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哪儿能容下打工子弟的这张课桌？？！！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30 01: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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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儿能容下这张课桌——在北京办打工子弟学校的艰辛路程
中国青年报记者：董月玲
说到12年办打工子弟学校的体验，易本耀脱口而出三个死：累死、急死、吓死。 “这10来年，很少夜里12点以前睡觉的，有干不完的活；学校经常遭遇搬家、拆迁，被赶来赶去，一下找不着地方，能活活把人急死；生怕出一点点安全事故，时常处于焦虑状态，睡觉都得睁只眼。不出事都取缔你，真出事，还不把你捏死透。”他用河南话说。
行知打工子弟学校是易本耀的妻子李素梅1994年创办的，2003年被审核批准时，改名为北京市海淀区行知实验学校。现在有三个教学点，其中两处未被批准，仍属非法。 喝着浓茶的李素梅仍是犯困，周日下午采访时，她动不动就趴到了桌上，眼皮粘在一块，人要睡着了。 前一阵子，北京市取缔打工子弟学校，提起这事，李素梅有气无力地说：“真觉得累，是硬撑着。”很快，她又抬起头，跟上一句：“只要学生真能走进公办学校，我们的历史使命也就完成了。” “要不，你干脆给咱自个的孩子办个学校吧。” “死活也没想到，我会在北京办学校。”李素梅到现在还是这么说。
她是河南息县人，家里穷，兄妹8人，一年到头种庄稼还是吃不饱。李素梅12岁才上小学，因为没学过英语，高考连考三年也没考上，最后当了民办教师。“一个月39块的工资，还经常拿不到”。 上世纪90年代，她的兄弟姐妹全来了北京，最后劝她也来：你一个月最多60块钱，我们在北京卖一天菜，就是好几十块，打工一个月也能挣四五百。李素梅寻思自己是中师文化程度，打一份工应该没问题。 她姐在北京万寿路附近种菜，刚来时李素梅先帮着做饭，河边有个大早市，再进点小百货卖。生活成本低，吃自己种的菜，用大队的电，喝自己挖的井水，住在菜地边上自己搭的窝棚里。“用捡来的旧砖头垒四堵墙，上边盖着塑料布、草帘子，前高后低的那种”。 因交不起赞助费、借读费，菜农和周边打工者的小孩都不上学，白天就在菜地里玩耍。李素梅堂弟的孩子已经9岁了，还一天学没上。附近小学的孩子上学放学，都打菜地边经过，看着人家背着书包来来去去的，小孩眼馋，老缠着大人问：“我咋还不上学哩？” 李素梅说特能理解孩子的心情，她12岁才上小学一年级,比同班同学高出一头，特自卑。她看着周围的小孩，一个个都那么大了，不能读书，整天还在菜地里野，觉得挺心酸。
有一天，堂弟媳突然对李素梅说：“要不，你干脆给咱自个的孩子办个学校吧。” “我一听吓住了，咱哪能办学？一没校址，二没合法手续呵。”但她哥哥、妹妹们还是把孩子送来了，一共9个。“我们也不指望你把他们教得多好，只要将来回老家上学，能跟上就得”。 很快，妹妹把自己住的20平方米的窝棚腾出一半当教室，一半仍是卧室。捡回来几块水泥板当课桌，椅子是砖头上铺张木板。 就这么稀里糊涂地，1994年9月1日，李素梅的学校开张了。
“真没想到，就这么简陋的教室，小孩却特别喜欢，到点就来，不用爹妈催促。早上7：30分早读，7：20分他们就齐刷刷都进教室了。”李素梅一个人包了全部课程，虽说是在菜地边窝棚里上课，整得跟公办小学的课程一样：一天上7节课，3节语文课，两节数学课，另外还上品德课、自然课或音乐课。上午有20分钟休息，因为没操场，学生就在菜地里活动活动。 “都特别爱学习，一教就会，学完就考。怪认真，考不好，还哭哩。在第一批的9个小孩里，今年还有个考上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呢。” 学费是每月每个孩子交40块钱，地里的菜李素梅可以随便吃，想吃谁家的就吃谁家的。 没过多久，菜地里出了个小学校的消息，不胫而走。“老有人往我这块儿送孩子，主要是河北张北县的菜农，还有河南固始县收破烂的。”到第一学期结束，班上有20来个学生。 学生增加了，二哥又让出自己那间40多平方米的窝棚给李素梅当教室，屋子后边拉道布帘算是卧室。孩子大大小小，参差不齐，李素梅采取复式教学，这边孩子写作业，那边孩子上课。 一个种菜的妇女，跑来一趟又一趟，哀求她：我家孩子都13岁了，该上四年级，不上学，荒废了，你就收了吧。可李素梅没有四年级的学生。“你哪怕下课的时间，抽空教教他也好呵。”
一年后，李素梅班上已有60名学生。
“搬一次家，脱一层皮，搬家都搬怕了。” 一个人招架不住，李素梅把在老家的丈夫易本耀叫来了。 “自己教自己的孩子，家庭私塾，这纯粹是自救。”易本耀见不上学的小孩多，就用白纸写了广告：“外地来京的孩子想上学吗？请到打工子弟学校来！”校名费了他不少劲儿：以前听说过铁路子弟学校、矿山子弟学校，咱是打工的，干脆就叫打工子弟学校吧。 教室由一间窝棚扩大到三间，易本耀从老家带来的一个年轻老师教副课，夫妻俩教主课。他文科底子好，以前在老家时常替李素梅代课。 “就是到这会儿，我也没往办学校上想。可孩子越来越多，咋弄呵？”易本耀讲这样下去不行，一得找到稳定的校舍，二要办合法手续。那会儿，对民办学校的办学条件要求高，比如有固定的校舍，操场有200米的跑道，教师有资质等，他们哪具备。 “等我们达标了，这些孩子早耽误了。”易本耀说。 在菜地边将就了近三年，1997年4月，学校先是向西挪到甄家坟，接着又南移到沙窝的一间木器厂。因为好多学生家长是卖菜的，有三轮车，学校的课桌椅就由他们帮着搬。白天交警不让走，只能夜里运。260多个小孩排队去新学校，走了一个多小时。到了新地方刚上了一上午课，警察就来了，说是非法办学，撵他们走人。 被赶出来的学生，由老师领着，在木器厂门口的马路边、大树底下继续上课。下午学校只好放假，停课一周。易本耀赶紧四处找地方。 一个学生家长帮忙在彰化村找到一排空房，有十四五间，但房租贵，一年要9万。连东西带人又搬过去，这回上了一周课，派出所又来人了，说不准在这办学，要办去别处办。
1997年的这个春天，打工子弟学校两周内搬了3次家。
搬家时，易本耀负责找地方，李素梅管搬东西。还是在菜地边上办学时，他们攒了30多根盖房用的檩子，碗口粗，想着将来万一有地儿，盖自己的校舍时用。结果学校被撵来撵去，这30多根檩子，李素梅只好搬来搬去，走哪儿带哪儿。 “搬一次家，脱一层皮，搬家都搬怕了。我跟易本耀说：这学咱不办了！他说不行，不办学生没地儿去。人家把办学当成了事业。” 每回搬家，都要花一笔钱，小搬几万块，大搬得二三十万。“桌椅更新添置、水电改造、房屋维修增建，都是钱呵！”现在的龚村校舍，以前租给沙发厂。易本耀他们花了18万块盖了彩钢活动房当教室，再加上改水改电、粉刷门窗墙壁等，一共花了30万。“光是清垃圾就用掉一万多块，大翻斗车拉走100多车，一车100块，就这人家还不爱拉，还得夜里拉。”
最焦头烂额、走投无路的一次搬家，是在2004年3月。 回忆起那次遭遇，易本耀摸着自己的秃顶慨叹道：“哎呀！差点跳楼。” 当时有个记者，用摄像机录下了这次搬迁经过。“他说不播出，只是留作资料，等我老了，当作回忆看。我信了，结果啥也没避讳，拍得特生活化。” 租房合同早到期了，房东催着学校搬家。易本耀把学校周边转了个遍，哪有空房一清二楚。但还是没地能让他们马上搬进去。保证书写了，感谢匾也送了，最后房东要拆房了。 事态严重：房子一拆，一千多名师生无处容身，学校就得停课关门。易本耀紧急开会，讨论了几个办法：1、停课，但停的时间太长，家长会担心；2、宣布解散退费，可这么多孩子一下去哪儿上学；3、继续找地儿、求人、想办法。 易本耀把全体老师集中到操场上告知：学校扛不住了，咱们这个院子明天就要拆迁了，明天开始停课，给学生家长写的通知正在打印。星期一到星期五停课放假。随即，老师四散而去，到教室通知学生。
