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上海弃婴如潮　总理指示内蒙接收全部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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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4-21 15:08:37　来源: <a href="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 target="_blank">南方周末</a>(广州) 寻亲会上每个人都准备了这样的寻亲简历，记录了自已从小到大的变化，以期找到亲人。记者　王轶庶／图  　　1960年前后，陈素英是无锡市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在她的记忆里，仿佛是一夜之间，福利院就变得拥挤不堪。  　　“福利院周围每天都有被丢弃的婴儿，派出所和街道居委会也不断送来捡到的孩子……”2005年12月，一个山东寻亲团在无锡的寻亲会，让77岁的陈素英老人一下子想起半个世纪前的那一幕。  　　出现这种情况的又岂止无锡。迅速增加的弃儿，令江浙一带许多城市的福利院一瞬间就感受到了人口膨胀的压力。当这股洪流最终汇向上海，上海的福利院也随即人满为患，而弃儿仍在上海街头不断出现。  　　“送到上海就能吃饱饭了”  　　“把小孩送到上海去，上海有饭吃！”1960年春天，11岁的吕顺芳第一次听见村里的大人这么议论。  　　1960年，春荒。粮食的匮乏超出了农民能承受的极限。吕顺芳家有四个孩子，父亲远在80公里外的采石场工作，家中只有母亲、奶奶算两个整劳力能够从公社获得每人每天六两的稻谷，六两稻碾出米也就四两二钱。母亲每餐用比酒盅大不了多少的小碗盛米，加上一大锅野菜，熬成糊糊，就是一家人的食物。  　　吕顺芳的小妹只有两岁，却不懂得正在发生的一切，她总是把碗里难以下咽的野菜挑出来扔掉。吕顺芳的母亲叹气：“全家人的米也不够你吃，只能把你送掉了。”  　　吕顺芳和弟弟听到这话，几乎是立刻跳了起来：“把我们送掉吧，把我们送到上海去！”吕顺芳记得，她还对母亲说：“我认识路，长大了还能再跑回来！”  　　“这是当时心里最真实的想法，送到上海就能吃饱饭了。”在吕顺芳述说过去的时候，也不由得叹了口气。  　　4月的一个早晨，母亲带着小妹，先乘船到了常州，再转乘火车到上海，在火车站附近，母亲给妹妹买了一块麻饼，一个人回了宜兴。  　　半个月后，吕顺芳的父亲从采石场回家，得知小女儿被送走的消息勃然大怒，母亲被骂进厨房痛哭。然而，在厨房里，当父亲在灶台上看到母亲为自己准备的食物———一碗泛着绿光，几乎就是用青草熬成的糊糊，11岁的吕顺芳在记忆中第一次看见父亲掉了泪，这个曾经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流过血的汉子，端着那碗青草糊糊，哭得像个孩子。  　　“收一个，活一个”  　　1959年底，上海、无锡、常州等地几十个孤儿院已经聚集了3000余名孤儿。而1960年初的情况更加严重——仅上海育婴堂头两个多月收集的弃儿就有6500多名，9倍于1959年第四季度。这些孩子普遍营养不良。  　　人们相信，上海会有饭吃的。然而人们不知道的是，上海也快断粮了。1960年五六月间，中央曾连续发出关于京津沪等城市粮食供应告急的文件，而在6月6日发出的《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清楚地表明，这三个城市的存粮，北京为7天，天津为10天，上海几无库存。  　　上海已无法养活越来越多的弃儿，这一情况被反映给了当时的全国妇联主任康克清。  　　康克清立即面见周恩来，请求从内蒙调运一批奶粉救急。周恩来指示：“找乌兰夫商量，乌兰夫是解决困难的能手。”  　　随后，康克清找到了赴京开会的乌兰夫，乌兰夫答应回内蒙想办法。  　　