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于荣耀并躲闪于屈辱的阴影之间——国民党的八年抗战 ...

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几次大会战分析
　　 抗战期间，国民党军与日军进行了23次会战，国民党也以此作为资本，大肆吹嘘其一个个“大捷”，毙伤日军从2万到20万不等，“全歼”日军联队、旅团乃至师团的说法都有。不弄清这些基本事实，也就无从了解中国抗日战争的真相。下面对几个典型战例进行剖析：
　　 （1） 中国军队主动发起“八一三”淞沪会战
　　 “八一三”淞沪会战是当时军政次长陈诚建议主动发起，以将日军主力从华北吸引到华中。当时军政次长陈诚从上海返回南京，向蒋介石提出扩大沪战的建议：“敌如在华北得势，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沿平汉路南下，直驱武汉，于我不利，不如扩大沪战一牵制之。”陈诚在日记中记载了他对蒋介石作此建议后的回应：“一定打”。陈诚的理由是，自古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都是从华北南下黄河、长江，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军如依仗机械化优势大举南下华北平原，攻占武汉，中国军队不但难以抵挡，而且国民政府和抗战物资也无法撤退到大后方进行持久抗战。不如主动进攻上海吸引日军，国民党军可依托钢筋水泥建筑大量杀伤日军，并将日军主力逐渐引到华东稻田水网地带，使日军重装备难以运动、发挥威力。
　　 南京军事委员会管理部代部长姚琮也曾向蒋介石解释建议淞沪作战，“其利有五：指挥便利一也；集中容易二也；补给较便三也；江南多港湾不利于敌四也；易动列强感官，而得多助五也。”这个看似比较全面的战略决策，代表了当时国民政府对淞沪之战的主流判断。可惜此后实际作战中，几乎都未能出现对国民党军有利的方面。
　　 在外交方面，国民政府试图以上海为战争舞台，获取国际社会同情。中国驻英国大使郭泰祺曾警告英国外相艾登，“上海是英国在华利益的中心，如果中国在这里战败，日本将控制整个中国市场，因此中国作战不只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英国”。驻法大使顾维钧也主张，以上海之战正世界之视听：“毫无疑问，在上海前线许多精锐军队是要丧失的。问题在于，是运用这些军队坚守上海，从而在国外产生心理上的效果呢？还是后撤到一个偏僻角落进行战斗，这个地方不为任何人所知，也就不会有任何人表示关心，但是损失是相同的？全世界都知道上海在什么地方，战斗是为了什么。在上海集中了西方各国最大利益，西方人士将仔细阅读报纸上的战况报道，马上会得出印象。所以我们主张政府尽可能坚守上海一线。”就连当时的训练总监部总监唐生智也在回忆中说，蒋介石当时对他坦言：“上海这一仗，是要打给外国人看看。”
　　 蒋介石同意陈诚、姚琮军事方面的判断，加上考虑上海为远东经济中心，还有租界，西方各大国有直接利益，如上海开战西方大国必会干预，因此指示主动发起上海作战。
　　 国民党这一“围魏救赵”战略是否正确呢？可以说是极大错误。就大战略而言，当时对中国最关键的是时间，因内战刚结束不久，国民经济正逐渐恢复（1936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战前最高峰），陈诚本人也正在负责利用进口武器装备50个国防师的计划（如与德国合作，用江西大余的钨矿石换取德国武器），在上海与日军大战则势必终止中国的抗战准备而仓促与日军决战。实际当时日本决策机构在“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对是否全面侵略中国摇摆不定，以参谋次长石原莞尔为代表的“不扩大派”暂时占了上风。石原为当时实力派人物，因当时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为皇族只是挂名，军部实权在参谋次长石原手里。石原甚至主张：“断然将我华北全部驻军一举撤至山海关满华国界，然后由近卫首相亲自飞往南京与蒋介石促膝交谈，解决日华间根本问题。”（《大本营陆军部》第1卷，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452页）。日本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也策划“日中邦交调整和停战方案”与“船津工作”。1937年7月底8月初，石原莞尔向日本陆军、海军首脑疏通，坚持“以外交手段收拾残局”。于是以石射猪太郎为主，会同陆军省当局人员，作出了日中“全面邦交调整方案”和“停战条件”。这个方案获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三省一致同意，首相近卫文麿也立即表示支持。石射猪太郎把这一方案委托于设在上海的日本在华纺织同业会理事长船津辰一郎，让后者将方案秘密地透露给南京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试探中方态度。8月9日，船津与高宗武在上海进行会谈，同日日本驻华大使川越与高宗武也作了一次会谈。
　　 据这个日本方案，中日双方军队停战线划定为河北省永定河及白河右岸以东、以北各地区及察北六县为非武装地带，日军除战前驻屯军原有兵力外，新增部队一律撤退，中方则将中央军撤出河北省，实行停战，同时废除《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土肥原秦德纯协定》以及《淞沪停战协定》。所谓调整邦交，日方承认中国中央政府直接统治河北、察哈尔，撤销冀察政务委员会及伪冀东自治政府，日本对内蒙、绥远不加干涉，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及河北经济协定。中国则对东北的伪满洲国予以承认或者默认，日方则考虑对华经济援助及撤废治外法权等等。
　　 日本这个方案，是通过回复到芦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换取国民政府对东北伪满洲国的正式承认。国民政府本可利用此次谈判与日本周旋，尽量赢得更多时间。然而当高宗武返回南京时，“八一三事变”正好爆发。中国军队进攻上海日军后，石原莞尔被迫辞职，日本统帅机构决定全面侵华，可见陈诚主动挑起上海战事的失策。就算当时国民政府对日本动向判断不明，日军占领武汉就能切断国民政府退路？实际上还有江南广大地区可作回旋，抗战中这些地区有六、七年时间还在中国手里，大可作为撤往大后方的通道。再说日军从华北大举南下就能发挥机械化优势？黄河、淮河、大别山区都可极大限制日军行动，以后武汉会战中日军精锐部队在大别山特别是富金山陷于苦战就是例子，并非就是日军通途。至于国民党军70多个师、70多万大军在淞沪狭小战场与日军硬拼，在日军海陆空优势火力密集攻击下死伤枕藉，伤亡达30万，甚至有一天伤亡万余的惨况，正是让日军充分发挥其诸军兵种合成作战的优势。所谓江南稻田水网限制日军作用也有限，日军正可发挥其海军优势用舰艇溯长江而上武汉，有力配合陆军行动，这一点正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所不具备的。还有就是京沪一体，上海既为前线，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就直接暴露在日军兵锋之下，日军增兵上海后很快就直捣南京，对中国抗战震动极大。至于国际干涉纯为幻想，当时绥靖主义盛行，西方大国决不会为了中国与日本翻脸，火中取栗。
　　 当代历史学家余子道在《论中国正面战场初期的战略作战方向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中国统帅部以大量兵力集中淞沪，既削弱了华北抗日战力，又未保住京沪杭地区；而上海、南京失守，长江门户洞开，对武汉和华中腹地威胁极大。这不能被视为是战略上的成功。”《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的作者黄仁宇认为，“从现在公布的蒋日记看来，淞沪地区作战并无全盘计划”。蒋介石虽然早有作战计划并决定出其不意地发动进攻，但是对于日本方面对中国军队进攻可能作出的反应，却“一切未经考虑”，“所以蒋介石在上海地区集结兵力迎战，可能出敌不意，而敌之对策亦出蒋之不意”。
