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俄罗斯为何一定要出兵车臣？

<p>　　1992年1月以后，被盖达尔的“休克疗法”弄得晕头转向俄罗斯，已经有些自顾不暇了。叶利钦起用盖达尔这样的书斋经济学家，生搬硬套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给俄罗斯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了极大损害。盖达尔有句名言：“闭着眼睛，往下跳就是了”。一个巨大的国家靠这种闭着眼睛的人来治理，实在是一场浩劫。因此，在从叶利钦到军队领导人，都存在着一种想放弃车臣的想法。除了前面提到的送给车臣匪徒大量武器装备之外，莫斯科实际上承认了车臣的自主地位，承认了杜达耶夫的总统地位；对车臣银行的帐号被解除冻结，以便拨去退休金；车臣还得到了给自己的公民颁发护照的权利。这意味着莫斯科实际上承认了车臣独立。〔16〕<br/>　　<br/>　　车臣事实独立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联邦机构的全面撤出车臣。1992年5月25日，杜达耶夫与俄罗斯联邦代表斯特罗戈夫中将签署了《关于撤军和车臣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分配财产条约》，据此，俄罗斯联邦一切行政机构全部撤出车臣。最后的撤出工作完成于1992年6月10日。〔5〕俄罗斯除了在名义上没有认可，实际上已经完全承认了车臣独立。而车臣，也获得了真正的独立国家性质。<br/>　　<br/>　　然而，车臣人在取得事实的独立地位后的表现却令人失望。前面曾经提到过，车臣民族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政治演化原始，政治权力是按照家族和氏族关系分配的，没有形成现代政治观念；二是鄙视生产劳动，崇尚劫掠、奔袭和偷盗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并以此为荣；三是崇尚暴力，坚信血债血偿的原则。这三个突出特点，并非笔者或者俄罗斯人的污蔑，在一些以严谨治学而著称的西方学者中，尽管有不少人同情车臣人的处境，但还是客观地指出了车臣人的上述缺点。例如，美国卡耐基和平基金会俄罗斯和欧亚问题研究者们就在他们合著的一本名为《俄罗斯在崛起吗？》的书中这样描述事实上独立的“车臣共和国”的情况：<br/>　　<br/>　　“政权虽被夺取，但权力仍掌握在一帮武装民族主义激进分子和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流氓恶棍手中，杜达耶夫对这些人的支配很成问题。现代国家的体制甚至现代生活的结构分崩离析，没有复位……正规的经济多半不复存在。减轻公众痛苦的竟然是犯罪团伙和泛滥的走私营生，它们通过家庭和个人关系以及伊斯兰慈善机构进行施舍……不保护当地俄罗斯族人口，多数俄罗斯人在此期间从车臣出逃……车臣从1991年到1994年的局势按当代欧洲标准来看无疑是骇人听闻的……”〔20〕<br/>　　<br/>　　在同一本书中，研究者对车臣局势不断恶化的原因做了一个归纳，其中有两条归结于俄罗斯政治领导人的政治需要、俄罗斯军队的腐败与纪律败坏，一条归结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激进分子的渗透，还有两条则是车臣人自身的原因：<br/>　　<br/>　　　　①车臣人显然长久以来未能形成现代政治民族主义和基本国家体制和习惯；<br/>　　　　②车臣的社会和文化具有很强的历史倾向，使他们的行为具有现在普遍认为是犯罪的特征。〔20〕<br/>　　<br/>　　苏联时代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罗伊·麦德维杰夫（格鲁吉亚族人）则是这样分析和自己同为高加索人的车臣人的：“车臣分离主义的许多空想家……制造和发展了车臣人是特种人的神话，车臣人不知道国家制度为何物，不了解也不想了解现代文明成就……遵照古老的规章制度和宗教的金科玉律去生活。” 〔21〕<br/>　　<br/>　　由于这些原因，车臣虽然在1992～1994年和1996～1999年两次取得事实上的独立地位，杜达耶夫和后来的马斯哈多夫虽然先后当上了“总统”，但车臣始终并不存在一个真正的国家政权，也没有秩序，没有真正的法律。车臣的社会结构很难超越家族利益的管理，因此宣布独立后的车臣很快就陷入秩序瓦解和混乱之中，成了各种恐怖分子的藏身之地。车臣人自己也积极参与国际军火、毒品走私以及非法的金融活动。〔2〕尽管车臣只有区区1.5万平方公里土地，甚至比中国首都北京的面积（1.68万平方公里）还要小，但却是军阀割据、匪徒横行的地方。换句话说，所谓的“车臣共和国”，不过是个地理名词，实际上是一个虚假的国家，而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br/>　　<br/>　　车臣的特点是存在氏族（泰普）结构，另外，山区和平原地区居民之间存在重大差别，各氏族（泰普）和地区性派系纷纷建立了军事化的、往往发生冲突的组织。