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印支难民”村：做梦都想入中国籍

　　【环球时报记者 谢文婷】上世纪70年代末，有20多万难民从越南、柬埔寨和老挝涌入中国境内，他们被统称为“印支难民”。云南省河口县与越南山水相连，据当地民政部门提供的数据，1978年到1985年，从河口入境的越南难民有5万多人，在县内安置的有4000余人。近40年过去了，他们的生活怎么样？《环球时报》赴云南记者组近日走访河口县老凹厂村，听那里的难民讲述自己的故事。

　　老凹厂村居住着118户从越南来的难民。48岁的老凹厂居民李玉林清楚记得1980年逃亡到中国时的场景。在一个黑夜，母亲带着他们兄妹4人沿着山路从越南过境到中国。担心手电筒的灯光会引起越南军人的注意，他们不敢开灯，几个人走成竖列，后面的人紧拉着前面人的衣服，一步一步趟过山头……难民们开垦荒地，种玉米和香蕉。30多年过去，现在村里面大多数家庭都盖起二层小楼，30多户家庭买了小轿车。

　　“不想再回越南了，我是个中国人，做梦都想要加入中国国籍。”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后，这是老凹厂村队长邓文林最大的心愿。邓文林出生在越南勐康县，因为排华潮，10岁时和家人逃到中国。虽然还有亲戚在越南，但邓坦言“对越南非常陌生”，他在中国的生活比在越南的亲戚好上太多。谈话中，“我们中国人” “他们越南人”这样的表达时不时出现，这表明，这些难民内心认为自己就是中国人。邓文林不会说越南语，李玉林只记得几句。他们的生活习惯和云南当地农民一样，爱抽大烟筒的水筒烟，而越南人多是用小烟筒。

　　老凹厂村是当地建设和治理较好的几个难民村之一。难民还投票选举出队长、副队长。邓文林和副队长李玉林6年前就职，制定村规民约，比如严令禁止赌博、打麻将。因治理较严，老凹厂村的经济发展比周围村落要好。村民们对生活基本满意，最大的愿望是通往村子的土路可以被改造成硬化路。因为路不好，下雨时车辆无法通行，来村收香蕉的人就会把价格压低一些。

　　和老凹厂相比，位于河口岔河的189难民村显得破落很多。村里面至今没有通上自来水，住的大多是小平房。因为难民生孩子多，原先分配的耕地早已不够用。2005年以前，他们没有身份证和户口本，只能待在家里，无法出去打工。189难民村的妇女主任王华芬是为数不多嫁到村里的中国公民，她的4个孩子跟着父亲都是难民身份。王华芬说：“难民这个词不好听。时代在发展了，我们想摘掉这个帽子。”据她介绍，由于贫困和身份问题，村里面的男子不好娶老婆，现在还有一些40多岁的光棍。

　　自2005年起，河口县政府给难民颁发了身份证和户口本。在户口本上籍贯一栏是空白。拿到身份证和户口本，对他们来说是最值得庆贺的大事。此后村里很多年轻人去广东打工，有的在外地结婚生子。出生在河口的陶兴珍说，和她一样出生在中国的年轻人都认为“自己是纯正的中国人，越南和他们的生活已没有任何关系”，加入中国国籍能满足他们“身份认同”的需要。河口县民政局副局长邓绍金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虽然这些难民没有中国国籍，但已和中国公民一样享有很多基本的公民待遇。据了解，2003年起，当地政府给他们纳入城镇低保。村里的难民也享有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临时救助等。2011年起还进行危房改造和美丽家园建设项目。

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6-05/8975439.html?from=bdwz
【环球时报记者 谢文婷】上世纪70年代末，有20多万难民从越南、柬埔寨和老挝涌入中国境内，他们被统称为“印支难民”。云南省河口县与越南山水相连，据当地民政部门提供的数据，1978年到1985年，从河口入境的越南难民有5万多人，在县内安置的有4000余人。近40年过去了，他们的生活怎么样？《环球时报》赴云南记者组近日走访河口县老凹厂村，听那里的难民讲述自己的故事。

　　老凹厂村居住着118户从越南来的难民。48岁的老凹厂居民李玉林清楚记得1980年逃亡到中国时的场景。在一个黑夜，母亲带着他们兄妹4人沿着山路从越南过境到中国。担心手电筒的灯光会引起越南军人的注意，他们不敢开灯，几个人走成竖列，后面的人紧拉着前面人的衣服，一步一步趟过山头……难民们开垦荒地，种玉米和香蕉。30多年过去，现在村里面大多数家庭都盖起二层小楼，30多户家庭买了小轿车。

　　“不想再回越南了，我是个中国人，做梦都想要加入中国国籍。”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后，这是老凹厂村队长邓文林最大的心愿。邓文林出生在越南勐康县，因为排华潮，10岁时和家人逃到中国。虽然还有亲戚在越南，但邓坦言“对越南非常陌生”，他在中国的生活比在越南的亲戚好上太多。谈话中，“我们中国人” “他们越南人”这样的表达时不时出现，这表明，这些难民内心认为自己就是中国人。邓文林不会说越南语，李玉林只记得几句。他们的生活习惯和云南当地农民一样，爱抽大烟筒的水筒烟，而越南人多是用小烟筒。

　　老凹厂村是当地建设和治理较好的几个难民村之一。难民还投票选举出队长、副队长。邓文林和副队长李玉林6年前就职，制定村规民约，比如严令禁止赌博、打麻将。因治理较严，老凹厂村的经济发展比周围村落要好。村民们对生活基本满意，最大的愿望是通往村子的土路可以被改造成硬化路。因为路不好，下雨时车辆无法通行，来村收香蕉的人就会把价格压低一些。

　　和老凹厂相比，位于河口岔河的189难民村显得破落很多。村里面至今没有通上自来水，住的大多是小平房。因为难民生孩子多，原先分配的耕地早已不够用。2005年以前，他们没有身份证和户口本，只能待在家里，无法出去打工。189难民村的妇女主任王华芬是为数不多嫁到村里的中国公民，她的4个孩子跟着父亲都是难民身份。王华芬说：“难民这个词不好听。时代在发展了，我们想摘掉这个帽子。”据她介绍，由于贫困和身份问题，村里面的男子不好娶老婆，现在还有一些40多岁的光棍。

　　自2005年起，河口县政府给难民颁发了身份证和户口本。在户口本上籍贯一栏是空白。拿到身份证和户口本，对他们来说是最值得庆贺的大事。此后村里很多年轻人去广东打工，有的在外地结婚生子。出生在河口的陶兴珍说，和她一样出生在中国的年轻人都认为“自己是纯正的中国人，越南和他们的生活已没有任何关系”，加入中国国籍能满足他们“身份认同”的需要。河口县民政局副局长邓绍金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虽然这些难民没有中国国籍，但已和中国公民一样享有很多基本的公民待遇。据了解，2003年起，当地政府给他们纳入城镇低保。村里的难民也享有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临时救助等。2011年起还进行危房改造和美丽家园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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