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从黄桥到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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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双十二事变之后国共开始了一定程度的合作，表面上双方停止了作战，共党也一定程度洗白，不再被称之为匪。
1938年先后进行了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虽然国民党军事失利，但是表明了不妥协的态度。
1939年11月11日，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又把以往的政治限共为主、军事限共为辅的政策，转变为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反动政策。
这是比较奇怪的，如果说39年1月出台的“在国共两党的关系上，确定既合作，又限制的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是国民党的本能反应，完全合理和可预期，那么39年底，在日军咄咄逼人，汪伪政权呼之欲出的时刻，国民党似乎没必要出台这么激烈的政策，当时共党的主要活动范围在北方，大部分是伪政权控制区，名义上也属于中央政府统一领导，在国共双方势力交错的地区，双方也没有进行大的火拼。
紧接着39年11月政策的出台，12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国民党顽军向山西新军、陕甘宁边区和晋冀鲁豫地区发动的三次大的军事进攻为主要标志。
与此同时，10月25日—12月8日 日军集中2万余兵力对晋察冀边区进行冬季“扫荡”。
看上去这是国民党和日军配合默契的针对共党的军事行动。
第一次反共高潮，八路军被迫奋起反击，至1940年4月，先后击溃各路来犯之敌。随后，我军主动提出与国民党军谈判，并达成休战协议。
1940年3月30日 汪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这是国共关系的另一个重要转折点，随着汪伪政权的正式成立，国共双方争抢地盘的行动正式拉开序幕。
正常情况下，汪伪政权的建立，国共应该加强合作或者至少是减少斗争才是，结果确恰恰相反。
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向前方将领发出《中央、军委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一）陈毅猛烈发展苏北，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扩大军队二万至三万，建立巩固根据地。其在江南者一直发展至淞沪、沪杭、苏嘉三路全线，并超过沪杭路直达海边，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并扩大军队三万至五万。……（三）胡服（刘少奇）直接指挥皖东斗争，将皖东全部、江苏一部化为巩固根据地，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四、五两支队应由一万扩大到四万以上，决不让任何反动派隔断我徐州浦口区域。……（五）彭雪枫部确实掌握新黄河以北（即淮河以北）陇海路以南，西起开封，东到海边，将此整块地区化为巩固根据地，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坚决不让任何反动派插入，扩大军队至四万……”
1940年4月5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八路军新四军指出：“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1940年5月4日，毛泽东再次就新四军发展和敌后游击战争做出指示，史称第二个《五四指示》。指示内容有：“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
注意这里提到的苏北，淮北，当时已遭日军侵略，1938年3月30日，盐城首次遭日机轰炸，4月24日，日军由东台北犯，26日，盐城沦陷。
在日寇士兵荻岛静夫的日记中，盐城沦陷得到了还原和再现。按照日记的记录，1937年8月23日，27岁的荻岛静夫应召入伍。加入上海派遣军伊东部队加纳部队卯野部队第一师团101联队，成为一名步兵上等兵（火化兵）。参加了淞沪战争。后任华中派遣军伊东部队饭冢部队足立部队本部步兵伍长。
他在华中大地上一路横行，从上海，南通、如皋、海安，东台、大丰再到盐城，根据日记上推断，侵略盐城的，就是华中派遣军伊东部队饭冢部队足立部队。
1938年5月，日军占领徐州并在城外制造数起屠村事件。 6月，日军攻占开封，导致蒋介石决定花园口决堤放水，豫、皖境内17个县成为一片汪洋，140万人无家可归，数十万人被淹死。日军还在苏北决运河大堤，致使苏北数县成为泽国。
共党这一系列动作，既是对之前国民党军事反共的回敬，也是扩展实力的需要，汪伪政权的成立给了共党绝佳的借口，汪伪政权不成立，这些地方名义上还是中华民国的领土，还是归中央政府管辖，如果共党势力在这一地区大肆扩展，就是制造摩擦对抗中央。汪伪政权成立后，这里就是名正言顺的敌占区，共党进入这里就是抗日救民，谁也没话说。
当然国民党也没闲着，1940年3月，韩德勤致电军委会称：“请严令各部队非经军委会、战区长官令准，不得自立名目，组织游击队。理由：查苏鲁豫皖边区一带，发现某军某支队名义之杂色军队甚多，到处收缴民枪，非法组织民众。”该建议得到国府军委会的批准并转各战区执行。