杜达耶夫要进行统治，必须借助刑事犯团伙的帮助，因此“退伍将军与某些刑事犯罪‘权威人士’结盟，致使一些刑事要犯将自己的条件强加于当局。这是所建制度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特点”。〔5〕维持车臣制度的资金通常是通过非法途径获得的，主要手段是：第一，伪造汇款单，从1991年起的几年里，犯罪分子采取这种方式从俄罗斯骗取了30000～40000亿卢布（旧币值），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在车臣骗取的。第二，造假币，具备半官方的性质，车臣境内有规模很大的假币制造厂，在俄罗斯护法机关抓获的贩卖假币的犯罪分子中，有三分之一是车臣人；其余出售假币的情况，有一半的线索可以直接追到车臣。〔5〕第三，盗窃石油产品，由于阿塞拜疆——俄罗斯石油管道通过车臣境内，车臣每年通过非法出售石油产品一项，就可获得8～9亿美元的非法收入；〔14〕考虑到车臣民族总共只有不到70万人，这个比例实在是惊人。第四，抢劫过往列车，雁过拔毛；劫持人质，勒索赎金。可以说，车臣已经沦为不折不扣的犯罪乐园。<br/>　　<br/>　　杜达耶夫统治下的车臣，对俄罗斯人和讲俄语的居民非常残酷，不但在一切公职机关遭到清洗，而且常常遭到武装分子的暴力威胁和抢劫，“最频繁地成为刑事犯罪的牺牲品”。〔16〕这导致了非车臣族人大量沦为难民，仅1992～1994年，就有14.7万人被迫外迁，其中80%是俄罗斯人。〔5〕<br/>　　<br/>　　民族无论大小，都是平等的，因此应该反对大民族欺压、奴役小民族的行为。但是，某些小民族，在特定条件下处于相对优势时，最好也不要欺压、奴役大民族。否则，将会遭到大民族毁灭性报复，从而自取灭亡。中国古代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羯族所建立的后赵政权对汉族人民压迫异常残酷，结果引起了汉族在冉魏政权时期对羯族的更加残酷的报复，导致羯族从此彻底灭亡。而车臣人在俄罗斯军队及联邦机构撤出车臣，在1992～1994年和1996～1999年两次取得事实上的独立地位后，不但没有抓住机会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反而对俄罗斯等少数民族进行迫害与奴役，并把犯罪的触角伸向俄罗斯腹地，在车臣官方的支持和庇护下在俄罗斯境内从事无法无天的犯罪活动，激发了俄罗斯人对车臣人的民族仇恨，这是导致俄罗斯两度出兵车臣的一个重要原因。<br/>　　　　<br/>　　近年来俄罗斯境内由车臣人策划的恐怖袭击频频发生，造成了惨重的人员伤亡。有人（特别是西方政客、媒体及一些亲西方人士）说，这是因为俄罗斯发动车臣战争，给车臣人造成了深重灾难而导致的报复。其实，这种观点是颠倒黑白的。早在1991年11月9日杜达耶夫在格罗兹尼举行的就职典礼上，车臣人民全国代表大会（ОКЧН）执委会就在会上呼吁“把莫斯科变成灾难地区”〔16〕。当时，距离俄罗斯首度出兵车臣还有整整三年时间。可见，对俄罗斯进行恐怖袭击并不是因俄——车战争引起，而是车臣的一项既定国策。<br/>　　<br/>　　俄罗斯再虚弱，比起车臣来也是一个庞然大物，力量根本不成正比，任何头脑正常的人都不会去主动招惹这个庞然大物。那么，车臣人为什么要在刚刚立国时就想以卵击石、主动对俄罗斯进行打击？除了历史结下的民族仇恨原因之外，还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车臣人的生活方式，二是车臣人自命的“特殊使命”和伊斯兰激进主义。首先看看车臣人的生活方式：由于特定的民族文化，车臣人本身并不具备独立生产的能力。虽然独立是他们的梦想，但一等独立，来自俄罗斯的补贴与援助就没有了（要知道，在苏联时代，维持车臣人生活的90%的钱要靠苏联中央财政拨款和补贴）。马克思曾经说过：“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一年，就是一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个小孩子都知道的。” 普遍鄙视生产劳动的车臣人在苏联时代倒是勉强可以过得去，因为苏联财力雄厚，养活这么一个小民族是绰绰有余的。独立的代价就是失去莫斯科的庇护，要想生存下去，又不想劳动，特别是鄙视从事工业技术劳动，那只有依靠对邻近民族，特别是对俄罗斯进行劫掠了；而事实上车臣从莫斯科控制下脱离的那些年头里，车臣人的主要财源确实是各种犯罪手段。其次，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因素：在19世纪北高加索人和俄罗斯的战争中，车臣领袖沙米尔就以“圣战”为旗帜，团结了10多个民族集团和语言集团与俄罗斯人对抗。自从1979年伊朗宗教革命之后，伊斯兰教越来越具有扩张性和侵略性，先后在阿富汗、苏丹等一系列国家建立了宗教恐怖统治。到了20世纪90年代，杜达耶夫为了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除了大量吸收刑事犯罪分子参加以外，还试图利用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因此，受过多年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神论教育的杜达耶夫在就职时手持《古兰经》宣誓，1994年他又建议车臣成为按照伊斯兰教教法管理的伊斯兰国家。