　　 由此可见主动发起上海作战是何等幼稚，但国民党战后数十年照例吹嘘这一战略如何“高明”！
　　 国民党军准备进攻上海的第一批部队是87、88师，原为国民政府的警卫部队，是德国顾问训练的样板师，全德国武器装备，为国军精华。秘密开到上海附近后，张治中又建议抽调正规军化装为保安队进驻上海，蒋介石同意了，派了第2师补充旅换上保安服装进驻虹桥机场。何应钦认为这一做法冒险，拍了张治中的肩膀：“文白，这是要闹出事来的啊！”（见时任第9集团军作战科长史说的回忆：“八一三凇沪抗战记略”，载“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系列之《八一三凇沪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90－91页）
　　 现在我国著作均称是日军主动挑起上海战事，其海军中尉大山勇夫硬闯虹桥机场挑衅并打死我卫兵，我忍无可忍将其击毙，日军遂以此为借口发动侵略。实际情况完全相反，国民党正规军化装为保安队进驻虹桥机场后，见大山勇夫驾驶摩托车驶来，高度紧张，以为被识破身份，遂先开枪将其击毙。事发后“凇沪警备司令部急了，参谋长童元亮和上海市长俞鸿钧商量，把一个死囚穿上保安队服装，打死在机场门口，说日军强行闯入时打死我卫兵”（同上，91页）。
　　 “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时，国民党军占了绝对优势，除2个精锐师外，还有2个装备德国火炮的重炮团，即炮兵第10团（100毫米加农炮）和炮兵第8团（150毫米榴弹炮），加上坦克、空军助战，按理应全面压倒上海的日军。其时日军在上海的部队仅海军陆战队3000多人，紧急从日本商团中动员退役军人，合计也不过4000人（国民党夸大为1万人以上），重武器也不足，起初也没有海空军支援，但其依靠坚固工事顽强抵抗，致使国民党军无法达成重大突破。此次为国民党军第一次军种（空军、海军、陆军）和诸兵种（步兵、炮兵、坦克）大规模合成作战，协同动作很差：步兵逼坦克冲锋又不予以掩护，结果坦克被日军全部击毁；步兵失去坦克掩护后攻坚伤亡惨重，甚至出现一个营部队挤在一条街内被日军坦克堵住街口全部击毙的悲壮战况。
　　 陈诚回顾上海围攻未竟的教训，认为“以5师之众，对数千敌陆战队实行攻击，竟未能奏功，实在是当时部署种种不当的缘故”。史说回忆，“步兵与炮兵、战车协同作战的训练从来没做过”。
　　 此后双方大量增兵，日军投入精锐的第3、11师团，国民党军增援也达30万，尤以陈诚嫡系18军等部队血战罗店最为惨烈。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除在华北的汤恩伯、卫立煌、李默庵部外，先后全部投入淞沪战场，可谓倾注全力。而国民党军顽固坚持阵地战死守方式，彻底将作战变为“以血肉之躯与铁弹相拼”的“肉弹主义”。中国军队的伤亡，每天平均高达一个师！
　　 僵持到10月中旬，国民党军终于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桂系军队。北伐时桂系7军战斗力远强于蒋介石嫡系1军，与“铁军”4军并列，号称“钢军”。在著名的“贺胜桥战役”中，7军与4军叶挺独立团并肩血战，大败吴佩孚精锐之师。吴佩孚用尽全力，大刀队共砍下7名团长和2名旅长的头，吴也手刃几名逃兵。但杀红了眼的桂系7军竟齐向吴军枪声最密集处冲锋。吴军终于大溃，几万人竟对督战队发起反冲锋，一哄而过，夺路逃命。吴佩孚的副官也在乱军中被打死，而吴的政治生命也走到了尽头。1927年8月军阀孙传芳以6万军队大举渡江反攻，南京危急，7军赶到后不惜伤亡惨重攻占南京城制高点栖霞山，然后发起反击，把孙传芳军压迫于八卦洲，血战七天七夜，杀得孙传芳6万大军尸横遍野，大败而逃，孙传芳从此退出中国政治舞台，“钢军”之名更是威震天下。北伐后李宗仁、白崇禧全力经营广西，将其建为“模范省”，大办民团，抗战前训练壮丁120万人，自1932年起，每年向德国订购新式步枪1万支，至抗战时达5万支；又订购自动步枪1000支，钢盔5万顶。此次桂军主力7、48军等7个师投入淞沪战场，白崇禧自认为可一举扭转战局，提出从南翔、真如间出击、“压迫日军入海”的不切实际计划。10月19日进攻发起时，适逢日军也以新到的第9师团（与11师团一样是日俄战争时参加过旅顺攻坚战的精锐主力师团）总攻，双方主力迎头相撞。桂军初上战场，将日军施放的烟雾误为毒气，队形自我混乱；加上当时淞沪战场上只有桂军头戴钢盔、身穿黄色军服，极为显眼，遭日军飞机、火炮、坦克和机枪密集火力突击，数万大军一日即被打散，上万敢死队大部战死。“小诸葛”见桂系溃兵被其他部队收容，多年经营毁于一旦，不禁痛心疾首，连日饮食不进。
　　 以后11月日军第10军杭州湾登陆迂回，淞沪前线数十万国民党军全线撤退，毫无组织，先退部队仓皇炸断桥梁，以致随后汽车拖带的重炮无法过河，这些花费巨额外汇购进的大批德国重炮战场上损失不大，现在却被迫丢弃，令人万分痛心！原拟撤退部队依靠吴福国防线抵抗日军，但地堡钥匙在当地乡长、保长手里，此时早已逃得不知去向，工事因无维修许多废弃，以致毫不起作用，战前国民政府花费巨资构筑的吴福国防线，就落得这样下场！随后日军直插南京，10万多守军除叶肇的粤军66军抱着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一搏的想法杀出血路突围外，其余被日军缴械后全部屠杀，连同平民遭日军屠杀者达30多万，龙蟠虎踞的金陵城沦为血与火的地狱！
　　 淞沪会战日军伤亡数一直有争议，《疑义相与析》指出：“比如淞沪战役，据日本军部公布的金山卫登陆前日军淞沪战场的伤亡数字，从8月至11月8日，计战死19594名，负伤80243名，共伤亡99847人（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册83页）。”
　　 淞沪会战日军伤亡9万多，是我国史学界普遍采用的数字，《疑义相与析》还指出其来源，又是日本军部公布，又是来自日本权威战史，看来确凿无疑。但是且慢，这里藏有一个大“猫腻”……
　　 查原文，记载是这样的：
　　 “到9月29日止累计……上海战死2528名，负伤9806名，合计12334名。”，“出兵以来伤亡累计数如下：
　　 10月14日，战死3908名，负伤15843名，合计19351名。
　　 ……
　　 11月8日，战死9115名，负伤31257名，合计40672名。”
　　 原来如此！日文原文给出的是从8月到11月8日几个日期的日军伤亡的数字，而且注明是“累计数”，难道还要重温小学算术？！我每天吃1个苹果，3天就累计吃了3个苹果。分开累计的话第一天吃了1个，第二天累计吃2个，第三天累计吃3个。按《疑义相与析》的算法，将3个日期的3个累计数加起来，就成了6个。这就是“猫腻”所在！淞沪会战日军的伤亡，截至11月8日是战死9115名，负伤31257名，合计40672名。这就是日军淞沪会战伤亡数字，所以日军伤亡是4万而不是9万，军事科学院出版物也采用4万这一数字（见罗焕章、支绍曾：《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80页）。日文原文并无“战死19594名，负伤80243名，共伤亡99847人”这样的字样和数字，纯属《疑义相与析》作者自己有意无意错算出来的，却注明来自日本军部公布和日本书籍，似乎是日文原文如此。而且该文还多次采用类似的“猫腻”，逃不脱欺骗读者的干系！（淞沪会战是本文第一个探讨的正面战场战例，说明多一些，以下战例从简，否则本文就成为一本大部头著作了，希望网友自行查找有关资料，客观研究得出自己结论）。
　　 （2）台儿庄大捷
　　 “台儿庄大捷”为大家熟知，宣布歼灭日军2万，有的更说全歼日军第10师团。注意一下就知道，台儿庄一战日军参战仅2个旅团，因第10师团在山东济南、兖州、济宁、泰安、肥城、邹县等津浦路沿线都留下大量守备部队，第5师团有1个旅团在华东，一部在青岛。第5师团在临沂与西北军激战不讲，直接进攻台儿庄的第10师团部队与当面中国军队20万相比处于绝对劣势，蒋介石也训斥国民党军前线部队“数倍于当面日军，早当予以解决”，何况日军背后还有德国武器装备（包括150毫米重型榴弹炮）的汤恩伯的20军团，但仍被日军全身而退。此役日军2个师团伤亡1万，谈不上全歼第10师团。
　　 《疑义相与析》提出疑问：
