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谜团重重》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超级军网时间：2024/05/06 17:49:48

我转该贴并不表示我赞同其中的观点,感兴趣的网友可以自己查看原文<a href="http://www.lizhining.net/books/mituan/index.htm">http://www.lizhining.net/books/mituan/index.htm</a>   《谜团重重》：从这里，三个人拉开了论辩帷幕…… <hr width="94%" color="#ee9b73" size="1"/> 　　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真，自然是不容易的。……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 鲁迅　　　　　　 　　　　闻过则喜　　　　　　　　　　　　　　　　　　　　　　———— 中国成语 　　     从这里，三个人拉开了论辩帷幕…… 时间：2004年春夏。 地点：北京，副教授家中。 人物：副教授，60年代后期大学毕业，“文革”结束后方始读研。 　　　王博士，90年代研究生，温文儒雅，矜持，踌躇满志。 　　　李硕士，90年代研究生，热情、冒失、有同情心。   副教授： 二位好！来吧，请坐。 王博士： 谢谢。 李硕士： 谢谢。 副教授： 你们面前有茶杯，请尽量坐得舒服些，这样头脑可以放松。今天天气不错，有利我们打开思路，讨论难题。 　　我先说一下我们的讨论题目，简而言之，就是老百姓关心的“中国经济”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来出讨论题，可能要讨论十几天。当然，我们可不是《十日谈》，不是讲故事，而是讨论和辩难。对于学术，互相辩难很重要，辩难是拿到真理的钥匙。 　　小李认为，当前中国经济还有很多令人迷惑的地方，甚至是谜团重重，而且有不少逻辑矛盾，所以，今天就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谜一般”的中国经济。 王博士： 副教授，为什么您说“谜一般”的？我认为中国经济很清楚，稳定、健康而持续地发展着，没有谜，起码没有解不开的谜。虽不能说一切都很完美，但是改革的思路是清楚的，改革的成就世所公认，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景也是明确的、大有希望的。 李硕士： 对不起，我的看法刚好相反。同时，我还希望人们能更多地考虑一下“经济改良”四个字。其实很多中国经济情事，正是需要“改良”，而不是常常会“矫枉过正”的“革故鼎新”。这不由使人想起“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的箴言，很多人喜欢这样。 　　几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我们不能平稳前行，而总在不停地跳动。不知是为什么，我们似乎总也不能在一个“合适”位置停下来，进行微调，进行改良，好像钟摆一样，一直要达到某个“极端”方能暂时停下喘一口气，然后再跑向另一个极端。也可能，咱们中国人的脾气就是：不干就不干，一干就走极端，只有天翻地覆的改革才叫过瘾，才能使国人心满意足。但是，在我看来，即使很好的“改革”之后，也应当有个改良和微调的阶段，才合乎逻辑。改革，须完全打乱旧秩序，怎么就能一下子“改”得那么合适呢？ 　　何况，近年有些改革，我认为还应当重新审视一番。 王博士：你指的是什么？ 李硕士： 我认为医改、教改、房改什么的……需要变换思路。甚至可以说，需要对这些改革再“改革”一下。 王博士： 什么？改革必须有一个“市场经济”的取向，若偏离这个大方向，把好不容易“市场化”了的医疗和教育再改回成“非市场化”的东西，那就是倒退了！ 李硕士： 你知道在教改和医改中，中国出现了两个令人震惊的百分比吗？就是：我国正在用占世界1%的教育资源，来应对占世界25%的学生；我国正在用占世界2%的医疗资源来应对占世界20%的病人。可以说，这正是我们某种“改”的结果。　　那么，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成就到底表现在哪里呢？可能，在你们经济学者们看来，这正是我们经济改革“低成本”的优越性。但是我认为，这是代价。　25年以来，我们不仅支付了自然资源、环境生态的代价，还支付了沉重的人文代价和道德代价。这是人民为此支付的，难道就为了什么政绩工程、豪华大厦、少数人暴富、甚至是贪官污吏的“需要”而支付吗？所以我认为，历史是前进、还是倒退？也并非那么容易断定的…… 王博士：我认为你的观点是非常错误的，而且非常情绪化。你的毛病是：总不能从事情的“光明面”来看问题。不充分肯定成绩，只看到缺点，这也是不对的。 李硕士： 与您相反，在我看来，批评，对于一个民族，才是最宝贵的。不管批评来自哪个方面，也不管批评者的态度和目的如何，不管是善意恶意，只要是批评，就比“赞美”要宝贵得多。看来多数中国人还没有明白这个真理。 　　在我国，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很多年来，在经济学界和各种报刊杂志上，最常见的形容词就是：健康、稳定、持续、高速发展……等等，没完没了的漂亮话。老实说，听得我心烦。实际上，在我看来，我们中国当代经济最需要审视的，就是“健康”二字！ 　　健康，才是经济得以“持续”下去的关键。 王博士：难道你认为中国经济不健康吗？ 李硕士： 显然，中国经济还有许多需要“诊治”的地方。 　　但我感到，2004年伊始，国内“宣传”上已有些变化，已经开始说经济发展的“困难”了，开始说到中国经济的“低效”，也开始说到资源的紧缺和节约问题了。就是说，开始正视经济困难了。这样就有希望。盲目乐观，常常是扼死民族的绳索。我国经济发展的前面，的确有困难，这是事实，回避不得，硬要回避最终也是没有用的。 王博士：其实，我们也并没有回避经济困难，问题是，困难并没有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李硕士： 不，事实上，我们的报刊曾经长期回避谈论经济困难，经济学界也几乎从不讨论我国经济发展中是否还有不利因素。不过最近，报刊上似乎是有些变化。 例如《人民日报》在2004年5月10的报道中已提出，对资源国情要“警钟长鸣”，还说中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拼资源换来的”、是“粗放型的增长方式”。我想，这个因素，将给民族未来和子孙后代带来无穷的痛苦，是不能轻视的。尽管2003年中国GDP比头年增长9.1%，但是每单位GDP的资源消耗是日本的9.7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4倍。再说每单位GDP的能源消耗，中国是日本的11.5倍，是美国的4.3倍，是法国的7.7倍，是世界平均值的3-4倍。每万美元GDP的水消耗，美国是514立方米，日本仅208立方米，而中国高达5045立方米（另据公布，2003年中国每万元人民币GDP用水为465立方米），是发达国家的8-20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还有，我国前几年认为已经充分发展了的、无需再进口大型设备的电力，2003-2004年间发生了绝大多数省市拉闸限电现象，显然证明了我们的智慧不够。不仅政治文化方面智慧不够，而且经济建设上也智慧不够。承认智慧不够，才表明了真正的智慧。据2004年5月间消息，用电高峰时缺电省份已达24个，1-4月份全国用电6493亿千瓦小时，比2003年同期增长15.5%。再有，中国的钢铁、水泥、建材、电解铝等“高能耗”（我估计，同时也是“低质量”）产业用电增长仍在20%以上。又如，中国的粮食问题目前也出现了“情况”。2003年全国粮食消耗的“赤字”已经高达约800亿斤，占了全年总产量1成，已引起了高层的高度重视。粮食情况显然已经不像当年所发愁的那样“粮食太多了”、似乎是全国受灾3年也没有什么关系。 　　假象，往往蒙住人们的双眼。但我想，现在既然看到了“困难”，可能就有希望了。能够容忍和鼓励对自己的“批评”，这个民族就有希望。其实，所谓“民族自豪感”害苦了中华民族。中国人总是觉得只有自己的才是最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它其实阻碍了民族进步。事情往往与愿望相反，北京故宫墙上到处是“万寿无疆赋”，但腐败的清朝很快就没有了寿。歌功颂德，渲染到处莺歌燕舞，有些高高在上的各级干部，听着到处一片颂扬声，心里可能也着实舒坦，但这和“玉树后庭花”一样，其实是败亡之音。 王博士：你看，我刚讲了一句话，你就像上了发条一样，讲上了一车话。我看，你也要学会“让别人把话讲完”。 副教授： 嗯，OK，Stop，我知道，你俩是论辩对手，思想活跃、唇枪舌剑，这些都是好东西，不然要你们这些学者干什么！在今后的讨论中，也请你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也是对国家和民族负责。不过现在，还是请让我这老头子把话说完。 　　我们此次讨论，我想了一下，应当有十来个题目，有多少算多少吧，不必弄成“十大论题”，好像患了鲁迅先生所说的“十景病”。首先，我们从广大人群最关心的、身边的事谈起，例如消费和储蓄；然后，进入产业和企业方面，问题也不少，例如所谓“国企改革”，“民营经济”，“高技术经济”等等。再下一步，讨论一下人们最关心的几个大问题，也就是小李刚才说的房改、医改、教改，还有养老金改革、机构改革、政府改革等与“政府行为”有关的问题。后面，是宏观经济的若干问题，例如“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问题；假冒伪劣问题；价格竞争问题；股市问题等。最后，我们来谈谈生态环境和资源问题，这说起来，是事关我们社会的未来、中国的未来、实际上也将是“经济学的未来”。 　　总而言之，凡有关中国经济的一切重要问题，都是我们这次所要探讨的对象。问题将探讨得如何？主要要仰仗你们的伶牙俐齿，以及牙齿上方的脑袋。啊，我说得不对。实际上，讨论成功还是失败？都在你们的头脑中，和牙齿没有关系。 　　下面，请看一下你们手中的讨论题。我们可以进入第一个题目了。谁先说？　　两个学生都低头去看手中的纸片，那是副教授提出的讨论题，共有16个，也就是我们的《<a href="http://www.lizhining.net/books/mituan/index.htm">目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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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清．

“居民储蓄”之迷团（凡涉及标题，字都是绿色的；教授咖啡色；博士黑色；硕士蓝色）  中国的老百姓究竟存了多少钱？ 25年来“居民储蓄”增长了400多倍吗？ “居民储蓄”为什么居高不下？ 人民的“储蓄”是不是真的很高？ 现今人们储蓄的用途，与改革前是否一样？ 中国的穷人能存多少钱？ 储蓄、消费和投资，都是完全相排斥的事物吗？ “储蓄新增额”高于“工资总额”是否太奇怪？ 什么是“居民储蓄”的来源之谜？ 2002-2003年居民储蓄的狂涨说明了什么？ “居民储蓄”是否会猛然冲进市场？ “居民储蓄”能被学者逗引出来“扩大内需”吗？ 个人收入，就肯定是“隐私”吗？ 中国究竟有没有遏制“洗钱”的真功夫？ 副教授： 按照计划，我们从身边的事情谈起。对于老百姓来说，消费和储蓄几乎是贴身之物。储蓄问题，学术的味道更浓些，我们先讨论“居民储蓄”吧。 王博士：世上有不少神秘之物，不过“居民储蓄”可不是，因为各种数据经常被报刊公布，储蓄问题上似乎也并没什么难解之谜。 李硕士： 但凡事就怕仔细想想，司空见惯的东西，也会有怪异之处。“居民储蓄”中令人迷惑不解的问题，我看还是不少的呢。 副教授： 现在中国的老百姓究竟存了多少钱？ 王博士：据公布，时至2003年的7月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达10.61万亿元。这是包括本币和外币。另据公布，人民币储蓄总额也于9月末超过了10万亿元，达到10.1万亿元。11月份已达到近11万亿元。因此可以说，已两次突破了“10亿元大关”。2004年的“居民储蓄”增长速度有所减缓，至4月末已达11.9万亿元。 　　因此，我们已经可以号称“12万亿元”的储蓄规模了。 　　2003年前７个月，居民储蓄就累计增加11697亿元，比头年同比多增2411亿元，说明储蓄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快了。情况令人兴奋。统计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从1978年的210.6亿元增加到2003年中的逾10万亿元，增长400多倍。这说明，的确，如今的老百姓手里有钱了，这不能不说是改革的伟大成就之一。人民手上的这些钱，与我国2002年的GDP相当，它可以买下我国全部经营性国有资产，能够维持全国人民两年的消费，已占金融机构全部存款的一半以上。这消息和分析，都已经登在报纸上了。 副教授： 什么？25年来“居民储蓄”增长了400多倍吗？ 李硕士： 对不起，我对博士说的“增长倍数”有疑问。你说25年居民储蓄增长了400多倍，这个算法有问题。我核对了1984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上面1978年那年储蓄就是210.6亿元，显然这是“当年价格”。 王博士：嗷？是吗，是当年价格？啊呀，400多倍的数据不是我算的。这是报纸的消息，有问题是吧？我当时没有注意，就这么照猫画虎地记下来了。 李硕士： 我一听这个倍数，就知道是有学者或记者，为了夸耀现在人们是多么有钱，他们拿起计算器，把两个数字一除，脸上一乐，文章就来了。所以，博士先生，我们永远不要被“大好形势”四个字挡住了双眼，这是历史的经验、也是沉痛的经验。 王博士：你别扯那么远，我知道出错了。这下被你抓住了。但这并不是个大问题，It’s not a big deal。我只是没注意罢了。再说，我们报纸论说储蓄问题，大方向并没有错。 李硕士： “当年价格”，不是“可比价格”，不能简单作除法，这是常识。但现在许多写经济分析文章的先生们，却是很随意，令人吃惊。整个80-90年代，我国币值可不是一般地贬。而是成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贬值。就比如我现在挣1500元，可能还不如咱们副教授先生60年代的50元钱“富有”，对吧？但已经是30“倍”了。 副教授： 开始是46元，到饭菜飘香的小饭馆，5毛钱就吃得很棒了。但通常也舍不得花钱。文革中我被打成“反动学生”，毕业后一年没有得到工资。不过我一拿到工资后，就很有“可挣到钱了”的感觉，心里真是很高兴。 王博士：但我们不能否认，改革以来的人民生活是大大提高了，存的钱也多得多了。12万亿元，是一个很大的数目，粗略算算，人均能达到9200余元。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国家“扩大内需”的希望所在，也表明扩大内需有现实可能性。如果每人能花掉3000元，还不到居民储蓄的1/3，就可以把全国的4万亿元“库存积压”商品购买一空。使得小李成天价叨念的“总需求”和“总供给”平衡起来。 李硕士： 所以，主要的问题就是鼓励人们花钱，对吧？ 王博士：没错。 李硕士： 上面的账我不怀疑，但绝不可能成为现实。为什么？我曾写过好几篇文章，企图说明这个问题。…… 副教授： 对不起，打断一下。小李，这样好吗？让博士先把他的意见表达完毕，我们得到一个整体的论说。然后小李再系统地予以辩驳，我便也可以“完整准确”地弄清二位的研究了。 　　我想，请小王继续谈老百姓的储蓄问题。特别是说明一下我国的“居民储蓄”为什么居高不下？ 李硕士： 好，请吧。 王博士：谢谢。作为经济学家，应当探讨事物的原因。我认为，目前的居民储蓄额是比较高了。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主要有4个原因：1、改革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收入稳步增加是储蓄快速增长的基本原因。如果老百姓没有稳步增长的收入，怎么能储蓄呢？据统计，从1978年到2002年的24年间，排除物价因素，我国农村的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7.18%，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6.68%。这是很了不起的。2、目前我国个人投资渠道仍狭窄不畅，使得人民手中的金融资产大都集中在“居民储蓄”上，而不是流到投资上。股市缩水后，投资基金、还有期货之类的好形式，都不大为广大百姓所熟悉。你看“国债”就卖得较好，因老百姓了解，这说明学者们的“宣传”性质的文章还是写得太少了，不是太多了。所以，我认为，不要一味地指责“宣传性文章”，不要把它们都说成是御用文章，这样的文章有时是很必要的，对经济发展有好处。3、现在不少的人为了应付所谓“未来的风险”，可能觉得还是存钱最保险。未来的风险，我主要是指养老、生病、及子女教育等支出，现在这几项也都出现了比较大的不确定性，但是，这也就是我们所谓“改革的成本”，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就是要把一些原来由国家来负担的“成本”，改由人民自己负担，实际上是由“市场”来负担，这也是经济改革的应有之义。