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人民日报社论错误引用讲话 反冒进触怒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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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社论错误引用讲话 反冒进触怒毛泽东
2007年01月25日 10:21人民网
《人民日报》创刊以来，发表社论近万。有些社论评述重大政治事件，传播中央的方针政策，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社论起的作用则很坏）。有些社论评述的事情看起来并不“震撼人心”，同样产生广泛影响，甚至引发重大论争。1956年6月20日发表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就是一篇这样的社论（以下简称6月20日社论）。
这篇文章的主旨是反对急躁冒进，但题目是全面概括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两点论而非一点论，是一篇观点鲜明、议论周详的好文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三年经济恢复，抗美援朝战争，社会主义改造，第一个五年计划，有的提前完成，有的大获全胜，有的进展顺利，再再显示党的领导英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这当然是好事。但有些同志头脑膨胀，“想干什么就干成什么”的情绪逐步滋长。这种情绪同人们要求尽快改变“一穷二白”的国容民貌的强烈愿望结合起来，加上一般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弱点，以及上一年过当批判农业合作化“右倾”的后遗症，使得不顾主客观条件贪多贪快的急躁冒进思想，在不少干部、包括一些高级领导干部中蔓延开来。在这种情况下，写这样一篇社论，有准确的针对性，有紧迫的指导意义。难怪有些读者看了社论说：“这是一场‘及时雨’。”
这篇社论是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图，中央宣传部同志起草，几位负责同志审定的。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组织写这篇社论，不仅考虑到当时国内各方面工作中发生的急躁冒进正在危害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且考虑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举行第20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作了“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中共中央认为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不对的，同时认为苏共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揭露他的严重错误具有积极意义。我们一方面采取维护斯大林的立场，一方面以苏联的错误为鉴戒，探索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毛泽东同志在这一年4月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概括了这种探索的成果。6月20日社论肯定了我国几年来各项工作的伟大成绩，指出现时危害我们事业的主要倾向是急躁冒进。社论说：“急躁冒进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仅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许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什么是右倾保守，什么是急躁冒进，这里是有一个客观标准的。凡是落后于客观实际的可能性的，就是右倾保守；凡是超过了实际可能性的，就是急躁冒进。我们应该根据事实下判断，有什么偏向就反对什么偏向，有多大错误就纠正多大错误，万不可一股风，扩大化，把什么都当成保守主义，或者都当成急躁冒进。”社论说：“在执行中央这条方针（指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建设方针）的时候，不要只注意多和快，而不注意好和省。既不能贪多图快而造成浪费，也不能因求多求快求省而忽视工作的质量和安全。”应该说，以后许多年我们一再重犯的急于求成的毛病，这篇社论早说到了。
由于社论提倡、反对的东西符合广大干部群众的心意，报社多次听到领导的表扬和读者的赞许。报社各部门职工都很兴奋，编辑部了解社论来历的同志却说：“这是又一次贪天之功。”人民日报进城以后，并非出自报社工作人员之手而以人民日报社论或“编辑部文章”名义发表的评论虽不很多，但都是“重型炮弹”，屡为报纸“增光”。就在两个多月以前——1956年4月5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接着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探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众所关心的重大问题，被国际国内誉为当代国际共运的重要文献，署名就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其实报社的同志并未尽力。当时苏联真理报驻北京记者到报社询问到底是哪位同志写的，表示希望访问这位“大笔”，报社接待的同志只好含糊其辞。编辑部一些同志开玩笑说“又一次”，就是衔接4月5日文章那一次说的。
按照惯例，这样重要的社论，经中央领导同志审定，传达中央对建设全局的指导方针，当然应该全力宣传；报社多数同志的看法又和社论的精神完全吻合，后续宣传就显得特别积极、主动。以社论为例：《强迫命令办不好合作社》（6月27日）分析犯有强迫命令错误的基层干部，绝大多数过去工作是积极的，“现在他们所以对群众强迫命令，主要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过高地估计群众的思想觉悟，他们说：‘合作化了，不再需要作艰苦的说服教育工作了。’或者说：‘成立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这样的大事，都只要几天功夫，难道现在发动群众投资兴修农田水利，改变耕作制度，还要费很多口舌吗？”“目前，有不少县区以上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也滋长了盲目乐观情绪，放松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一些过高过大不切实际的计划，硬要下级执行。”