在一间低年级教室里，老师无奈地告知实情，几个男孩先后站起来问：学校搬哪儿？上学有车接车送吗？是不是自己掏钱坐车呵？ 一个高年级老师通知过后，学生无人提问，一块唱起了歌：“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有过泪有过错／还记得坚持什么／真爱过才会懂／会寂寞会回首／终有梦终有我在心中……”歌声越唱越小，最后顿住。女生开始哭，男生则趴在桌子上，教室里一片静寂。
拆迁如期开始，学校被断水断电，桌椅被搬到院子里，房子拆得乱七八糟，残垣断壁，校园一片狼藉。周一能不能找到校舍，打工子弟学校还能否继续办下去？ 正在风雨飘摇之际，易本耀失踪了，连李素梅也联系不上他。 两天后，易本耀才出现。他去了海淀区政府和区教委，请求区领导帮助。“我就在领导办公室门口等，厚着脸皮，实在没办法了。”经过有关部门的协调，将闲置的紫竹院小学，借给打工子弟学校中转用。 刚拿到钥匙，易本耀就迫不及待去扫院子，全体老师去清扫教室，整整清理了两天。然后周密地安排一千多号学生的迁移，准备了两辆大公共汽车，周一一早，接学生上学。 学生到校上课了，但易本耀却受到众多家长的围攻，他们对孩子跑远路，坐车上学担心，对学校也不放心了。 被团团围住的易本耀急了，大声讲道： “各位家长，我易本耀奋斗了十年，追求的就一条，不像有人想像的我在那挣钱。一学期300块（学费），赚什么钱？北京市的人均教育成本是2600块，咱们才300块钱，赚什么钱？不是公办学校咱孩子进不去吗？不是还没有无条件地敞开大门吗？不是没有把我们容纳进去吗？如果把公办学校大门敞开了，让我们都能走进去，都能在经济上承受得起，我们办这个学校何用？我们为什么非要办呢？不就是为了救急吗！
“10年前办这所学校，当时的孩子如果6岁的话，今年就16岁了。如果等政府来解决，他已经从一个儿童长成少年了，那不耽误了一代人吗？ “现在，咱们学校审批了，取得了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书，受到了政府和教育部门的许可，咱们这个校园就是海淀区政府给我们找的，而且在我们这个过渡阶段，免费使用。你们难、孩子难、学校也难。咱们就为了一个目标，让孩子受到教育，让他们通过学习改变命运，不再重蹈你们的覆辙。” “北京孩子在里头上学就合法，打工子弟在里头上学就非法，就封门！”
看到报纸上刊登行知打工子弟学校搬来搬去的报道，北京丰台区的一些学校找到易本耀，邀请他合作办学。“像丰台成人中专，没生源，30亩校园闲置。学校不创收，就不能给老师发工资。只要有地方，我们一招生就满。”易本耀在丰台有了四所校园，1800多名学生。但学校都未被批准，属于非法。“我们申请，可他们不批呵！那会儿，丰台区没批准一所。” 办学没多久，就被取缔。
易本耀称学校被取缔的经历，带来的伤痛，他一辈子都忘不掉。 “丰台区教委、司法局、卫生局的等等，一来好几十号人。警察也来了，我们哪能对付得了呵。当场宣布取缔通告后，警察把我们全控制起来，连厕所也不能上。然后，打开大门，让施工队进来，他们拉着砖头、沙子、水泥，把所有教室、办公室、宿舍、食堂的门全用砖头封上，垒不住的用电焊焊死。有个干活的民工说：封孩子的学校，让我们干这缺德事，这校园多好呵。” “你想，中专校园环境能不好吗？比我们现在的校园还好。北京孩子在里头上学就合法，打工子弟在里头上学就非法，就封门！” 同一天，易本耀在丰台的三个教学点全被封掉。 “唉呀，刻骨铭心，铭心刻骨啊！”他不再说话，闷头抽烟。
易本耀今年45岁，早就有小孩喊他“老爷爷”了。 现在，易本耀的三处教学点都在海淀区，分别位于八里庄街道的五路居村，四季青镇的双槐树村、龚村。双槐树村2号为主校园，是被批准的。
今年7月4日，易本耀接到通知，五路居教学点将被撤并。7月12日，北京市政府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未经批准流动人员自办学校安全工作的通知》，要求尽快清理整顿未经批准流动人员自办学校。 易本耀说：“在全市范围内取缔打工子弟学校，这还是十几年来的头一次。以前只有丰台区干过，三次累计取缔了79所打工子弟学校。” 要被撤并的五路居教学点，全是低年级的小学生，200多个孩子。
“因为孩子太小，所以没有像高年级学生那样，很容易被安置到另两处教学点上学。” 易本耀通知家长：愿意去双槐树校园上学的，学校组织班车接送；不愿去的，学校可以退学费；联系公办学校就近上学，如果公办学校不接收，可以给教委打电话。 当天，教委就接到几十个电话，他们把易本耀叫去：“你要想办法把学生安置好。”易本耀答：我安置去双槐树，可家长们嫌远，不放心小孩，不去；退费又不干；安排进公办学校，我哪有这个权利。 家长们情绪很大，非要孩子就近读书，“无奈，学校现在还上着课，到寒假一定撤并。
” 社会上有人议论：打工子弟学校条件那么差，取缔了，让小孩去公办学校读书，你们咋就不去哩？这是应该感恩的事情呵！还闹啥闹哩？ 对此，易本耀了解到的家长有这样几种态度：一是想去公办学校，但怕人家不收咱孩子；二是不想去，没那钱，也办不齐“五证”。所谓五证是：身份证、暂住证、务工证、孩子在老家无人监护证明、现居住地证明。五证齐了，到暂住地所在的街道或乡镇教育科，办理同意借读批准书，然后再到附近的公办学校联系。接收与否由公办学校决定。 “其中务工证最难办，这是由政府劳动部门颁发的正规的就业证明，像中关村那些白领打工者可能好办些，我们的学生家长，干的都是最低端的活，脏、累、苦、险，像种菜卖菜、收破烂、打扫卫生、掏下水道、在早市上摆个小摊等等。这些人，能办下务工证？掏钱又掏不起，以前，进差一点的公办学校，每年交纳2000块赞助费、480块钱的借读费，好一点的学校一次性交纳1．2万，最好的交纳3万，不同的学校收费标准不同。不是他们不想进公办学校，而是怕进不去，瞎耽误功夫呵。现在明令禁止乱收费了，家长们还是不送孩子去公办学校，可能是心里没底。” 再有一类家长担心孩子受歧视，自己进城打工，受到城里人的另眼看待，不想再让自己的孩子过早地承受心理压力。“待在打工子弟学校，说得难听点，就像是一窝耗子，谁也别嫌弃谁，连老师也是外地人。但到了公办学校，界线分明，甚至被喊作‘借读生’、‘老外地’。即使别人不歧视，孩子心里也自卑。好比一只外地鸟飞进一片林子，里头全是本地鸟，它会心怯，感到孤单。”
另外，农民工子女进公办学校，还面临不少实际问题。“比如，外地学生来多了，本地学生家长也担心教学质量下降呵。金沟河附近有所小学，接收打工子弟后，很多本地的孩子陆陆续续都转学了。再比如参加学习竞赛，拿到名次中考可以加分，但没有北京户口不能中考，没法奖励分数，让外地孩子参加竞赛，名额等于浪费了。还有，听说北京本地学生，每年人均有6000多块的公用经费，是政府财政拨款。外地孩子进来了，学校也能拿到这笔人头费吗？拿不到，学校爱收这些农民工子女吗？”
易本耀称，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在取缔打工子弟学校过程中，有些人“虚拟空头安置方案，罗列虚假接收数字”，向上级领导汇报安置了多少多少农民工子女进了公办学校，可谁来落实兑现，谁来负责监督？ “这些年，我们上当受骗的事太多了。丰台封了我们4个校园，真正有名有姓被安置的孩子有多少？有个家长跑了80多趟，交了捐资助学款，才把孩子送进公办学校。其它孩子，有的回老家成了留守儿童，有的又跑到大兴、朝阳、宣武、石景山等区县，上打工子弟学校，上下学长途跋涉啊！ “如果公办学校能容纳得下，而且能一视同仁，不分本地外地，收费一样，权利一样，可以评三好、参加竞赛等等。绝大多数家长都会送孩子去公办学校。到那时，不用政府取缔，打工子弟学校会不关自停。”
