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的中国女排，全民偶像红遍全国

“三大球不出线，我死不瞑目！十年动乱结束后，实现贺龙元帅的希望，成为中国体育界的头等大事。

1976年6月——贺龙逝世7年时，袁伟民出任中国女排的教练。“五连冠”和“国家精神”的传奇由此诞生。而这位出生于1939年的前男排国手也因此成就了自己，八年后，他成了中国体育界的最高领导。

当然，传奇的开始是痛苦的。在福建漳州排球基地的草棚里，女排姑娘们承受着近乎残酷的训练。陪伴她们的还有中国男排——为在逆境中求生存，男女排从那时起就在训练中落实了“三从一大”(从严、从难、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训练)的原则。

改革元年，中国男、女排分别取得了世锦赛第7名和第6名的成绩。1979年的亚锦赛上，中国女排战胜了亚洲霸主日本队，夺得冠军。排球精神的种子由此埋下，在简陋的运动场里，你可以感受到排球热的逐渐升级。

1981年，正值“三大球打翻身战”的关键时刻——中国男足备战世界杯预选赛，女排也将参加日本世界杯的比赛。当时在原国家体委宣传司供职的鲁光接到任务，到两队考察备战情况，“打不出来，也要给全国人民有个交代”。

根据女排训练事迹，鲁光完成了报告文学《中国姑娘》。十几天后，此文借着女排获得世界冠军的热浪一炮而红。获得第二届报告文学奖，还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书名改成《红色魔妇》。鲁光在前言中写道：“这是一曲振奋人心的搏斗之歌。它的主旋律，就是祖国的荣誉高于一切！人们把体育比喻为一个民族精神的橱窗。那么，就让我们打开中国女排这个小小的窗口，看一看我们中华民族应有的精神风貌吧！”

《中国姑娘》表现、宣扬和记录的女排精神，至少是时代精神的一部分——那时候的人，就是有那股劲，就是相信那些信念。“作者沿着中国女排的足迹，记录了她们遭受挫折时的苦闷，夺得胜利后的欢乐和激荡在她们中的对祖国、对人民的挚爱，介绍了她们的训练、比赛、国际交往、老运动员的爱情生活以及理想和情操。作品情节生动，文笔朴实，抒情意味浓烈，富有生活气息。”

1981年11月16日傍晚，第三届女排世界杯的决赛开始，中国队对东道主日本队。在主场球迷震耳欲聋的呐喊声中，中国姑娘以3∶2艰难获胜。

最后一个球落地，姑娘们抱头痛哭。守在收音机和电视机前的中国人更是血脉贲张。人们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彻夜高呼“中国万岁，女排万岁！”此前，只有帝王和伟大领袖能享受到“万岁”的殊荣。

而第二年男足在附加赛中负于新西兰，失去了离世界杯最近的一次机会。原本为写男足定下的题目《中国男子汉》，改成了描述女排教练袁伟民的故事。

“如果男足冲出去，影响力也许会更大。”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鲁光说。也因为中国女排在“三大球”中独树一帜，让这个传奇顺理成章。

比赛颁奖典礼未毕，国家体委、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等单位的贺电已至球队。贺电还转达了高层将授予女排为“全国新长征突击队标兵”和“全国‘三八’红旗集体标兵”光荣称号的决定。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里，两个荣誉的分量是今天难以想象的。

第二天，国内几乎所有报纸的头版都在渲染女排夺冠。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启用了鲜红色的大标题：“刻苦锻炼顽强战斗 七战七捷 为国争光——中国女排首次荣获世界冠军”。

文章旁边还配发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学习女排，振兴中华——中国赢了》。“用中国女排的这种精神去搞现代化建设，何愁现代化不能实现？”——体育比赛的胜利，上升到了激励整个民族精神的高度。

《人民日报》头版的其他位置，被女排教练和队员的照片占据。此前，中国的大多数人对这个集体并无太多了解，这一天后，他们成了新中国人尽皆知的民族英雄。

而在同天的《体育报》上，时任妇联主席的邓颖超发表了题为《各行各业都来学习女排精神》的文章。她在文中疾呼:“各行各业的人民群众都要学习中国女排精神，树立远大的志向，发扬脚踏实地、苦干实干的作风，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更快地将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奋勇拼搏的“女排精神”由此叫响。