回到内蒙，乌兰夫立刻召开党委会，在会上，自治区副书记吉雅泰建议，把孤儿接到内蒙，由牧民抚养。乌兰夫将这个想法请示周恩来，周恩来的指示只有一句，却显得很急迫：“抓紧时间，先把孩子接过来再说。”  　　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厅副厅长的朱明辉曾撰文回忆，1959年12月，乌兰夫布置自治区民政厅和卫生厅抽调人员组成相关机构，由朱明辉具体负责，统一协调孤儿接运事务。  　　整个内蒙的卫生系统被动员起来，自治区医院，呼市医院及各盟医院，都专门腾出房子和床位，准备了婴幼儿童生活用品食品及药品，一批保育员也被紧急聘请。  　　1960年初，第一批上海孤儿被跨越千里送到内蒙古医院和呼市医院。一直到1963年，内蒙古一共接收了约3000名来自上海及周边地区的孤儿，成为安置上海孤儿最多的北方省份。  　　在内蒙古档案馆现存的一份《关于1960年移入婴儿计划的请示》中，自治区卫生厅介绍，“确定1960年移入儿童的任务是2000名”：“计划新建大型育婴院五处，每所收容200名”；兴建育婴院及运转费用“总计1500840元”，卫生厅仅能抽出“15万至20万元”，“需自治区党委解决1300840元”。在后来的批复中，乌兰夫批示要“收一个，活一个”。  　　只有北向，才是生路  　　1960年4月，包头市接运人员首先从上海接走了第一批100名孤儿。铁路系统被指示给予最大的配合：拨出专门车厢，接运队伍4人购买一张车票，路途中由列车供应饮食。现存的资料显示，当时自治区各盟还纷纷抢先到上海、常州一带接运孤儿。  　　现年70岁的吴全英是当年无锡市孤儿院的保育员，1963年，她曾跟车护送过100多个弃儿。吴全英回忆说，出发前，要给婴儿们准备牛奶、米糕和奶粉；工作人员自己则准备了两麻袋大饼。吴全英解释说，“大饼很填肚子，买起来还不费粮票”。当年的这两袋大饼，就是由跟车工作人员中最年轻的吴全英背上列车的。  　　吴全英回忆，在1963年前后，她们的工作重点就是北送孤儿。省民政部门负责和北方各省民政福利系统协调，一旦定好一个城市，就立即通知福利院准备出发。福利院里专门安装了一台电话，随时听候通知。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吴全英还跟车去过河北邯郸、河南安阳等多个城市。  　　到内蒙一般要花四五天，100多个孩子的尿布洗晒成了大问题。接运人员找列车长特别调拨清水，而洗出来的尿布就花花绿绿地挂在车厢的走廊里，列车上的服务员听说了，纷纷嘻嘻哈哈地来看热闹。  　　而对于来自内蒙的接运人员来说，问题还包括语言的不通。除了不会说话的婴儿，保育员们开始总是弄不懂孩子们的江浙方言，只能半猜半手势地交流。最初几天，车厢里的孩子经常哇哇大哭，保育员急得团团转，却不知道孩子是饿了，还是渴了。  　　尽管交流不通，来自南方的孤儿们仍然得到了内蒙保育员们最大的关爱。这些虽然瘦小，却生着典型的江南人清秀面孔白皙皮肤的孩子，令内蒙的保育阿姨们疼爱不已。《人民日报》在关于北送孤儿的一篇报道中曾记述，为了给孤儿们调理身体，海拉尔孤儿院的保育员们给孩子们服用珍贵的蒙药灵芝丸，因为害怕蒙药会让江南的白皮肤变黑，医生们甚至想出了和水解蛋白一起服用的方法。  　　在内蒙，收养孤儿的工作随即开始展开。按照规定，收养人必须接受当地公安、妇联和居委会的调查，确信具有抚养孤儿的能力和条件之后，才发给收养介绍信。被送到赤峰的白金丰、郭泳利，正是因此进入了条件相当不错的家庭。  　　从1963年前后开始，仿效送往内蒙的先例，苏锡常一带的弃儿开始大规模送往北方。山东、河南、河北，甚至山西、陕西，凡是铁路线向北延伸的所及，都留下了这些弃儿的痕迹。  　　今天已经没有人能确切地说出，北送的弃儿究竟有多少，他们的分布情况究竟怎样。  　　当年在无锡市孤儿院工作的吴全英也已记不清他们孤儿院送走了多少孤儿。她只记得，粮食短缺情况直到1964年前后才得以缓解，北送也从那时候停了下来。吴全英说，那时，他们只是“尽量送，能送走多少就送走多少”，因为他们知道，在那个饥饿的年代，这些孩子只有向北，才是生路。  　　而40年后，他们一起开始南下。

