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一篇读罢头飞雪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17:40:35
一
我在旧书店偶得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的中译本《十三天》，罗伯特·肯尼迪回忆１９６２年古巴导弹危机的这册小书读来竟久久难眠。在如今这一夕三惊的多事之秋，重温那场终于化险为夷的危机使我们的心情略得慰籍，不禁对当年的赫鲁晓夫主席与约翰·肯尼迪总统临危而惧、知难而退的特殊勇气生出敬意，虽然那险难本身就是他们本人亲手制造的。危险生于人人都有的不足之心，脱险则缘于并非人人都有的知止之明，赫鲁晓夫和肯尼迪也算是经历了一场"发乎情、止乎礼"的人性的悲喜剧，过后连他们自己都大松了一口气。今天看来那已是"逝去的旧日的好时光"了，那时候超级大国的领袖们还有些成色，还算是些历史人物，那时候大国之间还有大致的均势，还不至于出现会把任何好人都变成恶棍的为所欲为。真是不胜感慨。
我不免要对这起国际政治事件有所议论，也顾不得学界同仁极力捍卫的学科领地权了。近年来学界对中文系出身的文学中人参与经济政治问题的讨论颇多微词，认为是一种不守本分的越界、越权，不合学术规范，没有合法性。这些"学术规范"的捍卫者往往以轻蔑的口气提及"文学批评家"的社会研究，将"文人"一词的贬义大加张扬，看起来是要将文学中人赶回到中世纪吟风弄月的圈子里去。这种封建式的禁锢企图是同文学的现代解放趋势大相违背的。在现代文学家看来，社会生活的整体都是文学观察、描述与评论的对象，从宇宙之大到苍蝇之微。社会科学家对文学画地为牢的限制是不能接受的。社会科学家在当代语境中倚仗着科学及其体制的权势，往往显出一副不可一世的傲慢而蛮横的面孔，自以为可以为一切知识立法，不经商量就将包括文学在内的人文学科置于从属的地位，不仅要剥夺人文学科对社会生活的评判权，而且日益将自己的方式与标准输入到人文学科之中，要将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化。什么是文化专制主义这应该说就是一种新形式的文化专制主义了。社会生活不仅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而且是人文学科研究、判断的对象，学问是天下公器，不为任何特定的领域所专有。我们承认科学能够达成一种理性的认识，但同时也必须承认它亦可能堕入理性的偏执，亦有可能将人类领入"１９８４年"与"美丽新世界"的恶魇之中。所以我们坚持认为自身当然不无缺陷的人文学科对于同样有缺陷的社会科学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校正力量。人文学科所依凭的感性、情感、玄思与智慧是健康人性不可缺少的因素，因而在塑造世界的过程中它们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更进一步说，人文学科独立存在、独立评判的权利不仅是一种知识权利，而且是人文知识分子的一种公民权利。政治、经济和军事不仅仅是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军事家的事情，也同样是哲学家、历史学家、作家与如今倍受非难的"文学批评家"的事情，金融崩溃也同样会夺去文学批评家的财产虽然他们的财产远比不上当今的经济学家，战争爆发也同样会伤及文学批评家的生命，你凭什么不许他对政治、经济与军事问题发言科学与技术专家垄断话语与权力资源是现代性的严重弊端之一，日益复杂化的经济社会结构使非政经、非科技专家包括人文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对影响他们生死存亡的重大决策越来越处于不知情、不参与的无权地位，这是不公平的也是很危险的。在这种局面下应该尽可能地动员非专家们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认知与利益以增加社会平衡，而不应通过科技与学术体制的霸权去进一步压抑非专家的声音以巩固这种失衡格局。事实上，代表着常情、常理与常识的非专家们还是很有观察力与理解力的，他们也许不清楚细节但还是可以看清楚大趋大势、大是大非的，包括看清楚专家们在讨论与决策过程中所加入的集团利益。文学家怎么能将决定自己生死存亡的经济政治问题放手交给自己既不信任也不喜欢的"专家们"去议定而放心地去吟风弄月、寻章摘句呢专家们越是如此劝导越让人心生狐疑。
言归正题，且来看古巴导弹危机。一
我在旧书店偶得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的中译本《十三天》，罗伯特·肯尼迪回忆１９６２年古巴导弹危机的这册小书读来竟久久难眠。在如今这一夕三惊的多事之秋，重温那场终于化险为夷的危机使我们的心情略得慰籍，不禁对当年的赫鲁晓夫主席与约翰·肯尼迪总统临危而惧、知难而退的特殊勇气生出敬意，虽然那险难本身就是他们本人亲手制造的。危险生于人人都有的不足之心，脱险则缘于并非人人都有的知止之明，赫鲁晓夫和肯尼迪也算是经历了一场"发乎情、止乎礼"的人性的悲喜剧，过后连他们自己都大松了一口气。今天看来那已是"逝去的旧日的好时光"了，那时候超级大国的领袖们还有些成色，还算是些历史人物，那时候大国之间还有大致的均势，还不至于出现会把任何好人都变成恶棍的为所欲为。真是不胜感慨。
我不免要对这起国际政治事件有所议论，也顾不得学界同仁极力捍卫的学科领地权了。近年来学界对中文系出身的文学中人参与经济政治问题的讨论颇多微词，认为是一种不守本分的越界、越权，不合学术规范，没有合法性。这些"学术规范"的捍卫者往往以轻蔑的口气提及"文学批评家"的社会研究，将"文人"一词的贬义大加张扬，看起来是要将文学中人赶回到中世纪吟风弄月的圈子里去。这种封建式的禁锢企图是同文学的现代解放趋势大相违背的。在现代文学家看来，社会生活的整体都是文学观察、描述与评论的对象，从宇宙之大到苍蝇之微。社会科学家对文学画地为牢的限制是不能接受的。社会科学家在当代语境中倚仗着科学及其体制的权势，往往显出一副不可一世的傲慢而蛮横的面孔，自以为可以为一切知识立法，不经商量就将包括文学在内的人文学科置于从属的地位，不仅要剥夺人文学科对社会生活的评判权，而且日益将自己的方式与标准输入到人文学科之中，要将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化。什么是文化专制主义这应该说就是一种新形式的文化专制主义了。社会生活不仅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而且是人文学科研究、判断的对象，学问是天下公器，不为任何特定的领域所专有。我们承认科学能够达成一种理性的认识，但同时也必须承认它亦可能堕入理性的偏执，亦有可能将人类领入"１９８４年"与"美丽新世界"的恶魇之中。所以我们坚持认为自身当然不无缺陷的人文学科对于同样有缺陷的社会科学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校正力量。人文学科所依凭的感性、情感、玄思与智慧是健康人性不可缺少的因素，因而在塑造世界的过程中它们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更进一步说，人文学科独立存在、独立评判的权利不仅是一种知识权利，而且是人文知识分子的一种公民权利。政治、经济和军事不仅仅是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军事家的事情，也同样是哲学家、历史学家、作家与如今倍受非难的"文学批评家"的事情，金融崩溃也同样会夺去文学批评家的财产虽然他们的财产远比不上当今的经济学家，战争爆发也同样会伤及文学批评家的生命，你凭什么不许他对政治、经济与军事问题发言科学与技术专家垄断话语与权力资源是现代性的严重弊端之一，日益复杂化的经济社会结构使非政经、非科技专家包括人文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对影响他们生死存亡的重大决策越来越处于不知情、不参与的无权地位，这是不公平的也是很危险的。在这种局面下应该尽可能地动员非专家们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认知与利益以增加社会平衡，而不应通过科技与学术体制的霸权去进一步压抑非专家的声音以巩固这种失衡格局。事实上，代表着常情、常理与常识的非专家们还是很有观察力与理解力的，他们也许不清楚细节但还是可以看清楚大趋大势、大是大非的，包括看清楚专家们在讨论与决策过程中所加入的集团利益。文学家怎么能将决定自己生死存亡的经济政治问题放手交给自己既不信任也不喜欢的"专家们"去议定而放心地去吟风弄月、寻章摘句呢专家们越是如此劝导越让人心生狐疑。
