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转帖]囚室中的呐喊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15:05:02
不问国事，长谈风花雪月，此地正适合。一溪流水，数片白云，江上清风，山间明月，原是人所感怀不尽的。然而煮字不能疗饥，佳人尚在别处，四年醉梦天难醒，一寸相思一寸灰。心情压抑久了，总想释放发泄。在那些遥远的文章里，我看到了清凉与萧散。读罢那些文字，隐隐有种“水阔鱼沉”不知所终的感觉。
南国的夏季在闷热中悄然来临，花木开始枯萎，日子越来越漫长。内心深处的黑暗渐渐浮出，我感受到沉默的彷徨。路边的广告牌上写着模糊不清的文字，孩童的身影一闪而过。旧事忽然缠绕过来，阳光斜斜地记挂在阴影之中。街上的血迹已经干了，依旧触目惊心。旁观者绕道而行，仿佛命中注定。
一个对疼痛有深刻感受的人，对此无话可说。沉默：一个并不软弱的动词。墙角下有个面容枯萎的老人，口中喃喃自语，像是对人世间传达一种隐秘的信息。历史随风而去，惟有思想的芬芳，经久不散。被压抑的欲望如笼中困兽，一旦破壁而出，道德脆若薄纸。坍塌之后的欲望大逃亡更让人目瞪口呆。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长久忍耐贫困与虚伪的，男女饮食，人之所大欲也。
解放身体，完成出走——这是我们曾经所追求的目标。但出走以后呢？许诺的幸福并没有到来，而我们变得一丝不挂。故学者耿占春有云：“革命没有成功地消除苦难，它允诺的普遍幸福变成了普遍贫困。继而革命不得不赋予受苦一种美德，使受苦具有革命的含义。”从此，一切风花雪月都被禁止，身体重新回到被束缚的时代里，道德开始张扬。
南方。冬日无雪。繁华渐渐成为一种遥远的记忆，破败与衰落让小城黯然失色。人民开始狂热追逐金钱与美女，政治一文不值。这个时候，走私开始泛滥，京师与边关一起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数目之大，让域外的豪门贵族目瞪口呆。我在小城也享受了走私的好处——便宜的香烟与电器。窗外是夜夜的笙歌，偶有面带愁容的民工走过，我忽然怀念起家乡的麦田与玉米地，“我们是麦地的心上人/收麦这天我和仇人/握手言和”——已故诗人海子如是说。
八月空旷。我在一本油印的刊物上读到了几句诗，诗云：“从指甲缝中隐蔽的泥土/我/认出我的祖国——母亲/已被打进一个小包裹，远远寄走……”。这是一位流亡诗人的话语，带着莫名的感伤。我无话可说，心情郁闷。沉寂中我开始阅读久违的一本书，明亮的话语与青草般的文字让我深深受益。然而这是一个仇恨泛滥的季节，仇恨像阳光一样从高处直射下来，又洪水一样四处流淌，所有的大街小巷，所有的台阶，所有的广场，所有的民居，所有的人蜷缩和行走的地方。仇恨终于在人的内心深处沉淀下来。
黑暗中，我看到些微的亮光。我知道，那是鬼火，冤魂不散的鬼火。十余年的冤魂呵，世人已经淡忘你们的面容。“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前贤早已写下预言般的文字，留下了触目惊心的纪念。然而“微茫的希望”何在？夜在黑暗中更加深重，只有狗吠声一路跑过，街上已经没有人的气息了。布罗茨基曾经说过：“你无法用一张《真理报》覆盖住一片废墟。”同样，时间的流逝并不能真正让我们遗忘，记忆永远在某些人的内心深处沉淀，在那遥远的南方小城。
生活决不仅仅只是拥有电视机、电冰箱、电脑甚至汽车的追求，蔬菜下的稳定与动物的满足没有两样。人始终是要思想的，言论自由是人最基本的权利。禁止说话只能造成思想的萎缩与人心的黑暗。台湾学者钱穆曾推崇“人生为主而经济为副的低水准的经济观”，以为重在“制节谨度。”然而思想的欲望是无法制止的，在这个人都可以复制的新时代，我们更需要重温这句著名的话：“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