2006-04-21 15:08:37　来源: <a href="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 target="_blank">南方周末</a>(广州) 寻亲会上每个人都准备了这样的寻亲简历，记录了自已从小到大的变化，以期找到亲人。记者　王轶庶／图  　　1960年前后，陈素英是无锡市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在她的记忆里，仿佛是一夜之间，福利院就变得拥挤不堪。  　　“福利院周围每天都有被丢弃的婴儿，派出所和街道居委会也不断送来捡到的孩子……”2005年12月，一个山东寻亲团在无锡的寻亲会，让77岁的陈素英老人一下子想起半个世纪前的那一幕。  　　出现这种情况的又岂止无锡。迅速增加的弃儿，令江浙一带许多城市的福利院一瞬间就感受到了人口膨胀的压力。当这股洪流最终汇向上海，上海的福利院也随即人满为患，而弃儿仍在上海街头不断出现。  　　“送到上海就能吃饱饭了”  　　“把小孩送到上海去，上海有饭吃！”1960年春天，11岁的吕顺芳第一次听见村里的大人这么议论。  　　1960年，春荒。粮食的匮乏超出了农民能承受的极限。吕顺芳家有四个孩子，父亲远在80公里外的采石场工作，家中只有母亲、奶奶算两个整劳力能够从公社获得每人每天六两的稻谷，六两稻碾出米也就四两二钱。母亲每餐用比酒盅大不了多少的小碗盛米，加上一大锅野菜，熬成糊糊，就是一家人的食物。  　　吕顺芳的小妹只有两岁，却不懂得正在发生的一切，她总是把碗里难以下咽的野菜挑出来扔掉。吕顺芳的母亲叹气：“全家人的米也不够你吃，只能把你送掉了。”  　　吕顺芳和弟弟听到这话，几乎是立刻跳了起来：“把我们送掉吧，把我们送到上海去！”吕顺芳记得，她还对母亲说：“我认识路，长大了还能再跑回来！”  　　“这是当时心里最真实的想法，送到上海就能吃饱饭了。”在吕顺芳述说过去的时候，也不由得叹了口气。  　　4月的一个早晨，母亲带着小妹，先乘船到了常州，再转乘火车到上海，在火车站附近，母亲给妹妹买了一块麻饼，一个人回了宜兴。  　　半个月后，吕顺芳的父亲从采石场回家，得知小女儿被送走的消息勃然大怒，母亲被骂进厨房痛哭。然而，在厨房里，当父亲在灶台上看到母亲为自己准备的食物———一碗泛着绿光，几乎就是用青草熬成的糊糊，11岁的吕顺芳在记忆中第一次看见父亲掉了泪，这个曾经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流过血的汉子，端着那碗青草糊糊，哭得像个孩子。  　　“收一个，活一个”  　　1959年底，上海、无锡、常州等地几十个孤儿院已经聚集了3000余名孤儿。而1960年初的情况更加严重——仅上海育婴堂头两个多月收集的弃儿就有6500多名，9倍于1959年第四季度。这些孩子普遍营养不良。  　　人们相信，上海会有饭吃的。然而人们不知道的是，上海也快断粮了。1960年五六月间，中央曾连续发出关于京津沪等城市粮食供应告急的文件，而在6月6日发出的《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清楚地表明，这三个城市的存粮，北京为7天，天津为10天，上海几无库存。  　　上海已无法养活越来越多的弃儿，这一情况被反映给了当时的全国妇联主任康克清。  　　康克清立即面见周恩来，请求从内蒙调运一批奶粉救急。周恩来指示：“找乌兰夫商量，乌兰夫是解决困难的能手。”  　　随后，康克清找到了赴京开会的乌兰夫，乌兰夫答应回内蒙想办法。  　　回到内蒙，乌兰夫立刻召开党委会，在会上，自治区副书记吉雅泰建议，把孤儿接到内蒙，由牧民抚养。乌兰夫将这个想法请示周恩来，周恩来的指示只有一句，却显得很急迫：“抓紧时间，先把孩子接过来再说。”  　　