言归正题，且来看古巴导弹危机。
我在旧书店偶得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的中译本《十三天》，罗伯特·肯尼迪回忆１９６２年古巴导弹危机的这册小书读来竟久久难眠。在如今这一夕三惊的多事之秋，重温那场终于化险为夷的危机使我们的心情略得慰籍，不禁对当年的赫鲁晓夫主席与约翰·肯尼迪总统临危而惧、知难而退的特殊勇气生出敬意，虽然那险难本身就是他们本人亲手制造的。危险生于人人都有的不足之心，脱险则缘于并非人人都有的知止之明，赫鲁晓夫和肯尼迪也算是经历了一场"发乎情、止乎礼"的人性的悲喜剧，过后连他们自己都大松了一口气。今天看来那已是"逝去的旧日的好时光"了，那时候超级大国的领袖们还有些成色，还算是些历史人物，那时候大国之间还有大致的均势，还不至于出现会把任何好人都变成恶棍的为所欲为。真是不胜感慨。
我不免要对这起国际政治事件有所议论，也顾不得学界同仁极力捍卫的学科领地权了。近年来学界对中文系出身的文学中人参与经济政治问题的讨论颇多微词，认为是一种不守本分的越界、越权，不合学术规范，没有合法性。这些"学术规范"的捍卫者往往以轻蔑的口气提及"文学批评家"的社会研究，将"文人"一词的贬义大加张扬，看起来是要将文学中人赶回到中世纪吟风弄月的圈子里去。这种封建式的禁锢企图是同文学的现代解放趋势大相违背的。在现代文学家看来，社会生活的整体都是文学观察、描述与评论的对象，从宇宙之大到苍蝇之微。社会科学家对文学画地为牢的限制是不能接受的。社会科学家在当代语境中倚仗着科学及其体制的权势，往往显出一副不可一世的傲慢而蛮横的面孔，自以为可以为一切知识立法，不经商量就将包括文学在内的人文学科置于从属的地位，不仅要剥夺人文学科对社会生活的评判权，而且日益将自己的方式与标准输入到人文学科之中，要将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化。什么是文化专制主义这应该说就是一种新形式的文化专制主义了。社会生活不仅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而且是人文学科研究、判断的对象，学问是天下公器，不为任何特定的领域所专有。我们承认科学能够达成一种理性的认识，但同时也必须承认它亦可能堕入理性的偏执，亦有可能将人类领入"１９８４年"与"美丽新世界"的恶魇之中。所以我们坚持认为自身当然不无缺陷的人文学科对于同样有缺陷的社会科学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校正力量。人文学科所依凭的感性、情感、玄思与智慧是健康人性不可缺少的因素，因而在塑造世界的过程中它们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更进一步说，人文学科独立存在、独立评判的权利不仅是一种知识权利，而且是人文知识分子的一种公民权利。政治、经济和军事不仅仅是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军事家的事情，也同样是哲学家、历史学家、作家与如今倍受非难的"文学批评家"的事情，金融崩溃也同样会夺去文学批评家的财产虽然他们的财产远比不上当今的经济学家，战争爆发也同样会伤及文学批评家的生命，你凭什么不许他对政治、经济与军事问题发言科学与技术专家垄断话语与权力资源是现代性的严重弊端之一，日益复杂化的经济社会结构使非政经、非科技专家包括人文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对影响他们生死存亡的重大决策越来越处于不知情、不参与的无权地位，这是不公平的也是很危险的。在这种局面下应该尽可能地动员非专家们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认知与利益以增加社会平衡，而不应通过科技与学术体制的霸权去进一步压抑非专家的声音以巩固这种失衡格局。事实上，代表着常情、常理与常识的非专家们还是很有观察力与理解力的，他们也许不清楚细节但还是可以看清楚大趋大势、大是大非的，包括看清楚专家们在讨论与决策过程中所加入的集团利益。文学家怎么能将决定自己生死存亡的经济政治问题放手交给自己既不信任也不喜欢的"专家们"去议定而放心地去吟风弄月、寻章摘句呢专家们越是如此劝导越让人心生狐疑。
言归正题，且来看古巴导弹危机。一
我在旧书店偶得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的中译本《十三天》，罗伯特·肯尼迪回忆１９６２年古巴导弹危机的这册小书读来竟久久难眠。在如今这一夕三惊的多事之秋，重温那场终于化险为夷的危机使我们的心情略得慰籍，不禁对当年的赫鲁晓夫主席与约翰·肯尼迪总统临危而惧、知难而退的特殊勇气生出敬意，虽然那险难本身就是他们本人亲手制造的。危险生于人人都有的不足之心，脱险则缘于并非人人都有的知止之明，赫鲁晓夫和肯尼迪也算是经历了一场"发乎情、止乎礼"的人性的悲喜剧，过后连他们自己都大松了一口气。今天看来那已是"逝去的旧日的好时光"了，那时候超级大国的领袖们还有些成色，还算是些历史人物，那时候大国之间还有大致的均势，还不至于出现会把任何好人都变成恶棍的为所欲为。真是不胜感慨。
我不免要对这起国际政治事件有所议论，也顾不得学界同仁极力捍卫的学科领地权了。近年来学界对中文系出身的文学中人参与经济政治问题的讨论颇多微词，认为是一种不守本分的越界、越权，不合学术规范，没有合法性。这些"学术规范"的捍卫者往往以轻蔑的口气提及"文学批评家"的社会研究，将"文人"一词的贬义大加张扬，看起来是要将文学中人赶回到中世纪吟风弄月的圈子里去。这种封建式的禁锢企图是同文学的现代解放趋势大相违背的。在现代文学家看来，社会生活的整体都是文学观察、描述与评论的对象，从宇宙之大到苍蝇之微。社会科学家对文学画地为牢的限制是不能接受的。社会科学家在当代语境中倚仗着科学及其体制的权势，往往显出一副不可一世的傲慢而蛮横的面孔，自以为可以为一切知识立法，不经商量就将包括文学在内的人文学科置于从属的地位，不仅要剥夺人文学科对社会生活的评判权，而且日益将自己的方式与标准输入到人文学科之中，要将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化。什么是文化专制主义这应该说就是一种新形式的文化专制主义了。社会生活不仅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而且是人文学科研究、判断的对象，学问是天下公器，不为任何特定的领域所专有。我们承认科学能够达成一种理性的认识，但同时也必须承认它亦可能堕入理性的偏执，亦有可能将人类领入"１９８４年"与"美丽新世界"的恶魇之中。所以我们坚持认为自身当然不无缺陷的人文学科对于同样有缺陷的社会科学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校正力量。