现在，很多事情出问题，其实并不是因为政府做错了什么，而是老百姓常常具有把“公共安全的经济责任全部委之于政府的不良预期。”这是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在2003年7月9日《经济参考报》上说的，我同意他的说法。 李硕士： 对你所讲的第一点，我有个问题。您说的改革以来的人民收入增长，已是“很了不起”，也不过是6-7%。我看好像没有太了不起，并没有24年来的“经济增长率”高，这是为什么？ 王博士：那当然，钱不能都让老百姓花掉，还要建设呢。 李硕士： 有数据分析吗？没有？那么好，暂且存疑。让我也再想一想，我总觉得这里边应当有蹊跷。即使人民每年收入增长6-7%，也应当是生活更好一点才对。虽说是不可能有增长400倍的笑话，但人民生活起码应当提高5到6倍吧？到底有没有呢？人们应当能感觉出来。这里总好像有个什么怪东西，我没想通…… 副教授 就我个人来说，增长6倍是没有的。比如说，我1978年读研时的工资62元，当时可以买81斤猪肉，若是按照“购买力平价”（PPP）增长6倍，我现在的工资应当能买到486斤猪肉吧？那起码得要将近4000元，甚至近5000元。可是我现在的月工资能达到2000元就不错了，我很快就要退休了，退休后可能还要少一半吧，就1000来块钱了，但能对付着过日子。若是生病，就会有些麻烦。人能够不生病吗？ 李硕士： 不能。我想接着谈一点和博士完全不同的意见。 副教授： 对，闲话少说，现在请硕士先生继续谈居民储蓄问题。你有不同观点，对吧？你是不是怀疑我们人民的“储蓄”是不是真的很高？ 李硕士： 中国人的储蓄，真的并不很高，在没有“社会保障”的情况下，人均9000元，人民可以说处在经济危险之中！香港只有700万人口，一国两制，他们还是个有相当完善的“社会保障”的社会。据报道，其2003年的全部存款高达3万亿港元，那就是说，人均应当是约40多万港元吧。现在港币与人民币的汇率是多少？ 王博士： 1.07吧，好像黑市是1.13。当然，我们中国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不能事事去跟发达地区或国家相比。 李硕士： 无论如何，香港人均43万港币储蓄，我们大陆人均9000元人民币储蓄，是人都会“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吧？至于说世界上居民存款最多的日本，2002年银行居民存款总额约为7.75万亿美元，相当于64万亿元人民币，这里还不包括人们其他的“金融资产”，如保险、邮政储蓄、产业集资等。而日本的人口只有中国的1/10呀！就是说，其“人均”水平得有60多万元银行储蓄。 　　如果我们大陆达到香港的人均储蓄水平，我国大陆的储蓄总额应达到560万亿元的水平。如果达到日本的水平，得有将近800万亿元的银行储蓄！ 　　而我国现在，居民储蓄不过区区12万亿元，每年的GDP也不过是1万亿美元多一点的规模，中国若要增长到香港和日本的水平，还将有漫长的岁月。 　　所以，我总在想，为什么我们一个“贫困的大陆”还老是要把别人的困难背起来。当年毛泽东时代的援外比偿还“苏修债务”还要多多了，那时支援国外的“军火”都是不要钱的，国际主义么！现在呢？时间已过，脾气还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我们就表示要做个“负责任的大国”，把东南亚的困难背起来。不久前，又表示要把香港的经济困难背起来。但是最终，这些困难并不是国家官员来背的，都将落在“中国人民”贫穷的脊背上。人民有什么办法？也只能把褐色的脊背任由风吹雨打。 王博士：你扯太远了，你的态度也是不对的。香港是我们中国的“特别行政区”，支持香港经济是中国政府的责任。 副教授： 对，小李一讨论问题，就容易离题万里。当然，对于某些官员，形象是最重要的，而不大容易首先考虑到国内或本地区的人民大众，这可能是“制度的产物”。这不能怪官员，对上面负责，对脸面负责，眼下他们也只能有这个出发点。这是存在决定意识。所以还是让我们言归正传。小李，请继续讲储蓄问题。 李硕士： 好的，我想讲三个问题，对不起，与王博士完全相反。第一，我认为目前“居民储蓄”的超增长是不正常的，收入稳步增长，所导致的，应当是储蓄“稳步增长”，而不是博士所说的什么“快速增长”。特别是近年来居民储蓄的增长，实际上，已远远超过了国家公布的“人民收入”的增长额。这里边的问题太大了。博士刚才不是说，人民收入增长只有6-7%吗？网上有人计算，说“1990-2001年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年均增长23.7%，而同期居民消费支出年均仅增长12.9%。” 我不敢说这个数据就一定反映了真实，但是可作参考。另据报道，2002年居民储蓄的同比增长达到17.8%，也不低了，储蓄总额从7.4万亿元猛增到8.7万亿元，达到1.33万亿元，钱的量很大，远远超过2002年的1.18万亿元的“全国工资总额”。 　　因此，这里的居民储蓄增长，并不是些合理的数字，因为“经济增长率”没有这么高，而人民收入增长的比率也远没有它高。 　　人民收入的增长率到底是多少，我手头没有90年代以来现成的12年综合数字。但显而易见，在最近3年里，人民收入的增长，比储蓄要低得多了。就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同比增长”来说，2001年，城市8.5%，农村4.4%；2002年，城市13.4%，农村4.8%；而2003年的1季度，城市8.4%，农村7.5%。这是不是些夸大了的数字，我们且不管它，单单看这些，就知道“居民储蓄”的增长比率那要高得多。而这是不正常的。 副教授： 你不是说要论证居民储蓄“不是真的很高”吗？但你实际说的，似乎是它们“真的很高”。 李硕士： 我下面就要说到，居民储蓄尽管很高，但是“人民”的储蓄并不很高、甚至很低。 　　我上面所说的现象，居民储蓄高于人民收入，难道不奇怪吗？在宏观经济上，这真可以使人百思不得其解！所谓“居民”储蓄的钱，竟然游离于“人民”收入增长之外！难道那些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当然，天上从来不会像下雨一样落钱。因而，原因只能是一个：是极少数富人、而不是人民多数，存起了大量的钱。 　　目前，国内的经济学家也好，经济官员们也好，都在起劲地分析为什么钱会流向储蓄，而不流向投资？他们很热衷于泛泛地解析居民的“心理偏好”什么的，完全没有打中要害！其实，原因简单得出奇：穷人手上没什么钱，他们无法按照经济学家们分析和期待的那样去投资；富人手上抓着大把的钱，他们消费不了这么多，所以“总供给”也就只好过剩，又因他们的钱大都有些“黑”，所以他们在“投资”前总得掂量掂量，不敢贸然行事。他们宁愿先把黑钱用别人名义存起来，或者塞在沙发洞里、床头柜里，一旦东窗事发，成捆的钞票从洞中涌流出来，使检察人员在旁边都看傻了眼，这个现象，已快成了中国破经济案件的一种“时尚”现象了。 副教授： 我看，很多中国经济的难解之谜，是否也都可以循着这个“路径”找到答案的呢？ 王博士：对不起，我不能同意，多种经济现象的成因复杂。 李硕士： 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恰恰不愿意走这条“路径”，咱们的王博士就是个鲜活的例子。 副教授： 不要人身攻击。 王博士：小李就是这么个人，永远冲动，我不在乎他。 李硕士： 您瞧，对于穷人来说，或者说从穷人的眼睛看世界，储蓄并不算高。全国的人均储蓄仅9000多元，还没有摆脱家庭经济危险线，够住医院吗？够孩子上学吗？够买个好电脑吗？何况中国10亿农民人均存款还不到2000元，请注意，那是“人均”呀！据说80%的农民的储蓄在“人均”之下，只有20%的农人储蓄在“人均”之上，那么，我们穷困的农民弟兄中的“多数”究竟能有几个钱！这个问题我后面还要说的。 　　我要说的第二点，就是现在对于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储蓄根本不是什么“投资”的问题，而是“保命”的问题。情况与文革之前已经大不一样。 副教授： 现今人们储蓄的用途，与改革前是否一样？ 李硕士： 我正要说这个问题。那时的储蓄，有也好，没有也好，对于人们的生存，没有致命的意义。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这里，我稍微仔细地讲一下。 　　当然，今天比起周恩来的年代，人民生活显然提高了，这也是历史的正常现象，学者们不必老挂在嘴角上。试想，我们在和平时期和“工业化”条件下发展了25年，既没有大跃进、没有不准私养鸡鸭的人民公社，又没有文化大革命，人民生活再没有一点提高，那还成什么话说？实际上，按照公布的统计，我国25年来的经济发展速度，比“四小龙”要快不少，但现在“四小龙”的居民平均收入大约比我国要高10倍以上，这是说不过去的。好像，我们大陆人民的生活水平应当提得更高得多才对头。 　　改革之前人们工资很低，如经济形势很好的1965年全国全民所有制职工工资总额为235亿元（未包括集体所有制和农民），在当年的“国民收入”（相似于现今的GDP）1387亿元中占16.9%；而我国在1978-1980年得3年里，全国“工资总额”（这时已包括了各种所有制）在GDP中的比例，仍为15.7%，16.0%和17.1%，保持了周恩来时期的惯性。但是令人困惑的是：到1997-1999年的3年间，竟然降到12.6%，11.7%和12.1%。 　　这个统计说明，今天，我国大多数劳动者拿的是依旧不变的“低工资”，但是周恩来时期实施的公费医疗、低学费（大学甚至不要钱）、低房租这些属于“社会保障”的内容，这些曾经是“社会主义”的标志，今天已经没有了。人们拼命奋斗得到的“革命果实”已经又得而复失。现在人们得拿工资和存款来应付对自己的“保障”。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年若没什么存款，能够生存；现在如果完全没有存款，可以说生存很难，特别是在城市里。要支付孩子的教育费用，还算有一定“刚性”，孩子什么时候上学？要缴纳多少钱？虽然穷人要凑起钱非常艰难，但大致上还能有个数。在我国，特别是医疗费用的支出，我感到，完全是个难以预测的“无底洞”。除了算命先生，谁能知道：人将会何时生病？将会生什么病？要花多少钱？要存多少钱才能保住一条性命？而现在在我国不少医院，没有钱？急症病人就是死在挂号室，也没有人抢救，这样的事情已经一再发生，令人胆寒。 王博士：这个问题我认为应当这样理解：医院要自负盈亏，要产业化，要走向市场，这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而当将来人民在“市场经济”中都富起来时、都有了钱时，问题就会自然解决。硬要不顾“改革成本”地去解决，就会延缓改革，反而延长改革的阵痛。 李硕士： 这个问题，我现在暂不驳你，反正后面还要讨论的。我只想说，中国的“白衣天使”竟显出一副冷面杀手形象，会使外部世界都害怕我们这个制度的。当然，王博士您是喜欢的了，你们都是些“冷面经济学家”么。 王博士：你这个家伙真够讨厌的。 副教授： 小李，不要总是进犯别人。说话不要伤人，你和小王观点不同，可以讨论，两人在生活上还是好朋友，要容纳不同的学术观点，才会有学术繁荣。小李，请你谈一下，中国的穷人能存多少钱？ 李硕士： 我要说的第三个问题，正是储蓄的“成份”究竟如何？这才是决定“居民储蓄”能否演化为“民间投资”的关键。我的意思是，如前所述，绝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存多少钱，他们即使想投资也投资不了。而极少数人确实存起了大笔的钱，但又可能大都是“黑钱”、或者比较黑的钱，他们可能自己就是贪官污吏及其家属子女，或者是和贪官勾结并拧成一股绳的劣商，他们若是要成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地投资，怕总要想想，是否把钱先“洗洗”为好。当然，中国的洗钱和外国比起来，要简便多了。 副教授： 我插问一句，现在银行里存钱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李硕士： 确切的材料，一直没有见到。几年前就有一个流行的说法，谓“80%的人存了20%的钱”。到底如何？好多年都不太清楚。如果这种说法错了，也应当有银行人士出来驳斥或指正，但一直未见，不知端的为何。 　　不过我看到，有人从事情的背面来说此事，倒也蛮有意思。2003年春天网上有人写道：“中国居民存款已达到8万亿元。媒体常见的说法是，人数不足20%的富人们占有居民存款总额80%的比例。……不过，有人算了这么一笔账：80%的存款是6.4万亿元，20%的富人是2.6亿人，平均每个富人的存款不到2.5万元，难道这也算富人？显然，这个推测是有误的。”但我看，这位先生的算法并不太高明，20%的人显然是仅指存户，不是全国人口。因为全国农村的储蓄只占17.7%，只1.4万亿元，难道9亿农民每人都存款1500元吗？再说，谁也没说中国的富人有20%！这是不可能的。依我看，能有个2%就很不错了。可过去的地主富农还有8%呢。 　　再说，如果家里人均存到2.5万元，在中国也就算够“意思”的了，百分之几的人家能达到？ 　　正如王博刚才所说，据公布，2003年7月末全部金融机构(含外资机构)本外币并表的各项存款余额为20.79万亿元，其中：7月末，居民储蓄余额为10.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2%。这个增长，在2003年，仍然远超过了所谓经济增长率。而2003年1-7月份，仅仅7个月，居民储蓄的累计增加，居然高达11697亿元。这就是说： 　　2002年9个月（3个季度）里增加了1万亿元。 　　2003年上半年近6个多月，就增加了1万亿元。 　　而2003年10-11月，仅2个月就增加了近1万亿元。 　　了不得了，速度越来越快，但这是“腐败的速度”！请记住这个可怕的增长数。这是用人民的血和汗水浇灌出来的，但只极少数人占有。（不过，2004年增速已有所减缓，至2004年4月底，达到11.9万亿元，其原因，我感到还有待研究分析） 　　这么多钱，显然不都是普通老百姓存的，甚至多数不是。以我自己的经验说，我已经多年没有“定期储蓄”了。可是2002年正是“定期存款”猛增的年头，其在“居民储蓄”中所占的比重，从2001年末的26.3%猛涨至2002年5月的56.1%！2003年的秋天，可能已经占到70%以上了。因为各单位所发职工“工资”在银行中都只能表现为“活期储蓄”，所以，有这么高的定期储蓄，那是不得了啊！定期存款，它不仅是“剩米余钱”，而且现在应是由比较“容易”得到、并比较“集中”得来的钱转化而成。我为什么没有定期储蓄？就因为我只有一点点工资、有时还有一点点稿费，不值得去存“定期”的。如果连我都是这副样子，那一般穷老百姓应当也是差不多的情况。即使多数穷人有点定期存单，也是多年前攒下来的。而近两年“定期存款”的猛增，我认为，并不说明为子女留学、为老人看病而攒钱的人数多了，而只能是说明极少数暴发户的钱太多了。情况说明，在我国“不义之财”的数量正在猛增。 　　所以，居民储蓄，可以说分成各种颜色，不都是清白的。有的是黑色的，有的是黄色的，有的是灰色的。必须分析“哪一部分”储蓄能向消费和投资转化。据说，由于中国妓女太多，她们的收入大部分都存在银行，这一部分“储蓄额”颇为不小。还有江洋大盗和小偷们的收入，也会有一部分进入“居民储蓄”。显然，这笔钱是可能进入消费领域的，但进入“投资领域”的可能性则很小。官员们的腐败赃款，其数量和名目都会比较多。这一部分钱可能主要将会流向外国，据报载，自1997-1999两年多时间，中国以“携款潜逃”为主要标志的“外逃资金”高达520亿美元，算一算，合4300亿人民币。我国财政2001年为4500万人涨工资，拿出700亿元，国家就很吃力了。而几千个携款潜逃分子3年里竟搞掉了7倍于此的钱！所以说，对“居民储蓄”中的黑钱，主要是防止“潜逃”，而不是吸引到“投资领域”。否则，我们的国家银行就成了黑手们的“洗钱单位”了。所以，经济学家们显然搞错了。 　　不过，中国主流经济学对于钱财“义不义”是无所谓的，对吧？博士。 王博士：你别不怀好意地看着我，我并不主张偷窃。但我认为，多数富人还是正当收入，当然我一时也没有数据。 李硕士： 没有数据就是无法证明。说起来，现在的“居民储蓄分布”也实在令人气愤。据2003年公布材料：城市据有82.3%的储蓄；农村仅只占17.7%。城乡居民“人均储蓄”竟分别为14241元和1969元，差距之大着实令人吃惊，读着这样的数字，令人可以想见我国老农那爬满皱纹的脸上痛苦无助、饱经风霜而无奈的眼神。还有，据报载，我国城市居民家庭的财产的“户均总值”已高达23万元，户均家庭金融资产达8万元。对此我很怀疑。因为这样，算下来，仅只是不到4亿人口的中国城市老百姓的财产即高达32万亿元以上，超过国企资产总额的2倍以上。者是否有可能？需要真的专家们来算算了。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我认为这样的估算并没有多大意义，因为…… 副教授：因为“户均财产”里包括富豪的，对吧？ 李硕士： 对，很对。把富豪的资产和穷人的破烂，统统相加在一起，拉平，算出个城市财产“平均数”，这很有意义吗？ 王博士：但是你得承认我们国家有这么大的经济总量，这就是经济成就。怎么没有意义？ 李硕士： 就总量来说，前两年美国计算其居民财产，发现居民现有财产总额，大约是全年GDP的5倍。因为每年还要消耗掉大量GDP。这样说起来，中国的社会财富总量如若也大致如此，当也在50万亿元人民币上下，大概差不多。但如果其中的22万亿元在1%的富人手中，其余28万亿元在99%的人们手中，而10亿劳动农民的财产也不过3-5万亿元，人均财产只有三五千元，这个“经济成就”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副教授： 小李，对你的“平民思路”我已经摸清楚了。不过，请接着说吧。 李硕士： 在我国，其他事情也一样，泛泛地估算什么人均、户均，意义不一定很大，因为，亿万富豪在中国已经不罕见。