“我们死活就认一个理：学生不安置好，学校就不能停！” “我们死活就认一个理：学生不安置好，学校就不能停！安置了还是没安置，人都摆在那儿，谁也撒不了谎。”易本耀说，“不然的话，公办学校进不去，打工子弟学校又被封掉，孩子怎么办？要么是回老家当留守儿童，要么在城里当失学儿童。受伤害最大的就是农民工子女。” 据统计，北京有30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其中只有50多所被批准。 我问他：“有人认为，是有些打工子弟学校校长，阻挠家长送孩子去公办学校。” “这事不难办。”易本耀说，“可以现场办公，召集房东、打工子弟学校校长、公办学校校长，属地街道或乡镇的干部，区县教委领导坐到一块，按照学生花名册，就近把学生逐个地分派好学校，公办学校领人，打工子弟学校送人，交接好。到这时，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打肿脸充胖子，也得送学生走。他还有什么理由阻挠呢？”
“我赞成规范、清理、整顿打工子弟学校，但反对一刀切，反对不安置好学生就强行取缔。假如公办学校压力过重，应当实事求是，直面现实，能接收多少是多少，然后想办法改善现有的打工子弟学校的条件。有些学校确实条件差，有安全隐患，没有改造可能，应该取缔；但对那些有可能改造好的学校，政府应扶持一把。” “改造起来，那得花多少钱呵？”我说。 “不给钱，可以给点政策呵。”他答。比如，能不能给打工子弟学校以村办小学的待遇？能不能政府批块地，租给打工子弟学校用，自建坚固适用的校舍。
在这次北京市清理整顿打工子弟学校时，易本耀找过市人大代表、教委领导反映情况。领导安慰他说：你放心，我们不会把孩子弄到大街上。 但易本耀获知有三片取缔集中区：一是石景山的衙门口村，那个自然村有6000多个农民工子女，这一片有5所打工子弟学校被关掉；二是海淀区西三旗，也是农民工子女比较集中的地方；三是大兴区的西红门镇，也有好几所学校被关掉。 “最厉害的时候，警察、城管去人，房东锁门，教育部门发通告，方方面面地挤压。
有一所小学校，眼看没办法了，全校一千多个孩子，联名写了一封‘向吴仪奶奶求援’信；还有一所学校，是三层教学楼，学校被封了，上百个孩子喊着：我要读书！硬是把学校大门挤开，冲进了校园…… “我能做的，就是告诉记者，让他们去报道，让社会知道正有不幸的事情发生。”
“我的信念就一条：让可怜的农民工子女有学上，不能成为新文盲！” “就是这个易本耀，最狡猾，变着法跟政府作对，还把我们比喻成蒋介石。”有关部门负责人忿忿地说。 早在2003年3月，丰台区强行关停打工子弟学校前夕，易本耀曾在校园的黑板报上介绍过陶行知生平，其中有这样一段话：陶行知先生在“五四”运动后从事平民教育运动，创办了晓庄师范。1930年4月，蒋介石以“勾结叛逆、阴谋不轨”为借口，武力封闭晓庄学校。陶行知受到通缉，被迫临时避难日本。 “我现在，尴尬呵！”易本耀苦笑着说。 “在这次全市取缔风暴中，如果只从我个人、从学校的小集体利益上考虑，我可以明哲保身，装聋作哑，选择沉默。我的内心相当矛盾，确实挣扎过。” “政府，尤其是海淀区政府对我易本耀、对我们学校全体师生是有恩的，特别是赵区长，可以说对我们恩重如山呵！当学校无处安身，走投无路时，三次拯救了我们，让学校起死回生。” 接着，他又掐手捏指地算道：海淀区只批准了两所打工子弟学校，其中有我们一所。区委彭书记亲自带人来给我们捐款捐物，慰问教师节，那一年，他们带着海龙集团的人，一下子就给我们学校20多台电脑，还捐赠了一些图书和科普展品。就是今年在取缔的过程中，海淀区政府还给我们龚村和双槐树两个教学点投资了约170万元，进行房屋维修、电缆更换、建锅炉房等。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得凭良心呐！可是，在这次全市取缔风暴中，如果保持沉默，总觉得对不起几十万农民工子女。人干啥时间长了，都会产生感情，你想，如果大面积地关停打工子弟学校，那么多的小孩一下子去哪儿，怎么办？在这关键口，我必须说出真话、心里话。”
易本耀又讲，一想起当年丰台，强行取缔打工子弟学校的作法，就气愤。“不知又有多少家庭陷入不安，不知又有多少孩子面临失学辍学。” 岔开他的话，我问：“难道就没个人利益在里头？没了打工子弟学校，你们还怎么挣钱，岂不失业？” “这12年来，我得了职业病，只要是扼杀打工子弟教育，就像是扼杀我的利益。至于没了打工子弟学校，还能不能挣钱，会不会失业，我认为，一个人既然能做好一件事，同样也能做好另一件事情。北京有几百万外地人，其中只有300多人，从事农民工子女教育。如果人生只为挣钱，我早该去经商，而且收益不会太差。”
早有人说易本耀，你别打着为农民工子女的幌子挣钱了。 易本耀算账：拿我们龚村这所学校来说吧，多的时候学生是1030名，少的时候是960多人，按平均每学期1000个学生计算，每个学生每学期学费300元，一年两个学期，一个学生的学费是600元，学校年总收入60万元。交房租每年15万元，教师工资月平均3．7万元，一年工资总计44.4万元。除去房租和工资，剩下6000元，交水电费都不够啊。 这10来年能运转下来，主要靠两个办法：一是寅吃卯粮，比如预收下学期书费，这钱本来是交给新华书店的，学校先用，再不够，就预收新生的学费；二是靠社会方方面面扶持和帮助，来改善办学条件。 “我不否认，打工子弟学校达到一定规模后，量入为出，能挣钱。但也应该承认，客观上，打工子弟学校曾有效地解决了农民工子女免当新文盲的难题。”
前些天，易本耀被杨东平叫去开了两次会。据说，北京市政府委托北京理工大学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教授，组织人员，利用九、十两个月，起草一份“北京农民工子女教育情况调查”。 这一次，虽然一些打工子弟学校接到停办通知，但并没真的被封掉，易本耀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上不少人，尤其是一些知识分子，站在了弱势群体立场上，替农民工子女说话，为农民工子女主张了权利。政府出于“以人为本”的考虑，也没有强制推行，而是暂缓。 在易本耀的校长办公室里，还搁着早年那块“打工子弟学校”的牌子，坐在这块斑驳的牌子旁，易本耀对自己作如下总结： “我小心翼翼地走了12年，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凡是有利于农民工子女根本利益的做法，我就拥护；反之，坚决反对。我的信念就一条：让可怜的农民工子女有学上，不能成为新文盲！硬要毁掉这个理想，那就不能放弃抗争！”
我采访时，有个外国记者打来电话，说想采访易本耀，他却没有答应。
□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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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记者：董月玲
说到12年办打工子弟学校的体验，易本耀脱口而出三个死：累死、急死、吓死。 “这10来年，很少夜里12点以前睡觉的，有干不完的活；学校经常遭遇搬家、拆迁，被赶来赶去，一下找不着地方，能活活把人急死；生怕出一点点安全事故，时常处于焦虑状态，睡觉都得睁只眼。不出事都取缔你，真出事，还不把你捏死透。”他用河南话说。