人文学科所依凭的感性、情感、玄思与智慧是健康人性不可缺少的因素，因而在塑造世界的过程中它们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更进一步说，人文学科独立存在、独立评判的权利不仅是一种知识权利，而且是人文知识分子的一种公民权利。政治、经济和军事不仅仅是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军事家的事情，也同样是哲学家、历史学家、作家与如今倍受非难的"文学批评家"的事情，金融崩溃也同样会夺去文学批评家的财产虽然他们的财产远比不上当今的经济学家，战争爆发也同样会伤及文学批评家的生命，你凭什么不许他对政治、经济与军事问题发言科学与技术专家垄断话语与权力资源是现代性的严重弊端之一，日益复杂化的经济社会结构使非政经、非科技专家包括人文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对影响他们生死存亡的重大决策越来越处于不知情、不参与的无权地位，这是不公平的也是很危险的。在这种局面下应该尽可能地动员非专家们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认知与利益以增加社会平衡，而不应通过科技与学术体制的霸权去进一步压抑非专家的声音以巩固这种失衡格局。事实上，代表着常情、常理与常识的非专家们还是很有观察力与理解力的，他们也许不清楚细节但还是可以看清楚大趋大势、大是大非的，包括看清楚专家们在讨论与决策过程中所加入的集团利益。文学家怎么能将决定自己生死存亡的经济政治问题放手交给自己既不信任也不喜欢的"专家们"去议定而放心地去吟风弄月、寻章摘句呢专家们越是如此劝导越让人心生狐疑。
言归正题，且来看古巴导弹危机。
二
古巴导弹危机的经过说起来十分简单。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１６日上午，肯尼迪总统接到报告，说苏联正在古巴布置导弹与原子武器。其实前一天的晚上８点半中央情报局就已将情报上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乔治·邦迪，邦迪先生担心总统将要员们从各处的晚餐会上召来连夜开会会引起猜疑，而且他认为总统在处理如此重大的事情之前需要好好地睡上一觉，因而他直到次日上午才报告肯尼迪。１如此为总统着想并替总统作主，将十万火急的军情晚报十几个小时，我不知道这是否符合美国官僚机构的运作规矩，反正在常人看来这是十分可恼的，而邦迪先生竟没有因此受到指责也十分可怪。接报后肯尼迪找来了他的弟弟、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全文中对此人都称以全名以区别于其兄商议，并于上午１１时４５分召开有关要员会议，这些人后来被称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执委会"。接下去的几天"执委会"反复开会、激烈争论，最后肯尼迪在他们提出的轰炸古巴与海上封锁两套方案中选择了后者。１０月２２日肯尼迪将事件和决定通知内阁成员与国会领袖，并于当晚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予以宣布。海上封锁得到拉美国家组织会议的支持，于２４日上午１０时生效。２６日赫鲁晓夫给肯尼迪写来情绪激动的信，谴责战争，并提议在美国公开承诺不侵犯古巴的情况下苏联停运并撤除导弹。２７日肯尼迪又收到赫鲁晓夫另一封措辞强硬的信，要求以美国撤除布置在土耳其的导弹作为苏联从古巴撤除导弹的交换条件。美国方面决定接受前者而拒绝后者，遂回复了前信而淡化了后信。２８日，苏联官方正式通知美国，他们将在适当监督下拆撤导弹。危机结束。那天近晚，肯尼迪引了林肯总统的话说："这是我该上剧院的夜晚了。"２１３天来，核战争一触即发之势使千万人乃至整个人类徘徊在生死边缘。
罗伯特·肯尼迪在这场危机的处理中曾经举足轻重，我们看他事后对危机的反省也语重心长。他后来被刺身亡，未能继续检讨他萦绕于心的一个重大问题："即我国政府或任何国家的政府根据什么情况或理由如果有这种情况或理由的话拥有道义上的权利，可以把它的人民而且可能是全世界的人民置于核毁灭的阴影之下"３对于一个差一点就将"可能是全世界的人民"推向核毁灭的当事人来说，能来追问这个问题可以算是一种觉悟；但对我们这些可能遭到核毁灭的"人民"来说，将这个问题拿来讨论本身都使我们不寒而栗。在我们看来，这个问题是不容讨论的，我们毫不犹豫地认为任何政府、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拥有制造核毁灭的道义权利。核毁灭意味着人类的灭种，而保存种类是人类高于一切之上的第一命令，它超出于道义肯定或否定的领域之外，它是人类自设的不受一切标准评判的前提性原则。核毁灭还意味着对无辜者、对平民无限的杀戮，只有在谈及这一点时我们才可以退回到道义的立场上说"不"。
如果再往下思辩罗伯特·肯尼迪的问题，我们就会从原则的和道义的领域进入历史的、现实的领域。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我们上面所说的"任何政府、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拥有制造核毁灭的道义权利"必须定义为"任何政府、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拥有首先进行核打击的权利"，首先进行核打击就已经充分意味着"制造核毁灭"了。在这里，暗含着一种一旦公开说出连我们自己也感到吃惊的逻辑，那就是：我们应该对针对核打击的核报复给以道义上的认可。不是那种积极的道义上的赞扬，而是一种消极的道义上的认可。核报复无疑是将人类带入核毁灭的一个步骤，因而如果绝对地看它乃是一种绝对的恶，但如果考虑到它又是对于"首先的核打击"这种无上之恶的一种否定，考虑到对于真实的人类来说它乃是牵制这种"无上之恶"的唯一真实的力量，我们给予它道义上的认可是必要的。我们很清楚这种认可意味着一种"自杀式的自救"，但不幸得很，"自杀式的自救"往往是人类在危境中自救的唯一方式。不管人类对自己的文明程度有怎样的自夸，但迄今为止文明不过是罩在其野蛮本性上的一层纸衣，野蛮性随时随地会挣脱而出；尽管人类制造了无数美丽而纯洁的说词、宗教教义与意识形态，但纵观历史我们很清楚这些东西并不能单独地引领人们弃恶向善，在很多情况下它们还会成为人们作恶的掩饰甚至旗帜，在核安全问题上唯一可以真正依靠的是恐怖的平衡，是图谋首次核打击者对于核报复的恐惧。在这种恐惧之下人们才会不得已地保持自己的善心，才会使口中的善良辞句真实起来。恐惧是文明的保证。不错，人们都有恻隐之心，但这种"仁之端也"是极其脆弱的，在利欲的激情之下会立即枯死，是长不成孔夫子所期望的大树的。我们为什么对今天美国的ＮＭＤ有这样强烈的反应，就是因为它试图打破保持人类安全的基本战略平衡，试图建立进行核打击而不受核报复的绝对安全，对于人类来说没有比这种安全更危险的东西了；我不止一次听见人说ＮＭＤ是"保守的自卫"因而是正当的，真是瞠目结舌，天下还有比这种"自卫"更凶险、更富有侵略性的事情吗
