树干自身的白色都没有褪去。上面无一例外地写着：×××，一九××～一九五八。
和我父亲住上下铺的前宜阳县张县长是个有良心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张县长跟我父亲关系很好，二人之间无话不谈。他在目睹了这些令人发指的场面后，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放声大哭了一场。一天夜里，被残酷现实折磨得夜不能寐的张县长偷偷叫醒我父亲，小声对他说：“我干了半辈子革命，跟小日本斗、跟老蒋斗、跟地主老财斗，为的就是让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当年我枪里来雨里去，老百姓为支援和掩护我们做了很大牺牲……谁反对共产主义，我会马上砸烂他的脑壳，可是难道……共产主义竟然要用这种方法来实现吗？”张县长的这番话把我父亲吓得面如土色，因为同屋的犯人中间，前某地委组织部陈部长是“左派”，经常向组织上汇报其他犯人们的言行，如果被他听到，那张县长算是彻底完了。于是，我父亲捂了捂嘴，又指了指尚在睡梦中的陈部长，示意张县长千万别再往下说了。
一九五八年，我母亲居住的滑县也开始“大跃进”，村干部先夸口说要“十五年超英赶美”，后来又说“七年超英赶美”。现在五十年过去了，超英赶美仍旧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却也无人对此负什么责。村子里竖起了土高炉，但滑县不出铁矿石，就把农民家里的铁锅、铁勺、甚至农具拿去当原料炼钢，没有燃料就砍树。炼钢并非什么人、什么条件都可以炼的，好好的铁锅铁勺，炼出来却是充满杂质的废物。不是没人知道这是胡搞，也不是没人知道这样胡搞是会受老天爷惩罚的，但就是没人敢说——反对总路线，谁担得起这个罪名？
土高炉没有安全设施、没有必要的技术保障，因而事故频繁发生。很多人就这么死了，死在溅出的铁水里面，死在倒塌的高炉下面，死在过度的劳累之中。因此，河南民间将“大跃进”称呼为“大要劲”，来形容当时的过度劳累。有一段时间我的外公也被强制去大炼钢铁，后来我小的时候，外公跟我讲起那段经历时总是摇着头叹息说：“大要劲哪，累死多少人！”
后来又搞公共食堂，每家每户不许生火做饭。无所不至的村干部只要一看到哪家有炊烟，就立刻带人去搜查，没收农民私藏的粮食和家什。等到劳力们都上工后，村干部和民兵手持一头削尖的铁棍，挨家挨户打开大门，一进屋就用铁棍在地上戳来戳去，以防止农民偷埋粮食。但凡有可能埋粮食的地方都要掘地三尺，一旦发现有偷埋粮食的，不但全部没收，而且要挨打、“没牛槽”（【注】“没牛槽”是豫北方言，意即不许吃饭）。农民下工以后，看到满屋的狼籍，只有忍气吞声，自己把地平上。这种敲骨吸髓般的剥夺，彻底断绝了农民的储备。其实，中国大多数农民都有储备粮食备荒的习惯，而大跃进期间，剥夺了农民储备粮食的自由，又吹牛皮粮食丰收，上上下下鼓励消费，结果等发现粮食没了就束手无策。后来三年“自然灾害”时，那么多农民死于饥饿，与此有相当大的关系。
不久又开始“放卫星”了，胡吹一亩地可产粮几千斤，后来吹到几万斤。当时农村的墙壁上到处写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之类的标语。农民都是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心里自然不信。然而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谁不小心说出自己的怀疑，马上就会招徕横祸挨打。有个别稍微正直一些的村干部，在报产量时报的低，马上就被打成“右倾分子”，强加上“瞒产私分”的罪名，很快就鸦雀无声了。就这样，全国上下到处充斥假话、大话、空话，整天自欺欺人。
村子里的公共食堂在刚刚开办时，生活倒真是不错。那时的村干部天天教育农民说：“毛主席说了，现在的问题不是粮食不够吃，而是怎么吃，这么多的粮食一定要想办法吃完，一天三顿吃不完就吃五顿。”于是，有一段时间号召“敞开肚皮吃饭”，公共食堂天天都可以吃面条馒头，玉米、高粱都拿去喂猪喂牲口，浪费极其严重。河南农民多数都很贫穷，就连我外公这样的小地主，解放前都不敢顿顿吃干饭和细粮。如今，见到公共食堂天天不限量地吃白面，好多农民都是一边吃一边松裤带，就这么寅吃卯粮。上级来参观检查时，村干部就让人把粮仓里面堆上土，外面洒上粮食，造成粮仓充盈的假象。
一九五八年冬天，我外公又被抽去“大修水利”。不知为什么，硬要在好端端的平原上紧挨着挖两条人工河。滑县位于黄河故道，挖地没多深就是沙土，一旦有大风，就卷起漫天的风沙威胁庄稼；河道不偏不斜，正好穿过村子东头，为此拆掉了好多房子。外公他们挖河时，村干部拿着大棒站在旁边监视，稍有懈怠就棒打脚踢。那时的口号是“宁叫人死了，不叫红旗倒”，挖河的农民每天要工作十五、六个小时，经常有人在解手时就蹲着睡着了。碰到雨雪天气也不能停工，挖河的人就泡在在齐腰深的泥汤冰水中，晚上回到家时全身上下都结了冰，如同古代武士的盔甲一般。由于劳动强度太高，外公累得脱肛，经常鲜血淋漓。我小时候在滑县老家农村住过两年，经常到那两条河边玩。其中一条河非常宽，低于地面，河床里全是沙土，从来没有见过一滴水；另一条河则高于地面，河床里长满了青草，偶尔有上游的水库放一点水，形成一个个水洼，我们小孩子就在里面放羊、放牛。那条河边一个挨一个全是无碑的坟头，据村里老年人讲，那是“大跃进”时期挖河时累死的棒劳力。一、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一九五八年，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是特别荒唐的一年，这一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毛泽东曾在.八大预备会议上讲过这么一段名言：“……历来自诩的地大、物博、人多，你有那么多的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象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这种希望中国迅速摆脱贫困落后局面的出发点本无可厚非，但是在一个刚刚进行过“反右”运动、全国搞成“一言堂”的国家里，这种激情却变成了一种拔苗助长、得不偿失的时代悲剧。
土改之后农民分得了土地，原本以为可以过上“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了，很是高兴了一阵子。然而好景不长，很快上面又强制农民加入合作社，从初级社到高级社，规模越搞越大。到了大跃进期间，毛泽东照搬了苏联斯大林集体农庄的做法，又搞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实际上，大多数中国农民并不喜欢这种“一大二公”的体制。我父亲就亲耳听到很多农民抱怨说：好容易土改分到了田地，屁股都还没焐热就要收走了。因此在“入社”过程中，和苏联“集体化”时期一样，农民大量宰杀牲畜，造成了一次生产力的大破坏。此外，在人民公社化大刮“共产风”时，农民的自留地等生产资料全部被没收了，断掉了农民最后的依靠。不仅是生产资料，连家具、被褥等生活用品也被“共产”了，口号是“一碗一筷归个人，一草一木归集体”。剥夺自由，剥夺财产，剥夺一切，这就是中国随后发生那场骇人听闻的人间惨剧的真实根源。
大跃进初期，我父亲所在的劳改农场还搞过一阵子跟风跃进。由于劳动任务异常繁重，导致我父亲在劳动中肩胛骨被压断，左腿膝关节以下神经麻痹。我小的时候，看到父亲肩膀一高一低，心里好奇问怎么回事，父亲就回答说小时候挑水压的。后来大了才知道，那是“大跃进”和劳改营给我父亲留下的终生纪念。当时农场没有医生，只有一名由刑事劳改犯人充当的不脱产的卫生员。我父亲受伤以后，不但没有得到治疗，反而因不劳动而被减去一半伙食。一面是伤痛，一面是饥饿，使得父亲产生了逃跑的念头。于是我父亲在伤势好转一些以后与一位难友、原开封市建设局干部曹××二人密谋后逃回开封，当天就被抓回劳改营。为表示惩戒，劳改营采取了特别措施：白天上工时有武装看守，晚上睡觉时就给二人戴上手铐，这样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
到了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刑事劳改犯转移完毕，我父亲服刑的农场已经是清一色在政治上受到过打击的“洋劳改”，管教干部也换了。因此，即便有那么几个积极分子上窜下跳，但曲高和寡，政治气氛仍然不浓。再加上新来的管教干部比较开明，也就不再跟风跃进。于是，这些“洋劳改”们以旁观者的身份经常走出农场，比较从容地观察、亲历了“大跃进”当中许多令人终生难忘的场面。
一九五八年冬天，我父亲和前宜阳县长张×（【注】张×在农场中和父亲睡上下铺，父亲记忆中他是洛阳地区宜阳县原县长，老共产党员，当地游击队领导人之一，因主张实行“党内民主”而遭殃）一起到农场附近“大修水利”的工地上慰问演出，唱进步戏。当时他们看到在凛冽的寒风中，一面面红旗迎风飘扬，农民们全都光着膀子干活，甚至连妇女竟然也光着膀子。见到我父亲他们几个目瞪口呆的样子，得意洋洋的村干部介绍说：这样做是为了“突出干劲”，妇女脱光膀子则可以证明“妇女能顶半边天”。赤裸着上身的妇女和赤裸着上身男人一同挖土石方，穿着棉袄大衣的村干部则站在堤顶，时不时举起右臂鼓劲高呼：“超英赶美！”赤裸着上身的妇女也放下挑子，振臂高呼“超英赶美！”村干部又呼：“干！”农妇也呼：“干！”……雪白的奶子随着举起的手臂晃动着。我父亲实在看不下去了，拉着张县长的胳膊小声说：“快走吧！”这时，他才发现张县长眼中竟闪烁着泪花，脸上流露出一种极度痛苦和迷惘的神色。到了晚上，父亲他们开始唱“进步戏”。农民白天劳累十五、六个小时，到了晚上早就又饿又累、东倒西歪了，可还是必须得去看戏。我父亲坐在台上，看到民兵手持带着刺刀的步枪和红缨枪站在道路两旁，农民则在中间跌跌撞撞、无声无息地走着，那场面就和押送俘虏一个样。
那时还到处宣传毛泽东所提倡的所谓丰产经验——深翻土地。我父亲在农场附近看到当地农民深翻土地时，竟然深翻到一米多深。当然，这并不算最夸张的，后来我看到有资料说当时某些地方“深翻土地”可以达到一丈多深，完全可以盖楼房了。河南大部地区都位于黄河冲击扇上，表层土深翻这么多，翻上来的全部是沙子，人为地加剧了当地的沙荒。而且，翻这么深的土地，种子种下后很难成活，第二年地里一片荒芜。除了“深翻土地”，上面还提倡“密植”，种子撒播密度超过正常情况下的好几倍，甚至十几倍。开春后，作物为了争夺空气和阳光，一个劲向上疯长，却弱不禁风，遇到刮风下雨就大片倒伏造成绝收。农业本身就有很多靠天吃饭的因素，即便是精耕细作还免不了遇到歉收，而如此胡乱折腾，岂能不闹饥荒？
农村大修水利时，我父亲随农场的豫剧团到附近工地演出。大跃进期间河南农村普遍搞“插红旗”、“拔白旗”。所谓“拔白旗”，就是批斗那些干活比较慢的人，人们往往利用这个机会泄私愤或者欺负弱者。我父亲在那里看到：每次只要一到休息时间，农民们都要在村干部的组织下搞“拔白旗”。拔出来以后，村干部就吩咐一声：“甩他！” （【注】“甩他”是豫东方言，意即“打他”）于是，大家围成一圈，先对这个不幸的人用拳头推推搡搡，推倒后再用脚使劲跺。为了不至于惹怒村干部被当作下一个“白旗”，人人都争先恐后地使出吃奶的力气打人以显示自己“积极”。那些被打的农民，趴在地上哭爹喊娘，哀号连连。就如同击鼓传花游戏一样，每一次休息都必须从十几个人里找出一个不幸者进行殴打。
尽管赫鲁晓夫嘲笑毛泽东的“大跃进”，中苏关系出现了龃龉，但五十年代“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惯性还存在。所以那时河南农村还流行佩戴肩章，村干部纷纷在自己穿的中式对襟棉袄上也缝上了肩章，有的竟然还斜披着类似现在商场促销员戴的绶带，看上去不伦不类。我父亲曾经见过几个村干部手持大棒，穿着戴肩章的黑棉袄，厉声呵斥几个蹲在地上挖野菜的农妇。那几个农妇连头都不敢抬一下，只是胆战心惊地一味干活。村干部们对管人有特殊的癖好，已经不满足于奴役那些老实巴交的农民了，想把手伸到这些“洋劳改”身上。有一次，几个村干部跑到农场来找农场管教干部谈话，说这些“洋劳改”活得实在太滋润了，干活时慢条斯理的，完全是在消极怠工嘛。现在他们的水利工地缺人手，如果能把“洋劳改”们交给他们这些村干部“管教”，保证会让犯人俯首帖耳、拼命干活。可农场有政策，管教干部当场拒绝了村干部的无理要求。村干部们白费了半天口舌，只得恨恨地走了。
在大跃进时期，我国部分“先进”的农村实行一种只有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和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才能与之媲美的伟大措施：“聚家并屯”，这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大捷径。由于官方蓄意把这一段历史从人们的记忆中抹掉，因此今天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对“聚家并屯”这个词已经感到非常陌生了，甚至闻所未闻。那么，什么叫“聚家并屯”呢？就是实行所谓的“军事共产主义”，以一个县为一个团，一个公社为一个营，一个村庄为一个连，拆散家庭，把人口按男棒劳力、女棒劳力、少年劳力、老弱病残等几个特征分开，分别住在不同的“连队”（村庄）里，分配以不同的劳动定额、不同的粮食定量。不到规定的时间，亲人们互相不允许见面。我父亲他们到农村演出时，当地的“聚家并屯”已经实行了一段时间，所以看演出时，台下男人一片、女人一片、老人一片、儿童一片，基干民兵持枪在各个片中间来回巡视，以防止亲人见面后互相交谈。
“聚家并屯”实行后，农民被迫从世代居住的村庄和住房中搬出重新洗牌，居住地发生了大迁徙，原来的自然村落变成了“男人村”、“女人村”和“老弱病残村”。由于老弱病残不进行“重”体力劳动，因此食物定量也少。实际上，以正常的标准来衡量，“大跃进”期间老年人从事的劳动也是很重的，因此很多老年人在饥饿和劳累中悲惨地死去，死时连亲人的面都见不到。
一九五八年底，我父亲所在劳改营的犯人从杞县集体转移到河南焦作的新河农场，当时场部位于焦作市南郊。他们的豫剧团也就经常到附近的大炼钢铁工地演出。第一次演出时，我父亲来到一个位于山坡上的工地，顿时被一幅壮观景象惊得目瞪口呆：一望无际的土高炉，一望无际的、像万国旗一样的花花绿绿的帐篷（【注】这些帐篷是用很多人家的被单缝成的，五颜六色，因而看上去像万国旗），一望无际的新坟头。等到走近一些，我父亲看到每座坟头前都插着一个木牌，上面用墨汁写着死者的名字和生卒年份。那些木牌都还很新，连树干自身的白色都没有褪去。上面无一例外地写着：×××，一九××～一九五八。
和我父亲住上下铺的前宜阳县张县长是个有良心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张县长跟我父亲关系很好，二人之间无话不谈。他在目睹了这些令人发指的场面后，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放声大哭了一场。一天夜里，被残酷现实折磨得夜不能寐的张县长偷偷叫醒我父亲，小声对他说：“我干了半辈子革命，跟小日本斗、跟老蒋斗、跟地主老财斗，为的就是让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当年我枪里来雨里去，老百姓为支援和掩护我们做了很大牺牲……谁反对共产主义，我会马上砸烂他的脑壳，可是难道……共产主义竟然要用这种方法来实现吗？”张县长的这番话把我父亲吓得面如土色，因为同屋的犯人中间，前某地委组织部陈部长是“左派”，经常向组织上汇报其他犯人们的言行，如果被他听到，那张县长算是彻底完了。于是，我父亲捂了捂嘴，又指了指尚在睡梦中的陈部长，示意张县长千万别再往下说了。
一九五八年，我母亲居住的滑县也开始“大跃进”，村干部先夸口说要“十五年超英赶美”，后来又说“七年超英赶美”。现在五十年过去了，超英赶美仍旧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却也无人对此负什么责。村子里竖起了土高炉，但滑县不出铁矿石，就把农民家里的铁锅、铁勺、甚至农具拿去当原料炼钢，没有燃料就砍树。炼钢并非什么人、什么条件都可以炼的，好好的铁锅铁勺，炼出来却是充满杂质的废物。不是没人知道这是胡搞，也不是没人知道这样胡搞是会受老天爷惩罚的，但就是没人敢说——反对总路线，谁担得起这个罪名？
土高炉没有安全设施、没有必要的技术保障，因而事故频繁发生。很多人就这么死了，死在溅出的铁水里面，死在倒塌的高炉下面，死在过度的劳累之中。因此，河南民间将“大跃进”称呼为“大要劲”，来形容当时的过度劳累。有一段时间我的外公也被强制去大炼钢铁，后来我小的时候，外公跟我讲起那段经历时总是摇着头叹息说：“大要劲哪，累死多少人！”
后来又搞公共食堂，每家每户不许生火做饭。无所不至的村干部只要一看到哪家有炊烟，就立刻带人去搜查，没收农民私藏的粮食和家什。等到劳力们都上工后，村干部和民兵手持一头削尖的铁棍，挨家挨户打开大门，一进屋就用铁棍在地上戳来戳去，以防止农民偷埋粮食。但凡有可能埋粮食的地方都要掘地三尺，一旦发现有偷埋粮食的，不但全部没收，而且要挨打、“没牛槽”（【注】“没牛槽”是豫北方言，意即不许吃饭）。农民下工以后，看到满屋的狼籍，只有忍气吞声，自己把地平上。这种敲骨吸髓般的剥夺，彻底断绝了农民的储备。其实，中国大多数农民都有储备粮食备荒的习惯，而大跃进期间，剥夺了农民储备粮食的自由，又吹牛皮粮食丰收，上上下下鼓励消费，结果等发现粮食没了就束手无策。后来三年“自然灾害”时，那么多农民死于饥饿，与此有相当大的关系。
不久又开始“放卫星”了，胡吹一亩地可产粮几千斤，后来吹到几万斤。当时农村的墙壁上到处写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之类的标语。农民都是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心里自然不信。然而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谁不小心说出自己的怀疑，马上就会招徕横祸挨打。有个别稍微正直一些的村干部，在报产量时报的低，马上就被打成“右倾分子”，强加上“瞒产私分”的罪名，很快就鸦雀无声了。就这样，全国上下到处充斥假话、大话、空话，整天自欺欺人。
村子里的公共食堂在刚刚开办时，生活倒真是不错。那时的村干部天天教育农民说：“毛主席说了，现在的问题不是粮食不够吃，而是怎么吃，这么多的粮食一定要想办法吃完，一天三顿吃不完就吃五顿。”于是，有一段时间号召“敞开肚皮吃饭”，公共食堂天天都可以吃面条馒头，玉米、高粱都拿去喂猪喂牲口，浪费极其严重。河南农民多数都很贫穷，就连我外公这样的小地主，解放前都不敢顿顿吃干饭和细粮。如今，见到公共食堂天天不限量地吃白面，好多农民都是一边吃一边松裤带，就这么寅吃卯粮。上级来参观检查时，村干部就让人把粮仓里面堆上土，外面洒上粮食，造成粮仓充盈的假象。