他的这些举动，自然得到了穆斯林教士和伊斯兰教国家的支持：来自沙特阿拉伯的资金，来自阿富汗的“圣战者”，来自伊朗、土耳其的武器。而圣战者们的目标，决非只是一个小小的“车臣独立”，他们梦想建立的，是俄罗斯境内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地区脱离俄国，建立一个类似阿富汗塔利班政权那样性质的“大伊斯兰帝国”，这就注定了车臣独立后不会安于已有边界，而会积极进攻俄罗斯。<br/>　　<br/>　　早在1991年11月，车臣匪首之一巴萨耶夫就劫持了苏联民航客机而名扬天下；1992年7月，20名车臣匪徒在前往阿布哈兹参加所谓“圣战”时被民警识破，他们劫持了一辆长途客运班车，把全车乘客作为人质，顺利地进入了阿布哈兹。1993年秋天，车臣匪徒在格鲁吉亚的加格拉和利谢利泽附近对手无寸铁的难民大开杀戒，导致数千名格鲁吉亚难民和数百名俄罗斯、希腊族难民死亡。〔4〕1994年5月，三股车臣匪徒在俄罗斯斯塔罗夫波尔边疆区矿水城三次劫持公共汽车，勒索大量赎金，并导致五名人质死亡〔16〕……<br/><!--Element not supported - Type: 8 Name: #comment--></p><p>　　如果要罗列下去，仅仅在1991～1994年，俄——车战争爆发之前的几年间，车臣匪徒们对邻国发动的恐怖袭击就可以再列举出一大串。车臣一经立国，就成为伊斯兰极端分子反动“圣战”和恐怖主义袭击的巢穴之一。当然，和1996～1999年俄罗斯军队撤出车臣、车臣获得“第二次实质独立”、实施伊斯兰教“沙里亚法”期间所发生的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比起来，1991～1994年的车臣可以算作“和平天堂”了。<br/><br/>　　前面提到过，车臣政治的特点是存在氏族（泰普）结构，任何统治者都很难逾越家族的局限，即便是强人杜达耶夫也不例外。虽然杜达耶夫是车臣的“开国总统”，但其当选支持率只有10%～12%，多数车臣居民并不喜欢他。很快，杜达耶夫的一些反对派，例如“代莫赫党”，“马尔绍党”，开始活跃起来，车臣议会也开始反对杜达耶夫的统治。为了破坏议会确定的关于车臣共和国政治制度的全民投票，杜达耶夫的战斗队武力镇压了反对派的集会，并占领了站在议会一边的警察局。1993年4月17日，杜达耶夫宣布实行总统“直接治理”；5～6月，杜达耶夫发动政变，推翻了车臣议会和宪法法院。〔5〕这一点，和同年十月发生的叶利钦“炮打白宫”事件可以说是相得益彰。叶利钦教会了杜达耶夫怎样煽动民族情绪、瓦解国家，而杜达耶夫则教会了叶利钦怎么收拾不听话的议会，“克里姆林宫的叶利钦”和“大山里的叶利钦”本来应该找到更多的共同语言，却不知道为何这么水火不容。<br/>　　<br/>　　杜达耶夫的独裁统治受到当地人民（既有车臣人，也有俄罗斯、乌克兰等各族人民）的普遍反对和不满。因此，埋葬了议会之后，杜达耶夫开始培养自己的秘密警察——国家安全局（ДГБ），并赋予这个机构以迫害反对派的全权。很快，“在格罗兹尼郊区、在科尔宾斯科墓地，埋葬了大批杜达耶夫的政治反对派。”〔5〕一切反对派的出版物都被宣布为非法，电视台禁止直播，连剧院上演的节目都要审查。<br/>　　<br/>　　车臣反对派们退到了上铁列克和乌鲁斯—马尔塔诺夫区。“从1993年6月开始，一系列小规模的冲突演变成杜达耶夫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一场全面内战”。〔14〕到1993年12月，反对派组织了“车臣共和国临时委员会”，武装起来与杜达耶夫政权对抗。反对派的领导人乌·阿夫杜哈诺夫是上铁列克区行政长官，他主张车臣留在俄罗斯联邦。〔16〕有人曾说，车臣反对派“一开始”就“受到莫斯科的支持”，其实这是不对的。真实的情况是：在1994年以前，“莫斯科基本置身于这场冲突之外”〔14〕，同时“通过军事渠道及其可以依赖的老朋友与杜达耶夫保持着密切联系。莫斯科逐渐接受了杜达耶夫的合法性，认可他享有的公众支持。” 〔22〕车臣最初的反对派，无论是议会还是“临时委员会”，都没有得到俄罗斯联邦的任何支持，因为这个时候，联邦中央正在积极谋求与杜达耶夫谈判达成一项协议的可能性。<br/><br/>　　从车臣宣布独立起，俄罗斯联邦就一直在幻想与车臣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在1992～1994年间，俄罗斯向车臣派出了20多个代表团，平均几乎每个月一个，频率不可谓不高。而车臣高层内部也并非人人铁了心要独立，因此双方热火朝天地谈了起来，有几次都接近达成协议，但都因杜达耶夫出尔反尔而半途而废。要知道，为了让车臣人坐到谈判桌上，每一次都要联邦做出巨大让步：拨款、赠送武器装备、撤出联邦机构。<br/>　　<br/>　　1992年，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与杜达耶夫的代表进行了10多次会谈，列入谈判的内容无所不包：双方关系的政治宣言、俄——车关系条约草案、经贸协定等等。