要深究罗伯特·肯尼迪的问题，我们还必须讨论另外一种也许并非天方夜谭的危险，即"核恐怖主义"。在相对的核均势的条件下，"第一次核打击"很可能不表现为民族国家间公开战争的形式而表现为核恐怖主义。民族国家相对地说较有理性、较受制约并受到核报复的较大威胁，而恐怖主义者是更有条件从心所欲的，恐怖手段的核与非核对他们来说不会是一个太大的心理障碍。极端的恐怖主义往往是绝望的产物，而绝望者可能会无所不用其极。对于核恐怖主义我们从任何方面都没有一丝一毫宽容的理由，不管恐怖主义者是否像他们所声称的那样"正义"；在我看来，人类之间的斗争必须有一定的限度，必须有包括利益、尊严甚至生命本身在内的任何理由都不能突破的限度，"不能首先进行核打击"就属于这样一种限度。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人类所预设的道义限度从来就缺少真正的制约力量，现实生活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运行逻辑，所以我们还迫切需要从现实层面现实地讨论国际恐怖主义问题。对付恐怖主义一方面是严厉而坚决的打击，这是任何正常人都会想到也都会赞同的；另一方面则必须改善世界的统治，这却并非是所有人都乐于承认的。恐怖主义是一种反抗性行为，它与统治行为是互动的。统治往往对应着反抗，所以恐怖行为是很难根绝的，从历史的角度看恐怖行为的存在就象一般犯罪的存在一样并非反常。然而，如果一个时期世界上恐怖主义突然增多而且日趋极端化核恐怖主义就是其中最可怕的极端，那么就该是检讨一下世界统治的时候了。是否有人在谋求非理性的、随心所欲的统治是否有人在谋求覆盖性的、不给弱者以出路、使他们陷入可怕绝望的统治"鸡必回窝"的逆耳之言同谴责恐怖主义并不矛盾，不义的统治正是极端恐怖主义"敌对的同谋"，它一样要对无辜者的死伤负责。这里说"敌对的同谋"并非仅仅指客观的因果关系，而且指引发恐怖主义的霸权者可能怀着借镇压恐怖主义进一步谋求霸权的阴暗心理。必须使他们明白这是一种火上浇油的危险游戏；如果他们对好言相劝的法布施对面不识，那他们就只配让更猛烈的恐怖主义来做他们的"狮子吼"。核恐怖主义的阴影就笼罩在各国所有无辜平民的头上，我们能否对这种"敌对的同谋""做点什么"呢
古巴导弹危机的经过说起来十分简单。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１６日上午，肯尼迪总统接到报告，说苏联正在古巴布置导弹与原子武器。其实前一天的晚上８点半中央情报局就已将情报上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乔治·邦迪，邦迪先生担心总统将要员们从各处的晚餐会上召来连夜开会会引起猜疑，而且他认为总统在处理如此重大的事情之前需要好好地睡上一觉，因而他直到次日上午才报告肯尼迪。１如此为总统着想并替总统作主，将十万火急的军情晚报十几个小时，我不知道这是否符合美国官僚机构的运作规矩，反正在常人看来这是十分可恼的，而邦迪先生竟没有因此受到指责也十分可怪。接报后肯尼迪找来了他的弟弟、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全文中对此人都称以全名以区别于其兄商议，并于上午１１时４５分召开有关要员会议，这些人后来被称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执委会"。接下去的几天"执委会"反复开会、激烈争论，最后肯尼迪在他们提出的轰炸古巴与海上封锁两套方案中选择了后者。１０月２２日肯尼迪将事件和决定通知内阁成员与国会领袖，并于当晚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予以宣布。海上封锁得到拉美国家组织会议的支持，于２４日上午１０时生效。２６日赫鲁晓夫给肯尼迪写来情绪激动的信，谴责战争，并提议在美国公开承诺不侵犯古巴的情况下苏联停运并撤除导弹。２７日肯尼迪又收到赫鲁晓夫另一封措辞强硬的信，要求以美国撤除布置在土耳其的导弹作为苏联从古巴撤除导弹的交换条件。美国方面决定接受前者而拒绝后者，遂回复了前信而淡化了后信。２８日，苏联官方正式通知美国，他们将在适当监督下拆撤导弹。危机结束。那天近晚，肯尼迪引了林肯总统的话说："这是我该上剧院的夜晚了。"２１３天来，核战争一触即发之势使千万人乃至整个人类徘徊在生死边缘。
罗伯特·肯尼迪在这场危机的处理中曾经举足轻重，我们看他事后对危机的反省也语重心长。他后来被刺身亡，未能继续检讨他萦绕于心的一个重大问题："即我国政府或任何国家的政府根据什么情况或理由如果有这种情况或理由的话拥有道义上的权利，可以把它的人民而且可能是全世界的人民置于核毁灭的阴影之下"３对于一个差一点就将"可能是全世界的人民"推向核毁灭的当事人来说，能来追问这个问题可以算是一种觉悟；但对我们这些可能遭到核毁灭的"人民"来说，将这个问题拿来讨论本身都使我们不寒而栗。在我们看来，这个问题是不容讨论的，我们毫不犹豫地认为任何政府、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拥有制造核毁灭的道义权利。核毁灭意味着人类的灭种，而保存种类是人类高于一切之上的第一命令，它超出于道义肯定或否定的领域之外，它是人类自设的不受一切标准评判的前提性原则。核毁灭还意味着对无辜者、对平民无限的杀戮，只有在谈及这一点时我们才可以退回到道义的立场上说"不"。
如果再往下思辩罗伯特·肯尼迪的问题，我们就会从原则的和道义的领域进入历史的、现实的领域。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我们上面所说的"任何政府、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拥有制造核毁灭的道义权利"必须定义为"任何政府、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拥有首先进行核打击的权利"，首先进行核打击就已经充分意味着"制造核毁灭"了。在这里，暗含着一种一旦公开说出连我们自己也感到吃惊的逻辑，那就是：我们应该对针对核打击的核报复给以道义上的认可。不是那种积极的道义上的赞扬，而是一种消极的道义上的认可。核报复无疑是将人类带入核毁灭的一个步骤，因而如果绝对地看它乃是一种绝对的恶，但如果考虑到它又是对于"首先的核打击"这种无上之恶的一种否定，考虑到对于真实的人类来说它乃是牵制这种"无上之恶"的唯一真实的力量，我们给予它道义上的认可是必要的。我们很清楚这种认可意味着一种"自杀式的自救"，但不幸得很，"自杀式的自救"往往是人类在危境中自救的唯一方式。不管人类对自己的文明程度有怎样的自夸，但迄今为止文明不过是罩在其野蛮本性上的一层纸衣，野蛮性随时随地会挣脱而出；尽管人类制造了无数美丽而纯洁的说词、宗教教义与意识形态，但纵观历史我们很清楚这些东西并不能单独地引领人们弃恶向善，在很多情况下它们还会成为人们作恶的掩饰甚至旗帜，在核安全问题上唯一可以真正依靠的是恐怖的平衡，是图谋首次核打击者对于核报复的恐惧。在这种恐惧之下人们才会不得已地保持自己的善心，才会使口中的善良辞句真实起来。恐惧是文明的保证。不错，人们都有恻隐之心，但这种"仁之端也"是极其脆弱的，在利欲的激情之下会立即枯死，是长不成孔夫子所期望的大树的。我们为什么对今天美国的ＮＭＤ有这样强烈的反应，就是因为它试图打破保持人类安全的基本战略平衡，试图建立进行核打击而不受核报复的绝对安全，对于人类来说没有比这种安全更危险的东西了；我不止一次听见人说ＮＭＤ是"保守的自卫"因而是正当的，真是瞠目结舌，天下还有比这种"自卫"更凶险、更富有侵略性的事情吗
要深究罗伯特·肯尼迪的问题，我们还必须讨论另外一种也许并非天方夜谭的危险，即"核恐怖主义"。在相对的核均势的条件下，"第一次核打击"很可能不表现为民族国家间公开战争的形式而表现为核恐怖主义。民族国家相对地说较有理性、较受制约并受到核报复的较大威胁，而恐怖主义者是更有条件从心所欲的，恐怖手段的核与非核对他们来说不会是一个太大的心理障碍。极端的恐怖主义往往是绝望的产物，而绝望者可能会无所不用其极。对于核恐怖主义我们从任何方面都没有一丝一毫宽容的理由，不管恐怖主义者是否像他们所声称的那样"正义"；在我看来，人类之间的斗争必须有一定的限度，必须有包括利益、尊严甚至生命本身在内的任何理由都不能突破的限度，"不能首先进行核打击"就属于这样一种限度。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人类所预设的道义限度从来就缺少真正的制约力量，现实生活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运行逻辑，所以我们还迫切需要从现实层面现实地讨论国际恐怖主义问题。对付恐怖主义一方面是严厉而坚决的打击，这是任何正常人都会想到也都会赞同的；另一方面则必须改善世界的统治，这却并非是所有人都乐于承认的。恐怖主义是一种反抗性行为，它与统治行为是互动的。统治往往对应着反抗，所以恐怖行为是很难根绝的，从历史的角度看恐怖行为的存在就象一般犯罪的存在一样并非反常。然而，如果一个时期世界上恐怖主义突然增多而且日趋极端化核恐怖主义就是其中最可怕的极端，那么就该是检讨一下世界统治的时候了。是否有人在谋求非理性的、随心所欲的统治是否有人在谋求覆盖性的、不给弱者以出路、使他们陷入可怕绝望的统治"鸡必回窝"的逆耳之言同谴责恐怖主义并不矛盾，不义的统治正是极端恐怖主义"敌对的同谋"，它一样要对无辜者的死伤负责。这里说"敌对的同谋"并非仅仅指客观的因果关系，而且指引发恐怖主义的霸权者可能怀着借镇压恐怖主义进一步谋求霸权的阴暗心理。必须使他们明白这是一种火上浇油的危险游戏；如果他们对好言相劝的法布施对面不识，那他们就只配让更猛烈的恐怖主义来做他们的"狮子吼"。核恐怖主义的阴影就笼罩在各国所有无辜平民的头上，我们能否对这种"敌对的同谋""做点什么"呢
