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记者讲述在伊拉克当82天人质经历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超级军网时间：2024/05/02 05:58:34

本报讯 (吉尔·卡罗尔文陶蹊编译) 2006年1月7日，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一大早，我走出我在巴格达的住所，准备去采访。两天前，我确定了今天的主要采访对象——伊拉克最大的逊尼派政党团体“伊拉克共识阵线”的负责人阿德南·杜莱米。具体的采访时间也已经与杜莱米的助手敲定，就在上午10点整。　　尽管我觉得这一次的采访任务相对轻松，但是，要长期在动荡不安的伊拉克坚持完成
<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align="left" border="0"><tbody><tr><td><div id="PublicRelation5" name="PublicRelation"></div></td></tr></tbody></table>报道任务，对于一名外国记者来说却很艰难，尤其是像我这样的自由撰稿人。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在伊拉克为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工作，因为这实现了我成为驻外记者的梦想，我不必坐在美国某个城市某座写字楼的某个小格子里，写《美国人日常饮食结构》之类的小文章。　　走出家门，我看到阿兰·恩维耶在等我。阿兰是一名30多岁的伊拉克人，家中有一个妻子和两个孩子。我以前为意大利安莎通讯社、美国《今日美国报》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等媒体工作时，阿兰就担任我的阿拉伯语翻译，到如今，我们已经合作两年了。在伊拉克这样一个危险而又陌生的工作环境中，阿兰对我的工作帮助甚大。在工作之外，我们也成了朋友，我甚至觉得我们之间有着兄妹一样的亲情。在外出采访途中，每当堵车时，阿兰就会给我讲一些发生在巴格达的趣事，或者讲一讲他的家人，尤其是他的两个孩子，帮我打发无聊的时间。我则经常戏弄阿兰，总是“威胁”说，如果抓住他多看了某个漂亮女孩两眼，回去后就会向他妻子告状。　　突然，指挥倒车的人掏出手枪，向我们冲过来　　我和阿兰上了阿德南·阿巴斯驾驶的一辆棕色丰田轿车，直奔杜莱米的办公室。阿德南是《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巴格达雇的一名老司机，对巴格达的道路非常熟悉，曾经多次和我们一起“冒险”。很显然，这次采访不用冒险，因为杜莱米的办公室位于巴格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区。　　上午9时40分，我和阿兰顺利到达杜莱米的办公室，比约定的时间提前了20分钟。然而，杜莱米的助手带给我们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杜莱米在10点钟要出席一个新闻发布会，所以不能按照约定接受我们的采访。助手建议我们两个小时后再来。带着失望和无奈，我和阿兰回到了阿德南的车上。阿兰提醒我说，应该打电话确认下一个采访是否能顺利进行，于是我把手机递给了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阿兰，让他打电话确认。　　