急躁冒进在农业合作化指导上是突出的。中央原来规划三个五年计划循序完成，一声“小脚女人”，五年左右就完成了。如果量质兼备，当然快比慢好。可惜求成太急，后遗症很多，中央不得不用极大精力解决遗留问题，这也成为人民日报评论的大量题目。在其他方面的工作中，同样存在急躁冒进。社论《慎重地从经济上逐步改组公私合营工业》（6月30日）指出：“在进行这项工作的时候，应该特别小心谨慎，要有准备、有步骤、分期分批地进行，决不能贪多贪快，采取急躁简单的办法。”《保证工程质量》（8月4日）指出：“今年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以后，许多部门扩大建设规模，增加工程项目，加快工程进度，这当然是很好的。但是有些单位的领导人员在急躁情绪的支配下，在布置和检查工作的时候贪多求快，只强调完成工程进度和投资计划，忽视或者很少注意工程质量。几年来的事实证明，只有在‘好’的基础上求多求快，才是可靠的办法。”《不要蛮干》（9月1日）充分肯定宝（鸡）成（都）铁路建设取得的巨大成绩，同时就有些干部强求该路在“七一”接轨造成重大损失一事评论说：“一味蛮干，逞一时之能，图一时之快，最后必然挫伤群众的积极性，给国家的建设事业带来不利的后果。”《反对农业技术改革中的主观主义》（10月12日）分析主观主义思想和强迫命令作风相结合造成特别严重的危害，批评有些干部“总以为自己的决定是对的，是有根据的；总以为基层干部不接受，是有‘保守思想’作怪。在‘保守思想’的大帽子下，不知吓退了多少正确的意见。”
例举《人民日报》写的这些符合实际情况、传达了党的方针政策的言论，绝不是说这一段工作多么出色，而是说许多主客观因素促成了报社的这种积极：1.报社领导和多数工作人员相当清楚，6月20日社论是中央政治局的集体意见，因此组织上坚决执行，思想上自觉贯彻。2.报社编辑部同中央有关部门联系相当密切，能及时了解从各个渠道集中的真实情况，能听到从下面来的正确意见。3.报社的记者队伍保持着在老解放区形成的深入实际、联系群众、敢于反映真实情况的好传统，编辑们也有经常下去调查研究的好习惯，可以得到第一手资料。当然，记者、编辑敢于反映真实情况，同当时的好风气分不开。可惜两三年后，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逐渐受到破坏，说真话不容易了。一位老编辑曾为反映真实情况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气愤地说：“调查研究的没有发言权，不调查研究的反倒有发言权。”
但报社的这种积极并不巩固。我在这里着重分析主观原因：我们能够通过不少渠道掌握若干从下面来的材料，但是难以确认这些材料在全局范围占有何种地位或多大比重，心里不是很托底。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多地大情况复杂的大国中，“左”的右的、好的坏的材料可以同时存在，都很容易找到。哪些是多数，哪些居少数，如果搞不清楚，就不容易避免随“风”摆动。面对纷纭复杂甚至互相矛盾的材料，哪些代表前进方向，哪些属于错误倾向，哪些是主流，哪些是支流，如果判断不实，更难免随“风”摆动。看来总揽宏观情况，提高理论水平，永远是党的新闻工作者奋斗的目标。
中央领导对6月20日社论看法不一致，更使人民日报这种积极无法保持。毛泽东同志反对社论的观点，但在一个不长的时间内没有直接表现出来，报社的同志也就无从察知。1956年10月举行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周恩来在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报告中，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经验教训的时候，批评了1956年的冒进倾向，提出1957年应当在继续前进的前提下，适当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合理调整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以适应国家的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全会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决定按照“保证重点，适当压缩”的方针，安排1957年的计划。毛泽东同志在会上讲话，强调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经济有进有退，各级党委和政府应该促进。这种说法相当含蓄，以致我们这些水平不高的新闻干部，未能意识到这是批评中央许多同志主张的反冒进，批评6月20日社论。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讲话时直接对1956年反冒进的正确方针提出批评。1958年1月，毛泽东批评1956年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此后批评的分量继续加重，在这年3月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他多次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甚至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许多人对此就更难理解了。
6月20日社论犯了大错误，报社当然负有责任。大家静待批评却未闻批评，又开玩笑说这是又一次“贪天之功”。因为文章立意、起草都与报社无关，而且几位领导同志阅过，批评也轮不到我们头上。
由于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反冒进，中间又经过反右派运动，到1957年底，报纸的宣传精神大变了。《人民日报》1957的11月13日发表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严厉批评“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符合客观规律的。”12月12日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方针》，批评“在去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阵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吹掉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犯冒进的错误，等等”。社论引了毛泽东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的序言中的一段话，以加重批判右倾保守的分量。“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不可以超过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作那些实在作不到的事情。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作到的事情，却有许多人认为作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受毛泽东批评的6月20日社论，还引了毛泽东在1955年12月写的这一段话，但只引到“不要勉强地去作那些实在作不到的事情”，没有引“但是”以后的半段，就文章论文章，这是很不可取的作法，因为毛泽东全段话的原意是反右的，只引半段，意思就变了。所以毛泽东批评6月20日社论主旨错误时，也对这种引法提出批评说：把我的话掐头去尾，只引反“左”的，这不对。不引全段话，是“秦琼卖马”，掐头去尾，只要中间一段，方法也是片面的。当时我们听了传达，都说这个批评很对。 （摘自《李庄文集》） 人民日报社论错误引用讲话 反冒进触怒毛泽东
