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到底是谁养活谁？

<p>到底是谁养活谁？ </p><p>　　　　　　　　　　　　　　　　刘勤力 </p><p>　　面对许多陷入“穷庙富方丈”困境的国有企业，时下“改革阵痛”，“分享 艰难”之说在文学界大兴。褒者谓之“新现实主义”，贬者谓之“伪现实主义”。 不管是“新”是“伪”，总之是“现实”已经使人们不能不注意它了。 </p><p><br/>　　　　　　　　　　　◆　匪夷所思的“现实主义” </p><p>　　去年播出的电视剧《浦江叙事》，片中有一段内容令人印象深刻：某企业大 裁员，被裁者中的一些人（片中的落后分子）以一名为“西瓜皮”的人为首不愿 就范，声言“为什么工人下岗，干部不下岗？”他们的“闹事”很快受到另一些 人（片中的进步分子）的指责，道是“你们这样闹，还有没有一点主人翁样子? 于是，邪不压正，风波平息。进步者随即放言，从今以后，我们只能自己养活自 己了！ </p><p>　　“从今以后”？那么从今以前呢？未下岗时这些工人又是谁“养活”的呢？ 显然不是自己。片中的意思，工人原来是被国家，或者说是被企业“养活”的， 如今不能再“养”下去了，所以…… </p><p>　　记得少时读过许多革命斗争题材的文学作品，描写到党启发劳动者觉悟时， 首先提到的都是“谁养活谁”的话题：资本家说他们养活了我们工人，那是谎言。 不是资本家养活了工人，而是工人养活了资本家，所以…… </p><p>　　后来读书稍多，才发现“剥削阶级”也并不都讲这种“谎言”。大约封建时 代的确是这样的；专×统治者大都自称是“牧”民者，“恩养”了众百姓，因此 百姓应感谢他们的“养活”之恩。而“资产阶级”则很有些人不以此为然。从资 产阶级经济学的创始人配第、魁奈到“古典经济学家”斯密、李嘉图，再到以后 各种时髦的经济学流派，似乎都没有说过资本家养活工人之类的话。相反，他们 中有的主张“劳动价值论” </p><p>　　——正是这种理论经马×思吸收、加工后成了“工人养活资本家”这种通俗 宣传的思想基础，有的虽不主张劳动价值论，不认为工人养活资本家，但也并没 有反过来把工人看成是被养活者，而是认为“劳动贡献”与“资本贡献”同等重 要，两者之间是一种互利的交换关系、契约关系，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单向示 惠。说工人只是在下岗以后才不得不“自己养活自己”，既是一种理论上的混淆， 也是一种现实社会关系的颠倒。 </p><p>　　诚然，在改革之前的旧体制下，城乡不平等的关系具有从农村向城市“抽取” 工业化原始积累的性质，有人据此把旧体制下的工人说成是相对农民而言的“工 人贵族”。但应当明白，这种“抽取”所形成的是工业资本，而不是工人的消费 基金。我们可以说过去我们的工厂在某种程度上是靠农村“养活”的，但决不能 说工人是靠农民“养活”的。相反，工人在旧体制下以低工资的形式不仅提供了 国有资产资本，而且提供了在国有资本项目下积存的住房基金与社会保障基金积 累。换句话说，是他们（与农民及其他劳动者一起）“养活”了企业和国家。 </p><p>　　当然，旧体制下企业中人浮于事现象严重，改革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但这是 计划体制下要素配置不合理的问题，而不是“谁养活谁”的问题，人浮于事的也 决不仅仅是工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付出代价，、经历阵痛，但代价（以及相应 的利益与机会）的分配应当公正、公平。在存在着“穷庙富方丈”现象的今天， 如果把工人看作被“养活”者，“养”不起了就叫他们走开，而全然不考虑他们 作为国有资产积累创造者在产权改革中应有的权利，是不公正的。而在我们这个 自马×思主义传入中国起就讲了多少年“谁养活谁”的大道理的国度，如今却冒 出了这种自己打自己耳光的说法，而且还是在号称“主旋律”的作品中，是否有 些匪夷所思？ </p><p><br/>　　　　　　　　　　◆　“凭什么”要“帮”你？ </p><p>　　与声势夺人却制作粗糙的《浦江叙事》相比，另一部八集电视剧《姐妹情深》 在制作上可算上乘，但其引导取向也值得评说。 </p><p>　　——片中一个“落后典型”女工闵小丽下岗后被丈夫赶出家门，她想求助于 厂领导，进步的下岗工徐虹训导她说：“做人不要太过分！……她（丁书记）凭 什么非要帮助解决工作不可呢？”，“连丈夫都不管你了，领导还有什么责任要 管你？” </p><p>　　——另一个更落后的人物刘全福本是农民，家中两亩地被厂里征用后按政策 进厂工作，不料工厂破产，地没了工作也丢了。他于是倡言：“党是娘，我们要 找丁书记”，并要求要么还给土地，要么分给工作。他按书记提供的地址找到了 记家中，要吃书记的大户。书记自然无法接受，“你应该自找门路嘛！”广大进 步工人对这厮的无理取闹义愤填膺，赶来把他撵了出去。两个进步工人还把他打 了一顿为书记出气：“人家丁书记凭什么老是跟在我们后头救火？……你瘌痢头 撑洋伞，越来越无法无天了！”而另一位厂领导则指责书记对这厮太软：“我们 凭什么管那么多人呐，他们是我的儿子还是我女儿”。 </p><p>　　——在丁书记要求下，局里补发了拖欠工人的医药费，但同时告诫书记：“不 要做老母鸡，”，“不要用一个大锅饭代替另一个大锅饭。”在上级关怀和亲人 关照下，这个破产厂家的书记很快被安排了不错的新职位，然而她在某种高尚风 格之下，不但主动放弃了这些机会，还带领厂领导班子向工人承诺：只要工人们 没有重新就业，他们就不去新岗位上班。工人们大受感动，先进者积极争取，落 后者痛改前非，终于实现了再就业。 </p><p>　　通过这个感人的故事，片子的主题已很鲜明。首先，下岗工人应该“靠自己”， 而不该死气白赖地纠缠领导。因为他们既不是领导的儿子，也不是领导的女儿， 领导“凭什么非要帮助”他们不可？如今是什么年代了，丈夫都可以不“养活” 老婆，“凭什么”领导就该“养活”他们。——通过上面的例子，《姐妹情深》 实际上表达了与《浦江叙事》类似的“养活论”，而且通过剧中进步的下岗工人 之口，以反复运用“凭什么”这种强烈反诘的方式，表达得更鲜明了。 </p><p>　　其次，尽管领导并无责任和义务当“老母鸡”，替这些不争气的下岗工人擦 屁股，找出路，而大可把他们“轰走”（剧中关玲玲语）了事。但他们基于崇高 的人格，仍然承担了分外的工作，任劳任怨地给了工人以无私的帮助，并为此付 出了巨大的牺牲。在本剧中，下岗的工人不是死猫扶不上树的窝囊样，就是无理 取闹的刺儿头，下岗时闹事，转岗时啥也不会还拉不下架子。而幸运的新职工则 趾高气扬，又是闹待遇，又是歧视下岗工。至于体制外的个体、民营老板更是一 副趁火打劫的模样。惟有各级领导，个个是道德高、观念新、工作强的贤人兼能 人。 </p><p>　　剧中有个场景，丁书记与几个负责人谈论为什么厂子垮成这样，关玲玲说是 因为没钱，方婷说关键是技术不行，丁本人未置可否。她在另一场景中说：上级 决定工厂破产，就是要我们顾全大局，做出牺牲，要变革总会有牺牲，谁让我们 摊上了呢？”说到底是命不好——“摊上了”！总之，是钱的问题，技术的问题， 命的问题。而体制的问题呢？看来没有，要说有，那就是“养”坏了工人，如今 只要不再“养”他们，就是完成变革了。 </p><p>　　这种答案不免令人生疑。的确，体制问题不能简单归咎为个人责任，但体制 毕竟不是个抽象概念，它是对人的行为的一种规范力量，体制的弊病说到底就是 它扭曲了人的行为。就企业而言，这不仅指工人的行为，尤其指管理者的行为。 说得尖锐一点，如果旧体制坏会养坏工人的话，那么它首先会养坏干部——自然 这里所谓的“坏”不一定是道德上的涵义，而是指行为的扭曲。但无论如何，如 果各级管理者都象片中所描绘的那样道德、业务、观念三过硬，那还谈得上什么 体制问题，无怪乎片中人怪钱、怪技术、怪命，就是不怪体制之弊了。但是，为 什么如此多的企业都陷入了这种无钱、无技术、又无“命”的困境？ </p><p>　　更重要的是，这一批“大厂”作品都把“靠自己”与回避历史欠帐混为一谈， 这是必须一辩的。 </p><p>　　旧体制下我国国有资产不但包括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而且包括了住宅、医疗， 养老等社会保障基金，这两者都是作为积累从劳动者创造的价值中扣除的。