一九五八年冬天，我外公又被抽去“大修水利”。不知为什么，硬要在好端端的平原上紧挨着挖两条人工河。滑县位于黄河故道，挖地没多深就是沙土，一旦有大风，就卷起漫天的风沙威胁庄稼；河道不偏不斜，正好穿过村子东头，为此拆掉了好多房子。外公他们挖河时，村干部拿着大棒站在旁边监视，稍有懈怠就棒打脚踢。那时的口号是“宁叫人死了，不叫红旗倒”，挖河的农民每天要工作十五、六个小时，经常有人在解手时就蹲着睡着了。碰到雨雪天气也不能停工，挖河的人就泡在在齐腰深的泥汤冰水中，晚上回到家时全身上下都结了冰，如同古代武士的盔甲一般。由于劳动强度太高，外公累得脱肛，经常鲜血淋漓。我小时候在滑县老家农村住过两年，经常到那两条河边玩。其中一条河非常宽，低于地面，河床里全是沙土，从来没有见过一滴水；另一条河则高于地面，河床里长满了青草，偶尔有上游的水库放一点水，形成一个个水洼，我们小孩子就在里面放羊、放牛。那条河边一个挨一个全是无碑的坟头，据村里老年人讲，那是“大跃进”时期挖河时累死的棒劳力。
挖河工程最紧张时，甚至出现了连续几天几夜不许停工、不许休息的情况。连续一百多个小时不合眼谁也受不了，于是农民们就琢磨着逃亡。前面提到过的领着大姨探监的那位船姥姥，有一个儿子小名叫大臊，当年十七八岁，正是挖河的棒劳力。大臊经常连续几天几夜不许睡觉，觉得自己快要累死了，就跟船姥姥偷偷商量着要逃跑。那时没有汽车等交通工具，逃亡全靠步行；白天不能走，也不能讨饭，否则被人家当“盲流”捉住遣送回来，那后果不堪设想。好在那时公共食堂还能吃饱，大臊就每天多领一个馒头，交给船姥姥找个地方埋起来；又谎称拉肚子，每天在茅坑蹲很长时间，给村干部形成一个错觉。终于等到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大臊在干活时又谎称去拉肚子，船姥姥偷偷把干粮从土里挖出来送到大臊那里，于是大臊就逃跑了。村干部等了好长时间不见大臊回来，就派了民兵拿着枪去追赶，由于没有月光也没追上。大臊昼伏夜行走了四五天，来到了河南鹤壁市煤矿。恰好当时煤矿也在大跃进，就下井当了矿工。大臊这人运气好，逃亡算是成功了；有些逃走的人则被抓回来打得死去活来；还有一些人，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能回来，死活都不知道。
那时很多地方的农民每天要连轴转地劳动，深更半夜了还要往地里拉肥料。可是牲口已经休息了，拉肥料的汽马车就要由人来拉动。男劳力都被抽调去“大修水利”或“大炼钢铁”了，拉肥料的活就由女人来干。一般都是找一个身强力壮、有点二百五味道的女劳力驾辕，一、二十个妇女拉一辆车。当时很多妇女都还是小脚，跑不快；连我母亲这样七八岁的小孩子也不能休息，跟在那些大脚壮年妇女后面累得气喘吁吁。老弱妇孺挤作一团，一边干活一边喊着口号，现场人声鼎沸。
我曾经见过一些人写的回忆录，虽然里面承认大跃进“劳民伤财”，但总是强调人民的“热情很高”。但是，真相并不是这样，我的父母，我身边的很多亲人朋友都是“大跃进”的亲历者，他们从来没有觉得老百姓对“大跃进”真的有什么热情。其实大家想一想就明白，老百姓怎么可能对这种完全的奴隶性质的劳动产生“热情”？也许“大跃进”的最初日子里，人们被那些美好的许诺给骗了，有点热情；但很快，牛马不如的处境就让他们醒悟了，恐惧了。那时老百姓最大的愿望，不是移山填海，而是逃亡。那些鼓吹大跃进时人们“热情很高”的，要么是高高在上的官僚，被下面劳动场地的虚假热情骗了，站着说话不腰疼；要么就是昧着良心、毫无廉耻地指鹿为马、胡说八道。
后来我母亲所住的村庄也搞起了“聚家并屯”。分类甄选那一天，全村人被民兵驱赶着排成一个长队，耀武扬威的村干部站在队伍前面筛选。哪些人该进男劳力营、哪些人该进女劳力营、那些人进老弱病残营，都由他们金手一指说了算。当时我母亲只有七岁，本来应该进儿童营的，但因为个子比较高，加上出身不好被有意歧视，结果被送进少年劳力营，和十三、四岁的孩子干同样的活。筛选过后，持枪的民兵在村干部的指挥下强行拆散家庭。而农民不愿意分开，全家人紧紧抱在一起，哭声震天，又被铁面无私的民兵和村干部用大棒强行拆开。“聚家并屯”进行分类甄选时的景象，至今为止我没有见到有任何影视作品来描绘，在此我推荐大家看《欣德勒的名单》和《逃离索比堡》这两部电影，虽然反映的是纳粹集中营里的事情，但和大跃进期间的“聚家并屯”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母亲被编入“少年营”后，每天从事的都是十几岁孩子们才能从事的劳动，如搬砖、挑土等，每天要劳动十六、七个小时。那时因为挖的一条人工河正好从村子东头穿过，所以扒掉不少民房。按照规定，每个孩子每次至少搬六块大方砖。而一块大方砖足足有现在一般建筑用红砖的三、四倍大，六块方砖即便是成年人搬也会感到沉重，更不用说我母亲这样七八岁的小孩子了。白天从事繁重的劳动，晚上还经常被押送着看“进步戏”。那时外婆、外公都已被拆开弄到七八十里以外的工地干活，三个月才能回来一次；母亲就和一些十四、五岁的孩子们住在一起。其中有一个原来跟我们家邻居的女孩，叫春字，当时大约十五岁，对我母亲很好，看戏时总是领着这个七岁的小女孩。由于太疲惫，我母亲走路时都几乎要睡着了，所以“进步戏”的内容基本上没记住，朦胧中只对一句唱辞有印象：“小妹妹，送哥哥，大炼钢铁……”
甚至就连这些少年儿童，也不能逃脱“拔白旗”的厄运。我母亲成分不好，每天谨小慎微的生怕惹来横祸，干活时都是在拼命，因此倒一次也没有被人家“拔白旗”。同村的文妞兄弟（【注】“妞”是滑县方言中对男孩的腻称，对女孩的腻称则是“妮儿”），当时一个八岁，一个六岁。文妞兄弟的爹是村子里有名的窝囊废，又刚死了娘，好欺负，因此每次干活休息时都被当作“白旗”拔出来。一群小孩恶狠狠地一拥而上，对这两个没娘的小兄弟拳打脚踢。两个小孩被打倒在地上，脸上糊满了鼻涕和泥土，一边挨打，一边抱着脑袋哭喊：“我的娘啊……”虽然我母亲当时只有七岁，但在外婆的教育下已经懂得不对弱者落井下石的道理，每次碰到休息了要打两兄弟时，母亲就撒谎说自己要去解手，避开这种场面。当时人人自危，每次看到文妞兄弟挨揍我母亲就吓得直想哭，却又不敢。这两兄弟至今还健在，哪位读者要是不信那个时代对孩子也如此残酷，我可以安排实地采访。
看完“进步戏”也不能睡觉，深夜还要推磨，有时推着推着就睡着了。当时，村干部还指定了一个女人，专门监督孩子们劳动。不过这个女人心眼还不错，小孩们推磨推到半夜，早就饿得心里发慌，那女人一到这个时候，就说“去茅厕”避开一会儿。她刚一走，饥肠辘辘的孩子们就捧起那些还未完全磨碎的棉籽、麦粒和玉米粒，狼吞虎咽地往嘴里送。我母亲因为出身不好，做事情不敢出格，总是吃上两口就赶紧把嘴擦干净，免得被心眼不好的人发现而招徕横祸。
马克思曾经愤怒地谴责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雇佣童工、过度劳动的暴行，指责资本主义“自从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而大跃进时期的所谓“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比起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下以何种方式、到何地点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尚可选择，而在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旗号下，人们连选择的权力都没有，完全是奴隶性质的劳动。由于长期从事过度的劳动，我母亲七岁就得了严重的关节损伤，终生折磨着她。
如今，大跃进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对于它带来的惨痛教训，也有高层的不少人出了书，进行回忆和反思。然而，站在高层体会大跃进，和站在老百姓的角度体会大跃进，完全是不同的感觉。来自高层的反思，一般都比较抽象，用一些枯燥的统计数据来分析；而涉及发生大跃进的深层次原因，则因为政治上的顾虑而闪烁其辞，将其推卸到“国际环境”之类的大背景下，或者以“浪漫主义”做托词。我认为，中国之所以会发生大跃进这样荒诞不经的事件，其主要原因不应当从所谓的国际环境去寻找，而应当从当时执政者的政治意图中来寻找。
对比苏联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一九三○年苏联开始搞“集体化”和“工业化”以后，也曾经出现了大规模的强制性奴隶劳动，之后也遭遇了大饥荒。饥荒最严重的乌克兰，以往被称作“欧洲粮仓”，竟然有四分之一的居民饿死。可以说，中国“大跃进”期间发生的一切，是沿着斯大林主义的轨迹前进的。所不同的是，苏联的“大跃进”使得苏联在付出了几百万人死亡的惨痛代价后，工业取得了总量世界第二的成绩，支撑着苏联成为世界一流强国；而中国的大跃进，则在付出几千万人的代价后，仍然是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斯大林与毛泽东统治时间相仿，其间苏联还经历了惨烈的卫国战争，但斯大林逝世时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比斯大林刚刚接手这个国家时要强得多；而毛泽东和平地统治了几十年后，到他逝世时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尚不及五十年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是斯大林不及格的学生。
谈到执政者的政治意图，我认为在极权主义统治者眼中，为了一个主观的、宏大的目标，他们是决不会吝惜千百万人人头落地的，因为人命是他们眼中最廉价的成本。这不是因为统治者的道德败坏，而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种草菅人命的社会环境中。在这个环境下成长起来并且为了政权长期进行残酷斗争的人们，自然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式：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牺牲“人”的幸福，“人”的尊严，“人”的自由，甚至“人”的生命；越多的人甘于牺牲，胜利的把握就越大。建立政权需要牺牲，搞建设为什么就不能牺牲呢？这就是他们的逻辑。那么，这种需要不断牺牲人命的“建设”究竟还有什么意义？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一切东西。”（【注】节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9～10页），社会主义思想本身是为了“人”生活得更好、更公平、更轻松而提出的，但结果恰恰相反，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人”生活得却更差、更不平等、更沉重。这种强调人们做出“牺牲”的“社会主义”，完全是与社会主义的初衷南辕北辙。可以说，毛泽东和斯大林等人，虽然搞了一辈子社会主义，但他们根本就没有理解根植于西方人道主义、民主主义和普世思想的社会主义的精髓，而仅仅从经典著作中为社会主义定框框，并且根据自己的好恶做出取舍，弃社会主义的精髓于不顾，在类似所有制的表象上和一些经典作家的对未来人类的主观设想上吹毛求疵，追求一大二公，纯而又纯，从而沿着错误的道路越走越远。经典著作越多，框框就定得越死，方向就越偏，造成现实社会主义品种越来越退化。领袖尚且如此，普遍缺乏文化的中下层干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更加肤浅，更加公式化。脱离了社会主义一切为了“人”的本质，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产生出这样那样的惨剧和闹剧，就是不可避免的
二、大饥荒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的豫北迎来了连续两个大丰收年，风调雨顺，庄稼长势出奇的好。但是棒劳力都去“大炼钢铁”、“大修水利”了，“大办粮食”的任务就落到我母亲这个七岁的孩子和外公的父亲（【注】外公的父亲时年已经接近七十岁了）这样的老弱病残头上。可这样这些老弱病残能有什么力量呢？况且，在干部们的重压之下，还必须赶“进度”、追求所谓的“提前××天完成指标”、“收割放卫星”，于是就胡乱收割，甚至有些地块根本没收割而直接犁地，放一把火以后用土把庄稼埋起来就算完事。大量的庄稼就这么烂在地里做了肥料。而且在当时，谁都不能偷偷地把作物带回家里，因为那是盗窃集体财物，是“挖社会主义墙角”，揪出来可不得了。每天下工时村干部都守在村口，一个挨一个地搜身检查。有几个村干部特别邪恶，有时候搜身时对妇女的私处连摸带抠。查到谁偷带了食物，当即就是一顿痛殴。由于饥饿感的驱使，年幼的母亲总是在地里偷吃生的农作物，生茄子、生南瓜、生麦穗、生玉米——什么都吃过。浮夸风带来高指标、高征收，队里本来就不多的余粮甚至种子都交出去了。
试图在短短几年之内建成天堂般的共产主义，违背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注定是要受到报复的。“天堂”没有建成，地狱般的大饥荒却来临了。自从一九五九年秋后，各地的粮食就纷纷告急；而到一九六○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一场惨绝人寰的饥荒袭击了全中国。这次大饥荒在河南被称作“粮食关”。
在一九六○年年初的一段时间里，我母亲住的那个村几乎天天有人饿死。饥荒最严重时，每个棒劳力每天的粮食定量是四两，老人和孩子则是二两，还常常中断，或者被村干部截流贪污。有人也许会说，“四两粮食不会饿死人嘛，我现在每天也吃不了多少粮食。”其实，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人的饮食主要消耗已经转向副食品，如肉、蛋、奶、青菜之类，粮食已经成为次要消费品；而在五十年代末，在几乎完全没有副食和超负荷的劳动支出情况下，四两粮食是根本不可能养活一个棒劳力的。
而所谓的四两“粮食”，也不是白面大米，甚至不是完全的粗粮，而是由棉籽、豆饼、玉米面之类混合成的饼子。人吃了这种东西拉不出屎来，青壮年好办一点，老年人就非常痛苦。当时，外公的父亲已经快七十岁了，原本身体很硬朗，但每天饥肠辘辘，吃了棉籽后又经常一二十天解不出手来，很快就病卧而倒。没办法，外公只好用手帮他往外抠。揶到一九六○年二月，老人就饿死了。
大饥荒刚刚开始时，离家比较远的野地里还有草根、野菜这些东西。为了填饱肚子，外婆就让我母亲到野地里挖野菜。我母亲当时八岁，和前面提到过的另外一个女孩子春字两个人一起到离家十四、五里地开外的一片荒坡去挖野菜，早晨天不亮就出发，一直挖到太阳落山。两个小女孩每人身上都一前一后地背两个装满野菜的大包袱，摇摇晃晃地往家走。那时已经开始有人饿死，谣传说有人专门抓小孩杀了吃肉，两个小女孩背着野菜原本走不快；但一想到这个传言，就禁不住吓得浑身发抖，拼命往家里赶，边走还边往后看看有没有人跟着。到了后来，这些东西也没有了。
尽管腹中空空，但那时还要“跃进再跃进”。一九六○年元旦，在各地已经开始大量饿死人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仍然在说“我们已经完满实现‘一九五九年红到底’，现在正满怀信心地为‘一九六○年开门红’而奋斗。”于是乎，我的外公继续被抽调去“大修水利”，挖那两条无用的人工河。外公是家里的顶梁柱，无论如何不能塌下来，于是我的外婆从自己和我母亲的口粮中节省下一部分给外公吃，算是让外公没有和他一同挖河的伙伴们那样成为“倒卧”（【注】河南民间俗称饿死的人为“倒卧”）。外婆浑身浮肿得按一下一个大坑，而时年九岁的母亲则因患小儿疳积，肚子肿得像个大锅，肚脐眼上的青筋外翻。
然而，尽管村民们浑身浮肿甚至成为“倒卧”，但村干部们生活得却不错。人民公社化以后，农民家里养的鸡、羊、猪等家禽家畜，以及牛、驴、马等大牲畜都被强制充公。没有粮食时，村干部就开始杀鸡宰羊吃肉，农民只有眼巴巴看着的份儿。当时村里有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太太，是个贫农，忍不住饥饿偷了队里的一只鸡，刚杀完还没做熟就给村干部逮到了，在村里召开批判斗争大会。会上也不讲什么“阶级友爱”了，让这个小脚老太太站在一条半米多高、四寸来宽的板凳上，嘴里衔着那只鸡。先是村干部破口大骂，然后让群众喊口号，可群众早就饿得有气没力了，也只是稀稀拉拉地挤了两嗓子。批斗结束，村干部飞起一脚，把那个阶级姐妹踹到地上，又踢了几脚，这才拎起鸡子来扬长而去。
大队长是我们家五服以内的亲戚，母亲有时候到他们家里去玩。令母亲惊讶的是，大队长家里有个用席子卷起来的粮屯，比我母亲的个子还要高，直径大约四尺半。就这个粮屯里面，至少有一、两千斤的粮食。大队长的老婆人还算可以，看到母亲时偶尔塞一个烟盒那么大的玉蜀黍加野菜饼子。大队长的女儿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用鞭子抽我母亲的改改，心地不善，看到母亲吃他们家的东西时总是拳打脚踢。但是我母亲太饿了，还是硬着头皮去他们家。
当时春字家院子里有两棵祖上种的枣树，此时已是枝繁叶茂，然而队里却不许春字家的人吃树上的枣子，因为那两棵枣树已经被“共产”了。大队支书、队长的家属、孩子，才有资格来打枣吃，春字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但饥饿难忍，到了晚上春字就领着我母亲偷偷摸摸地爬上树，也不敢点灯，爬上枣树上摸几个枣吃。吃完后不敢把枣核随便扔，怕干部们看见，还要找个地方埋起来。
时年岁的母亲，每天饿得心里发慌，特别是夜里更是肚子里火烧火燎，难以入睡。我的外婆干活时偷藏了一小根胡萝卜，自己舍不得吃，每天夜里看到我母亲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就从衣兜里掏出这根胡萝卜，让母亲咬上一小口，还嘱咐要慢点嚼。每当这时，外婆还经常讲一些故事，哄母亲开心，转移母亲的注意力。其实，外婆当时也挣扎在死亡线上，但为了自己的孩子，强忍着难捱的饥饿，一口都不吃。就这根小小的胡萝卜，成了年幼的母亲一直惦记着的美食，每夜啃上一小口，半个多月才吃完。
当时我母亲在离村一里的落庄上小学，这短短的一里路，在人极度饥饿的情况下却成为畏途。有一天母亲在家里的门框上拣到一颗老豆角，可能是以前遗留下来的，已经完全干了。母亲把豆角剥开，把里面的几颗豆子放在兜里。在去落庄上学的路上，由于太饿没有劲，走几步就挪不动了。母亲就蹲在地上，把那几颗豆子掏出来放在手心里看看，也舍不得吃。就是这几颗豆子，成了支撑母亲走到学校的神奇力量。一九五九年冬天以后，死去的人越来越多，来上课的学生越来越少。当时教我母亲的是个年轻的男老师，宽脸庞，高高的个子。由于饥饿，老师的肚子肿的像一口大锅，仍然坚持讲课，经常讲着讲着，就用手扶在讲桌上停好大一会儿不说话。终于有一天，老师讲课时忽然一头栽倒在地上，再也没有站起来。学校没了老师，不得不停课放假了，一放就是一年半。