阿德南发动了车子。就在这时，停在我们前方不远处的一辆蓝色的大卡车开始倒车，几乎把路全堵死了。卡车旁还站着几个人，看样子是在指挥倒车。阿德南急忙让车子减速，缓缓向前开。突然，指挥卡车倒车的那些人掏出手枪，向我们冲过来。阿德南立即停车，他和阿兰都举起了双手，但是并不怎么慌张，我也是如此。因为在巴格达，如果遇到交通不畅，经常会有一些人拿枪来开路，这样的情景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可能是刚才我们没有刹车惹怒了对方。　　我们乖乖地举起手，但对方并没有放下枪。他们很快冲到了我们的车前，其中一个身材臃肿、头发灰白的人靠近汽车的挡风玻璃，把枪对准了阿德南。这时，我感到，事情并非我想像得那样简单，我开始感到了一丝恐惧。　　阿德南和阿兰战战兢兢地下了车。一名武装人员一言不发地把阿兰摁倒在地，然后冲他的头部开了枪。　　天啊！他们竟然杀死了阿兰！我尖叫着想冲出车外，一名武装人员猛地把我推回到座位上。他的力量很大，以至于我眼镜的一个镜片从镜框里飞了出去，我的脚踝也猛地撞在车门上，疼痛不已。　　阿德南趁乱跑掉了，那个身材臃肿的武装人员坐在丰田轿车的驾驶座上，其他人都挤到后座上，像三明治似的把我夹在中间。汽车开动了，他们开始欢呼：“圣战！圣战！圣战！真主伟大！”这时我意识到，我现在成了以前在我的新闻报道中经常出现的主角——被伊拉克武装人员绑架的外国人质。我的身体开始瑟瑟发抖。　　“我们希望把伊拉克女囚从监狱中解救出来”　　丰田轿车驶到了巴格达西部的郊区，在一座不大的房子旁边停了下来。房子是用廉价的焦渣石块建成的，房子周围是高而密的庄稼。一个面无表情的伊拉克妇女把我带进浴室，让我换上了一套新衣服。随后，那些武装人员对我换下来的衣服进行搜查。他们在我衣服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张百元面值的美钞，一名武装人员挥舞着这张美钞对我说：“等你能回美国了，这张钞票就还给你。”　　我有些疑惑：为什么还要把钱还给我？绝大多数伊拉克武装人员绑架外国人质的目的不都是索要赎金吗？他说要放我回去？这顿时给了我很大希望。　　换完衣服后，我被转移到另一个地点。那是一座两层的大房子，但里面的房间很小。客厅的陈设是典型的伊拉克风格——两张沙发，一把椅子上放着镶着金边的黑色天鹅绒垫子，角落里放着电视机和配套的卫星信号接收器。　　房子的主人叫阿布·拉沙，身材高大，看起来是这伙武装人员的头目之一。阿布·拉沙和其他武装人员把我带到楼上的一间卧室，然后通过一名翻译开始对我进行审问。我据实回答了姓名、工作单位以及宗教信仰等问题。令我惊讶的是，他们还问了我携带的笔记本电脑值多少钱、其中是否装有能自动向政府或军方发送定位信号的设备，以及我的家人中是否有人饮酒等问题。　　然后，那名翻译对我说：“你是我们的姐妹，咱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仇怨，问题出在你们的政府身上。我们希望把伊拉克女囚犯从阿布格莱布监狱中解救出来。我们需要你留在这里一段时间，希望能够以此要求你们的政府释放那些女囚犯。”　　我知道他说的事。美国领导下的驻伊联军共关押了大约14000名被怀疑参与了反美袭击活动的伊拉克人，其中包括10名妇女。由于阿布格莱布监狱爆出了美军看守虐囚的丑闻，一些伊拉克武装组织便开始绑架外国人质，希望以此迫使美军释放这些伊拉克女囚犯，从而避免她们被美军侮辱。　　“你就呆在这个房间里，但不要靠近窗户。”那名翻译接着说，“这座房子有一个地下室，里面又冷又黑。我的一些朋友建议把你关在那里，但我说‘不，她是一名妇女’。因此，你不要靠近窗户，否则我们就把你送到地下室去。”我很奇怪这名翻译的语气，好像是他在决定我的命运，而不是他们的头目阿布·拉沙。　　