　　 “――日本人的统计只包括第5、第10两个师团。即日军第2军第5师团战死1281人，负伤5478人；第10师团战死1088人，负伤4137人。合计战死2369人，负伤9605人，伤亡总数11974人（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册41页）。而参加作战的日军尚有华北方面军之第16师团、第114师团、第14师团、关东军混成第3旅团、关东军混成第13旅团、华中派遣军之第6师团、第9师团、第13师团、第101师团，它们统统的毫发无伤？”
　　 该文作者再次忽略了，参加台儿庄作战的日军，确实只有第5、10师团各1个旅团，至于后面列举的日军其他部队，是投入徐州会战的兵力。
　　 （3）武汉会战
　　 武汉会战乃八年抗战最大一次会战，国民党军投入上百万大军，宣称毙伤日军20万，真是天方夜谭。日军进攻兵力为9个师团，27万人，如此早已覆没，何谈占领武汉？日本军史上说得清清楚楚，武汉会战参战日军伤亡为35500人（桑田悦、前原透合著：《简明日本战史》，中译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81页）。近年台湾国民党军史研究人员也认为武汉会战毙伤日军20万太过夸大，但还是认为有12万左右。至于国民党军伤亡，则为254628人（《抗战胜利40周年论文集》，上，1986年台北版，195-196页。参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596页）。
　　 应该说武汉会战国民党军伤亡25万是可信的，那就更显出所谓毙伤日军20万的荒谬，如此双方损失接近1：1，这可太好了，国民党军只须如此硬拚几次就可将侵华日军拚光了！至于日军损失12万也夸大了3倍多，还是应该以双方记载的己方损失数较准确，依据我在序言已说明。而日军记载的国民党军伤亡也大得离奇，宣称掩埋中国军人尸体19万多具（《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195、201页），我亦不取。
　　 有网友反驳说日军投入武汉会战兵力不止27万，期间不断进行补充，总数应达50、60万人。这是不了解现代战争规律。现代战争作战中，特别强调集中兵力原则，尽量将最大限度兵力集中在首次突击中。如二战中1939年德军进攻波兰，一线兵力达151万，预备队不过10万；1941年展开陆军330万人袭击苏联，作战半年不过补充65万人。再以解放战争为例，辽沈战役初东北野战军70万大军南下锦州，时东北国民党军总兵力55万，按照这些网友的观点，打到后来双方岂不投入三四百万？武汉会战日军投入9个师团和一个波田支队，加上其他加强部队姑且算10个师团，伤亡3万多的话平均1个师团伤亡3000人左右，实际上会战期间日军1个师团也就是补充3000多人，如第6师团得到3200名补充兵员（《冈村宁次回忆录》，中译本365页），27师团补充新兵3000人（王辅：《日军侵华战争》，第2册，911页）。
　　 《疑义相与析》提出这样一个观点：
　　 “――再如日军中的王牌稻叶第6师团，经武汉外围黄梅、广济、田家镇战斗后，伤亡巨大，除补充3000名新兵以外，又将116师团之志摩源吉混成支队及另外2个步兵大队编成石原支队入列。所以1937年的第6师团和1939年的第6师团虽然番号相同，但内在素质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
　　 熟悉二战日军情况的人都知道，作战中日军经常将旅团、联队加强坦克、火炮和工兵等编成支队，临时配属其他部队，但战后都立即归还原建制。二战日军实行的是地域征兵制，第6师团来自九州熊本，根本不可能将来自京都的116师团部队纳入自己固定建制，其自身建制部队的缺额也没有依靠在中国的日军后备兵员就近补充，而是要等待从家乡熊本来的3000新兵。冈村宁次评价第6师团是“日本第一强大师团”，“作战英勇无比……团结心强，排他性也强，对其他配属部队等缺乏关心”（《冈村宁次回忆录》，337页）。
　　 武汉会战中日军有两个进攻方向，即第2军从大别山南下，11军溯长江西进，国民党军防御中也分别在两个方向的富金山、德安重挫日军，并对此大肆宣扬，却夸大到离奇程度。富金山之战，日军第2军3、13师团遭到国民党军宋希濂的71军等部顽强阻击，伤亡4000多人（国民党军伤亡1.5万人），但一些著作如孙挺信的《中日大决战》却记载：日军承认，富金山之战死4506人，伤17380人；共计伤亡21886人。查日军史料，这些数字是11军在整个武汉会战中的伤亡，却被孙某人张冠李戴到第2军在富金山的伤亡去，令人瞠目！
　　 德安万家岭之战是国民党战史宣扬的武汉会战的“大捷”和焦点，如记载：“第9战区第1兵团司令薛岳将军，奉蒋、陈之命早已将第25、70、8、4、64、74、66等7个军的兵力，埋伏在德安、庐山地区山岳丛林地带，摆下个反八字形的阵势，等待敌人。”又记载薛岳自夸：“我这个反八字形阵势，如袋捕鼠，又如飞剪……”至于万家岭大捷之成果：“日军第101、106师团之木岛、池田、津田等4个联队和其他部队共3万余人，被中国军队全歼。其第106师团几乎被歼殆尽，仅有1000余人逃脱……”
　　 好得很！既然全歼日军3万，控制了战场，国民党军当拿出日军在万家岭尸横遍野壮观景象的录像和相片，缴获也必堆积如山了！可惜，没有（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南联盟曾宣布击落美军2架大型直升机，机上50多名美军毙命。其实北约轰炸南联盟并无1人死亡，在战争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了“零死亡”。既然击落美机，如果南联盟公布飞机残骸和50多名美军尸横遍地的录像带和相片，将产生怎样的效果！索马里游击队拖着美军尸体游行的录像一公布就立即迫使美军撤军，南联盟竟愚蠢到连这一点也“想不到”？）。实际上全歼日军第106师团不过是吹嘘，106师团虽然损失很大，毕竟终于坚持到援军解围。
　　 日军第106师团为特设师团，为常设师团第6师团的预备役（特设师团番号为常设师团番号加上100），虽然同样来自九州熊本，编制也相当，但战斗力天差地远，武汉会战时任11军司令官的冈村宁次在给熊本师管区的信中尖刻地写到：第6师团为日本第一强大师团，106师团则为第一弱旅。万家岭战役在9月25日至10月17日间，军事科学院《中国抗日战争史》记载：“薛岳兵团毙敌3000人，伤敌更多，俘虏30多人，缴获轻重机枪50多挺、步枪1000多支，军马100余匹。时称万家岭大捷。”日军战史则称106师团伤亡只有3000多人。10月11日，冈村宁次严令各部不惜代价增援万家岭，在增援的日军27、101师团部队迂回威胁下，损失惨重的薛岳兵团主动撤退。一些国民党将领在回忆录中也承认增援日军不直接解围而是迂回包抄威胁构成包围圈的国民党军，“以迂为直”起到了不战屈人之兵的效果。
　　 再提一提花园口决堤事件。徐州失守后造成了日军进逼郑州威胁武汉的严重局势。蒋介石调集20万兵力，在豫东兰封县(今属兰考县)发动了“兰封战役”，但功败垂成，反而使整个豫东门户大开，被迫西撤郑州。1938年6月6日开封陷落，郑州危在旦夕。部署西撤的同时，蒋介石还作出了一个重要决策，就是“以水代兵”，决堤放黄河水阻敌西进。6月1日，蒋介石在武汉正式作出了决堤的决定。决堤可保郑州，但几省的土地和人民怎么办？牺牲惨重可想而知。6月7日凌晨，国民党军53军1团奉命在中牟县境内花园口掘堤，6月9日上午8时开始放水。此次黄河决堤放水，导致豫、皖、苏三省44个县市，2.9万平方公里土地被水淹没，成为黄泛区。600余万人民遭受洪水侵袭，共导致89万人死亡。至于日军，则仅被淹死7452名。现在多数著述开始从积极的方面肯定它的军事意义，认为这一举措阻止了日军西进，为保卫武汉赢得了准备时间，并改变了日军进攻武汉的路线，造成了中日两军夹黄泛区对峙的局面。但实际上：一、日军停止西进是在花园口9 日出水之前3日就决定了的，与花园口决堤无关；二、日军按其计划决定的时间，完成进攻武汉的作战准备并实施进攻，未因花园口决堤而改变或推迟；三、日军进攻武汉路线未因花园口决堤而全部改变；四、中日两军夹黄泛区对峙的主要原因是日军兵力不足，并无战略意义。因此，“花园口决堤的军事价值仅在给日军造成了一些困难，使其主力改沿淮河推进为沿长江推进。与豫、皖、苏人民因黄水泛滥遭受的损失相比，这点军事价值不足称道”。（马仲廉：《花园口决堤的军事意义》，《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4期）。