死神每天徘徊在村庄里，随时向每一个人招手。肚子里没有一点热量储备的人们，哪怕一次断顿，甚至晚吃几个小时的饭，就有可能成为“倒卧”。公共食堂停办前不久的一天，我的外公下工很晚。那时家里不许开伙，也没什么锅之类的东西可以开伙，因此家里都是等外公下工回家后才去打饭。这是因为外婆心疼外公身体，如果打得太早，外公吃的时候饭就会变得冰凉。当时外婆因为浮肿已不能行走，就让我母亲捧着个瓦盆去打饭。那时一切铁的东西都被收去炼钢铁了，只有瓦盆这样的器皿可以盛饭。母亲来到食堂，看到食堂的稀饭只剩了锅底的糁疙瘩。这是食堂炊事员耍的小聪明：煮饭时故意捏上一些糁疙瘩放到锅底，社员打饭时就盛上面的稀汤，最后留下锅底的糁疙瘩自己吃。当时村里的司务长、炊事员都是村干部家里的人，贪污、克扣社员口粮现象是非常普遍的。所以农民们编了个顺口溜：“一天吃一两，饿不死司务长；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炊事员。”我母亲看到这些糁疙瘩满心欢喜，想着这下子可以吃上顿半稀半干的食物了。然而，就在我母亲高高兴兴地把饭打回家准备往嘴里送时，她的嘴突然张不开了，牙关不由自主地紧紧闭合。有着饥荒经验的外婆一看，知道我母亲已经出现了人饿死之前的濒死症状，于是赶紧用筷子掰开母亲的嘴，硬是把稀汤灌了进去。一碗稀饭下肚，我母亲才从死亡边缘上活了过来。
饿死的人快死时的感觉，并非像我们平常人想象的那样充满痛苦。实际上，人要饿死时，初期感觉非常的饥饿，什么都想吃；几天后就进入第二期，人已经感觉麻木了，不太感觉到饿；死亡是突然来临的，那时就是有粮食放在面前，自己也往嘴里送不进去。因此，我们常常可以听说这类事情：某些人正在好好走着，突然倒下再也站不起来了。饿死人的感觉我母亲亲身经历，至今不能忘怀。
饥饿使很多人丧失了起码的良心和感情。前面提到过的船姥姥的男人，按辈分我应该叫他船老爷，当时四十来岁，饭量很大，每天的粮食定量根本就吃不饱。他的二儿子给生产队养猪，经常偷些喂猪的糠皮回家，由于糠皮也少，就只留着自己吃。有一次，船老爷发现了猪饲料，由于他饿的实在受不了了，就偷吃了几口。二儿子回家发现后将他暴打一顿，船老爷不久就饿死了。
此时的公共食堂已经办不下去，解散了，可是拜“大炼钢铁”和“反瞒产私分”所赐，农民家里都已经没有铁锅和任何粮食储备。那一段时间，整个村庄总是一片死寂，没有人在街上走；村里一切能动的动物，从牲口、猫狗、麻雀甚至老鼠，都已经绝迹了。那些去年还在用打油诗描绘“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天堂蓝图、抒发“冲天干劲”的贫下中农们，一个个坐在家里等待死亡的来临。开始还经常埋死人，到后来连死人都没劲埋了。
和一般农民比起来，我们家算比较走运的：我舅舅和大姨早早参加了工作，有粮食定量，经常自己省下粮票买点食品往家送，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们家的粮食紧张状况。其实，当时当工人的大姨自己的定量也很少，为了往家送粮食，自己节衣缩食，落下一身的病根折磨了她一辈子。我家尚如此，很多老实巴交、没有外援的农民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鉴于大饥荒年代的惨痛教训，七十年代末我们家状况好转后，我母亲拼命积攒全国粮票，到八十年代初期已经积攒了二千多斤，可惜九十年代国家粮改取消票证供应以后都作废了。
一九六○年夏天以后，我的大姨父当上了单位食堂的炊事员，在单位基本上可以吃饱，偶尔还可以往家里带一个馒头。食堂里老鼠比较多，经常会把面袋咬破。单位就让大姨父把面袋拿回家里缝补，缝一个破损小一些的面袋挣半分钱，破损严重的则是一分钱。那个时候人穷，半分钱也是钱。由于粮食紧张，面袋都被扫得干干净净的，但等大姨父把面袋拿回来给大姨缝补时，二人惊喜地发现面袋上还是多少沾着一点点面。等到仔细用刷子扫完以后，一个袋子居然扫了半个香烟盒面；四五个面袋就有两个香烟盒那么大。不要小看这两个香烟盒的面，在大饥荒的岁月里，关键时刻就可能救活一个生命。
俗话说积少成多，自从大姨家有了这个额外的粮食来源之后，每天都可以多存下二三两面，粮食情况稍稍好转。因此，大姨两口子赶紧把正在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自己的父母亲人轮流接到郑州补充一点营养。外婆到郑州时，母亲就跟着外婆一起到大姨那里求活。外婆当时浮肿病很重，不能行动，我母亲就在大人上班时带着大姨的两个孩子在街上转悠。令人奇怪的是，尽管老百姓大批饿死，一些地方还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但郑州街上的饭馆还在营业，橱窗里挂满烧鸡、卤肉等食品，也时常有一些衣着整齐的人在里面吃饭喝酒。三个饥肠辘辘、衣衫褴褛的孩子，总是站在橱窗外面，看着那令人垂涎的食物，久久不肯离去。
饥饿促使了农民向外逃亡。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盛传新疆在招工，可以吃饱，于是很多农民背井离乡向新疆逃亡。由于当时不许农民自由流动，所有出逃的农民被叫做“流窜犯”，民兵、民警处处设防，捕捉着逃亡的农民。可是奇怪的是，内地围追堵截，新疆乌鲁木齐火车站外却挤满了招工的单位，农民只要一下火车，就有人热情地问想不想参加工作。等报了名，招工的人立刻端上馒头、稀饭先让这个幸运儿饱餐一顿，之后就成了全民所有制工人或军垦战士。真的有人在新疆参加了工作，还回家捎来了宝贵的粮食、粮票。半真半假的传言给了人们以希望，大量的农民开始逃亡，少数成功了，大部分被堵截回来了，也有很多因为饥饿和寒冷倒毙在途中、倒毙在货车车厢里。当时我母亲十一岁，外婆也开始为她准备行装让她逃亡，后来因为一九六二年麦收后饥荒缓解没有走成
那时很多地方的农民每天要连轴转地劳动，深更半夜了还要往地里拉肥料。可是牲口已经休息了，拉肥料的汽马车就要由人来拉动。男劳力都被抽调去“大修水利”或“大炼钢铁”了，拉肥料的活就由女人来干。一般都是找一个身强力壮、有点二百五味道的女劳力驾辕，一、二十个妇女拉一辆车。当时很多妇女都还是小脚，跑不快；连我母亲这样七八岁的小孩子也不能休息，跟在那些大脚壮年妇女后面累得气喘吁吁。老弱妇孺挤作一团，一边干活一边喊着口号，现场人声鼎沸。
我曾经见过一些人写的回忆录，虽然里面承认大跃进“劳民伤财”，但总是强调人民的“热情很高”。但是，真相并不是这样，我的父母，我身边的很多亲人朋友都是“大跃进”的亲历者，他们从来没有觉得老百姓对“大跃进”真的有什么热情。其实大家想一想就明白，老百姓怎么可能对这种完全的奴隶性质的劳动产生“热情”？也许“大跃进”的最初日子里，人们被那些美好的许诺给骗了，有点热情；但很快，牛马不如的处境就让他们醒悟了，恐惧了。那时老百姓最大的愿望，不是移山填海，而是逃亡。那些鼓吹大跃进时人们“热情很高”的，要么是高高在上的官僚，被下面劳动场地的虚假热情骗了，站着说话不腰疼；要么就是昧着良心、毫无廉耻地指鹿为马、胡说八道。
后来我母亲所住的村庄也搞起了“聚家并屯”。分类甄选那一天，全村人被民兵驱赶着排成一个长队，耀武扬威的村干部站在队伍前面筛选。哪些人该进男劳力营、哪些人该进女劳力营、那些人进老弱病残营，都由他们金手一指说了算。当时我母亲只有七岁，本来应该进儿童营的，但因为个子比较高，加上出身不好被有意歧视，结果被送进少年劳力营，和十三、四岁的孩子干同样的活。筛选过后，持枪的民兵在村干部的指挥下强行拆散家庭。而农民不愿意分开，全家人紧紧抱在一起，哭声震天，又被铁面无私的民兵和村干部用大棒强行拆开。“聚家并屯”进行分类甄选时的景象，至今为止我没有见到有任何影视作品来描绘，在此我推荐大家看《欣德勒的名单》和《逃离索比堡》这两部电影，虽然反映的是纳粹集中营里的事情，但和大跃进期间的“聚家并屯”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母亲被编入“少年营”后，每天从事的都是十几岁孩子们才能从事的劳动，如搬砖、挑土等，每天要劳动十六、七个小时。那时因为挖的一条人工河正好从村子东头穿过，所以扒掉不少民房。按照规定，每个孩子每次至少搬六块大方砖。而一块大方砖足足有现在一般建筑用红砖的三、四倍大，六块方砖即便是成年人搬也会感到沉重，更不用说我母亲这样七八岁的小孩子了。白天从事繁重的劳动，晚上还经常被押送着看“进步戏”。那时外婆、外公都已被拆开弄到七八十里以外的工地干活，三个月才能回来一次；母亲就和一些十四、五岁的孩子们住在一起。其中有一个原来跟我们家邻居的女孩，叫春字，当时大约十五岁，对我母亲很好，看戏时总是领着这个七岁的小女孩。由于太疲惫，我母亲走路时都几乎要睡着了，所以“进步戏”的内容基本上没记住，朦胧中只对一句唱辞有印象：“小妹妹，送哥哥，大炼钢铁……”
甚至就连这些少年儿童，也不能逃脱“拔白旗”的厄运。我母亲成分不好，每天谨小慎微的生怕惹来横祸，干活时都是在拼命，因此倒一次也没有被人家“拔白旗”。同村的文妞兄弟（【注】“妞”是滑县方言中对男孩的腻称，对女孩的腻称则是“妮儿”），当时一个八岁，一个六岁。文妞兄弟的爹是村子里有名的窝囊废，又刚死了娘，好欺负，因此每次干活休息时都被当作“白旗”拔出来。一群小孩恶狠狠地一拥而上，对这两个没娘的小兄弟拳打脚踢。两个小孩被打倒在地上，脸上糊满了鼻涕和泥土，一边挨打，一边抱着脑袋哭喊：“我的娘啊……”虽然我母亲当时只有七岁，但在外婆的教育下已经懂得不对弱者落井下石的道理，每次碰到休息了要打两兄弟时，母亲就撒谎说自己要去解手，避开这种场面。当时人人自危，每次看到文妞兄弟挨揍我母亲就吓得直想哭，却又不敢。这两兄弟至今还健在，哪位读者要是不信那个时代对孩子也如此残酷，我可以安排实地采访。
看完“进步戏”也不能睡觉，深夜还要推磨，有时推着推着就睡着了。当时，村干部还指定了一个女人，专门监督孩子们劳动。不过这个女人心眼还不错，小孩们推磨推到半夜，早就饿得心里发慌，那女人一到这个时候，就说“去茅厕”避开一会儿。她刚一走，饥肠辘辘的孩子们就捧起那些还未完全磨碎的棉籽、麦粒和玉米粒，狼吞虎咽地往嘴里送。我母亲因为出身不好，做事情不敢出格，总是吃上两口就赶紧把嘴擦干净，免得被心眼不好的人发现而招徕横祸。
马克思曾经愤怒地谴责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雇佣童工、过度劳动的暴行，指责资本主义“自从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而大跃进时期的所谓“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比起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下以何种方式、到何地点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尚可选择，而在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旗号下，人们连选择的权力都没有，完全是奴隶性质的劳动。由于长期从事过度的劳动，我母亲七岁就得了严重的关节损伤，终生折磨着她。
如今，大跃进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对于它带来的惨痛教训，也有高层的不少人出了书，进行回忆和反思。然而，站在高层体会大跃进，和站在老百姓的角度体会大跃进，完全是不同的感觉。来自高层的反思，一般都比较抽象，用一些枯燥的统计数据来分析；而涉及发生大跃进的深层次原因，则因为政治上的顾虑而闪烁其辞，将其推卸到“国际环境”之类的大背景下，或者以“浪漫主义”做托词。我认为，中国之所以会发生大跃进这样荒诞不经的事件，其主要原因不应当从所谓的国际环境去寻找，而应当从当时执政者的政治意图中来寻找。
对比苏联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一九三○年苏联开始搞“集体化”和“工业化”以后，也曾经出现了大规模的强制性奴隶劳动，之后也遭遇了大饥荒。饥荒最严重的乌克兰，以往被称作“欧洲粮仓”，竟然有四分之一的居民饿死。可以说，中国“大跃进”期间发生的一切，是沿着斯大林主义的轨迹前进的。所不同的是，苏联的“大跃进”使得苏联在付出了几百万人死亡的惨痛代价后，工业取得了总量世界第二的成绩，支撑着苏联成为世界一流强国；而中国的大跃进，则在付出几千万人的代价后，仍然是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斯大林与毛泽东统治时间相仿，其间苏联还经历了惨烈的卫国战争，但斯大林逝世时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比斯大林刚刚接手这个国家时要强得多；而毛泽东和平地统治了几十年后，到他逝世时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尚不及五十年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是斯大林不及格的学生。
谈到执政者的政治意图，我认为在极权主义统治者眼中，为了一个主观的、宏大的目标，他们是决不会吝惜千百万人人头落地的，因为人命是他们眼中最廉价的成本。这不是因为统治者的道德败坏，而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种草菅人命的社会环境中。在这个环境下成长起来并且为了政权长期进行残酷斗争的人们，自然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式：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牺牲“人”的幸福，“人”的尊严，“人”的自由，甚至“人”的生命；越多的人甘于牺牲，胜利的把握就越大。建立政权需要牺牲，搞建设为什么就不能牺牲呢？这就是他们的逻辑。那么，这种需要不断牺牲人命的“建设”究竟还有什么意义？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一切东西。”（【注】节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9～10页），社会主义思想本身是为了“人”生活得更好、更公平、更轻松而提出的，但结果恰恰相反，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人”生活得却更差、更不平等、更沉重。这种强调人们做出“牺牲”的“社会主义”，完全是与社会主义的初衷南辕北辙。可以说，毛泽东和斯大林等人，虽然搞了一辈子社会主义，但他们根本就没有理解根植于西方人道主义、民主主义和普世思想的社会主义的精髓，而仅仅从经典著作中为社会主义定框框，并且根据自己的好恶做出取舍，弃社会主义的精髓于不顾，在类似所有制的表象上和一些经典作家的对未来人类的主观设想上吹毛求疵，追求一大二公，纯而又纯，从而沿着错误的道路越走越远。经典著作越多，框框就定得越死，方向就越偏，造成现实社会主义品种越来越退化。领袖尚且如此，普遍缺乏文化的中下层干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更加肤浅，更加公式化。脱离了社会主义一切为了“人”的本质，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产生出这样那样的惨剧和闹剧，就是不可避免的
二、大饥荒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的豫北迎来了连续两个大丰收年，风调雨顺，庄稼长势出奇的好。但是棒劳力都去“大炼钢铁”、“大修水利”了，“大办粮食”的任务就落到我母亲这个七岁的孩子和外公的父亲（【注】外公的父亲时年已经接近七十岁了）这样的老弱病残头上。可这样这些老弱病残能有什么力量呢？况且，在干部们的重压之下，还必须赶“进度”、追求所谓的“提前××天完成指标”、“收割放卫星”，于是就胡乱收割，甚至有些地块根本没收割而直接犁地，放一把火以后用土把庄稼埋起来就算完事。大量的庄稼就这么烂在地里做了肥料。而且在当时，谁都不能偷偷地把作物带回家里，因为那是盗窃集体财物，是“挖社会主义墙角”，揪出来可不得了。每天下工时村干部都守在村口，一个挨一个地搜身检查。有几个村干部特别邪恶，有时候搜身时对妇女的私处连摸带抠。查到谁偷带了食物，当即就是一顿痛殴。由于饥饿感的驱使，年幼的母亲总是在地里偷吃生的农作物，生茄子、生南瓜、生麦穗、生玉米——什么都吃过。浮夸风带来高指标、高征收，队里本来就不多的余粮甚至种子都交出去了。
试图在短短几年之内建成天堂般的共产主义，违背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注定是要受到报复的。“天堂”没有建成，地狱般的大饥荒却来临了。自从一九五九年秋后，各地的粮食就纷纷告急；而到一九六○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一场惨绝人寰的饥荒袭击了全中国。这次大饥荒在河南被称作“粮食关”。
在一九六○年年初的一段时间里，我母亲住的那个村几乎天天有人饿死。饥荒最严重时，每个棒劳力每天的粮食定量是四两，老人和孩子则是二两，还常常中断，或者被村干部截流贪污。有人也许会说，“四两粮食不会饿死人嘛，我现在每天也吃不了多少粮食。”其实，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人的饮食主要消耗已经转向副食品，如肉、蛋、奶、青菜之类，粮食已经成为次要消费品；而在五十年代末，在几乎完全没有副食和超负荷的劳动支出情况下，四两粮食是根本不可能养活一个棒劳力的。
而所谓的四两“粮食”，也不是白面大米，甚至不是完全的粗粮，而是由棉籽、豆饼、玉米面之类混合成的饼子。人吃了这种东西拉不出屎来，青壮年好办一点，老年人就非常痛苦。当时，外公的父亲已经快七十岁了，原本身体很硬朗，但每天饥肠辘辘，吃了棉籽后又经常一二十天解不出手来，很快就病卧而倒。没办法，外公只好用手帮他往外抠。揶到一九六○年二月，老人就饿死了。
大饥荒刚刚开始时，离家比较远的野地里还有草根、野菜这些东西。为了填饱肚子，外婆就让我母亲到野地里挖野菜。我母亲当时八岁，和前面提到过的另外一个女孩子春字两个人一起到离家十四、五里地开外的一片荒坡去挖野菜，早晨天不亮就出发，一直挖到太阳落山。两个小女孩每人身上都一前一后地背两个装满野菜的大包袱，摇摇晃晃地往家走。那时已经开始有人饿死，谣传说有人专门抓小孩杀了吃肉，两个小女孩背着野菜原本走不快；但一想到这个传言，就禁不住吓得浑身发抖，拼命往家里赶，边走还边往后看看有没有人跟着。到了后来，这些东西也没有了。
尽管腹中空空，但那时还要“跃进再跃进”。一九六○年元旦，在各地已经开始大量饿死人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仍然在说“我们已经完满实现‘一九五九年红到底’，现在正满怀信心地为‘一九六○年开门红’而奋斗。”于是乎，我的外公继续被抽调去“大修水利”，挖那两条无用的人工河。外公是家里的顶梁柱，无论如何不能塌下来，于是我的外婆从自己和我母亲的口粮中节省下一部分给外公吃，算是让外公没有和他一同挖河的伙伴们那样成为“倒卧”（【注】河南民间俗称饿死的人为“倒卧”）。外婆浑身浮肿得按一下一个大坑，而时年九岁的母亲则因患小儿疳积，肚子肿得像个大锅，肚脐眼上的青筋外翻。