行知打工子弟学校是易本耀的妻子李素梅1994年创办的，2003年被审核批准时，改名为北京市海淀区行知实验学校。现在有三个教学点，其中两处未被批准，仍属非法。 喝着浓茶的李素梅仍是犯困，周日下午采访时，她动不动就趴到了桌上，眼皮粘在一块，人要睡着了。 前一阵子，北京市取缔打工子弟学校，提起这事，李素梅有气无力地说：“真觉得累，是硬撑着。”很快，她又抬起头，跟上一句：“只要学生真能走进公办学校，我们的历史使命也就完成了。” “要不，你干脆给咱自个的孩子办个学校吧。” “死活也没想到，我会在北京办学校。”李素梅到现在还是这么说。
她是河南息县人，家里穷，兄妹8人，一年到头种庄稼还是吃不饱。李素梅12岁才上小学，因为没学过英语，高考连考三年也没考上，最后当了民办教师。“一个月39块的工资，还经常拿不到”。 上世纪90年代，她的兄弟姐妹全来了北京，最后劝她也来：你一个月最多60块钱，我们在北京卖一天菜，就是好几十块，打工一个月也能挣四五百。李素梅寻思自己是中师文化程度，打一份工应该没问题。 她姐在北京万寿路附近种菜，刚来时李素梅先帮着做饭，河边有个大早市，再进点小百货卖。生活成本低，吃自己种的菜，用大队的电，喝自己挖的井水，住在菜地边上自己搭的窝棚里。“用捡来的旧砖头垒四堵墙，上边盖着塑料布、草帘子，前高后低的那种”。 因交不起赞助费、借读费，菜农和周边打工者的小孩都不上学，白天就在菜地里玩耍。李素梅堂弟的孩子已经9岁了，还一天学没上。附近小学的孩子上学放学，都打菜地边经过，看着人家背着书包来来去去的，小孩眼馋，老缠着大人问：“我咋还不上学哩？” 李素梅说特能理解孩子的心情，她12岁才上小学一年级,比同班同学高出一头，特自卑。她看着周围的小孩，一个个都那么大了，不能读书，整天还在菜地里野，觉得挺心酸。
有一天，堂弟媳突然对李素梅说：“要不，你干脆给咱自个的孩子办个学校吧。” “我一听吓住了，咱哪能办学？一没校址，二没合法手续呵。”但她哥哥、妹妹们还是把孩子送来了，一共9个。“我们也不指望你把他们教得多好，只要将来回老家上学，能跟上就得”。 很快，妹妹把自己住的20平方米的窝棚腾出一半当教室，一半仍是卧室。捡回来几块水泥板当课桌，椅子是砖头上铺张木板。 就这么稀里糊涂地，1994年9月1日，李素梅的学校开张了。
“真没想到，就这么简陋的教室，小孩却特别喜欢，到点就来，不用爹妈催促。早上7：30分早读，7：20分他们就齐刷刷都进教室了。”李素梅一个人包了全部课程，虽说是在菜地边窝棚里上课，整得跟公办小学的课程一样：一天上7节课，3节语文课，两节数学课，另外还上品德课、自然课或音乐课。上午有20分钟休息，因为没操场，学生就在菜地里活动活动。 “都特别爱学习，一教就会，学完就考。怪认真，考不好，还哭哩。在第一批的9个小孩里，今年还有个考上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呢。” 学费是每月每个孩子交40块钱，地里的菜李素梅可以随便吃，想吃谁家的就吃谁家的。 没过多久，菜地里出了个小学校的消息，不胫而走。“老有人往我这块儿送孩子，主要是河北张北县的菜农，还有河南固始县收破烂的。”到第一学期结束，班上有20来个学生。 学生增加了，二哥又让出自己那间40多平方米的窝棚给李素梅当教室，屋子后边拉道布帘算是卧室。孩子大大小小，参差不齐，李素梅采取复式教学，这边孩子写作业，那边孩子上课。 一个种菜的妇女，跑来一趟又一趟，哀求她：我家孩子都13岁了，该上四年级，不上学，荒废了，你就收了吧。可李素梅没有四年级的学生。“你哪怕下课的时间，抽空教教他也好呵。”
一年后，李素梅班上已有60名学生。
“搬一次家，脱一层皮，搬家都搬怕了。” 一个人招架不住，李素梅把在老家的丈夫易本耀叫来了。 “自己教自己的孩子，家庭私塾，这纯粹是自救。”易本耀见不上学的小孩多，就用白纸写了广告：“外地来京的孩子想上学吗？请到打工子弟学校来！”校名费了他不少劲儿：以前听说过铁路子弟学校、矿山子弟学校，咱是打工的，干脆就叫打工子弟学校吧。 教室由一间窝棚扩大到三间，易本耀从老家带来的一个年轻老师教副课，夫妻俩教主课。他文科底子好，以前在老家时常替李素梅代课。 “就是到这会儿，我也没往办学校上想。可孩子越来越多，咋弄呵？”易本耀讲这样下去不行，一得找到稳定的校舍，二要办合法手续。那会儿，对民办学校的办学条件要求高，比如有固定的校舍，操场有200米的跑道，教师有资质等，他们哪具备。 “等我们达标了，这些孩子早耽误了。”易本耀说。 在菜地边将就了近三年，1997年4月，学校先是向西挪到甄家坟，接着又南移到沙窝的一间木器厂。因为好多学生家长是卖菜的，有三轮车，学校的课桌椅就由他们帮着搬。白天交警不让走，只能夜里运。260多个小孩排队去新学校，走了一个多小时。到了新地方刚上了一上午课，警察就来了，说是非法办学，撵他们走人。 被赶出来的学生，由老师领着，在木器厂门口的马路边、大树底下继续上课。下午学校只好放假，停课一周。易本耀赶紧四处找地方。 一个学生家长帮忙在彰化村找到一排空房，有十四五间，但房租贵，一年要9万。连东西带人又搬过去，这回上了一周课，派出所又来人了，说不准在这办学，要办去别处办。
1997年的这个春天，打工子弟学校两周内搬了3次家。
搬家时，易本耀负责找地方，李素梅管搬东西。还是在菜地边上办学时，他们攒了30多根盖房用的檩子，碗口粗，想着将来万一有地儿，盖自己的校舍时用。结果学校被撵来撵去，这30多根檩子，李素梅只好搬来搬去，走哪儿带哪儿。 “搬一次家，脱一层皮，搬家都搬怕了。我跟易本耀说：这学咱不办了！他说不行，不办学生没地儿去。人家把办学当成了事业。” 每回搬家，都要花一笔钱，小搬几万块，大搬得二三十万。“桌椅更新添置、水电改造、房屋维修增建，都是钱呵！”现在的龚村校舍，以前租给沙发厂。易本耀他们花了18万块盖了彩钢活动房当教室，再加上改水改电、粉刷门窗墙壁等，一共花了30万。“光是清垃圾就用掉一万多块，大翻斗车拉走100多车，一车100块，就这人家还不爱拉，还得夜里拉。”
最焦头烂额、走投无路的一次搬家，是在2004年3月。 回忆起那次遭遇，易本耀摸着自己的秃顶慨叹道：“哎呀！差点跳楼。” 当时有个记者，用摄像机录下了这次搬迁经过。“他说不播出，只是留作资料，等我老了，当作回忆看。我信了，结果啥也没避讳，拍得特生活化。” 租房合同早到期了，房东催着学校搬家。易本耀把学校周边转了个遍，哪有空房一清二楚。但还是没地能让他们马上搬进去。保证书写了，感谢匾也送了，最后房东要拆房了。 事态严重：房子一拆，一千多名师生无处容身，学校就得停课关门。易本耀紧急开会，讨论了几个办法：1、停课，但停的时间太长，家长会担心；2、宣布解散退费，可这么多孩子一下去哪儿上学；3、继续找地儿、求人、想办法。 易本耀把全体老师集中到操场上告知：学校扛不住了，咱们这个院子明天就要拆迁了，明天开始停课，给学生家长写的通知正在打印。星期一到星期五停课放假。随即，老师四散而去，到教室通知学生。
在一间低年级教室里，老师无奈地告知实情，几个男孩先后站起来问：学校搬哪儿？上学有车接车送吗？是不是自己掏钱坐车呵？ 一个高年级老师通知过后，学生无人提问，一块唱起了歌：“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有过泪有过错／还记得坚持什么／真爱过才会懂／会寂寞会回首／终有梦终有我在心中……”歌声越唱越小，最后顿住。女生开始哭，男生则趴在桌子上，教室里一片静寂。