（4）昆仑关大战
　　 国民党军头等主力第5军大战昆仑关、全歼号称“钢军”的日军第5师团21旅团，是国民党抗日战史的又一大“亮点”。但仔细分析史料，昆仑关之战虽然击毙第21旅团的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但日军死亡不过数百（国民党宣称消灭4000），离被全歼还差得远。
　　 许多网友质疑上述判断，下面就详细分析一下。
　　 1939年11月日军第5师团（辖第9、21 旅团）和台湾混成旅团在广西钦州湾登陆后占领南宁，其中台湾旅团守卫钦州湾到南宁的补给线，第9旅团奔袭中越边境的龙州，第5师团直属部队和3个步兵大队赶修南宁飞机场，师团长手下控制1个步兵大队作为机动。以第21旅团2个大队占领高峰隘并向武鸣方向警戒，1个大队占领昆仑关，1个大队担任昆仑关至南宁交通线的守备。所谓的“昆仑关大血战”国民党军队进攻的目标，就是昆仑关上那1个大队的日军——第21旅团第21联队第3大队，约800人。
　　 12月中国军队27个师、15万人大举反攻，将部署在南宁至昆仑关狭长山路中的日军切成数段分割包围，态势既为有利。此时日军第5师团已轻装化，全部实力21945人，只有75毫米山炮20门，75毫米野炮12门，没有坦克，作战中也没有空军支援；中国军队特种兵有4个炮兵营和115架飞机（重轰炸机9架、轻轰炸机26架、战斗机80架）。仅主力第5军就有3万人以上，直属1个坦克团，1个150毫米德国榴弹炮营，作战中得到空军大力支援。军长杜聿明计划是，郑洞国的荣誉第1师担任昆仑关正面进攻；戴安澜的第200师为总预备队；“德国将军”邱清泉的新编第22师迂回插入昆仑关与南宁之间，向六塘守敌进攻，断昆仑关之敌的退路。此时昆仑关前线国民党军名将和精华云集，火力也罕见地压倒了日军。
　　 但被围日军顽强抵抗等待援军，12月18日，日军21联队1、2大队前往增援昆仑关，19日被完全包围，遭到中国军队优势兵力在100多架飞机和重炮、坦克支援下猛烈攻击，逐渐支持不住。21旅团42联队2个大队增援再被包围，此时台湾混成旅团发扬“武士道”精神，主动派出台湾步兵第1联队增援，12月23日冲入九塘与被围的21、42联队会合，台湾步兵第2联队也于25日进入七塘，归42联队指挥。可见，由于日军陆续增援，包围圈内的日军越来越多，从1个大队增至4个联队，中国军队聚歼其也越来越困难，最后全歼的，不过昆仑关前哨高地的日军1个中队和2个混成小队而已。日军记载昆仑关之战伤亡：21联队参战1360人，死亡198人，受伤469人，失踪16人。42联队参战860人，死亡176人，受伤271人，失踪21人（王辅：《日军侵华战争》，第2册1243页）。可见昆仑关之战日军伤亡不过1151人，其中死亡、失踪411人。将打死敌军数百夸大为歼敌过万，乃国民党军“拿手好戏”，如1949年林彪的第四野战军渡江南下，以8月15－17日的青树坪之战号称最为惨烈，13兵团49军146师在湖南省双峰县青树坪遭白崇禧指挥的桂系主力7、46军最精锐的3个师包围。146师当时被围在山间盆地中，全是石灰岩，无法构筑工事，部队拥挤在一起，炮兵无法展开，而桂军早已埋伏多时，各种口径的火炮都已对好了标尺，空军和地面部队刚刚装备了美军最新的对话机，陆空火力可直接协同，而且衡阳机场离青树坪非常近，轰炸机空中飞行只需5－6分钟，飞机起飞刚刚拉起就已到战区上空，马上投弹扫射后，又立即返航装弹，再飞回战区，反复轮番轰炸，最多时达30架次。加上精确的炮击，桂系7军才发起总攻，战况空前激烈！解放军被围的146师激战后在145师接应下突围，而白崇禧战后宣布全歼共军前卫师万余人，在海内外轰动一时（白崇禧的目的在于向美国人邀功以争取美援）。其实青树坪一战，据权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称：“此战146师伤亡、损失877人，第145师也伤亡470余人”（第5卷343页）。所以146师虽然伤了元气，但主力成功突围，而且师部和所有团部均完整突围，没有1个团遭歼灭。青树坪一战与昆仑关战役非常相似，国民党军都是投入精锐部队，且兵力占了绝对优势，空军和炮兵也有压倒优势，但青树坪一战解放军损失不过千余，国民党军夸大为万余即10倍以上；昆仑关之战日军伤亡千余，国民党军夸大为击毙4000多，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昆仑关之战后，日军又增援以18师团和近卫混成旅团，发起“宾阳会战”，一举击溃国民党军20万人，其中第9师师长郑作民阵亡（第9师是国民党军核心主力，其前身就是蒋介石掌握的第一支军队、起家老本――黄埔教导团）。整个桂南会战，以国民党军虎头蛇尾而告终。在整个桂南会战中，日军死亡2621人，伤3378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1 分册）。2月22日，在柳州军事会议上，蒋介石非常恼火，将总指挥白崇禧和中央督战大员陈诚给予降薪留职处分，将第38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上将以下8个将官撤职查办。
　　 （5）在武汉的日军11军对周围中国军队上百个师各个击破
　　 日本在二战中的最大战略毛病，是野心太大，既想一举灭亡中国，又要北进苏联，还要南下太平洋，同时追三只兔子，结果一只也追不到。陆军以苏联为宿敌，在侵华战争中一直在关东军保留了庞大的精锐部队，也不加强“中国派遣军”，但惧于苏军战力又不敢轻举妄动，结果形成“中国派遣军”兵力不足、关东军极为强大又闲置无用武之地的怪事，战略上至为失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关东军精锐大部调往“南方军”，陆续被歼。“中国派遣军”不但兵力不足（1939年达到85万人的高峰，此后常年保持在60万人左右，1944年又逐渐加强，但战略重心已转移），而且精锐陆续调往国内军和南方军，质量也大为下降，只能确保城市、交通线等要地。中国派遣军只有一个军是“攻击军”，长期担负有进攻任务，那就是驻守武汉周围的第11军。该军长期保留有7个师团，面对周围中国军队3、5、6、9战区上百个师，采取“短切突击”战术，重在打击中国军队有生力量，而不以夺取、确保城市为主。尽管中国军队4个战区上百个师部队对武汉形成战略包围，却各自抱着保存实力的心态，消极挨打的多，主动进攻的少（仅有1939年冬季攻势和1941年第6战区反攻宜昌例外），以致日军11军得以从容转用有限的兵力，东南西北轮流出击（南昌、枣宜、宜昌、豫南鄂北、鄂西、上高、浙赣、常德和四次长沙会战），四面开弓逐个击破当面中国军队，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1939年3月南昌作战，日军突击主力是被称为“弱旅”的101、106两个特设师团，鉴于武汉会战的教训，11军经理部长在德安的兵站医院安排了收容1万伤员的设施，但军参谋宫崎周一说此次作战伤亡不超过1000人，被前者认为是开玩笑。实际日军此次南昌作战有备而来，集中使用了大量重炮和坦克，因而顺利攻占南昌，伤亡不过960人（《冈村宁次回忆录》，388页）。5月国民党军反攻南昌失利，29军军长陈安宝战死，国民党却以歼灭日军2.4万掩饰。
　　 日军决定坚守的南昌国民党军无法夺取，相反，当日军攻占某城市后按计划放弃，返回途中又接上级命令确保该城时，就能立即返回夺取之，从而使刚刚宣布收复某城“大捷”的国民党军自打嘴巴。1940年6月12日日军占领宜昌，大肆破坏，烧毁房屋、炸毁桥梁后撤走。但此时“中国派遣军”主任参谋鉴于欧洲形势巨变，德国击败了法国，认为日军应确保宜昌，作为战略基地发动对中国大后方的进攻。海军航空队也非常赞成，认为可以缩短轰炸重庆的距离。6月15日，日军大本营向“中国派遣军”下达了长期占领宜昌的命令。而此时进攻的日军3个师团15日晚已撤出了宜昌，11军收到大本营电报已是16日晚11时，超过了电台规定的联络时间，11军只好通过驻荆门的骑兵联队分头送命令给各师团。17日12时，日军13师团重占宜昌，但因先前大肆破坏，连住房也很困难。陈诚嫡系18军本在日军撤出后“收复”宜昌，但在日军返回时又望风而逃，当然国民党军照例宣扬歼灭日军4万的“大捷”。
　　 再说宜昌会战之后的鄂西会战，据抗战时任第18军参谋长的赵秀昆回忆：“1943年5月下旬，(日军)向长江南岸的18军防守的石牌要塞进攻。6战区尽其所有兵力增援18军，但未能阻止住日军攻势……蒋介石命军令部次长林蔚直接以电话告18军军长方天，大意：鄂西战役结局，国内外影响甚大，要注意宣传，你们速拟一战报，以电话直接报军令部，政府将对有功将领加以勋奖。方天令我亲拟战报，肆意夸张，军令部更进一步虚构、夸张，这就出现了6月3日重庆《中央日报》以及各大报纸的‘鄂西大捷之经过’的战报报道。其中有：‘据军委会发表，此次敌寇以6个师团为骨干编成之第11军，向我鄂西长江三峡进犯……我军以石牌要塞为轴心，诱敌至要塞地带，我统帅则特颁手令于要塞守备部队方天……诸将领，明示以此为我国之斯大林格勒……严令全体官兵团守要塞……敌军屡以密集部队向我要塞决死猛攻，我守备部队待其陷于我火网之内以后，予以全部歼灭，使之无一生还，积尸之多，仅北斗冲一地者即有二千三百具……’，其中除‘仅北斗冲一地者即有二千三百具’是我信笔编造外，其余敌军总兵力和什么蒋介石手今，都是军令部捏造的”（以上见郭汝瑰、黄玉章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新闻媒介在当时进行宣传，或者还可以理解，但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抗战胜利后写的《八年抗战之经过》中对此次战役的描写更是夸张：“敌第39师团、第13师团主力，及第3师团、第34师团、第58师团一部，均先后转用于宜昌西岸地区。敌酋第ll军军长高木义人（系横山勇之误）亲至宜昌指挥，似有一举攻占我第一线要塞，威胁恩、巴之企图。我军早有周密之推备，我最高统帅并手令江防守备部队诸将领，明示石牌要塞乃我国之史达林格勒，为聚歼倭寇之惟一良机……当敌开始向我要塞外进攻时，我守备部队沉着应战，待敌陷入我之围内，将其全部歼灭，故八斗冲、大小朱家坪、永安寺及北平山各地之战斗，屡次进犯之敌，均无一生还。敌第39师团主力及第34师团之一部，几全部被我消灭，由倔岩窜占木桥之敌，亦被我消灭大半……此次进犯之敌，总兵力约十万之兵……其结果只赢得数万具尸体”云云。
　　 实际上鄂西会战日军只战死771人，受伤2746人，硬是给蒋介石政府吹嘘成“只赢得数万具尸体”，真是令人叹为观止。由此不难理解，何应钦在《八年抗战之经过》一书中宣称八年抗战国民党军毙伤日军276万这个数字是怎样来的了。
　　 再说著名的四次长沙会战，前三次日军均出动10万人，作战计划中早有夺取长沙后主动放弃的企图。第一次长沙会战，11军1939年8月15日制定的“江南作战指导大纲”指出，此次进攻在于挫伤中国军队战斗意志，“尽量在短期内结束战斗，然后恢复大概原来态势”（《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2分册，144-145页）。此次作战日军死亡850人，受伤2700人（王辅：《日军侵华战争》，第2册，1228页），国民党军虽然承认自身伤亡4万，却宣布歼灭日军3万的“大捷”。