然而，尽管村民们浑身浮肿甚至成为“倒卧”，但村干部们生活得却不错。人民公社化以后，农民家里养的鸡、羊、猪等家禽家畜，以及牛、驴、马等大牲畜都被强制充公。没有粮食时，村干部就开始杀鸡宰羊吃肉，农民只有眼巴巴看着的份儿。当时村里有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太太，是个贫农，忍不住饥饿偷了队里的一只鸡，刚杀完还没做熟就给村干部逮到了，在村里召开批判斗争大会。会上也不讲什么“阶级友爱”了，让这个小脚老太太站在一条半米多高、四寸来宽的板凳上，嘴里衔着那只鸡。先是村干部破口大骂，然后让群众喊口号，可群众早就饿得有气没力了，也只是稀稀拉拉地挤了两嗓子。批斗结束，村干部飞起一脚，把那个阶级姐妹踹到地上，又踢了几脚，这才拎起鸡子来扬长而去。
大队长是我们家五服以内的亲戚，母亲有时候到他们家里去玩。令母亲惊讶的是，大队长家里有个用席子卷起来的粮屯，比我母亲的个子还要高，直径大约四尺半。就这个粮屯里面，至少有一、两千斤的粮食。大队长的老婆人还算可以，看到母亲时偶尔塞一个烟盒那么大的玉蜀黍加野菜饼子。大队长的女儿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用鞭子抽我母亲的改改，心地不善，看到母亲吃他们家的东西时总是拳打脚踢。但是我母亲太饿了，还是硬着头皮去他们家。
当时春字家院子里有两棵祖上种的枣树，此时已是枝繁叶茂，然而队里却不许春字家的人吃树上的枣子，因为那两棵枣树已经被“共产”了。大队支书、队长的家属、孩子，才有资格来打枣吃，春字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但饥饿难忍，到了晚上春字就领着我母亲偷偷摸摸地爬上树，也不敢点灯，爬上枣树上摸几个枣吃。吃完后不敢把枣核随便扔，怕干部们看见，还要找个地方埋起来。
时年岁的母亲，每天饿得心里发慌，特别是夜里更是肚子里火烧火燎，难以入睡。我的外婆干活时偷藏了一小根胡萝卜，自己舍不得吃，每天夜里看到我母亲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就从衣兜里掏出这根胡萝卜，让母亲咬上一小口，还嘱咐要慢点嚼。每当这时，外婆还经常讲一些故事，哄母亲开心，转移母亲的注意力。其实，外婆当时也挣扎在死亡线上，但为了自己的孩子，强忍着难捱的饥饿，一口都不吃。就这根小小的胡萝卜，成了年幼的母亲一直惦记着的美食，每夜啃上一小口，半个多月才吃完。
当时我母亲在离村一里的落庄上小学，这短短的一里路，在人极度饥饿的情况下却成为畏途。有一天母亲在家里的门框上拣到一颗老豆角，可能是以前遗留下来的，已经完全干了。母亲把豆角剥开，把里面的几颗豆子放在兜里。在去落庄上学的路上，由于太饿没有劲，走几步就挪不动了。母亲就蹲在地上，把那几颗豆子掏出来放在手心里看看，也舍不得吃。就是这几颗豆子，成了支撑母亲走到学校的神奇力量。一九五九年冬天以后，死去的人越来越多，来上课的学生越来越少。当时教我母亲的是个年轻的男老师，宽脸庞，高高的个子。由于饥饿，老师的肚子肿的像一口大锅，仍然坚持讲课，经常讲着讲着，就用手扶在讲桌上停好大一会儿不说话。终于有一天，老师讲课时忽然一头栽倒在地上，再也没有站起来。学校没了老师，不得不停课放假了，一放就是一年半。
死神每天徘徊在村庄里，随时向每一个人招手。肚子里没有一点热量储备的人们，哪怕一次断顿，甚至晚吃几个小时的饭，就有可能成为“倒卧”。公共食堂停办前不久的一天，我的外公下工很晚。那时家里不许开伙，也没什么锅之类的东西可以开伙，因此家里都是等外公下工回家后才去打饭。这是因为外婆心疼外公身体，如果打得太早，外公吃的时候饭就会变得冰凉。当时外婆因为浮肿已不能行走，就让我母亲捧着个瓦盆去打饭。那时一切铁的东西都被收去炼钢铁了，只有瓦盆这样的器皿可以盛饭。母亲来到食堂，看到食堂的稀饭只剩了锅底的糁疙瘩。这是食堂炊事员耍的小聪明：煮饭时故意捏上一些糁疙瘩放到锅底，社员打饭时就盛上面的稀汤，最后留下锅底的糁疙瘩自己吃。当时村里的司务长、炊事员都是村干部家里的人，贪污、克扣社员口粮现象是非常普遍的。所以农民们编了个顺口溜：“一天吃一两，饿不死司务长；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炊事员。”我母亲看到这些糁疙瘩满心欢喜，想着这下子可以吃上顿半稀半干的食物了。然而，就在我母亲高高兴兴地把饭打回家准备往嘴里送时，她的嘴突然张不开了，牙关不由自主地紧紧闭合。有着饥荒经验的外婆一看，知道我母亲已经出现了人饿死之前的濒死症状，于是赶紧用筷子掰开母亲的嘴，硬是把稀汤灌了进去。一碗稀饭下肚，我母亲才从死亡边缘上活了过来。
饿死的人快死时的感觉，并非像我们平常人想象的那样充满痛苦。实际上，人要饿死时，初期感觉非常的饥饿，什么都想吃；几天后就进入第二期，人已经感觉麻木了，不太感觉到饿；死亡是突然来临的，那时就是有粮食放在面前，自己也往嘴里送不进去。因此，我们常常可以听说这类事情：某些人正在好好走着，突然倒下再也站不起来了。饿死人的感觉我母亲亲身经历，至今不能忘怀。
饥饿使很多人丧失了起码的良心和感情。前面提到过的船姥姥的男人，按辈分我应该叫他船老爷，当时四十来岁，饭量很大，每天的粮食定量根本就吃不饱。他的二儿子给生产队养猪，经常偷些喂猪的糠皮回家，由于糠皮也少，就只留着自己吃。有一次，船老爷发现了猪饲料，由于他饿的实在受不了了，就偷吃了几口。二儿子回家发现后将他暴打一顿，船老爷不久就饿死了。
此时的公共食堂已经办不下去，解散了，可是拜“大炼钢铁”和“反瞒产私分”所赐，农民家里都已经没有铁锅和任何粮食储备。那一段时间，整个村庄总是一片死寂，没有人在街上走；村里一切能动的动物，从牲口、猫狗、麻雀甚至老鼠，都已经绝迹了。那些去年还在用打油诗描绘“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天堂蓝图、抒发“冲天干劲”的贫下中农们，一个个坐在家里等待死亡的来临。开始还经常埋死人，到后来连死人都没劲埋了。
和一般农民比起来，我们家算比较走运的：我舅舅和大姨早早参加了工作，有粮食定量，经常自己省下粮票买点食品往家送，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们家的粮食紧张状况。其实，当时当工人的大姨自己的定量也很少，为了往家送粮食，自己节衣缩食，落下一身的病根折磨了她一辈子。我家尚如此，很多老实巴交、没有外援的农民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鉴于大饥荒年代的惨痛教训，七十年代末我们家状况好转后，我母亲拼命积攒全国粮票，到八十年代初期已经积攒了二千多斤，可惜九十年代国家粮改取消票证供应以后都作废了。
一九六○年夏天以后，我的大姨父当上了单位食堂的炊事员，在单位基本上可以吃饱，偶尔还可以往家里带一个馒头。食堂里老鼠比较多，经常会把面袋咬破。单位就让大姨父把面袋拿回家里缝补，缝一个破损小一些的面袋挣半分钱，破损严重的则是一分钱。那个时候人穷，半分钱也是钱。由于粮食紧张，面袋都被扫得干干净净的，但等大姨父把面袋拿回来给大姨缝补时，二人惊喜地发现面袋上还是多少沾着一点点面。等到仔细用刷子扫完以后，一个袋子居然扫了半个香烟盒面；四五个面袋就有两个香烟盒那么大。不要小看这两个香烟盒的面，在大饥荒的岁月里，关键时刻就可能救活一个生命。
俗话说积少成多，自从大姨家有了这个额外的粮食来源之后，每天都可以多存下二三两面，粮食情况稍稍好转。因此，大姨两口子赶紧把正在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自己的父母亲人轮流接到郑州补充一点营养。外婆到郑州时，母亲就跟着外婆一起到大姨那里求活。外婆当时浮肿病很重，不能行动，我母亲就在大人上班时带着大姨的两个孩子在街上转悠。令人奇怪的是，尽管老百姓大批饿死，一些地方还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但郑州街上的饭馆还在营业，橱窗里挂满烧鸡、卤肉等食品，也时常有一些衣着整齐的人在里面吃饭喝酒。三个饥肠辘辘、衣衫褴褛的孩子，总是站在橱窗外面，看着那令人垂涎的食物，久久不肯离去。
饥饿促使了农民向外逃亡。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盛传新疆在招工，可以吃饱，于是很多农民背井离乡向新疆逃亡。由于当时不许农民自由流动，所有出逃的农民被叫做“流窜犯”，民兵、民警处处设防，捕捉着逃亡的农民。可是奇怪的是，内地围追堵截，新疆乌鲁木齐火车站外却挤满了招工的单位，农民只要一下火车，就有人热情地问想不想参加工作。等报了名，招工的人立刻端上馒头、稀饭先让这个幸运儿饱餐一顿，之后就成了全民所有制工人或军垦战士。真的有人在新疆参加了工作，还回家捎来了宝贵的粮食、粮票。半真半假的传言给了人们以希望，大量的农民开始逃亡，少数成功了，大部分被堵截回来了，也有很多因为饥饿和寒冷倒毙在途中、倒毙在货车车厢里。当时我母亲十一岁，外婆也开始为她准备行装让她逃亡，后来因为一九六二年麦收后饥荒缓解没有走成
不错,这个确实是人间悲剧,是当时党和毛主席犯的极大错误, 这是很好的反面教材,提醒我们不能再犯如此巨大的错误.我还是相信我们的党的
吴大少网友：
我在新华论坛网上看到你今年9月14日写的“1958——1976年中国老百姓的真实生活记录”的贴子后，还以为您的年龄至少在60岁以上，和我也算得上相差无几的同龄人。谁知一看贴子的内容，才知道您竟是一个30出头的年青人，像您这样的年青人怎么能来谈你尚未经历过的事情？而且还冠以“中国老百姓的真实生活记录”。实在有点大言不惭，实在有点哗众取宠。为了不使你这个贴子误导我国的年青一代，所以我才给您写了这样一封公开信，并在这封信里，向您讲一讲我在那个年代的经历和生活。还那个年代以真实面目。
我是1956年8月从长春水电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广东流溪水电工地参加工作的。当时的单位名称叫——“电力工业部流溪河水力发电工程局”。流溪河水电站是当时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设的大型水电站，装机容量4.2万千瓦。除76米高的单拱坝外，还有2.5公里长的水工随洞和一座地下厂房。两年就建成发电了。我参加工作时的月工资是人民币40元（实习生的工资）。半年后转正 （1957年3月）为技术员，工资66元。当时的工资标准是按照行政、技术、工人三个类别确定工资的。助理技术员工资60元，技术员工资为66元、76元、86元、97元、108元等级别工资。108元以上为工程师级别的工资。当时我们的总工程的工资为386元。我们局长和党委书记的工资只有296元。工人是按照8级工资制计算的。一级工的工资为40.5元，二级工47.12元，三级工55.34元，四级工65.46元，五级工77.15元，六级工90.62元，柒级工107.39元，捌级工128.93元。当时也有农民工。（都是农村招来的）不过不叫农民工，也不叫民工，而叫临时工。以示和固定工相区别。临时工实行计时和计件两种工资标准。计时工资有两种标准（按日工资计算）：1.56元/天和1.86元/天。作普通工就是1.56元/天，作技术工就是1.86元/天。计件工资是按完成的工作量计发工资的。如果每月出勤到25个工作日，一个月最低都可以拿到80元工资，比计时工资要高。因此，当时的临时工都喜欢干计件的工作。
除工资外的其他福利待遇情况，只是固定职工（工人、技术人员、干部）
和临时工有差别外，在固定职工内部，上至局长下至一级工都是一样的。
当时的福利待遇有这样一些：
第一、 公费医疗：
工地有自己的职工医院。凭工作证就可以在职工医院领到一本医疗证。凭这本医疗证就可以在医院看病或住院治疗。职工医院不能治的病，就马上用救护车送到广州市的大医院去住院治疗。病愈后，职工医院再用救护车把你拉回来上班。这一工切都不需要职工自己拿一分钱。也不需要职工自己先拿钱看病，然后再去报销。因此，花多少医疗费，职工自己都不知道的。也根本不关心花了多少钱的事。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职工自己的公费医疗，固定职工和临时工是完全一样的。有区别的是直系亲属的医疗待遇问题。固定职工的直系亲属，可以享受到50%的公费医疗待遇，其余50%由固定职工自己承担。亲属不在工地的医疗费可以到职工医院报销50%。亲属在工地的可以先看病后结算，不足的50%，在固定职工的工资中扣除。但是临时工的直系亲属，则不享受上述待遇。
第二、住房待遇：
凡是双职工的固定职工，单位都会分配一套住房给双职工的。面积大小都是按在工地的实际人数进行分配的，上至局长、党委书记下至普通工人都是一样的。单身固定职工是2至4人一个房间。家属来探亲，局里面有专门设置的探亲招待所居住，时间是15天。临时工是不允许带家属的。因此，临时工都是单身，一般是4至8人一个房间。这些住房都是免费的，不需要职工交一分钱。
第三、子女上学的待遇：
工地有自己的子弟学校。职工的子女上学都是完全免费的，不需要职工交任何一分钱，当时在全国都是这样，上学都是免费的。连上大学都是不交学费的，还有学生人民助学金待遇。我在1952年至1956年在长春水电学院学习时，也享受人民助学金的待遇。当时学生人民助学金有两个标准，一个叫调干助学金，每月为26元，是为已参加工作再调来学习的同学设置的。另一个就是学生肋学金，每月为12元。是为从社会上考进去的同学设置的。为在校学生的绝大多数。这12元助学金除去9.5元伙食费外，还有2.5元作为学生们的零用。
我在新华论坛网上看到你今年9月14日写的“1958——1976年中国老百姓的真实生活记录”的贴子后，还以为您的年龄至少在60岁以上，和我也算得上相差无几的同龄人。谁知一看贴子的内容，才知道您竟是一个30出头的年青人，像您这样的年青人怎么能来谈你尚未经历过的事情？而且还冠以“中国老百姓的真实生活记录”。实在有点大言不惭，实在有点哗众取宠。为了不使你这个贴子误导我国的年青一代，所以我才给您写了这样一封公开信，并在这封信里，向您讲一讲我在那个年代的经历和生活。还那个年代以真实面目。
我是1956年8月从长春水电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广东流溪水电工地参加工作的。当时的单位名称叫——“电力工业部流溪河水力发电工程局”。流溪河水电站是当时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设的大型水电站，装机容量4.2万千瓦。除76米高的单拱坝外，还有2.5公里长的水工随洞和一座地下厂房。两年就建成发电了。我参加工作时的月工资是人民币40元（实习生的工资）。半年后转正 （1957年3月）为技术员，工资66元。当时的工资标准是按照行政、技术、工人三个类别确定工资的。助理技术员工资60元，技术员工资为66元、76元、86元、97元、108元等级别工资。108元以上为工程师级别的工资。当时我们的总工程的工资为386元。我们局长和党委书记的工资只有296元。工人是按照8级工资制计算的。一级工的工资为40.5元，二级工47.12元，三级工55.34元，四级工65.46元，五级工77.15元，六级工90.62元，柒级工107.39元，捌级工128.93元。当时也有农民工。（都是农村招来的）不过不叫农民工，也不叫民工，而叫临时工。以示和固定工相区别。临时工实行计时和计件两种工资标准。计时工资有两种标准（按日工资计算）：1.56元/天和1.86元/天。作普通工就是1.56元/天，作技术工就是1.86元/天。计件工资是按完成的工作量计发工资的。如果每月出勤到25个工作日，一个月最低都可以拿到80元工资，比计时工资要高。因此，当时的临时工都喜欢干计件的工作。
除工资外的其他福利待遇情况，只是固定职工（工人、技术人员、干部）
和临时工有差别外，在固定职工内部，上至局长下至一级工都是一样的。
当时的福利待遇有这样一些：
第一、 公费医疗：
工地有自己的职工医院。凭工作证就可以在职工医院领到一本医疗证。凭这本医疗证就可以在医院看病或住院治疗。职工医院不能治的病，就马上用救护车送到广州市的大医院去住院治疗。病愈后，职工医院再用救护车把你拉回来上班。这一工切都不需要职工自己拿一分钱。也不需要职工自己先拿钱看病，然后再去报销。因此，花多少医疗费，职工自己都不知道的。也根本不关心花了多少钱的事。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职工自己的公费医疗，固定职工和临时工是完全一样的。有区别的是直系亲属的医疗待遇问题。固定职工的直系亲属，可以享受到50%的公费医疗待遇，其余50%由固定职工自己承担。亲属不在工地的医疗费可以到职工医院报销50%。亲属在工地的可以先看病后结算，不足的50%，在固定职工的工资中扣除。但是临时工的直系亲属，则不享受上述待遇。
第二、住房待遇：
凡是双职工的固定职工，单位都会分配一套住房给双职工的。面积大小都是按在工地的实际人数进行分配的，上至局长、党委书记下至普通工人都是一样的。单身固定职工是2至4人一个房间。家属来探亲，局里面有专门设置的探亲招待所居住，时间是15天。临时工是不允许带家属的。因此，临时工都是单身，一般是4至8人一个房间。这些住房都是免费的，不需要职工交一分钱。
第三、子女上学的待遇：
工地有自己的子弟学校。职工的子女上学都是完全免费的，不需要职工交任何一分钱，当时在全国都是这样，上学都是免费的。连上大学都是不交学费的，还有学生人民助学金待遇。我在1952年至1956年在长春水电学院学习时，也享受人民助学金的待遇。当时学生人民助学金有两个标准，一个叫调干助学金，每月为26元，是为已参加工作再调来学习的同学设置的。另一个就是学生肋学金，每月为12元。是为从社会上考进去的同学设置的。为在校学生的绝大多数。这12元助学金除去9.5元伙食费外，还有2.5元作为学生们的零用。
第四、困难补助的待遇问题：
这部份的困难补助主要是为一些有特殊困难的单身固定职工设置的。双职工一般收入都较多，不享受这种待遇。临时工是没有困难补助的。
上述这些福利待遇都是一直持续到1979年。
关于那个时代的物价水平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我也可以告诉您，让您增长一些历史知识。
我是四川人（现在应该说是重庆人）到广东流溪河之前是没有看见过荔枝的，当然也没有吃过这种水果。到了流溪河后，刚好是荔枝上市的季节，当时的荔枝是5分钱一斤，一个一级工的月工资可以买800斤荔枝。现在的荔枝，一斤应在6—8元之间。如果和当时的工资水平折算，现在一级工的工资应在4800元至6400元之间。
那个时候其他的物价也非常便宜，一个鸡蛋才一分钱，一斤大米才六分钱，一尺布才一角五分钱。我们当时每月的伙食费不超过7元钱，双职工每月的个人伙食费还要低。