我感到巨大恐惧，他们可能会杀了我！　　到吃晚餐的时间了。阿布·拉沙拿给我一盘熟鸡肉和米饭。我有些吃惊——这样的食物在当下物资匮乏的伊拉克，已经能够用来款待宾客了，可我只是被他们绑架的一名人质。　　看着我吃完后，阿布·拉沙邀请我到楼下和他的家人一起看电视，并把遥控器递给我，让我自己挑选节目。我感觉到了阿布·拉沙表现出来的善意，但又隐约觉得，这些“善意的举动”(包括给我提供不错的晚餐，让我挑选电视节目等)，也可能是对我的“测试”，我稍有不慎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和“圣战者”在一起应该看什么节目？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恐怕不宜看新闻，也不宜看政治类的节目，更不能看那些会出现衣着暴露画面的节目。最后，我选择了1频道，里面正在播出美国著名主持人奥普拉·温弗里的脱口秀节目。奥普拉·温弗里的这期节目是关于“人们如何摆脱困境”的。在这个时候看到这个节目，对我来说也许是个好兆头。更重要的是，我偷偷观察了阿布·拉沙和他的家人，他们似乎并不讨厌看这个美国人也爱看的节目。　　第二天，我一直乖乖呆在那间卧室里。房子周围响着枪声，枪声几乎持续了一整天，其中一些声音很大，似乎离房子并不远。但我不敢靠近窗户一探究竟，因为我记得那名翻译前一天对我的警告。况且，枪声在伊拉克并不是什么“稀罕物”。　　天快黑时，阿布·拉沙走进了我所在的卧室，他看起来疲惫不堪。“我非常非常累，”阿布·拉沙说，“我同那些士兵打了一整天。”他大笑起来，嘴里发出“格格格格”的声音，像是在模拟某种武器开火时的响声。随后，他坐在床上，低着头，开始叹气。突然，他抬起头盯着我说：“那些士兵就在附近，他们离这里非常近。这是为什么，吉尔？为什么他们会来这里？”　　听到阿布·拉沙的质问，我顿时感到了巨大的恐惧。噢！上帝！他们一定认为是我通过某种方式“告诉”了美军我被关押的具体位置。他们会因此杀了我！本报讯 (吉尔·卡罗尔文陶蹊编译) 2006年1月7日，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一大早，我走出我在巴格达的住所，准备去采访。两天前，我确定了今天的主要采访对象——伊拉克最大的逊尼派政党团体“伊拉克共识阵线”的负责人阿德南·杜莱米。具体的采访时间也已经与杜莱米的助手敲定，就在上午10点整。　　尽管我觉得这一次的采访任务相对轻松，但是，要长期在动荡不安的伊拉克坚持完成
<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align="left" border="0"><tbody><tr><td><div id="PublicRelation5" name="PublicRelation"></div></td></tr></tbody></table>报道任务，对于一名外国记者来说却很艰难，尤其是像我这样的自由撰稿人。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在伊拉克为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工作，因为这实现了我成为驻外记者的梦想，我不必坐在美国某个城市某座写字楼的某个小格子里，写《美国人日常饮食结构》之类的小文章。　　走出家门，我看到阿兰·恩维耶在等我。阿兰是一名30多岁的伊拉克人，家中有一个妻子和两个孩子。我以前为意大利安莎通讯社、美国《今日美国报》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等媒体工作时，阿兰就担任我的阿拉伯语翻译，到如今，我们已经合作两年了。