三
古巴导弹危机得以和平解决，赫鲁晓夫的屈服和让步是一个关键性因素，同时，肯尼迪兄弟在最初遏制极端的轰炸计划时所表现的冷静以及在后来执行封锁时所表现的谨慎也起了重要作用。美国军方则始终表现出了过分好战的态度，这种态度甚至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其情节在我们今天读来仍觉困惑与可怕。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一致要求立即采取军事行动，对古巴进行轰炸并入侵，在决策过程中军事将领同主张封锁的肯尼迪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当时的总统特别助理肯尼思·奥唐奈所记的一段对话特别能表现军方的愚顽：
星期四上午，在总统出席的一次执委会会议上，固执的空军参谋长柯蒂斯·李梅将军力主尽快进行空中打击。
"俄国人会作出怎样的反应"总统问他。
李梅说，俄国人一点也不会有什么反应。
"你真的这么想吗"肯尼迪说，"你是想告诉我，他们将让我们去轰炸他们的导弹，杀害许多俄国人，而他们却一点也不作出反应吗即使他们在古巴没有作出任何反应，他们肯定也会在柏林搞点什么名堂。"
会后，总统对我说："你能想像李梅会说出那样的话吗在这些将军的意见里有一点是极其有利于他们的：如果我们听从他们，并按照他们要我们做的去做，那么，以后我们就没有一个人会活下来对他们说他们错了。"４
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问："你能想像李梅会说出那样的话吗"这种不问青红皂白先打后商量的风格正是把世界引向核战争的捷径。正如罗伯特·肯尼迪回忆的那样，１９６１年美国军方一致建议派军队去平定老挝；幸亏有一个人多问了一句：如果美军遭到攻击与歼灭怎么办"军方代表说，这样一来，我们将不得不去摧毁河内，而且有可能要使用核武器。"５估计在场的文官们听了军方这样胸有成竹、却又并不情愿事先与大家分享的计划后都会如梦方醒，吓得一身冷汗，肯尼迪总统也立即另谋他方了。
在整个古巴导弹危机中，美国军方将领都坚持采取对苏方挑衅的姿态，几乎到了文官统帅按不住的程度。苏联船只遭遇美军封锁后停航掉头，美军高级军官大失所望，气得用下流话破口大骂，他们原本希望就此打起来的。肯尼迪严令美军不许搅扰拦截区外正在退却的苏联船只，并派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前往海军指挥中心监督执行。麦克纳马拉在指挥中心的标航板上恰恰看见一艘美国军舰在离开拦截区很远的地方监视苏联潜艇。麦克纳马拉重申了总统命令，而海军作战部长乔治·安德森上将回答说如何掌握封锁海军不需要听别人的意见，并建议部长可以离开那间屋子了。６直到危机结束之后，军方还不依不饶："在那个决定命运的星期天早上，当俄国人已经答复说，他们正在撤出导弹时，我们的一位高级军事顾问还建议，无论如何，要在星期一发动进攻。另外一位则认为我们有点被出卖了。"７
军队将领如此咄咄逼人，使肯尼迪总统很苦恼，他深幸美国有文官领导军队的制度，并特别赞赏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８麦克纳马拉与文官领导制也许能使肯尼迪放心一时，但却无法使世人永远放心：如果美国的哪一任文官国防部长碰巧是一位同将领一样狂热的好战分子呢如果他作为一名政客恰好是军火集团的代理人呢如果情况再糟一些，哪一届总统本人就是一位轻率之徒呢如果好战的国防部长与轻率的总统在任期间恰好遭遇一场危机呢那恐怕美国军队就会趁势把世界推到血火之灾中去。
即使我们假设美国文官统帅能够永远有理性并能够永远在战略决策层面上控制军方，战术层面上的危险仍然使我们忧虑。现代的军事装备条件会使对峙的两军高度敏感，危机之中任何一方无意的技术细节失误都可能使对方误解为进攻信号并予以回击；而如果一方的军队有意于战争，他们就有无限的机会不经过国防部长与总统批准用无懈可击的手段得到它。古巴导弹危机中多亏苏联的军队太克制了，多亏赫鲁晓夫太害怕打仗了，或许还多亏苏联"党指挥枪"的制度太有效了，否则仗早就打起了。且不说海军作战部长不顾总统的严令对苏联潜艇作超出封锁区的乘胜追赶，但看一架美军Ｕ－２侦察机偏偏在危机正炽时侵入苏联领空就够使我们捏一把汗了。美军解释说这是Ｕ－２飞机在北极地区作空气取样时迷航于苏联领空了，并派出喷气式战斗机到其迷航地领航。９这航可真是迷得好。事后美国军方当然可以给出它喜欢的任何解释，但在那样的时刻军用侦察机与战斗机入侵苏联领空则无疑是再明确不过的战争信号。事实上，肯尼迪总统曾明确禁止过在危机期间作所谓的"空气取样飞行"。１０但凡苏联军队有美军一半的活跃程度，后果就不堪设想。
仔细看来，美军的好战已超出了各国军人普遍喜战言战的程度，已形成一种值得探究的"美国性"。武器好、军力强、军费多肯定是这种独特的好战品性的原因之一，这是容易理解的，用中国村话就是"谁枪好谁牛逼"。文化心理上的优越感可能也是一种重要因素，美国人以基督徒歧视"异教"、以白种歧视有色人种、以"自由世界"歧视"专制国家"是一种渊源久远的心理传统，直到今天仍未断绝。心理优越到一定程度会生出野蛮的戾气，会把他人并不当作人看，会把杀人当成正义，但看对印第安人的屠灭、对黑人的私刑就会明白。这种心理自然会影响到军队，军人会以为自己的民族果真"独特"，果真是上帝特别选定的，下意识中会把杀掉他人当成特权。在这种心理背景下，军人的恣意妄为、桀骜不驯虽可能会受到一定的法度制裁，但又会在社会舆论方面得到更大的支持，在公共形象方面得到更大的报偿。巴顿在二战后期口出狂言、声言要去歼灭作为盟军的苏军赢得了不少掌声，麦克阿瑟在韩战中屡抗军令、扩大战火被杜鲁门总统撤职，回到美国时却受到将他视若神明的热烈欢迎，"全国处在感情激荡的状态中"。１１没有比这种民众态度更能鼓励军人的胡作非为的了。美国退伍军人协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ｅｇｉｏｎ的右翼纲领与极端倾向可以看作是美国民众与军人好战情绪相联结的一种象征。我偶然读到霍华德·法斯特Ｈｏｗａｒｄ Ｆａｓｔ的一本小书，该书记述１９４９年在小城皮克斯格尔Ｐｅｅｋｓｋｉｌｌ，当地的"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组织数百名暴民血洗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Ｐａｕｌ Ｒｏｂｅｓｏｎ音乐会的经过，１２真是惊心动魄。之所以要血洗音乐会只是因为歌手是个黑人。