然而，双方这次没能达成协议。<br/>　　<br/>　　1992年11月至1993年1月，双方又在莫斯科和格罗兹尼进行了一系列会晤。双方共同起草了划分联邦国家权力机构和车臣共和国权力机构管辖对象和全权条约草案，这个条约草案肯定了车臣会留在俄罗斯联邦内，草案内容甚至刊登在了车臣报纸上。〔5〕然而，杜达耶夫突然宣布说，这个代表团与俄罗斯的会谈是“个人行动”，他不会予以承认。<br/>　　<br/>　　不过，车臣议会代表继续谋求与俄罗斯联邦代表谈判。1993年1月14日在格罗兹尼举行的谈判中，双方决定起草划分和相互授予全权条约。条约的议定书再次遭到杜达耶夫的否决。<br/>　　<br/>　　当1993年杜达耶夫发动推翻车臣议会的政变之后，俨然以车臣的独裁者自居，在一些场合都把俄罗斯联邦称作“外国”，派出的谈判代表都是车臣“外交部”的官员，俄——车谈判的大门就这样被堵死了。在遭受一次又一次戏弄，做出一个又一个让步之后，俄罗斯什么都没有得到。1994年3月24日，关于车臣地位的俄—车谈判最终破裂。〔14〕此后，莫斯科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主张车臣留在联邦内的车臣反对派，并开始给予支持。</p><p>　　现在，一些西方的政治家和所谓人权活动分子，越来越把“民族自决权”当作高调来鼓吹。当然，一个民族应该不被奴役和压迫。但是民族从来就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正如当今的汉族，在一千年或者两千前以前，他们的祖先未必是汉族，或许是匈奴，鲜卑，契丹，女真或者是其他什么民族；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们被汉族所同化，因而以往的民族矛盾就不再有意义。民族问题往往还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因素纠合在一起，为了一个所谓的“民族自决权”而打破历史形成的平衡，必然会导致流血冲突；而流血的结果，往往不是普通民众受益，而是一小撮野心家和政客得利。驱使和平百姓，为这么一小撮人所鼓吹的所谓“民族自决”的概念而去相互仇恨、彼此厮杀，是极不道德的。<br/></p><p>　　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后期，车臣人民度过了最为安定的三十年。苏联中央政府给予了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大量经济援助和补贴，首府格罗兹尼逐渐发展为一个工业城市。在整个苏联境内所有民族中，车臣人的出生率是最高的，车臣人口也迅速得以恢复和增长。〔10〕在车臣战争中担任俄罗斯集群司令员职务的根纳季·特罗舍夫将军就是格罗兹尼人，他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了当时车臣首府的景象：“许多在战前已经离开格罗兹尼的俄罗斯人、车臣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的记忆中，自己的那座城市首先是一座和平之城。我对它的记忆也是如此。我还记得距离罐头厂不远（【注】格罗兹尼罐头厂后来成为车臣战争中争夺最激烈的地区之一，导致了俄军的大量伤亡）、7路公共汽车路线所经的那条静谧的街道，记得那所二层楼的学校，记得自己家那个爬满葡萄藤的院子……90年代我只能目睹另外一个格罗兹——它已毁于一旦，化为焦土。然而满眼废墟的可怕景象却无法破坏我的美好记忆，关于这座城市，关于当年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美好回忆。” 〔4〕<br/>　　<br/>　　不过，在“平静的七十年代”，车臣还是显示出了它的与众不同：这个共和国的犯罪率奇高，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人特别多。 1973年1月，车臣首府格罗兹尼发生了群众性闹事事件。事后的2月13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在提交给苏共中央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在1958～1972年间，因各种犯罪行为而被内务部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有115,455人，也就是每六个城市居民中就有一个人……还应该注意到大量没有劳动就业的居民（约3万人）以及逃避兵役人员。顺便说一句，在格罗兹尼群众性闹事的最积极的参加者中，无业人员几乎占了一半。”〔13〕可以想象一下，在最为平静的六十～七十年代短短的14年里，一个民族有六分之一的城市居民（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因刑事犯罪而受到惩处，十分之一的城市居民（当时格罗兹尼大约有30万人口）在政府保证充分就业的苏联制度下无所事事，这样的民族恐怕不能说没有一点问题。