在伊拉克这样一个危险而又陌生的工作环境中，阿兰对我的工作帮助甚大。在工作之外，我们也成了朋友，我甚至觉得我们之间有着兄妹一样的亲情。在外出采访途中，每当堵车时，阿兰就会给我讲一些发生在巴格达的趣事，或者讲一讲他的家人，尤其是他的两个孩子，帮我打发无聊的时间。我则经常戏弄阿兰，总是“威胁”说，如果抓住他多看了某个漂亮女孩两眼，回去后就会向他妻子告状。　　突然，指挥倒车的人掏出手枪，向我们冲过来　　我和阿兰上了阿德南·阿巴斯驾驶的一辆棕色丰田轿车，直奔杜莱米的办公室。阿德南是《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巴格达雇的一名老司机，对巴格达的道路非常熟悉，曾经多次和我们一起“冒险”。很显然，这次采访不用冒险，因为杜莱米的办公室位于巴格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区。　　上午9时40分，我和阿兰顺利到达杜莱米的办公室，比约定的时间提前了20分钟。然而，杜莱米的助手带给我们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杜莱米在10点钟要出席一个新闻发布会，所以不能按照约定接受我们的采访。助手建议我们两个小时后再来。带着失望和无奈，我和阿兰回到了阿德南的车上。阿兰提醒我说，应该打电话确认下一个采访是否能顺利进行，于是我把手机递给了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阿兰，让他打电话确认。　　阿德南发动了车子。就在这时，停在我们前方不远处的一辆蓝色的大卡车开始倒车，几乎把路全堵死了。卡车旁还站着几个人，看样子是在指挥倒车。阿德南急忙让车子减速，缓缓向前开。突然，指挥卡车倒车的那些人掏出手枪，向我们冲过来。阿德南立即停车，他和阿兰都举起了双手，但是并不怎么慌张，我也是如此。因为在巴格达，如果遇到交通不畅，经常会有一些人拿枪来开路，这样的情景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可能是刚才我们没有刹车惹怒了对方。　　我们乖乖地举起手，但对方并没有放下枪。他们很快冲到了我们的车前，其中一个身材臃肿、头发灰白的人靠近汽车的挡风玻璃，把枪对准了阿德南。这时，我感到，事情并非我想像得那样简单，我开始感到了一丝恐惧。　　阿德南和阿兰战战兢兢地下了车。一名武装人员一言不发地把阿兰摁倒在地，然后冲他的头部开了枪。　　天啊！他们竟然杀死了阿兰！我尖叫着想冲出车外，一名武装人员猛地把我推回到座位上。他的力量很大，以至于我眼镜的一个镜片从镜框里飞了出去，我的脚踝也猛地撞在车门上，疼痛不已。　　阿德南趁乱跑掉了，那个身材臃肿的武装人员坐在丰田轿车的驾驶座上，其他人都挤到后座上，像三明治似的把我夹在中间。汽车开动了，他们开始欢呼：“圣战！圣战！圣战！真主伟大！”这时我意识到，我现在成了以前在我的新闻报道中经常出现的主角——被伊拉克武装人员绑架的外国人质。我的身体开始瑟瑟发抖。　　“我们希望把伊拉克女囚从监狱中解救出来”　　丰田轿车驶到了巴格达西部的郊区，在一座不大的房子旁边停了下来。房子是用廉价的焦渣石块建成的，房子周围是高而密的庄稼。一个面无表情的伊拉克妇女把我带进浴室，让我换上了一套新衣服。随后，那些武装人员对我换下来的衣服进行搜查。他们在我衣服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张百元面值的美钞，一名武装人员挥舞着这张美钞对我说：“等你能回美国了，这张钞票就还给你。”　　我有些疑惑：为什么还要把钱还给我？