那个时候，住在城里的人，基本上都有一份工作。都能过上比较安定的丰衣足食的生活。广大农村的农民，除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除了一些偏远山区的农民外，应该都是处在生活温饱的状况下。1976年以前，我的亲属都在农村，对农村的情况我是比较了解的，就拿我的老家重庆垫江农村来讲，解放前，绝大多数农民住的都是草房，有的还住在山洞里，长达数拾年之久。但是到了1979年，农民都住上了瓦房，有的还盖起了楼房。再也看不到昔日的草房了。至于吃的来讲，至少是三吨不缺。逢年过节还能杀上一两条肥猪。哪一家农民没有十只二十只家禽。在穿的方面，解放前，哪一个农民不是穿补了又补的衣服，有的一家人都只有一条裤子在穿。但是到了1979年，在我老家的农村里，基本上没有人再穿补钉衣服了。解放前，我们老家的农民基本上都是文盲，到了1976年，绝大多数的农民子弟都上了学。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祖祖辈辈都得不到的生活状况，现在都得到了。您说，他们怎能不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1958年8月流溪河水电站发电后，我们这支水电队伍分成了三部分，一部分（主力部分）留在广东，去到河源县建设装机容量29万千瓦的新丰江水电站。另一部分去到湖南，建设札溪水电站，再一部分去到广西建设召平水电站。我是分配到河源县去建设新丰江水电站的。 1960年8月新丰江水电站第一台机组发电了，但是随即发生了6级地震。为了确保广州市人民的安全。国家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极端困难的时期，仍然拿出了大量资金加固新丰江大坝，（这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确保了广州市人民的安全。整个加固工作一直持续了捌年。直到1968年底。才加固完成，因此，这拾年时间我都是在新丰江工地渡过的。在这拾年里有两个现在人们争议较大的时期，一个是60年至62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另一个是66年下半年至68年底的文革时期。这两个时期，我都在新丰江工地。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国每年粮食收成只有正常年份的三成，粮食产量大幅降低，副食品供应严重短缺。为了保证全国人民最低的粮食定量供应，在陈云同志的建议下，全国实行了粮食定量供应制度，保证了全国人民最低的口粮消费标准。（每人每月最低21斤）我们工地的所有职工的口粮供应都得到了保障。（最低32斤，最高45斤）同时结合工地有空闲土地的情况，党委发动全体职工，发扬南泥湾精神：“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将工地的空闲土地都种上了粮食。收获的粮食作为职工加班时的口粮补贴。在那三年里，我们的工地仍然是紧张地进行着加固工作。由于有基本的口粮供应保障，全国城镇居民根本没有饿死人的现象。我的亲属当时都全在四川农村，我的母亲已年过六旬，都没有饿死。我们村里也不存在有饿死人的现象。有些人说在那三年里，我国饿死了叁千万人。完全是造谣！是对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恶毒污蔑。
1966年下半年我也参加了新丰江工地的文化大革命，当时由于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打着红旗反红旗，挑动群众斗群众，我们工地也分成了两派。一派叫东风派，一派叫红旗派。我当时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又是技术干部。被扣上了反动地主仔和反动技术权威的帽子，也遭到了迫害，挨过批斗、游过大街、戴过铁帽、挂过铁牌，当时我的一些在工地的同龄人，也不同程度地受到过迫害。我们的副总工程师冯文同志甚至被判刑20年。这些同志在1975年前，都陆续得到了完全平反。恢复了职务，补发了工资。我和这些同志现在都非常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热爱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并且，教育我们的子女和他（她）们的下一代也要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我们只能把仇恨记在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身上。在这两年半的时期里我们 工地的生产仍然没有停止过。从而保证了新丰江大坝按计划加固完成了。
1969年11月，新丰江大坝加固完成后，我们这支水电队伍又转战到广东英德建设长湖水电站。1970年十月我又被林彪的一号令赶回老家农村去劳动改造了三年。直到1973年才落实政策回到原单位工作。从1974年到1975年，我得到了完全的平反。职务恢复了，工资也补发了。
1976年是中国人民最悲痛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们首先失去了敬爱的周总理和朱老总，紧接着在9月9日，我们的伟大伟大领袖毛主席也离开了我们。我是永远记得那一刻，我们工地壹万多名职工和家属聚集在工地的广场上，听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撕人心肺的哀乐，把我们带进了无穷无尽的悲痛中。壹万多名职工和家属在工地的广场上，没有一个不是失声痛哭的。我们主持会议的党委书记强忍着悲痛带着哭声叫大家不要哭，最后自己也禁不住嚎涛大哭起来。现在我们一些老同志在一起的时候，谈到毛主席逝世时的情景，都只有一句话；“如果我们敬爱的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周总理、朱老总都还健在，我们该是多么幸福呵！”
“吴大少”网友：我上面讲的才是“1958——1976年中国老百姓的真实生活记录”。
这部份的困难补助主要是为一些有特殊困难的单身固定职工设置的。双职工一般收入都较多，不享受这种待遇。临时工是没有困难补助的。
上述这些福利待遇都是一直持续到1979年。
关于那个时代的物价水平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我也可以告诉您，让您增长一些历史知识。
我是四川人（现在应该说是重庆人）到广东流溪河之前是没有看见过荔枝的，当然也没有吃过这种水果。到了流溪河后，刚好是荔枝上市的季节，当时的荔枝是5分钱一斤，一个一级工的月工资可以买800斤荔枝。现在的荔枝，一斤应在6—8元之间。如果和当时的工资水平折算，现在一级工的工资应在4800元至6400元之间。
那个时候其他的物价也非常便宜，一个鸡蛋才一分钱，一斤大米才六分钱，一尺布才一角五分钱。我们当时每月的伙食费不超过7元钱，双职工每月的个人伙食费还要低。
那个时候，住在城里的人，基本上都有一份工作。都能过上比较安定的丰衣足食的生活。广大农村的农民，除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除了一些偏远山区的农民外，应该都是处在生活温饱的状况下。1976年以前，我的亲属都在农村，对农村的情况我是比较了解的，就拿我的老家重庆垫江农村来讲，解放前，绝大多数农民住的都是草房，有的还住在山洞里，长达数拾年之久。但是到了1979年，农民都住上了瓦房，有的还盖起了楼房。再也看不到昔日的草房了。至于吃的来讲，至少是三吨不缺。逢年过节还能杀上一两条肥猪。哪一家农民没有十只二十只家禽。在穿的方面，解放前，哪一个农民不是穿补了又补的衣服，有的一家人都只有一条裤子在穿。但是到了1979年，在我老家的农村里，基本上没有人再穿补钉衣服了。解放前，我们老家的农民基本上都是文盲，到了1976年，绝大多数的农民子弟都上了学。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祖祖辈辈都得不到的生活状况，现在都得到了。您说，他们怎能不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1958年8月流溪河水电站发电后，我们这支水电队伍分成了三部分，一部分（主力部分）留在广东，去到河源县建设装机容量29万千瓦的新丰江水电站。另一部分去到湖南，建设札溪水电站，再一部分去到广西建设召平水电站。我是分配到河源县去建设新丰江水电站的。 1960年8月新丰江水电站第一台机组发电了，但是随即发生了6级地震。为了确保广州市人民的安全。国家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极端困难的时期，仍然拿出了大量资金加固新丰江大坝，（这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确保了广州市人民的安全。整个加固工作一直持续了捌年。直到1968年底。才加固完成，因此，这拾年时间我都是在新丰江工地渡过的。在这拾年里有两个现在人们争议较大的时期，一个是60年至62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另一个是66年下半年至68年底的文革时期。这两个时期，我都在新丰江工地。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国每年粮食收成只有正常年份的三成，粮食产量大幅降低，副食品供应严重短缺。为了保证全国人民最低的粮食定量供应，在陈云同志的建议下，全国实行了粮食定量供应制度，保证了全国人民最低的口粮消费标准。（每人每月最低21斤）我们工地的所有职工的口粮供应都得到了保障。（最低32斤，最高45斤）同时结合工地有空闲土地的情况，党委发动全体职工，发扬南泥湾精神：“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将工地的空闲土地都种上了粮食。收获的粮食作为职工加班时的口粮补贴。在那三年里，我们的工地仍然是紧张地进行着加固工作。由于有基本的口粮供应保障，全国城镇居民根本没有饿死人的现象。我的亲属当时都全在四川农村，我的母亲已年过六旬，都没有饿死。我们村里也不存在有饿死人的现象。有些人说在那三年里，我国饿死了叁千万人。完全是造谣！是对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恶毒污蔑。
1966年下半年我也参加了新丰江工地的文化大革命，当时由于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打着红旗反红旗，挑动群众斗群众，我们工地也分成了两派。一派叫东风派，一派叫红旗派。我当时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又是技术干部。被扣上了反动地主仔和反动技术权威的帽子，也遭到了迫害，挨过批斗、游过大街、戴过铁帽、挂过铁牌，当时我的一些在工地的同龄人，也不同程度地受到过迫害。我们的副总工程师冯文同志甚至被判刑20年。这些同志在1975年前，都陆续得到了完全平反。恢复了职务，补发了工资。我和这些同志现在都非常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热爱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并且，教育我们的子女和他（她）们的下一代也要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我们只能把仇恨记在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身上。在这两年半的时期里我们 工地的生产仍然没有停止过。从而保证了新丰江大坝按计划加固完成了。
1969年11月，新丰江大坝加固完成后，我们这支水电队伍又转战到广东英德建设长湖水电站。1970年十月我又被林彪的一号令赶回老家农村去劳动改造了三年。直到1973年才落实政策回到原单位工作。从1974年到1975年，我得到了完全的平反。职务恢复了，工资也补发了。
1976年是中国人民最悲痛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们首先失去了敬爱的周总理和朱老总，紧接着在9月9日，我们的伟大伟大领袖毛主席也离开了我们。我是永远记得那一刻，我们工地壹万多名职工和家属聚集在工地的广场上，听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撕人心肺的哀乐，把我们带进了无穷无尽的悲痛中。壹万多名职工和家属在工地的广场上，没有一个不是失声痛哭的。我们主持会议的党委书记强忍着悲痛带着哭声叫大家不要哭，最后自己也禁不住嚎涛大哭起来。现在我们一些老同志在一起的时候，谈到毛主席逝世时的情景，都只有一句话；“如果我们敬爱的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周总理、朱老总都还健在，我们该是多么幸福呵！”
“吴大少”网友：我上面讲的才是“1958——1976年中国老百姓的真实生活记录”。
]]
信阳事件发生时，作者正担任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了解事件全过程。他指出，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人民是多么听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而我们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
信阳地区位于河南省东南，与湖北的孝感、黄冈和安徽的安庆、六安、阜阳五个地区接壤。该区有大约一半的面积曾经是大别山、桐柏山老革命根据地。这里是河南省的重要粮棉产区，还盛产茶叶。木材、毛竹、油桐、药材和猪鸡鱼鸭等，素有青山绿水、鱼米之乡的美称。
就是这样一个美丽富饶的地区，在50年代末的“大跃进’期间，由于浮夸风、“共产风’的肆虐，竟然造成了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成为举国震惊的信阳事件。
举国震惊的“信阳事件” 多灾多难的河南人民
作者：张树藩 1993年写于病中(摘自《百年潮》1999年第12期第39-44页)
事件发生时。我任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经历了事件的全过程。虽然时间过去了三十多年，但这一和平时期的血的教训，无时不在我的脑海中翻腾激荡。
●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和信阳的浮夸风
1958年春，信阳地区的遂平县嵖岈山群众为了兴修水利，要求把几个高级社联合成一体，我们地委同意了群众的这个要求。当时取名叫集体农庄，学苏联的，实行领导、计划、分配、财务四统一。不久，毛主席提名叫人民公社，嵖岈山就成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到8月份，全地区实现了公社化。
在1958年夏收中，当时在楂岈山人民公社坐阵的遂平县委副书记赵光，将一块亩产四五百斤的小麦浮夸成3200多斤。随之，西平县城关公社出现了亩产小麦 7320行的更大浮夸典型。他们是把多亩产量集中起来说报的，当时我就不相信。地委书记路宪文跟我说出现如此的高产典型时，我说那是胡说八道，根本不可能。我想一亩晒场能晒多少，怎么会一亩产几千斤小麦呢。于是地委就派副秘书长王秉林到西平县实地调查，回来说是真的。然后我亲自到现场察看，证明并不真实。就在这时，继《河南日报》之后，《人民日报》也大登特登亩产几千斤的消息，还发了号外。从此以后，谁要说是假的就挨批斗，全区为此挨批斗的人大约有 12000多人次。于是浮夸风越刮越大，信阳县有名的鸡公山公社浮夸到亩产万斤水稻，有个别的地方浮夸说亩产几万斤，还出现亩产几十万斤的大典型。不过， 1958年毕竟是大丰收，虽然由于大办钢铁等误了农时，没能及时收割，损失了10％左右的粮食，但群众生活没有出大问题，这年全区完成征购任务16亿斤。
在当年的大办钢铁和工业运动中，同样是浮夸成风。且不说炼钢的质量根本不行，数量也都是假的。许多地方把日产几百斤说成几千斤，商城县更绝，竟浮夸成日产6O00吨。为此，中央冶金部在商城开了一次全国大炼钢铁的现场会。事先我也去商城看了一次，认为是假的，有的小土炉一天费很大劲才能炼出几十斤，好的也仅是二三百斤。回到地委。我就和路宪文谈了我的看法，并说这样下去，我们会犯大错误的。路当时对我的看法不同意，并说群众运动，气可鼓而不可泄，你看消极面太多了。所谓“看消极面太多”，就是我看到有些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随便打人，将山林松木乱砍滥伐，砸群众的锅来炼钢等做法，深感不安，认为得不偿失，并预感到要犯错误。
到1959年，信阳地区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一百天不下雨，秋粮眼看着大面积歉收或无收。当时地委几个书记分工，我主管农业、政法、财贸三条线。为了让全区各县市领导认识问题的严重性，我在8月初召开了一个各县市有关负责人的会议，让大家实事求是地估计秋收形势，认识灾情，及早采取措施如多种蔬菜等，将灾荒消灭在春节之前。但这个会议事先未经地委讨论，有些人就有了看法。不久，省委要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反彭德怀）的会议，地委让各县报秋收预产。地委办公室汇总后，召开常委会讨论。当时地委9个常委中，8个人认为1959年农业生产比1958年丰收，是特大丰收年，因为根据各县市预报的粮食产量是72亿斤，而1958年不过56亿斤。我在会上谈了和大家完全不同的看法，认为今秋是个大歉收年，全区总产大概就30多亿斤最多起不过40亿斤（后来证实只有20多亿斤我说的也多了。）
●「反右倾」使「左」倾错误变本加厉
8月底9月初、省委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扩大会议、在会议开始时省要让各地市委书记预报秋收产量。路宪文不去，让我去参加。我先将地委集体讨论定的 72亿斤总产说了。接着谈了我在地委常委会议上谈的意见。这便引起省委对我也有了看法。第二天就问路宪文说你们信阳是怎么搞的。路宪文向我问明情况后很不高兴，马上召集在省里开会的各县、市委书记让重新报产量。各个县市委书记开始都低头不谈，在路宪文一再逼迫下，才说：不是在家里都报过了嘛，还报什么？路说，有人可不是这么认识的。这很明显就是要发动大家把矛头对准我了。当前我不管怎么样，又在会上谈了我的着往，并提出我们共产党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实事求是，虽然这次省委扩大会议是反右的，但不崩因为怕反右就不实事求是。我说完后，县市委书记没有一个说话的，可见大家是了解情况的，只是不敢说实话而已。随之扩大会议按省委意图要各地市找右倾典型，展开批斗。尽管省委已把我定成严重右倾分子，可批斗就是发动不起来，没有一个对我批评的。路宪文无奈，抓住一个说过点实话的平舆县长曹明展开了批斗，这也算信阳地区在扩大会议上找到了一个所谓右倾分子。随即撤销了曹明的县长职务。