从睡梦中醒来，室内仍是暗夜般的漆黑，惟有案头上的几块雨花石闪烁着妖异的微芒，仿佛鬼火明灭，令人悚然心惊。已近清明时节，冤魂难以散去，背负着“暴徒”的罪名在阴间里长久地受难受苦。这时我看见玻璃上的霜。是霜，南国四月的霜。时间骤然停止，清冷的月光漫上我的房间，“奇迹才能坚定我的信心。”
我渐渐地沉迷于南方的甜腥气息之中，思想变的迟缓与麻木。然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无法忘却的现实让人必须发言，逃避不是战斗，人只能直面淋漓的鲜血。或把鲜血涂抹在自己的脸上，在闹市中行走，无所顾忌，无所畏惧，或长歌，或大笑，在市民的侧目中傲然倒下。
南方与海与潮湿有着密切的关系。南方的空气里似乎也有着浓烈的甜腥味。在这样的环境里，一个地区的忧郁有可能成长为一个时代的忧郁。目睹金钱疯狂的岁月里，有诗人写下这样的句子：既然吾侪所学关天意，岂容美人经卷葬华年。缘尽自会缘来。极权总要分权。
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1818-1891）曾经说过：“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亦岂有百姓贫困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想前贤在一百多年前居然能有此说，而今仍然高喊“强国梦”而不知富民，“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痛哉斯言。
文学史就是自由史，就是自由精神的蒙难史和解放史，纵观“大国的文学”莫不如此。这些点滴的思想火花依靠文字在尘世中沉淀下来，像零零星星的海贝，在寂寞沙滩的暗夜里闪光。此时此刻文学成为一种抵抗现实压力的手段。也许也是目的。
法国诗人瓦莱里曾经说过：“凡是真正的诗人，必定是第一流的批评家”，那么也可以说：真正的批评家，必定也是懂得诗歌、理解诗歌的人。诗歌是自由的歌唱者，真正的诗人必定对生活有所发现，有所介入，有所爱，也有所恨；有所宽容，也有所憎恶，诗人不是纸人。
世间许多问题，谈大者容易空泛，不着实际；谈小一些反而可以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正如庄子云“道在屎溺”。现在的许多论著往往以大取胜，看不到细节，看不到与生活现实相关的联系。只见其空，只见其大，而且还打着正统学术的旗号，仿佛是一尊不可动摇的金佛，其实一纸佛耳。
德国神学家卡尔·巴特说过：“如果谁对莫扎特仅一知半解就试图去讨论他，谁就很容易停留在仅仅用一些溢美之词去赞美他的阶段。”他说的不错，然而作为普通人，对莫扎特的理解也只能是一知半解了。用文字去描述莫扎特的魅力当然更是危险，因为“音乐开始于语言停止的地方”。
一位印度哲人说过：“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在做奴隶，那么每个人都有可能沦为奴隶，因为这一制度还存在”。同样如此，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人的生命不被尊重，那么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可能不被尊重。人的生命至高无上，对生命的珍惜与尊重代表一种人性的成熟与人的良知。
“解放”一词曾经在中土被赋予了善的伦理意义，同时它又被指向一种美学原则，以极其浪漫的狂飙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可是“解放”以后呢？革命不能停止，“解放”也永无尽头。文化大革命即是另一种的“解放”。革命是对绝对完美的追求，是想在地上建立起天堂，而天堂是彻底不存在的。