绝大多数伊拉克武装人员绑架外国人质的目的不都是索要赎金吗？他说要放我回去？这顿时给了我很大希望。　　换完衣服后，我被转移到另一个地点。那是一座两层的大房子，但里面的房间很小。客厅的陈设是典型的伊拉克风格——两张沙发，一把椅子上放着镶着金边的黑色天鹅绒垫子，角落里放着电视机和配套的卫星信号接收器。　　房子的主人叫阿布·拉沙，身材高大，看起来是这伙武装人员的头目之一。阿布·拉沙和其他武装人员把我带到楼上的一间卧室，然后通过一名翻译开始对我进行审问。我据实回答了姓名、工作单位以及宗教信仰等问题。令我惊讶的是，他们还问了我携带的笔记本电脑值多少钱、其中是否装有能自动向政府或军方发送定位信号的设备，以及我的家人中是否有人饮酒等问题。　　然后，那名翻译对我说：“你是我们的姐妹，咱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仇怨，问题出在你们的政府身上。我们希望把伊拉克女囚犯从阿布格莱布监狱中解救出来。我们需要你留在这里一段时间，希望能够以此要求你们的政府释放那些女囚犯。”　　我知道他说的事。美国领导下的驻伊联军共关押了大约14000名被怀疑参与了反美袭击活动的伊拉克人，其中包括10名妇女。由于阿布格莱布监狱爆出了美军看守虐囚的丑闻，一些伊拉克武装组织便开始绑架外国人质，希望以此迫使美军释放这些伊拉克女囚犯，从而避免她们被美军侮辱。　　“你就呆在这个房间里，但不要靠近窗户。”那名翻译接着说，“这座房子有一个地下室，里面又冷又黑。我的一些朋友建议把你关在那里，但我说‘不，她是一名妇女’。因此，你不要靠近窗户，否则我们就把你送到地下室去。”我很奇怪这名翻译的语气，好像是他在决定我的命运，而不是他们的头目阿布·拉沙。　　我感到巨大恐惧，他们可能会杀了我！　　到吃晚餐的时间了。阿布·拉沙拿给我一盘熟鸡肉和米饭。我有些吃惊——这样的食物在当下物资匮乏的伊拉克，已经能够用来款待宾客了，可我只是被他们绑架的一名人质。　　看着我吃完后，阿布·拉沙邀请我到楼下和他的家人一起看电视，并把遥控器递给我，让我自己挑选节目。我感觉到了阿布·拉沙表现出来的善意，但又隐约觉得，这些“善意的举动”(包括给我提供不错的晚餐，让我挑选电视节目等)，也可能是对我的“测试”，我稍有不慎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和“圣战者”在一起应该看什么节目？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恐怕不宜看新闻，也不宜看政治类的节目，更不能看那些会出现衣着暴露画面的节目。最后，我选择了1频道，里面正在播出美国著名主持人奥普拉·温弗里的脱口秀节目。奥普拉·温弗里的这期节目是关于“人们如何摆脱困境”的。在这个时候看到这个节目，对我来说也许是个好兆头。更重要的是，我偷偷观察了阿布·拉沙和他的家人，他们似乎并不讨厌看这个美国人也爱看的节目。　　第二天，我一直乖乖呆在那间卧室里。房子周围响着枪声，枪声几乎持续了一整天，其中一些声音很大，似乎离房子并不远。但我不敢靠近窗户一探究竟，因为我记得那名翻译前一天对我的警告。况且，枪声在伊拉克并不是什么“稀罕物”。　　天快黑时，阿布·拉沙走进了我所在的卧室，他看起来疲惫不堪。“我非常非常累，”阿布·拉沙说，“我同那些士兵打了一整天。”他大笑起来，嘴里发出“格格格格”的声音，像是在模拟某种武器开火时的响声。随后，他坐在床上，低着头，开始叹气。突然，他抬起头盯着我说：“那些士兵就在附近，他们离这里非常近。这是为什么，吉尔？为什么他们会来这里？”　　听到阿布·拉沙的质问，我顿时感到了巨大的恐惧。噢！上帝！他们一定认为是我通过某种方式“告诉”了美军我被关押的具体位置。他们会因此杀了我！