我们假设：在1000人中养出了1个亿元富豪，但同时，大致上又出现20多个饿殍，200多人生活贫寒，还有600多人为生活而辛苦辗转、疲于奔命，当然也出现了50-100个生活还算体面的人。据此，你显然可以说：这1000人的收入是“人均”100多万元。但是，这时的所谓“人均”，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据专家们说，近年来，城市储蓄存款出现了向富翁们集中的趋势。据2003年报道，户均储蓄存款最多的20%的家庭，拥有城市人民币和外币储蓄存款总值的比例分别为64.8%和89.1%。究竟真情如何，我想只有在国家财经彻底透明化之后才能知道。此外，还有地区之间的差异也很惊人，据公布，2003年，储蓄存款最多的粤苏鲁浙京5省市，就占全国储蓄存款的40%，其中仅广东就占14.2%；而储蓄最少的藏青宁琼黔5省，则仅占全国储蓄的2%。当然，现在不管在哪里，无论天南地北，只要是神州大地，就有“富豪和饿殍”的问题。即使在贫穷的贵州省，也有暴富的贪官污吏；而在富有的广东，也会有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 王博士：我感觉，小李作研究，总是有点情绪化，有点过激。我认为这不利于研究。研究者应当理性和冷静。 李硕士： 那位马克思先生在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时，年轻也挺激动，他自称是激情的理性，而不是理性的激情。我是个无名小辈，研究水平又低，当然不好和他去比。但人非草木，怎么能没有情感？愤怒出诗人。 王博士：行，行，你整日里悲天悯人，就可以做好研究了吗？好，不说了。你去作个经济诗人吧。日本有“经济小说”这个题材，70年代有一本《油断》曾经很多年是畅销书；古希腊哲学家卢克莱修写的《物性论》，也是数百页的长篇哲学诗；你也可以写一个《中国经济长恨歌》。 副教授： 好了，别逗了。我想再问问，你们认为，储蓄、消费和投资，都是完全相排斥的事物吗？博士，你来说说。 王博士：好，那么我乘机再讲一下储蓄和投资问题吧。 　　现在，与我国的投资、出口和储蓄的强劲增长相比较，消费需求增长仍很不足。小李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大量钱非法地流向了少数富人手中所引起，我不同意这种分析，这不符合我的经济学理念。我认为，财富向少数社会精英手中集中，是社会发展的方向，最终对整个社会是有利的，包括对穷人。但小李别急，咱们后面还要讨论“消费”和“贫富鸿沟”的问题，到时候再说。这里我想就“储蓄”和“投资”的情况再简单说一说。 　　目前让经济学人感到别扭的是，近年来，尽管居民的收入增长较快也较大，但没有能相应带动消费增长。相反，城乡的居民储蓄却在继续大幅增加，2003年前7个月居民新增储蓄额就已突破万亿元大关，充分表明“广大居民”、而不仅是穷人的储蓄意愿依然偏强、消费愿意不足。但是，对经济形势，对消费形势，我基本是乐观的。因为即使在2003年“非典”期间，我国消费情况也并不特别叫人悲观。当时我国汽车市场不是没有萎缩吗？在该年的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情况下，一些新型消费热点增势强劲，汽车、住房、通信等消费，仍保持了快速增长，对前三季度消费平稳增长起到了很大的支撑作用，并有力地带动了工业的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2003年前半年的统计数据显示：1-6月份累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55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若分季度来看，第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11109亿元，同比增长9.2%；第二季度可以说是“非典”的旺季，但是消费品零售总额还是高达10447亿元，同比增长仍然达到6.7%。不过，总体上讲，这表示出消费结构还正在加速转型，但是转型要完成，还需要较长的时间。 　　总之，我认为，储蓄与消费和投资，本来并不应当是完全相互排斥的事物。但是，在钱的总量一定的情况下，此多彼少，此少彼多，难以避免。凯恩斯主义认为，社会的“总需求”小于社会的“总供给”，理由就是有一部分总需求变成了“储蓄”。储蓄也是可以转化为投资的，况且哪个银行不投资？所以，我不同意凯恩斯的观点。 李硕士： 凯恩斯已经不时髦了。世上风水总是轮流转，现在是“萨伊定律”在中国又抖起来了。 副教授：那要看中国应该是什么情况。 李硕士： 还有，您刚才还说什么“万亿元大关”？请以后别说什么“大关”不“大关”的。就经济增长来说，根本没有什么“关”可言。 王博士：这只是一种语言习惯，显得铿锵有力。 李硕士： 零售总额仅仅是“增幅”下降，博士先生就受不了。但商品零售额还是增加了，并没减少，你们还急个什么？再说，2003年头两个季度的消费品零售总额相加，高达2.15万亿元，已经很不少，大大超过全国全年“工资总额”。已经有点神鬼莫测、奇异诡谲了。当然，这里“总需求”离“总供给”还远，也是事实。不过这个题目是我们后面要讨论的，是吧？先不说了。关于消费热点的问题，我想，也还是到下一个章节中讨论吧。 王博士：你不要总说些神呀鬼呀的，你不是对“工资总额”有研究吗？你可以讲讲“居民储蓄”和“工资总额”的关系。我也想听一听。 李硕士： 我认为“工资总额”是个饶有趣味的问题，恕我直言，国内的大经济学家们却很少注意到它。多年来，几乎没有什么经济专家谈它。《统计年鉴》上倒有这么一拦，好像其主要的意义，就为让人们感觉到，人们的工资在增长！生活在提高！ 　　可经我计算后发现，改革以来，工资的总量是在增长，但它在GDP中的比重却几乎一直在下降。1980年最高，达17.1%，1998年降到11.7%，到达谷底。直到2002年，仍不过是12.5%。 　　这是就“工资总额”与GDP的比例来讲的，其实若要更贴近现实生活，我想应当计算“工资总额”与“工业总产值”之比更合适一些，因为人们的工资收入中有“再分配”，有重复计算。我是这样认识的，不一定对头。但由于公布的统计资料不足以计算，我曾经只算过某个行业或某所有制的企业情况，我发现，后者的比例之低，出乎人们想象，约在5-8%之间。而若是按照GDP的“购买力平价”计算，这比例仅仅只占3%左右！中国人的工资，可以说，那实在是真叫一个低呀！ 　　就普遍的感觉，人们也都会知道，自己的工资很低，但全国的“工资总额”低到了如此的程度，也是我原来万万没有料到的。 王博士： “工资总额”与“工业总产值”之比，你是怎么计算的？我觉得算起来颇不容易，主要是资料不全。 李硕士： 有人认为取GDP来计算，并不能精确地说明问题。我同意，这只是说明了一种趋势，一种低工资状况。为了更精确一点，我想应当以“工业总产值”来算，但在公布的统计材料中60年代的材料是很难找到的。我取1999年的国有及国家控股的企业的“工业总产值”这部分来试着算了算，其数额为35571亿元。《统计年鉴》中将“工业”划分为3块，即“采掘业”、“制造业”和“电水煤气的制造供给”，这三项的“职工人数”分别为：525万人、1648万人和239万人。这三项的“职工年平均工资”分别为：7521元、7794元和11513元。因此三个行业“工资总额”为：3948525万元、12844512万元和2751607万元。因此，国有及国控企业1999年“工资总额”为1954.46亿元。这样一算，令人惊讶的是，国有工业部门“工资总额”占“总产值”的比重仅只有5.49％。 　　就说这个5.49％，是不是真实的呢？是否还会更低呢？我们无法验证，只能姑妄言之。由此说明一简单事实：我国工资水平之低，是世界罕见的。 副教授： 你不是正在说储蓄吗？ 李硕士： 正是由于“工资”特别低，所以“工薪”阶层的工资转化为“居民储蓄”是很微小的。多年来的事实也正如此。经济专家会说，人们生活提高了，人民收入提高了，你看“工资总额”不是年年百分之几地增长着吗？他们同时又说，你看“居民储蓄”上涨的这么多！人民生活又提高了！人民收入又提高了！但他们没有指出，中国的“居民储蓄”绝大部分并非来源于“工资总额”，特别是“定期储蓄”这一块。所以未必就能因此证明整个人民的生活都提高了。而活期储蓄，由于大量单位的“职工工资”都是通过银行来发的，所以“活期”储蓄与工资总额多少有些关系。前不久，有一位普通职工，看到我在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后，给我打电话愤愤地说：你说什么储蓄，但我的工资并不是储蓄，我可能在月底没从银行取出工资，但月初就取出来用啦！我说，那没有好办法，因为银行只能看每个“月末”的存款数，总得有个“日子口”来结算吧。我这个故事的意思是说，很少有老百姓把自己的“工资卡”看成是存钱储蓄。他们挣的钱不多，因此在他们看来，银行的柜台和他们家五斗柜放钱的抽屉也差不多。 副教授： 怎么，居民储蓄和工资总额基本无关？这我没想到。“储蓄新增额”高于“工资总额”是否太奇怪？因为，在改革前，我们都是把工资的“剩余”部分存到银行。那时，很多挣钱不多的城市老百姓，可以说，基本上不存什么钱。现在看来，我国改革之后的“居民储蓄”的来源成了一个谜团，主要不是来自工资了，是吗？你能够证明这一点吗？

李硕士： 确乎如此。我可以证明我国“工资总额”中绝大部分不会转化为“居民储蓄”。90年代中期，每年新增的居民储蓄额，大都与当年的“工资总额”旗鼓相当，例如1994年差341.6亿元，1996年只差221.5亿元，奇异的1995年甚至比工资总额还要高44亿元。在90年代中后期，我国的“工资总额”基本保持在八九千亿元左右。情况很清楚：“工资总额”支持不了这么高的“居民储蓄”。到了90年代末期，由于国家采取了各种措施来降低储蓄，希图提高投资，因此1997-1999年的新增储蓄额比工资总额低些了，从1000多亿元到3000多亿元。但是在股市大幅度“缩水”后，新增储蓄额的固有弹性又弹回来了。惊人的是2002年和2003年，堂皇的“新增居民储蓄额”比起那寒酸的“工资总额”，超出额竟然高达1500-3000亿元！使1995年那44亿元的超出额活像是一小碟咸菜、一个小小巫，而现在大巫真的来了。我当时向杂志投稿过几篇文章，我认为“腐败在加速”，希望引起人们警惕，但杂志没有登，我的反腐的目的，也就没有达到。 　　显然，新增储蓄的大头不可能来自“工资”。因为据经济专家们计算，前几年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大约在50%左右。这计算是否夸张，我就不知道了。就算如此，这就意味着工资总额的一半要用来购买进到嘴里并滑向胃部的东西。剩下一半，我匡算一下，工薪家庭每人每月人均只有100来元用来零花，买衣服、鞋子、书报和乘公共汽车……。所以说，所谓“居民储蓄”，特别是“定期储蓄”，肯定应当有别的、更神秘的来处。 副教授： 这是否正常呢？ 李硕士： 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大概对此毫不生疑。但我认为，这是不正常的。 　　在国外，所谓居民储蓄，当然大都来自人们的工资，因为工资是“分配”的大头，是人民（工作者）赖以为生的主要来源。在西方，及其他任何有一定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除少数资本家和黑社会，通常，人们都是“用工资”来买房子、买汽车、出国旅游等。只有在中国，靠工资？什么房子汽车，想都别想！人们的“工资”这部分，仅用来“衣食住行”都不宽裕。但是，奇异的事情是，在中国，尽管人们的“工资单”上的数目，距离买房、买汽车这样的美事还有“万里之遥”，但实际上，在中国有财力买房、同时又有财力买轿车的，大有人在。不过，我敢斗胆断定，不可能有任何一个中国公务员或国企职工能用他的工资来买汽车，因为就是国务院总理一年的“工资”也买不起一辆中档小轿车！所以，以前我在一次发言中曾经说过：在中国，如果每个买汽车的人，都要申报其买车款的来源的话，那将给中国的汽车工业以致命的打击！当时，听者们都笑了。但是，中国的汽车工业一定要有某种“腐败”的分配制度来支撑，这是不是很可笑呢？而且，能否一直撑到最后、撑到共产主义实现的那一天呢？ 王博士：小李，你不要总是用挖苦别人来表现自己。 副教授： 小李所说的，提出了什么是“居民储蓄”的来源之谜？很有意思。你特别提到了2002年和2003年，我很感兴趣，这两年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它离我们这么近。 李硕士： 不是有多么特别，而是存在有相当的危险。它表明了腐败正在加速的情势。因为，现在问题已经很清楚，居民储蓄的“新增额”这么大，如果它不是从“工资总额”来，那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首先，不大可能从劳动农民那里来，这一点我们三人都没有异议吧？现在10亿农民总收入到底有多少？不是很清楚。按统计局的数据，农民的收入与城市相比，人均仅为后者的1/3。但有报纸消息说：实际上城乡收入差距还要大一倍，仅有1/6，只是没有公布。所以我们真应当为我们的农民兄弟痛哭。在痛苦的亿万农民面前，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价值规律”究竟跑到哪里去了？ 　　但是，另外据统计局或农业部的数据：却是大好消息。据统计，2002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2476元，扣除价格因素，增长了4.8%。照此计算，全国10亿农民的总收入就将达到2.5万亿元，占了GDP的1/4。据农业部公布：2002年全国乡镇企业就业者达1.33亿人，其工资总额为8200亿元。农民人均从乡镇企业得到850元工资性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4.4%。若照此推算，农民人均收入为2470.93元，那么，全体农民整年收入将达23837亿元，还是全国GDP的1/4，且超过全国工资总额达1万亿元。那岂不是说，农村应当比城市还要富裕吗？那为什么全部居民储蓄中城市据有82.3%；农村仅只占有17.7%？为什么城市“人均储蓄”为14241元，而农村“人均储蓄”仅只是可怜巴巴的1969元呢？所以，对于公布的一些数据，我总是很有怀疑的。 　　农业部的“统计”元月中旬就出来了，统计有这么快吗？我怀疑这不是统计，而是抽样调查。是不是随机取样的“样本选择”有点问题呢？ 副教授： 我最近到我年轻时工作过几年的湖南城步苗族自治县去看了一看。那里的农民收入还是很低的，一个农村劳力1年只有几百元现金收入，绝对到不了2500元。 王博士：但是，也有富庶的农村，如华西村和大邱庄。华西村1600多村民，每户都住在500平方米的洋房里，都配有3辆高级轿车。 李硕士： 正因为有了收入畸高的华西村和大邱庄这样的地方，所以，在“人均”线以下的农民人数就更多了。这不是很清楚的吗？ 副教授： 我们的讨论提纲上，后面有农业问题，所以农民问题以后再说吧。所以，小李，请继续讲一讲2002-2003年。2002-2003年居民储蓄的狂涨说明了什么？ 李硕士： 如果这两年的居民储蓄不是从工资总额和劳动农民的收入中来，那么是从哪里来的呢？我认为，这个问题几乎不用问，对全国老百姓来说，甚至每个人都很清楚。 　　2002年，当我知道了5月末居民储蓄“突破8万亿元”的消息时，又看到“定期储蓄”从2001年末的26.3％猛涨至2002年5月的56.1％。我就感到这是全社会腐败加速的明确信号。当时我在一些文章中企图说明这个问题：我国从2001年9月至2002年5月，仅3个季度，居民储蓄就从7万亿元涨到8万亿元，提高了1万亿元之多。这就是说，若4个季度，居民储蓄将达到1.25万亿元的增长。我认为，1.25万亿元这个数字非同小可，因为我国“工资总额”很小，1999年仅有0.987545万亿元；2000年也只1.065919万亿元！2001年为1.1831万亿元。2002年的数据，当时我估计，大约也就在1.25-1.3万亿元左右，不会高到哪儿去，因为2002年国家职工并没涨工资。 王博士： 2002年工资总额为1.31611万亿元。 李硕士： 原来我在文章中估计，2002年巨额的“新增储蓄额”将会大大超出“工资总额”！1995年不过超出了44亿元。2002年恐怕起码会超过1000亿元了。 但后来的事实，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据报刊兴奋宣布的消息，国内居民储蓄总额至2002年9月末已经高达8.41万亿元！这就是说，从2001年9月末的7万亿元到2002年9月末，1年之间，居民储蓄总额居然狂涨了1.41万亿元！比我原来预计的还要高出2000亿元，“新增居民储蓄”将大大超出“工资总额”了！后来到年底，据宣布，2001年的数据是，居民储蓄增长了1.33万亿元，而该年“工资总额”却仅有1.18万亿元。 　　上述情况，只能说明我国的腐败形势进一步加剧，而且有了突发的、迅猛的加剧。后来网上有惊人消息流传说，在非典刚刚结束的2003年4、5月间，我国钱财外流和外逃的速度和规模在发疯般地扩大！甚至在20天里就出境1500亿元，到底是不是这样？国家统计部门、金融部门和政府部门从来都没有人出来说明或者“辟谣”。这使人们心里非常气闷，而且也很纳闷，到底是怎么回事？财富是人民创造的，“国家的财富”归根结底也应是属于人民的，人民本应当有“知情权”。如果情况属实，也就是说，2003年1个月的“流出量”就可达到往年一年的速度！据说已引起国家领导层的高度重视。很好！我们老百姓确是希望他们真的能够重视！而且是高度重视！的确，“有关部门”不能再懵里懵懂了，应当查得个水落石出方能罢手。如若国内金融界情况确实如此超级严重，原因究竟系何？单靠“市场经济”和那一只“看不见的手”，到底能不能遏制住它？用什么办法才能抽去“腐败”这口巨型大锅底下的薪柴？再不好生想想，再不采取断然措施，可能真的会给民族和自己都酿成大祸。毒蛇噬臂，壮士断腕，真得有个“下定决心，一决死生”的魄力了。 副教授： 是的，现在，中国的贪污分子们冲到世界上去，拿了盗窃全国人民得到的巨款，到国外去摆阔，可以说已经成了中国的“大气候”。