2007年01月25日 10:21人民网
《人民日报》创刊以来，发表社论近万。有些社论评述重大政治事件，传播中央的方针政策，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社论起的作用则很坏）。有些社论评述的事情看起来并不“震撼人心”，同样产生广泛影响，甚至引发重大论争。1956年6月20日发表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就是一篇这样的社论（以下简称6月20日社论）。
这篇文章的主旨是反对急躁冒进，但题目是全面概括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两点论而非一点论，是一篇观点鲜明、议论周详的好文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三年经济恢复，抗美援朝战争，社会主义改造，第一个五年计划，有的提前完成，有的大获全胜，有的进展顺利，再再显示党的领导英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这当然是好事。但有些同志头脑膨胀，“想干什么就干成什么”的情绪逐步滋长。这种情绪同人们要求尽快改变“一穷二白”的国容民貌的强烈愿望结合起来，加上一般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弱点，以及上一年过当批判农业合作化“右倾”的后遗症，使得不顾主客观条件贪多贪快的急躁冒进思想，在不少干部、包括一些高级领导干部中蔓延开来。在这种情况下，写这样一篇社论，有准确的针对性，有紧迫的指导意义。难怪有些读者看了社论说：“这是一场‘及时雨’。”
这篇社论是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图，中央宣传部同志起草，几位负责同志审定的。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组织写这篇社论，不仅考虑到当时国内各方面工作中发生的急躁冒进正在危害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且考虑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举行第20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作了“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中共中央认为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不对的，同时认为苏共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揭露他的严重错误具有积极意义。我们一方面采取维护斯大林的立场，一方面以苏联的错误为鉴戒，探索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毛泽东同志在这一年4月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概括了这种探索的成果。6月20日社论肯定了我国几年来各项工作的伟大成绩，指出现时危害我们事业的主要倾向是急躁冒进。社论说：“急躁冒进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仅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许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什么是右倾保守，什么是急躁冒进，这里是有一个客观标准的。凡是落后于客观实际的可能性的，就是右倾保守；凡是超过了实际可能性的，就是急躁冒进。我们应该根据事实下判断，有什么偏向就反对什么偏向，有多大错误就纠正多大错误，万不可一股风，扩大化，把什么都当成保守主义，或者都当成急躁冒进。”社论说：“在执行中央这条方针（指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建设方针）的时候，不要只注意多和快，而不注意好和省。既不能贪多图快而造成浪费，也不能因求多求快求省而忽视工作的质量和安全。”应该说，以后许多年我们一再重犯的急于求成的毛病，这篇社论早说到了。
由于社论提倡、反对的东西符合广大干部群众的心意，报社多次听到领导的表扬和读者的赞许。报社各部门职工都很兴奋，编辑部了解社论来历的同志却说：“这是又一次贪天之功。”人民日报进城以后，并非出自报社工作人员之手而以人民日报社论或“编辑部文章”名义发表的评论虽不很多，但都是“重型炮弹”，屡为报纸“增光”。就在两个多月以前——1956年4月5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接着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探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众所关心的重大问题，被国际国内誉为当代国际共运的重要文献，署名就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其实报社的同志并未尽力。当时苏联真理报驻北京记者到报社询问到底是哪位同志写的，表示希望访问这位“大笔”，报社接待的同志只好含糊其辞。编辑部一些同志开玩笑说“又一次”，就是衔接4月5日文章那一次说的。
按照惯例，这样重要的社论，经中央领导同志审定，传达中央对建设全局的指导方针，当然应该全力宣传；报社多数同志的看法又和社论的精神完全吻合，后续宣传就显得特别积极、主动。以社论为例：《强迫命令办不好合作社》（6月27日）分析犯有强迫命令错误的基层干部，绝大多数过去工作是积极的，“现在他们所以对群众强迫命令，主要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过高地估计群众的思想觉悟，他们说：‘合作化了，不再需要作艰苦的说服教育工作了。’或者说：‘成立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这样的大事，都只要几天功夫，难道现在发动群众投资兴修农田水利，改变耕作制度，还要费很多口舌吗？”“目前，有不少县区以上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也滋长了盲目乐观情绪，放松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一些过高过大不切实际的计划，硬要下级执行。”