自宋以来，以理学杀人，以道德教化而愚民，至满清康乾盛世更是“以意见杀人”，被历史学家朱维铮先生题之为“戮心的盛世”。而鲁迅先生则从满纸的“仁义道德”之中看出“吃人”的本质。故海外学者黄仁宇先生有云：“以道德施政总离不开独断专制”。
不问国事，长谈风花雪月，此地正适合。一溪流水，数片白云，江上清风，山间明月，原是人所感怀不尽的。然而煮字不能疗饥，佳人尚在别处，四年醉梦天难醒，一寸相思一寸灰。心情压抑久了，总想释放发泄。在那些遥远的文章里，我看到了清凉与萧散。读罢那些文字，隐隐有种“水阔鱼沉”不知所终的感觉。
南国的夏季在闷热中悄然来临，花木开始枯萎，日子越来越漫长。内心深处的黑暗渐渐浮出，我感受到沉默的彷徨。路边的广告牌上写着模糊不清的文字，孩童的身影一闪而过。旧事忽然缠绕过来，阳光斜斜地记挂在阴影之中。街上的血迹已经干了，依旧触目惊心。旁观者绕道而行，仿佛命中注定。
一个对疼痛有深刻感受的人，对此无话可说。沉默：一个并不软弱的动词。墙角下有个面容枯萎的老人，口中喃喃自语，像是对人世间传达一种隐秘的信息。历史随风而去，惟有思想的芬芳，经久不散。被压抑的欲望如笼中困兽，一旦破壁而出，道德脆若薄纸。坍塌之后的欲望大逃亡更让人目瞪口呆。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长久忍耐贫困与虚伪的，男女饮食，人之所大欲也。
解放身体，完成出走——这是我们曾经所追求的目标。但出走以后呢？许诺的幸福并没有到来，而我们变得一丝不挂。故学者耿占春有云：“革命没有成功地消除苦难，它允诺的普遍幸福变成了普遍贫困。继而革命不得不赋予受苦一种美德，使受苦具有革命的含义。”从此，一切风花雪月都被禁止，身体重新回到被束缚的时代里，道德开始张扬。
南方。冬日无雪。繁华渐渐成为一种遥远的记忆，破败与衰落让小城黯然失色。人民开始狂热追逐金钱与美女，政治一文不值。这个时候，走私开始泛滥，京师与边关一起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数目之大，让域外的豪门贵族目瞪口呆。我在小城也享受了走私的好处——便宜的香烟与电器。窗外是夜夜的笙歌，偶有面带愁容的民工走过，我忽然怀念起家乡的麦田与玉米地，“我们是麦地的心上人/收麦这天我和仇人/握手言和”——已故诗人海子如是说。
八月空旷。我在一本油印的刊物上读到了几句诗，诗云：“从指甲缝中隐蔽的泥土/我/认出我的祖国——母亲/已被打进一个小包裹，远远寄走……”。这是一位流亡诗人的话语，带着莫名的感伤。我无话可说，心情郁闷。沉寂中我开始阅读久违的一本书，明亮的话语与青草般的文字让我深深受益。然而这是一个仇恨泛滥的季节，仇恨像阳光一样从高处直射下来，又洪水一样四处流淌，所有的大街小巷，所有的台阶，所有的广场，所有的民居，所有的人蜷缩和行走的地方。仇恨终于在人的内心深处沉淀下来。
黑暗中，我看到些微的亮光。我知道，那是鬼火，冤魂不散的鬼火。十余年的冤魂呵，世人已经淡忘你们的面容。“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前贤早已写下预言般的文字，留下了触目惊心的纪念。然而“微茫的希望”何在？夜在黑暗中更加深重，只有狗吠声一路跑过，街上已经没有人的气息了。布罗茨基曾经说过：“你无法用一张《真理报》覆盖住一片废墟。”同样，时间的流逝并不能真正让我们遗忘，记忆永远在某些人的内心深处沉淀，在那遥远的南方小城。
生活决不仅仅只是拥有电视机、电冰箱、电脑甚至汽车的追求，蔬菜下的稳定与动物的满足没有两样。人始终是要思想的，言论自由是人最基本的权利。禁止说话只能造成思想的萎缩与人心的黑暗。台湾学者钱穆曾推崇“人生为主而经济为副的低水准的经济观”，以为重在“制节谨度。”然而思想的欲望是无法制止的，在这个人都可以复制的新时代，我们更需要重温这句著名的话：“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