但这个“大气候”，并没像当年西方所谓“和平演变”那大气候，没引起官家足够的注意。 李硕士： 据报纸上介绍，贪污者们及其子女在国外大肆享乐，出手阔绰，购买数百万美元的豪宅，甚至一买就是好几处，在赌场一次输它上百万美元也笑嘻嘻地毫不在意，以至把那些土生土长的“美国佬”都看得目瞪口呆。他们闹不懂，中国人怎么会那么有钱呀！中国不是一个穷国吗？中国人工资不是很低吗？正因为如此，外资才蜂拥而去哪！怎么这些中国人这么富！依我看，1个贪官要贪得几千万美元，才能有这么个派头吧？数千万美元！那可是10万农民在银行的储蓄金额！这就是中国！ 王博士：你别瞪着我，我对贪官完全持批判态度。 副教授： 过去常说，“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这还是毛泽东说的吧。但文革及此前常有人分析说，其实，浪费比起贪污，“糟蹋的钱”其数量不知要大到哪里去了。因为那时候，贪污还是相当罕见的现象。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中，贪图享受的人也大有人在，但比起古代打天下的一代干部，比起建国前国民党政府的干部们，总体上还是一支相当廉洁的、甚至相当清苦的“干部队伍”；所谓“基层干部”有多吃多占的问题，但由于总体生活水平很低，还加上不断的“思想教育”，所以大体也还可以说得过去。与改革以后遍地贪污的情况，简直是不能相比。现在呢，贪污的量，浪费的量，可以说已经不相上下了吧？这是新时代的“中国特色”之一。 李硕士： 贪污，现今已经足以成为中国“分配领域”中的大头之一。可以说，钱的分配去向有几大块：例如工资总额、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总额、贪污分子贪污总额、个体户经济的收入总额……等等。 　　不过前不久，据悉美国表示他们将不再成为外国贪污分子的乐园，联合国也将有类似动作，有一个150多国家参加的、有法律约束力的打击全球跨国境有组织犯罪活动的公约于2003年9月底已经生效。据说，年底还会出现一个更有约束力的协定。 　　美国为什么从欢迎国外贪官、特别是大量中国贪官带钱进境到不欢迎了呢？据分析，主要是因为中国贪官及其邪恶的子女们并不擅长投资经营，而只擅长疯狂享乐，其主要消费是大量购买房地产和赌博，从而带动了美国西部的房地产价格泡沫化，有出现东京90年代初房地产虚高引发的“泡沫经济”的危险。因此，美国从本国经济利益出发，先不谈道义问题，也开始不欢迎世界各地的贪官们了…… 副教授： 不管怎么说，这还是好消息。但国内如果打击不力，还是不行的。腐败问题后面再说吧，还会有专门的讨论。下面想请博士谈一谈“居民储蓄”是否会猛然冲进市场？有没有这种危险性？ 王博士： 在80年代曾经一再发生“抢购”现象。只要有物价波动，不少老百姓就去抢购商品。前几年有个电视连续剧《一年又一年》，从“文革”结束写到大概是世纪末吧，剧情中就几次生动地反映了老百姓抢购各种物品的风潮。在我国的实际经济生活中，也就是那样。每当物价变动的时候，老百姓由于害怕自己的利益因“货币贬值”而受到损失，遂发生抢购现象。如果国家的商品供应不足，银行可能会发生挤兑现象，对国家金融和商业都会形成巨大的冲击力，使经济生活发生紧张现象。当时的困难是，如果老百姓把银行存款都取出来花掉，会把国家全部商店货架买空，因为“居民存款额”大于可供的“商品总额”。 副教授：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 王博士：无论是GDP也好、GNP也好，当然，都不会全部是零售商品。就是说，小李说的“总供给”并没有全部变为消费性商品，有大量成为“生产资料”还有厂房、桥梁、城市的基础设施如上下水道等，这些东西，老百姓是无法去抢购的。所以，“商品可供量”不可能全部满足消费品的市场总需求，是正常的。 　　所以，当年经济学家害怕的是，大量的“居民储蓄”会从笼子里冲出来，造成严重的金融困难和经济困难。但这并没有发生。 副教授： 原因何在呢？ 李硕士： 在电视剧《一年又一年》里，到了“美好的”90年代末，人们不再抢购了。什么原因呢？按剧中人物的说法是因为商品丰富了，好像是买也买不完了。剧中的角色们在90年代后期，忽然就富起来了，不知原因为何，我看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剧中经常侃侃而谈的年轻经济学教授，在这时候却没有再解释这个经济现象。其实，我认为这时发生了两个情况，使得80年代的“抢购”现象转化为90年代的“滞销”。一是，人民忽然开始感到手中没有什么“剩米余钱”了，其主要原因或许是，许多原来似乎存在的“社会保障”之墙倾倒了。原先人们用来抢购商品的钱，现在必须存起来了，要用于老人生病、孩子上学和购买住房。就是说，普通百姓不敢花钱抢购了，因此，数千亿元、乃至上万亿元“购买力”就会像突然消失了一样。二是，在不断增大的“总供给”面前，大量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其比重从80至90年代却一直在下降，这一点我前面已经一再说过。正是由于比重下降，而大量所谓中小企业在增加日用商品的“总供给”上，一直在经济发展中飞速增长，所以，“商品滞销”还将是个长期存在的趋势，这会带来根本性的经济困难。也就是过去常说的“经济危机”。 副教授： 因此，和过去大为不同的是，现在是希望人们花钱，为了这个，国家的官员、宣传家和经济学家们都做了不少工作。但是“居民储蓄”能被学者逗引出来“扩大内需”吗？ 李硕士： 我看不能。因为您所说的学者们做的“工作”，可以说只是所谓“思想工作”，或者是“宣传鼓动”。我们虽然说自己是“唯物主义”，但是从领袖们一直到专家学者们，都总以为人们的“观念”是问题的关键，是决定性因素，因此一直在鼓噪什么“观念更新”、“改变观念”，要“敢”花钱，要求人们“认识到”在英明政策领导下、人民生活是会越来越提高的。但是当普通百姓自己看自己时，不管“观念“如何，就那么一点点收入，除了非买不可的东西，是不会因为经济学家宣传“扩大内需”的奏鸣曲特别动听，就不顾全家老小未来的生计，而把自己那点钱都拿出去购买滞销商品、以缓解国家“内需不足”的困难。 　　无可否认，现在大家的眼睛都盯住了“居民储蓄”，谁都想从这块“大蛋糕”上切它一块下来。汽车厂商在盯着它，房地产商在盯着它，“人民教师”也在盯着它，简言之，各行各业都在盯着它。我看，哪个行业都未必能从“储蓄”蛋糕上切下多少来。 副教授： 请你从经济数据上分析一下。 李硕士： 90年代末，当居民储蓄总额为5万亿元之时，曾有个经典的说法：5万亿中，有1万亿为“公款私存”，1万亿是贪污的黑钱，剩下的3万亿元，其中50%为80%的存户所拥有。这样一算，穷人的钱非常少，只有1.5万亿元。而公款和富人的钱，就占了3.5万亿元。 副教授： 现在情况有变化吗？ 李硕士： 我不知道。据一些人估计，单位“小金库”的钱进入“居民储蓄”，2004年可能已达3万多亿元，那就是说，比例可能还有提高，但这不是权威说法，因此我不能肯定。银行能把此事查清吗？怕也不容易。总之，相比前些年，公款私存的情况，我想不会有根本的变化，因为没有发生过“四清运动”一类的事情，贪官们会自己整自己吗？ 王博士：肃贪也有巨大成就，抓出了那么多贪官，这你也不能否认干净。 李硕士： 我当然不否认揪了一些贪官出来。但你知道吗？现在有些人已经不相信几乎所有的大官们。有人看到电视节目有省长、部长们的专访，就说访什么呀，都是些贪官。别看他们说着一套一套的套话，还不是天天受贿、吃喝玩乐，子女发大财，贪污的财产转移出国。在这样一种民众情绪中，官员没有任何威信，那很快就有可能“国将不国”。我敢说，大部分贪官还没有抓出来呢。 副教授： 你们两人可以争论，但不要跑了题目。 李硕士： 那时如厉以宁那种学者，一再鼓吹把几万亿“存款”吸引出来，说只要做到这一点，中国的一切经济问题都解决了。中国有这种学者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这样的学者竟能够在中国的学界红得发紫。是什么人捧起来的？ 副教授： 小李，不要进行人身攻击。 李硕士： 对不起，我这人涵养很差，容易见到恶人来气，说着说着就忘了。按照上述90年代末的比例，若没有大变化，也就是说，绝大部分普通人民只占有约3成存款，就当前12万亿存款规模来说，也就是3万亿元或略多些，人均约3000元吧。恕我直言，一个人若只存了3000元存款，就是天塌下来，也不会想到去给国家“扩大内需”的。 副教授： 学者们常常没有分析居民存款的结构，就笼统地提出吸引多少亿存款出来会怎么样，的确是没有道理的。穷人钱太少，不敢花钱以“扩大内需”，那么，有钱的富人会怎么样？他们收入高，能够对“内需”做出贡献吗？ 李硕士： 富人的收入，多是黑钱。 王博士：你不能这么说，我还是坚持认为，富人的收入，特别是“经营者”的收入，多数是合理的。可能有工资外收入，这不排除，因为是“市场经济”嘛。再说，我国经济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有些灰暗收入，也难以避免，这是人家的个人隐私。只要数量不大，我认为行。 副教授： 是吗？个人收入，就肯定是“隐私”吗？ 李硕士： 我坚决反对博士先生的说法。个人收入是不是隐私？看怎么说。在美国，对于邻居和伙伴，它可能是隐私，人们也从不随意打听别人的工资收入，因为这是不礼貌的。但对于国家税务部门和调查机关，它决不是隐私。如果人们的收入不清楚，国家主要税种 —— “个人所得税”岂不要大量流失？那国家将不能维持。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会有人很富，但如果有“非法收入”，那国家对他也是绝不会客气的。任何稍大规模的资金流动都会受到监控。特别是国家的政要人物们，都必须公布的自己的财产和来源。 　　另外，在西方国家，黑社会和犯罪集团的收入，若想像正常的资金、钱款一样在经济活动里流动，也是不容易的。好莱坞电影中，黑社会的交钱交货，常常提着一箱子“现款”，而不到银行转账，那是因为不敢到银行走账，怕被监察部门发现。但是这么多现款并不好花，也无法将这笔款子再进行正常的投资活动。所以，要想使黑的钱，变成正常的钱，要经过一个“洗钱”的过程。在西方法制国家，这也是非常困难的。 　　但在中国，改革以来，在银行系统，可以说根本就没有任何对于“黑钱”的监控和打击手段。甚至连这种意识和“观念”都没有，更不要谈真功夫了。 王博士：你说得过分了，不是实行“储蓄实名制”了吗？而且2003年9月1日银行还实行了居民的“储蓄账户”和“结账账户”分开管理的办法。这在实际上为“洗黑钱”设置了一道门槛。 副教授： 对，可以讨论一下，我们中国究竟有没有遏制“洗钱”的真功夫？这是个重要问题，事关国家未来。 李硕士： 从80年代初开始，鼓励个体经营。从保护傻子瓜子非法打骂工人及非法经营看来，也开始纵容非法经营。那时的金钱运行，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当然也没有任何监控。各地“公司”多如牛毛，人们认为这就是改革开放，国家规定各公司注册必须先有一笔“注册资金”，但是70年代末的情况，若是真正的“创业者”，哪里可能有什么资金？这是谁都知道的。于是，许多钱在银行中打来打去，都是假的，但“验资”没有任何困难。工商局验完资后，钱也就跟着走人，不知又流到哪儿去了。在这种混乱情况下，对于非法资金的流动，银行可能有什么监控吗？ 　　另一方面，对于个人收入，银行亦无任何监控。人们都可以用假名字存款，又随便存多少，存取自由，银行还有代为保密的义务。这种情况下，钱还用“洗”吗？如王博士所指出，后来实行了“储蓄实名制”，情况有了变化。但当时咱们的博士先生就发表文章说：中国不适合实行“储蓄实名制”。你忘了吗？ 王博士：我当时有当时的看法。我认为并不全错。 李硕士： 当时你说，富人们会因此而抽逃资金，转移到国外去。因此还不如让他们自己占有，钱总是还在国内吧。有学者还说，实名制不会触动贪污腐败，甚至还会使贪污更难于调查，因为贪污者用假名存钱，“客观上有利于保护原有资产不流失，也有利于调查办案”。真正一张生花妙嘴！原来贪污也可像“曲线救国”一样反而有“功绩”。难道贪污者用假名存款是为“备查”的吗？用假名存款，就不会发生转移和外逃了吗？还是外逃会更方便些呢？欺骗，最有力量吗？抱着贪污者粗腿写“文章”的学者是可耻的。他们说，贪污者将不存钱，把钱放在家里。瞧，这一下子“党和人民”要着急了吧？但我认为这种威吓依旧无力。贪污者将钱放在家里就安全了吗？强盗一光顾，命也没了，要钱还有什么用？所以“老贪们”还不一定听这高招呢。这些学者是首鼠两端，两头不落好。 　　近些年，真的大面积发生携款潜逃、大量黑钱外流了，这只能表明中国的负责机关和银行中就是有些专吃干饭、不干事的人。这种事情难道还会没有办法吗？所以情况很清楚：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所以我认为，在中国，很多事都是这样，“洗钱”这样的事也是同样的道理，就是说：不是我国“有没有”遏制洗钱的真功夫，而是“用不用”真功夫的问题。在中国，无论什么事情，只要真的用了功，没有不成功的，就像对付“非典”那样；问题就在于，有没有各方掣肘，真功夫能不能拿出来？ 副教授： 真的，实在话，我也是很担心的。现在，人民对腐败强烈不满。可能有人认为“不满”又能怎样？不怕。但是，对于任何政府、企业、社团、个人，腐败都是致命顽症。“腐败”一词的意思是，大量微生物噬食着某有机体，发出臭臭的味道，使机体死亡或濒临死亡。所以，腐败就等于死亡。若是死亡之后，再来侈谈死前的腐败，为时晚矣，一切成了“历史的教训”，只能留后人去“闻者足戒”了。现在人们关心的是，“储蓄实名制”等遏制洗钱的办法，对打击腐败到底有无作用？有多大作用？问题值得探讨，也不用着急，实践很快就可给出答案。但在此之前能做出推断，也是很有趣味的事。 　　这样吧，今天谈得不错，时间也很晚了，咱们明天再接着讨论。

“人民消费”之迷团 （凡涉及标题，字都是绿色的；教授咖啡色；博士黑色；硕士蓝色）  普通中国百姓敢不敢大把花钱？ 高失业、低工资，如何能够高消费？ 中国近年将有3亿人买汽车吗？ 为什么2003年汽车价格仍然畸高？ 房价大发“虚火”的后果是什么？ 为什么拆迁问题忽然引起拼命抵抗？ 为什么不搞廉价租房，而要弄的多数人买房？ 贷款购房是个好办法吗？ 滞销的4万亿元库存消费品出路何在？ 什么叫“恶性降价”？ 目前中国最便宜的商品是什么？ 中国的超级市场放弃了“价格竞争”吗？ 只有到处“侃价”才是“市场经济”吗？ 为什么水电煤气交通费用始终在涨价？ “取暖费”是新的消费点吗？ 广告的经济角色，中西方是否一样？ “品牌战略”能够促进消费、扩大内需吗？ 中国的“恩格尔系数”说明了什么？ 副教授： 今天换个题目，讨论一下消费问题。国内经济学家们对于消费问题比较看重，国内也有了“消费经济学”及该学科的高级学者。但我总觉得，在“消费”这个学问中，还有不少问题很模糊、或者被掩盖着。人民也想弄清这些问题。 王博士：您指的是什么？ 副教授： 在经济学上讲的“消费”，当然包括生产性的消费，就像投资也是一种“需求”一样。消费的过程，也包括某种生产过程。但是，我希望今天讨论的，不是那么高深的问题，不要讲数学模型和坐标曲线，而是讲一讲老百姓的消费问题。我希望我们的整个讨论都具有“人民性”，提出和解答民众所关心的经济问题，而不是学者们痴迷的纯理论问题。所以，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普通中国百姓敢不敢大把花钱？ 李硕士： 这个讨论题，和我们昨天讨论的问题直接相关。我就喜欢这样的问题，一方面我非常同情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另外我没有多少学问，引经据典不行，不像王博士。但我喜欢探究事物的道理。 王博士： 我认为中国人比较敢于花钱，实际上也比较能花钱。在计划经济时期，消费的欲望被强烈压制着，这使得由于“消费不振”带来的许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那时候，满街全都是一种颜色的衣服，都是深蓝色衣裤，对吧？自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开始敢于消费了，也敢于追求时髦、追求漂亮，就消费来说，这都是历史性的进步。过去，咱们中国人追求的是“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叫什么“三转一响”，噢对，还有个收音机。后来百姓的消费有了极大的进步，80年代成了电视、冰箱、洗衣机。可是现在，人们追求的是什么？根据2003年国庆期间《参考消息》报道，中国人最新的三大件是：购房、买汽车、出国旅游或获得博士学位。这种伟大的变化，说起来都让人兴奋。它表明了中国经济25年来的巨大进步。 李硕士： 博士，你知道有皇帝的时候，中国的那些皇帝们追求的“三大件”是什么吗？ 王博士：什么？ 李硕士：听说过“收音机”的中国皇帝，怕只有两三个吧。因为马克思死后11年、也就是1894年收音机才发明出来。但皇帝们的消费量无疑最大，但并不能以“三大件”这种内容来说明。我的意思是：“三大件”内容的变化，只说明了技术条件的变化和进步，而没有说明“人民消费”的根本问题。我感到，副教授问的问题，主要是关于目前的“人民消费”中的若干比例问题。 副教授： 小李的意见呢？ 李硕士： 消费问题，主要是消费力的问题。在西方经济学中，所谓“需求”包括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两个方面。这是有道理的。我们的经济学家们往往只注意、并且只讲前者，而不讲后者。也不是不讲，而是笼统地或硬说人民有“能力”购买汽车什么的。至于怎么论证出人民有这个“能力”的，他们就不说了。反正有，就是有！就是有！中国至少有3亿人有能力买汽车！类似这种喧哗，在报纸上近几年不断出现。 　　我认为，其实，中国人民就绝大多数人来讲，显然是不可能大把花钱的。第一，全国的“工资总额”很低。第二，全国劳动农民收入很低。第三，对人民的“社会保障”程度太低，使老百姓即使有点钱也不敢“大把”地花。第四，商品供应者方面也有很大问题，主要是“假冒伪劣”问题和商品的“适销对路”问题。