<br/></p><p>　　1992年1月以后，被盖达尔的“休克疗法”弄得晕头转向俄罗斯，已经有些自顾不暇了。叶利钦起用盖达尔这样的书斋经济学家，生搬硬套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给俄罗斯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了极大损害。盖达尔有句名言：“闭着眼睛，往下跳就是了”。一个巨大的国家靠这种闭着眼睛的人来治理，实在是一场浩劫。因此，在从叶利钦到军队领导人，都存在着一种想放弃车臣的想法。除了前面提到的送给车臣匪徒大量武器装备之外，莫斯科实际上承认了车臣的自主地位，承认了杜达耶夫的总统地位；对车臣银行的帐号被解除冻结，以便拨去退休金；车臣还得到了给自己的公民颁发护照的权利。这意味着莫斯科实际上承认了车臣独立。〔16〕<br/>　　<br/>　　车臣事实独立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联邦机构的全面撤出车臣。1992年5月25日，杜达耶夫与俄罗斯联邦代表斯特罗戈夫中将签署了《关于撤军和车臣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分配财产条约》，据此，俄罗斯联邦一切行政机构全部撤出车臣。最后的撤出工作完成于1992年6月10日。〔5〕俄罗斯除了在名义上没有认可，实际上已经完全承认了车臣独立。而车臣，也获得了真正的独立国家性质。<br/>　　<br/>　　然而，车臣人在取得事实的独立地位后的表现却令人失望。前面曾经提到过，车臣民族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政治演化原始，政治权力是按照家族和氏族关系分配的，没有形成现代政治观念；二是鄙视生产劳动，崇尚劫掠、奔袭和偷盗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并以此为荣；三是崇尚暴力，坚信血债血偿的原则。这三个突出特点，并非笔者或者俄罗斯人的污蔑，在一些以严谨治学而著称的西方学者中，尽管有不少人同情车臣人的处境，但还是客观地指出了车臣人的上述缺点。例如，美国卡耐基和平基金会俄罗斯和欧亚问题研究者们就在他们合著的一本名为《俄罗斯在崛起吗？》的书中这样描述事实上独立的“车臣共和国”的情况：<br/>　　<br/>　　“政权虽被夺取，但权力仍掌握在一帮武装民族主义激进分子和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流氓恶棍手中，杜达耶夫对这些人的支配很成问题。现代国家的体制甚至现代生活的结构分崩离析，没有复位……正规的经济多半不复存在。减轻公众痛苦的竟然是犯罪团伙和泛滥的走私营生，它们通过家庭和个人关系以及伊斯兰慈善机构进行施舍……不保护当地俄罗斯族人口，多数俄罗斯人在此期间从车臣出逃……车臣从1991年到1994年的局势按当代欧洲标准来看无疑是骇人听闻的……”〔20〕<br/>　　<br/>　　在同一本书中，研究者对车臣局势不断恶化的原因做了一个归纳，其中有两条归结于俄罗斯政治领导人的政治需要、俄罗斯军队的腐败与纪律败坏，一条归结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激进分子的渗透，还有两条则是车臣人自身的原因：<br/>　　<br/>　　　　①车臣人显然长久以来未能形成现代政治民族主义和基本国家体制和习惯；<br/>　　　　②车臣的社会和文化具有很强的历史倾向，使他们的行为具有现在普遍认为是犯罪的特征。〔20〕<br/>　　<br/>　　苏联时代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罗伊·麦德维杰夫（格鲁吉亚族人）则是这样分析和自己同为高加索人的车臣人的：“车臣分离主义的许多空想家……制造和发展了车臣人是特种人的神话，车臣人不知道国家制度为何物，不了解也不想了解现代文明成就……遵照古老的规章制度和宗教的金科玉律去生活。” 〔21〕<br/>　　<br/>　　由于这些原因，车臣虽然在1992～1994年和1996～1999年两次取得事实上的独立地位，杜达耶夫和后来的马斯哈多夫虽然先后当上了“总统”，但车臣始终并不存在一个真正的国家政权，也没有秩序，没有真正的法律。车臣的社会结构很难超越家族利益的管理，因此宣布独立后的车臣很快就陷入秩序瓦解和混乱之中，成了各种恐怖分子的藏身之地。车臣人自己也积极参与国际军火、毒品走私以及非法的金融活动。〔2〕尽管车臣只有区区1.5万平方公里土地，甚至比中国首都北京的面积（1.68万平方公里）还要小，但却是军阀割据、匪徒横行的地方。换句话说，所谓的“车臣共和国”，不过是个地理名词，实际上是一个虚假的国家，而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br/>　　<br/>　　车臣的特点是存在氏族（泰普）结构，另外，山区和平原地区居民之间存在重大差别，各氏族（泰普）和地区性派系纷纷建立了军事化的、往往发生冲突的组织。杜达耶夫要进行统治，必须借助刑事犯团伙的帮助，因此“退伍将军与某些刑事犯罪‘权威人士’结盟，致使一些刑事要犯将自己的条件强加于当局。