在鼓动战争的强烈冲动下，将领们显示出的是一种军事机器的非人化特征：他们并不介怀无数士兵与平民的死伤。肯尼迪关心士兵的生命与家庭，他亲自给在古巴上空执行侦察任务被击落身亡的飞行员安德森恰与好战的海军作战部长同姓的家人写信安慰，他愤懑的对人说起高官们"坐在家里神气十足地高谈重大的原则和问题，作出决定，同他们的妻儿宴饮，而那些英勇和年轻的人却死了。"１３他对战争的憎恶来自对生命真切的关心："最使他感到不安的，以及最使他觉得战争的前景会变得比原来还更可怕的，是想到本国和全世界儿童的死亡的幽灵--这些人年纪轻轻，他们没有起过什么作用，没有发言权，甚至连对抗都一无所知，可他们的生命却同其他每一个人一样突然死掉了。他们从来就没有作出决定、投票选举、竞选公职、领导革命和决定自己命运的机会。"１４念及最无辜、最软弱的儿童，就足以让肯尼迪在开战的问题上有所踌躇了。而在军事机器的概念中，伤亡不过是数字而已。据当时的估算，如果对古巴发动空袭与占领，美军将死伤二万五千人；１５如果战争爆发，仅苏联已布署在古巴的导弹就足以杀死八千万美国市民。１６但将领们还是要打。将领们已成功地将这些生命抽象化，将数字与血肉之躯相剥离，这就是现代按钮战争赋予将领们的特殊的残忍。生命不过是数字而已，可以在办公室里算来算去。我读到过一个为美国军方工作的科学家关于一次防务讨论会的回忆，他的回忆使我特别清晰地看到了军事决策圈将人的生命数字化的情景："一次，我们重拟一套攻击方案，采用了稍微不同的设定，结果发现立刻死亡的人数由原来的三千六百万降到了三千万。每个人都坐在那里点头称是，说：'太好了，真是了不起，才死三千万人'。突然，我意识到了我们在说什么。我脱口而出：'等等，我刚才一下子明白过来我们谈的是什么--才死三千万人才死三千万人'沉默立刻笼罩了房间，没有人应答一个字。他们甚至连看都不看我一眼。那气氛真是可怕。我觉得自己像个女人。"１７在军事机器的运行规范中，是不允许讨论数字后面血的真实的。否则你就会被视为女人不是男子汉，而且你还将被开除。我想很可能在军方将领的眼中，肯尼迪总统就是一个女人。
或许更深一步看，美国军事机器的恶性膨胀只不过是人类现代劫数的一种显现。安东尼·吉登斯曾深刻地揭示过现代性与军事暴力互为因果的关系，１８他的论述乍一看来难以置信细细想来却又入情入理，大可一读。工业与技术骤然赋予人类匪夷所思的军事力量，这些力量跃跃欲动，按其自身的欲望要求充分的自我表达，而人类在仓猝之间尚未积累起足够的文明力量来驯化、掌控它。不幸又是美国成为世界军事的执牛耳者，而美国乃是一个过份年轻的民族，它还没有来得及与人类千百年来伟大的文化与智慧充分地沟通，没有来得及克服自己内心勃勃的野性，它手握着决定人类生死的凶器东指西戳实为亘古以来未见之险象。本来应该有伟大的精神领袖与先知来教化它、引领它，但不巧美国又是一个有反智主义ａｎｔｉ－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ｉｓｍ传统的国家，从来不太信知识分子的邪，正如米尔斯Ｃ．Ｗｒｉｇｈｔ Ｍｉｌｌｓ所描述的那样，它已经成功地使精神文化机关变成了当局甚至就是军事当局的"科学机器"与"思想库"１９。如今美国化又成为全球发展的目标，这使得形势更加严峻；如果人类不能迅速找到自制之机，恐怕佛家以万物为刍狗、视劫数为当然的可怕的世界观就要坐实了。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一种发自生命本能的不安。
顺便回应一种浅见识。中国知识界一直有人以美国国内的民主自由为其国际上的霸权扩张辩护，或认为一个"自由国家"在国际上所干的一切必定都是正当的，或认为其国内的民主自由至少可以减轻它对外霸权的罪衍。我想一个稍有常识感而没有被美国的"民主人道"八股弄坏了脑子的人都会看清美国在正义旗帜下的国际霸权，而霸权者没有不高举正义旗帜的，他还往往比受害者举得更高；在这里，只要能做到"听其言、观其行"就够了。美国选中的军事打击对象自然都有恶行，但它的过当打击则是一种更大的恶行，它借打击以逞其利欲的算盘更是一种可诛的居心。至于对内民主是否能抵销其对外霸权，你哪怕是问一位头脑正常的美国人都会得到正确的答案。而且，就力量互动的规律来看，内部自由与外部霸权的奇特结合只能是暂时的，在长时段中对外军事霸权必然导致内部的军国主义与法西斯化。吉登斯所揭示的现代政府与企业对军事组织的必然仿效还只是军国主义的远因，而对外军事扩张还会造成许多军国主义化的直捷之因。经常的对外用兵会使国内的紧急状态经常化，不松懈的军事紧张会使国内的统治神经时时绷紧；战争养肥了的军工集团作为超级财阀会收买传媒和大学制造舆论一律，发展军事科技带来的无微不至的监控手段掌握在政府手中会自然变成监控人民的工具；而对外用兵招怨带回国内的花样翻新的恐怖主义会摧毁公众的心理安全防线，使国家的警察化成为顺理成章的步骤。美国能自外于这种规律吗任何国家能自外于这种规律吗世界是一个变化的世界，上帝不会把任何一个民族锁到民主自由的保险箱里。相比之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麦卡锡主义恐怕只算是民主国家法西斯化的牛刀小试呢。
古巴导弹危机得以和平解决，赫鲁晓夫的屈服和让步是一个关键性因素，同时，肯尼迪兄弟在最初遏制极端的轰炸计划时所表现的冷静以及在后来执行封锁时所表现的谨慎也起了重要作用。美国军方则始终表现出了过分好战的态度，这种态度甚至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其情节在我们今天读来仍觉困惑与可怕。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一致要求立即采取军事行动，对古巴进行轰炸并入侵，在决策过程中军事将领同主张封锁的肯尼迪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当时的总统特别助理肯尼思·奥唐奈所记的一段对话特别能表现军方的愚顽：
星期四上午，在总统出席的一次执委会会议上，固执的空军参谋长柯蒂斯·李梅将军力主尽快进行空中打击。
"俄国人会作出怎样的反应"总统问他。
李梅说，俄国人一点也不会有什么反应。
"你真的这么想吗"肯尼迪说，"你是想告诉我，他们将让我们去轰炸他们的导弹，杀害许多俄国人，而他们却一点也不作出反应吗即使他们在古巴没有作出任何反应，他们肯定也会在柏林搞点什么名堂。"
会后，总统对我说："你能想像李梅会说出那样的话吗在这些将军的意见里有一点是极其有利于他们的：如果我们听从他们，并按照他们要我们做的去做，那么，以后我们就没有一个人会活下来对他们说他们错了。"４
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问："你能想像李梅会说出那样的话吗"这种不问青红皂白先打后商量的风格正是把世界引向核战争的捷径。正如罗伯特·肯尼迪回忆的那样，１９６１年美国军方一致建议派军队去平定老挝；幸亏有一个人多问了一句：如果美军遭到攻击与歼灭怎么办"军方代表说，这样一来，我们将不得不去摧毁河内，而且有可能要使用核武器。"５估计在场的文官们听了军方这样胸有成竹、却又并不情愿事先与大家分享的计划后都会如梦方醒，吓得一身冷汗，肯尼迪总统也立即另谋他方了。
在整个古巴导弹危机中，美国军方将领都坚持采取对苏方挑衅的姿态，几乎到了文官统帅按不住的程度。苏联船只遭遇美军封锁后停航掉头，美军高级军官大失所望，气得用下流话破口大骂，他们原本希望就此打起来的。肯尼迪严令美军不许搅扰拦截区外正在退却的苏联船只，并派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前往海军指挥中心监督执行。麦克纳马拉在指挥中心的标航板上恰恰看见一艘美国军舰在离开拦截区很远的地方监视苏联潜艇。麦克纳马拉重申了总统命令，而海军作战部长乔治·安德森上将回答说如何掌握封锁海军不需要听别人的意见，并建议部长可以离开那间屋子了。６直到危机结束之后，军方还不依不饶："在那个决定命运的星期天早上，当俄国人已经答复说，他们正在撤出导弹时，我们的一位高级军事顾问还建议，无论如何，要在星期一发动进攻。另外一位则认为我们有点被出卖了。"７
军队将领如此咄咄逼人，使肯尼迪总统很苦恼，他深幸美国有文官领导军队的制度，并特别赞赏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８麦克纳马拉与文官领导制也许能使肯尼迪放心一时，但却无法使世人永远放心：如果美国的哪一任文官国防部长碰巧是一位同将领一样狂热的好战分子呢如果他作为一名政客恰好是军火集团的代理人呢如果情况再糟一些，哪一届总统本人就是一位轻率之徒呢如果好战的国防部长与轻率的总统在任期间恰好遭遇一场危机呢那恐怕美国军队就会趁势把世界推到血火之灾中去。