从睡梦中醒来，室内仍是暗夜般的漆黑，惟有案头上的几块雨花石闪烁着妖异的微芒，仿佛鬼火明灭，令人悚然心惊。已近清明时节，冤魂难以散去，背负着“暴徒”的罪名在阴间里长久地受难受苦。这时我看见玻璃上的霜。是霜，南国四月的霜。时间骤然停止，清冷的月光漫上我的房间，“奇迹才能坚定我的信心。”
我渐渐地沉迷于南方的甜腥气息之中，思想变的迟缓与麻木。然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无法忘却的现实让人必须发言，逃避不是战斗，人只能直面淋漓的鲜血。或把鲜血涂抹在自己的脸上，在闹市中行走，无所顾忌，无所畏惧，或长歌，或大笑，在市民的侧目中傲然倒下。
南方与海与潮湿有着密切的关系。南方的空气里似乎也有着浓烈的甜腥味。在这样的环境里，一个地区的忧郁有可能成长为一个时代的忧郁。目睹金钱疯狂的岁月里，有诗人写下这样的句子：既然吾侪所学关天意，岂容美人经卷葬华年。缘尽自会缘来。极权总要分权。
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1818-1891）曾经说过：“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亦岂有百姓贫困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想前贤在一百多年前居然能有此说，而今仍然高喊“强国梦”而不知富民，“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痛哉斯言。
文学史就是自由史，就是自由精神的蒙难史和解放史，纵观“大国的文学”莫不如此。这些点滴的思想火花依靠文字在尘世中沉淀下来，像零零星星的海贝，在寂寞沙滩的暗夜里闪光。此时此刻文学成为一种抵抗现实压力的手段。也许也是目的。
法国诗人瓦莱里曾经说过：“凡是真正的诗人，必定是第一流的批评家”，那么也可以说：真正的批评家，必定也是懂得诗歌、理解诗歌的人。诗歌是自由的歌唱者，真正的诗人必定对生活有所发现，有所介入，有所爱，也有所恨；有所宽容，也有所憎恶，诗人不是纸人。
世间许多问题，谈大者容易空泛，不着实际；谈小一些反而可以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正如庄子云“道在屎溺”。现在的许多论著往往以大取胜，看不到细节，看不到与生活现实相关的联系。只见其空，只见其大，而且还打着正统学术的旗号，仿佛是一尊不可动摇的金佛，其实一纸佛耳。
德国神学家卡尔·巴特说过：“如果谁对莫扎特仅一知半解就试图去讨论他，谁就很容易停留在仅仅用一些溢美之词去赞美他的阶段。”他说的不错，然而作为普通人，对莫扎特的理解也只能是一知半解了。用文字去描述莫扎特的魅力当然更是危险，因为“音乐开始于语言停止的地方”。
一位印度哲人说过：“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在做奴隶，那么每个人都有可能沦为奴隶，因为这一制度还存在”。同样如此，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人的生命不被尊重，那么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可能不被尊重。人的生命至高无上，对生命的珍惜与尊重代表一种人性的成熟与人的良知。
“解放”一词曾经在中土被赋予了善的伦理意义，同时它又被指向一种美学原则，以极其浪漫的狂飙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可是“解放”以后呢？革命不能停止，“解放”也永无尽头。文化大革命即是另一种的“解放”。革命是对绝对完美的追求，是想在地上建立起天堂，而天堂是彻底不存在的。
自宋以来，以理学杀人，以道德教化而愚民，至满清康乾盛世更是“以意见杀人”，被历史学家朱维铮先生题之为“戮心的盛世”。而鲁迅先生则从满纸的“仁义道德”之中看出“吃人”的本质。故海外学者黄仁宇先生有云：“以道德施政总离不开独断专制”。