拆迁如期开始，学校被断水断电，桌椅被搬到院子里，房子拆得乱七八糟，残垣断壁，校园一片狼藉。周一能不能找到校舍，打工子弟学校还能否继续办下去？ 正在风雨飘摇之际，易本耀失踪了，连李素梅也联系不上他。 两天后，易本耀才出现。他去了海淀区政府和区教委，请求区领导帮助。“我就在领导办公室门口等，厚着脸皮，实在没办法了。”经过有关部门的协调，将闲置的紫竹院小学，借给打工子弟学校中转用。 刚拿到钥匙，易本耀就迫不及待去扫院子，全体老师去清扫教室，整整清理了两天。然后周密地安排一千多号学生的迁移，准备了两辆大公共汽车，周一一早，接学生上学。 学生到校上课了，但易本耀却受到众多家长的围攻，他们对孩子跑远路，坐车上学担心，对学校也不放心了。 被团团围住的易本耀急了，大声讲道： “各位家长，我易本耀奋斗了十年，追求的就一条，不像有人想像的我在那挣钱。一学期300块（学费），赚什么钱？北京市的人均教育成本是2600块，咱们才300块钱，赚什么钱？不是公办学校咱孩子进不去吗？不是还没有无条件地敞开大门吗？不是没有把我们容纳进去吗？如果把公办学校大门敞开了，让我们都能走进去，都能在经济上承受得起，我们办这个学校何用？我们为什么非要办呢？不就是为了救急吗！
“10年前办这所学校，当时的孩子如果6岁的话，今年就16岁了。如果等政府来解决，他已经从一个儿童长成少年了，那不耽误了一代人吗？ “现在，咱们学校审批了，取得了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书，受到了政府和教育部门的许可，咱们这个校园就是海淀区政府给我们找的，而且在我们这个过渡阶段，免费使用。你们难、孩子难、学校也难。咱们就为了一个目标，让孩子受到教育，让他们通过学习改变命运，不再重蹈你们的覆辙。” “北京孩子在里头上学就合法，打工子弟在里头上学就非法，就封门！”
看到报纸上刊登行知打工子弟学校搬来搬去的报道，北京丰台区的一些学校找到易本耀，邀请他合作办学。“像丰台成人中专，没生源，30亩校园闲置。学校不创收，就不能给老师发工资。只要有地方，我们一招生就满。”易本耀在丰台有了四所校园，1800多名学生。但学校都未被批准，属于非法。“我们申请，可他们不批呵！那会儿，丰台区没批准一所。” 办学没多久，就被取缔。
易本耀称学校被取缔的经历，带来的伤痛，他一辈子都忘不掉。 “丰台区教委、司法局、卫生局的等等，一来好几十号人。警察也来了，我们哪能对付得了呵。当场宣布取缔通告后，警察把我们全控制起来，连厕所也不能上。然后，打开大门，让施工队进来，他们拉着砖头、沙子、水泥，把所有教室、办公室、宿舍、食堂的门全用砖头封上，垒不住的用电焊焊死。有个干活的民工说：封孩子的学校，让我们干这缺德事，这校园多好呵。” “你想，中专校园环境能不好吗？比我们现在的校园还好。北京孩子在里头上学就合法，打工子弟在里头上学就非法，就封门！” 同一天，易本耀在丰台的三个教学点全被封掉。 “唉呀，刻骨铭心，铭心刻骨啊！”他不再说话，闷头抽烟。
易本耀今年45岁，早就有小孩喊他“老爷爷”了。 现在，易本耀的三处教学点都在海淀区，分别位于八里庄街道的五路居村，四季青镇的双槐树村、龚村。双槐树村2号为主校园，是被批准的。
今年7月4日，易本耀接到通知，五路居教学点将被撤并。7月12日，北京市政府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未经批准流动人员自办学校安全工作的通知》，要求尽快清理整顿未经批准流动人员自办学校。 易本耀说：“在全市范围内取缔打工子弟学校，这还是十几年来的头一次。以前只有丰台区干过，三次累计取缔了79所打工子弟学校。” 要被撤并的五路居教学点，全是低年级的小学生，200多个孩子。
“因为孩子太小，所以没有像高年级学生那样，很容易被安置到另两处教学点上学。” 易本耀通知家长：愿意去双槐树校园上学的，学校组织班车接送；不愿去的，学校可以退学费；联系公办学校就近上学，如果公办学校不接收，可以给教委打电话。 当天，教委就接到几十个电话，他们把易本耀叫去：“你要想办法把学生安置好。”易本耀答：我安置去双槐树，可家长们嫌远，不放心小孩，不去；退费又不干；安排进公办学校，我哪有这个权利。 家长们情绪很大，非要孩子就近读书，“无奈，学校现在还上着课，到寒假一定撤并。
” 社会上有人议论：打工子弟学校条件那么差，取缔了，让小孩去公办学校读书，你们咋就不去哩？这是应该感恩的事情呵！还闹啥闹哩？ 对此，易本耀了解到的家长有这样几种态度：一是想去公办学校，但怕人家不收咱孩子；二是不想去，没那钱，也办不齐“五证”。所谓五证是：身份证、暂住证、务工证、孩子在老家无人监护证明、现居住地证明。五证齐了，到暂住地所在的街道或乡镇教育科，办理同意借读批准书，然后再到附近的公办学校联系。接收与否由公办学校决定。 “其中务工证最难办，这是由政府劳动部门颁发的正规的就业证明，像中关村那些白领打工者可能好办些，我们的学生家长，干的都是最低端的活，脏、累、苦、险，像种菜卖菜、收破烂、打扫卫生、掏下水道、在早市上摆个小摊等等。这些人，能办下务工证？掏钱又掏不起，以前，进差一点的公办学校，每年交纳2000块赞助费、480块钱的借读费，好一点的学校一次性交纳1．2万，最好的交纳3万，不同的学校收费标准不同。不是他们不想进公办学校，而是怕进不去，瞎耽误功夫呵。现在明令禁止乱收费了，家长们还是不送孩子去公办学校，可能是心里没底。” 再有一类家长担心孩子受歧视，自己进城打工，受到城里人的另眼看待，不想再让自己的孩子过早地承受心理压力。“待在打工子弟学校，说得难听点，就像是一窝耗子，谁也别嫌弃谁，连老师也是外地人。但到了公办学校，界线分明，甚至被喊作‘借读生’、‘老外地’。即使别人不歧视，孩子心里也自卑。好比一只外地鸟飞进一片林子，里头全是本地鸟，它会心怯，感到孤单。”
另外，农民工子女进公办学校，还面临不少实际问题。“比如，外地学生来多了，本地学生家长也担心教学质量下降呵。金沟河附近有所小学，接收打工子弟后，很多本地的孩子陆陆续续都转学了。再比如参加学习竞赛，拿到名次中考可以加分，但没有北京户口不能中考，没法奖励分数，让外地孩子参加竞赛，名额等于浪费了。还有，听说北京本地学生，每年人均有6000多块的公用经费，是政府财政拨款。外地孩子进来了，学校也能拿到这笔人头费吗？拿不到，学校爱收这些农民工子女吗？”
易本耀称，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在取缔打工子弟学校过程中，有些人“虚拟空头安置方案，罗列虚假接收数字”，向上级领导汇报安置了多少多少农民工子女进了公办学校，可谁来落实兑现，谁来负责监督？ “这些年，我们上当受骗的事太多了。丰台封了我们4个校园，真正有名有姓被安置的孩子有多少？有个家长跑了80多趟，交了捐资助学款，才把孩子送进公办学校。其它孩子，有的回老家成了留守儿童，有的又跑到大兴、朝阳、宣武、石景山等区县，上打工子弟学校，上下学长途跋涉啊！ “如果公办学校能容纳得下，而且能一视同仁，不分本地外地，收费一样，权利一样，可以评三好、参加竞赛等等。绝大多数家长都会送孩子去公办学校。到那时，不用政府取缔，打工子弟学校会不关自停。”
“我们死活就认一个理：学生不安置好，学校就不能停！” “我们死活就认一个理：学生不安置好，学校就不能停！安置了还是没安置，人都摆在那儿，谁也撒不了谎。”易本耀说，“不然的话，公办学校进不去，打工子弟学校又被封掉，孩子怎么办？要么是回老家当留守儿童，要么在城里当失学儿童。受伤害最大的就是农民工子女。” 据统计，北京有30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其中只有50多所被批准。 我问他：“有人认为，是有些打工子弟学校校长，阻挠家长送孩子去公办学校。” “这事不难办。”易本耀说，“可以现场办公，召集房东、打工子弟学校校长、公办学校校长，属地街道或乡镇的干部，区县教委领导坐到一块，按照学生花名册，就近把学生逐个地分派好学校，公办学校领人，打工子弟学校送人，交接好。到这时，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打肿脸充胖子，也得送学生走。他还有什么理由阻挠呢？”