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厅副厅长的朱明辉曾撰文回忆，1959年12月，乌兰夫布置自治区民政厅和卫生厅抽调人员组成相关机构，由朱明辉具体负责，统一协调孤儿接运事务。  　　整个内蒙的卫生系统被动员起来，自治区医院，呼市医院及各盟医院，都专门腾出房子和床位，准备了婴幼儿童生活用品食品及药品，一批保育员也被紧急聘请。  　　1960年初，第一批上海孤儿被跨越千里送到内蒙古医院和呼市医院。一直到1963年，内蒙古一共接收了约3000名来自上海及周边地区的孤儿，成为安置上海孤儿最多的北方省份。  　　在内蒙古档案馆现存的一份《关于1960年移入婴儿计划的请示》中，自治区卫生厅介绍，“确定1960年移入儿童的任务是2000名”：“计划新建大型育婴院五处，每所收容200名”；兴建育婴院及运转费用“总计1500840元”，卫生厅仅能抽出“15万至20万元”，“需自治区党委解决1300840元”。在后来的批复中，乌兰夫批示要“收一个，活一个”。  　　只有北向，才是生路  　　1960年4月，包头市接运人员首先从上海接走了第一批100名孤儿。铁路系统被指示给予最大的配合：拨出专门车厢，接运队伍4人购买一张车票，路途中由列车供应饮食。现存的资料显示，当时自治区各盟还纷纷抢先到上海、常州一带接运孤儿。  　　现年70岁的吴全英是当年无锡市孤儿院的保育员，1963年，她曾跟车护送过100多个弃儿。吴全英回忆说，出发前，要给婴儿们准备牛奶、米糕和奶粉；工作人员自己则准备了两麻袋大饼。吴全英解释说，“大饼很填肚子，买起来还不费粮票”。当年的这两袋大饼，就是由跟车工作人员中最年轻的吴全英背上列车的。  　　吴全英回忆，在1963年前后，她们的工作重点就是北送孤儿。省民政部门负责和北方各省民政福利系统协调，一旦定好一个城市，就立即通知福利院准备出发。福利院里专门安装了一台电话，随时听候通知。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吴全英还跟车去过河北邯郸、河南安阳等多个城市。  　　到内蒙一般要花四五天，100多个孩子的尿布洗晒成了大问题。接运人员找列车长特别调拨清水，而洗出来的尿布就花花绿绿地挂在车厢的走廊里，列车上的服务员听说了，纷纷嘻嘻哈哈地来看热闹。  　　而对于来自内蒙的接运人员来说，问题还包括语言的不通。除了不会说话的婴儿，保育员们开始总是弄不懂孩子们的江浙方言，只能半猜半手势地交流。最初几天，车厢里的孩子经常哇哇大哭，保育员急得团团转，却不知道孩子是饿了，还是渴了。  　　尽管交流不通，来自南方的孤儿们仍然得到了内蒙保育员们最大的关爱。这些虽然瘦小，却生着典型的江南人清秀面孔白皙皮肤的孩子，令内蒙的保育阿姨们疼爱不已。《人民日报》在关于北送孤儿的一篇报道中曾记述，为了给孤儿们调理身体，海拉尔孤儿院的保育员们给孩子们服用珍贵的蒙药灵芝丸，因为害怕蒙药会让江南的白皮肤变黑，医生们甚至想出了和水解蛋白一起服用的方法。  　　在内蒙，收养孤儿的工作随即开始展开。按照规定，收养人必须接受当地公安、妇联和居委会的调查，确信具有抚养孤儿的能力和条件之后，才发给收养介绍信。被送到赤峰的白金丰、郭泳利，正是因此进入了条件相当不错的家庭。  　　从1963年前后开始，仿效送往内蒙的先例，苏锡常一带的弃儿开始大规模送往北方。山东、河南、河北，甚至山西、陕西，凡是铁路线向北延伸的所及，都留下了这些弃儿的痕迹。  　　今天已经没有人能确切地说出，北送的弃儿究竟有多少，他们的分布情况究竟怎样。  　　当年在无锡市孤儿院工作的吴全英也已记不清他们孤儿院送走了多少孤儿。她只记得，粮食短缺情况直到1964年前后才得以缓解，北送也从那时候停了下来。吴全英说，那时，他们只是“尽量送，能送走多少就送走多少”，因为他们知道，在那个饥饿的年代，这些孩子只有向北，才是生路。  　　而40年后，他们一起开始南下。