不问国事，长谈风花雪月，此地正适合。一溪流水，数片白云，江上清风，山间明月，原是人所感怀不尽的。然而煮字不能疗饥，佳人尚在别处，四年醉梦天难醒，一寸相思一寸灰。心情压抑久了，总想释放发泄。在那些遥远的文章里，我看到了清凉与萧散。读罢那些文字，隐隐有种“水阔鱼沉”不知所终的感觉。
南国的夏季在闷热中悄然来临，花木开始枯萎，日子越来越漫长。内心深处的黑暗渐渐浮出，我感受到沉默的彷徨。路边的广告牌上写着模糊不清的文字，孩童的身影一闪而过。旧事忽然缠绕过来，阳光斜斜地记挂在阴影之中。街上的血迹已经干了，依旧触目惊心。旁观者绕道而行，仿佛命中注定。
一个对疼痛有深刻感受的人，对此无话可说。沉默：一个并不软弱的动词。墙角下有个面容枯萎的老人，口中喃喃自语，像是对人世间传达一种隐秘的信息。历史随风而去，惟有思想的芬芳，经久不散。被压抑的欲望如笼中困兽，一旦破壁而出，道德脆若薄纸。坍塌之后的欲望大逃亡更让人目瞪口呆。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长久忍耐贫困与虚伪的，男女饮食，人之所大欲也。
解放身体，完成出走——这是我们曾经所追求的目标。但出走以后呢？许诺的幸福并没有到来，而我们变得一丝不挂。故学者耿占春有云：“革命没有成功地消除苦难，它允诺的普遍幸福变成了普遍贫困。继而革命不得不赋予受苦一种美德，使受苦具有革命的含义。”从此，一切风花雪月都被禁止，身体重新回到被束缚的时代里，道德开始张扬。
南方。冬日无雪。繁华渐渐成为一种遥远的记忆，破败与衰落让小城黯然失色。人民开始狂热追逐金钱与美女，政治一文不值。这个时候，走私开始泛滥，京师与边关一起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数目之大，让域外的豪门贵族目瞪口呆。我在小城也享受了走私的好处——便宜的香烟与电器。窗外是夜夜的笙歌，偶有面带愁容的民工走过，我忽然怀念起家乡的麦田与玉米地，“我们是麦地的心上人/收麦这天我和仇人/握手言和”——已故诗人海子如是说。
八月空旷。我在一本油印的刊物上读到了几句诗，诗云：“从指甲缝中隐蔽的泥土/我/认出我的祖国——母亲/已被打进一个小包裹，远远寄走……”。这是一位流亡诗人的话语，带着莫名的感伤。我无话可说，心情郁闷。沉寂中我开始阅读久违的一本书，明亮的话语与青草般的文字让我深深受益。然而这是一个仇恨泛滥的季节，仇恨像阳光一样从高处直射下来，又洪水一样四处流淌，所有的大街小巷，所有的台阶，所有的广场，所有的民居，所有的人蜷缩和行走的地方。仇恨终于在人的内心深处沉淀下来。
黑暗中，我看到些微的亮光。我知道，那是鬼火，冤魂不散的鬼火。十余年的冤魂呵，世人已经淡忘你们的面容。“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前贤早已写下预言般的文字，留下了触目惊心的纪念。然而“微茫的希望”何在？夜在黑暗中更加深重，只有狗吠声一路跑过，街上已经没有人的气息了。布罗茨基曾经说过：“你无法用一张《真理报》覆盖住一片废墟。”同样，时间的流逝并不能真正让我们遗忘，记忆永远在某些人的内心深处沉淀，在那遥远的南方小城。
生活决不仅仅只是拥有电视机、电冰箱、电脑甚至汽车的追求，蔬菜下的稳定与动物的满足没有两样。人始终是要思想的，言论自由是人最基本的权利。禁止说话只能造成思想的萎缩与人心的黑暗。台湾学者钱穆曾推崇“人生为主而经济为副的低水准的经济观”，以为重在“制节谨度。”然而思想的欲望是无法制止的，在这个人都可以复制的新时代，我们更需要重温这句著名的话：“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
从睡梦中醒来，室内仍是暗夜般的漆黑，惟有案头上的几块雨花石闪烁着妖异的微芒，仿佛鬼火明灭，令人悚然心惊。已近清明时节，冤魂难以散去，背负着“暴徒”的罪名在阴间里长久地受难受苦。这时我看见玻璃上的霜。是霜，南国四月的霜。时间骤然停止，清冷的月光漫上我的房间，“奇迹才能坚定我的信心。”