这是所建制度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特点”。〔5〕维持车臣制度的资金通常是通过非法途径获得的，主要手段是：第一，伪造汇款单，从1991年起的几年里，犯罪分子采取这种方式从俄罗斯骗取了30000～40000亿卢布（旧币值），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在车臣骗取的。第二，造假币，具备半官方的性质，车臣境内有规模很大的假币制造厂，在俄罗斯护法机关抓获的贩卖假币的犯罪分子中，有三分之一是车臣人；其余出售假币的情况，有一半的线索可以直接追到车臣。〔5〕第三，盗窃石油产品，由于阿塞拜疆——俄罗斯石油管道通过车臣境内，车臣每年通过非法出售石油产品一项，就可获得8～9亿美元的非法收入；〔14〕考虑到车臣民族总共只有不到70万人，这个比例实在是惊人。第四，抢劫过往列车，雁过拔毛；劫持人质，勒索赎金。可以说，车臣已经沦为不折不扣的犯罪乐园。<br/>　　<br/>　　杜达耶夫统治下的车臣，对俄罗斯人和讲俄语的居民非常残酷，不但在一切公职机关遭到清洗，而且常常遭到武装分子的暴力威胁和抢劫，“最频繁地成为刑事犯罪的牺牲品”。〔16〕这导致了非车臣族人大量沦为难民，仅1992～1994年，就有14.7万人被迫外迁，其中80%是俄罗斯人。〔5〕<br/>　　<br/>　　民族无论大小，都是平等的，因此应该反对大民族欺压、奴役小民族的行为。但是，某些小民族，在特定条件下处于相对优势时，最好也不要欺压、奴役大民族。否则，将会遭到大民族毁灭性报复，从而自取灭亡。中国古代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羯族所建立的后赵政权对汉族人民压迫异常残酷，结果引起了汉族在冉魏政权时期对羯族的更加残酷的报复，导致羯族从此彻底灭亡。而车臣人在俄罗斯军队及联邦机构撤出车臣，在1992～1994年和1996～1999年两次取得事实上的独立地位后，不但没有抓住机会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反而对俄罗斯等少数民族进行迫害与奴役，并把犯罪的触角伸向俄罗斯腹地，在车臣官方的支持和庇护下在俄罗斯境内从事无法无天的犯罪活动，激发了俄罗斯人对车臣人的民族仇恨，这是导致俄罗斯两度出兵车臣的一个重要原因。<br/>　　　　<br/>　　近年来俄罗斯境内由车臣人策划的恐怖袭击频频发生，造成了惨重的人员伤亡。有人（特别是西方政客、媒体及一些亲西方人士）说，这是因为俄罗斯发动车臣战争，给车臣人造成了深重灾难而导致的报复。其实，这种观点是颠倒黑白的。早在1991年11月9日杜达耶夫在格罗兹尼举行的就职典礼上，车臣人民全国代表大会（ОКЧН）执委会就在会上呼吁“把莫斯科变成灾难地区”〔16〕。当时，距离俄罗斯首度出兵车臣还有整整三年时间。可见，对俄罗斯进行恐怖袭击并不是因俄——车战争引起，而是车臣的一项既定国策。<br/>　　<br/>　　俄罗斯再虚弱，比起车臣来也是一个庞然大物，力量根本不成正比，任何头脑正常的人都不会去主动招惹这个庞然大物。那么，车臣人为什么要在刚刚立国时就想以卵击石、主动对俄罗斯进行打击？除了历史结下的民族仇恨原因之外，还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车臣人的生活方式，二是车臣人自命的“特殊使命”和伊斯兰激进主义。首先看看车臣人的生活方式：由于特定的民族文化，车臣人本身并不具备独立生产的能力。虽然独立是他们的梦想，但一等独立，来自俄罗斯的补贴与援助就没有了（要知道，在苏联时代，维持车臣人生活的90%的钱要靠苏联中央财政拨款和补贴）。马克思曾经说过：“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一年，就是一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个小孩子都知道的。” 普遍鄙视生产劳动的车臣人在苏联时代倒是勉强可以过得去，因为苏联财力雄厚，养活这么一个小民族是绰绰有余的。独立的代价就是失去莫斯科的庇护，要想生存下去，又不想劳动，特别是鄙视从事工业技术劳动，那只有依靠对邻近民族，特别是对俄罗斯进行劫掠了；而事实上车臣从莫斯科控制下脱离的那些年头里，车臣人的主要财源确实是各种犯罪手段。其次，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因素：在19世纪北高加索人和俄罗斯的战争中，车臣领袖沙米尔就以“圣战”为旗帜，团结了10多个民族集团和语言集团与俄罗斯人对抗。自从1979年伊朗宗教革命之后，伊斯兰教越来越具有扩张性和侵略性，先后在阿富汗、苏丹等一系列国家建立了宗教恐怖统治。到了20世纪90年代，杜达耶夫为了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除了大量吸收刑事犯罪分子参加以外，还试图利用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因此，受过多年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神论教育的杜达耶夫在就职时手持《古兰经》宣誓，1994年他又建议车臣成为按照伊斯兰教教法管理的伊斯兰国家。