三年困难期的广东农村　生产队普遍瞒产私分粮食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作者: 高王凌 <div style="LINE-HEIGHT: 180%;">isbn: 7801993373 页数: 193 出版社: 中共党史出版社 定价: 15.00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2006-1-1 </div>中国当代的年轻读者大多没有挨饿的经验，但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城里人曾因之消瘦或浮肿，乡下的大批人口则“非正常死亡”。本书记述的就是困难时期农民们为了度过饥荒，而发生的种种瞒产私分、“偷”粮食的故事，进而揭示了农民们的这些“猫腻”行为对人民公社的命运、对后来包产到户的形成以及农村改革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1、饥荒年代，农民每天只有二两粮  　　这一年冬季，我来到广东，继续农民“反行为”的调查。北京正值严冬，在广东，却是下乡访谈的最好时间。这次朋友帮我选了两个地点，一在东莞，一在江门（江门就是历史上的新会）。它们都属于珠江三角洲地区，一居其右，一居其左。  　　这次先去江门，最初我访问的是一个老农叫老庄，原生产队干部（保管），在他看来，这里几乎就没有多少情况，主要就是靠外边汇款，因为是侨乡，侨汇多。当时用侨汇券，几乎什么都可以买到。尽管他也谈到了瞒产、去河里摸鱼，也说到各个村的情况都不一样等等。  　　在侨汇以外，这里还是经济作物区，各种野生植物和水产品也很多。这可以说是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的一大特点。它的另一特点是种植有大量的经济作物，也有许多可以食用。  　　在我的向导小罗看来，可以“充饥”的东西太多了，像马齿菜、蹦大碗、葛菜……还有一种鹅肠菜，是“忆苦思甜”时常包上猪糠吃的。现在这些救饥的东西反倒值了钱，许多在市场上可以卖到好几块钱一斤。还有田芋头、鸡矢藤、野栗子，以及竹象虫、小鸟蛋等，都可食用。野果则有青橄榄、红缨帽、番石榴、山稔，长得漫山遍野。常常可以上山去采。  　　那时对一个小孩子来说，最好的还是挖蚬了。站在水里，把手伸进沙中，花一些工夫就可掏出十几斤。现在这种长有小小贝壳的水产品，已很值钱，据说它含有大量对人体有用的铁、钙和多种元素，已是高级酒店桌面上的佳肴。  　　我在乡间真是长了不少见识，也在农家吃到好几种难以叫出名字的芋、薯，以及佛手瓜等蔬菜，它们尽管不是野生植物，但极易生长，地旁墙边都可种植。  　　在饥荒年代，农民每天只有二两到四两粮食，只能靠鸡糠（米糠）饼、蕉头（蕉杆芯）包，吃野菜、南瓜花（红色不结果的）、番薯叶……才能过来。所有这些可能都顶过大用，但在真正的困难时期，它们所起的作用，恐怕还不是最主要的。  　　2、偷鱼虾、地瓜、甘蔗充饥  　　广东的“三年困难”，是从1958年底就开始了。据东莞的一位访谈者老郭说：  　　那时就靠偷东西吃了。1958年底还有些没挖完的木薯、番薯，最紧张的就是1959年。有什么就偷什么，什么能吃的都偷。  　　那时天天偷鱼偷虾吃。河里的鱼虾都不允许抓，规定是队里抓了卖给政府。因为不让人抓，长得很大。那个大个的，现在市场价要卖到一百多元一斤。那时我们一小时能弄七八斤。偷，也得够胆。人多了不行，吃不了也不行，吃完要把虾壳挖个坑埋起来。我们三个人，拿回来给青年垦殖场的几十个人吃，不说是从哪里弄来的，他们也就不问。  　　还偷地瓜、甘蔗，偷吃完甘蔗渣要拿到很远的地方倒掉，一点踪迹都不要给人发现。  　　就是没有米吃。没有米又要想办法了。什么办法？还不是偷呗！到食堂去偷，几个人摸进去，偷一次吃几天。  　　再没有东西吃就吃猪，从猪场偷。这是偷得最大的。还偷死了的牛。有一次一些人正在挖一头死了埋在地里的牛，民兵过来了，锄头相撞，就像拉枪栓的声音，偷牛的人吓得急忙逃跑，我们就捡了十几斤牛肉。  　　1960年招兵，全县体检了360人，合格的只有5个，其中就有老郭一个，其他人连90斤的体重标准都达不到。从部队复员后，老郭做了大队的干部。老郭为自己当年的行为辩护：  　　我在这里生，在这里长，实际上并不是偷，那些东西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但那时人家说成是公家的。