　　 有网友质疑，以日军之顽强，10万大军仅损失数千就会撤退？上面已说明，日军实行的是“活塞”式的“短切突击”作战，只要击溃数万中国军队就达到了目的，随后主动撤退“恢复大概原来态势”。因日军须保持足够力量，在周围中国军队上百个师包围中守住宜昌—武汉—南昌的漫长防线并保证有随时主动出击的实力。而且数千人伤亡不是小数字，这里谈一谈有关常识。一个国家武装力量中，野战部队只是一部分，而且即使野战部队中，除去司令部、后勤人员、支援部队外，一线作战的步兵也是小部分。以二战中德军步兵师为例，编制1.5万人，而一线作战步兵不过2000人（2个步兵团6个步兵营，每营300多人），损失数百人即影响部队战力。又以大家熟悉的解放战争辽沈战役中著名的塔山阻击战为例，东北野战军投入部队为4、11纵（即41、55军）和2个独立师，进攻的国民党军为11个师，超过10万人。解放军打得十分顽强，产生了一批“塔山”、“白台山”英雄部队，但战斗中多次出现防线被突破又无援兵的危险情形，以致东总几乎要动用总预备队1纵（即38军）。但查其伤亡，不过3000多人。国民党军进攻部队也精锐云集，除陈诚嫡系54军外，还有号称自成立以来没有丢过一挺机枪的“赵子龙师”――独立95师（粤军部队），该部除以整团整营兵力轮番冲击外，还以军官和骨干手持机枪和冲锋枪、身背大刀组成密集方阵进行敢死冲击（林彪称为“精神战”），但终被打垮。查国民党军11个师全部伤亡，不过7700人。但塔山阻击战双方均形容为战况“空前惨烈”，可见一斑。
　　 按照二战日军将领观点，虽然当时其军队战术水平更高，但论及顽强程度，还是不及日俄战争时的部队。而日俄战争中日军即使损失一小部分，也足以伤筋动骨。以陆上四大会战为例，辽阳会战日军投入13.4万，伤亡2.3万，即难以承受准备撤退，但不料俄军提前2小时先撤，使日军意外获胜。黑沟台决战以争夺沈旦堡为焦点，日军4个师团总计伤亡9300人，即处境危险，满洲军总司令官大山岩下令血战到底，最后还是俄军先坚持不住。规模最大的奉天会战，日军投入25万，伤亡7万人，也无力追击退却俄军。当然，如下死命令必须攻克某点或被合围陷于绝境时，日军还是会血战到底，这是另一回事。
　　 第二次长沙会战，11军计划是“为摧毁敌人的抗战企图，给西部第9战区军队一大打击”，并强调“决不是占领地方和夺取物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2分册，159页）。首要目的在于寻歼国民党军王牌主力、“虎之子”74军，重创74军以及10、26、37军等中国军队精锐后日军相继占领长沙、株洲，随即退回。此役日军死亡1670人，受伤5184人，失踪14人，合计6868人（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长沙作战》，128页）。国民党军伤亡超过10万，10倍以上于日军，居然宣布“非常成功诱歼”日军2万多的“第二次长沙大捷”！
　　 此次战役中陈诚以为日军主力投入长沙，宜昌空虚，遂集中6战区16个师攻打宜昌，也歼灭不了日军坚守的第13师团。13师团是当时日军“中国派遣军”仅有的3个四单位制师团之一，编制达26214人，除26旅团7711人参加进攻长沙外（王辅：《日军侵华战争》，第3册，1544-1545页），还有近2万人，故能坚持到援军到来。
　　 第三次长沙会战系日军为配合香港作战而发起，只设想在汨罗江两岸击溃中国军队，“即结束作战”，作战时间限定“两周左右”（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长沙作战》，141页）。此役日军死亡1591人，伤4412人（《长编》，中册，61页），合计6003人。国民党军损失2.8万，不过确实是首次取得胜利，但宣布所谓歼灭日军5万多的“第三次长沙大捷”，夸大战果8倍以上。
　　 1943年常德会战，“中国派遣军”9月28日下达的命令是：“第11军司令官应于11月上旬开始作战，进攻常德附近而摧毁敌人战力，达成作战目的后归复原态势”。至12月3日，日军占领常德，守军国民党军74军57师1.3万余人除师长余程万率300余人突围外全军覆没，日军阵亡1274人，伤2977人，另加上生病等非战斗减员，日军共损失1万人。日军11军占领常德后按原计划撤退，12日夜已退至澧水一线，但此时“中国派遣军”已计划实施打通大陆交通线的1号作战，为此希望11军留在常德以进行下一步作战，但11军表示此次会战是按照占领常德后立即撤退而计划的，由于后勤和其他准备工作不足等原因不宜长期在常德滞留。“中国派遣军”与11军多次磋商后，同意了11军的意见，于18日下达了11军返回原驻地的命令。这就是12月12－18日日军11军数个师团从常德撤退后在澧水徘徊的原因。如此国民党军自然又顺利 “收复”常德。
　　 《疑义相与析》指出：
　　 “――中国对日本的抗战使日本的国力被大大地消耗，且无法进行正常的军工生产。日军的装备长期无法得到改善，其一个师团装备的火炮不过几十门，坦克更少。美军一个师火炮多达500门，坦克150辆。‘日、美火力对比美国至少是日本的20倍’（中原茂敏：《大东亚补给战》，279页）。除了日美两国本身国力上的差异以外，日本为应付中日战争，弹药生产费用过大，影响了其它武器的研制和生产，是个很重要的原因。日本‘军械预算大部份用于生产弹药，弹药费1937年度占军械费56%，1938年度实际上占军械费的76%’（中原茂敏：《大东亚补给战》，78页）。如果忽视中国战场对此的影响，就难以正确理解为何形成这样的结果。”
　　 1937、1938年日军全面侵略中国，中国战场为抗日主战场，故日军弹药消耗巨大，这一点并无疑义。问题是1941年后日本战略重心转移，为对苏作战通过“关东军特别大演习”将关东军加强大最庞大、最精锐的战略集团，作战物资主要也往东北输送，以致大连、釜山等港口物资堆积如山，“满铁”紧急动员组织车皮突击抢运。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关东军储备的战略物资陆续转用于南方，但到战争结束时也还剩一半。在重点“北进”和“南进”的背景下，对“中国派遣军”的物资供应则日益萎缩，连基本的保障也难以获得。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在中国唯一的“攻击军”11军也无正常的弹药供应，例如从1940年7月到1941年3月的9个月中整个军没有得到过哪怕1发炮弹的任何弹药供应！其记载的供应记录是“零”（石柏林：《从长沙大火到衡阳失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126页）。头等王牌军尚且如此，其余可想而知。1939、1940年11军两年的弹药供应量，也不及1938年一年的1/5（罗焕章、支绍曾：《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212页）。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时11军还有弹药供应3300吨，但随着太平洋战争的临近，物资优先保证南洋大战，到12月第三次长沙会战时11军只有600吨弹药，不足3个月前的1/5，也是这次会战受挫的重要原因。实际上整个二战中日军无论兵力和物资的重心都有向北（东北的关东军）、南（太平洋的南方军）日益转移的趋势（具体情形后述），《疑义相与析》只举1937、1938年的例子，就反映不出这一趋势，更加不能就此推断是中国战场消耗了大部分的日本国力。如1940年德国将其主要弹药用于进攻法国，难道法国在整个二战期间就消耗了德国大部分国力？据统计八年中日本用于中国的战费120亿美元（含侵占东北的关东军费用），占其整个二战全部军费的35%（阿瑟·扬：《中国与外援，1937-1945》，哈佛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418页）。抗战爆发4年后，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军武器弹药供应量还是绰绰有余（但重点在关东军和南方军，而不是中国派遣军）。1941年12月，日军武器弹药足够装备103个师团。而当时日军战斗序列有51个师团和59个独立旅团，以2个旅团折算为1个师团计，则相当于80个师团，武器弹药量尚盈余20多个师团装备，所以日军装备是充足的，并没有因为侵略中国4年的战争而经不起消耗（数据见邹辉：《蛇岂能吞象——太平洋战争日本失败根源的分析》，载《兵器》杂志2006年第4期。本文中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陆军装备情况数据大多来源于此文，不一一列举）。至于日本武器生产，不但没有因为侵华战争而萎缩，反而因为局部战争动员而大幅增长。1937年即侵华战争第一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234亿日元，其中军费33亿日元；产钢580万吨，生产步枪4.3万支，机枪2295挺，火炮744门，坦克325辆，军用飞机1600架，军舰5.2万吨；1941年即侵华战争第4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449亿日元，其中军费125亿日元；产钢684万吨，生产步枪73万支，机枪4.25万挺，火炮7300门，坦克1024辆，飞机3200架，舰艇19万吨。可见经过4年侵华战争，日本无论国民生产总值、军费开支、钢产量和陆军武器、飞机乃至舰艇均呈大幅度增长，又何来如《疑义相与析》所说：“中国对日本的抗战使日本的国力被大大地消耗，且无法进行正常的军工生产。日军的装备长期无法得到改善”？实际恰恰相反，日本通过侵华战争进行局部动员，并通过对中国占领区的掠夺，反而大大增强了战争潜力。日本国力的大幅度被消耗，是在太平洋战争中，本文后面再述。
　　 1944年日军集中50万大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1号作战，目的在于夺取和确保从北平到广西中越边境长达2000多公里的漫长铁路线和战略要点（以对南方军补给物资），再也不是“恢复原态势”了，国民党军自然也不能重演收复名城的“大捷”，反而损兵折将50、60万，让日军一直攻到贵州独山，而且大批存放在铁路沿线山洞的美国援华物资被日军夺取或毁坏，整个大后方震动。
　　 1945年湘西会战，国民党军确实再次取得胜利，宣布歼灭日军2万多，己方损失2万。但查此次作战日军损失29019人，不过具体为战死1017人，病死2181人，受伤1181人，生病24640人（王辅：《日军侵华战争》，第4册，2673页），生病的占总损失85%。因湘西湿热之地，极易水土不服，故非战斗损失居多也为正常。1949年人民解放军渡江后风卷残云，伤亡很小，但因水土不服而非战斗减员极大，如43军进入湖南后生病者达3万，占总兵力73%，以致许多营、连失去战斗力。如此当时一溃千里的国民党军是否也可宣称“歼灭”共军3万？
　　 1945年后日军因太平洋上美军攻势猛烈，认为美军占领冲绳后将在上海、山东登陆，于是在中国的大战略全盘变化，决定“中国派遣军”全线收缩，集中于两个重点：北方和东部沿海。此时日军在我国有四大集团，即武汉和湘桂的第6方面军，广州的23军，上海、华东的13军，和华北方面军。华北方面军有两大任务，即在北部防范苏军进攻，在山东沿海防美军登陆（日军当时估计美军将在山东半岛投入空降师，为防范专门成立了43军）。广州的23军以龙洞为核心阵地，死守拖住登陆美军；华东为反美军登陆重点，为此决定将关东军第6军司令部调到杭州，同时第6方面军全面放弃湘桂占领区（还一度准备放弃武汉），把最精锐的3、13、27、34、40师团移师华东准备决战，直属总部。1945年4月18日，11军接到将广西的3、13、34师团和在广州的27师团调往上海的命令，同时第6方面军在宝庆（邵阳）的47师团调往济南、在广州的40师团、在韶关的131师团则调往南京。日军遂逐渐从湘桂全线撤退，日本投降时正在途中的长沙、九江。国民党军随后也跟着退却日军逐步收复南宁、柳州、桂林。如不是日本投降，国民党军势必会继续大肆吹嘘其收复衡阳、长沙的“大捷”。