我渐渐地沉迷于南方的甜腥气息之中，思想变的迟缓与麻木。然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无法忘却的现实让人必须发言，逃避不是战斗，人只能直面淋漓的鲜血。或把鲜血涂抹在自己的脸上，在闹市中行走，无所顾忌，无所畏惧，或长歌，或大笑，在市民的侧目中傲然倒下。
南方与海与潮湿有着密切的关系。南方的空气里似乎也有着浓烈的甜腥味。在这样的环境里，一个地区的忧郁有可能成长为一个时代的忧郁。目睹金钱疯狂的岁月里，有诗人写下这样的句子：既然吾侪所学关天意，岂容美人经卷葬华年。缘尽自会缘来。极权总要分权。
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1818-1891）曾经说过：“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亦岂有百姓贫困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想前贤在一百多年前居然能有此说，而今仍然高喊“强国梦”而不知富民，“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痛哉斯言。
文学史就是自由史，就是自由精神的蒙难史和解放史，纵观“大国的文学”莫不如此。这些点滴的思想火花依靠文字在尘世中沉淀下来，像零零星星的海贝，在寂寞沙滩的暗夜里闪光。此时此刻文学成为一种抵抗现实压力的手段。也许也是目的。
法国诗人瓦莱里曾经说过：“凡是真正的诗人，必定是第一流的批评家”，那么也可以说：真正的批评家，必定也是懂得诗歌、理解诗歌的人。诗歌是自由的歌唱者，真正的诗人必定对生活有所发现，有所介入，有所爱，也有所恨；有所宽容，也有所憎恶，诗人不是纸人。
世间许多问题，谈大者容易空泛，不着实际；谈小一些反而可以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正如庄子云“道在屎溺”。现在的许多论著往往以大取胜，看不到细节，看不到与生活现实相关的联系。只见其空，只见其大，而且还打着正统学术的旗号，仿佛是一尊不可动摇的金佛，其实一纸佛耳。
德国神学家卡尔·巴特说过：“如果谁对莫扎特仅一知半解就试图去讨论他，谁就很容易停留在仅仅用一些溢美之词去赞美他的阶段。”他说的不错，然而作为普通人，对莫扎特的理解也只能是一知半解了。用文字去描述莫扎特的魅力当然更是危险，因为“音乐开始于语言停止的地方”。
一位印度哲人说过：“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在做奴隶，那么每个人都有可能沦为奴隶，因为这一制度还存在”。同样如此，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人的生命不被尊重，那么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可能不被尊重。人的生命至高无上，对生命的珍惜与尊重代表一种人性的成熟与人的良知。
“解放”一词曾经在中土被赋予了善的伦理意义，同时它又被指向一种美学原则，以极其浪漫的狂飙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可是“解放”以后呢？革命不能停止，“解放”也永无尽头。文化大革命即是另一种的“解放”。革命是对绝对完美的追求，是想在地上建立起天堂，而天堂是彻底不存在的。
自宋以来，以理学杀人，以道德教化而愚民，至满清康乾盛世更是“以意见杀人”，被历史学家朱维铮先生题之为“戮心的盛世”。而鲁迅先生则从满纸的“仁义道德”之中看出“吃人”的本质。故海外学者黄仁宇先生有云：“以道德施政总离不开独断专制”。