我要吃虾，我就放水闸；我要吃鱼，没有工具，我就拿刀去砍。因为我们要生存，不能饿死嘛！这是大地赋予我们的条件，我怎么不去拿？  　　当时的另一个办法，就是瞒产私分。后来广东搞“反瞒产”，在全国都是有名的。  　　3、广东的瞒产私分全国闻名  　　瞒产私分，严重起来也是从1959年初开始的，老郭的父亲就是当时被查出撤了职的。当时他担任大队干部，有一个队长要把地塘（晒谷场）上的劣谷分给社员，求得了他的同意。恰巧一个社员偷了生产队的稻谷，被人发现他有饭吃，检查到他家，他不敢说是偷的，说是队里分的。问题就这样暴露了。当时这在全国已是一个普遍性的行为。  　　1959年初的瞒产私分一直惊动了毛泽东，他在广东省委的报告上批示说：“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并讲了如下一段有名的话：“生产大队小队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保卫他们自己的产品，反批评公社、上级的平分主义、抢产共产。我以为生产队的做法基本上是合理的”———它是农民“反抗的一个集中表现”。  　　但瞒产私分在那个时代毕竟是一个贬义词。广东省委也不认为粮食已很紧张，反而以为目前农村仍有大量余粮。于是首先在东莞召开干部大会，反对瞒产私分，会上报出瞒产粮食4000万斤，可能还有一二亿斤。接着在雷南县发现瞒产粮食7000多万斤，相当于原报产量的50％（实际上以后并没清出多少瞒报粮食）。由此在全省开展了“反瞒产”斗争。随后，由广东开始的这场斗争一直扩展到了全国。  　　虽然东莞处分了一批干部，瞒产的现象还是存在。老郭讲：  　　“大偷”———即队长领上我们把粮食藏起来，对上边报一个假数字———依然存在，那时候不叫瞒产，叫“打埋伏”。人家来找，我们就说：没有啦！只剩下两堆稻草，其实里边满是稻谷。但是拿出来时要想办法，不让别人知道，还是得偷出来，这叫“小偷”。瞒产都是这样通过“大偷”，比如村长、队长，“组织”回来。在分米时，本来一斤的，给一斤三两等。  　　这种情况在江门其实也是存在的。我曾经遇见一个老婆婆（陈），她说：  　　农民是被逼得太急了：人总是要生存的，要想办法的嘛。当时队里的谷种都放在一户人家，装在几个大禾桶里。几个队干部就偷扒一些，分给大家。他们也乘此多拿一点。农民把粮食藏起来，放在木笼（即木箱）里，拿衣服盖上。没有地方碾米，就想出办法，把小石磨铺上草，关上大门，快快的碾。家里的老人也总是叮嘱，一定要藏一点，多藏一点粮食。  　　尽管瞒产私分是很难的——如在东莞的老何看来，集体瞒着是不可能的——但从广义来说，“私下多分”的现象却始终存在。我从东莞了解到，分粮食的时候，可以把所谓劣谷（即瘪谷）分给大家，中间混上一些好谷，以劣谷做挡箭牌。据说一家大约能分到三麻袋（一麻袋好谷能装140斤）。所有的都是全村来分。  　　还有珠江三角洲地区粮食分配只计稻谷，番薯、包谷、杂粮是可以不算的。尽管这些粮食的总量不多，但每户都可分上一些。冬小麦因为不需要上调，也可以自己用小磨磨了吃。东莞县委在一份给上级的报告中曾反映，农民认为：“生产多少是政府的，吃多吃少由政府决定”；“稻谷多收是政府的，杂粮多收是自己的”，即企图以多种杂粮，来达到私分的目的。  　　4、饥荒过后，“擦边行为”依然不断  　　偷，在“困难时期”最厉害。老何评论说，是得靠偷偷摸摸渡过难关。在“三年困难”以后，情况又怎样呢？这就要涉及珠江三角洲的另一个特点，即口粮标准也就是分粮水平问题，据说这里似乎比别处分配要高一些。不过，对此农民好像也有他的看法。  　　例如，有的农民说过去平均每月35斤稻谷（这是按月计算，并不一定是按月分粮），可碾成二十四五斤米。但每年情况不一样，完成任务好时，可以吃到55斤（人均），就够吃了，还会有一点剩余，拿来养鸡养鸭。但老何说，过去吃两顿饭，中午喝“糖水”；现在吃三顿，还有四顿的（宵夜），因此那时粮食还是不够吃。  　　那么农民怎样“填饱”肚子呢？显然，在正式的口粮分配外，他们可能“私下多分”一点，再分上一些薯、麦、杂粮，此外靠的就是自留地了。  　　东莞沙田地区田比较宽，自留地可以留到一分五厘，六七个人，分一亩多地，可以打七八担谷。也有人说人均二分自留地的。产量比生产队的要高得多，这和北方是差不多的。  　　