劳动 者的工资只是生活费，他们的住房、社会保障与相当一部分教育费用都已存在国 有资产中并由后者代为支付。这种低工资与完全市场经济的工资概念是很不同的， 它不是劳动力的全价值。目前的下岗工人多已四、五十岁，在旧体制下工作已二、 三十年，他们创造的积累在这个体制结束时应当有个交代。一些东欧国家在转轨 中采用“大众私有化”的办法把积累返还公民，或者采用出售国有资产并以所得 充抵社会保障基金的做法。我们不搞私有化，国有资产中的产业资本或其变现形 式（出售所得）仍由政府控制，如果国有资产中的社会保障基金也不返还，那么 政府就必须承担社会保障之责，这决不是什么“不做老母鸡”之类的遁词可以推 卸得了的，也与完整市场经济下的“自己靠自己’根本是两码事。 </p><p>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契约经济，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工资）与非人力资本的 投资回报（企业积累）是清晰分离的。在这种状态下契约一旦解除，工人只有“靠 自己”，这在逻辑上是说得通的（但实际上今天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社会保障体 系也很发达，一旦失业，工人并不仅仅“靠自己”）。而在我们这里，低工资制 既然不具有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的性质，在体制转换时，就必然要带出历史欠帐问 题。这种情况下，所谓靠自己，就意味着要工人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制度的 安排）去索回欠帐——这不就是剧中刘全福、“西瓜皮”等人的行为吗？　剧作 显然是反对这种做法的，我也同样反对，因为这会危及社会的稳定和改革的有序 进行。既然如此，我们还是少唱一点“靠自己”的高调，承认历史欠帐，用心解 决好转型期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问题，以期在公平的起点上展开竞争，在公正的 原则下再来谈“靠自己”，这才是可行之道。否则，“富方丈”们可能把“庙” 搞穷了，再把“小和尚”一脚踢出去，让他们“靠自己”，而“小和尚”也可能 “靠自己”去找“富方丈”算帐，这还不乱套了？ </p><p>　　从另一方面说，作为旧体制下国有资产管理人的厂领导及其上级，在企业破 产时与工人的关系也根本不同于市场解决中破产老板与工人的关系。市场经济中 的老板是资产责任的最终承担者，“破产”就是破他的产，他可能被逼得发疯、 自杀，而工人却很难逼他为工人的前途负责。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劳资双方原 则上都只能“靠自己”——之所以是原则上，实际在工会、劳动法、与社会保障 法的约束下，老板也不能对工人不付一点责任。而我们的国有资产管理人并非资 产责任的最终承担者，“破产”并不是破他的产，但他对工人的责任原则上却是 不可推卸的。电视剧不是三番五次地宣称他“凭什么”要负这种责任吗？很简单， 就凭他不必为“自己的破产”而冒跳楼的风险，所以他就不能要求工人承担丢掉 “自己的饭碗”的风险，不能象破产的老板那样对工人一推了之。当然，承担这 种责任是艰难的，他们付出的努力和承受的压力人们也是理解和钦佩的。但应当 明白，难做的工作并不等于分外的工作，它与“雷锋做好事”这类善行是根本不 同的。把破产国企的领导为工人承担的责任拔高为“××党人的无私奉献”，就 如同把不贪污受贿说成是了不得的崇高品格一样，只能反映全社会道德标准的紊 乱。《姐妹情深》的作者要人们相信，丁书记们在企业破产之际接受“组织上的 安排”去易地做官，扔下数千工人让他们“靠自己”是理所当然的，而她不这样 做则是一种伟大的自我牺牲。笔者却以为，她不这样做是一种尽责的表现，如果 这样做了，则有渎职之嫌。尤其是如果在“穷庙富方丈”的情况下把工人推出庙 门，任其“靠自己”，那就更是一种犯罪行为了。在目前情况下，这种尽责并非 易事，但这不能成为渎职的理由，正如低薪条件下保持廉洁并非易事，但这不能 <br/>成为贪污的理由一样。 </p><p>　　　　　　　　　　　　◆　“浦江”上的夜与昼 </p><p>　　上述这类文艺作品水平参差不齐，但它们表达的倾向值得重视。尤其是《浦 江叙事》，不仅集数多，规模大，而且有意对经济现实做了全景式描写，国企， 外企、私企，官员、经理、工人，都纳入了它的视野。有趣的是，该剧与大致同 时播出的另一部电视剧，即根据茅盾小说编摄的《子夜》都用了同一个特写情景 作为片头，即上海海关的大钟。所不同者，《子夜》中的大钟指示的时间是深夜， 而《浦江叙事》中的大钟则指向正午时分。 </p><p>　　众所周知，《子夜》描写的是三十年代初官僚资本（即那个年代的国有资本）、 外国资本、民间私人资本（即所谓民族资本）之间的交往与冲突过程。剧中，有 官府与洋人撑腰的官僚买办代表赵伯韬最后击败了民间资本的代表私营厂主吴逊 浦。而《浦江叙事》描写的则是60多年后的国有资本、外国资本、民间资本之间 的关系。剧中，国有资本的代表、某大厂厂长罗逸明与其岳父、政府主管局局长 和外国资本的代理、日资公司的华籍经理宋以宁、叶玲等人经过一番磨合后成功 地联手，而剧中唯一的私营企业主沈大兴则被他们打得一败涂地。 </p><p>　　《子夜》中描写了不景气的工厂关门裁员，工人们在玛金、蔡真等领导下发 起抗议，结果却在“知道顾全大局，知道劳资协调”的官办工会桂长林等人做了 工作以后被平息下来了。而《浦江叙事》中也有企业关门裁员引发“下岗工人” 闹事的描写，领头的名叫“西瓜皮”，与《姐妹情深》中的闹事工人刘全福一样， 也是个“瘌痢头撑洋伞”的主儿，结果也是在富于“主人翁”精神的先进工人的 制止下很快平息。 </p><p>　　《子夜》中还描绘了当时大量游资充斥于投机市场而工业企业却资金短缺、 周转失灵的情景：“金融界只晓得做公债、做地皮，一千万，两千万，手面阔得 很！碰到我们厂家一时周转不来，想去做十万八万的押款呀，那就简直是要了他 们的命；条件的苛刻，真叫人生气。”如今电视中虽未曾有这种描写，但谁都会 觉得这种泡沫经济的场面，今天是太似曾相识了。 </p><p>　　总而言之，在那特写的海关大钟下，两个时代所发生的情景竟是如此的相似！ 有意味的是，两个时代的作品在类似的事实描述之下表达的价值立场却截然相反： 《子夜》那个“和军界有联络”的寡头赵伯韬与“由官入商，弄了个信托公司理 事长”的尚仲礼等辈都是流氓恶霸似的反派人物，而民间企业家吴荪浦则得了作 者的几分同情，被描绘为壮志未酬的悲剧人物。今天的作品里则相反，罗逸明、 宋以宁等国企、外企老总个个是敬业君子，道德楷模，而私人企业主沈大兴则是 一幅流氓相，其失败亦罪有应得。《子夜》中带领工人闹工潮是英雄人物而破坏 工潮的“工会”分子被斥为工贼。今天的作品中，抗议下岗的尽是些“西瓜皮”、 “瘌痢头”，这名字起得就够损的，而制止工潮的才是先进的“主人翁”工人。 究其所以，皆因“坐天下”的人换了一拨。 </p><p>　　《子夜》中描写了一个真可谓有信仰、有主义，终身不渝的守旧冬烘吴老太 爷，“他真正虔奉《太上感应篇》，完全不同于上海的借善骗钱的‘善棍’”。 这位“有信仰”的老太爷被十里洋场的乌烟瘴气活活气死了，而他身后的赵伯韬 们似乎并未摆出一幅“有信仰、”“有主义”的样子。而如今的作品中倒是看不 到什么老太爷被花花世界所气死，反而是今日的赵伯韬们整日把现代《太上感应 篇》（特色？主义？）挂在嘴边，活脱脱一付“借善骗钱的‘善棍’”嘴脸！ </p><p>　　《浦江叙事》与《子夜》几乎同时播出，大概并非有人故意恶作剧，但这确 实令人想到一则不那么好笑的“幽默”： </p><p>　　“社×主义是什么？”？“就是从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的一条最痛苦的路”。 有诗为证： </p><p>　　《子夜》翻来成正午， <br/>　　狼变羊兮猫作鼠。 <br/>　　老赵于今改姓罗， <br/>　　大兴原来名荪浦。 <br/>　　伯韬喜读《感应篇》 <br/>　　太爷何必自入土。 <br/>　　瓜皮、玛金皆刁民， <br/>　　阿三、金凤翁人主。 <br/>　　戏剧今昔无大异， <br/>　　演者俨然成汉楚。 <br/>　　六十七年扬州梦， <br/>　　血雨腥风又何苦。