即使我们假设美国文官统帅能够永远有理性并能够永远在战略决策层面上控制军方，战术层面上的危险仍然使我们忧虑。现代的军事装备条件会使对峙的两军高度敏感，危机之中任何一方无意的技术细节失误都可能使对方误解为进攻信号并予以回击；而如果一方的军队有意于战争，他们就有无限的机会不经过国防部长与总统批准用无懈可击的手段得到它。古巴导弹危机中多亏苏联的军队太克制了，多亏赫鲁晓夫太害怕打仗了，或许还多亏苏联"党指挥枪"的制度太有效了，否则仗早就打起了。且不说海军作战部长不顾总统的严令对苏联潜艇作超出封锁区的乘胜追赶，但看一架美军Ｕ－２侦察机偏偏在危机正炽时侵入苏联领空就够使我们捏一把汗了。美军解释说这是Ｕ－２飞机在北极地区作空气取样时迷航于苏联领空了，并派出喷气式战斗机到其迷航地领航。９这航可真是迷得好。事后美国军方当然可以给出它喜欢的任何解释，但在那样的时刻军用侦察机与战斗机入侵苏联领空则无疑是再明确不过的战争信号。事实上，肯尼迪总统曾明确禁止过在危机期间作所谓的"空气取样飞行"。１０但凡苏联军队有美军一半的活跃程度，后果就不堪设想。
仔细看来，美军的好战已超出了各国军人普遍喜战言战的程度，已形成一种值得探究的"美国性"。武器好、军力强、军费多肯定是这种独特的好战品性的原因之一，这是容易理解的，用中国村话就是"谁枪好谁牛逼"。文化心理上的优越感可能也是一种重要因素，美国人以基督徒歧视"异教"、以白种歧视有色人种、以"自由世界"歧视"专制国家"是一种渊源久远的心理传统，直到今天仍未断绝。心理优越到一定程度会生出野蛮的戾气，会把他人并不当作人看，会把杀人当成正义，但看对印第安人的屠灭、对黑人的私刑就会明白。这种心理自然会影响到军队，军人会以为自己的民族果真"独特"，果真是上帝特别选定的，下意识中会把杀掉他人当成特权。在这种心理背景下，军人的恣意妄为、桀骜不驯虽可能会受到一定的法度制裁，但又会在社会舆论方面得到更大的支持，在公共形象方面得到更大的报偿。巴顿在二战后期口出狂言、声言要去歼灭作为盟军的苏军赢得了不少掌声，麦克阿瑟在韩战中屡抗军令、扩大战火被杜鲁门总统撤职，回到美国时却受到将他视若神明的热烈欢迎，"全国处在感情激荡的状态中"。１１没有比这种民众态度更能鼓励军人的胡作非为的了。美国退伍军人协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ｅｇｉｏｎ的右翼纲领与极端倾向可以看作是美国民众与军人好战情绪相联结的一种象征。我偶然读到霍华德·法斯特Ｈｏｗａｒｄ Ｆａｓｔ的一本小书，该书记述１９４９年在小城皮克斯格尔Ｐｅｅｋｓｋｉｌｌ，当地的"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组织数百名暴民血洗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Ｐａｕｌ Ｒｏｂｅｓｏｎ音乐会的经过，１２真是惊心动魄。之所以要血洗音乐会只是因为歌手是个黑人。
在鼓动战争的强烈冲动下，将领们显示出的是一种军事机器的非人化特征：他们并不介怀无数士兵与平民的死伤。肯尼迪关心士兵的生命与家庭，他亲自给在古巴上空执行侦察任务被击落身亡的飞行员安德森恰与好战的海军作战部长同姓的家人写信安慰，他愤懑的对人说起高官们"坐在家里神气十足地高谈重大的原则和问题，作出决定，同他们的妻儿宴饮，而那些英勇和年轻的人却死了。"１３他对战争的憎恶来自对生命真切的关心："最使他感到不安的，以及最使他觉得战争的前景会变得比原来还更可怕的，是想到本国和全世界儿童的死亡的幽灵--这些人年纪轻轻，他们没有起过什么作用，没有发言权，甚至连对抗都一无所知，可他们的生命却同其他每一个人一样突然死掉了。他们从来就没有作出决定、投票选举、竞选公职、领导革命和决定自己命运的机会。"１４念及最无辜、最软弱的儿童，就足以让肯尼迪在开战的问题上有所踌躇了。而在军事机器的概念中，伤亡不过是数字而已。据当时的估算，如果对古巴发动空袭与占领，美军将死伤二万五千人；１５如果战争爆发，仅苏联已布署在古巴的导弹就足以杀死八千万美国市民。１６但将领们还是要打。将领们已成功地将这些生命抽象化，将数字与血肉之躯相剥离，这就是现代按钮战争赋予将领们的特殊的残忍。生命不过是数字而已，可以在办公室里算来算去。我读到过一个为美国军方工作的科学家关于一次防务讨论会的回忆，他的回忆使我特别清晰地看到了军事决策圈将人的生命数字化的情景："一次，我们重拟一套攻击方案，采用了稍微不同的设定，结果发现立刻死亡的人数由原来的三千六百万降到了三千万。每个人都坐在那里点头称是，说：'太好了，真是了不起，才死三千万人'。突然，我意识到了我们在说什么。我脱口而出：'等等，我刚才一下子明白过来我们谈的是什么--才死三千万人才死三千万人'沉默立刻笼罩了房间，没有人应答一个字。他们甚至连看都不看我一眼。那气氛真是可怕。我觉得自己像个女人。"１７在军事机器的运行规范中，是不允许讨论数字后面血的真实的。否则你就会被视为女人不是男子汉，而且你还将被开除。我想很可能在军方将领的眼中，肯尼迪总统就是一个女人。
或许更深一步看，美国军事机器的恶性膨胀只不过是人类现代劫数的一种显现。安东尼·吉登斯曾深刻地揭示过现代性与军事暴力互为因果的关系，１８他的论述乍一看来难以置信细细想来却又入情入理，大可一读。工业与技术骤然赋予人类匪夷所思的军事力量，这些力量跃跃欲动，按其自身的欲望要求充分的自我表达，而人类在仓猝之间尚未积累起足够的文明力量来驯化、掌控它。不幸又是美国成为世界军事的执牛耳者，而美国乃是一个过份年轻的民族，它还没有来得及与人类千百年来伟大的文化与智慧充分地沟通，没有来得及克服自己内心勃勃的野性，它手握着决定人类生死的凶器东指西戳实为亘古以来未见之险象。本来应该有伟大的精神领袖与先知来教化它、引领它，但不巧美国又是一个有反智主义ａｎｔｉ－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ｉｓｍ传统的国家，从来不太信知识分子的邪，正如米尔斯Ｃ．Ｗｒｉｇｈｔ Ｍｉｌｌｓ所描述的那样，它已经成功地使精神文化机关变成了当局甚至就是军事当局的"科学机器"与"思想库"１９。如今美国化又成为全球发展的目标，这使得形势更加严峻；如果人类不能迅速找到自制之机，恐怕佛家以万物为刍狗、视劫数为当然的可怕的世界观就要坐实了。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一种发自生命本能的不安。
顺便回应一种浅见识。中国知识界一直有人以美国国内的民主自由为其国际上的霸权扩张辩护，或认为一个"自由国家"在国际上所干的一切必定都是正当的，或认为其国内的民主自由至少可以减轻它对外霸权的罪衍。我想一个稍有常识感而没有被美国的"民主人道"八股弄坏了脑子的人都会看清美国在正义旗帜下的国际霸权，而霸权者没有不高举正义旗帜的，他还往往比受害者举得更高；在这里，只要能做到"听其言、观其行"就够了。美国选中的军事打击对象自然都有恶行，但它的过当打击则是一种更大的恶行，它借打击以逞其利欲的算盘更是一种可诛的居心。至于对内民主是否能抵销其对外霸权，你哪怕是问一位头脑正常的美国人都会得到正确的答案。而且，就力量互动的规律来看，内部自由与外部霸权的奇特结合只能是暂时的，在长时段中对外军事霸权必然导致内部的军国主义与法西斯化。吉登斯所揭示的现代政府与企业对军事组织的必然仿效还只是军国主义的远因，而对外军事扩张还会造成许多军国主义化的直捷之因。经常的对外用兵会使国内的紧急状态经常化，不松懈的军事紧张会使国内的统治神经时时绷紧；战争养肥了的军工集团作为超级财阀会收买传媒和大学制造舆论一律，发展军事科技带来的无微不至的监控手段掌握在政府手中会自然变成监控人民的工具；而对外用兵招怨带回国内的花样翻新的恐怖主义会摧毁公众的心理安全防线，使国家的警察化成为顺理成章的步骤。美国能自外于这种规律吗任何国家能自外于这种规律吗世界是一个变化的世界，上帝不会把任何一个民族锁到民主自由的保险箱里。相比之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麦卡锡主义恐怕只算是民主国家法西斯化的牛刀小试呢。