这些民族英雄从日本荣归故里时，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万里、习仲勋、杨静仁亲自到机场迎接，荣高棠等体委的领导人都只能挤在接机队伍后排。

此后的一个月，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沉浸在女排胜利的狂喜中，各大媒体俨然成了排球专刊。那些本来普通的女孩，在人民大会堂开了庆功会，到各部委机关作了报告。

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在1981年11月28日，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新长征突击手”和“先进团支部”代表的典礼上。仪式开始前，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的李先念先请上孙晋芳和郎平，拉着她们的手，对女排赞不绝口。然后，李先念发表讲话，“勉励青年向女排学习，走在两个精神文明建设的前头”。

“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中国正逢改革开放之初，亟需强化一种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王延辉说，当时他还是国家男排的一名运动员，有更深切的感受。

这种背景下，中国女排恰逢其时地成为了新时代的英雄，和改革阵地上迎风招展的旗帜。

在政府和媒体的引导下，全国各行业掀起了学习女排的热潮。

“每逢重大比赛，整个国家都似乎停滞了下来——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全都守在仅有的几台电视机前。”新华社的老排球记者曲北林回忆到。

学校、工厂、街道上，则写满了“学习女排精神”的标语；一位河北廊坊的小学生，至今还保留着《向女排大姐姐学习》的日记。而据鲁光介绍，中国女排拿冠军后曾到北大举行过一次见面会。她们人未到，人群已经从大礼堂门口蜿蜒到校门口外数百米。原定在礼堂举行的活动，由于观众过多，不得不改到了体育馆里举行。热情的人流中，有“天安门城墙”之称的拦网高手周晓兰被卷到了未名湖旁边，然后被高高抛起

作为袁伟民的助手，邓若曾当时还负责处理来信。一位参加对越反击战的战士寄来了一个满是弹洞的钢盔；一位青年则寄来了他的血书。女排夺冠时已是初冬，湖北的渔民冒着严寒，从池塘里捞了一条两斤多的武昌鱼，联系空军连夜空运到队里。

到了后期，媒体开始大力宣传“学习女排要落到行动上来”。诸如“某工厂女工看了女排的事迹之后，每天早来晚走，精心操作，班产量天天超额完成计划”；“某煤矿工人看完女排比赛之后，自觉加义务班，日日超产”等。为此，《人民日报》还开辟了“学女排，见行动”的专栏。

“我扣球的形象都上了邮票，女排的集体照做在了日历上，还有纪念币、纪念章，像民族英雄一样。”郎平的自传《激情岁月》这样描述那时的情形，“逼着你只能上不能下，打球已经完全不是我们自己个人的事情、个人的行为，而是国家大事。我自己都不属于自己，女排是一面旗帜——女排的气势，振兴了一个时代，她是80年代的象征”。

此后五年，中国女排每逢重大比赛的决赛都遭遇东道主，但总能上演大逆转，屡屡获胜。她们迎来了“五连冠”，中国社会对于她们的崇拜一次甚于一次。

“当时女排出国访问，所到各处都有警车开路，这对其他队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体育报》资深排球记者黄志文回忆。即使是上世纪60年代，容国团夺冠掀起的举国乒乓热潮也难以比拟。这后来成为了一种“习惯”——一旦出去没有警车陪同，有些队员反倒发出微词。

女排的影响也波及到了海外——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女排奋勇夺得“三连冠”后，回国途径香港、新加坡。“队伍未到，邀请女排吃饭的餐厅已排起队来。”黄志文说。在香港，霍英东将整支队伍带到自己的超市，让代表团成员每人随意挑选一样东西。在国内物质尚极度贫乏的时代，谁都没见过那么大的超市。女排姑娘们都不约而同地挑了绒毛玩具，这在当时内地还是从未见到过的稀罕物。

王延辉说，他当年印象最深的就是每次女排回国，都是开两个车，一车坐队员，一车满载着海外华人送的电器。而在国庆35周年游行时，组织者特意给女排单独安排了一辆花车，两名教练和所有队员都站在车上，作为民族英雄接受山呼海啸式的欢呼。
“三大球不出线，我死不瞑目！十年动乱结束后，实现贺龙元帅的希望，成为中国体育界的头等大事。