（6）远征军印缅抗战
　　 中国远征军印缅抗战是国民党抗战史的“重头戏”之一，但可惜战果不实之处也比比皆是，如宣布缅北、滇西反攻全歼日军18、56师团，击毙日军4.8万等，但经核实夸大战果3倍。鉴于这一题材近年被“热炒”，也须详细分析。
　　 1942年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其显著战绩除“仁安羌解围”外，还有所谓“同古大捷”。同古（又译东瓜，正式译名应为东吁）此役远征军第5军宣称击毙日军55师团143联队长横田大佐以下5000多人，还称从横田尸体处搜出其阵中日记，其中3月25日记载：“自南进以来，敌军望风披靡，我军所向无敌。不料东瓜之战却遇劲敌。劲敌者，中国军是也”（参见《远征印缅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有关记述）。
　　 东吁之战，远征军参战主力部队是200师，为中国唯一的机械化部队，也是国民党军头等主力（全州大阅兵排名第一）。而日军参战主力部队是55师团，是1940年7月10日成立的新部队，从未经过实战锻炼，又是以不完整建制投入战斗，故一时受阻也不足为奇。至于此役击毙日军5000可称荒谬，因日军1942年攻占整个缅甸不过伤亡4600人（亨利·莫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349页；利德尔·哈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327页），还不够填平其在东吁一战被国民党军消灭的“窟窿”。至于所谓“击毙联队长横田大佐”，更属子虚乌有。
　　 查日军55师团当时作战编制和部队主官，师团长竹内宽中将，下辖：
　　 55步兵团，堀井富太郎少将
　　 112联队，小源泽幸藏大佐
　　 143联队，宇野节大佐
　　 144联队，楠濑正雄大佐
　　 堀井少将指挥步兵团司令部、144联队等组成著名的“南海支队”，并未参加缅甸作战，而是先进攻关岛，后投入巴布亚新几内亚，翻越欧文·斯坦利山攻击莫尔兹比港。55师团143联队中，也根本没有“联队长横田大佐”，又何来阵中日记？55师团的联队长期间只换了一名，就是112联队因在仰光遭英军装甲部队（著名的“沙漠之鼠”第7装甲旅）痛击，联队长小源被撤职，由棚桥真作大佐（因在若开作战中重创并屠杀英军而名声大振）接替。
　　 远征军第一次入缅抗战以惨败告终，10万大军仅余4万，而且大多为非战斗损失。以第5军为例，总兵力4.2万人，战斗伤亡不过7300人，撤退途中损失却达14700人，是前者一倍（主要是翻越无人迹的野人山回国途中被折磨致死）。
　　 至于远征军大反攻（分为驻印军反攻缅北和云南远征军反攻滇西）虽然获胜，但既无击毙数万日军，也没有全歼日军一个联队，当然更谈不上全歼18、56师团。
　　 远征军既为全美械装备，又得美国顾问指导充分训练（训练时一门炮一天即可打400发炮弹，为以前不可想象），加之人员充实，兵强马壮，其装备水平达到近代中国军队最高峰。以驻印军为例，新编30师有2个75毫米山炮营，每营12门，分别由吉普车和骡马牵引。新编22、38师各有卡车牵引的12门105毫米榴弹炮、2个营24门山炮。就压制火炮数量而言，已接近日军侵华初期常设四单位制师团的水平（师团炮兵联队有12门105毫米榴弹炮，36门75毫米野战炮），而强于当时日军师团火力（三单位制师团，75毫米压制火炮约30门）。不过后来又增编陈诚嫡系14、50师（原拟增调阙汉骞的整个54军，但史迪威不要军部），新编22、38师各拨出1个山炮营编入这2个师，全部5个师改编为新编第1、6军，105毫米榴弹炮为军直属。因此最后远征军1个师不过75毫米山炮12门，又弱于日军师团了。但由于远征军还编有大批机枪、冲锋枪、卡宾枪等自动武器，又有火箭筒、火焰喷射器等重火器，故火力仍然相当强。且远征军系新编1、6军整体作战，有美国空军支援，日军兵力则十分分散，故战斗中远征军火力居于压倒优势。
　　 不仅如此，驻印军总部还直属3个重炮团，其中2个团各有汽车牵引的105毫米榴弹炮36门；1个团有155毫米榴弹炮36门。直属重型迫击炮团有48门150毫米迫击炮，汽车团有2.5吨载重汽车400多辆。故驻印军总计155毫米榴弹炮36门，105毫米榴弹炮96门，大致相当于二战时美军3个步兵师的标准装备，确实面目焕然一新。
　　 驻印军反攻胡康（富昆）河谷之战，其全新战斗面貌令日军大吃一惊。该地的日军18师团编成地在九州岛北部久留米，日俄战争后的1907年编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于1914年11月攻占了德军防守的青岛，是1925年“大正裁军”中裁掉的4个师团之一（另3个为13、15、17师团）。1937年9月由于侵华战争的扩大，第18师团重建，但并不是常设师团，而是作为同在北九州久留米编成的第12师团的特设师团。但与由老弱组成的100字号特设师团和三单位制第15、17师团不同，第18师团与来自仙台的第13师团一样，为精锐的四单位制师团，是战斗力堪比常设师团的一流劲旅。日本防卫厅官方战史对18师团的评价是：“第18师团不属于原来常设的常备师团之列，是在中国事变初期才组建成立的新师团，官兵均来自于素以出强将勇兵的北方九州地区。师团最初从杭州湾登陆，以后在华中，华南等地历经了多次战斗。东南亚战争爆发后，为了进攻新加坡，装备了毫不逊色于常备师团的优良的武器装备 ，并成为从上到下战斗力最充实的师团”。
　　 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18师团实力却一再削弱。先是第124联队于1941年11月被编入了第35旅团（旅团长川口清健少将，即川口支队），前往瓜达尔卡纳岛作战，结果和第7师团的一木支队一样，落得个全军覆没的下场。但第18师团却创下一个记录：打响太平洋战争第一枪。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前的2个小时，也就是1941年12月7日晚上11时55分（当地时间），第18师团由第56联队为基干组成的佗美支队（支队长佗美浩少将）在马来半岛登陆，从而揭开所谓“大东亚战争”的序幕。攻占缅甸后，第18师团进一步削弱，从瓜岛败退回来的第124联队残兵编入新的第31师团，第18师团为此抽出了1/4的兵力编入第31师团。1943年8月，第18师团正式改编为三单位制师团，每个步兵大队从4个步兵中队缩减为3个步兵中队，骑兵大队被解散，野战医院和山炮联队的汽车被撤销，辎重兵联队也失去1个汽车中队，导致运送物资十分不便，弹药保障不足，每支步枪仅配备子弹150发，每门火炮配备炮弹100－120发。但增编了1个野炮大队（缺编1个中队，只有8门150毫米榴弹炮），全师团总兵力1.5万人。
　　 驻印军反攻胡康河谷时，第18师团兵力高度分散，在胡康河谷仅3个步兵大队，4000多人。另4个步兵大队在怒江作战后返回密支那途中，其余分散在密支那、八莫、杰沙等地。第18师团素称精锐，转战中国多年一向看不起中国军队，但此次与驻印军作战却接连受挫。第56联队在于邦与孙立人的新编38师交战，尽管日军“奋力猛攻，敌军圆形阵地在炽密的火力网和空军的支援下不仅毫不动摇，而我军的损失却不断增加……使全军不禁为之愕然。”（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3卷，1051页）。此次作战系驻印军第一次与日军王牌部队作战获胜，称为于邦大捷，史迪威也到一线督战，据记载共击毙日军184名，未有俘虏。现在有的网友在网上大肆炒作，称于邦作战孙立人活埋日军1200名俘虏，稍有常识之人均知纯属意淫。随着驻印军节节胜利，1944年7月第18师团被迫放弃甘马因，已处于“最后死斗阶段”，师团长田中新一中将写下遗书，作最后死斗，但3天后侥幸全部撤出（《长编》，中册，281页）。
　　 驻印军胡康河谷之战，宣布毙伤日军2.8万人，自身伤亡1.1万。但日军记载18师团胡康河谷作战，死亡3200人，受伤1800人，合计5000人（《长编》，中册，282页）。史迪威认为日军之所以在绝对劣境中逃出，是因为中国军队害怕日军困兽犹斗招致自身重大伤亡，所以封闭合围圈迟缓，故日军18师团甚至出乎自己意料，得以大部脱出。
　　 密支那之战，远征军宣布将日军3000人全部消灭。查此次作战，密支那的日军确为3000人左右，由56师团步兵团长水上源藏少将指挥。5月17日远征军袭占机场，7月12日总攻，日军死亡已达790名，负伤1180名，陷于困境。此时日军33军司令部发出死守命令，其中第3点是：水上少将务须死守密支那（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3卷，1083页）。
　　 不提“水上部队”而提“水上少将”，对个人下死命令，是日军历史上“前无此例的异常命令”。据当时33军参谋回忆，此命令是辻政信（昭和陆军风云人物）起草，拒绝修改发出的（《长编》，中册，287页）。56师团长松山佑三中将极为愤慨，向33军提出抗议，但无济于事。8月2、3日夜间，密支那残余日军800人成功撤退到八莫，伤病员则用木筏沿伊洛瓦底江顺流下放，大部为激流吞没。水上少将则留下自杀，是在并非陷于死境的情况下被33军高级参谋逼死的。此役美中联军损失6500人以上。
　　 20万远征军滇西反攻战以腾冲、龙陵大战最著，宣称歼灭日军113、148联队等全部，击毙1万多人。查腾冲日军为56师团148联队长藏重康美大佐指挥的1个步兵大队、2个炮兵中队，2025人（《长编》，中册，304页），坚守60多天后被全歼，谈不上歼灭整个联队（日军1个步兵联队辖3个大队，3000多人），但确实是国民党军在八年抗战中一次全歼日军最多的战役。此役远征军阵亡8671人，为日军4倍。下面重点谈谈龙陵松山之战。
　　 国民党军称松山日军为56师团113联队3000人以上，查实龙陵松山原确为113联队全部驻守，但远征军反攻后联队主力支援腾冲，再无返回（《长编》，中册，299页）。当时日军守备队仅为1260人。此战战况兹摘邓贤《大国之魂》有关内容如下（有修饰）：
　　 “松山为龙陵县境内第一高峰，属横断山脉南麓，海拔2690米，它突兀于怒江西岸，形如一座天然的桥头堡。扼滇缅公路要冲及怒江打黑渡以北四十里江面。易守难攻，地势极为险要。松山被美国报纸称为“滇缅路上的直布罗陀”（见美国驻华新闻：《怒江战役述要》）。
　　 松山既为兵家必争之地，因此敌我双方都高度重视。远征军最初将腾冲选作主攻方向，其中就有考虑松山易守难攻的因素。
　　 驻守松山之敌为日军腊孟守备队，指挥官金光惠次郎少佐。该守备队配备强大火力，计有115重炮群、反坦克速射炮、高射机枪、坦克等。兵员共计1260名。