扩大会议后，我回到地区抓秋季粮食征购任务。省委仍按1958年大丰收的标准征购，我们地区又完成了16亿斤，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秋收刚完，很多地方群众就没饭吃了，开始出现了逃荒要饭的现象。很多食堂开不了伙，群众无奈，就在家里煮红薯叶、野菜充饥。干部发现后把他们的锅给砸了，群众就外出逃荒。地委认为这是破坏大跃进，就让各县市在各路口设岗拦堵群众，不准外逃。当时地委不仅没有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反而认为是有人将粮食瞒藏起来了，于是决定在全区开展反瞒产运动。
我分工到西平、遂平两县开展反瞒产工作，先到西平县安排了一下，即到遂平县。县委还在召开全县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反瞒产动员，然后讨论报瞒产多少。我参加了会议，看到报多人都低着头一言不发，即感到其中大有问题。于是我就下到两个公社看了一些生产队的群众生活，确实已经没有粮食，仅吃点红薯、野菜等，不少群众脸上已出现浮肿。我看到问题很严重，当天晚上就回到县委召开常委会议，提出了征购已透底，人民生活无着落，已出现浮肿和外逃现象，不要再逼大家报瞒产了。我说瞒产可能有，但当前急需安排好群众生活问题，然后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我知道他们县超征购了700万斤粮食,就让他们先拿出这些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有人提出动用国库粮食需请示省里批准，我说来不及了，等请示批准后再拿出来会饿死人的，你们不要怕，一切问题由我负责。我跟县委商定后，一方面让我的秘书余德鸿给路宪文写报告，一方面开仓放粮，安排群众生活，使这个县基本上没有饿死人。后来戴帽批斗时，这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状，余德鸿同志也受牵连挨了整。
其他县的情况就不同了，都说反出了瞒产几千万、几亿斤不等的粮食，还召开了一些现场会。如鸡公山公社现场会，在场里圈着很多所谓腿产粮食．其实就上边一层稻子，下面全是稻壳子，完全是弄虚作假。类似这种情况在很多地方出现，这就不可能不把群众置于死地，群众写信到省委，被转回地委让严肃处理，结果有的被逮捕法办了，有的党员竟开除了党籍。光山县某地有个农民找医生看病，医生说这个病好治，有两碗粥就好了。因此将这个医生逮捕法办了。信阳县委有一个纪委干部看到饿死人的严重问题，给省委写信反映情况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当时路宪文在省委支持下，为了不让干部群众向中央写信反映情况，还专门开会让各邮局把关，凡是反映情况的信，一律扣压,后来统计被扣压的信件达12000多封。即使如此严格限制，还有人跑到许昌地区向上寄信。有一个党支部（哪个县哪个村已不清了），23个党员饿死了20个，剩下的三个党员，给省委写了一封信，请求求省委救救他们村人民。此信也被省委秘书长戴苏理扣压并要查处。
在群众已处于死亡线上的情况下，不少地方开始杀牛吃。当时我虽然已被列入地委常委的批斗对象，但还未停止工作。在批阅公检法送来的案件时，看到群众杀牛的案子我就深感问题的严重，开始批了几件都从轻处理的。到1959年10月，杀牛吃的越来越多了。尽管报告上写的杀牛人都是如何坏，还给加了“破坏社会主义”、“反对大跃进”等罪名，可是我清楚地知道这都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不得不干的。从此我就不再批处这类案件了。
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省委扩大会议后，原来进行的包工包产试点也被批为右倾。这本来是地委农村工作组长延炳玉布置各县搞的，现在不认账了，把责任都推到下边。为此将息县、淮滨等数县农工部长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曾让副书记张福鸿到一个生产队搞包产到户试点，到反右时，马不敢承担责任，说是张自己搞的。张不服，坚持说是马书记派他去搞的。就这样；马龙山为了杀人灭口，就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发动批斗，将张福鸿打死了。然后说张畏罪自杀，立即埋掉了。
●饿死人震惊了中央领导
由於我在地委常委批斗会上一直拒不认错，常委们就给我总结山了四条“严重右倾错误”。
1、把1959年的特大丰收说成大灾荒年。不仅在地委会议上说，到省委扩大会议上还坚持己见，并在县市委书记会上反右倾机会主义、批判彭德怀时，还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
2、在8月份召开生产救灾会议时，把灾情讲得那么严重，否定了“大跃进”的大好形势。
3、到遂平县进行反瞒产工作时，不但没反出一斤粮食，反而不请示报告省委，私自动用国库粮700多万斤。
4、对干部的干劲不是鼓励，反倒诬蔑说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的作风。
路宪文带结论性地说：你老张每次下乡，回来都向我说消极方面的问题，对1958年小麦亩产3200斤和7320斤你不相信，对大办钢铁也不相信下边报的数字等等，这不是右倾又是什么？我劝你要老实检查，从此你也不要工作了。
此后，我除参加地委和专署党组组织的大小批斗会外，就是在办公室看书报。地委、专署召开的一切会议不仅不让参加，会议的文件也不让我看，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了。我的秘书余德鸿也因同情我的观点而被撤职批斗，从此再没有一个人敢接近我了。但在专署党组扩大会议上可以看出，没有一个人是在真的对我进行激烈批斗，大都是轻描淡写地提些鸡毛蒜皮的小问题，没话找话，应付了事。实际上，绝大多数人是同情我的，事后证明也确实如此。
有一天，余德鸿从我办公室门口路过，我看到了叫他送来，他很害伯不敢来。我说小余你怕什么，不是也和我一样了吗？过来谈谈话也好嘛。余进屋了，我问了他一些情况。他说他已被撤职，也没工作可做，半个月就回淮滨县老家两次。我问他两次回家干了什么，他说，第一次回家是埋大爷大娘的，第二次回家是埋父母的。我问怎么半个月内四个老人家全去世了，是什么病死的。余说是瘟疫传染的（当时饿死的人统统说成是瘟疫，不能说是饿死的）。这使我感到问题更严重了，因为我知道余秘书的家还算是比较富裕的。于是我又对余说：事到如今，你对我还不敢说句实话，他们到底是怎么死的？这时余的眼泪流下来了，哭得说不出话来．停了一会才说出都是没有吃的饿死的。听后我也难过得掉了眼泪。接着我又追问：你们村饿死多少人？余说他没有多出家门，光知道他们村西头就饿死一半多，有不少产饿死都没有人埋。听到这些情况后，我的脑子像炸了一样。余离开后，我当即跑到地委找路宪文。路不在，主管党群的副书记王达夫在办公室，我就把余德鸿谈的严重问题向王讲了，并请地委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挽救。事后了解地委仍未采取紧急措施，始终不敢承认是饿死的，全区统一口径都说是瘟疫传染而死的。直到1959年11、12月间，在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以路宪文为首的地委才向省委报告，要了粮食。当时省委并不是不知道信阳地区的问题，省委主管财贸的副书记宋致和就曾在信阳到潢川县的公路两侧看到过几个饿死的人；省纪委书记刘名榜是信阳地区新县人。他回老家时，也在路上看到过死的人没人埋和乡亲的饥饿情况。但那时人人自危，谁也不敢坚持原则，不敢出来为人民说句实话。
地委召开大、小会议批斗我的过程，也正是信阳地区饿死人最严重的时期。由于我坚持不按省地委要求作检查，不承认错误，批斗了两个月也就停下来了。到1960年2月，大量饿死人的问题总算制止了。路宪文有一天找我谈话，说你从今天起就开始工作吧，未再谈及检讨错误的事，并说中央内务部来了一个处长要到淮滨检查灾情，你可以陪这位处长下去看看情况。就这样。我的所谓严重右倾错误也不了了之，并从此开始了工作。
我跟内务部郭处长到了息县、淮滨两个县，郭处长看到灾荒十分严重，就问我到底饿死了人没有。我说有，而且还不少。郭处长问饿死了多少人，我说自己从去年九月底就开始挨批斗，你来了我才开始跟你第一次出门，对全区情况也不了解，只能估计一下，饿死的人可能在二十万到叁十万之间。郭处长一听就感到问题太严重了，只待了两天，就回内务部了。事后得知，郭处长回去后即向部领导谈了我说的话，部领导马上就让他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汇报。习仲勋同样感到问题严重，又向中央纪委书记董必武作了汇报，董老马上派李坚、李正海两个处长到信阳地区进行调查。他们经过叁个月的调查了解，越查间题越严重，最后结论是饿死的数字比我估计的要多好几倍。
他们将调查续果向省委汇报后，省委不是正视错误，承担责任，而是千方百计地设法掩盖。不仅未对信阳地委严厉批评处理，省委书记吴芝圃还对路宪文说，不要害怕，省委是支持你的。1960年 7月中旬，省委还派副书记杨尉屏、李立和纪委书记刘名榜等在鸡公山上召开县委书记以上的地委扩大会议，统一认识，缩小问题的严重性，继续肯定“大好形势”，也就是贯彻省委捂盖子的精神。在这个会议上也说要发扬民主，让大家提意见。路宪文在总结性发言中，也做了一些轻描淡写的检讨，但根本没有涉及问题的实质。我当时认为，路的讲话实际是表达了省委的意图。
我在这次鸡公山会议上作了三次发言，以承担责任、严格自我批评的态度，指出了一部分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又触怒了省、地委领导。地委路宪文、延炳玉、王达夫、武建华等常委背着我连夜召开秘密会议，作出决定，下一次会议要以批斗我为中心。他们说张树藩要翻案，必须批判。我知道他们又要把矛头对准我后，找到新到省委当副书记李立，谈了我的看法，并揭露了他们的阴谋。李书记对我的处境表示同情，并安慰我说，不要怕。你谈的情况我都明白了。我估计李书记随即与杨尉屏、刘名榜等省委来的负责人，研究了我说的话，决定会议不能再转到批判我的问题上了。于是当路宪文等向杨尉屏汇报地委常委已决定将会议转向批我时。扬说不能再批人家了，现在得让人说话。
这时候，副省长王国华上山来了。他是信阳确山人，老红军，对信阳地区饿死这么多人非常痛心，非常气愤。他在会上指名道姓地严厉批评了路宪文，说张树藩、李瑞英两口子为群众说了实话，你们却整了人家。（我的老伴李瑞英1959年6月1日至7月1日曾带调查组在当时称万斤红旗乡的鸡公山搞经济调查，不但没有调查出亩产万斤水稻的高产量，反而给路宪文写报告要21万斤粮食，安排群众生活。为此，路说她是否定大丰收，为富裕中农叫嚣。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后，李瑞英被调到省委党校，在全校学员和省市直理论辅导员一千多人的大会上接受揭发批判，全省出名。省委秘书长戴苏理听说李瑞英不服，十分恼火，说因李态度不好，要加重处分，撤销专区妇联党组书记和主任职务，仅保留地委委员。）王国华的发言对会议震动很大。他是第一个点名批评路宪文的，也是第一个为我们说话的。
这次鸡公山会议决定逮捕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并要求将其判处死刑，主要因马主持打死了副书记张福鸿。其中的文章事后才看清楚；省委是想用杀马一人表示对信阳地区发生的严重问题进行了严肃处理，还是为了捂盖子（对马定死刑报中央后，毛主席说，我还没有杀过一个县委书记，判死缓吧）。
在中纪委两位处长把问题查清报告党中央后，毛主席批示说，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须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于是，中央从各部委抽调数百人来到信阳地区。这时省委才慌了手脚，也仓促组织了六七百人到信阳，全面改组各级领导班子。先派省农工部长赵定远任信阳地委书记，省统战部副部长赵子平任副书记，高祥辉、刘策分任地委组织兼宣传部长；中央派的干部分别到各县、社任县委书记、县长、公社书记、主住等。原地委书记路宪文被停职检查，其他副书记、部长靠边站检查，原有九个地委常委仅留下我和纪委书记邱进敏没有动。
就在地县委彻底改组之时，中央李先念、王从吾、徐子荣和中南局陶铸、王任重两书记，在省委书记吴芝圃陪同下来到信阳地委。地委决定让我负责在第五步兵学校招待所接待他们。在招待所会议室里坐下喝茶时，吴芝圃说话了。他的原话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吴芝圃指着我说：“树藩同志，信阳地区发生的问题，省委事先一点也不了解，把省委蒙到鼓里了。听说你和路宪文认识不一致，你怎么不找我谈谈呢？如果早找我谈谈，不就避免了发生这样大的问题吗？”本来我事先没想对中央领导说什么，但在吴说了这样一番谎言的情况下，我不得不说话了。
我的原话是：“芝圃同志，你真的一点情况不知道吗？那么地委给我戴上右倾帽子，对我进行几个月的批判斗争，这不是省委批准的吗？否则路宪文他敢批斗我吗？既然是省委批准的，又是根据什么批的，还不就是根据找在生产救灾会议上的讲话，在地省委估产时地委定的高我说的少，反瞒产时我在遂平县不仅没反出瞒产，又拿出70O多万斤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以及说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打死人是国民党作风等，才给扣上严重右倾帽子进行批斗的？省委批准斗我的根据，不都是我反映的意见吗？芝圃同志，怎能说省委一点情况都不了解呢？对我的批判不都是你的安排吗，我还找你谈什么？”
这时，我看到吴芝圃的脸红得成了红布，确实相当难堪。我还想再具体谈谈时，陶铸同志阻止我说：不要再往下说了，我们都清楚了，过去批判错了你了，我们给你平反，不要再说了。这样，我也就不说了。
第二天，吴芝圃和戴苏理到固始县召开了万人大会，宣布原县委书记杨守绩是“反革命”，并将其逮捕。为什么省委书记和秘书长没经过地委亲自到县里逮捕杨守绩呢？就因为杨在一九五九年群众开始发生浮肿病并有人饿死时，未经地委同意就给省委写了一个报告，反映了真实情况，要求拨给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这显然又是为了捂盖子、掩盖省委错误而采取的行动。
这一时期，全地区县市委第一书记被开除党籍、逮捕法办的就有八人，其余县市委书记统统被撤换。农村二十多万基层干部则被集中起来进行「特殊训练」，还调了部队，用绳子将他们一串串拴起来，武装押送。这成了一次全面彻底的大夺权。
这么多干部怎么会都变成了反革命，怎么能如此残酷地镇压呢？我想不通。本来地委决定让我负责抓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的。由于我感到这样做不对头，就拒绝担任此职，并在地委常委会议上忍不住大哭起来。我边哭边说：我在信阳地区工作十几年，和广大党员、干部有着深厚的感情，我弄不清那么多人怎么都变成了反革命。我和他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我领导去整他们，我确实了不了手，还是让我主管生产救灾工作为好。事后，就因为我没有服从省地委决定，还提出不要这样整干部，在运动初期划三种人（明白人、犯有严重错误的人、糊涂人〕时把我划为“糊涂人”，那些自己应对信阳事件负责、事后却大整基层干部的人倒成了“明白人”。我虽不服气，但心想随你们划吧，历史最终总会是公正的。
●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
信阳事件的发生，与此前河南省开展的一些错误的政治运动有很大关系。一九五八年，河南曾发生过震动全省的「反潘杨王事件」，在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吴芝圃等人的主持下，把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副书记杨珏、副秘书长王庭栋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在全省到处抓「小潘复生」，「插红旗，拔白旗」，批斗了一大批说实话办实事的党员、干部。这些极左的做法使得人人自危，党内生活极不正常。从此，很多人都睁着眼脱瞎话，浮夸风、「共产风」、一平二调风，特别是干部的强迫命令、瞎指挥风，就大刮起来了，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我记得在一九五八年秋省委扩大会议上，吴芝圃在报告中讲到一个故事，说历史上有一个人手执宝剑，指石为金。同时又说，过去人们说巧媳妇做不出无米粥是错误的，现在巧媳妇就能做出无米粥。就是这样一些异想天开的宣传鼓动，把本来已经完全脱离实际的「大跃进」又推向了高潮。
这就是造成信阳事件的根本原因所在。其实不止信阳，全省各地都有饿死的人，只是信阳更多一些。因此，信阳事件，实际上也是河南省事件，以吴芝围为首的河南省委应负主要责任。
吴芝圃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同志，长期当中学教员，抗日开始就参加部队工作，在新四军四师当政治部主任。他对地方工作是外行加个人主义，再加上用人不当，把品质恶劣的人用作高参，终于造成大错。本来吴芝圃在河南威信是高的，经过反潘复生之后，威信就大大降低了。群众说，“跟着潘复生，一天吃一斤，跟着吴芝圃，吃了不少苦。”这种民谣不少，说明谁是谁非人民看得最清楚。
从信阳事件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真是太好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联的人民是多么听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而我们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
作者：张树藩 1993年写于病中(摘自《百年潮》1999年第12期第39-44页)
信阳地区位于河南省东南，与湖北的孝感、黄冈和安徽的安庆、六安、阜阳五个地区接壤。该区有大约一半的面积曾经是大别山、桐柏山老革命根据地。这里是河南省的重要粮棉产区，还盛产茶叶。木材、毛竹、油桐、药材和猪鸡鱼鸭等，素有青山绿水、鱼米之乡的美称。
就是这样一个美丽富饶的地区，在50年代末的“大跃进’期间，由于浮夸风、“共产风’的肆虐，竟然造成了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成为举国震惊的信阳事件。
举国震惊的“信阳事件” 多灾多难的河南人民
作者：张树藩 1993年写于病中(摘自《百年潮》1999年第12期第39-44页)