另外这个村里种了不少菜，由两个地主负责，他们原是由种菜发家的。因此一天每人可以分两斤菜，就很顶用了。那时村里人开玩笑说，这是“地主养活贫雇农”。后来队里种了很多香蕉，经济条件好转了，还可以买高价粮吃。  　　农民是不是就靠这些了？在“三年困难”以后他们还靠些什么？据老何说：  　　还是要靠偷的。最主要的是偷鱼虾。  　　偷鱼虾要晚上出去，不让干部知道。秘密的，互相之间也不知道，自己干自己的事。  　　如果在大田干活，回来还得做饭什么的，就没时间了。做散工最好，叫“顺工”，好差事。  　　那时我被派去和另一个人养猪，她要不说，我就去捞。因为我家里人口多，负担大。捞回来主要是卖（由老妈妈去），再买回日用品，因为那时候缺油（一年只有一两二钱半油吃）、缺布票。除了鱼虾就没有什么了。鱼虾最好捞，又快，又方便。  　　那时为防止人偷，家里发现斗萁都要没收，我就用两根竹竿一个网，不用很多时间就能捞好多鱼虾。别的社员也偷，每个人都要靠这个。每人有所不同，但都是以鱼虾为主。  　　勤快一点的，挣的钱多，布票就有得买，衣服就穿得光鲜，否则就多一点补丁。  　　但这是不是仅在东莞才有的现象呢？我再次回到江门，才了解到那里也有类似事情。比如说偷甘蔗，成片的甘蔗林，边上很好，中间都没有了。江门的老林那时候经常去。  　　肚子饿了就上甘蔗田吃甘蔗，每天起码吃一次，可吃不少了。  　　早些时候老庄也说过“到河里捞鱼”。附近还发生过一个人因为偷鱼，被人抓住，觉得没脸见人，就自杀了的事情。另外，在广东的经济作物区，不但可以吃甘蔗，吃水果，一边干活一边就可以吃。  　　在山西调查时我就发现，农民的这类行为，不能仅以“偷”字来定义。“偷”字本身带有一定的贬义。我使用了当地农民所说的词汇———“抓握”，还有“捎带”等词汇。据他们说：  　　红薯长大了，会从泥土里露出一条缝来，缝大的红薯肯定大啦。假装在地里走，一手下去，赶紧站直腰，揣在兜里，有五六条就够解决一顿了。大白天就可以偷。偷甘蔗得是夜晚。  　　晒红薯时就可以吃；收西瓜时，拣好的，一掌拍开，也可以吃。  　　在广东，同类的行为有拾稻穗等。老何说：  　　拾稻穗的很少。只有两个老太太（其中一个就是他妈妈），非到地里拾稻穗不可，队长说也不听。一年两熟就拾够自己一个月吃的。另有一个老头，每回抓一把带回来。  　　还有，村里的姑娘下地时腰里多别着一个小筒，下工回家，就跳下水去摸几条小鱼。按当时规定，河里的鱼也都应该卖给国家，这可能也属于一种“擦边行为”吧。  　　5、借粮，广东也存在  　　像瞒产私分，或是偷粮，可以说都不是什么“秘密”。但是借粮，却是在山西调查时的一大“发现”。后来我们了解到，“借粮”在其他省份也是存在的，但广东情况是怎样呢？  　　在东莞我访问到一位原生产队的保管老和，据他说：  　　借粮要先找出纳开条子，然后找保管要粮。什么人能借粮呢？口粮够的不能借，一个病痛的，一个儿女多的，或是吃得特别多的能借。借上粮，年终扣，不够吃，继续借。像这种情况，多着呢。熬到什么时候还清呢？到儿女大了，还，不用还粮食，还钱就行了。套高价，比卖粮价高一点点，其他群众也就没有意见了。  　　生产队每年留100到200担谷子，救济困难户。如果借不完，就留做积累。  　　对借粮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如老何就对此加以否认。  　　不过老何和这位生产队的保管不属一个小队；而且像这种矛盾的现象见得多了，我也就不以为意。但是在我回到江门以后，却再一次了解到有关借粮的情况。据老林说：  　　借粮是后来的事了，1960—1962年想借也没有。1963、1964、1965这几年都有。生产虽然恢复了，但上交任务太重，调出去就没有吃的了。集体，生产队、大队都有了机动粮，普通的手法就是借了。  　　但是老林说，这里情况和你们北方不太一样。好多人不借粮，像劳动力强的、勤奋开荒的、自留地经营好的，都不需要借。所以说人均借多少，没有什么意思。  　　在这次调查的过程中，我曾两次去拜访广东省原主管农业的老干部杜瑞芝。他说：  　　要搞到这些材料很不容易。1959年、1960年是明摆着，其他就搞不清了。私分都是秘密的，有的连儿子都不告诉。后来就是假集体，方案都是很好的，一般人调查什么问题也没有。不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不然的话，活不下去呢，都是掖着脑袋干的……