1976年6月——贺龙逝世7年时，袁伟民出任中国女排的教练。“五连冠”和“国家精神”的传奇由此诞生。而这位出生于1939年的前男排国手也因此成就了自己，八年后，他成了中国体育界的最高领导。

当然，传奇的开始是痛苦的。在福建漳州排球基地的草棚里，女排姑娘们承受着近乎残酷的训练。陪伴她们的还有中国男排——为在逆境中求生存，男女排从那时起就在训练中落实了“三从一大”(从严、从难、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训练)的原则。

改革元年，中国男、女排分别取得了世锦赛第7名和第6名的成绩。1979年的亚锦赛上，中国女排战胜了亚洲霸主日本队，夺得冠军。排球精神的种子由此埋下，在简陋的运动场里，你可以感受到排球热的逐渐升级。

1981年，正值“三大球打翻身战”的关键时刻——中国男足备战世界杯预选赛，女排也将参加日本世界杯的比赛。当时在原国家体委宣传司供职的鲁光接到任务，到两队考察备战情况，“打不出来，也要给全国人民有个交代”。

根据女排训练事迹，鲁光完成了报告文学《中国姑娘》。十几天后，此文借着女排获得世界冠军的热浪一炮而红。获得第二届报告文学奖，还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书名改成《红色魔妇》。鲁光在前言中写道：“这是一曲振奋人心的搏斗之歌。它的主旋律，就是祖国的荣誉高于一切！人们把体育比喻为一个民族精神的橱窗。那么，就让我们打开中国女排这个小小的窗口，看一看我们中华民族应有的精神风貌吧！”

《中国姑娘》表现、宣扬和记录的女排精神，至少是时代精神的一部分——那时候的人，就是有那股劲，就是相信那些信念。“作者沿着中国女排的足迹，记录了她们遭受挫折时的苦闷，夺得胜利后的欢乐和激荡在她们中的对祖国、对人民的挚爱，介绍了她们的训练、比赛、国际交往、老运动员的爱情生活以及理想和情操。作品情节生动，文笔朴实，抒情意味浓烈，富有生活气息。”

1981年11月16日傍晚，第三届女排世界杯的决赛开始，中国队对东道主日本队。在主场球迷震耳欲聋的呐喊声中，中国姑娘以3∶2艰难获胜。

最后一个球落地，姑娘们抱头痛哭。守在收音机和电视机前的中国人更是血脉贲张。人们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彻夜高呼“中国万岁，女排万岁！”此前，只有帝王和伟大领袖能享受到“万岁”的殊荣。

而第二年男足在附加赛中负于新西兰，失去了离世界杯最近的一次机会。原本为写男足定下的题目《中国男子汉》，改成了描述女排教练袁伟民的故事。

“如果男足冲出去，影响力也许会更大。”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鲁光说。也因为中国女排在“三大球”中独树一帜，让这个传奇顺理成章。

比赛颁奖典礼未毕，国家体委、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等单位的贺电已至球队。贺电还转达了高层将授予女排为“全国新长征突击队标兵”和“全国‘三八’红旗集体标兵”光荣称号的决定。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里，两个荣誉的分量是今天难以想象的。

第二天，国内几乎所有报纸的头版都在渲染女排夺冠。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启用了鲜红色的大标题：“刻苦锻炼顽强战斗 七战七捷 为国争光——中国女排首次荣获世界冠军”。

文章旁边还配发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学习女排，振兴中华——中国赢了》。“用中国女排的这种精神去搞现代化建设，何愁现代化不能实现？”——体育比赛的胜利，上升到了激励整个民族精神的高度。

《人民日报》头版的其他位置，被女排教练和队员的照片占据。此前，中国的大多数人对这个集体并无太多了解，这一天后，他们成了新中国人尽皆知的民族英雄。

而在同天的《体育报》上，时任妇联主席的邓颖超发表了题为《各行各业都来学习女排精神》的文章。她在文中疾呼:“各行各业的人民群众都要学习中国女排精神，树立远大的志向，发扬脚踏实地、苦干实干的作风，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更快地将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奋勇拼搏的“女排精神”由此叫响。