“我赞成规范、清理、整顿打工子弟学校，但反对一刀切，反对不安置好学生就强行取缔。假如公办学校压力过重，应当实事求是，直面现实，能接收多少是多少，然后想办法改善现有的打工子弟学校的条件。有些学校确实条件差，有安全隐患，没有改造可能，应该取缔；但对那些有可能改造好的学校，政府应扶持一把。” “改造起来，那得花多少钱呵？”我说。 “不给钱，可以给点政策呵。”他答。比如，能不能给打工子弟学校以村办小学的待遇？能不能政府批块地，租给打工子弟学校用，自建坚固适用的校舍。
在这次北京市清理整顿打工子弟学校时，易本耀找过市人大代表、教委领导反映情况。领导安慰他说：你放心，我们不会把孩子弄到大街上。 但易本耀获知有三片取缔集中区：一是石景山的衙门口村，那个自然村有6000多个农民工子女，这一片有5所打工子弟学校被关掉；二是海淀区西三旗，也是农民工子女比较集中的地方；三是大兴区的西红门镇，也有好几所学校被关掉。 “最厉害的时候，警察、城管去人，房东锁门，教育部门发通告，方方面面地挤压。
有一所小学校，眼看没办法了，全校一千多个孩子，联名写了一封‘向吴仪奶奶求援’信；还有一所学校，是三层教学楼，学校被封了，上百个孩子喊着：我要读书！硬是把学校大门挤开，冲进了校园…… “我能做的，就是告诉记者，让他们去报道，让社会知道正有不幸的事情发生。”
“我的信念就一条：让可怜的农民工子女有学上，不能成为新文盲！” “就是这个易本耀，最狡猾，变着法跟政府作对，还把我们比喻成蒋介石。”有关部门负责人忿忿地说。 早在2003年3月，丰台区强行关停打工子弟学校前夕，易本耀曾在校园的黑板报上介绍过陶行知生平，其中有这样一段话：陶行知先生在“五四”运动后从事平民教育运动，创办了晓庄师范。1930年4月，蒋介石以“勾结叛逆、阴谋不轨”为借口，武力封闭晓庄学校。陶行知受到通缉，被迫临时避难日本。 “我现在，尴尬呵！”易本耀苦笑着说。 “在这次全市取缔风暴中，如果只从我个人、从学校的小集体利益上考虑，我可以明哲保身，装聋作哑，选择沉默。我的内心相当矛盾，确实挣扎过。” “政府，尤其是海淀区政府对我易本耀、对我们学校全体师生是有恩的，特别是赵区长，可以说对我们恩重如山呵！当学校无处安身，走投无路时，三次拯救了我们，让学校起死回生。” 接着，他又掐手捏指地算道：海淀区只批准了两所打工子弟学校，其中有我们一所。区委彭书记亲自带人来给我们捐款捐物，慰问教师节，那一年，他们带着海龙集团的人，一下子就给我们学校20多台电脑，还捐赠了一些图书和科普展品。就是今年在取缔的过程中，海淀区政府还给我们龚村和双槐树两个教学点投资了约170万元，进行房屋维修、电缆更换、建锅炉房等。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得凭良心呐！可是，在这次全市取缔风暴中，如果保持沉默，总觉得对不起几十万农民工子女。人干啥时间长了，都会产生感情，你想，如果大面积地关停打工子弟学校，那么多的小孩一下子去哪儿，怎么办？在这关键口，我必须说出真话、心里话。”
易本耀又讲，一想起当年丰台，强行取缔打工子弟学校的作法，就气愤。“不知又有多少家庭陷入不安，不知又有多少孩子面临失学辍学。” 岔开他的话，我问：“难道就没个人利益在里头？没了打工子弟学校，你们还怎么挣钱，岂不失业？” “这12年来，我得了职业病，只要是扼杀打工子弟教育，就像是扼杀我的利益。至于没了打工子弟学校，还能不能挣钱，会不会失业，我认为，一个人既然能做好一件事，同样也能做好另一件事情。北京有几百万外地人，其中只有300多人，从事农民工子女教育。如果人生只为挣钱，我早该去经商，而且收益不会太差。”
早有人说易本耀，你别打着为农民工子女的幌子挣钱了。 易本耀算账：拿我们龚村这所学校来说吧，多的时候学生是1030名，少的时候是960多人，按平均每学期1000个学生计算，每个学生每学期学费300元，一年两个学期，一个学生的学费是600元，学校年总收入60万元。交房租每年15万元，教师工资月平均3．7万元，一年工资总计44.4万元。除去房租和工资，剩下6000元，交水电费都不够啊。 这10来年能运转下来，主要靠两个办法：一是寅吃卯粮，比如预收下学期书费，这钱本来是交给新华书店的，学校先用，再不够，就预收新生的学费；二是靠社会方方面面扶持和帮助，来改善办学条件。 “我不否认，打工子弟学校达到一定规模后，量入为出，能挣钱。但也应该承认，客观上，打工子弟学校曾有效地解决了农民工子女免当新文盲的难题。”
前些天，易本耀被杨东平叫去开了两次会。据说，北京市政府委托北京理工大学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教授，组织人员，利用九、十两个月，起草一份“北京农民工子女教育情况调查”。 这一次，虽然一些打工子弟学校接到停办通知，但并没真的被封掉，易本耀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上不少人，尤其是一些知识分子，站在了弱势群体立场上，替农民工子女说话，为农民工子女主张了权利。政府出于“以人为本”的考虑，也没有强制推行，而是暂缓。 在易本耀的校长办公室里，还搁着早年那块“打工子弟学校”的牌子，坐在这块斑驳的牌子旁，易本耀对自己作如下总结： “我小心翼翼地走了12年，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凡是有利于农民工子女根本利益的做法，我就拥护；反之，坚决反对。我的信念就一条：让可怜的农民工子女有学上，不能成为新文盲！硬要毁掉这个理想，那就不能放弃抗争！”
我采访时，有个外国记者打来电话，说想采访易本耀，他却没有答应。
□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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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民工子弟那肯定不是资产阶级,那当然是“阶级敌人”咯,当然要拿出对付“阶级敌人”的手段了.:@ :@ :@
按照我们这里的经验，只要打工者持有暂住证，就能够和城市孩子一样在常住地附近的学校就读，但是各地的行政法规差别很大，不知道安徽的情况，毕竟还是相对封闭阿。
中国第一所由政府投资兴建的现代化民工子弟学校——群贤小学在千年古城浙江绍兴正式落成。
绍兴是长江三角洲地区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之一，有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外来民工众多。
群贤小学是绍兴市教育局直属的全日制公办学校，学校摒弃本地学生与外地学生的区别，在收费上与绍兴其他公办小学一视同仁，所有学生均享受免收借读费与杂费的待遇。
这所投资三千两百多万元人民币的全新学校，首期招生十二个班级，总共五百三十四位学生。学生来自中国近二十个省、市、自治区，其中还有土家族、侗族、苗族、布依族等十余个少数民族的孩子们。该校教师是从绍兴全市范围内抽调和聘用的，全部拥有本科以上学历。
就读群贤小学最幸福的是零收费，省却几千元的赞助费，让外来民工子女与市区孩子一样享受同等待遇的教育。２０多名教师，１００％是大专以上学历，其中一半以上是本科学历。 记者在群贤小学的过道上见到，墙上贴着一张通知，上面明白无误地写着：收费是课本费和作业本费两项，与所有的普通小学收费一致；一年级新生是１３５元课本费加上１０元的作业本费。另一项是代办费，爱国主义教育读本、教育书刊、校服、搭伙费等等，这些钱全是代收的，多还少补。 “对民工子女来讲，最大的费用可能是两笔，中午的搭伙费每学期每人３００元（每天３元多一点），还有一项交通费，每学期每人３５０元。”邵校长说。
该帖应置顶一个月,并转到各大论坛去.让大家看清楚中国教育的现状!