他的这些举动，自然得到了穆斯林教士和伊斯兰教国家的支持：来自沙特阿拉伯的资金，来自阿富汗的“圣战者”，来自伊朗、土耳其的武器。而圣战者们的目标，决非只是一个小小的“车臣独立”，他们梦想建立的，是俄罗斯境内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地区脱离俄国，建立一个类似阿富汗塔利班政权那样性质的“大伊斯兰帝国”，这就注定了车臣独立后不会安于已有边界，而会积极进攻俄罗斯。<br/>　　<br/>　　早在1991年11月，车臣匪首之一巴萨耶夫就劫持了苏联民航客机而名扬天下；1992年7月，20名车臣匪徒在前往阿布哈兹参加所谓“圣战”时被民警识破，他们劫持了一辆长途客运班车，把全车乘客作为人质，顺利地进入了阿布哈兹。1993年秋天，车臣匪徒在格鲁吉亚的加格拉和利谢利泽附近对手无寸铁的难民大开杀戒，导致数千名格鲁吉亚难民和数百名俄罗斯、希腊族难民死亡。〔4〕1994年5月，三股车臣匪徒在俄罗斯斯塔罗夫波尔边疆区矿水城三次劫持公共汽车，勒索大量赎金，并导致五名人质死亡〔16〕……<br/><!--Element not supported - Type: 8 Name: #comment--></p><p>　　如果要罗列下去，仅仅在1991～1994年，俄——车战争爆发之前的几年间，车臣匪徒们对邻国发动的恐怖袭击就可以再列举出一大串。车臣一经立国，就成为伊斯兰极端分子反动“圣战”和恐怖主义袭击的巢穴之一。当然，和1996～1999年俄罗斯军队撤出车臣、车臣获得“第二次实质独立”、实施伊斯兰教“沙里亚法”期间所发生的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比起来，1991～1994年的车臣可以算作“和平天堂”了。<br/><br/>　　前面提到过，车臣政治的特点是存在氏族（泰普）结构，任何统治者都很难逾越家族的局限，即便是强人杜达耶夫也不例外。虽然杜达耶夫是车臣的“开国总统”，但其当选支持率只有10%～12%，多数车臣居民并不喜欢他。很快，杜达耶夫的一些反对派，例如“代莫赫党”，“马尔绍党”，开始活跃起来，车臣议会也开始反对杜达耶夫的统治。为了破坏议会确定的关于车臣共和国政治制度的全民投票，杜达耶夫的战斗队武力镇压了反对派的集会，并占领了站在议会一边的警察局。1993年4月17日，杜达耶夫宣布实行总统“直接治理”；5～6月，杜达耶夫发动政变，推翻了车臣议会和宪法法院。〔5〕这一点，和同年十月发生的叶利钦“炮打白宫”事件可以说是相得益彰。叶利钦教会了杜达耶夫怎样煽动民族情绪、瓦解国家，而杜达耶夫则教会了叶利钦怎么收拾不听话的议会，“克里姆林宫的叶利钦”和“大山里的叶利钦”本来应该找到更多的共同语言，却不知道为何这么水火不容。<br/>　　<br/>　　杜达耶夫的独裁统治受到当地人民（既有车臣人，也有俄罗斯、乌克兰等各族人民）的普遍反对和不满。因此，埋葬了议会之后，杜达耶夫开始培养自己的秘密警察——国家安全局（ДГБ），并赋予这个机构以迫害反对派的全权。很快，“在格罗兹尼郊区、在科尔宾斯科墓地，埋葬了大批杜达耶夫的政治反对派。”〔5〕一切反对派的出版物都被宣布为非法，电视台禁止直播，连剧院上演的节目都要审查。<br/>　　<br/>　　车臣反对派们退到了上铁列克和乌鲁斯—马尔塔诺夫区。“从1993年6月开始，一系列小规模的冲突演变成杜达耶夫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一场全面内战”。〔14〕到1993年12月，反对派组织了“车臣共和国临时委员会”，武装起来与杜达耶夫政权对抗。反对派的领导人乌·阿夫杜哈诺夫是上铁列克区行政长官，他主张车臣留在俄罗斯联邦。〔16〕有人曾说，车臣反对派“一开始”就“受到莫斯科的支持”，其实这是不对的。真实的情况是：在1994年以前，“莫斯科基本置身于这场冲突之外”〔14〕，同时“通过军事渠道及其可以依赖的老朋友与杜达耶夫保持着密切联系。莫斯科逐渐接受了杜达耶夫的合法性，认可他享有的公众支持。” 〔22〕车臣最初的反对派，无论是议会还是“临时委员会”，都没有得到俄罗斯联邦的任何支持，因为这个时候，联邦中央正在积极谋求与杜达耶夫谈判达成一项协议的可能性。<br/><br/>　　从车臣宣布独立起，俄罗斯联邦就一直在幻想与车臣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在1992～1994年间，俄罗斯向车臣派出了20多个代表团，平均几乎每个月一个，频率不可谓不高。而车臣高层内部也并非人人铁了心要独立，因此双方热火朝天地谈了起来，有几次都接近达成协议，但都因杜达耶夫出尔反尔而半途而废。要知道，为了让车臣人坐到谈判桌上，每一次都要联邦做出巨大让步：拨款、赠送武器装备、撤出联邦机构。<br/>　　<br/>　　1992年，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与杜达耶夫的代表进行了10多次会谈，列入谈判的内容无所不包：双方关系的政治宣言、俄——车关系条约草案、经贸协定等等。然而，双方这次没能达成协议。