急躁冒进在农业合作化指导上是突出的。中央原来规划三个五年计划循序完成，一声“小脚女人”，五年左右就完成了。如果量质兼备，当然快比慢好。可惜求成太急，后遗症很多，中央不得不用极大精力解决遗留问题，这也成为人民日报评论的大量题目。在其他方面的工作中，同样存在急躁冒进。社论《慎重地从经济上逐步改组公私合营工业》（6月30日）指出：“在进行这项工作的时候，应该特别小心谨慎，要有准备、有步骤、分期分批地进行，决不能贪多贪快，采取急躁简单的办法。”《保证工程质量》（8月4日）指出：“今年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以后，许多部门扩大建设规模，增加工程项目，加快工程进度，这当然是很好的。但是有些单位的领导人员在急躁情绪的支配下，在布置和检查工作的时候贪多求快，只强调完成工程进度和投资计划，忽视或者很少注意工程质量。几年来的事实证明，只有在‘好’的基础上求多求快，才是可靠的办法。”《不要蛮干》（9月1日）充分肯定宝（鸡）成（都）铁路建设取得的巨大成绩，同时就有些干部强求该路在“七一”接轨造成重大损失一事评论说：“一味蛮干，逞一时之能，图一时之快，最后必然挫伤群众的积极性，给国家的建设事业带来不利的后果。”《反对农业技术改革中的主观主义》（10月12日）分析主观主义思想和强迫命令作风相结合造成特别严重的危害，批评有些干部“总以为自己的决定是对的，是有根据的；总以为基层干部不接受，是有‘保守思想’作怪。在‘保守思想’的大帽子下，不知吓退了多少正确的意见。”
例举《人民日报》写的这些符合实际情况、传达了党的方针政策的言论，绝不是说这一段工作多么出色，而是说许多主客观因素促成了报社的这种积极：1.报社领导和多数工作人员相当清楚，6月20日社论是中央政治局的集体意见，因此组织上坚决执行，思想上自觉贯彻。2.报社编辑部同中央有关部门联系相当密切，能及时了解从各个渠道集中的真实情况，能听到从下面来的正确意见。3.报社的记者队伍保持着在老解放区形成的深入实际、联系群众、敢于反映真实情况的好传统，编辑们也有经常下去调查研究的好习惯，可以得到第一手资料。当然，记者、编辑敢于反映真实情况，同当时的好风气分不开。可惜两三年后，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逐渐受到破坏，说真话不容易了。一位老编辑曾为反映真实情况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气愤地说：“调查研究的没有发言权，不调查研究的反倒有发言权。”
但报社的这种积极并不巩固。我在这里着重分析主观原因：我们能够通过不少渠道掌握若干从下面来的材料，但是难以确认这些材料在全局范围占有何种地位或多大比重，心里不是很托底。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多地大情况复杂的大国中，“左”的右的、好的坏的材料可以同时存在，都很容易找到。哪些是多数，哪些居少数，如果搞不清楚，就不容易避免随“风”摆动。面对纷纭复杂甚至互相矛盾的材料，哪些代表前进方向，哪些属于错误倾向，哪些是主流，哪些是支流，如果判断不实，更难免随“风”摆动。看来总揽宏观情况，提高理论水平，永远是党的新闻工作者奋斗的目标。
中央领导对6月20日社论看法不一致，更使人民日报这种积极无法保持。毛泽东同志反对社论的观点，但在一个不长的时间内没有直接表现出来，报社的同志也就无从察知。1956年10月举行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周恩来在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报告中，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经验教训的时候，批评了1956年的冒进倾向，提出1957年应当在继续前进的前提下，适当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合理调整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以适应国家的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全会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决定按照“保证重点，适当压缩”的方针，安排1957年的计划。毛泽东同志在会上讲话，强调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经济有进有退，各级党委和政府应该促进。这种说法相当含蓄，以致我们这些水平不高的新闻干部，未能意识到这是批评中央许多同志主张的反冒进，批评6月20日社论。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讲话时直接对1956年反冒进的正确方针提出批评。1958年1月，毛泽东批评1956年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此后批评的分量继续加重，在这年3月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他多次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甚至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许多人对此就更难理解了。
6月20日社论犯了大错误，报社当然负有责任。大家静待批评却未闻批评，又开玩笑说这是又一次“贪天之功”。因为文章立意、起草都与报社无关，而且几位领导同志阅过，批评也轮不到我们头上。
由于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反冒进，中间又经过反右派运动，到1957年底，报纸的宣传精神大变了。《人民日报》1957的11月13日发表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严厉批评“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符合客观规律的。”12月12日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方针》，批评“在去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阵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吹掉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犯冒进的错误，等等”。社论引了毛泽东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的序言中的一段话，以加重批判右倾保守的分量。“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不可以超过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作那些实在作不到的事情。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作到的事情，却有许多人认为作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受毛泽东批评的6月20日社论，还引了毛泽东在1955年12月写的这一段话，但只引到“不要勉强地去作那些实在作不到的事情”，没有引“但是”以后的半段，就文章论文章，这是很不可取的作法，因为毛泽东全段话的原意是反右的，只引半段，意思就变了。所以毛泽东批评6月20日社论主旨错误时，也对这种引法提出批评说：把我的话掐头去尾，只引反“左”的，这不对。不引全段话，是“秦琼卖马”，掐头去尾，只要中间一段，方法也是片面的。当时我们听了传达，都说这个批评很对。 （摘自《李庄文集》）