第五，国家鼓励的消费方向有时不对头，例如，大量修建狂占土地、伤害环境的高尔夫球场；大量修建破坏自然风光和地质原貌的“人造旅游景点”；大量修建高级洋房和豪华住宅；大量鼓励购买私人汽车，等等…… 王博士： 高尔夫球场，中国还是不多的，只有200多个吧？而美国则有2万个。 李硕士： 你不是去过美国吗？你不知道美国土地辽阔、而人口只有中国的零头吗？为什么这个时候就不讲“中国特色”了呢？ 王博士：我也不大赞成继续大修高尔夫球场，因为1个球场的建设需要1200亩地。但这个行业的兴起、发展难于控制，往往是在于“市场”，而不在于官方。小李，你不要总是瞪着我，我也认为应当首先把农民安排好。但人们发现，修高尔夫球场可以吸引更多有钱人来消费，比种庄稼还要合算，当地官员就会征地来修球场，农民如果得了利也就不会反对。我知道，高尔夫纯粹是个有钱人的游戏，但是这些富人要享受，你怎么办呢？正好可以赚他们的钱。这情况，往往是由市场来决定的，国家是难以干涉的。 李硕士： 您这几句话的视野，已经不像个博士了，而像个乡镇企业的小老板。您难道不知道，现在中国，当某件事情对官员有利时，官员要做，往往会把它说成是“市场经济”的需要。例如2003年9月20日《经济参考报》报道，近几年，不少地方的政府都规定了“允许公务员办企业”的政策，说这样就可以更好地发挥各类人员的创业积极性。多么荒唐透顶的规定！难道政府的领导人们脑子里，连这点“谱”都没有了吗？ 副教授： 你们又离题了。 李硕士： 我说到哪儿了？哦对，我想说的是：普通中国老百姓是不会大把花钱的，一来是他们没有多少钱，二来即使有点钱也不敢瞎花。 　　工资总额问题，我们在昨天已经分析过了，简单地说：1999年的仅有0.99万亿元；2000年也只1.07万亿元！2001年为1.18万亿元。2002年为1.31万亿元，该年国家职工没有涨工资。而2001年国家财政给全国4500万人涨工资，只是拿出了700多亿元。即使700多亿元都流进了消费品领域，要消化掉2002年达到的、全国约4万亿元消费品库存积压，也无疑是“杯水车薪”。 　　另外国家还有一种“可支配收入”的统计，其定义是：“被调查的城镇居民家庭在支付个人所得税、财产税及其他经常性转移支出后所余下的实际收入。” 但是我发现，尽管都是国家公布的数据，但是“可支配收入”和“全国工资总额”两项数据是对接不上的。这使我感到奇怪：据公布，2002年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52元，同比增长7.5％，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增长为6.9％。如果是“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就是说，算下来1年起码可以达到人均7008元。那么3.6-3.8亿城市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总计就将达到2.5-2.7万亿元。 　　但是，2002年全国工资总额只有1.3万亿元。也就是说，“工资总额”以外部分实在太大了！所以，我疑心这里是否错将“户均”说成了“人均”，但再一算，仍然不对，如果按“户均”计算，那么可支配收入总额将只有6900-7500亿元，又太小了。总之，牛头有点对不上马嘴。我想，如果随机取样的样本可靠的话，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7000元，那么城市人口收入总量就超出了“工资总额”约1倍半。难道我国城市的普通居民的“灰色收入”有1.5万亿元之巨吗？ 王博士：其中还要考虑城市个体户和自由职业者这一大群人的“非工资性收入”。人数么，起码得有2500万以上吧？假设其人均年收入4万元的话，应当也有1万亿元的样子吧？钱的颜色也可能不完全“灰”，可以算浅灰色的吧？ 副教授： 那就是说，个体户已全部是“中产阶级”了。 王博士：应当说，总体情况还是不太清楚。 李硕士： 关于农民，国家统计局发言人说2002年一季度农民人均现金收入594元，比头年增长1％，考虑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3%。我感到，这个数字是否有点过大？照此计算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全年就将近2400元，中国农村约有10亿多人口，那么全体农民的全年收入将超过2.4万亿元，占了GDP的1/4。昨天的讨论中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有可能吗？ 副教授： 我们都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不过，你的意思我已经明白了。基本是这么两点：一，人民之中的多数人收入少，特别的“清白”色的收入少，因此不敢大把花钱；二，“社会保障”之墙崩塌后，人们为了应付看病、子女上学、买房这样的“民生大事”，也只能尽量把仅有的一点钱存起来，而不敢乱花。 李硕士： 是的。 副教授： 你提供的数据，也是意在表明人民的收入少。 李硕士： 我还想讲一下失业形势对于“消费”的影响。 副教授： 失业问题，后边还要作个“专题”来讨论。不过事情很清楚，目前严重的失业形势，进一步降低了“人民的收入”，也就是降低了消费力，降低了市场需求。显然，高失业、低工资，如何能够高消费？ 李硕士： 但是，另一方面，确实有一部分人在“高消费”。这些人人数极少，消费极高，以至于国家和经济学家们都把自己的美好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王博士：什么？美好的希望？ 李硕士： 以前古老的教条常说，革命之后，剥削者还时刻企图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看来这不符合事实。那古老的剥削者们早已家破人亡，人去楼空。现在是有不少新的剥夺者，他们控制着镇压之权、财权、人权、话语权，总之一切权利，重新建立了自己的“天堂”，剥夺人民，这就是：大量高等贪官和许多乡村存在的鱼肉百姓、横行乡里的坏干部。 王博士： 你这样说是很没有道理的。要把那些贪官污吏和农村里欺压农民的干部，与广大好的领导干部们区别开来。我们国家的建国宗旨，还是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那些贪官不能代表我们的国家干部队伍。 副教授： 来，让我们还是回到消费问题上。刚才小李不是提到了汽车消费，怎么样？中国近年将有3亿人买汽车吗？ 李硕士： 早在2000年的时候，在报上看到一篇文章，把事情说得神乎其神，说经过专家的测算，中国至少有3亿居民有能力购车。我还以为是哪家孩子口无遮拦，胡吹乱吹，结果在google.com上一搜索这句话，乖乖，不得了，总共竟然有6190家网页、许多著名报纸，都刊登了此消息，当了真了！而且居然一再讲这是我们中国的“专家”测算的。我真是奇怪，莫非中国的专家连算术也不会做了吗？3亿辆，了不得啦！据报道2002年的全世界汽车保有量也不过6.6亿辆，美国为2亿辆，日本为0.85亿辆，而中国仅为0.16亿辆。再说了，2001年美国3大汽车公司年产量约在1650万辆左右，它们占世界汽车市场销量65.6％，日本汽车公司的市场份额为25.5％。这样一算，也就是说，美日两家一年的汽车产量也不过是“3亿辆”的7.5％。就是说，日美两个汽车大国加起来，起码要生产10年以上，才能够满足我们这条快乐的消息。所以，如果真的有3亿辆“需求”突然展现在世界汽车业面前，全球将为之震颤，为之发抖。 副教授： 你怎么能证明这是个可笑的“专家预测”呢？ 李硕士： 提三个小问题：（一）汽车卖价多少钱？（二）中国老百姓口袋里有多少钱？（三）多少人真的能买汽车？就可以将这个经济专家的小美梦击得粉碎。 目前不同汽车价格相差甚远，每辆车从3-5万元到70-100多万元不等。我们取一个较低的大概数，就按平均每人买车款为8万元计。3亿辆车的购买款总额将是多少？24万亿元！但这只是购车款。现在，除折旧外，每年花在一辆汽车身上的税费和其他费用，还要有2-3万元。就是说，购买汽车的居民起码还要具有15年（报废期）使用汽车的钱，即30-45万元。也就是说，每个买汽车者需要为他的心爱的汽车支付38-53万元。那么3亿人需要花在汽车上的钱是多少呢？简单相乘之后，便出现一笔可爱的天文数字：114-159万亿元。 　　中国居民存款是多少呢？昨天已经说了：12万亿元。 　　这就是说，目前的居民存款总额起码还要翻11-14番、达到160万亿元之后，全部居民储蓄一点不能用来干别的，只能用于买汽车和汽车，中国“专家”的这美梦才有可能实现。我在前两年算过一下，按当时的居民存款总额，若按照8％的增长速度，则还需要37-42年的漫长时间、约一代半人的光景才能达到。我估计，现在活着的人们，有一半人是等不及了。 　　当然，中国还是有不少人能够买汽车的。这大致有几种情况：一是有“合法收入”的有钱人，二是赚得有大量“非法收入”的有钱人，三是有点钱但主要依靠分期付款的年轻人，四是没有钱也要充阔气的人。这些人到底会有多少？估算一下，是蛮有趣的。 王博士：那么依你看，私人汽车的远景销量是多少呢？ 李硕士： 据2003年报道，中国有“美元百万富翁”21万人，另外前几年还说“人民币百万富翁”有100万。我看，买汽车不需要“百万富翁”，有个20-30万元富翁，其脑浆里大概就会有所谓“购车意向”了。这个意识，也都是被经济学家们给吵吵出来的。另据报载，2001年时“两会”的材料说，全国45%的财富集中在1%的人手中，也就是1300万人，这种贫富悬殊已超过了西方国家的“贫富鸿沟”。我当时算了算，觉得在中国还是有可能的，因“贫富问题”后面还有专题讨论，这里就不说了。我只想说，可以大致估算，我国私车的规模能达到2000-3000万辆就不错。 2003年6月27日，温总理召集若干中年经济学家座谈非典后的经济问题。一位经济学家信心十足地说：“新的产业热点正在形成的趋势没有变。就是在非典最严重的时候，我们的车市不是也没有降温吗？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制造中心的这个趋势不会因为疫情而改变。” 　　谈到汽车，我想，经济学家的目光总应当再远一些。汽车市场在萨斯期间没有“降温”，并不能说明“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制造中心”。中国在非典5月的小汽车销售量为14.68万辆（同比增长65.1%），1-5月销售68.63万辆（同比增长82.8%）。这情况不由喜煞了经济学家。而如果过一段时间，汽车销售热“凉”下来了，那又该怎么说呢？我看，汽车销售热是一定会凉下来的。再怎么“降价竞销”也没用。 　　全国1300万富人，再好的远景销量能有多少？ 副教授： 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多数人没有钱。 王博士：可是人们可以贷款买汽车，现在，也的确有大量的人是这么做的。有的销售商甚至搞起了“零首付”。这样，我看汽车的销售还应当是乐观的，起码也不会像小李说的那么悲观。 李硕士： 现在确实有不少热血青年用“分期付款”买汽车，但很可能前景未卜，因为既然是贷款，那就要“还贷”的。在美国人们用贷款买房、买较好的汽车，但若是一旦没有钱了，中断了还贷，那房子或豪华车的产权就归了银行。银行就会将其拍卖。但是在中国，要保持稳定的、合法的高收入以保证每年每月还贷不辍，极不容易。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设想一个奇异的前景：在未来，由于大量的、并不真正“富有”的购车者可能无法按期还贷，银行拍卖这些汽车也会像卖汽车一样“滞销”，那是不是许多银行需要盖仓库，来专门堆放大量的旧汽车了？那么银行经理们也可能会演变成“车行老板”。 王博士：我认为一时出现不了这样悲惨的奇景。当前汽车还是销得不错的。 李硕士； 但什么事情都应当看得稍微远一点，博士。 　　而且，也有消息说，2003年5月份北京车市并不令人鼓舞，如亚运村车市卖车3000多辆，比头年同期下降了1000多辆。更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价格便宜的“夏利”就占了1000多辆，别的十几个品牌的平均销售业绩是200来辆。结果，2003年全国私人小轿车拥有量为489万辆，比头年只增长了146万辆，远没有学者吹的那么多，离我估计的2000-3000万辆的远景也还差得很远。我看，目前汽车销量的颓势已成，“隐患”也就快要不隐了。以后，汽车是否也会像电视、冰箱一样进入滞销，反正走着瞧吧。

副教授： 据说，现在汽车价格虽然一降再降，按广告上说的，商家简直都快出血了，其实，价格仍然很高。为什么2003年汽车价格仍然畸高？ 李硕士： 许多商家的说法，总是带有哄骗的味道。中国汽车商们追求起利润来，那是毫不含糊的。这是他们的生命意义所在，无论什么手段都不在乎。这就是中国“市场经济”与众不同的地方。发达国家汽车业的利润，约在5%左右，而中国据公布起码在30%以上。其实，2003年上半年国内三大汽车集团的“一汽”、“上汽”、“东风”获利同比增长高达97%。在这一点上，中国人真了不起。钱，不管是否“不义之财”，对中国人的吸引力实在太大了。获利成功的原因是什么，我也说不出究竟。许多杂牌子小车的价格就那么高，三大集团也就乐得卖高价，大赚其钱。当然，进口车的价格更高，真的“有钱人”主要是进口车的买主。如果三大集团降价竞争，可能会迫使杂牌子汽车降价，然后是大量中小汽车厂破产倒闭。但看来，中国尚没有这种竞争态势。 　　即使没有什么真的竞争，国内汽车业的“泡沫”恐怕也难以为久，不少“业外”人士也已经看出来了。我认为，今年就可以看出端倪；但多数人认为今年的汽车销售形势仍会较好，困难的是明后年，泡沫可能迸裂。还有人认为，2005-2007年会开始销量下滑，然后很快走上“彩电冰箱空调”滞销的老路。总而言之，这显然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之路，和家电滞销一样，根源在于绝大多数消费者并不真的有钱。但可怕的是，汽车终归不是冰箱，其规模建设投入之大、单件商品之昂贵、须逐年追加的费用之多、对外部建设如“道路、停车场”的要求之高，都远远不是“彩电”之流商品所可比拟。这种东西，是畅销也难，因道路停车场的建设不易；滞销也难，因为它已被国家视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如果支柱一下子倾倒，那其他若干相关产业可怎么办呢？如钢铁、化工、石化、电子、机械中许多产业，都与汽车产业有密切依赖关系。 副教授： 2003年以来的汽车生产形势如何？ 李硕士： 生产形势“很好”。在我国，从小轿车的大量进口和积极更新来看，屁股简直比什么都尊贵些。2004年仅一季度就进口整车5.1万辆，有的“顶级轿车”售价可达200余万元以上，用以满足尊贵的屁股。在国内，2003年1-6月的汽车产量，可以用“突飞猛进”来形容，竟陡然上升将近100%，7月份继续拔高，轿车产量同期增幅达71%，全年生产约200多万辆小轿车。但可能，天下事了犹未了，据悉2004年的轿车产量仍将比2003年再增长1倍左右，接近400万辆。我的老天爷爷！ 这样的超级发展，如果发生滞销，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但是，中国的汽车厂商可不管这些，只要眼下能赚钱就不顾死活地拼命赚，2003年上半年，三大汽车集团获利同比增长97%，就令人乍舌。结果谁吃亏了？当然是“人民”吃亏了，这种态势无疑会给今后若干年的汽车产销带来问题，但是，谁来管这等事？赚了一天算一天。　　公正地说，目前我国的汽车工业，比起前几年确实已经有了很大调整，但是，问题的根部还在，不容忽视。关键是，我们中国经济亟具“小农经济”的千年特色，干什么都是一窝蜂地上，胡乱竞争，低质低效，1985年时全国的汽车厂数目竟有近3000家之多，比全国县份的数量还要多，但翌年产量总共才不过37万辆，其中还有卡车23万辆。就像北京中关村“电脑城”里拥挤的个体小摊子，杂乱、重复、低效，这是中国经济的缩影。时间推移到21世纪，由于想象之中的“中国汽车市场”巨大无比，大量国外汽车厂商也希图获得一杯羹，因此更加涌进中国。现在，我国汽车“整车”生产厂的数目已大为减少，只有100家左右，但也还是太多了，与国外的“规模生产”仍难相比，全国产量加起来，不仅只及通用、福特、丰田等大公司产量的几分之一，而且也远低于韩国。 　　“北京现代”是这两年新上的厂子，目前还只能算个韩国散件的“组装厂”而已，要“国产化”还早着呢。而且按中国通例，只要“国产化”，就是质量低劣的代称。所以，对国内产轿车的出口竞争力不能奢望，中国汽车只能寄希望于国内旺销，目前全国的私人各种汽车总量据说已达到1000万辆，2003年上半年的销售量又近90万辆，在个人收入分配呈混乱状态下的中国私人购车，究竟还有多大的空间？中国企业家们应当认清这一点，不应再采取自杀性的“暴利”政策。因为越是暴利，消费就会越低，总需求也就越低。给未来留下的困难就会越多。 　　真正糟糕的事有两个，一是国内的汽车购买力很快会滑向虚无，二是中国仍然没有拿到汽车的设计和生产技术的主动权。搞了20多年，中国的汽车厂商自己仍然没有设计能力和技术力量，而只能生产合资外方提供的车型，真正是丢死人了，还有什么可“自豪”的？拿什么来复兴和崛起？中国没有技术精英队伍，没有技术创造性，各行各业都差不多，因此我看也永远不可能走到别人前面。 副教授： 除了汽车消费，我国还有什么消费问题比较大？ 李硕士： 我看，第二个巨大的泡沫就是房地产了。现在整个的房地产业都可以说在大发“虚火”，房价也在发虚火。这使得中国的房屋消费者大为头痛。 副教授： 房价大发“虚火”的后果是什么？ 李硕士： 那就是，可能以此引发金融危机、或者经济危机。其实，“泡沫经济”一词，最早是日本人发明的，指的就是“房地产”超过了“经济增长”。 副教授： “泡沫”一词，在中国已经用滥了。这也泡沫，那也泡沫，反倒使人弄不清什么是“泡沫经济”了。 李硕士： 日本90年代经济困难的根源就在于“房地产泡沫”。