<br/>　　<br/>　　1992年11月至1993年1月，双方又在莫斯科和格罗兹尼进行了一系列会晤。双方共同起草了划分联邦国家权力机构和车臣共和国权力机构管辖对象和全权条约草案，这个条约草案肯定了车臣会留在俄罗斯联邦内，草案内容甚至刊登在了车臣报纸上。〔5〕然而，杜达耶夫突然宣布说，这个代表团与俄罗斯的会谈是“个人行动”，他不会予以承认。<br/>　　<br/>　　不过，车臣议会代表继续谋求与俄罗斯联邦代表谈判。1993年1月14日在格罗兹尼举行的谈判中，双方决定起草划分和相互授予全权条约。条约的议定书再次遭到杜达耶夫的否决。<br/>　　<br/>　　当1993年杜达耶夫发动推翻车臣议会的政变之后，俨然以车臣的独裁者自居，在一些场合都把俄罗斯联邦称作“外国”，派出的谈判代表都是车臣“外交部”的官员，俄——车谈判的大门就这样被堵死了。在遭受一次又一次戏弄，做出一个又一个让步之后，俄罗斯什么都没有得到。1994年3月24日，关于车臣地位的俄—车谈判最终破裂。〔14〕此后，莫斯科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主张车臣留在联邦内的车臣反对派，并开始给予支持。</p><p>　　现在，一些西方的政治家和所谓人权活动分子，越来越把“民族自决权”当作高调来鼓吹。当然，一个民族应该不被奴役和压迫。但是民族从来就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正如当今的汉族，在一千年或者两千前以前，他们的祖先未必是汉族，或许是匈奴，鲜卑，契丹，女真或者是其他什么民族；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们被汉族所同化，因而以往的民族矛盾就不再有意义。民族问题往往还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因素纠合在一起，为了一个所谓的“民族自决权”而打破历史形成的平衡，必然会导致流血冲突；而流血的结果，往往不是普通民众受益，而是一小撮野心家和政客得利。驱使和平百姓，为这么一小撮人所鼓吹的所谓“民族自决”的概念而去相互仇恨、彼此厮杀，是极不道德的。<br/></p><p>　　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后期，车臣人民度过了最为安定的三十年。苏联中央政府给予了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大量经济援助和补贴，首府格罗兹尼逐渐发展为一个工业城市。在整个苏联境内所有民族中，车臣人的出生率是最高的，车臣人口也迅速得以恢复和增长。〔10〕在车臣战争中担任俄罗斯集群司令员职务的根纳季·特罗舍夫将军就是格罗兹尼人，他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了当时车臣首府的景象：“许多在战前已经离开格罗兹尼的俄罗斯人、车臣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的记忆中，自己的那座城市首先是一座和平之城。我对它的记忆也是如此。我还记得距离罐头厂不远（【注】格罗兹尼罐头厂后来成为车臣战争中争夺最激烈的地区之一，导致了俄军的大量伤亡）、7路公共汽车路线所经的那条静谧的街道，记得那所二层楼的学校，记得自己家那个爬满葡萄藤的院子……90年代我只能目睹另外一个格罗兹——它已毁于一旦，化为焦土。然而满眼废墟的可怕景象却无法破坏我的美好记忆，关于这座城市，关于当年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美好回忆。” 〔4〕<br/>　　<br/>　　不过，在“平静的七十年代”，车臣还是显示出了它的与众不同：这个共和国的犯罪率奇高，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人特别多。 1973年1月，车臣首府格罗兹尼发生了群众性闹事事件。事后的2月13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在提交给苏共中央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在1958～1972年间，因各种犯罪行为而被内务部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有115,455人，也就是每六个城市居民中就有一个人……还应该注意到大量没有劳动就业的居民（约3万人）以及逃避兵役人员。顺便说一句，在格罗兹尼群众性闹事的最积极的参加者中，无业人员几乎占了一半。”〔13〕可以想象一下，在最为平静的六十～七十年代短短的14年里，一个民族有六分之一的城市居民（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因刑事犯罪而受到惩处，十分之一的城市居民（当时格罗兹尼大约有30万人口）在政府保证充分就业的苏联制度下无所事事，这样的民族恐怕不能说没有一点问题。<b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