2007年01月25日 10:21人民网
《人民日报》创刊以来，发表社论近万。有些社论评述重大政治事件，传播中央的方针政策，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社论起的作用则很坏）。有些社论评述的事情看起来并不“震撼人心”，同样产生广泛影响，甚至引发重大论争。1956年6月20日发表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就是一篇这样的社论（以下简称6月20日社论）。
这篇文章的主旨是反对急躁冒进，但题目是全面概括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两点论而非一点论，是一篇观点鲜明、议论周详的好文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三年经济恢复，抗美援朝战争，社会主义改造，第一个五年计划，有的提前完成，有的大获全胜，有的进展顺利，再再显示党的领导英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这当然是好事。但有些同志头脑膨胀，“想干什么就干成什么”的情绪逐步滋长。这种情绪同人们要求尽快改变“一穷二白”的国容民貌的强烈愿望结合起来，加上一般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弱点，以及上一年过当批判农业合作化“右倾”的后遗症，使得不顾主客观条件贪多贪快的急躁冒进思想，在不少干部、包括一些高级领导干部中蔓延开来。在这种情况下，写这样一篇社论，有准确的针对性，有紧迫的指导意义。难怪有些读者看了社论说：“这是一场‘及时雨’。”
这篇社论是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图，中央宣传部同志起草，几位负责同志审定的。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组织写这篇社论，不仅考虑到当时国内各方面工作中发生的急躁冒进正在危害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且考虑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举行第20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作了“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中共中央认为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不对的，同时认为苏共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揭露他的严重错误具有积极意义。我们一方面采取维护斯大林的立场，一方面以苏联的错误为鉴戒，探索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毛泽东同志在这一年4月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概括了这种探索的成果。6月20日社论肯定了我国几年来各项工作的伟大成绩，指出现时危害我们事业的主要倾向是急躁冒进。社论说：“急躁冒进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仅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许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什么是右倾保守，什么是急躁冒进，这里是有一个客观标准的。凡是落后于客观实际的可能性的，就是右倾保守；凡是超过了实际可能性的，就是急躁冒进。我们应该根据事实下判断，有什么偏向就反对什么偏向，有多大错误就纠正多大错误，万不可一股风，扩大化，把什么都当成保守主义，或者都当成急躁冒进。”社论说：“在执行中央这条方针（指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建设方针）的时候，不要只注意多和快，而不注意好和省。既不能贪多图快而造成浪费，也不能因求多求快求省而忽视工作的质量和安全。”应该说，以后许多年我们一再重犯的急于求成的毛病，这篇社论早说到了。
由于社论提倡、反对的东西符合广大干部群众的心意，报社多次听到领导的表扬和读者的赞许。报社各部门职工都很兴奋，编辑部了解社论来历的同志却说：“这是又一次贪天之功。”人民日报进城以后，并非出自报社工作人员之手而以人民日报社论或“编辑部文章”名义发表的评论虽不很多，但都是“重型炮弹”，屡为报纸“增光”。就在两个多月以前——1956年4月5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接着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探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众所关心的重大问题，被国际国内誉为当代国际共运的重要文献，署名就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其实报社的同志并未尽力。当时苏联真理报驻北京记者到报社询问到底是哪位同志写的，表示希望访问这位“大笔”，报社接待的同志只好含糊其辞。编辑部一些同志开玩笑说“又一次”，就是衔接4月5日文章那一次说的。
按照惯例，这样重要的社论，经中央领导同志审定，传达中央对建设全局的指导方针，当然应该全力宣传；报社多数同志的看法又和社论的精神完全吻合，后续宣传就显得特别积极、主动。以社论为例：《强迫命令办不好合作社》（6月27日）分析犯有强迫命令错误的基层干部，绝大多数过去工作是积极的，“现在他们所以对群众强迫命令，主要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过高地估计群众的思想觉悟，他们说：‘合作化了，不再需要作艰苦的说服教育工作了。’或者说：‘成立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这样的大事，都只要几天功夫，难道现在发动群众投资兴修农田水利，改变耕作制度，还要费很多口舌吗？”“目前，有不少县区以上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也滋长了盲目乐观情绪，放松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一些过高过大不切实际的计划，硬要下级执行。”