由于技术力量强悍的日本经济在70-80年代的超级繁荣，东京地价狂涨，不承想因此就埋下了“经济结构”问题的隐患。1991年日本地价涨到顶峰，然后开始走跌，直到2002年初，地皮价格已经连续11年下跌。在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与1991年水平相比，住宅地价已下跌52.1％，商业地价则下跌76.1％。一直回落到80年代“泡沫经济”前的地价水平，等于绕了一个圈又回去了。到2002年仍然在困扰日本的银行“不良债权”中，起码有4成直接与地价有关，与房产有关的还会有一个大数目。　　所以，我估计，前几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发作，也是源于“房地产泡沫”。 　　我还认为，我国真正的“呆账”“坏账”，多半是发生在房地产。就是大中型企业里的“呆”了的债务，也基本是被所谓房屋的“基建”吃掉了。道理很简单。如果单只是大企业的产品滞销，无论是汽车还是电熨斗，若是降价销售或易地销售，总能弄点钱回来，并还上一点账；而只有房地产，一旦“呆”了，那就会呆到底！更何况在房地产的早期运作中，就已有大批资金流到一群“社会蠹虫”的钱袋里，既然一个天下闻名的“北京西客站”就不知养了多少条肥虫，那全国的建筑工程正不知有几十万、数百万条肥虫美美地粑在其中。 　　也可能是危言耸听，但我认为，弄得不好，房地产热可能将搞垮中国的经济。因为窟窿实在太大了。现在不仅是那些巨大华丽的豪华建筑，目前即使是家居的“商品房”，也在大量积压。全国空置的“商品房”，1997年底已经达到7038万平方米，1998年统计在此基础上积压商品房上升12.4％，达到7911万平方米。如果按每平方米平均2000元投资计算，就使得1500亿元以上的资金“呆”住了（该金额超过1998年的全国基本建设支出）。后据1999年9月份材料，实际上1998年底全国积压商品房竟达到8783万平方米，因此造成沉淀的资金高达6000亿元左右。另据统计，1999年的前5个月，我国住宅投资额、商品房竣工面积均比头年同期增长3成多，而商品房销出的面积，仅比头年同期增长13.65％，也就是说，我国商品房的空置率将有进一步提高。因为1995-1997年三年的商品房可供量为44018万平方米，因此计算出当时的商品房空置率为16％，专家说，这种比率是一个“危险期”。至2002年7月底，据报道，全国商品房的空置面积已经高达1.2亿平方米，比起3年前增加了3000多万平方米，全国商品房的空置率已达26％，这个数据是美国的4倍、是香港的8倍、是国际警戒线的2.5倍。但现在，仍然是全国遍地大兴土木，有谁真的拿“危险期”当回事了吗？ 副教授： 我最近在电视节目中一再听到说，近几年积累下来的房屋空置面积总量达4亿平方米，而不是1.2亿平方米。这是怎么回事？ 李硕士： 不知道，我国各种数据互有参差，是常有的事。是不是1.2亿平方米仅只是指“商品房”的？博士？ 王博士：房地产情况我不太清楚。但我总是觉得小李的情绪有些偏激，一个研究者应当冷静。他有次对我说，这些华贵大厦都是为国争脸、为改革挣面子的，老百姓是无福消受的。我想，不能持这种看法。要知道，我国建筑业总量还是很不够的。你知道吗？美国人均居住面积为60平方米、欧洲45平方米、新加坡30平方米，而我国只有10平方米左右，怎么能不建设呢？我国城镇现有住宅总量约80亿平方米，仅仅相当于美国住宅总量的约45％，而我们比他多10亿人口。美国每年完成的建筑面积也大约比我国大半倍。我们为什么不能多搞一点房地产建设呢？ 李硕士： 但我们不能离开中国的现实，一口吃个胖子也不可能。中国大陆的“一窝蜂”式建设是很可怕的，例如全国很多地方在建设“大学城”，2001年还只有28个，2003年已达40多。南京宣布正打造全国最大的大学城，规划面积就超过7000公顷，相当于26个北京大学。据2004年3月报道，全国的所谓“经济开发区”已经高达6015个，开发所占用的土地则高达3.6万平方公里。被工业开发所侵占的土地，许多是原来的良田。中国大概已不打算给后代留下任何好田地了。 　　而且，我们讲的并不是“要不要建设”的问题，而是如何让广大人民、即广大消费者，而不只是那些房地产商从“建设”上得到好处的问题。不能只让有权批地的官僚和房地产商“吃个胖子”，而人民则骨瘦嶙峋，还要继续减肥。再说，正是因为中国老百姓的居住条件比起美国要差得多，才需要改善人民最基本的居住条件，而不是仅仅把暴发的中国富翁们的住房“改善”为豪华别墅就行了。要让老百姓有能力购房，是个最关键的环节。 王博士：在专家们中间，还是有许多不同看法。 李硕士： 但是，人士们的议论五花八门，几乎谁都不否认，我国房地产业问题多多。建设部门有人提出，当前房价虚高，例如2002年6月份全国商品房平均售价为每平方米2304元（2000年为2105元），北京则高达4771元，好的地段，例如西直门地区都在每平方米8000元左右。但也有人士认为，我国商品房已没有降价空间，所以房价已很实在，他们号召说，现在正是个人买房的好时候，过时不候啊！好像饭馆跑堂的在吆喝。 　　学者们普遍认为主要问题是人们“持币待购”，把钱捏在手里，遂使房屋销售不畅，他们总是盯着人民口袋里的那点钱。在目前房屋销售不畅的情况下，也有各种各样的主意，有人认为应进行“政府干预、平抑物价”，有人说政府干预不合乎“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其实，我国房地产公司的所有制性质，与西方国家很不一样，本质上还是“公有”背景的企业自己和自己折腾，所以，无论怎样折腾，都很难让房产商与政府主管部门全都心满意足。总之，谁都拿得出一番道理，但都没击中要害，也都说服不了别人。 副教授： 那么，中国房地产业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 李硕士： 在中国，绝大部分超级富豪、亿万富翁是与房地产业息息相关。中国房地产的投资收益率，竟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几倍，因此绝对是一个超“暴利”的行业。这说起来就让人心头冒火！ 　　据美国之音2003年7月3日报道：“综观2002年《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排行榜可以发现，前50名富豪的资产均在一亿美元以上。常言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发家致富的道理也是如此。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少大公司、大家族的成功通常都经过几代人的奋斗才能达到这样的巨额财富，而中国的富豪却能在短短一、二十年之内积累这么多资本，其中必有‘诀窍’。” 　　在我看来，诀窍之一，就是房地产。又据2003年7月11日《参考消息》的报道：“目前房地产开发企业项目投入资金中约20-30%是银行贷款；建筑公司往往要对项目垫付约占总投入30-40%的资金；此外，至少一半以上的购房者申请了个人住房贷款。几项累加，房地产项目中约60%的资金来自银行……”这样一来，风险就落在了银行，而银行都是国家的，所以风险就落在“全国人民”头上。而财富呢，就落在极少数富翁们怀里。 　　为了给富人修建豪宅，或者为国争光，同时也给自己捞到大把金票，全国计有3万多家房地产商，全不顾日本“泡沫经济”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大量修建各种华贵建筑。我国近年每年建房面积高达16-20亿平方米，超过了发达国家年建成建筑面积的总和。尽管房地产已经过剩，银行坏账严重困扰，但全国上下，房地产投资仍如火如荼。例如北京市，据公布，至2004年初全社会投资中，房地产投资比例高达55%。在全国，2004年第一季度全社会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竟高达47.8%，其中房地产开发投则增长41.1%，看来房地产业的确已经处于“失控状态”。据说，投资狂增的主要部分是“地方政府”所为，据报道“地方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在1、2月比头年同期增长了65%。 　　顺便说说，大概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我国建筑物采暖能耗，比发达国家高出2倍。当然，也修建了许多“商品房”住宅。不能否认，也搞了些质低价低的“经济适用房”，但绝大多数老百姓仍然倾一生积蓄也买不起，大部分仍然被“有钱人”买走。国内的房地产公司多有官方背景，他们疯狂地炒作地皮，从最初“批地”到最终建筑公司承包开工，中间不知要被倒手多少次，据悉9/10的房地产公司实际只是些“地虫子”，专事地皮倒手，因此中国出现了大量非法土地交易，土地价格在房地产开发投资中，常常能占将近一半，在北京竟能占到70%左右。北京房地产公司的数量占全国的1/10，而“天子脚下”的土地70%是在炒作过程中完成的。所以，北京和全中国的房产价格畸高，道理就在这里。 副教授： 现在，出现大量圈地、强行拆迁、又不给予被拆迁户足够的“新家”建设费，竟然有人下班后回家发现自己的家已被推土机夷为平地。这引起很多激烈的纠纷。难得的，我们的新华社也发表了题为“拆迁不能拆掉群众利益”的署名评论员文章，抨击非法的野蛮的拆迁行为，呼吁保护“弱势群体”权益。而台湾的报刊甚至形容我们为“北京黑帮式逼迁”，因此，发生了多起自焚和跳水寻死事件，命都不要了，这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了！ 王博士：我相信，国家一定会重视这个事情的。 副教授： 我们也都殷切希望国家会重视这个事情。 李硕士：据报刊报道，国家信访局研究室专家透露，近几年来该局接到关于拆迁问题的信件逐年递增，2003年1-8月底为止，拆迁纠纷投诉信件共计11641封，比头年同期上升50%，上访人数5360人次，上升47%。 　　房地产商专事经济手腕，而某些政府有关部门则出动“行政机器”进行强迫拆迁，这究竟是不是合法的？不仅北京人遇到野蛮拆迁问题，而且不少外地的人们也到北京上告当地拆迁问题，一些地方发生了极端事件。对这样的问题，国家最高当局不能再无动于衷了！这是典型的一些“官与商”为了在经济领域谋求其“利”、从而引发政治反抗事件、又从而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国家当局为了社会安定，应当强力制止！ 　　为什么拆迁问题忽然引起拼命抵抗？有时候，我真是替那些受苦的老百姓感到很伤心。他们祖祖辈辈居住的“家”被平了，新的“家”又不知在何方，到哪里去躲风避雨！人们常说：家是心灵的港湾。一个人，出门在外，萍踪不定是非常辛苦的。人们到处漂泊、打工、挣钱，而不管在外面受了什么委屈，最后回到了家，即便是个小巢，也是人生的温暖所在。连“家庭”观念很淡薄的西方人也说：East, west, home is the best。家，就是有这种功能。以前有一次我说大跃进时人民公社最糟糕的是“公共食堂”，一个研究生不解地问：“食堂有什么问题？”我说，城里职工是不会觉得“食堂”有什么可怕，他们也还一直可以回家做饭。可是亿万农民一下子都不让在“家”里做饭了，家里连一点吃的都没有，那还有个“家”吗？亿万农民一下子没有了家！他可到哪去歇脚？到哪里能放松、能有个令人放怀的依托？虽然农民没有文学家那般细腻的感触，但他们也需要得到心灵的慰藉，需要有一个呆在里边能够无忧无虑的“家”、一个属于自己或一家人的空间！这也是天赋人权。难怪古代皇帝动辄就要灭门和流放，难怪文化大革命要大肆抄家，就是要让人失去最后的心灵依托。在人文意义上，太残暴了。 王博士：你说到哪儿去了？又走题了。 李硕士： 对，回过头来再说房地产。我国房地产商为了发横财，用“炒”的办法疯狂地大量攫取“不义之财”并不奇怪，但国家银行为什么也被他们牵着鼻子走呢？实际上，如前所述，房地产是国家银行贷款猛增、呆账庞大的重要原因。房地产业的贷款总量，在银行资产中能占到1/3。前几年朱镕基时期，“扩大内需”常常就是依靠房地产业的膨胀，来补充无奈的“总需求”。但是在他任满后，他曾对记者说到他对国内房地产业非常担忧。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为什么当政的时候不对“房地产虚火”稍加遏制呢？如果我们不从今天起就加以遏制，将来我们又会说些什么呢？ 副教授： 房地产业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李硕士： 很显然，现在关键的问题，并不在房地产业本身。无论房产“市场化”的程度如何，滞销问题还是一定会存在的。因为经过了巨大努力，而且相当一部分是“福利售房”，北京2001年的私有房屋也仍只占约7成。房屋滞销，不过是全国各行各业商品滞销的一个“组成部分”。问题的根子，还是总供给和总需求不能平衡的老问题。这是改革以后的中国经济最重要的“肠梗阻”问题，由于大家都以“赚钱”为最高原则，经济运行的这个梗阻便难以消除，问题也就只好总是存在。由于“工资总额”在GDP中占的比例太低，工薪一族的收入就少，而由于广大民众收入低，“总需求”也就高不到那儿去，例如2000年，统计部门兴奋地公布说，全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280元。但是这0.6万元是一年的收入呀。这样人们还能拿出什么钱买房？在北京，把“经济适用房”的销售定位定在接近年收入6万元的水平。一般小三口之家只有1.8万元，有几家能够买房？据新华社2002年12月17日通讯，北京60%的“经济适用房”的房价超出百姓预算，真正的穷人根本无法买到这些房，结果政府准备给穷人的还是补贴了富人。这不是北京一地的特殊现象，报道说“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全国各地的经济适用房普遍存在着各种问题。”而且“目前新建住宅贵族化趋势日益严重”。《中国审计报》2003年6月30日载文说 “中国房产商暴发，老百姓买不起房”的现象主要是“制度设计”上的问题。 　　我还有一个技术性的疑问，我们现在为什么不搞廉价租房，而要弄的多数人买房？但多数人其实买不大起房，所以，使得相当多的人在总体上生活费用紧张。历史上，中国人民在周恩来时期基本上都是租房，房租相当低，而国家的财政也并不因此捉襟见肘。我看到美国也有大量的人并不买房，而是租房住，就像著名电视剧《Friends》里那样。无论是租公家的、或是私人的房，房租虽然较高，但与他们收入相比，并不会感到拮据。为什么？虽然租一间房要100-200美元，10年前我的一个朋友在哈佛教书，在附近租了私人的5间房，也才500美元一月。租房剩下的钱，足够吃喝用度，根本不会有生活困难。最近如何，详情不知。这里的关键问题是，租房要比买房便宜，这样才合乎道理。这使得大量比较穷的人可以租房住，这也体现了对人民生活的某种“保障”，并可因此减少homeless，即“无家可归者”。 　　我国的“房改”方向，就是要让人们买房。目的到底是什么？据说是为了使人民有自己的“私房”，但是我很怀疑这个说法。因为人民的“合法收入”的数量，显然离购买商品房非常、非常遥远。因此，人们为买房，就不能指靠工作挣钱，而必须要去“搞钱”（工资外收入）才有希望凑足购房款。这种搞钱的“社会效益”的后果，可想而知是什么。而大多数老实人，可真是办法不多。当然这种邪办法多了，也不过是使社会的腐败气味更浓烈些罢了。 　　再设想一下，如果多数人仅靠诚实劳动，一时买不起房，租房住行不行？就像美国那样。不行！因为中国经济学家们的主张，是要让房租（主要是公房）大大上涨，要涨到老百姓觉得“租房不如买房合算”，那人们就自然会去买房了。这也叫市场经济吗？学者们不是在自己打自己的脸蛋吗？但反正有中国特色，什么都好办。现在租房的价格，和按揭买房差不多，只是少一个“首付”数万元。所以，卖房说穿了，就是房地产商要拿这个“首付”，他们要靠这个“致富”。所以，绝了老百姓“租房省钱”的路，但这是“敲骨吸髓”的办法，不是“与人民为善”的办法。 王博士：我认为，鼓励老百姓“贷款买房”是个好办法，不仅买房，而且买汽车和高档消费品，都可以用贷款的办法。这里主要的问题，是消费者要改变过去的“消费观念”，要敢于“今天花明天的钱”。 副教授： 贷款购房是个好办法吗？ 李硕士： 近来人们常听到博士这种人讲的一个故事：一个中国老太太为买房攒了一辈子钱，辛辛苦苦，临终时终于买上房子，但她已经享受不到了；一个外国老太太贷款买房子，一生住着好房子，临终时还清了贷款。 　　故事正是想说明中国人的“消费观念”有问题，所以，中国人必须改变“观念”，不要攒钱，还要贷款，要敢于“花明天的钱”。但其实这故事只是一个童话，而且是个骗人的童话。因为即使对于外国人来说，贷款买房也是有风险的。买房者必须有一个正常的工作，以保证有正常的工资，才能够保证在将来有“还贷能力”。外国人工资高，劳动力价格与价值偏离较小，其“劳动价值”还是如马克思所说那样，所以只要努力工作，还贷问题不大；但若碰到经济衰退，遭遇失业，不能还贷了，那他们就惨了，那就不仅不能“享受”那房子，并且以前付给银行的钱也付之东流，而房子的产权就归了银行。而且，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谁都不难算出，按目前中国的商品房价，一个普通的中国“工薪”老太太，即使不吃不喝，攒上一辈子钱，也不大可能在“临终”时就买上了房子。另外，就算她老人家居然很幸运地弄到了“贷款”，那房子多半很快也就归了银行。而且，如果攒一辈子钱之后，真的能买上房子，让自己的后代享受，而不是归了银行并被拍卖，对我们中国人来说，那也就算够幸福的了，这一辈子就算没有白活！ 　　所以，贷款不是讨钱，老百姓们千万要认清这一点，千万不要以为能贷上款后就万事大吉，困难还在后头呢。现在银行办贷款，已经是越来越喜欢做了，因为这对银行很有好处。无论如何，资金运行起来了。但是老百姓什么都贷款，还要仔细斟酌，实在没有办法也就没办法，但凡能有点办法，还是不要急于贷款为妥。