　　 早在1943年初，日军在太平洋上连遭失利之后，松山就已被日本战略专家深谋远虑地设想为支撑滇西和缅甸日军防卫体系的重要据点。日军第15军司令部专门从缅甸调来一支工兵部队，另外从泰国、缅甸征集大批民工（为保密不用中国人）昼夜施工，苦心经营年余始得完成。松山工事完全按照永久性作战需要构筑，极为复杂坚固，甚至连坦克也能在地堡里开进开出，活动自如。日本缅甸方面军总司令官河边正三中将，第15军新任司令官牟田口廉也中将和第56师团长松山佑三中将都曾亲往视察，现场观看重炮轰击和飞机轰炸试验。试验表明，数枚500磅重型炸弹直接命中亦未能使工事内部受到损害。司令官们对此极为满意，河边总司令在写给南方军总司令的报告中称：‘松山工事的坚固性足以抵御任何程度的猛烈攻击，并可坚守八个月以上’（见《缅甸作战》）。
　　 值得一提的还有日本官兵的军事素质和战斗精神。
　　 抗战胜利后，一位名叫方诚的国民党将领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一本名叫《八年抗战小史》的书，意在总结经验，明辨得失。该书于1946年在昆明出版，受到陈诚、李根源等国民党将领和元老的高度肯定。方列举23大条对中日两军进行详尽比较，比较结果，除“领袖英明”和“全民抗战”两条外，日军竟有21条优于华军。例如第2条：“敌中级以上官佐，其战术修养比我高一至二级，下级军官比我高二至三级；至士兵素质，我简直不能与敌相比。”又如第13条：“独立作战精神；我军一连有时尚不能独立作战，敌兵一班甚至一名，担任搜索、掩护与阻击时，常能发生很大效用。第一次南宁作战，我军追击数师，因受敌一班掩护之兵力，而迟滞数小时前进。”
　　结论：“就作用而言，敌兵可望以一当五、当十，我军若无五倍十倍优于敌人，则不能歼敌……”
　　 日军第56师团官兵全都由日本本州造船工厂的产业工人组成，亦称“本州兵团”。这些曾经熟练掌握过铁钳、机床和电焊机的粗糙大手如今紧握枪杆，为了天皇的神圣使命而进行野蛮侵略和屠杀。他们有文化，守纪律，意志坚定，斗志顽强。这些由日本工人组成的大军自始至终都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对手和最顽强的敌人。松山日军指挥官金光惠次郎，炮兵少佐，29岁。在56师团，金光以作战勇猛和头脑冷静著称……1939年南昌战役……金光冒着危险，指挥一门野战炮抵近射击，直接命中守军指挥部，当场击毙中国第29军中将军长陈安宝。在缅甸方面军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军事演练大会武中，腊孟守备队一直保持步枪射击、火炮射击和负重攀登3项第一的优异成绩。
　　 松山大战历时120天。在这座方圆不足10平方公里的山头上，中国军队先后投入2个军5个步兵师及工兵部队若干，总计达6万余人，火炮200门，发射炮弹数万发。动员后勤民工达10余万人次。另有美国飞机空中支援。日本军队在松山的兵力为1200余人，火炮30门，坦克4辆。交战双方兵员之比约为50：1。
　　 是役中国官兵阵亡8000余人，伤者逾万。日本守军除1人突围外全部战死。双方付出的代价之比为15：1。”
　　 以上记述确实令人瞠目结舌。
　　 打通中印公路后，驻印军携带庞大装备陆续回国。1945年夏，新1军空运云南沾益（新6军1944年秋已空运沾益），兵员4万多人，使用飞机2500架次运输（失事2架），另运送骡马等也用了2000架次以上。汽车2000多辆由中印公路开回国。但由于云南境内桥梁承重仅7吨，所以驻印军装备的美制35吨、14.5吨中型坦克全部移交英军。
　　 日军记载：1944年4月29日至1945年2月20日与中国远征军作战中，56、2、53、49师团等部死亡8390人，受伤4810人，生病5000人（《长编》，中册，312页），合计18200人。连同18师团的损失，日军与远征军作战总计损失2.3万人，其中死亡1.16万人，占日军在缅甸战死总数18.5万人的6.3%。中国远征军（包括驻印军）有3.1万人死亡和5万多人负伤，就死亡数而言是日军3倍，就伤亡总数而言为日军4倍。
　　 中国远征军（包括驻印军）滇西缅北反攻仅击毙日军1万多人，与传统说法相距甚远。我国战史一般宣称，远征军反攻基本全歼日军第18、56师团，击毙日军达4.8万人。因此这个问题还须详细说明。
　　 中国学者一般引用日本厚生省战后统计，在缅死亡的16.2万日军（另外还有“军属”即随军附属人员2万人死亡）中，4.1万人属于缅北的第18、第56师团，方面军直属的部队又有1万多人死于这一地区。若扣除美军轰炸和英军突击队（空降兵）的战果，至少有4万日军死于同中国军队作战。乍一看确实如此，但对照日本史料，就会发现日军18、56师团主要损失在缅甸中部与英军作战中。
　　 据日本关于缅甸作战的权威战史、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缅甸作战》一书中记载，根据厚生省援护局截至1952年的调查，在缅甸作战的日军（只计陆军，不含航空兵）前后共计303501人，其中死亡185149人。其中，第18师团死亡20393人，第56师团死亡17895人，第33军直属部队死亡2854人，合计死亡41142人。至于中国学者宣称缅甸方面军直属部队有1万多人战死在缅北，估计系指缅甸方面军直属的第2师团死亡12748人。问题是，这些日军是否全部死于与中国远征军的作战中？
　　 我在前面的分类中已清楚列举，日军明确划分，与中国远征军作战中，18师团死亡3200人，56、2、53、49师团等部共死亡8400人。查《缅甸作战》、《大东亚战争全史》等日本史料，在缅北的日军18、56师团在与中国远征军作战中并未遭受歼灭性打击，退到缅甸中部后建制大致保持完整，还被日军作为主力使用。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木村兵太郎在部署与英军决战的曼德勒会战中，还决定把从北方撤下来的编制仍较齐全的第56师团作为后备力量的核心来使用（见吕德宏　赵建中所著：《英伦之豹——蒙巴顿》，第19章）。至于第18师团，更是作为机动的主要战略预备队。1945年3月初，英军突袭并攻占了缅甸中部的战略要地敏铁拉。敏铁拉是日军第15、33军的后勤中心和军需屯集地，有6个机场，供应着从东面的萨尔温江到伊洛瓦底江这两条战线上全部日军的补给物资，该地的失陷使日军在缅甸的整个弧形战线陷于背部受敌的境地。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木村兵太郎下令务必夺回，以第18师团为骨干，从15、33师团各抽调1个步兵联队以及重炮兵主力配合进行反攻（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4卷1392页），但终告失败。“敏铁拉会战的失败构成了缅甸战线全面崩溃的直接原因”（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4卷1754页）。从18师团作为此次关键会战的主力，另2个步兵联队以及重炮兵只是配合作战来看，此时18师团的力量还是相当强大和完整的。但由于敏铁拉会战失利，日军缅甸战线全线崩溃，在英军大反攻下丢失首都仰光和整个缅甸，死亡在10万人以上（详情本文后面再述），第18、56师团的损失主要还在这里。
　　 还有学者认为，在缅北与中国远征军作战的日军不只18、56师团，还有2、49、53师团等部，也在作战中遭到惨重损失。上文已指出，日军在缅北与中国远征军（不包括驻印军）作战中死亡8400人并不只是56师团、还包括其他部队的损失，但损失并不大。具体情形是：
　　 1944年3月5－11日，英军温盖特少将指挥第3印度师3个旅共9250人在缅北日军后方的伊洛瓦底江东岸杰沙的丛林中空降，切断了日军第18师团的唯一补给线，并给日军第15军英帕尔作战造成极大困难。3月中旬，日军独立混成第24旅团和第2师团一部进行攻击均失败。缅甸方面军鉴于情况严重，下令战略预备队第53师团前往攻击，并于4月8日下令成立第33军，司令官本多政材中将，下辖18、53、56师团，一并指挥第2、49师团各一部，负责对中国远征军和英军空降兵的作战。但原定用于英帕尔作战的日军第15、33师团一部和独立混成第24旅团、第53师团完全被英军空降兵吸引，无暇顾及中国远征军。由于太平洋战场形势危急，塞班岛失守，菲律宾面临进攻，1944年10月5日，日军第33军将第2师团和49师团168联队交还缅甸方面军，其中第2师团调往曼德勒（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3卷1092页）。因此日军第49、53师团较少与中国远征军交战，第2师团则派出少量兵力参与了八莫、龙陵作战。据日军战史记载，日军第33军将第2师团集结于芒市，预定与56师团一并组织反攻密支那的攻势，第53师团则在利多北部与英印第36师对峙。第2师团派出一部和搜索联队共1200人占领八莫，1944年8月下旬到达南坎。八莫被中国远征军包围后，第2师团所部“发扬东北兵团的传统，冷静沉着应战”。12月14日夜，守军携带200多名伤员突围成功，17日撤退到南坎，计损失人员450名（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3卷1094页）。驻印军却宣称在八莫击毙日军第2师团5000多人。除八莫外，第2师团还派出藤木大队的440人于1944年6月5日到达龙陵参与防守，后被中国远征军全歼。由此可见，第2师团在与远征军作战中，损失仅900人左右。
　　 远征军印缅抗战确实取得最后胜利，但人们忽略的是，就整个太平洋战场大势而言，却是个极大的战略失误。美国之所以积极装备国民党军，就在于罗斯福、丘吉尔企图利用中国人牵制缅甸日军，以利盟军作战。但远征军在缅甸只是盟军的一支小力量，其时英联邦军队和美军投入缅甸作战总兵力达120万人，武器装备也为绝对优势，一次战役即可击毙日军数万（如英帕尔战役击毙日军5万），所以中国军队只起次要作用。而当时中国战场却极需要远征军，1944年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击溃装备低劣的中国军队数十万，而此时中国军队却有一支精良装备的30万大军陷于缅北滇西一隅，在崇山峻岭、不见天日的热带雨林中与日军胶着，远水难救近火，坐视大片国土沦亡，千百万难民颠沛流离（新6军空运芷江也赶不上湘西会战）。设想如果30万远征军1944年投入正面战场，在占空中优势的“飞虎队”掩护下势必予日军以重大打击。长衡会战时日军后方供应线遭“飞虎队”打击，前线日军供应困难，连11军司令官横山勇也因只能吃生割稻谷充饥而连日腹泻，狼狈状可见一斑。日军11军参加长衡、湘桂会战总兵力不过36万，如遇上全美械装备的30万远征军，遭遇如何可以想象，素称精锐的18师团的惨状就是前车之鉴（中国军队不会全线溃退，日军也不可能打到贵州独山）。惜罗斯福、丘吉尔只顾打自己小算盘，丢了中国战场的大局，不能不说是战略眼光的短视。