不问国事，长谈风花雪月，此地正适合。一溪流水，数片白云，江上清风，山间明月，原是人所感怀不尽的。然而煮字不能疗饥，佳人尚在别处，四年醉梦天难醒，一寸相思一寸灰。心情压抑久了，总想释放发泄。在那些遥远的文章里，我看到了清凉与萧散。读罢那些文字，隐隐有种“水阔鱼沉”不知所终的感觉。
南国的夏季在闷热中悄然来临，花木开始枯萎，日子越来越漫长。内心深处的黑暗渐渐浮出，我感受到沉默的彷徨。路边的广告牌上写着模糊不清的文字，孩童的身影一闪而过。旧事忽然缠绕过来，阳光斜斜地记挂在阴影之中。街上的血迹已经干了，依旧触目惊心。旁观者绕道而行，仿佛命中注定。
一个对疼痛有深刻感受的人，对此无话可说。沉默：一个并不软弱的动词。墙角下有个面容枯萎的老人，口中喃喃自语，像是对人世间传达一种隐秘的信息。历史随风而去，惟有思想的芬芳，经久不散。被压抑的欲望如笼中困兽，一旦破壁而出，道德脆若薄纸。坍塌之后的欲望大逃亡更让人目瞪口呆。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长久忍耐贫困与虚伪的，男女饮食，人之所大欲也。
解放身体，完成出走——这是我们曾经所追求的目标。但出走以后呢？许诺的幸福并没有到来，而我们变得一丝不挂。故学者耿占春有云：“革命没有成功地消除苦难，它允诺的普遍幸福变成了普遍贫困。继而革命不得不赋予受苦一种美德，使受苦具有革命的含义。”从此，一切风花雪月都被禁止，身体重新回到被束缚的时代里，道德开始张扬。
南方。冬日无雪。繁华渐渐成为一种遥远的记忆，破败与衰落让小城黯然失色。人民开始狂热追逐金钱与美女，政治一文不值。这个时候，走私开始泛滥，京师与边关一起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数目之大，让域外的豪门贵族目瞪口呆。我在小城也享受了走私的好处——便宜的香烟与电器。窗外是夜夜的笙歌，偶有面带愁容的民工走过，我忽然怀念起家乡的麦田与玉米地，“我们是麦地的心上人/收麦这天我和仇人/握手言和”——已故诗人海子如是说。
八月空旷。我在一本油印的刊物上读到了几句诗，诗云：“从指甲缝中隐蔽的泥土/我/认出我的祖国——母亲/已被打进一个小包裹，远远寄走……”。这是一位流亡诗人的话语，带着莫名的感伤。我无话可说，心情郁闷。沉寂中我开始阅读久违的一本书，明亮的话语与青草般的文字让我深深受益。然而这是一个仇恨泛滥的季节，仇恨像阳光一样从高处直射下来，又洪水一样四处流淌，所有的大街小巷，所有的台阶，所有的广场，所有的民居，所有的人蜷缩和行走的地方。仇恨终于在人的内心深处沉淀下来。
黑暗中，我看到些微的亮光。我知道，那是鬼火，冤魂不散的鬼火。十余年的冤魂呵，世人已经淡忘你们的面容。“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前贤早已写下预言般的文字，留下了触目惊心的纪念。然而“微茫的希望”何在？夜在黑暗中更加深重，只有狗吠声一路跑过，街上已经没有人的气息了。布罗茨基曾经说过：“你无法用一张《真理报》覆盖住一片废墟。”同样，时间的流逝并不能真正让我们遗忘，记忆永远在某些人的内心深处沉淀，在那遥远的南方小城。
生活决不仅仅只是拥有电视机、电冰箱、电脑甚至汽车的追求，蔬菜下的稳定与动物的满足没有两样。人始终是要思想的，言论自由是人最基本的权利。禁止说话只能造成思想的萎缩与人心的黑暗。台湾学者钱穆曾推崇“人生为主而经济为副的低水准的经济观”，以为重在“制节谨度。”然而思想的欲望是无法制止的，在这个人都可以复制的新时代，我们更需要重温这句著名的话：“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
从睡梦中醒来，室内仍是暗夜般的漆黑，惟有案头上的几块雨花石闪烁着妖异的微芒，仿佛鬼火明灭，令人悚然心惊。已近清明时节，冤魂难以散去，背负着“暴徒”的罪名在阴间里长久地受难受苦。这时我看见玻璃上的霜。是霜，南国四月的霜。时间骤然停止，清冷的月光漫上我的房间，“奇迹才能坚定我的信心。”