难难难~
暂住证? ;funk
小二你在哪个国家? :o
或者那些民工是火星来的? :L
小二你在哪个国家? :o
或者那些民工是火星来的? :L
政府建专门的民工子弟学校我也不太赞成，变相的种族隔离政策，应该一视同仁，所有公立学校都应该接纳适龄学童，但这样户籍管理上又会有困难。
在户籍改革没有大动作前，放开民营学校管制和政府建立专门学校都能接受。
在户籍改革没有大动作前，放开民营学校管制和政府建立专门学校都能接受。
穷人的专利权
北京也号称要让民工子弟加入普通小学就读，但只看见封门，没看见建新校，此事去年夏天就被多家媒体追踪报到过。民工子弟不愿意进正式小学一是费用、二是交通，最核心的还是教材，他们还要返回本乡升学。
让这睦孩子眼看着自己的教室被堵死，他们会有什么想法？十年前，北京曾请过一批张家口的穷孩子来京参观，我至今忘不了一个小男孩的话和他讲话时的眼神，他说：我们的生活是那么的悲惨！我那进还年轻，一直认为我们全体是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少年儿童都是祖国的大花朵，绝没想到他会用“悲惨”这么重的形容词来描述。这样的人长大了他对社会会是什么态度？这些被剥夺了教室的孩子对社会会是什么态度？我要是其中的一个，我心里只会生长仇恨。
让这睦孩子眼看着自己的教室被堵死，他们会有什么想法？十年前，北京曾请过一批张家口的穷孩子来京参观，我至今忘不了一个小男孩的话和他讲话时的眼神，他说：我们的生活是那么的悲惨！我那进还年轻，一直认为我们全体是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少年儿童都是祖国的大花朵，绝没想到他会用“悲惨”这么重的形容词来描述。这样的人长大了他对社会会是什么态度？这些被剥夺了教室的孩子对社会会是什么态度？我要是其中的一个，我心里只会生长仇恨。
原帖由 威海卫 于 2007-1-8 17:05 发表
北京也号称要让民工子弟加入普通小学就读，但只看见封门，没看见建新校，此事去年夏天就被多家媒体追踪报到过。民工子弟不愿意进正式小学一是费用、二是交通，最核心的还是教材，他们还要返回本乡升学。
让这睦 ...
老实讲,现在城市和农村的教育差距比十年前还要扩大.不光北京.广州这边也是如此.广州市一边耗数百个亿搞大学城.建劳民伤财的新电视塔和会议中心等形象工程.另一方面广州市长张广宁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公开反对温总理提出的让农民工子女在城里享有义务教育的权利.理由是承担不起庞大的费用.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广州人为有这样的市长感到羞耻!
现在的公办学校已经异化成为教育产业化的基地,国家的拨款越多,越成为敲诈家长的砝码.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教育拨款方法,按照收留义务教育阶段的生员多少来拨款.农村城市一视同仁.
中国目前的教育制度是完全的彻底的失败的腐败的！从小学，不甚至是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大学，整个就是毁灭个人特长才能的程序。
原帖由 blackboyaaaa 于 2007-1-9 04:49 发表
中国目前的教育制度是完全的彻底的失败的腐败的！从小学，不甚至是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大学，整个就是毁灭个人特长才能的程序。
中国教育是工厂 不是学校
只会生长仇恨。
:( :@ 千秋大计一定要搞好！
:( :@ 千秋大计一定要搞好！
医疗改革 提前送终
住房改革 钱包掏空
教育改革 父母逼疯
住房改革 钱包掏空
教育改革 父母逼疯
原帖由 blackboyaaaa 于 2007-1-9 04:49 发表
中国目前的教育制度是完全的彻底的失败的腐败的！从小学，不甚至是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大学，整个就是毁灭个人特长才能的程序。
支持
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确实是有限的，要么有钱，要么学业成绩特别优秀，否则确实没资格进入——这个道理很正确。有人不爱听，是因为两个条件都不具备，还怕别人说。
但是义务教育阶段，应该是机会公平的。
但是义务教育阶段，应该是机会公平的。
哎，真是好和谐啊……:Q
中安在线-新安晚报
本报讯 建英学校所在的上海市丹巴路从来没有像昨天清晨那样“热闹”———公安、市容协管、政府工作人员、教师、来沪农民工、保安……上千人云集在这小小的路口，一方想让孩子们进校上课，一方却要把孩子们塞进大巴送到远处的学校去。
学校大门被封
上海建英学校是我省寿县政协委员姚为健老师于1996年创办的，目前已招收2000多名农民工子女，其中80％是皖籍学生。今年1月5日下午，普陀区教育局与当地派出所来人冲进学校，称学校要立即停办，要求学生1月8日到新开的曹杨小学就读，但是很多家长和学生仍然希望在原校就读。
昨天星期一，记者清晨6时半接到建英学校电话，称大批公安、城管、政府人员来到该校封闭大门，并用大巴将前来上学的学生接往新学校。记者于7时左右赶到学校，看到校旁路口挤满了学生、家长以及穿制服的工作人员，路边还停着警车、大巴及各种工作车辆。学校校门由区政府工作人员把守，不准前来上课的学生入内，记者看到学校里空空荡荡，但是有很多头戴红帽子的工人在里面将教室当成了寝室。
有大量建英学校的学生和家长来到学校，但是刚走到路口，便被佩戴工作证的区政府工作人员和区教育局人员拦住，称建英学校已经被关闭，让孩子赶紧上大巴到新的学校去。有的家长和孩子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有的家长则专门请假赶过来看区教育局和建英学校如何协商，孩子到底该到哪里上学。人越聚越多，到上午8时左右，聚集在这小小路口的人群大约有上千人。
警察教师激烈冲突
看到学生不断被塞进大巴运走，建英学校的教职工不干了。有的老师与政府工作人员理论，建英学校已经创办10年，为什么说停就停，孩子马上就要放寒假，为什么不能让他们读完这最后十几天。有的学生家长赞成老师的说法，一位家长说，“孩子在这里读了4年书，一直挺好的，为什么突然要转学了。”双方争执不下，吸引人群聚集在一起，进而争执升级，双方都有肢体接触。
这时候身穿警察制服的工作人员开始介入，分开双方，但是却让众人情绪升级，建英学校的教职工与警察、城管、保安间均发生激烈冲突，气氛十分紧张。由于窄小的路面人太多，接孩子的大巴也开不出去。周围有的年龄小的孩子看到这样混乱的景象，吓得浑身发抖，有的甚至大哭起来。一位从安庆来沪打工的家长说，这是学校，政府部门怎么能采取这种强制性的手段呢。
记者被警察殴打
四周都有人摄像、拍照。随着警察与教师、家长冲突升级，镜头纷纷对准他们，但是让人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某国家级报刊的一位陆姓记者正在用DV拍摄纠纷场景时，一名警察冲他高喊：“不许拍！”进而将陆记者的DV抢过来。陆记者说“我是记者”并且将记者证拿给警察看，却被几个警察围住。陆记者想将DV机拿回来，却突然遭到警察殴打。据陆记者回忆，当时4个警察围着他，其中一个人重拳连击他胸部两下，他的脸部也被指甲划出两条很深的伤痕。当陆记者逃出包围圈继续向警察索要DV时，又被带到派出所做笔录，3个小时后才出来，而DV带则被派出所扣留了。