</p><p>&nbsp;</p><p>到底是谁养活谁？ </p><p>　　　　　　　　　　　　　　　　刘勤力 </p><p>　　面对许多陷入“穷庙富方丈”困境的国有企业，时下“改革阵痛”，“分享 艰难”之说在文学界大兴。褒者谓之“新现实主义”，贬者谓之“伪现实主义”。 不管是“新”是“伪”，总之是“现实”已经使人们不能不注意它了。 </p><p><br/>　　　　　　　　　　　◆　匪夷所思的“现实主义” </p><p>　　去年播出的电视剧《浦江叙事》，片中有一段内容令人印象深刻：某企业大 裁员，被裁者中的一些人（片中的落后分子）以一名为“西瓜皮”的人为首不愿 就范，声言“为什么工人下岗，干部不下岗？”他们的“闹事”很快受到另一些 人（片中的进步分子）的指责，道是“你们这样闹，还有没有一点主人翁样子? 于是，邪不压正，风波平息。进步者随即放言，从今以后，我们只能自己养活自 己了！ </p><p>　　“从今以后”？那么从今以前呢？未下岗时这些工人又是谁“养活”的呢？ 显然不是自己。片中的意思，工人原来是被国家，或者说是被企业“养活”的， 如今不能再“养”下去了，所以…… </p><p>　　记得少时读过许多革命斗争题材的文学作品，描写到党启发劳动者觉悟时， 首先提到的都是“谁养活谁”的话题：资本家说他们养活了我们工人，那是谎言。 不是资本家养活了工人，而是工人养活了资本家，所以…… </p><p>　　后来读书稍多，才发现“剥削阶级”也并不都讲这种“谎言”。大约封建时 代的确是这样的；专×统治者大都自称是“牧”民者，“恩养”了众百姓，因此 百姓应感谢他们的“养活”之恩。而“资产阶级”则很有些人不以此为然。从资 产阶级经济学的创始人配第、魁奈到“古典经济学家”斯密、李嘉图，再到以后 各种时髦的经济学流派，似乎都没有说过资本家养活工人之类的话。相反，他们 中有的主张“劳动价值论” </p><p>　　——正是这种理论经马×思吸收、加工后成了“工人养活资本家”这种通俗 宣传的思想基础，有的虽不主张劳动价值论，不认为工人养活资本家，但也并没 有反过来把工人看成是被养活者，而是认为“劳动贡献”与“资本贡献”同等重 要，两者之间是一种互利的交换关系、契约关系，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单向示 惠。说工人只是在下岗以后才不得不“自己养活自己”，既是一种理论上的混淆， 也是一种现实社会关系的颠倒。 </p><p>　　诚然，在改革之前的旧体制下，城乡不平等的关系具有从农村向城市“抽取” 工业化原始积累的性质，有人据此把旧体制下的工人说成是相对农民而言的“工 人贵族”。但应当明白，这种“抽取”所形成的是工业资本，而不是工人的消费 基金。我们可以说过去我们的工厂在某种程度上是靠农村“养活”的，但决不能 说工人是靠农民“养活”的。相反，工人在旧体制下以低工资的形式不仅提供了 国有资产资本，而且提供了在国有资本项目下积存的住房基金与社会保障基金积 累。换句话说，是他们（与农民及其他劳动者一起）“养活”了企业和国家。 </p><p>　　当然，旧体制下企业中人浮于事现象严重，改革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但这是 计划体制下要素配置不合理的问题，而不是“谁养活谁”的问题，人浮于事的也 决不仅仅是工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付出代价，、经历阵痛，但代价（以及相应 的利益与机会）的分配应当公正、公平。在存在着“穷庙富方丈”现象的今天， 如果把工人看作被“养活”者，“养”不起了就叫他们走开，而全然不考虑他们 作为国有资产积累创造者在产权改革中应有的权利，是不公正的。而在我们这个 自马×思主义传入中国起就讲了多少年“谁养活谁”的大道理的国度，如今却冒 出了这种自己打自己耳光的说法，而且还是在号称“主旋律”的作品中，是否有 些匪夷所思？ </p><p><br/>　　　　　　　　　　◆　“凭什么”要“帮”你？ </p><p>　　与声势夺人却制作粗糙的《浦江叙事》相比，另一部八集电视剧《姐妹情深》 在制作上可算上乘，但其引导取向也值得评说。 </p><p>　　——片中一个“落后典型”女工闵小丽下岗后被丈夫赶出家门，她想求助于 厂领导，进步的下岗工徐虹训导她说：“做人不要太过分！……她（丁书记）凭 什么非要帮助解决工作不可呢？”，“连丈夫都不管你了，领导还有什么责任要 管你？” </p><p>　　——另一个更落后的人物刘全福本是农民，家中两亩地被厂里征用后按政策 进厂工作，不料工厂破产，地没了工作也丢了。他于是倡言：“党是娘，我们要 找丁书记”，并要求要么还给土地，要么分给工作。他按书记提供的地址找到了 记家中，要吃书记的大户。书记自然无法接受，“你应该自找门路嘛！”广大进 步工人对这厮的无理取闹义愤填膺，赶来把他撵了出去。两个进步工人还把他打 了一顿为书记出气：“人家丁书记凭什么老是跟在我们后头救火？……你瘌痢头 撑洋伞，越来越无法无天了！”而另一位厂领导则指责书记对这厮太软：“我们 凭什么管那么多人呐，他们是我的儿子还是我女儿”。 </p><p>　　——在丁书记要求下，局里补发了拖欠工人的医药费，但同时告诫书记：“不 要做老母鸡，”，“不要用一个大锅饭代替另一个大锅饭。”在上级关怀和亲人 关照下，这个破产厂家的书记很快被安排了不错的新职位，然而她在某种高尚风 格之下，不但主动放弃了这些机会，还带领厂领导班子向工人承诺：只要工人们 没有重新就业，他们就不去新岗位上班。工人们大受感动，先进者积极争取，落 后者痛改前非，终于实现了再就业。 </p><p>　　通过这个感人的故事，片子的主题已很鲜明。首先，下岗工人应该“靠自己”， 而不该死气白赖地纠缠领导。因为他们既不是领导的儿子，也不是领导的女儿， 领导“凭什么非要帮助”他们不可？如今是什么年代了，丈夫都可以不“养活” 老婆，“凭什么”领导就该“养活”他们。——通过上面的例子，《姐妹情深》 实际上表达了与《浦江叙事》类似的“养活论”，而且通过剧中进步的下岗工人 之口，以反复运用“凭什么”这种强烈反诘的方式，表达得更鲜明了。 </p><p>　　其次，尽管领导并无责任和义务当“老母鸡”，替这些不争气的下岗工人擦 屁股，找出路，而大可把他们“轰走”（剧中关玲玲语）了事。但他们基于崇高 的人格，仍然承担了分外的工作，任劳任怨地给了工人以无私的帮助，并为此付 出了巨大的牺牲。在本剧中，下岗的工人不是死猫扶不上树的窝囊样，就是无理 取闹的刺儿头，下岗时闹事，转岗时啥也不会还拉不下架子。而幸运的新职工则 趾高气扬，又是闹待遇，又是歧视下岗工。至于体制外的个体、民营老板更是一 副趁火打劫的模样。惟有各级领导，个个是道德高、观念新、工作强的贤人兼能 人。 </p><p>　　剧中有个场景，丁书记与几个负责人谈论为什么厂子垮成这样，关玲玲说是 因为没钱，方婷说关键是技术不行，丁本人未置可否。她在另一场景中说：上级 决定工厂破产，就是要我们顾全大局，做出牺牲，要变革总会有牺牲，谁让我们 摊上了呢？”说到底是命不好——“摊上了”！总之，是钱的问题，技术的问题， 命的问题。而体制的问题呢？看来没有，要说有，那就是“养”坏了工人，如今 只要不再“养”他们，就是完成变革了。 </p><p>　　这种答案不免令人生疑。的确，体制问题不能简单归咎为个人责任，但体制 毕竟不是个抽象概念，它是对人的行为的一种规范力量，体制的弊病说到底就是 它扭曲了人的行为。就企业而言，这不仅指工人的行为，尤其指管理者的行为。 说得尖锐一点，如果旧体制坏会养坏工人的话，那么它首先会养坏干部——自然 这里所谓的“坏”不一定是道德上的涵义，而是指行为的扭曲。但无论如何，如 果各级管理者都象片中所描绘的那样道德、业务、观念三过硬，那还谈得上什么 体制问题，无怪乎片中人怪钱、怪技术、怪命，就是不怪体制之弊了。但是，为 什么如此多的企业都陷入了这种无钱、无技术、又无“命”的困境？ </p><p>　　更重要的是，这一批“大厂”作品都把“靠自己”与回避历史欠帐混为一谈， 这是必须一辩的。 </p><p>　　旧体制下我国国有资产不但包括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而且包括了住宅、医疗， 养老等社会保障基金，这两者都是作为积累从劳动者创造的价值中扣除的。劳动 者的工资只是生活费，他们的住房、社会保障与相当一部分教育费用都已存在国 有资产中并由后者代为支付。这种低工资与完全市场经济的工资概念是很不同的， 它不是劳动力的全价值。