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民委重磅发声（昭然若揭）：《民族工作条例》（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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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国务院法制办正式发布《国务院关于修改<城市民族工作条例>的决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意味着这部行政法规的“中修”工作迈入了最后的“攻坚阶段”。此次征求意见稿共计1600余字，涉及增加、修改或删减凡21处。

　　必须指出的是，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酝酿、斟酌和审议，此次征求意见稿应有的法制建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对我国新时期民族事务法治化时代需求的全面回应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础上，对民族事务领域的法治建设问题进行了专门的展开论述：“高举民族大团结旗帜，依法妥善处置涉及民族、宗教等因素的社会问题，促进民族关系、宗教关系的和谐。”显然，“涉及民族因素的问题”在更大程度上属于法律问题。

　　习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则着重提及了城市散居少数民族问题，强调“做散居民族工作和城市民族工作，要注重保障各民族合法权益，坚持平等对待、一视同仁，坚决纠正和杜绝歧视或变相歧视少数民族群众、伤害民族感情的言行”，而征求意见稿在第1条中加入“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显然是在立法目的的层面上对总书记讲话的初步回应；而征求意见稿对第3条、第16条第一款的修订以及第9条第二款、第17条的增设，又是对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让城市更好地接纳少数民族群众，让少数民族群众更好地融入城市”讲话的具体践行。

　　对社会主义民族法制体系的良性续造

　　2011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中，对于《民族区域自治法》有过单独的表述。然而，《民族区域自治法》却难以完全契合我国少数民族分布的客观实情——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交错散居，故长期以来存在着聚居民族和散杂居民族的事实分野。

　　在散居少数民族法制领域，目前位阶最高的规范即1993年的《城市民族工作条例》和《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行政法规的规范属性以及相对老化的条文设置，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它们在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局面日益复杂的今天发挥应有的规制效用。而此次《城市民族工作条例》的修改，在一定程度上为正在稳步揭开的散居少数民族法制发展序幕进行了充分“暖场”。

　　对散居少数民族事业发展的制度背书

　　如果说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多数少数民族群众仍以聚居形态分布为主的话，那么近年来少数民族人口散居化的趋势就值得引起规则制定者的充分重视。与生活在民族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群众不同，城市散居少数民族既无法律赋予的自治权，也不能得到《民族区域自治法》全面、充分的制度保障；而不论是由于特定城市区域内单位民族人数较少而形成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斯通大法官所谓的“显明与孤立的少数群体”，还是由于居住分散、文化风俗习惯差异、语言沟通不便导致的布鲁斯·阿克曼教授意义上的“隐性与分散的少数群体”，都在散居少数民族群众合法权益保障困境的塑造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现代法治国家对此最有效的“止损”方案，莫过于专门法保障（制定和实施）的不断强化。从征求意见稿来看，至少前两个问题均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一定修正：针对条文老化问题，如增设第15条和第21条，以分别契合少数民族在流动人口管理以及城市清真食品服务的现实需求，此皆为近年来城市散居少数民族工作的重点领域；而针对条文不详问题，如第4条增加两款，在原“加强领导，统筹安排”这一宣示性强于实施性的表述的基础上，向上申明了国务院民族事务工作部门作为宏观协调主体的职责，向下强调了以“建立健全城市民族工作协调机制”作为“统筹安排”的具体手段。可见，《城市民族工作条例》的修订确实对当前城市散居少数民族工作的部分新情况、新问题予以了较为及时的制度回应，这也是新历史时期城市民族工作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前提与基础。



来源：作者/郑毅
监制/孙雅莉　统筹/周芳　编辑/丛蓉　制作/彭凤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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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国务院法制办正式发布《国务院关于修改<城市民族工作条例>的决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意味着这部行政法规的“中修”工作迈入了最后的“攻坚阶段”。此次征求意见稿共计1600余字，涉及增加、修改或删减凡21处。

　　必须指出的是，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酝酿、斟酌和审议，此次征求意见稿应有的法制建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对我国新时期民族事务法治化时代需求的全面回应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础上，对民族事务领域的法治建设问题进行了专门的展开论述：“高举民族大团结旗帜，依法妥善处置涉及民族、宗教等因素的社会问题，促进民族关系、宗教关系的和谐。”显然，“涉及民族因素的问题”在更大程度上属于法律问题。

　　习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则着重提及了城市散居少数民族问题，强调“做散居民族工作和城市民族工作，要注重保障各民族合法权益，坚持平等对待、一视同仁，坚决纠正和杜绝歧视或变相歧视少数民族群众、伤害民族感情的言行”，而征求意见稿在第1条中加入“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显然是在立法目的的层面上对总书记讲话的初步回应；而征求意见稿对第3条、第16条第一款的修订以及第9条第二款、第17条的增设，又是对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让城市更好地接纳少数民族群众，让少数民族群众更好地融入城市”讲话的具体践行。

　　对社会主义民族法制体系的良性续造

　　2011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中，对于《民族区域自治法》有过单独的表述。然而，《民族区域自治法》却难以完全契合我国少数民族分布的客观实情——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交错散居，故长期以来存在着聚居民族和散杂居民族的事实分野。

　　在散居少数民族法制领域，目前位阶最高的规范即1993年的《城市民族工作条例》和《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行政法规的规范属性以及相对老化的条文设置，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它们在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局面日益复杂的今天发挥应有的规制效用。而此次《城市民族工作条例》的修改，在一定程度上为正在稳步揭开的散居少数民族法制发展序幕进行了充分“暖场”。

　　对散居少数民族事业发展的制度背书

　　如果说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多数少数民族群众仍以聚居形态分布为主的话，那么近年来少数民族人口散居化的趋势就值得引起规则制定者的充分重视。与生活在民族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群众不同，城市散居少数民族既无法律赋予的自治权，也不能得到《民族区域自治法》全面、充分的制度保障；而不论是由于特定城市区域内单位民族人数较少而形成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斯通大法官所谓的“显明与孤立的少数群体”，还是由于居住分散、文化风俗习惯差异、语言沟通不便导致的布鲁斯·阿克曼教授意义上的“隐性与分散的少数群体”，都在散居少数民族群众合法权益保障困境的塑造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现代法治国家对此最有效的“止损”方案，莫过于专门法保障（制定和实施）的不断强化。从征求意见稿来看，至少前两个问题均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一定修正：针对条文老化问题，如增设第15条和第21条，以分别契合少数民族在流动人口管理以及城市清真食品服务的现实需求，此皆为近年来城市散居少数民族工作的重点领域；而针对条文不详问题，如第4条增加两款，在原“加强领导，统筹安排”这一宣示性强于实施性的表述的基础上，向上申明了国务院民族事务工作部门作为宏观协调主体的职责，向下强调了以“建立健全城市民族工作协调机制”作为“统筹安排”的具体手段。可见，《城市民族工作条例》的修订确实对当前城市散居少数民族工作的部分新情况、新问题予以了较为及时的制度回应，这也是新历史时期城市民族工作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前提与基础。



来源：作者/郑毅
监制/孙雅莉　统筹/周芳　编辑/丛蓉　制作/彭凤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