这些民族英雄从日本荣归故里时，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万里、习仲勋、杨静仁亲自到机场迎接，荣高棠等体委的领导人都只能挤在接机队伍后排。

此后的一个月，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沉浸在女排胜利的狂喜中，各大媒体俨然成了排球专刊。那些本来普通的女孩，在人民大会堂开了庆功会，到各部委机关作了报告。

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在1981年11月28日，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新长征突击手”和“先进团支部”代表的典礼上。仪式开始前，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的李先念先请上孙晋芳和郎平，拉着她们的手，对女排赞不绝口。然后，李先念发表讲话，“勉励青年向女排学习，走在两个精神文明建设的前头”。

“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中国正逢改革开放之初，亟需强化一种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王延辉说，当时他还是国家男排的一名运动员，有更深切的感受。

这种背景下，中国女排恰逢其时地成为了新时代的英雄，和改革阵地上迎风招展的旗帜。

在政府和媒体的引导下，全国各行业掀起了学习女排的热潮。

“每逢重大比赛，整个国家都似乎停滞了下来——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全都守在仅有的几台电视机前。”新华社的老排球记者曲北林回忆到。

学校、工厂、街道上，则写满了“学习女排精神”的标语；一位河北廊坊的小学生，至今还保留着《向女排大姐姐学习》的日记。而据鲁光介绍，中国女排拿冠军后曾到北大举行过一次见面会。她们人未到，人群已经从大礼堂门口蜿蜒到校门口外数百米。原定在礼堂举行的活动，由于观众过多，不得不改到了体育馆里举行。热情的人流中，有“天安门城墙”之称的拦网高手周晓兰被卷到了未名湖旁边，然后被高高抛起

作为袁伟民的助手，邓若曾当时还负责处理来信。一位参加对越反击战的战士寄来了一个满是弹洞的钢盔；一位青年则寄来了他的血书。女排夺冠时已是初冬，湖北的渔民冒着严寒，从池塘里捞了一条两斤多的武昌鱼，联系空军连夜空运到队里。

到了后期，媒体开始大力宣传“学习女排要落到行动上来”。诸如“某工厂女工看了女排的事迹之后，每天早来晚走，精心操作，班产量天天超额完成计划”；“某煤矿工人看完女排比赛之后，自觉加义务班，日日超产”等。为此，《人民日报》还开辟了“学女排，见行动”的专栏。

“我扣球的形象都上了邮票，女排的集体照做在了日历上，还有纪念币、纪念章，像民族英雄一样。”郎平的自传《激情岁月》这样描述那时的情形，“逼着你只能上不能下，打球已经完全不是我们自己个人的事情、个人的行为，而是国家大事。我自己都不属于自己，女排是一面旗帜——女排的气势，振兴了一个时代，她是80年代的象征”。

此后五年，中国女排每逢重大比赛的决赛都遭遇东道主，但总能上演大逆转，屡屡获胜。她们迎来了“五连冠”，中国社会对于她们的崇拜一次甚于一次。

“当时女排出国访问，所到各处都有警车开路，这对其他队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体育报》资深排球记者黄志文回忆。即使是上世纪60年代，容国团夺冠掀起的举国乒乓热潮也难以比拟。这后来成为了一种“习惯”——一旦出去没有警车陪同，有些队员反倒发出微词。

女排的影响也波及到了海外——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女排奋勇夺得“三连冠”后，回国途径香港、新加坡。“队伍未到，邀请女排吃饭的餐厅已排起队来。”黄志文说。在香港，霍英东将整支队伍带到自己的超市，让代表团成员每人随意挑选一样东西。在国内物质尚极度贫乏的时代，谁都没见过那么大的超市。女排姑娘们都不约而同地挑了绒毛玩具，这在当时内地还是从未见到过的稀罕物。

王延辉说，他当年印象最深的就是每次女排回国，都是开两个车，一车坐队员，一车满载着海外华人送的电器。而在国庆35周年游行时，组织者特意给女排单独安排了一辆花车，两名教练和所有队员都站在车上，作为民族英雄接受山呼海啸式的欢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