事件发生时。我任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经历了事件的全过程。虽然时间过去了三十多年，但这一和平时期的血的教训，无时不在我的脑海中翻腾激荡。
●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和信阳的浮夸风
1958年春，信阳地区的遂平县嵖岈山群众为了兴修水利，要求把几个高级社联合成一体，我们地委同意了群众的这个要求。当时取名叫集体农庄，学苏联的，实行领导、计划、分配、财务四统一。不久，毛主席提名叫人民公社，嵖岈山就成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到8月份，全地区实现了公社化。
在1958年夏收中，当时在楂岈山人民公社坐阵的遂平县委副书记赵光，将一块亩产四五百斤的小麦浮夸成3200多斤。随之，西平县城关公社出现了亩产小麦 7320行的更大浮夸典型。他们是把多亩产量集中起来说报的，当时我就不相信。地委书记路宪文跟我说出现如此的高产典型时，我说那是胡说八道，根本不可能。我想一亩晒场能晒多少，怎么会一亩产几千斤小麦呢。于是地委就派副秘书长王秉林到西平县实地调查，回来说是真的。然后我亲自到现场察看，证明并不真实。就在这时，继《河南日报》之后，《人民日报》也大登特登亩产几千斤的消息，还发了号外。从此以后，谁要说是假的就挨批斗，全区为此挨批斗的人大约有 12000多人次。于是浮夸风越刮越大，信阳县有名的鸡公山公社浮夸到亩产万斤水稻，有个别的地方浮夸说亩产几万斤，还出现亩产几十万斤的大典型。不过， 1958年毕竟是大丰收，虽然由于大办钢铁等误了农时，没能及时收割，损失了10％左右的粮食，但群众生活没有出大问题，这年全区完成征购任务16亿斤。
在当年的大办钢铁和工业运动中，同样是浮夸成风。且不说炼钢的质量根本不行，数量也都是假的。许多地方把日产几百斤说成几千斤，商城县更绝，竟浮夸成日产6O00吨。为此，中央冶金部在商城开了一次全国大炼钢铁的现场会。事先我也去商城看了一次，认为是假的，有的小土炉一天费很大劲才能炼出几十斤，好的也仅是二三百斤。回到地委。我就和路宪文谈了我的看法，并说这样下去，我们会犯大错误的。路当时对我的看法不同意，并说群众运动，气可鼓而不可泄，你看消极面太多了。所谓“看消极面太多”，就是我看到有些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随便打人，将山林松木乱砍滥伐，砸群众的锅来炼钢等做法，深感不安，认为得不偿失，并预感到要犯错误。
到1959年，信阳地区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一百天不下雨，秋粮眼看着大面积歉收或无收。当时地委几个书记分工，我主管农业、政法、财贸三条线。为了让全区各县市领导认识问题的严重性，我在8月初召开了一个各县市有关负责人的会议，让大家实事求是地估计秋收形势，认识灾情，及早采取措施如多种蔬菜等，将灾荒消灭在春节之前。但这个会议事先未经地委讨论，有些人就有了看法。不久，省委要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反彭德怀）的会议，地委让各县报秋收预产。地委办公室汇总后，召开常委会讨论。当时地委9个常委中，8个人认为1959年农业生产比1958年丰收，是特大丰收年，因为根据各县市预报的粮食产量是72亿斤，而1958年不过56亿斤。我在会上谈了和大家完全不同的看法，认为今秋是个大歉收年，全区总产大概就30多亿斤最多起不过40亿斤（后来证实只有20多亿斤我说的也多了。）
●「反右倾」使「左」倾错误变本加厉
8月底9月初、省委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扩大会议、在会议开始时省要让各地市委书记预报秋收产量。路宪文不去，让我去参加。我先将地委集体讨论定的 72亿斤总产说了。接着谈了我在地委常委会议上谈的意见。这便引起省委对我也有了看法。第二天就问路宪文说你们信阳是怎么搞的。路宪文向我问明情况后很不高兴，马上召集在省里开会的各县、市委书记让重新报产量。各个县市委书记开始都低头不谈，在路宪文一再逼迫下，才说：不是在家里都报过了嘛，还报什么？路说，有人可不是这么认识的。这很明显就是要发动大家把矛头对准我了。当前我不管怎么样，又在会上谈了我的着往，并提出我们共产党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实事求是，虽然这次省委扩大会议是反右的，但不崩因为怕反右就不实事求是。我说完后，县市委书记没有一个说话的，可见大家是了解情况的，只是不敢说实话而已。随之扩大会议按省委意图要各地市找右倾典型，展开批斗。尽管省委已把我定成严重右倾分子，可批斗就是发动不起来，没有一个对我批评的。路宪文无奈，抓住一个说过点实话的平舆县长曹明展开了批斗，这也算信阳地区在扩大会议上找到了一个所谓右倾分子。随即撤销了曹明的县长职务。
扩大会议后，我回到地区抓秋季粮食征购任务。省委仍按1958年大丰收的标准征购，我们地区又完成了16亿斤，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秋收刚完，很多地方群众就没饭吃了，开始出现了逃荒要饭的现象。很多食堂开不了伙，群众无奈，就在家里煮红薯叶、野菜充饥。干部发现后把他们的锅给砸了，群众就外出逃荒。地委认为这是破坏大跃进，就让各县市在各路口设岗拦堵群众，不准外逃。当时地委不仅没有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反而认为是有人将粮食瞒藏起来了，于是决定在全区开展反瞒产运动。
我分工到西平、遂平两县开展反瞒产工作，先到西平县安排了一下，即到遂平县。县委还在召开全县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反瞒产动员，然后讨论报瞒产多少。我参加了会议，看到报多人都低着头一言不发，即感到其中大有问题。于是我就下到两个公社看了一些生产队的群众生活，确实已经没有粮食，仅吃点红薯、野菜等，不少群众脸上已出现浮肿。我看到问题很严重，当天晚上就回到县委召开常委会议，提出了征购已透底，人民生活无着落，已出现浮肿和外逃现象，不要再逼大家报瞒产了。我说瞒产可能有，但当前急需安排好群众生活问题，然后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我知道他们县超征购了700万斤粮食,就让他们先拿出这些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有人提出动用国库粮食需请示省里批准，我说来不及了，等请示批准后再拿出来会饿死人的，你们不要怕，一切问题由我负责。我跟县委商定后，一方面让我的秘书余德鸿给路宪文写报告，一方面开仓放粮，安排群众生活，使这个县基本上没有饿死人。后来戴帽批斗时，这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状，余德鸿同志也受牵连挨了整。
其他县的情况就不同了，都说反出了瞒产几千万、几亿斤不等的粮食，还召开了一些现场会。如鸡公山公社现场会，在场里圈着很多所谓腿产粮食．其实就上边一层稻子，下面全是稻壳子，完全是弄虚作假。类似这种情况在很多地方出现，这就不可能不把群众置于死地，群众写信到省委，被转回地委让严肃处理，结果有的被逮捕法办了，有的党员竟开除了党籍。光山县某地有个农民找医生看病，医生说这个病好治，有两碗粥就好了。因此将这个医生逮捕法办了。信阳县委有一个纪委干部看到饿死人的严重问题，给省委写信反映情况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当时路宪文在省委支持下，为了不让干部群众向中央写信反映情况，还专门开会让各邮局把关，凡是反映情况的信，一律扣压,后来统计被扣压的信件达12000多封。即使如此严格限制，还有人跑到许昌地区向上寄信。有一个党支部（哪个县哪个村已不清了），23个党员饿死了20个，剩下的三个党员，给省委写了一封信，请求求省委救救他们村人民。此信也被省委秘书长戴苏理扣压并要查处。
在群众已处于死亡线上的情况下，不少地方开始杀牛吃。当时我虽然已被列入地委常委的批斗对象，但还未停止工作。在批阅公检法送来的案件时，看到群众杀牛的案子我就深感问题的严重，开始批了几件都从轻处理的。到1959年10月，杀牛吃的越来越多了。尽管报告上写的杀牛人都是如何坏，还给加了“破坏社会主义”、“反对大跃进”等罪名，可是我清楚地知道这都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不得不干的。从此我就不再批处这类案件了。
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省委扩大会议后，原来进行的包工包产试点也被批为右倾。这本来是地委农村工作组长延炳玉布置各县搞的，现在不认账了，把责任都推到下边。为此将息县、淮滨等数县农工部长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曾让副书记张福鸿到一个生产队搞包产到户试点，到反右时，马不敢承担责任，说是张自己搞的。张不服，坚持说是马书记派他去搞的。就这样；马龙山为了杀人灭口，就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发动批斗，将张福鸿打死了。然后说张畏罪自杀，立即埋掉了。
●饿死人震惊了中央领导
由於我在地委常委批斗会上一直拒不认错，常委们就给我总结山了四条“严重右倾错误”。
1、把1959年的特大丰收说成大灾荒年。不仅在地委会议上说，到省委扩大会议上还坚持己见，并在县市委书记会上反右倾机会主义、批判彭德怀时，还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
2、在8月份召开生产救灾会议时，把灾情讲得那么严重，否定了“大跃进”的大好形势。
3、到遂平县进行反瞒产工作时，不但没反出一斤粮食，反而不请示报告省委，私自动用国库粮700多万斤。
4、对干部的干劲不是鼓励，反倒诬蔑说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的作风。
路宪文带结论性地说：你老张每次下乡，回来都向我说消极方面的问题，对1958年小麦亩产3200斤和7320斤你不相信，对大办钢铁也不相信下边报的数字等等，这不是右倾又是什么？我劝你要老实检查，从此你也不要工作了。
此后，我除参加地委和专署党组组织的大小批斗会外，就是在办公室看书报。地委、专署召开的一切会议不仅不让参加，会议的文件也不让我看，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了。我的秘书余德鸿也因同情我的观点而被撤职批斗，从此再没有一个人敢接近我了。但在专署党组扩大会议上可以看出，没有一个人是在真的对我进行激烈批斗，大都是轻描淡写地提些鸡毛蒜皮的小问题，没话找话，应付了事。实际上，绝大多数人是同情我的，事后证明也确实如此。
有一天，余德鸿从我办公室门口路过，我看到了叫他送来，他很害伯不敢来。我说小余你怕什么，不是也和我一样了吗？过来谈谈话也好嘛。余进屋了，我问了他一些情况。他说他已被撤职，也没工作可做，半个月就回淮滨县老家两次。我问他两次回家干了什么，他说，第一次回家是埋大爷大娘的，第二次回家是埋父母的。我问怎么半个月内四个老人家全去世了，是什么病死的。余说是瘟疫传染的（当时饿死的人统统说成是瘟疫，不能说是饿死的）。这使我感到问题更严重了，因为我知道余秘书的家还算是比较富裕的。于是我又对余说：事到如今，你对我还不敢说句实话，他们到底是怎么死的？这时余的眼泪流下来了，哭得说不出话来．停了一会才说出都是没有吃的饿死的。听后我也难过得掉了眼泪。接着我又追问：你们村饿死多少人？余说他没有多出家门，光知道他们村西头就饿死一半多，有不少产饿死都没有人埋。听到这些情况后，我的脑子像炸了一样。余离开后，我当即跑到地委找路宪文。路不在，主管党群的副书记王达夫在办公室，我就把余德鸿谈的严重问题向王讲了，并请地委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挽救。事后了解地委仍未采取紧急措施，始终不敢承认是饿死的，全区统一口径都说是瘟疫传染而死的。直到1959年11、12月间，在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以路宪文为首的地委才向省委报告，要了粮食。当时省委并不是不知道信阳地区的问题，省委主管财贸的副书记宋致和就曾在信阳到潢川县的公路两侧看到过几个饿死的人；省纪委书记刘名榜是信阳地区新县人。他回老家时，也在路上看到过死的人没人埋和乡亲的饥饿情况。但那时人人自危，谁也不敢坚持原则，不敢出来为人民说句实话。
地委召开大、小会议批斗我的过程，也正是信阳地区饿死人最严重的时期。由于我坚持不按省地委要求作检查，不承认错误，批斗了两个月也就停下来了。到1960年2月，大量饿死人的问题总算制止了。路宪文有一天找我谈话，说你从今天起就开始工作吧，未再谈及检讨错误的事，并说中央内务部来了一个处长要到淮滨检查灾情，你可以陪这位处长下去看看情况。就这样。我的所谓严重右倾错误也不了了之，并从此开始了工作。
我跟内务部郭处长到了息县、淮滨两个县，郭处长看到灾荒十分严重，就问我到底饿死了人没有。我说有，而且还不少。郭处长问饿死了多少人，我说自己从去年九月底就开始挨批斗，你来了我才开始跟你第一次出门，对全区情况也不了解，只能估计一下，饿死的人可能在二十万到叁十万之间。郭处长一听就感到问题太严重了，只待了两天，就回内务部了。事后得知，郭处长回去后即向部领导谈了我说的话，部领导马上就让他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汇报。习仲勋同样感到问题严重，又向中央纪委书记董必武作了汇报，董老马上派李坚、李正海两个处长到信阳地区进行调查。他们经过叁个月的调查了解，越查间题越严重，最后结论是饿死的数字比我估计的要多好几倍。
他们将调查续果向省委汇报后，省委不是正视错误，承担责任，而是千方百计地设法掩盖。不仅未对信阳地委严厉批评处理，省委书记吴芝圃还对路宪文说，不要害怕，省委是支持你的。1960年 7月中旬，省委还派副书记杨尉屏、李立和纪委书记刘名榜等在鸡公山上召开县委书记以上的地委扩大会议，统一认识，缩小问题的严重性，继续肯定“大好形势”，也就是贯彻省委捂盖子的精神。在这个会议上也说要发扬民主，让大家提意见。路宪文在总结性发言中，也做了一些轻描淡写的检讨，但根本没有涉及问题的实质。我当时认为，路的讲话实际是表达了省委的意图。
我在这次鸡公山会议上作了三次发言，以承担责任、严格自我批评的态度，指出了一部分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又触怒了省、地委领导。地委路宪文、延炳玉、王达夫、武建华等常委背着我连夜召开秘密会议，作出决定，下一次会议要以批斗我为中心。他们说张树藩要翻案，必须批判。我知道他们又要把矛头对准我后，找到新到省委当副书记李立，谈了我的看法，并揭露了他们的阴谋。李书记对我的处境表示同情，并安慰我说，不要怕。你谈的情况我都明白了。我估计李书记随即与杨尉屏、刘名榜等省委来的负责人，研究了我说的话，决定会议不能再转到批判我的问题上了。于是当路宪文等向杨尉屏汇报地委常委已决定将会议转向批我时。扬说不能再批人家了，现在得让人说话。
这时候，副省长王国华上山来了。他是信阳确山人，老红军，对信阳地区饿死这么多人非常痛心，非常气愤。他在会上指名道姓地严厉批评了路宪文，说张树藩、李瑞英两口子为群众说了实话，你们却整了人家。（我的老伴李瑞英1959年6月1日至7月1日曾带调查组在当时称万斤红旗乡的鸡公山搞经济调查，不但没有调查出亩产万斤水稻的高产量，反而给路宪文写报告要21万斤粮食，安排群众生活。为此，路说她是否定大丰收，为富裕中农叫嚣。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后，李瑞英被调到省委党校，在全校学员和省市直理论辅导员一千多人的大会上接受揭发批判，全省出名。省委秘书长戴苏理听说李瑞英不服，十分恼火，说因李态度不好，要加重处分，撤销专区妇联党组书记和主任职务，仅保留地委委员。）王国华的发言对会议震动很大。他是第一个点名批评路宪文的，也是第一个为我们说话的。
这次鸡公山会议决定逮捕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并要求将其判处死刑，主要因马主持打死了副书记张福鸿。其中的文章事后才看清楚；省委是想用杀马一人表示对信阳地区发生的严重问题进行了严肃处理，还是为了捂盖子（对马定死刑报中央后，毛主席说，我还没有杀过一个县委书记，判死缓吧）。
在中纪委两位处长把问题查清报告党中央后，毛主席批示说，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须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于是，中央从各部委抽调数百人来到信阳地区。这时省委才慌了手脚，也仓促组织了六七百人到信阳，全面改组各级领导班子。先派省农工部长赵定远任信阳地委书记，省统战部副部长赵子平任副书记，高祥辉、刘策分任地委组织兼宣传部长；中央派的干部分别到各县、社任县委书记、县长、公社书记、主住等。原地委书记路宪文被停职检查，其他副书记、部长靠边站检查，原有九个地委常委仅留下我和纪委书记邱进敏没有动。
就在地县委彻底改组之时，中央李先念、王从吾、徐子荣和中南局陶铸、王任重两书记，在省委书记吴芝圃陪同下来到信阳地委。地委决定让我负责在第五步兵学校招待所接待他们。在招待所会议室里坐下喝茶时，吴芝圃说话了。他的原话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吴芝圃指着我说：“树藩同志，信阳地区发生的问题，省委事先一点也不了解，把省委蒙到鼓里了。听说你和路宪文认识不一致，你怎么不找我谈谈呢？如果早找我谈谈，不就避免了发生这样大的问题吗？”本来我事先没想对中央领导说什么，但在吴说了这样一番谎言的情况下，我不得不说话了。
我的原话是：“芝圃同志，你真的一点情况不知道吗？那么地委给我戴上右倾帽子，对我进行几个月的批判斗争，这不是省委批准的吗？否则路宪文他敢批斗我吗？既然是省委批准的，又是根据什么批的，还不就是根据找在生产救灾会议上的讲话，在地省委估产时地委定的高我说的少，反瞒产时我在遂平县不仅没反出瞒产，又拿出70O多万斤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以及说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打死人是国民党作风等，才给扣上严重右倾帽子进行批斗的？省委批准斗我的根据，不都是我反映的意见吗？芝圃同志，怎能说省委一点情况都不了解呢？对我的批判不都是你的安排吗，我还找你谈什么？”
这时，我看到吴芝圃的脸红得成了红布，确实相当难堪。我还想再具体谈谈时，陶铸同志阻止我说：不要再往下说了，我们都清楚了，过去批判错了你了，我们给你平反，不要再说了。这样，我也就不说了。