急躁冒进在农业合作化指导上是突出的。中央原来规划三个五年计划循序完成，一声“小脚女人”，五年左右就完成了。如果量质兼备，当然快比慢好。可惜求成太急，后遗症很多，中央不得不用极大精力解决遗留问题，这也成为人民日报评论的大量题目。在其他方面的工作中，同样存在急躁冒进。社论《慎重地从经济上逐步改组公私合营工业》（6月30日）指出：“在进行这项工作的时候，应该特别小心谨慎，要有准备、有步骤、分期分批地进行，决不能贪多贪快，采取急躁简单的办法。”《保证工程质量》（8月4日）指出：“今年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以后，许多部门扩大建设规模，增加工程项目，加快工程进度，这当然是很好的。但是有些单位的领导人员在急躁情绪的支配下，在布置和检查工作的时候贪多求快，只强调完成工程进度和投资计划，忽视或者很少注意工程质量。几年来的事实证明，只有在‘好’的基础上求多求快，才是可靠的办法。”《不要蛮干》（9月1日）充分肯定宝（鸡）成（都）铁路建设取得的巨大成绩，同时就有些干部强求该路在“七一”接轨造成重大损失一事评论说：“一味蛮干，逞一时之能，图一时之快，最后必然挫伤群众的积极性，给国家的建设事业带来不利的后果。”《反对农业技术改革中的主观主义》（10月12日）分析主观主义思想和强迫命令作风相结合造成特别严重的危害，批评有些干部“总以为自己的决定是对的，是有根据的；总以为基层干部不接受，是有‘保守思想’作怪。在‘保守思想’的大帽子下，不知吓退了多少正确的意见。”
例举《人民日报》写的这些符合实际情况、传达了党的方针政策的言论，绝不是说这一段工作多么出色，而是说许多主客观因素促成了报社的这种积极：1.报社领导和多数工作人员相当清楚，6月20日社论是中央政治局的集体意见，因此组织上坚决执行，思想上自觉贯彻。2.报社编辑部同中央有关部门联系相当密切，能及时了解从各个渠道集中的真实情况，能听到从下面来的正确意见。3.报社的记者队伍保持着在老解放区形成的深入实际、联系群众、敢于反映真实情况的好传统，编辑们也有经常下去调查研究的好习惯，可以得到第一手资料。当然，记者、编辑敢于反映真实情况，同当时的好风气分不开。可惜两三年后，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逐渐受到破坏，说真话不容易了。一位老编辑曾为反映真实情况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气愤地说：“调查研究的没有发言权，不调查研究的反倒有发言权。”
但报社的这种积极并不巩固。我在这里着重分析主观原因：我们能够通过不少渠道掌握若干从下面来的材料，但是难以确认这些材料在全局范围占有何种地位或多大比重，心里不是很托底。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多地大情况复杂的大国中，“左”的右的、好的坏的材料可以同时存在，都很容易找到。哪些是多数，哪些居少数，如果搞不清楚，就不容易避免随“风”摆动。面对纷纭复杂甚至互相矛盾的材料，哪些代表前进方向，哪些属于错误倾向，哪些是主流，哪些是支流，如果判断不实，更难免随“风”摆动。看来总揽宏观情况，提高理论水平，永远是党的新闻工作者奋斗的目标。
中央领导对6月20日社论看法不一致，更使人民日报这种积极无法保持。毛泽东同志反对社论的观点，但在一个不长的时间内没有直接表现出来，报社的同志也就无从察知。1956年10月举行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周恩来在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报告中，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经验教训的时候，批评了1956年的冒进倾向，提出1957年应当在继续前进的前提下，适当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合理调整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以适应国家的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全会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决定按照“保证重点，适当压缩”的方针，安排1957年的计划。毛泽东同志在会上讲话，强调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经济有进有退，各级党委和政府应该促进。这种说法相当含蓄，以致我们这些水平不高的新闻干部，未能意识到这是批评中央许多同志主张的反冒进，批评6月20日社论。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讲话时直接对1956年反冒进的正确方针提出批评。1958年1月，毛泽东批评1956年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此后批评的分量继续加重，在这年3月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他多次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甚至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许多人对此就更难理解了。
6月20日社论犯了大错误，报社当然负有责任。大家静待批评却未闻批评，又开玩笑说这是又一次“贪天之功”。因为文章立意、起草都与报社无关，而且几位领导同志阅过，批评也轮不到我们头上。
由于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反冒进，中间又经过反右派运动，到1957年底，报纸的宣传精神大变了。《人民日报》1957的11月13日发表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严厉批评“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符合客观规律的。”12月12日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方针》，批评“在去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阵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吹掉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犯冒进的错误，等等”。社论引了毛泽东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的序言中的一段话，以加重批判右倾保守的分量。“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不可以超过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作那些实在作不到的事情。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作到的事情，却有许多人认为作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受毛泽东批评的6月20日社论，还引了毛泽东在1955年12月写的这一段话，但只引到“不要勉强地去作那些实在作不到的事情”，没有引“但是”以后的半段，就文章论文章，这是很不可取的作法，因为毛泽东全段话的原意是反右的，只引半段，意思就变了。所以毛泽东批评6月20日社论主旨错误时，也对这种引法提出批评说：把我的话掐头去尾，只引反“左”的，这不对。不引全段话，是“秦琼卖马”，掐头去尾，只要中间一段，方法也是片面的。当时我们听了传达，都说这个批评很对。 （摘自《李庄文集》） 人民日报社论错误引用讲话 反冒进触怒毛泽东