我渐渐地沉迷于南方的甜腥气息之中，思想变的迟缓与麻木。然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无法忘却的现实让人必须发言，逃避不是战斗，人只能直面淋漓的鲜血。或把鲜血涂抹在自己的脸上，在闹市中行走，无所顾忌，无所畏惧，或长歌，或大笑，在市民的侧目中傲然倒下。
南方与海与潮湿有着密切的关系。南方的空气里似乎也有着浓烈的甜腥味。在这样的环境里，一个地区的忧郁有可能成长为一个时代的忧郁。目睹金钱疯狂的岁月里，有诗人写下这样的句子：既然吾侪所学关天意，岂容美人经卷葬华年。缘尽自会缘来。极权总要分权。
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1818-1891）曾经说过：“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亦岂有百姓贫困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想前贤在一百多年前居然能有此说，而今仍然高喊“强国梦”而不知富民，“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痛哉斯言。
文学史就是自由史，就是自由精神的蒙难史和解放史，纵观“大国的文学”莫不如此。这些点滴的思想火花依靠文字在尘世中沉淀下来，像零零星星的海贝，在寂寞沙滩的暗夜里闪光。此时此刻文学成为一种抵抗现实压力的手段。也许也是目的。
法国诗人瓦莱里曾经说过：“凡是真正的诗人，必定是第一流的批评家”，那么也可以说：真正的批评家，必定也是懂得诗歌、理解诗歌的人。诗歌是自由的歌唱者，真正的诗人必定对生活有所发现，有所介入，有所爱，也有所恨；有所宽容，也有所憎恶，诗人不是纸人。
世间许多问题，谈大者容易空泛，不着实际；谈小一些反而可以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正如庄子云“道在屎溺”。现在的许多论著往往以大取胜，看不到细节，看不到与生活现实相关的联系。只见其空，只见其大，而且还打着正统学术的旗号，仿佛是一尊不可动摇的金佛，其实一纸佛耳。
德国神学家卡尔·巴特说过：“如果谁对莫扎特仅一知半解就试图去讨论他，谁就很容易停留在仅仅用一些溢美之词去赞美他的阶段。”他说的不错，然而作为普通人，对莫扎特的理解也只能是一知半解了。用文字去描述莫扎特的魅力当然更是危险，因为“音乐开始于语言停止的地方”。
一位印度哲人说过：“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在做奴隶，那么每个人都有可能沦为奴隶，因为这一制度还存在”。同样如此，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人的生命不被尊重，那么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可能不被尊重。人的生命至高无上，对生命的珍惜与尊重代表一种人性的成熟与人的良知。
“解放”一词曾经在中土被赋予了善的伦理意义，同时它又被指向一种美学原则，以极其浪漫的狂飙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可是“解放”以后呢？革命不能停止，“解放”也永无尽头。文化大革命即是另一种的“解放”。革命是对绝对完美的追求，是想在地上建立起天堂，而天堂是彻底不存在的。
自宋以来，以理学杀人，以道德教化而愚民，至满清康乾盛世更是“以意见杀人”，被历史学家朱维铮先生题之为“戮心的盛世”。而鲁迅先生则从满纸的“仁义道德”之中看出“吃人”的本质。故海外学者黄仁宇先生有云：“以道德施政总离不开独断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