三年自然灾害啊，真是苦日子。不过上海现在也有很多弃婴啊，新闻坊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报道一次的。

这个饥荒的实情恐怕要比我们想像的要严重的多！

这是捏造地~！串改历史地~！坚决不承认有什么自然灾害大饥荒地~！

毛派对此事怎么解释？再怎么做横向和纵向的对从也开脱不了吧？

外星人入侵~~~不可抗拒因素。。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cy1222在2006-4-25 20:06:00的发言： 这是捏造地~！串改历史地~！坚决不承认有什么自然灾害大饥荒地~！</div>   ---------------------------------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cy1222在2006-4-25 20:06:00的发言： 这是捏造地~！串改历史地~！坚决不承认有什么自然灾害大饥荒地~！</div>——三年饥荒时期！怎么了，有什么不可否认的？

记得高一的时候,偶们的政治老师讲了个笑话:  昔日参加忆苦思甜会,一老农一把鼻涕一把泪:万恶的旧社会,地主老财欺压人民,那可是真的苦啊,很苦啊,不过最苦不过60年啊.  全班哑然,然后哄堂大笑.

没什么奇怪的！

就是！反正中国人人多，其实从反面看还多亏饿死了那么多！不然中国的人口问题会更严重！~~又是大功一件————————某些人心里这么想但没敢讲来来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cy1222在2006-4-25 20:06:00的发言： 这是捏造地~！串改历史地~！坚决不承认有什么自然灾害大饥荒地~！</div>...................................[em06][em06][em06]文革中你这类人特多

自然灾害大饥荒又怎么了？？难道GCD的天下就不能有饥荒，有自然灾害？？那这么说美国如此先进发达，根本不应该出现飓风问题啊？？都是假的，都是GCD宣传的吧[em05]

灾荒固然发生过，饿死的人也不会少但是不要用没有事实根据的什么4～5千万非自然死亡来污蔑领袖。有些人其实醉之意不在酒

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为什么有的地方饿死的人多，有的地方饿死的人少？为什么有的地方甚至没有饿死人？！我觉得，受灾程度不同，对于中央政策的理解与执行程度的不同，在自然灾害的预后上可以产生相当巨大的差异。我奶奶曾经说过（北京郊区农村的情况，其他地方除了冀县外，我不清楚），在那段日子里，挨饿的主要是一些解放前就不爱干活的懒人。解放后自己有自留地不好好打理，光知道偷生产队里的。等困难了，偷不到了，就到处去蹭。这些人，打土豪分田地的时候最积极，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最革命，可等到风声变了，他们又瞬间变成了受害者，似乎自己从来都是无辜和受迫害的人似的。

这些人，大概就是大秦同志所说的“流氓无产者”。而不幸的是，这些人在基层群众中的活动能量是相当巨大的。他们最擅长的就是根据形势来制造自己的经历和感受，然后再把各种传闻和历史上发生过的类似事件搀杂到一起，以为自己营造一个相对适宜的生存环境

事实上。相当多的民间传闻都是经过自觉不自觉的加工的。基本上就是夸张过的。大多数农民的确是淳朴的。但是，大家或许也领教过农民式的狡诈。要是以民间的笑话为论据，就未免太没责任感了。况且，又有多少故事只是假借“淳朴农民”之口说出来，以达到某些个人目的的呢？？

有时候，无赖是最好的生存方法，唉……[em06][em06][em06]

有死人我们承认  你要说死了几千万到上亿的话那就很白痴的说了

没死上千万啊?那那次人口负增长怎么来的?

那么这些上海佬有没有哭喊着要求回上海阿

从英雄脸上找到的污点是谁的污点?

原来如此       

这是捏造地,坚决不承认有什么自然灾害大饥荒地~！你们记这么清楚干啥子嘛,那个国家没发生过嘛.

原帖由 伟哥A 于 2006-4-26 03:14 发表
这个饥荒的实情恐怕要比我们想像的要严重的多！

还好，有些不用想像的人还活着，每次回家听老妈讲当年的事情觉得挺好玩的呵呵。

不过俺家是农村地，城市啥样偶不晓的。当初最困难的时候是持玉米皮煮的粥－－不过这样极端的日子不长。

不过，如果听我老爸讲就不一样了。因为对于男的来说，吃不饱挨饿恐怕比饿死要难过的多呵呵。所以最痛苦的莫过于在生死线上挣扎，而不是死亡本身。

所以饥荒好像在男人的心理上影响要大过女性：

从我小学三年级吃了最后一次玉米粥之后我家就再也没吃过玉米粥，虽然我觉得非常好吃，老妈也知道我这个从小的心愿－－但我家终究还是再也没吃过，所有的玉米都是用来喂牲口的（驴）。原因很简单，偶老爸当年吃玉米粥吃的心理极伤，决不肯在吃那东西了呵呵。

我另外一个朋友的老爸是决不吃水产品－－他家在长江边上，自然灾害时恐怕是最幸福的地方了，可以每天到江边摸鱼捞虾吃－－那时的刀鱼都是一两斤重－－今天这种天然的长江刀鱼长到这分量恐怕得千八百一条了。但让他老爸痛苦的是，有水鲜没有盐！！所有吃伤了，以致后来家财万贯，整天在酒桌上混，但偏偏还是吃不了水里的东西呵呵。

还有我们高中政治老师，一个很幽默的人，他说自然灾害就是“每天晒太阳，扶着墙走路。”因为人饿的没力气呀，每天吃了队里分的几口饭之后就找个地方晒太阳呵呵。

其实，任何时候人与人之间都是有差别的－－不管饥饿的起源是什么，至少从结果上看，当年的制度或许是最平等的，最大程度上减少了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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