好像没讲完

本报讯 (吉尔·卡罗尔文陶蹊编译)

　　这个人是扎卡维的“老板”，我还有活路吗？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我所期望的海军陆战队的救兵并没有到来，绑架者却不断更换关押我的地点。他们都是反美武装中的“老手”，知道如何隐蔽自己，而不被美军或者伊拉克安全部队发现。譬如：他们在每一处隐藏地停留的时间都不会超过 5天；在进行转移时，总是有妇女和儿童陪同，伪装成一家人的样子，从而顺利地通过美军的检查站；他们对什叶派“同胞” 怀有深深的敌意，但车上总是播放什叶派的音乐作为掩饰……尽管他们都是坚定的反美武装成员，但仍稍感宽慰：他们是伊拉克人，而不像“伊拉克圣战基地组织”的领导人扎卡维那样是外国武装人员——伊拉克反美武装往往只袭击美军和伊拉克军警，而扎卡维之流则滥杀无辜，尤其“擅长”绑架、杀害外国人质。

　　但是，我心中残存的这一点儿宽慰很快破灭了。

　　一天早晨，一名武装人员打开录音机，里面传出了用阿拉伯语进行演说的声音，那声音明显带着愤怒。本来躺在客厅地板上睡觉的几名武装人员都爬起来，开始全神贯注地听。我阿拉伯语的水平有限，只能听懂几个单词，像“美国”、“以色列”、“占领”等。

　　“你知道这是谁吗？”旁边的一名武装人员问我，“这是扎卡维。你觉得他怎么样？”

　　听到“扎卡维”这3个字，我顿时说不出话来，恐惧立即笼罩了我的全身——他们原来是扎卡维的人，而我是一个被扎卡维深深仇视的美国人！我是不可能活着离开了！

　　这时，绑架者的头目——“黑眼睛”(我知道他叫阿布·努尔，当然这肯定也是个假名)出现了，我马上埋下头，不敢看他。他走到我的卧室门口，坐下来，开始谈扎卡维。他把这个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头子称为他的“好朋友”，但他同时强调，扎卡维已经不再是伊拉克反美武装的领导人了。这一点着实令我惊讶。

　　阿布·努尔说，伊拉克的反美武装新近成立了一个名叫“伊拉克圣战者协商委员会”的机构，统一领导各武装，扎卡维只是这个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一个名叫阿卜杜勒·拉希德的伊拉克人是这个委员会的领导人，也就是伊拉克反美武装的最高领导人。

　　“你不知道谁是阿卜杜勒·拉希德吧？”阿布·努尔那双漆黑的眼睛盯着我，“我就是阿卜杜勒·拉希德！”

　　我彻底崩溃了，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扎卡维曾经亲手砍下外国人质的头，而我眼前的这个人不仅是扎卡维的朋友，而且还是他的“老板”！天！这对我意味着什么？

　　我忽然发现了逃跑的机会

　　从那以后，我陷入绝望之中，逃跑的欲望愈发强烈。其实，从被绑架的第一天起，我就从未放弃逃跑的念头。不过，他们对我的看管实在太严密，每时每刻都有人盯着我。即使晚上我能独自在一间卧室里睡觉，但卧室门口几步远的地方就有荷枪实弹的看守者在通宵执勤。要在不被他们发觉的情况下逃出去，几乎是不可能的。况且，即使我能侥幸逃出去，也肯定会很快被占据地利、人和优势的这些武装人员抓回来。

　　在知道了他们与扎卡维的关系几天后，我又被转移了一次。在新的监禁地，我忽然发现了逃跑的机会。

　　在这座房子的浴室里，距离地面不到两米处有一扇小窗户。踮起脚，我能看到窗外是一大片草地，草地的尽头是一排高高的棕榈树。我费了好大劲儿才辨认出，这扇小窗朝东。我曾经无意中听到这些武装人员说，阿布格莱布监狱就在这座房子的东面。如果能从这里逃出去，然后一直向东跑，就能到达阿布格莱布监狱，而那里驻扎有大量的海军陆战队士兵，我就得救了！我为这个发现惊喜不已，开始在内心深处策划着逃跑，借洗澡的机会，仔细观察窗户外的地形。

　　但是，我完全忘记了，绑架者都是精通此道的“老手”。几天之后的一个早上，一名负责看管我的武装人员走到我跟前说：“昨天有人告诉我，你在洗澡的时候往窗外看，这很不好。我要告诉你，这座房子有一个地下室，里面很黑，很冷，并且只有一扇很小的门。这座地下室现在还空着。”他的意思已经很明白了，我一下子打消了逃跑的念头。

　　随后，他们在浴室和我所呆的卧室的窗户上都钉上油布，这样我不仅看不到窗外，就连阳光也见不到了。我呆在漆黑的卧室里，一动也不敢动。我开始啜泣起来。此时，我无比想念我的父亲，我的母亲，还有我的妹妹凯蒂。我感觉到他们也一定在为我哭泣。如果我有幸回到美国，我发誓，再也不会离开那里一步。