第二天，吴芝圃和戴苏理到固始县召开了万人大会，宣布原县委书记杨守绩是“反革命”，并将其逮捕。为什么省委书记和秘书长没经过地委亲自到县里逮捕杨守绩呢？就因为杨在一九五九年群众开始发生浮肿病并有人饿死时，未经地委同意就给省委写了一个报告，反映了真实情况，要求拨给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这显然又是为了捂盖子、掩盖省委错误而采取的行动。
这一时期，全地区县市委第一书记被开除党籍、逮捕法办的就有八人，其余县市委书记统统被撤换。农村二十多万基层干部则被集中起来进行「特殊训练」，还调了部队，用绳子将他们一串串拴起来，武装押送。这成了一次全面彻底的大夺权。
这么多干部怎么会都变成了反革命，怎么能如此残酷地镇压呢？我想不通。本来地委决定让我负责抓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的。由于我感到这样做不对头，就拒绝担任此职，并在地委常委会议上忍不住大哭起来。我边哭边说：我在信阳地区工作十几年，和广大党员、干部有着深厚的感情，我弄不清那么多人怎么都变成了反革命。我和他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我领导去整他们，我确实了不了手，还是让我主管生产救灾工作为好。事后，就因为我没有服从省地委决定，还提出不要这样整干部，在运动初期划三种人（明白人、犯有严重错误的人、糊涂人〕时把我划为“糊涂人”，那些自己应对信阳事件负责、事后却大整基层干部的人倒成了“明白人”。我虽不服气，但心想随你们划吧，历史最终总会是公正的。
●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
信阳事件的发生，与此前河南省开展的一些错误的政治运动有很大关系。一九五八年，河南曾发生过震动全省的「反潘杨王事件」，在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吴芝圃等人的主持下，把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副书记杨珏、副秘书长王庭栋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在全省到处抓「小潘复生」，「插红旗，拔白旗」，批斗了一大批说实话办实事的党员、干部。这些极左的做法使得人人自危，党内生活极不正常。从此，很多人都睁着眼脱瞎话，浮夸风、「共产风」、一平二调风，特别是干部的强迫命令、瞎指挥风，就大刮起来了，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我记得在一九五八年秋省委扩大会议上，吴芝圃在报告中讲到一个故事，说历史上有一个人手执宝剑，指石为金。同时又说，过去人们说巧媳妇做不出无米粥是错误的，现在巧媳妇就能做出无米粥。就是这样一些异想天开的宣传鼓动，把本来已经完全脱离实际的「大跃进」又推向了高潮。
这就是造成信阳事件的根本原因所在。其实不止信阳，全省各地都有饿死的人，只是信阳更多一些。因此，信阳事件，实际上也是河南省事件，以吴芝围为首的河南省委应负主要责任。
吴芝圃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同志，长期当中学教员，抗日开始就参加部队工作，在新四军四师当政治部主任。他对地方工作是外行加个人主义，再加上用人不当，把品质恶劣的人用作高参，终于造成大错。本来吴芝圃在河南威信是高的，经过反潘复生之后，威信就大大降低了。群众说，“跟着潘复生，一天吃一斤，跟着吴芝圃，吃了不少苦。”这种民谣不少，说明谁是谁非人民看得最清楚。
从信阳事件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真是太好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联的人民是多么听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而我们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
作者：张树藩 1993年写于病中(摘自《百年潮》1999年第12期第39-44页)
「反右倾」使「左」倾错误变本加厉
看了老地主的帖子，深有感触，不过我们的思维不应停留在几十年前，
今天的人们应该这样汲取教训,
右了30年,很多弊端如腐败、贫富差距，司法腐败，医疗改革、教育乱收费、高房价、该纠正了,
如果现在对当今的社会矛盾采取鸵鸟政策，揪住40年前“文革”的错误来反左,就只能加剧现实的社会矛盾。重犯信阳事件的错误。
一句话，回到现实。
看了老地主的帖子，深有感触，不过我们的思维不应停留在几十年前，
今天的人们应该这样汲取教训,
右了30年,很多弊端如腐败、贫富差距，司法腐败，医疗改革、教育乱收费、高房价、该纠正了,
如果现在对当今的社会矛盾采取鸵鸟政策，揪住40年前“文革”的错误来反左,就只能加剧现实的社会矛盾。重犯信阳事件的错误。
一句话，回到现实。
以常识击碎谎言！
著名教授尹××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有许多人饿死。根据估计，最低的数字为1500万人，最高的估计数字为3000万人。这个估计是很多人都做过的，根据是在三年期间全国人口‘净减’了1350多万。这是‘净减’数字是可靠的。懂得人口学的人可以根据‘净减’的特征作出自己估计。”“信阳地区饿死约20万，有的村的人几乎全部饿死”，尹教授说：“我是这样说的。我当然有根据。信阳我的故乡，信阳事件是我童年时期经历的事情。1982年我从北大毕业，分配到河南省委办公厅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工作，同河南省委档案局一起办公。我察看了处理信阳事件的历史档案。我没有说假话、没有编造任何事实。”
对于专家教授，我还是比较信服的。为什么呢？因为人家学识渊博、见多识广嘛。对于尹教授的话，有人提出疑问，也有人给予了反驳。我虽然也对这些数字的真实性不敢肯定，但自己毕竟不懂什么理论、啥种方法进行分析和证明，也没有第一手资料可以佐证，那就是相信为好了。毕竟是专家说的嘛。
后来发现了一篇文章――《“信阳事件”中的家乡》，贴在有人置疑尹教授的文章之下，似乎在为尹教授的“饿死约20万”之说佐证。作者：姜树青。文章是这样开始的：“1959年，在短短两三个月时间内，笔者的家乡出现空前的大饥荒，全村390多人饿死300余，仅活下90多人。笔者全家9口饿死6口。全村有多户死绝，有多人吃人肉。真是惨不忍闻，惨绝人寰！”“2005年暑假，笔者回一趟家乡。该系列文章是根据笔者母亲和家乡亲历此事的乡民们的回忆写成的，句句真实（文中人物也均用真实姓名）。‘信阳事件’中家乡的情况确是如此惨烈，千真万确！文章中既没有夸张，也没有缩小，还请读者朋友能够相信为盼！”我如获至宝，这下子找到了第一手资料，这个作者本身就是这个“信阳事件”的主人公，更确切地说，作者的父母是这个事件的亲历者。作者首先强调了“该系列文章”“句句真实”、“没有夸张，也没有缩小”、“千真万确”，我想，这篇文章完全可以当成史料看待了。
看到文中的描述，确实感到震撼！何止是震撼，简直有些毛骨悚然！特别是看到“吃人肉”、“家乡的‘万人坑’”，简直就是看到了人间地狱！我佩服姜树青先生能够用这样平实的文字描写出这段血腥的“历史”画面。说实话，我几乎不能再看下去！但是，虽然心在流血，我还是坚持看完了这系列文章！看完之后，不忍再回味，然而，却不能不回味！回味之后，却又觉得有一些隐隐的疑惑。到底疑惑出自哪里呢？我只好忍着一阵阵的恶心，再回头看看这篇文章。
文中对信阳地区再三年自然灾害中饿死的总人数没有具体数字披露，不过对整个村子和整个家庭人口全部死亡方面却有几个典型记叙，如：“仅息县就有六百三十九个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四百多个。死绝的户数，光山县就有五千×××十七户，息县五千一百三十三户，固始县三千四百二十四户。……”并告诉我们“这就是所谓的‘信阳事件’。”我想，整个村子的人全部死亡，那这个村子里的所有家庭也注定全部消亡。“息县就有六百三十九个村子死绝”，那在这个六百三十九个村子之外的村子里整个家庭消亡的也不应该在少数。例如文中有这样的话：“自1959年中秋至当年冬末的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出现空前的大饥荒，全村由397人饿死仅剩下90多人，有多户死绝”，那么，“息县五千一百三十三户”消亡的家庭有相当一部分是“六百三十九个村子”之外的。我们假设这“五千一百三十三户”中有三分之一是“六百三十九个村子”之外的，那么，这“六百三十九个村子”消亡的总户数就是三千四百二十二户，平均每个村庄户数应为5.4户！就算是没有消亡的村子里就没有完全消亡的家庭，以固县为例，平均每个村庄也仅仅是8户人家！
生活在农村或者真正到过农村而了解农村的人应该具备这样的常识，一个自然村（注意这里是自然村，而非指当时的行政村，行政村有时包含几个自然村）大部分在数十户到数百户，当然几户人家一个自然村的情况也有，比方在山区。以姜树青老家为例，也是近400人从村子，以其10口家人计算，也要40户。可见“息县就有六百三十九个村子死绝”和“息县五千一百三十三户”消亡是经不起推敲的。
说到家庭人口，还又一个明显的问题。文中开始说“笔者全家9口饿死6口”，可后面又说“我家原10口，仅余3口（父、母、姐）”，这绝对不是什么笔误可以解析的了的，不知姜先生该如何作想。还以姜树青老家为例，全村397人，息县和固始县村庄消亡约1500个，那么仅此2个县消亡村庄所饿死的人数就有近60万！姜树青先生可能会说，他们村是个大村，他们家是个大家。那么常识告诉我们，按照姜树青先生所描述的那种情况，更多的人饿死在了姜树青老家那样的村子，“397人饿死仅剩下90多人”是一个很好的注脚。即使将姜先生老家全村的人数减半，这个证据也无法支持尹教授的20万之说吧？
那下面我们在看看姜树青先生关于“吃人肉”的描述。关于“吃人肉”姜先生洋洋洒洒写了四部分。我当然相信人是具有兽性的一面，我也当然相信人在极端的情况下会作出极端的选择。所以对于“吃人肉”的问题我可以说不能怀疑。虽然在法律上对吃人肉没有明显的界定，但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道德里这却是极端的罪恶！在极端的情况下我们没法判断人性的善恶，然而在今天你能想像得出有人还津津乐道“真香啊。大家都来尝尝吧！好吃得很啊！香得很啊！”、“人的脑子其实很好吃，很香”、“ 人肉不同于其它肉。你别看人皮和人肉很薄，可是用水一煮，很快膨胀，人皮和人肉都会变厚。所以人肉是越煮越‘多’”……而作者也好像亲临其境“房间已经充满奇香”！这是人说的话吗？！
姜先生的文章中描写过一个叫姜树森的村干部。“这个人实在是坏透了”，“不准私人冒烟”，“村民们无奈，只好半夜里偷偷在自己家用盆或罐煨一点野菜。可他十分灵通，总能顺着烟味寻过去，端起盆罐不由分说摔个稀碎。”可是在描写“吃人肉”的过程中从没有看到这个姜树森发现过这种现象，他“十分灵通”却为什么对“奇香”不“灵通”了呢？对煨一点野菜姜树森都“总能顺着烟味寻过去”，而对“人肉”的“奇香”却不灵通，是不是不符合常理呢？而且在某些时候这“吃人肉”的现象还是集体行为！
姜树青先生在文中说：“我早已给自己定下原则，即记录的故事必须真实可靠，记录用词要恰如其分。必须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尽可能听当事人亲口叙述。笔者是搞理科教学的，既没有把悲凄故事调理成文诌诌辞章的手笔，也没有把哀苦事件演绎得让人畅快淋漓的心情，笔者要用朴素的语言，表述出家乡人在这场大饥荒中的实际生活情景，亦即力争要做到朴素和真实。假如您读了我的文章，达到了这样的目的，我就念‘阿弥陀佛’了！”然而，我读了姜先生的文章，却要说：姜树青先生，请你不要念什么“阿弥陀佛”了，还是我来念――
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著名教授尹××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有许多人饿死。根据估计，最低的数字为1500万人，最高的估计数字为3000万人。这个估计是很多人都做过的，根据是在三年期间全国人口‘净减’了1350多万。这是‘净减’数字是可靠的。懂得人口学的人可以根据‘净减’的特征作出自己估计。”“信阳地区饿死约20万，有的村的人几乎全部饿死”，尹教授说：“我是这样说的。我当然有根据。信阳我的故乡，信阳事件是我童年时期经历的事情。1982年我从北大毕业，分配到河南省委办公厅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工作，同河南省委档案局一起办公。我察看了处理信阳事件的历史档案。我没有说假话、没有编造任何事实。”
对于专家教授，我还是比较信服的。为什么呢？因为人家学识渊博、见多识广嘛。对于尹教授的话，有人提出疑问，也有人给予了反驳。我虽然也对这些数字的真实性不敢肯定，但自己毕竟不懂什么理论、啥种方法进行分析和证明，也没有第一手资料可以佐证，那就是相信为好了。毕竟是专家说的嘛。
后来发现了一篇文章――《“信阳事件”中的家乡》，贴在有人置疑尹教授的文章之下，似乎在为尹教授的“饿死约20万”之说佐证。作者：姜树青。文章是这样开始的：“1959年，在短短两三个月时间内，笔者的家乡出现空前的大饥荒，全村390多人饿死300余，仅活下90多人。笔者全家9口饿死6口。全村有多户死绝，有多人吃人肉。真是惨不忍闻，惨绝人寰！”“2005年暑假，笔者回一趟家乡。该系列文章是根据笔者母亲和家乡亲历此事的乡民们的回忆写成的，句句真实（文中人物也均用真实姓名）。‘信阳事件’中家乡的情况确是如此惨烈，千真万确！文章中既没有夸张，也没有缩小，还请读者朋友能够相信为盼！”我如获至宝，这下子找到了第一手资料，这个作者本身就是这个“信阳事件”的主人公，更确切地说，作者的父母是这个事件的亲历者。作者首先强调了“该系列文章”“句句真实”、“没有夸张，也没有缩小”、“千真万确”，我想，这篇文章完全可以当成史料看待了。
看到文中的描述，确实感到震撼！何止是震撼，简直有些毛骨悚然！特别是看到“吃人肉”、“家乡的‘万人坑’”，简直就是看到了人间地狱！我佩服姜树青先生能够用这样平实的文字描写出这段血腥的“历史”画面。说实话，我几乎不能再看下去！但是，虽然心在流血，我还是坚持看完了这系列文章！看完之后，不忍再回味，然而，却不能不回味！回味之后，却又觉得有一些隐隐的疑惑。到底疑惑出自哪里呢？我只好忍着一阵阵的恶心，再回头看看这篇文章。
文中对信阳地区再三年自然灾害中饿死的总人数没有具体数字披露，不过对整个村子和整个家庭人口全部死亡方面却有几个典型记叙，如：“仅息县就有六百三十九个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四百多个。死绝的户数，光山县就有五千×××十七户，息县五千一百三十三户，固始县三千四百二十四户。……”并告诉我们“这就是所谓的‘信阳事件’。”我想，整个村子的人全部死亡，那这个村子里的所有家庭也注定全部消亡。“息县就有六百三十九个村子死绝”，那在这个六百三十九个村子之外的村子里整个家庭消亡的也不应该在少数。例如文中有这样的话：“自1959年中秋至当年冬末的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出现空前的大饥荒，全村由397人饿死仅剩下90多人，有多户死绝”，那么，“息县五千一百三十三户”消亡的家庭有相当一部分是“六百三十九个村子”之外的。我们假设这“五千一百三十三户”中有三分之一是“六百三十九个村子”之外的，那么，这“六百三十九个村子”消亡的总户数就是三千四百二十二户，平均每个村庄户数应为5.4户！就算是没有消亡的村子里就没有完全消亡的家庭，以固县为例，平均每个村庄也仅仅是8户人家！
生活在农村或者真正到过农村而了解农村的人应该具备这样的常识，一个自然村（注意这里是自然村，而非指当时的行政村，行政村有时包含几个自然村）大部分在数十户到数百户，当然几户人家一个自然村的情况也有，比方在山区。以姜树青老家为例，也是近400人从村子，以其10口家人计算，也要40户。可见“息县就有六百三十九个村子死绝”和“息县五千一百三十三户”消亡是经不起推敲的。
说到家庭人口，还又一个明显的问题。文中开始说“笔者全家9口饿死6口”，可后面又说“我家原10口，仅余3口（父、母、姐）”，这绝对不是什么笔误可以解析的了的，不知姜先生该如何作想。还以姜树青老家为例，全村397人，息县和固始县村庄消亡约1500个，那么仅此2个县消亡村庄所饿死的人数就有近60万！姜树青先生可能会说，他们村是个大村，他们家是个大家。那么常识告诉我们，按照姜树青先生所描述的那种情况，更多的人饿死在了姜树青老家那样的村子，“397人饿死仅剩下90多人”是一个很好的注脚。即使将姜先生老家全村的人数减半，这个证据也无法支持尹教授的20万之说吧？
那下面我们在看看姜树青先生关于“吃人肉”的描述。关于“吃人肉”姜先生洋洋洒洒写了四部分。我当然相信人是具有兽性的一面，我也当然相信人在极端的情况下会作出极端的选择。所以对于“吃人肉”的问题我可以说不能怀疑。虽然在法律上对吃人肉没有明显的界定，但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道德里这却是极端的罪恶！在极端的情况下我们没法判断人性的善恶，然而在今天你能想像得出有人还津津乐道“真香啊。大家都来尝尝吧！好吃得很啊！香得很啊！”、“人的脑子其实很好吃，很香”、“ 人肉不同于其它肉。你别看人皮和人肉很薄，可是用水一煮，很快膨胀，人皮和人肉都会变厚。所以人肉是越煮越‘多’”……而作者也好像亲临其境“房间已经充满奇香”！这是人说的话吗？！
姜先生的文章中描写过一个叫姜树森的村干部。“这个人实在是坏透了”，“不准私人冒烟”，“村民们无奈，只好半夜里偷偷在自己家用盆或罐煨一点野菜。可他十分灵通，总能顺着烟味寻过去，端起盆罐不由分说摔个稀碎。”可是在描写“吃人肉”的过程中从没有看到这个姜树森发现过这种现象，他“十分灵通”却为什么对“奇香”不“灵通”了呢？对煨一点野菜姜树森都“总能顺着烟味寻过去”，而对“人肉”的“奇香”却不灵通，是不是不符合常理呢？而且在某些时候这“吃人肉”的现象还是集体行为！
姜树青先生在文中说：“我早已给自己定下原则，即记录的故事必须真实可靠，记录用词要恰如其分。必须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尽可能听当事人亲口叙述。笔者是搞理科教学的，既没有把悲凄故事调理成文诌诌辞章的手笔，也没有把哀苦事件演绎得让人畅快淋漓的心情，笔者要用朴素的语言，表述出家乡人在这场大饥荒中的实际生活情景，亦即力争要做到朴素和真实。假如您读了我的文章，达到了这样的目的，我就念‘阿弥陀佛’了！”然而，我读了姜先生的文章，却要说：姜树青先生，请你不要念什么“阿弥陀佛”了，还是我来念――
阿弥陀佛！罪过！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