2007年01月25日 10:21人民网
《人民日报》创刊以来，发表社论近万。有些社论评述重大政治事件，传播中央的方针政策，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社论起的作用则很坏）。有些社论评述的事情看起来并不“震撼人心”，同样产生广泛影响，甚至引发重大论争。1956年6月20日发表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就是一篇这样的社论（以下简称6月20日社论）。
这篇文章的主旨是反对急躁冒进，但题目是全面概括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两点论而非一点论，是一篇观点鲜明、议论周详的好文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三年经济恢复，抗美援朝战争，社会主义改造，第一个五年计划，有的提前完成，有的大获全胜，有的进展顺利，再再显示党的领导英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这当然是好事。但有些同志头脑膨胀，“想干什么就干成什么”的情绪逐步滋长。这种情绪同人们要求尽快改变“一穷二白”的国容民貌的强烈愿望结合起来，加上一般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弱点，以及上一年过当批判农业合作化“右倾”的后遗症，使得不顾主客观条件贪多贪快的急躁冒进思想，在不少干部、包括一些高级领导干部中蔓延开来。在这种情况下，写这样一篇社论，有准确的针对性，有紧迫的指导意义。难怪有些读者看了社论说：“这是一场‘及时雨’。”
这篇社论是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图，中央宣传部同志起草，几位负责同志审定的。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组织写这篇社论，不仅考虑到当时国内各方面工作中发生的急躁冒进正在危害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且考虑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举行第20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作了“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中共中央认为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不对的，同时认为苏共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揭露他的严重错误具有积极意义。我们一方面采取维护斯大林的立场，一方面以苏联的错误为鉴戒，探索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毛泽东同志在这一年4月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概括了这种探索的成果。6月20日社论肯定了我国几年来各项工作的伟大成绩，指出现时危害我们事业的主要倾向是急躁冒进。社论说：“急躁冒进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仅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许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什么是右倾保守，什么是急躁冒进，这里是有一个客观标准的。凡是落后于客观实际的可能性的，就是右倾保守；凡是超过了实际可能性的，就是急躁冒进。我们应该根据事实下判断，有什么偏向就反对什么偏向，有多大错误就纠正多大错误，万不可一股风，扩大化，把什么都当成保守主义，或者都当成急躁冒进。”社论说：“在执行中央这条方针（指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建设方针）的时候，不要只注意多和快，而不注意好和省。既不能贪多图快而造成浪费，也不能因求多求快求省而忽视工作的质量和安全。”应该说，以后许多年我们一再重犯的急于求成的毛病，这篇社论早说到了。
由于社论提倡、反对的东西符合广大干部群众的心意，报社多次听到领导的表扬和读者的赞许。报社各部门职工都很兴奋，编辑部了解社论来历的同志却说：“这是又一次贪天之功。”人民日报进城以后，并非出自报社工作人员之手而以人民日报社论或“编辑部文章”名义发表的评论虽不很多，但都是“重型炮弹”，屡为报纸“增光”。就在两个多月以前——1956年4月5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接着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探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众所关心的重大问题，被国际国内誉为当代国际共运的重要文献，署名就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其实报社的同志并未尽力。当时苏联真理报驻北京记者到报社询问到底是哪位同志写的，表示希望访问这位“大笔”，报社接待的同志只好含糊其辞。编辑部一些同志开玩笑说“又一次”，就是衔接4月5日文章那一次说的。
按照惯例，这样重要的社论，经中央领导同志审定，传达中央对建设全局的指导方针，当然应该全力宣传；报社多数同志的看法又和社论的精神完全吻合，后续宣传就显得特别积极、主动。以社论为例：《强迫命令办不好合作社》（6月27日）分析犯有强迫命令错误的基层干部，绝大多数过去工作是积极的，“现在他们所以对群众强迫命令，主要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过高地估计群众的思想觉悟，他们说：‘合作化了，不再需要作艰苦的说服教育工作了。’或者说：‘成立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这样的大事，都只要几天功夫，难道现在发动群众投资兴修农田水利，改变耕作制度，还要费很多口舌吗？”“目前，有不少县区以上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也滋长了盲目乐观情绪，放松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一些过高过大不切实际的计划，硬要下级执行。”