四
《十三天》中有两个情节特别使我觉得可贵。其一是罗伯特·肯尼迪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轰炸古巴的计划，他说："我象别人一样不能接受这样一种主意，即美国将大规模轰炸古巴，在一次突然袭击中杀害成千上万的平民。我们的种种可供选择的办法也许并不十分理想，但是，我简直无法理解，我们怎能为我们的国家而接受那种行动方针呢。"２０"我说如果我们想在国内外保持美国的道义立场的话，我们就不能这样做。"２１肯尼迪总统最后接受了其弟的金玉良言。他在苏联核导弹的瞄准下居然还能够保持的这样的道德感。如今这种声音已成空谷足音。美国早已开了轰炸小国平民的杀戒，这个曾经想借助道义地位谋求世界领导权的大国如今只想做一个恃暴取胜的草头王了。
其二是肯尼迪恰好在危机前读过巴巴拉·坎奇曼所著的《八月的炮火》，这本叙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史书使他对谁都不情愿但谁都又添了一把火才糊里糊涂爆发的战争怀着高度的警惕。那书中有这样的故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前德国首相冯·比洛亲王对他的继任者说，'这种事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回答是，'啊，要是我们能知道就好了。'"２２肯尼迪从史书中获得启迪，这对他妥善处理危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反复向决策者们谈起这本书。在危机中他曾希望马上把这本书发给每一个舰艇的每一个海军军官，但他马上又想到"他们也许不会去看它。"２３
使我感慨的是肯尼迪还是个读书的人。那时候世界的领袖们大都还读书。读书才能有文化，有文化才能正确地引导世界，这应该是小儿皆知的道理。而今天，世界似乎落到了不文之徒的手中。１９９８年的某期《新政治家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ｔａｔｅｓｍａｎ》杂志卷期失记刊登过一篇文章嗟叹当代文明欧洲的领袖们为什么都是不读书、没文化的人，虽然他们都是大学毕业。那文章重点挖苦了布莱尔。由此我想起狂热反共、极力推行"星球大战"计划的前美国总统里根也不读书，他主要是看电影。半年前我还有幸读过吉米尔·肯尼Ｊａｍｉｅ Ｋｅｎｎｙ的一篇文章，写的是美国现任总统小布什，倒是把小布什的不读书狠狠夸奖了一番："布什的前助手说他尽可能不去读任何东西。他也声称自己在读书，却又说不出书里写的什么。一些观察者现在确信布什正苦于迭斯烈西ｄｙｓｌｅｘｉａ症，这是一种阅读无能症。患此症者不能将文义与表达它们的词句对应起来，这意味着他们不能不经常将意思转嫁到形或音相近的词汇上。……不过，所有这一切都不会妨碍他干总统这个差使。阅读无能症患者通常有高于常人的智商，科学家说他们有较好的对人的理解力。因为他们读不了书，他们就转而读人：而这对于一个有权力的岗位来说真是一种好资质。"２４不知小布什总统最近"读人"有何心得。
在这"读书人一声长叹"的娑婆之世，唯愿执掌人类生死之柄的领袖们在读人之余也读读书，像肯尼迪总统那样。
原刊于《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五期
《十三天》中有两个情节特别使我觉得可贵。其一是罗伯特·肯尼迪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轰炸古巴的计划，他说："我象别人一样不能接受这样一种主意，即美国将大规模轰炸古巴，在一次突然袭击中杀害成千上万的平民。我们的种种可供选择的办法也许并不十分理想，但是，我简直无法理解，我们怎能为我们的国家而接受那种行动方针呢。"２０"我说如果我们想在国内外保持美国的道义立场的话，我们就不能这样做。"２１肯尼迪总统最后接受了其弟的金玉良言。他在苏联核导弹的瞄准下居然还能够保持的这样的道德感。如今这种声音已成空谷足音。美国早已开了轰炸小国平民的杀戒，这个曾经想借助道义地位谋求世界领导权的大国如今只想做一个恃暴取胜的草头王了。
其二是肯尼迪恰好在危机前读过巴巴拉·坎奇曼所著的《八月的炮火》，这本叙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史书使他对谁都不情愿但谁都又添了一把火才糊里糊涂爆发的战争怀着高度的警惕。那书中有这样的故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前德国首相冯·比洛亲王对他的继任者说，'这种事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回答是，'啊，要是我们能知道就好了。'"２２肯尼迪从史书中获得启迪，这对他妥善处理危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反复向决策者们谈起这本书。在危机中他曾希望马上把这本书发给每一个舰艇的每一个海军军官，但他马上又想到"他们也许不会去看它。"２３
使我感慨的是肯尼迪还是个读书的人。那时候世界的领袖们大都还读书。读书才能有文化，有文化才能正确地引导世界，这应该是小儿皆知的道理。而今天，世界似乎落到了不文之徒的手中。１９９８年的某期《新政治家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ｔａｔｅｓｍａｎ》杂志卷期失记刊登过一篇文章嗟叹当代文明欧洲的领袖们为什么都是不读书、没文化的人，虽然他们都是大学毕业。那文章重点挖苦了布莱尔。由此我想起狂热反共、极力推行"星球大战"计划的前美国总统里根也不读书，他主要是看电影。半年前我还有幸读过吉米尔·肯尼Ｊａｍｉｅ Ｋｅｎｎｙ的一篇文章，写的是美国现任总统小布什，倒是把小布什的不读书狠狠夸奖了一番："布什的前助手说他尽可能不去读任何东西。他也声称自己在读书，却又说不出书里写的什么。一些观察者现在确信布什正苦于迭斯烈西ｄｙｓｌｅｘｉａ症，这是一种阅读无能症。患此症者不能将文义与表达它们的词句对应起来，这意味着他们不能不经常将意思转嫁到形或音相近的词汇上。……不过，所有这一切都不会妨碍他干总统这个差使。阅读无能症患者通常有高于常人的智商，科学家说他们有较好的对人的理解力。因为他们读不了书，他们就转而读人：而这对于一个有权力的岗位来说真是一种好资质。"２４不知小布什总统最近"读人"有何心得。
在这"读书人一声长叹"的娑婆之世，唯愿执掌人类生死之柄的领袖们在读人之余也读读书，像肯尼迪总统那样。
原刊于《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五期
多读书
读好书
好读书
书好读！！！！！！！！！我读读读........
读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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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的文章！！！历史总是在不断的重演！！！
可是這次美國打伊拉克卻是將領或將領出身的人主和, 沒有真正上過戰場的文官們主戰....
歷史重演有時還是以不一樣的形勢....
歷史重演有時還是以不一樣的形勢....
好文，大家如果对古巴导弹危机有兴趣可以看看凯文—克斯特纳演的惊爆74小时，当然该片是从美国人的角度出发看问题的，不过还是能了解到一些当年古巴导弹危机的细节！
好长,终于看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