本来我还准备自己写点有水平的分析文章,看了这个文章,决定自己不写了

楼上的不用妄自菲薄,起码也是超大原创啊!

楼猪哥哥在国庆期间还发这样的长篇大论。。。。精神可嘉呀。。。其实你完全还不如。。。。。。。。。。。。。

写的很好，史料明确，逻辑清晰。而且很客观

原帖由 自由如风 于 2006-10-1 16:26 发表
楼上的不用妄自菲薄,起码也是超大原创啊!

呵呵不敢献丑了，写了超大原创比不上超大转贴
:lol

这个帖子没有什么国遗敢于来讨论,竟然沉了

那我们就把他顶起来
别让他沉了:)

一楼略看了一下,有个军事常识,打伤一个人,还需要很多资源救治.并不是一定要打死才行的.
所以各国都有那种小型地雷,可以用飞机布撒,可以挂在树枝上.就炸断你一条腿的能量.比打死你还麻烦.以前中越边境上就常这么干.

楼上这位不知道就不要来瞎参合了，什么叫做丧失战斗力什么叫做不丧失战斗力？而且楼主讲的很清楚，一段时间内，伤员是影响战斗力的，但是伤愈归队的比例很高，那么也就是说敌方的恢复能力很强.如此简单的几句话也不能理解？

原帖由 火花四射 于 2006-10-8 01:34 发表
楼上这位不知道就不要来瞎参合了，什么叫做丧失战斗力什么叫做不丧失战斗力？而且楼主讲的很清楚，一段时间内，伤员是影响战斗力的，但是伤愈归队的比例很高，那么也就是说敌方的恢复能力很强.如此简单的几句话 ...

1。楼主自问自答，说了很多。我只提了一点击伤未必比击毙差多少。你有无看清我的发言先？或者有没看。
2。楼主举的国内战争的例子根本没什么说服力。国内对伤员的救护和列强，日本相差很远的。日军为了抢一具尸体都愿意付出很大代价。更别说对待伤员了。而国军丢了伤兵就跑也很正常。
3。二战左右的战争对日本来说，早已是资源的战争。一个伤员要有人抬，有车拉，有医护，有饮食等等消耗很多资源，而且迟滞部队的行动，增加后勤的压力。
4。  而且我也举了专炸胳膊腿的塑料小地雷的例子。

把这个帖子顶起来！:victory: :victory:

好贴！关于国民党抗战一直有个问题，一提国军抗日就有蒋粉大吹国军之抗日名将若干！一问国军有士兵级的战斗英雄吗？蒋粉就无言与对了！有高手知道国军士兵级的战斗英雄及其光辉战绩吗？

终于完整地看了一下全文.点评者的个人倾向性太明显了.而且忽视了中日双方在国力上的差别这一大前提.
如果认为中国当时和日本差不多,我们打得这么差,怎么骂都不过分.但是作为当时一个发达国家侵略发展中国家来说也就这样了.

关于国共的抗战贡献,那是连现在的中共都承认的.虚报战果等等均是中国文化之恶习.但战时有鼓舞士气的作用.

国内战争和中日战争不能类比.红军和日军也大大不同,简单比较得出的推论,于事无补.

中日双方在国力上的差别不是打得这么差的合理前提，必须讨论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打得这么差。

再怎么开脱，国军如此战术僵化、军纪败坏的问题不能不提！

英帕尔战役击毙日军5万莫不也许夸大的结果?

原帖由 蛀衣霉菌 于 2006-10-10 12:47 发表
中日双方在国力上的差别不是打得这么差的合理前提，必须讨论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打得这么差。

再怎么开脱，国军如此战术僵化、军纪败坏的问题不能不提！

当然,即使国力差,国军也应该表现更好.但国军是中国抗战主体,这是毫无疑问的.在这个前提下,大家痛骂.

原帖由 水至清 于 2006-10-10 17:26 发表

当然,即使国力差,国军也应该表现更好.但国军是中国抗战主体,这是毫无疑问的.在这个前提下,大家痛骂.

中国抗战主体？
这么多帖子驳斥了，你还要翻案？

QUOTE:
原帖由 水至清 于 2006-10-10 17:26 发表

当然,即使国力差,国军也应该表现更好.但国军是中国抗战主体,这是毫无疑问的.在这个前提下,大家痛骂.

中国抗战主体？
这么多帖子驳斥了，你还要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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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不容置疑,我都懒得驳.随手在许多军事论坛上都可以找到无数更多的帖子来.
在小小一隅,一人发再多的帖子也是一家之言.妄尊罢了.

小日本当时在中国有200多万,消灭一个是一个.

原帖由 yy4444 于 2006-10-10 21:49 发表
小日本当时在中国有200多万,消灭一个是一个.

1941年小日本后在我们国家就没有200多万了，一部去和美国作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