急躁冒进在农业合作化指导上是突出的。中央原来规划三个五年计划循序完成，一声“小脚女人”，五年左右就完成了。如果量质兼备，当然快比慢好。可惜求成太急，后遗症很多，中央不得不用极大精力解决遗留问题，这也成为人民日报评论的大量题目。在其他方面的工作中，同样存在急躁冒进。社论《慎重地从经济上逐步改组公私合营工业》（6月30日）指出：“在进行这项工作的时候，应该特别小心谨慎，要有准备、有步骤、分期分批地进行，决不能贪多贪快，采取急躁简单的办法。”《保证工程质量》（8月4日）指出：“今年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以后，许多部门扩大建设规模，增加工程项目，加快工程进度，这当然是很好的。但是有些单位的领导人员在急躁情绪的支配下，在布置和检查工作的时候贪多求快，只强调完成工程进度和投资计划，忽视或者很少注意工程质量。几年来的事实证明，只有在‘好’的基础上求多求快，才是可靠的办法。”《不要蛮干》（9月1日）充分肯定宝（鸡）成（都）铁路建设取得的巨大成绩，同时就有些干部强求该路在“七一”接轨造成重大损失一事评论说：“一味蛮干，逞一时之能，图一时之快，最后必然挫伤群众的积极性，给国家的建设事业带来不利的后果。”《反对农业技术改革中的主观主义》（10月12日）分析主观主义思想和强迫命令作风相结合造成特别严重的危害，批评有些干部“总以为自己的决定是对的，是有根据的；总以为基层干部不接受，是有‘保守思想’作怪。在‘保守思想’的大帽子下，不知吓退了多少正确的意见。”
例举《人民日报》写的这些符合实际情况、传达了党的方针政策的言论，绝不是说这一段工作多么出色，而是说许多主客观因素促成了报社的这种积极：1.报社领导和多数工作人员相当清楚，6月20日社论是中央政治局的集体意见，因此组织上坚决执行，思想上自觉贯彻。2.报社编辑部同中央有关部门联系相当密切，能及时了解从各个渠道集中的真实情况，能听到从下面来的正确意见。3.报社的记者队伍保持着在老解放区形成的深入实际、联系群众、敢于反映真实情况的好传统，编辑们也有经常下去调查研究的好习惯，可以得到第一手资料。当然，记者、编辑敢于反映真实情况，同当时的好风气分不开。可惜两三年后，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逐渐受到破坏，说真话不容易了。一位老编辑曾为反映真实情况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气愤地说：“调查研究的没有发言权，不调查研究的反倒有发言权。”
但报社的这种积极并不巩固。我在这里着重分析主观原因：我们能够通过不少渠道掌握若干从下面来的材料，但是难以确认这些材料在全局范围占有何种地位或多大比重，心里不是很托底。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多地大情况复杂的大国中，“左”的右的、好的坏的材料可以同时存在，都很容易找到。哪些是多数，哪些居少数，如果搞不清楚，就不容易避免随“风”摆动。面对纷纭复杂甚至互相矛盾的材料，哪些代表前进方向，哪些属于错误倾向，哪些是主流，哪些是支流，如果判断不实，更难免随“风”摆动。看来总揽宏观情况，提高理论水平，永远是党的新闻工作者奋斗的目标。
中央领导对6月20日社论看法不一致，更使人民日报这种积极无法保持。毛泽东同志反对社论的观点，但在一个不长的时间内没有直接表现出来，报社的同志也就无从察知。1956年10月举行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周恩来在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报告中，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经验教训的时候，批评了1956年的冒进倾向，提出1957年应当在继续前进的前提下，适当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合理调整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以适应国家的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全会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决定按照“保证重点，适当压缩”的方针，安排1957年的计划。毛泽东同志在会上讲话，强调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经济有进有退，各级党委和政府应该促进。这种说法相当含蓄，以致我们这些水平不高的新闻干部，未能意识到这是批评中央许多同志主张的反冒进，批评6月20日社论。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讲话时直接对1956年反冒进的正确方针提出批评。1958年1月，毛泽东批评1956年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此后批评的分量继续加重，在这年3月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他多次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甚至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许多人对此就更难理解了。
6月20日社论犯了大错误，报社当然负有责任。大家静待批评却未闻批评，又开玩笑说这是又一次“贪天之功”。因为文章立意、起草都与报社无关，而且几位领导同志阅过，批评也轮不到我们头上。
由于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反冒进，中间又经过反右派运动，到1957年底，报纸的宣传精神大变了。《人民日报》1957的11月13日发表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严厉批评“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符合客观规律的。”12月12日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方针》，批评“在去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阵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吹掉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犯冒进的错误，等等”。社论引了毛泽东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的序言中的一段话，以加重批判右倾保守的分量。“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不可以超过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作那些实在作不到的事情。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作到的事情，却有许多人认为作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受毛泽东批评的6月20日社论，还引了毛泽东在1955年12月写的这一段话，但只引到“不要勉强地去作那些实在作不到的事情”，没有引“但是”以后的半段，就文章论文章，这是很不可取的作法，因为毛泽东全段话的原意是反右的，只引半段，意思就变了。所以毛泽东批评6月20日社论主旨错误时，也对这种引法提出批评说：把我的话掐头去尾，只引反“左”的，这不对。不引全段话，是“秦琼卖马”，掐头去尾，只要中间一段，方法也是片面的。当时我们听了传达，都说这个批评很对。 （摘自《李庄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