目前的下岗工人多已四、五十岁，在旧体制下工作已二、 三十年，他们创造的积累在这个体制结束时应当有个交代。一些东欧国家在转轨 中采用“大众私有化”的办法把积累返还公民，或者采用出售国有资产并以所得 充抵社会保障基金的做法。我们不搞私有化，国有资产中的产业资本或其变现形 式（出售所得）仍由政府控制，如果国有资产中的社会保障基金也不返还，那么 政府就必须承担社会保障之责，这决不是什么“不做老母鸡”之类的遁词可以推 卸得了的，也与完整市场经济下的“自己靠自己’根本是两码事。 </p><p>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契约经济，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工资）与非人力资本的 投资回报（企业积累）是清晰分离的。在这种状态下契约一旦解除，工人只有“靠 自己”，这在逻辑上是说得通的（但实际上今天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社会保障体 系也很发达，一旦失业，工人并不仅仅“靠自己”）。而在我们这里，低工资制 既然不具有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的性质，在体制转换时，就必然要带出历史欠帐问 题。这种情况下，所谓靠自己，就意味着要工人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制度的 安排）去索回欠帐——这不就是剧中刘全福、“西瓜皮”等人的行为吗？　剧作 显然是反对这种做法的，我也同样反对，因为这会危及社会的稳定和改革的有序 进行。既然如此，我们还是少唱一点“靠自己”的高调，承认历史欠帐，用心解 决好转型期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问题，以期在公平的起点上展开竞争，在公正的 原则下再来谈“靠自己”，这才是可行之道。否则，“富方丈”们可能把“庙” 搞穷了，再把“小和尚”一脚踢出去，让他们“靠自己”，而“小和尚”也可能 “靠自己”去找“富方丈”算帐，这还不乱套了？ </p><p>　　从另一方面说，作为旧体制下国有资产管理人的厂领导及其上级，在企业破 产时与工人的关系也根本不同于市场解决中破产老板与工人的关系。市场经济中 的老板是资产责任的最终承担者，“破产”就是破他的产，他可能被逼得发疯、 自杀，而工人却很难逼他为工人的前途负责。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劳资双方原 则上都只能“靠自己”——之所以是原则上，实际在工会、劳动法、与社会保障 法的约束下，老板也不能对工人不付一点责任。而我们的国有资产管理人并非资 产责任的最终承担者，“破产”并不是破他的产，但他对工人的责任原则上却是 不可推卸的。电视剧不是三番五次地宣称他“凭什么”要负这种责任吗？很简单， 就凭他不必为“自己的破产”而冒跳楼的风险，所以他就不能要求工人承担丢掉 “自己的饭碗”的风险，不能象破产的老板那样对工人一推了之。当然，承担这 种责任是艰难的，他们付出的努力和承受的压力人们也是理解和钦佩的。但应当 明白，难做的工作并不等于分外的工作，它与“雷锋做好事”这类善行是根本不 同的。把破产国企的领导为工人承担的责任拔高为“××党人的无私奉献”，就 如同把不贪污受贿说成是了不得的崇高品格一样，只能反映全社会道德标准的紊 乱。《姐妹情深》的作者要人们相信，丁书记们在企业破产之际接受“组织上的 安排”去易地做官，扔下数千工人让他们“靠自己”是理所当然的，而她不这样 做则是一种伟大的自我牺牲。笔者却以为，她不这样做是一种尽责的表现，如果 这样做了，则有渎职之嫌。尤其是如果在“穷庙富方丈”的情况下把工人推出庙 门，任其“靠自己”，那就更是一种犯罪行为了。在目前情况下，这种尽责并非 易事，但这不能成为渎职的理由，正如低薪条件下保持廉洁并非易事，但这不能 <br/>成为贪污的理由一样。 </p><p>　　　　　　　　　　　　◆　“浦江”上的夜与昼 </p><p>　　上述这类文艺作品水平参差不齐，但它们表达的倾向值得重视。