同时，建英学校的姚章章老师也在用DV进行录像。当警察发现他在摄像时，令其立即停止，并要抢夺摄像机。姚老师赶紧把DV转移给其他老师才得以保留，但他自己却被带到派出所。记者昨天下午在他的DV上看到，机器记录了警察殴打陆记者的过程。
孩子在人群中流泪
上面发生的一幕幕，全部映入了前来建英学校上学的孩子们的眼睛。记者看到，许多年龄小的孩子刚到路口，便有工作人员上去说，“走，带你去上正规学校。”孩子还不明白怎么回事，便被塞进大巴里，去往陌生的学校。有的孩子留恋建英学校，一方是区教育局人员让其赶快上车去新学校，一方又是教学几年的老师的劝留，孩子被双方焦躁的语调和高声喝令吓得不敢动弹，一名来自安徽寿县的女孩在人群中泪流不已。
不少家长们也陷入迷惑之中，大多数人都埋怨为什么教育局不让学校把这学期的课上完，让家长们不得不放下手中的活，为孩子的教育担心。一位来自安徽阜阳的徐女士到上海长宁区打工多年，昨天她专门请假赶来，她说，“我有两个孩子在这所学校读书，教育质量比我们家乡好，孩子在身边也省了我不少心。有关部门突然把学校关闭，让我们不由又要为孩子的上学开始操心起来。”
在建英学校读初二的小吕是安徽阜阳人，昨天上午她一直冷冷地看着发生的一切，她对记者说，“两边的学校我都不想上了，都不信任。下学期我跟爸妈说我就在老家读书，不想再过来了。”有的家长也说，干脆把孩子送回老家，这边不知道情况会发展得怎样。到昨天上午10时左右，人群逐渐散去，只剩下几个孩子在空荡荡的学校边转悠。（本报记者 项磊）
本报讯 建英学校所在的上海市丹巴路从来没有像昨天清晨那样“热闹”———公安、市容协管、政府工作人员、教师、来沪农民工、保安……上千人云集在这小小的路口，一方想让孩子们进校上课，一方却要把孩子们塞进大巴送到远处的学校去。
学校大门被封
上海建英学校是我省寿县政协委员姚为健老师于1996年创办的，目前已招收2000多名农民工子女，其中80％是皖籍学生。今年1月5日下午，普陀区教育局与当地派出所来人冲进学校，称学校要立即停办，要求学生1月8日到新开的曹杨小学就读，但是很多家长和学生仍然希望在原校就读。
昨天星期一，记者清晨6时半接到建英学校电话，称大批公安、城管、政府人员来到该校封闭大门，并用大巴将前来上学的学生接往新学校。记者于7时左右赶到学校，看到校旁路口挤满了学生、家长以及穿制服的工作人员，路边还停着警车、大巴及各种工作车辆。学校校门由区政府工作人员把守，不准前来上课的学生入内，记者看到学校里空空荡荡，但是有很多头戴红帽子的工人在里面将教室当成了寝室。
有大量建英学校的学生和家长来到学校，但是刚走到路口，便被佩戴工作证的区政府工作人员和区教育局人员拦住，称建英学校已经被关闭，让孩子赶紧上大巴到新的学校去。有的家长和孩子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有的家长则专门请假赶过来看区教育局和建英学校如何协商，孩子到底该到哪里上学。人越聚越多，到上午8时左右，聚集在这小小路口的人群大约有上千人。
警察教师激烈冲突
看到学生不断被塞进大巴运走，建英学校的教职工不干了。有的老师与政府工作人员理论，建英学校已经创办10年，为什么说停就停，孩子马上就要放寒假，为什么不能让他们读完这最后十几天。有的学生家长赞成老师的说法，一位家长说，“孩子在这里读了4年书，一直挺好的，为什么突然要转学了。”双方争执不下，吸引人群聚集在一起，进而争执升级，双方都有肢体接触。
这时候身穿警察制服的工作人员开始介入，分开双方，但是却让众人情绪升级，建英学校的教职工与警察、城管、保安间均发生激烈冲突，气氛十分紧张。由于窄小的路面人太多，接孩子的大巴也开不出去。周围有的年龄小的孩子看到这样混乱的景象，吓得浑身发抖，有的甚至大哭起来。一位从安庆来沪打工的家长说，这是学校，政府部门怎么能采取这种强制性的手段呢。
记者被警察殴打
四周都有人摄像、拍照。随着警察与教师、家长冲突升级，镜头纷纷对准他们，但是让人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某国家级报刊的一位陆姓记者正在用DV拍摄纠纷场景时，一名警察冲他高喊：“不许拍！”进而将陆记者的DV抢过来。陆记者说“我是记者”并且将记者证拿给警察看，却被几个警察围住。陆记者想将DV机拿回来，却突然遭到警察殴打。据陆记者回忆，当时4个警察围着他，其中一个人重拳连击他胸部两下，他的脸部也被指甲划出两条很深的伤痕。当陆记者逃出包围圈继续向警察索要DV时，又被带到派出所做笔录，3个小时后才出来，而DV带则被派出所扣留了。
同时，建英学校的姚章章老师也在用DV进行录像。当警察发现他在摄像时，令其立即停止，并要抢夺摄像机。姚老师赶紧把DV转移给其他老师才得以保留，但他自己却被带到派出所。记者昨天下午在他的DV上看到，机器记录了警察殴打陆记者的过程。
孩子在人群中流泪
上面发生的一幕幕，全部映入了前来建英学校上学的孩子们的眼睛。记者看到，许多年龄小的孩子刚到路口，便有工作人员上去说，“走，带你去上正规学校。”孩子还不明白怎么回事，便被塞进大巴里，去往陌生的学校。有的孩子留恋建英学校，一方是区教育局人员让其赶快上车去新学校，一方又是教学几年的老师的劝留，孩子被双方焦躁的语调和高声喝令吓得不敢动弹，一名来自安徽寿县的女孩在人群中泪流不已。
不少家长们也陷入迷惑之中，大多数人都埋怨为什么教育局不让学校把这学期的课上完，让家长们不得不放下手中的活，为孩子的教育担心。一位来自安徽阜阳的徐女士到上海长宁区打工多年，昨天她专门请假赶来，她说，“我有两个孩子在这所学校读书，教育质量比我们家乡好，孩子在身边也省了我不少心。有关部门突然把学校关闭，让我们不由又要为孩子的上学开始操心起来。”
在建英学校读初二的小吕是安徽阜阳人，昨天上午她一直冷冷地看着发生的一切，她对记者说，“两边的学校我都不想上了，都不信任。下学期我跟爸妈说我就在老家读书，不想再过来了。”有的家长也说，干脆把孩子送回老家，这边不知道情况会发展得怎样。到昨天上午10时左右，人群逐渐散去，只剩下几个孩子在空荡荡的学校边转悠。（本报记者 项磊）
------------你可以搬出种种规定，说出一万种“取缔”的理由，但我看不见你一万种理由背后的一颗良心!
作为一个有良心和有良知的中国人,每天我都将此帖一顶,以尽呼唤改革的棉力.
作为一个有良心和有良知的中国人,每天我都将此帖一顶,以尽呼唤改革的棉力.
这个新闻我有看,但是政府好象有自己的不同说发,不说也罢.
自从我有了孩子，最见不得孩子眼里的泪水，但比这更让我的心难受的是孩子眼中的恐惧和绝望。那些教育局的混蛋们，你们以为这仅仅是响应号召走形式吗？你们是在教育孩子，教育他们将来恨你们（也包括我们）一辈子！
原帖由 威海卫 于 2007-1-10 16:47 发表
自从我有了孩子，最见不得孩子眼里的泪水，但比这更让我的心难受的是孩子眼中的恐惧和绝望。那些教育局的混蛋们，你们以为这仅仅是响应号召走形式吗？你们是在教育孩子，教育他们将来恨你们（也包括我们）一辈子！
我也是感同身受,任何有良心和爱心的人.都不忍看着孩子们流泪.唯独那些教育局的狗官.他们可以无动于衷,只求保住乌纱帽.穷苦人孩子的死活与他们无关.他们的良心被狗吃了.
原帖由 威海卫 于 2007-1-10 16:47 发表
自从我有了孩子，最见不得孩子眼里的泪水，但比这更让我的心难受的是孩子眼中的恐惧和绝望。那些教育局的混蛋们，你们以为这仅仅是响应号召走形式吗？你们是在教育孩子，教育他们将来恨你们（也包括我们）一辈子！
暂时不要孩子，结婚都不结婚，30岁左右还没有能力解决老婆孩子的问题，（老婆主要是房子，孩子还是教育）老子住牢房……:Q :Q :@ :@
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