副教授： 关键的问题还是人民收入低。 李硕士： 的确是，中国人的工资收入、即我说的“合法收入”非常低，是造成人民困难的根本原因。许多中国人买不起房，又租不起房，想住在简陋的破房子里、还要碰上强行拆迁，总不能让人们住到大街上去吧？经济学家们从来不想想这个问题吗？ 　　但不知为什么，学者们老没能明白，在中国，不仅是彩电冰箱，就是房屋消费的主力也仍是工资一族。而职工的工资收入如此之少，还有什么东西能不滞销呢？又岂止是一个商品房！ 副教授： 除了商品房以外，现在商品的库存积压，普遍很严重，2002年已高达4万亿元。那么你们看，究竟滞销的4万亿元库存消费品出路何在？ 李硕士： 大概是2002年，颇有名气的经济学家樊纲在电视里讲：我国一个是投资增长，一个是外贸增长，有了这两个东西，中国的经济发展就是平稳的，供求也就是平衡的。但这种说法并不合逻辑，单有投资增长和外贸增长这两件宝物，并不能够保证经济达到“供求总平衡”。而且事实也恰恰相反，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总供给”已经大大超过了“总需求”，出现了非常的不平衡。到2002年，已不仅没有一种商品供给不足，而且商品种类中86%均供过于求，而国内的“库存积压商品总值”已经高达4万亿元之巨！这个数字在1996年约为1.33万亿元，经过5年，于2001年达到了3万亿元库存。而后来仅只1年，就飞速胀大到了4万亿元，它与GDP的比例约为41%。我看，这是个令人恐怖的比例，但在我国似乎没有人因此恐怖，大家仍旧是兴高采烈，高唱赞歌或者大扭秧歌。可是据报载，在西方国家，这个比率通常不会超过1%！ 副教授： 那么看来，库存积压的问题还是相当严重的。主要是家用电器、日用品，是吗？ 李硕士： 当然，家电产品是滞销比较厉害的。例如，手机产量过剩，1999年中国制造的手机仅2270万部，2002年已达1.3亿部，而且至今还在膨胀，2003年的前4个月产量比头年又增长67%。现在，几乎所有商店里都是琳琅满目的新款手机，这些小东西的广告也铺天盖地，结果如何，要到2004年才有分晓。又如，国内空调机的生产也已遇到全线困难，2002年已有上千万台库存积压，卖不出去，但2003年1季度的产量就超过了1000万台，如果老天爷爷坐在天上只乘凉不帮忙，若8月间没出现全国酷热难当的局面，那么以后若干年的的空调产业将怎生是好？ 副教授： 但是有些产品，可以降价销售，便可以刺激消费。尽管商家可能获利少些，但是终归比大量产品积压、而无法继续生产好些。 李硕士： 可人民收入太低了，降价是不错，如果降的不足够多，还是不能够奏效。可以想象，对于在城市中打工的8000万-1.2亿所谓“农民工”，他们难道不想买个电视、DVD或洗衣机什么的来充实生活吗？为什么不买，就因为收入太低买不起。 　　所以，一方面是滞销，积压千万台空调、彩电、手机，另一方面是人们无钱获得现代化生活条件。其实，这样的条件下，经济也不可能顺利发展、日益繁荣。道理自明。但是在祖国大陆，无论官场商场，这样的话，几乎谁也不爱听。奇异的是，如果出现降价竞销，即使是正常的价格竞争，从政府机关到学者，也都会有人立刻跑出来大呼：要制止“恶性降价”！甚至还发了些官方文件。 副教授： 什么？恶性降价？什么叫“恶性降价”？ 李硕士： 当不少商品因为滞销而降价、寻求一点销路时，国家和经济学家们却强烈反对降价，称这是“恶性降价”、“不正当竞争”等，并宣布要加以干预。这是令人难解的。早在1993年12月起实行的措施中，关于“不正当竞争行为”就包括“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这在中国条件下，使人着实不能明白，厂商为什么要“低于成本”销售？就为让自己垮台吗？而不少的产品低于成本销售，正是许多国有大厂“政策性亏损”的原因。 　　如果市场经济中没有了“价格竞争”，那还有什么竞争呢？有本书叫《资本论》，中国人民曾经很熟悉其书名、但大都未读过，无论是赞成它的还是反对它的。这本书中，关于“市场竞争”马克思曾有经典式言论，我认为很中肯。例如其中第一卷686-687页上说：“竞争斗争是通过使商品便宜来进行的。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商品的便宜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又取决于生产规模。因此，较大的资本战胜较小的资本。”当然从今天来看，厂家和商家还会认为，竞争还包括质量、性能、售后服务等，但无论如何，我想，“价格的竞争”应是最基本一环。特别是对于那些缺钱的“工薪劳动者”来说，低价是最有诱惑力的，北京每年的降价书市都证明了这一点；对于商家来说，这也是多少能收回点投资的办法，因为否则没人买，啥钱也落不着。至于其价格是不是在“成本”以下，厂家和商家的心里，都比国家计委有数。通常是不会“赔本赚吆喝”的。即使是吧，一阵吆喝完了，低价的产品到了人民手中，我不懂，这又有什么“恶性”可言呢？我不明白，经济学家们为什么总站在人民的旁边或对面来考虑经济问题？难道“工薪阶层”就是所谓“恶性降价”的恶源吗？ 　　我认为，在广大老百姓看来，没有什么降价是恶性的。但权威人士告诫说：物价过低对消费者不利。我头脑较笨，实在不能明白此话奥妙，说“物价过低对消费者不利”，难道低工资、高物价反而对消费者有利吗？实际上，低价竞争正是商家“经济竞争”的主要手段之一。近年来若干商品物价下挫和走低，并不是“政府安排”的结果，而是“势使之然”，厂家和商家也并不愿降价、苦苦挣扎。 副教授： 如果滞销商品不降价，还有别的办法吗？ 李硕士： 情况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即使是滞销商品，也并不是没有人想买或更新，原因或是价格太高，或者工资太低，两者必居其一。前两年25吋以上的电视忽然降价，立刻就出现了争购现象，证明了上述判断。中国暴发户们倒是有钱，但他们是另一种类的“消费”，也不会去买积压商品。书籍的滞销，更是如此，暴发户不读书，而需要读书的人则工资太低，中国出版业的真正悲剧就在这里。更奇怪的是，正如您刚才所批评的，只要一出现商品降价，马上就会有经济学界指为“价格大战”、“恶性降价”！我不懂，降价，居然也像肿瘤一样，被分为“良性”和“恶性”的！其实，据所谓“业内人士”透露：就是商品再降价，也并不会使“企业”赔本的。既然如此，降价以求“扩大内需”，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会有学者这样强烈地反对？价格既高，工资又那么低，到底是谁在妨碍“扩大内需”呢？ 　　所以说，扩大消费，只有二个办法。或者降低物价、减少对普通人的税费，或者普遍地提高脑体劳动者工资。而且无论在“降价”或“提资”的哪个方向上，若是真的想“扩大内需”，使经济发展进入“良性循环”，都得有一个相当大的幅度，即“大幅度地”实行，否则是拉不动的。这样一来，可能贪官们和暴发户的收入会稍低些，但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难以两全其美，为了一头，必须牺牲另一头。这就要看是谁更值得保全了，是少数富人，还是多数人民？ 副教授： 就是说，降价是没有“恶性”的，这是就人民利益来说的。只有商家企图以降价迫使竞争对手垮台，才说得上心里有一点“恶”，但也不能说是非法的。我国现在没有“行业公会”，各公司价格自行其是，怎么能责备人家呢？ 李硕士： 我同意。 王博士： 我不同意，官方发文件，想必是有他的道理。必要的国家管理是不能放弃的。 李硕士： 博士，您也走题了，偷换了概念。 您知道，目前中国最便宜的商品是什么吗？不管经济多么困难，它总也不怎么涨价？反正就是涨点价，也永远跟不上别的商品就是了。这个最便宜商品就是“劳动力”。现在买什么都贵，但买个“人”却是很便宜。当然我这里是指“雇佣”，而绝非指犯罪的“人口买卖”。经营者、即掌握钱的人，在雇用劳动力的时候，其原始冲动就是要把“买价”压得最低，而自身仅拥有“劳动力商品”的工人们，往往自己的商品卖不出个好价钱。在这个市场里，就不是“卖的总比买的精”了，而是“卖的不如买的精”了，原因就是：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绝对是“买方市场”，对买方有利。这是个不公正的市场。为什么能够这样？就是因为“劳动力卖主”无权无势保护自己的利益。本来，几千年来，在满足皇家利益之后，国家总是充当各种“买主”和“卖主”之间的利益调节者。但现在的问题是，似乎有点过于“偏向”劳动力商品的买主一方，对他们有各种优惠政策，还有精神宣传优势。一方面，劳动者无法“集体争议工资”，另一方面，我们的学者几乎永不歇嘴地向社会念叨：我们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劳动力成本低”，可以吸引更多外资云云。所以，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价格曲线”，好像从没看到经济学者们去绘制，它远没有股市的“曲线”那么引学者入胜。劳动力价格最贱，这一点，我们与西方国家是大大不同的。 王博士：我完全不能同意小李对情势和政策的曲解，如果照他说的这样去做，我们将在世界上失去发展优势。而若那样，也会影响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副教授： 小李说的市场，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消费市场”，所以，小李又走题了。你们两人的看法都有其道理。好吧，就让我们都各自保留着自己的意见吧。 许多年来还有一种现象，你们研究过没有？就是许多“超级市场”的货品价格，常常比自由市场的价格还贵些，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中国的超级市场放弃了“价格竞争”吗？ 李硕士： “超级市场”在中国出现，已经多年，但从未发生过国外“超级市场”出现后很快就具有的席卷之势。在我国，超级市场也星星点点地出现了不少，但好像并不是市场经济发育自身的诉求，不像一种自然趋势，不是商业竞争的产物，而更多的好像是一个城建“任务”，一种城市装点，一道人造风景线。 　　西方国家超级市场的发展，源于其自身所具有的竞争优势。因此，大量的普通商场不久也都“超级”化了。在美国，那些大商场或一般商场里除了极少数“高级品”如贵重首饰、高级照相机什么的，还会设置有一个“柜台”，由售货人员拿货给顾客，商场绝大多数商品都是“自选”的。其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可以方便和吸引顾客，另方面则可以大量减少商场售货人员。对于商场的经营者来说，减少工作人员，也就可以节省大量资金。在美国，“劳动力价格与价值偏离”的程度远比我国为小，其劳动力的工资水平，通常比我国要高30-40倍。所以，他们裁减1个人，相当于我们裁减30-40人。难怪商家热衷于办超级市场。他们愿意使用设备，如电视监视系统、付款机器、打扫卫生的设备等，而不愿意多雇人。我看见美国超级市场里的工作人员大都忙个不停，搬货摆货，收款找钱，从来没见到他们闲聊天吃东西，或只站在那儿东张西望，监视顾客，像中国大量的“超级市场”里那样。他们工作很主动，见到顾客表情犹豫，便会上来问你是否需要帮助，如果你表示不需要，他们便会礼貌地离开，不会打搅顾客。而如果你去向他们询问什么，他们会立刻放下手中活计，优先回答顾客，而且不厌其烦，态度热情温和。 　　而且令我非常奇怪的是：与中国售货人员大不相同，他们还会帮顾客出主意，例如，某件商品是买合算、还是不买更好些？由于商场里常有各种不同的降价方式，他们还会告诉顾客什么时候买将更合算？我开始也很纳闷，为什么他们似乎没有站在商场的利益上考虑、尽量把货品销出去？在顾客不应该或不必买某商品时，他们还会劝顾客不要买。为什么他们竟会为顾客利益着想呢？也可能，这不仅是一种文明，而且还是一种更为高级的竞争意识：使顾客从心里信赖这个商场。 　　我自己就有这个体验，我曾经买了一个电话，半年后我又到那个商场问什么地方能修这个电话，因为有点杂音。我知道，在美国一个月内可以随意退换货，无需任何理由，任何商场都是这样，可我买的这个电话已经半年多了。但是，一位金发售货小姐对我说：“尽管本来一个月之内才可以退换，不过我看见你经常到我们商场来，这样吧，这种电话那边还有，你去拿个新的，我给你换一个，省得麻烦。”说罢莞尔一笑，使你立刻对该商场充满好感。这样，以后我就会愿意再到这个商场买东西。这可能是个长远的争夺顾客的方法，也未可知。 　　国内的售货人员似乎不大容易领会这样“放长线”的意识。他（她）们向你介绍商品时，总是吹得天花乱坠，但如果你不想买他们的商品的话，售货人员们的脸上就会立刻“晴转阴”。而在美国，只要能把人们吸引到商场来，就是胜利，不管来者是多买、少买、不买还是退货、换货，商家都求之不得，一概欢迎。可能也是“风物长宜放眼量”吧？ 　　还有，在美国你如果在超级商场把某商品摆弄坏了，或不小心打碎了什么瓶罐，商家从不会要求顾客“赔偿”。相反，商店还会再拿出个新的让你继续摆弄。据说因为商店认为，如果什么商品一摆弄就坏，那只能说明它的质量不好，不堪使用，应当退还厂家，由厂家负责。若瓶子等物被碰倒，那是因为商场人员没有摆放好，致使顾客选购不方便，这是商店的责任，因此商店方面应当向顾客说声“对不起”。 　　有一次，我看见一个三四岁儿童，坐在一个商场地下玩一个玩具商品，并用手将它打坏了。旁边有一个蓝眼睛售货小姐笑眯眯地看着他，她收走了那被打坏的玩具，又从柜台上拿下一个同样的玩具，让那孩子继续打它。这时我忽然感到：这个美国小孩大概自己不知道，但他的确是很幸福的。 副教授： 国外商家的这种意识和做法，可以说是文明和素质的表现，是对顾客的尊重。也可以解释为“服务的社会化”，任何人都能享受到相应的服务。但不可忽视的是，其中也的确可能深藏着一种“竞争意识”。和谁竞争呢？当然是和别的商家，即与同行竞争，争取更多的顾客到本店来。时间久了，习惯成了自然，顾客们的“购物环境”便会越来越好，商场服务人员们心态平和，服务也越来越周到。 李硕士： 但开始并不是同行间的竞争、甚至后来也不是主要的，因为美国的大型超级市场并不怎么在同一地盘挤着发展、看谁厉害？一家大型综合商场旁边，除了有相当大的停车场外，好像也就是有些不少小型的专业商店。虽远比不上中国的鸡毛小店这般拥挤，但也有些，雇用的员工也很少，不像中国的售货员一堆一堆的，在商场里到处都是。 王博士：国外的人工贵，中国的人工便宜，所以国外宁愿多用机器仪器，而国内则愿意雇佣大量人手，不愿意买昂贵的各种自动化机器、包括监视仪器什么的。原因是国内外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造成了不同的结果。 李硕士： 那么，如果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一直便宜下去，能吸引更多外资，也同时造就了更多的国内老板，能不能说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是个威胁呢？ 王博士：你又开始在“逻辑上”兜圈子、设陷阱了。 李硕士： 那你说，中国劳动力超级便宜，到底是有利于技术和经济进步、还是不利于？还不要讲技术人才因其“劳动力价格”而引起的大量流失。 副教授： 你二人一争论，就把讨论题拉跑了。还是回过头来讲讲超级市场的竞争问题吧。小李，你说超级市场不是同行间的竞争吗？ 李硕士： 在历史上，西方国家超级市场出现之后，最初的竞争对象，还不是别的超级商场，而是摊商。事实表明，超市兴起后，摊商很快就基本消失了。超级市场以其大规模、低物价、整洁的包装和多种商品的专业化营销，轻易地占领了零售市场，在竞争中迅速地击败了摊商。正是由于有“规模效益”，大资本战胜了小资本。 　　这与我们中国的情形大不相同。 　　特别是80年代，在我国有不少农贸自由市场，有不少个体户在肮脏的街道和摊位上吆喝着卖东西，还有在城市的许多街道上，叫卖日用品和食品，着实不少，已为人们所熟悉。经过了近几年的“整顿”，而不是“竞争”，是为了城市洁净的面子，而不是为不妨碍“市场竞争规律”的实现，我国城市的“肮脏的自由市场”已经有所改观。如果不是看到国外商场的整洁而感到自惭形秽，如果不是为了城市整洁干净以申办奥运、为国家争面子，那么大量的恶心的“自由市场”和摊商，就还会在我国大中小城市的大街小巷里长期存在下去。 　　正常情况下，超级市场战胜摊商，是市场竞争规律所致，表现了经济进步。由于超市的“大规模”和“专业化”这样两个基本特点，在经济上更节省、更有序、效率更高，这些都是摊商所无法具有的优越性。但在我国，情况可不这样简单。在目前很多地方，超级市场并没有战胜摊商，甚至并未与摊商处于竞争状态。因此我们很难说在国内由于“超级市场”的竞争导致了摊商被竞争淘汰。事实不仅不是这样，目前在中国，摊商甚至能倒过来，吸引大量顾客，使他们到自由市场来买农副产品，而不是到超级市场去买。而且，我国摊商还保持着相当大的竞争优势，主要是价格优势，这才使得大量消费者在自由市场上反而常常流连忘返。 副教授： 我看，不能说我国摊商具有“价格优势”，因为他们应当并不具备这种优势。这本应是他们的劣势，在国外就是这样。 李硕士： 所以，应当说，是超市放弃了自己的“价格优势”。建设超级市场的人们常常认为，我的市场窗明几净、风雨不透，货物充足整齐，有上乘的“购物环境”，难道还会留不住顾客吗？他们不明白，如果没有低廉的价格，就是将超市弄成了一朵大花，也不能战胜摊商。因为，顾客是来购物的，而不是逛景的，所以最能吸引顾客的就是商品的“价廉物美”。 王博士： 为什么中国超级市场的物价降不下来？可能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房租高。房产所有者想尽快回收建房投资，因此房租就居高不下，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在美国，不少超级市场摆在远郊，很有可能主要因为级差地租的关系。那里的人们几乎都有汽车，所以超级市场不愁没有顾客，而且似乎更愿意接待开车来的顾客，因为他们的购货量大。（二）不否认中国超级市场经营者一心想捞足“高价”的好处，而没有低价竞销的意识。不解的是，几乎大家全都没有，个别人有此意识，也没有低价竞销的勇气。所以，超市的物价与摊商的物价的差距拉不开，便失去了与摊商竞争最有力的价格武器。（三）我国的相当一部分消费者对于当前物价已经感到麻痹，因而心理上有意无意地承认了目前超市物价水平。 李硕士： 是的，不少人看到超市某物比摊商的便宜几角钱，就已经感到喜洋洋了。中国大多数城市人口，尽管生活拮据，但若要多跑几家商店比较物价，要不少跑路的时间和车费。中国人绝大多数没有汽车，而大部分消费者缺少剩米余钱，因此购买量小，要想“货比三家”，成本也不低，因此也就算了。 副教授： 现在人们喜欢到摊商或廉价的“小商品市场”去，还因为可以随意“侃价”，就是讨价还价，不少人认为这种商业很好，最能体现出市场经济，只有到处“侃价”才是“市场经济”吗？ 李硕士： 其实，我就很不擅长在买东西的时候侃价，也不喜欢这么麻烦地生活。其实，在美国，凡是大商场、超级市场、都是不侃价的，就是不少的小商场，只要有货品标价，也是不侃价的。只有在所谓“跳蚤市场”，或者摊商，才会侃价。有的美国人会在家门前出售他家里的东西，这当然是可以侃价的。还有私人之间的买卖，也会侃价。一般说旧货总是可以侃价的。 副教授： 是的，在美国有一次，我想从一个白人女学生那里买一辆旧汽车。她在校园广告上开价是500美元。我的一个白人大学生朋友帮我一起去买，我们看了汽车后，我对那女生说：500 dollars? OK I’ll buy it。这时，我的朋友瞪大了眼睛看着我，非常诧异。那女孩也挺惊讶。但两个人当时也都没说什么。后来，我问他出了什么问题？他说，你没等我说话就自己先说了，你怎么不bargain（侃价）？在美国，买汽车都要侃价的，她登出500元售价，并不是真的要卖500元。我说我不知道。这时那女孩子过来，我对她说，我给你开张支票。她想了想说：那就开450元吧。第二天她又送了些巧克力来，大概快过感恩节了。后来，我把这个故事对经济系和历史系的两个美国教授说了后，他们都大笑起来。 李硕士： 所以，我们中国人常常以自己眼光理解“市场经济”，把市场经济也变成了“中国特色”的东西了。 副教授： 目前，在各种日用商品都降价的时候，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为什么水电煤气交通费用始终在涨价？