尤其是《浦 江叙事》，不仅集数多，规模大，而且有意对经济现实做了全景式描写，国企， 外企、私企，官员、经理、工人，都纳入了它的视野。有趣的是，该剧与大致同 时播出的另一部电视剧，即根据茅盾小说编摄的《子夜》都用了同一个特写情景 作为片头，即上海海关的大钟。所不同者，《子夜》中的大钟指示的时间是深夜， 而《浦江叙事》中的大钟则指向正午时分。 </p><p>　　众所周知，《子夜》描写的是三十年代初官僚资本（即那个年代的国有资本）、 外国资本、民间私人资本（即所谓民族资本）之间的交往与冲突过程。剧中，有 官府与洋人撑腰的官僚买办代表赵伯韬最后击败了民间资本的代表私营厂主吴逊 浦。而《浦江叙事》描写的则是60多年后的国有资本、外国资本、民间资本之间 的关系。剧中，国有资本的代表、某大厂厂长罗逸明与其岳父、政府主管局局长 和外国资本的代理、日资公司的华籍经理宋以宁、叶玲等人经过一番磨合后成功 地联手，而剧中唯一的私营企业主沈大兴则被他们打得一败涂地。 </p><p>　　《子夜》中描写了不景气的工厂关门裁员，工人们在玛金、蔡真等领导下发 起抗议，结果却在“知道顾全大局，知道劳资协调”的官办工会桂长林等人做了 工作以后被平息下来了。而《浦江叙事》中也有企业关门裁员引发“下岗工人” 闹事的描写，领头的名叫“西瓜皮”，与《姐妹情深》中的闹事工人刘全福一样， 也是个“瘌痢头撑洋伞”的主儿，结果也是在富于“主人翁”精神的先进工人的 制止下很快平息。 </p><p>　　《子夜》中还描绘了当时大量游资充斥于投机市场而工业企业却资金短缺、 周转失灵的情景：“金融界只晓得做公债、做地皮，一千万，两千万，手面阔得 很！碰到我们厂家一时周转不来，想去做十万八万的押款呀，那就简直是要了他 们的命；条件的苛刻，真叫人生气。”如今电视中虽未曾有这种描写，但谁都会 觉得这种泡沫经济的场面，今天是太似曾相识了。 </p><p>　　总而言之，在那特写的海关大钟下，两个时代所发生的情景竟是如此的相似！ 有意味的是，两个时代的作品在类似的事实描述之下表达的价值立场却截然相反： 《子夜》那个“和军界有联络”的寡头赵伯韬与“由官入商，弄了个信托公司理 事长”的尚仲礼等辈都是流氓恶霸似的反派人物，而民间企业家吴荪浦则得了作 者的几分同情，被描绘为壮志未酬的悲剧人物。今天的作品里则相反，罗逸明、 宋以宁等国企、外企老总个个是敬业君子，道德楷模，而私人企业主沈大兴则是 一幅流氓相，其失败亦罪有应得。《子夜》中带领工人闹工潮是英雄人物而破坏 工潮的“工会”分子被斥为工贼。今天的作品中，抗议下岗的尽是些“西瓜皮”、 “瘌痢头”，这名字起得就够损的，而制止工潮的才是先进的“主人翁”工人。 究其所以，皆因“坐天下”的人换了一拨。 </p><p>　　《子夜》中描写了一个真可谓有信仰、有主义，终身不渝的守旧冬烘吴老太 爷，“他真正虔奉《太上感应篇》，完全不同于上海的借善骗钱的‘善棍’”。 这位“有信仰”的老太爷被十里洋场的乌烟瘴气活活气死了，而他身后的赵伯韬 们似乎并未摆出一幅“有信仰、”“有主义”的样子。而如今的作品中倒是看不 到什么老太爷被花花世界所气死，反而是今日的赵伯韬们整日把现代《太上感应 篇》（特色？主义？）挂在嘴边，活脱脱一付“借善骗钱的‘善棍’”嘴脸！ </p><p>　　《浦江叙事》与《子夜》几乎同时播出，大概并非有人故意恶作剧，但这确 实令人想到一则不那么好笑的“幽默”： </p><p>　　“社×主义是什么？”？“就是从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的一条最痛苦的路”。 有诗为证： </p><p>　　《子夜》翻来成正午， <br/>　　狼变羊兮猫作鼠。 <br/>　　老赵于今改姓罗， <br/>　　大兴原来名荪浦。 <br/>　　伯韬喜读《感应篇》 <br/>　　太爷何必自入土。 <br/>　　瓜皮、玛金皆刁民， <br/>　　阿三、金凤翁人主。 <br/>　　戏剧今昔无大异， <br/>　　演者俨然成汉楚。 <br/>　　六十七年扬州梦， <br/>　　血雨腥风又何苦。</p><p>&nbs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