　　头发花白的逊尼派领导人为我动情地呼吁

　　几天之后，他们再次更换了关押我的地点。这次乘车的时间出奇地长，我感到非常疲惫，再加上车里人多，又比较闷热，我开始呕吐。

　　“你病了吗？需要医生吗？我们可以给你找一个医生来。”绑架者的二号头目阿布·拉沙问我。他的语气仍然充满了关切，但我没有理他——他们确实对我的健康表现出了极大的关切，但他们剥夺了我的自由，并且毫无怜悯之心地杀死了阿兰！

　　车子在一座很新的房子前停了下来。这座房子是阿布·努尔建造的，是伊拉克反美武装人员的“俱乐部”——他们在这里开会、制造炸弹以及策划各种袭击活动。

　　在这里，我被允许和他们一起看电视。有一天，我惊讶地发现，逊尼派领导人杜莱米——我被绑架前希望采访的对象 ——正在电视上呼吁绑架者释放我。“你们绑架她，就是在侮辱我，也是在侮辱我为伊拉克人所做的一切……请放了她吧…… ”他那动情的呼吁声遭到了绑架者们的嘲笑：“看呀，吉尔。哈哈！这是你的‘朋友’杜莱米。‘噢，请放了她吧’，哈哈哈哈！”

　　在刚刚被绑架的几天里，我一直怀疑这位逊尼派领导人和这个绑架案有关——毕竟绑架者是在他的办公室门口对我实施绑架的，他们肯定事先就知道我前去采访的准确时间。不过，现在从电视上看到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动情呼吁的样子，我相信他是不知情的，他第一次让我真切地感觉到，外面一定有很多人在为我的自由而努力。我的心中多了一丝希望。

　　我哀求绑架者：

　　“请用枪杀死我吧！”

　　一天下午，阿布·努尔告诉我，阿布格莱布监狱中的5名伊拉克女囚被释放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心中的希望骤然增加——他们绑架我的目的就是逼迫美军释放关押在阿布格莱布监狱里的伊拉克女囚，现在他们的部分目的已经达到了，是不是我被释放的可能性也大了一些呢？

　　然而，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这个消息似乎激发了阿布·努尔的斗志。他情绪激昂地说：“现在，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已经实现了，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实施第二步的计划。”周围的武装人员顿时发出一片“真主伟大”的欢呼声。

　　阿布·努尔转过头，用那双漆黑的眼睛盯着我说：“上次播出的录像中显示你的情况不错，所以你们的政府才行动缓慢。你知道英国人玛格丽特·哈桑吗？我们给她录像的时候，她的情况很糟糕，所以英国政府很快就答应了我们的要求。我们需要再给你录一次像，这样美国政府的反应会快一些。”

　　天！玛格丽特·哈桑竟然也是他们绑架的！我清楚地记得，2004年10月，我刚到伊拉克不久，就听说在伊拉克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北爱尔兰人玛格丽特·哈桑遭绑架。20多天后，人们在巴格达郊外发现了她的尸体。

　　阿布·努尔带着其他人走了，只留下两名看守——阿布·哈桑和阿布·卡拉尔。这时，我瘫倒在地上，我已经完全被吓坏了。他们要再次给我录像，并且要在录像里显示我的情况很糟，这意味什么？难道他们会在录像的时候伤害我，甚至杀了我？

　　当我看到阿布·哈桑身边放着一把9毫米口径的手枪时，我一下变得歇斯底里起来。我爬到他的脚边，抓住他的裤腿乞求道：“你是我的兄弟，你是我真正的兄弟！答应我，到时候用枪杀了我，我不想被刀子杀死，请用枪杀死我！”我又哭着爬向旁边的阿布·卡拉尔：“卡拉尔，你会讲英语。你必须告诉我的家人，我爱他们，我感到非常非常的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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