李硕士： 教授讲的这个问题，我认为非常重要。我们总讲物价指数下降，讲必须取消“保值储蓄”，但是，物价下降的是滞销商品，它不降价，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同时，另一方面，人民生活必需品，或由国家垄断的一些产业的产品，如水电煤气交通费，还有电话费、课本费、报刊费、垃圾处理费、污水处理费、有线电视收视费、特别是孩子的教育费用，不仅没降价，而且近几年来一直在猛烈上涨。涨价幅度相当不小，例如2002年冬季北京的煤价就涨了1倍，北京的煤气费在非典期间也使劲上涨，还准备把取暖费也转嫁到人民自己身上。好像我们政府面对的是13亿阔佬，只要从他们身上收割下钱来就可以了。市内的电话费，在美国、在香港，都是免费，而中国前两年竟搞了个“形降实升”，邮电大官们还跑出来解释一番，煞是有趣。国家垄断部门、国有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和“牟取赢利”，其本身就是一件无理的事。国家有税收，还要通过市场行为来“赚钱”干什么？而最奇特的，要算火车票春运时涨价了，既然是“为人民服务”的国营交通系统，坐车的人多了，坐车条件相对差了，车票应当降价。结果是不降反升，国家就像惟利是图的私商那样，还闹得个沸沸扬扬，搞什么“价格听证会”，真给国家丢死人了！铁路首脑们的涨价热情那么高，究竟是为了国家增加财政收入、以便进一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还是为了给旅客提高服务水准？到底为什么，只有这些官员们自己心里明白。利用“全民所有”的铁路设备，却不为全民谋福利，这种现象在今日中国倒也并不费解。 王博士：你又阴阳怪气的了。不要总是挖苦嘲笑，有话好好说，不要讲反话，让人听着累，还得去猜。 李硕士： 由于“致富”、“赚钱”成了光荣和精英的时代标签，我国许许多多个人利欲至上的“私人”不仅到处坑蒙拐骗，还大量从事制售假冒伪劣的“经济活动”，根本无视他人死活，已成为中国经济史上从未有过的、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同时，更成问题的是：不少“公家人”、即公务员和国营机构，他们弄钱的手法，也已大量在人们视线之外，越出了常理。例如，前几年更换“电表”，是由用户出钱购买插卡的新电表，就于理不通，这等于让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先把商店的“柜台”也买下来，然后再消费。但是电表350元一个，全国城镇1亿多户就是近400亿元营业额啊！也难怪负责供电的那帮子国家官员舍不得这笔铁打的“生意”。 　　还有一桩生意，更是令中国北方的老百姓心惊胆颤。这就是“取暖费”的高价。难道“取暖费”是新的消费点吗？我看，它极有可能形成继买房、看病、及子女读书这著名的“三大困难”之后、对北方老百姓生活的“第四大冲击波”。百姓的生活，就是民生。所谓“为民”不仅是用语言来为，还必须用实际的经济政策，用日益形成、或逐渐恢复的扎实的“社会保障”，方始谓“为”。我不明白，怎么能这样轻易地在改革名义之下撼动民生呢？这是很危险的。再者说，就算“取暖”要变成“市场化”的经济活动，也合乎经济改革的含义，我国经济活动如此不透明，谁能弄清究竟是什么城市供暖的“经营成本”？例如北京地区冬季暖气费，高达数千元，到底凭什么？如果北京的居民在家里生一个煤炉子，1个月甚至就只要100元。而大规模集中供暖，有规模效益，其成本绝对应当更低，才合乎“价值规律”。为什么不低反高？而且高上几十倍！甚至比用“电暖气”还高上几倍！到底原因何在？肯定有人得利，到底是谁在其中获利？国家不能去查一查吗？难。很难。那是市政府的企业，政府会去查它个底儿掉吗？而那些国营的供暖企业自己不是也还有关系和路子吗？ 副教授： 在我国，物价指数，是通过几千种商品的价格变动，平均加权计算，而不是拿“生活必需品”、例如水电煤气公交车和粮食菜蔬等的价格上涨作为物价指数，所以，用它来反映人民生活似乎并不太准确。这项内容，就讨论到这儿吧。 还有没有其他的消费问题？那就让我们讨论一下品牌战略和广告问题吧，广告的经济角色，中西方是否一样？而“品牌战略”能够促进消费、扩大内需吗？ 王博士： “品牌战略”是一个新的市场经济观念，是当前市场经济培育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品牌意识为目前企业和商家所不可或缺，今天已没有人怀疑了。但它在中国并非“古已有之”，因而它不是“民族传统”，而是一种新的观念，需要引进、灌输和培养。 　　在古代中国，无论官营还是私营的手工业产品，通常只有出品年代和产地，而没有品牌。例如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纸，自东汉“蔡侯纸”出现后，渐有著名的宣纸、蜀纸、歙纸、苏纸、徽纸、池纸、蠲纸等；瓷器，在宋代有五大名窑，即定窑、汝窑、官窑、均窑、哥窑。以后，“国营企业”景德镇陶瓷业后来居上，渐成中国的“瓷都”。但是古代中国没有出现现代意义上的“品牌”，它是在19世纪中叶机器工业进入中国后才出现的。品牌是西方市场经济的产物，是一种知识产权认证。 　　在市场经济中，创名牌，不仅是个技术问题，而特别是一个观念问题。有“创名牌”的意识，和没有这种意识，是大不相同的。有了名牌，你在市场经济中就有了地位，消费者就会相信你，你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李硕士： 我和博士的看法总是不同。我认为，改革以来，虽然国内经济的市场因素增强了，但在品牌问题上却有着不容忽视的消极现象。第一，老品牌在不断消失。第二，新品牌不断出现，又不断被淘汰，渐至消失或几近消失。例如自行车，曾经响亮全国的“永久”“飞鸽”，在杂牌洋牌的冲击之下，当年雄风，至今安在？改革之后才发展起来的冰箱，万宝等四大名牌早已退化完毕。这个现象，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并不是竞争状态下“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喜人现象。因为创立一个名牌，是不容易的，也可以说是用血汗和金钱堆出来的。一个名牌的垮台，意味着资源等各种生产要素的浪费。而在国外，真正的名牌几乎是稳如泰山，例如美国“福特”汽车公司，1907年开始大量生产汽车，1913年以流水作业法年产48万辆汽车，1916年即达96万辆，产量如此惊人，名牌百年不衰；日本，世界第二大汽车生产国，全国近千万辆年产量，只有11个名牌。国外的这些百年名牌风雨不动，愈战愈勇，因为它们是“大企业”，是“工业化”的骄子。它们的存在是经济稳定的象征。 副教授： 名牌，是否一定要以“大工业”为载体？ 李硕士： 中国的大工业，与“发达国家”相比，处境大不一样。这是中国经济的根本特点，也是中国经济的根本弱点。名牌能否长存，依赖于企业的长久发达与兴旺，在国外只有大企业是战无不胜的，它们是名牌的载体；在中国，当小工业铺天盖地而来时，创造名牌的路数恐怕已经大不相同，难度也大不一样了。当不少“企业家”使用“政策”、“关系”、“赞助”、“请客送礼”这样的方法时，创造百年名牌的真正机会，也正在从他们身边溜走。创造名牌到底靠什么？世界工业化的历史告诉我们，要靠质量和技术。有人说，还要靠时髦美观、售后服务、文化内涵、法律保护、广告宣传等等，这些自然不错，但最为核心的问题，还是产品的质量。 　　我不能同意王博士所说“观念”最为重要。 王博士： 我没有说过“观念”是最重要的。 李硕士： 质量，是品牌的物质基础。许多国外产品的质量比中国产品好，曾使我感到惊奇。在美国，不仅重工业产品，就是皮鞋、纸、笔、牙刷、针线等，都好使得多。奇怪呀！难道我们中国人连这些也做不好吗？决不会的。只是不少中国商家“粗制滥造”搞惯了，认为这样可以降低成本，多赚钱。若是大家全都这么搞，就是“赚到钱”了最终也过不上好质量的生活。其实，在本质上，这是对消费者的欺骗行为。制造假冒伪劣产品，是更为严重的欺骗行为；如假药假酒致伤致死，更属伤天害理，法不容宽，岂可仅以“地方保护”一词，不痛不痒，轻轻敷衍过去。另外，当电视新闻中堆积如山的伪劣产品被燃起熊熊大火、或被压路机碾成一堆碎末时，人们拍手称快了，但不要忘记，这些坏东西也是宝贵的资源变来的。要知道我们这个泱泱大国，其实正是资源小国啊！ 副教授： 如何保证产品质量？ 李硕士： 质量的提高主要靠什么？主要靠技术，也要靠管理。从总体上讲，产品质量反映了工业化水平，反映了设计、材料加工、组装、包装等各方面的水准。如果企业的技术水平不够，对于产品的质量，就将是致命的一击。即使拥有再“棒”的厂长、供销人员和会计，也无法凭拳打脚踢就“创”出了历久不衰的名牌来。至于管理，特别是所谓“质量管理”，也只有在有技术优势的条件下，在广大职工技术素质优良的条件下，才能发挥出真正有力的作用。 副教授： 我来补充一点，依我看：要真正创出百年名牌，决非一朝一夕之功。一次会上，我听到有的县气壮山河地表态道：我们县决心在近期创造出5000个名牌。我看，雄心大则大矣，只是没想一想，就是5000个单词，也要背上几年，人们怎么能记住这些牌子？记不住，怎么能有名？所以，一旦品牌成千上万，还有什么“名”牌可言？一县5000，全国岂不要有1000万个以上的“名”牌？在日本，无论汽车、冰箱、彩电，都只有有数的几个牌子，这样人们才会记得它们，牌子也才会“有名”，其生产也才会有规模效益。动辄豪言壮语，这是“大跃进精神”，再加上“小农经济”遗风。 　　小李，你还没有说到广告问题。 李硕士： 广告是值得说说。目前，广告业在中国正热闹非凡，不少所谓企业家也把广告当做“创”名牌的法宝。但由于它被正当的商人和骗子同时看中，因此，它们现在还不能充当名牌的护身符。 　　国外有种说法谓：广告，是对消费者的承诺。我们的许多商家正是缺乏此种意识和责任感，没有这个“观念”，以至在社会上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后果。当人们面对商品介绍时，许多顾客会摇头说：“嗨，那是广告！”意思似乎是说：那是吹牛的。广告成了吹牛的代词，可不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好兆头。在中国，广告的“声誉”已经出现危机，有识之士不可小觑，这将引起中国市场经济的重大缺陷。商家们迷信广告，迷信宣传，以为产品的牌子倒不倒，在于是否广为宣传。他们以为向人群“宣传”可以定天下，以为谎言重复十遍就变成真理，就让人们有“一人传虚，百人传实”的错觉。难道靠“宣传”可以包打天下？反正，迷信宣传和谎言，已经快成了我们中国人的脾气了。 王博士：的确，在美国，如果做了虚假广告，就会受到惩罚。 李硕士： 美国民众很讲“诚信”，除了被故意做成的神奇画面外，如果广告中介绍商品性质的说法，被证明是虚假的话，那它可要倒霉了。而在中国，你就是在广告中把一堆牛粪说成治病的仙药，把一根草说成包治百病，也不管糊弄了多少人，厂家和广告商仍会悠然自得，没有任何被追究的危险。这不由使人想起了著名美国学者费正清先生，他在1943年分析“蒋介石开始丧失民心”这一题目时写了一段话，我时常看看，很值得琢磨，我把它念一遍吧： 　　“我认为中国的进步有两个基本障碍……。一个障碍是缺少好人。在能够升到顶层的那小批人之中，只有少数在思想或品德上有真正的活力。能力和诚实、勇气是两回事，勤奋、真诚也不能像在美国那样，使人得到事业的一定成就。生活要靠花言巧语、阴谋诡计，在这里比其他国家更甚。品德若不与狡黠结合，仍将一事无成。美国的伟人们照着练习簿上的格言去做，在美国可以出人头地，在这里却会还未出世，便送了命。……因此，每一个行政负责人都苦于找不到既能干又诚实的人来共事。……另一困难是宗派主义。…… 人们不会去关心全国性的政策问题，除非有传统的个人关系。首要的问题是生存，而在政治上维持生存就要靠有用的个人关系。……政府官员继承了‘满大人’的传统，‘满大人’的权威是无止境的，除非环境不许可。他为推卸责任，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对他有约束力的，一是上级官员，二是怕老百姓造反。……今日的许多官员都是专制分子，部分原因是人们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见《费正清对华回忆录》301-302页） 副教授： 真是好文章，他是一名见解非常深刻的美国知识分子，我对他很钦佩。那年我访美时正谋划跟他约见时，他过世了。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中心”至今是旅美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活动地点。这样吧，今天讨论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了，小李也够累的了。让我们最后简单说说“恩格尔系数”的问题就结束吧。人们不大明白，在中国人民的生活消费中，究竟中国的“恩格尔系数”说明了什么？ 王博士：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恩格尔系数大于60%为绝对贫困；在50-59%之间为温饱阶段；40-49%之间为小康；30-39%之间为富裕，20-29%之间为最富裕。因此，通过我国2002年底公布的2001年恩格尔系数可发现：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67.7%、1990年的58.8%降至47.7%，开始跨入小康阶段；而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57.5%、1989年的54.5%、1997年的46.4%降至37.9 %，开始跨入了富裕阶段。近年有不少文章论述了这个问题，很兴奋，大力宣扬中国百姓生活的巨大变迁。这是为了使人们对经济前途充满信心。 李硕士： 这些吹牛型文章，现在真是太多了。学者也写，俗人也写，无非是想告诉老百姓：现在你们的生活已经很不错了！心满意足吧！难道老百姓还不知道自己过的什么日子，要你们这些学者拿些数目字来一晃、就恍然大悟了吗？ 　　再说，恩格尔系数是否与“社会保障”支出不挂钩？与工资收入水平也不挂钩？是吗？我现在各种收入补贴加在一起，每月有1500元，若37.9%用于吃饭的话，每月用568元吃饭，当然够美的了。但是全国工资总额只有1.3万亿元，假设用来养活城市人口中的3.8亿人，那就比较差了，算下来，平均每人每月只有361元，每人每月吃东西可用137元、大约每天4元，够不够？另外的224元，则要买衣服、用具、坐公共汽车……，最重要的是别生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现在孩子感冒，去趟医院就是几百元。另外，若是按照国家公布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近年城市人月平均可达600元以上，问题是，如果富豪太多，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可能就达不到这么多钱了。 　　另外我认为，必须“强调指出”，这四个字是套话吧？顾不了那么多了，一定得“强调指出”：如果1978年当时的恩格尔系数是农村67.7%、城市57.5%的话，人们未必就比今天还没有“保障”，因为那时起码有工作的、或上了大学的城市居民不用为看病花钱、也不用为小孩子上学花钱、还不用为买房子而存钱。 副教授： 所以，你的意思是，恩格尔系数在当代中国，未必能作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温度计”。对吧？明白了。今天已很晚了，多谢二位，明天咱们再接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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