1940年3月，国民党军方制定了《剿办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计划由李品仙、韩德勤部进入淮河南北，将中共军队压迫到长江以南或伺机歼灭，以截断新四军与18集团军之南北联系。蒋介石虽然对八路军南下保持高度警惕，但是不赞成在抗战时期就和中共产生大规模冲突，只倾向小规模各个击破，于是修改方案，密令韩德勤“密着选编纪律严明、政治知识充实之众为机动小部队，各配属以优秀政工人员，派员统一指挥，预为充分之准备，先肃清运河以东之伪军伪组织后，相机迅速进入洪泽湖南北附近地区，与李兼总司令部队协力将伪军压迫于大江以南，或一举剿灭之，务截断南北伪军之连系。并侧重政治工作……”（《军委会对苏鲁战区指挥部署文电》（1940年），中国第二档案馆馆藏，中华民国国防部史政局战史编撰委员会档案，787-3518）
接到蒋介石命令后，韩德勤部署117师刘漫天部3月底在本辖区内的天长、六合、盱眙等地攻击违令进入的新四军，并主攻皖东新四军第八支队领导机关驻地半塔集（注，半塔集在津浦路东属军委会划分给韩德勤的游击区域）。叶飞率领挺进纵队击破围攻。
1940年5月8日，刘少奇致电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及各部队，提出江北反顽行动部署意见：继续打击李品仙，孤立桂系；叶飞部应在江苏高邮、兴化、泰县一带积极活动，打击敌人，发展群众，建立政权；如韩德勤来攻，坚决消灭之。
同日，陈毅向中共中央报告：解决苏北问题，应首先向省韩下手。
1940年5月13日，陈毅接到第二个五四指示后，召开团、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讨论，决心放手打开局面，猛烈发展。
6月下旬以后，江南新四军主力陆续渡江，在吴家桥地区与新四军挺进支队、苏皖支队会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改称苏北指挥部，全军改编为三个纵队。
1940年7月12日，毛泽东下令：“华中目前斗争策略，以全力对付韩德勤及苏北其他顽军切实发展苏北。”
1940年7月25日，陈毅粟裕挥师东进，兵分三路，一纵插到黄桥以北营溪、老叶庄一线，二纵插到黄桥以东，三纵由西向东正面攻击前进。在前进过程中二李依约让路。
7月29日，新四军击溃何克谦保安第4旅及税警总团等部后，进占原属苏北国军的黄桥地区。新四军进驻黄桥后，一方面转兵向南，积极打击日伪，粉碎日伪两次报复性扫荡；一方面积极创建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从1940年10月3日至10月6日，粟裕指挥新四军经过多次战斗，共歼灭韩德勤部共计一万一千余人，黄桥决战胜利，这一地区的大规模有组织国军被消灭。
很快国民党就策划了报复行动
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强令将在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11月9日，为顾全大局，共党仍答应将皖南新四军部队开赴长江以北。
蒋介石按原定计划密令第三战区顾祝同、上官云相将江南新四军立即“解决”。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第二次反共高潮。
这场从39年11月11日到41年1月6日持续一年零两个月的大戏落幕了，从最终的结果看，双方各有得失，共党拿下苏北，国民党清除了江南共军的主力，在我看来，国民党还是赚了，因为随着汪伪政权在南京的建立，国民党在苏中苏北的军队必然无法立足，这块地盘的丢失是必然的，就算共军不动手，韩德勤在压力下也很有可能投汪伪政权，而国民党消灭的江南新四军是实在的利益，从此以后直到全国解放，共党在江南没有像样的军事力量，如果放这批人过江，这些人可以扩出十倍的军队来。
那么问题是，国共双方当时为什么采取这么激烈的手段？
1939年3月4日，蒋介石致电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杜石山指示他同日本进行“和平交涉”，方针是：“和平之基础”“尤不能忽视卢沟桥事变前后之中国现实状态”，这就是国民党与日本政府的第二次秘密谈判。
3月16日，宋美龄莅港指导。17日，柳云龙、杜石山、萱野长知在香港大酒店350号房间开始交涉。
3月24日，日本前铁道大臣小川平吉抵港参加谈判。4月初，小川平吉提出一个和谈的“先决问题”，即要求蒋介石将“溶共抗日”改为“排共亲日”，首先讨伐共产党，然后实行局部停战，同时开始“和平交涉”。
这个“先决问题”是在中共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日益壮大的情况下提出的，表明日方将“讨共”作为日蒋妥协的基础。这是此次香港交涉内容与以前和谈的明显不同之处。杜石山将小川所提首先讨共的“先决问题”报告宋美龄，宋称可以密约办理。随后，杜致电蒋介石请示，蒋复电“用密约办理”。
杜石山称陈诚已派参谋长来港说明对付共产党的准备工作：山西、陕西两省有70万大军对共军取包围态势，各军校共系学员已悉行驱逐。5月11日，小川平吉直接致函蒋介石：“当此艰局，毅然不惑，如挥快刀而斩乱麻，此诚真英雄豪杰之所为也。”
小川密函转到重庆，蒋介石提交嫡系干部会议讨论。但事为中国共产党和桂系得悉。中共要求“通缉主和人员”，要蒋履行西安抗日约言，不得中途妥协；桂系声称：如果议和，广西军队将单独抗战。
当日蒋围绕派遣要员问题纠缠不休之际，汪精卫降日活动已有进展。东京确定实行“倒蒋立汪”政策。9月13日，日本政府声明：将扶持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列为施政方针。于是，萱野长知10月13日离港，日蒋交涉停顿。
国民党与日本政府的第三次秘密谈判。1940年“桐工作”（又称“宋子良工作”）香港、澳门谈判。
1939年底，日本军部为了摆脱陆军泥足深陷和汪精卫集团难成气候的窘境，重新确立同蒋介石直接交涉的策略。
蒋介石侍从室亲信幕僚唐纵在其日记这样记载：雨农（戴笠）说：日本人“天天在香港寻求中央路线讲和。据敌方的表示，如果中央接受和平谈判，汪逆可以弃而不理，日方可以撤兵，而且板垣（征四郎）可以来重庆”。（注：《唐纵日记》，1940年3月2日条，第115页）。
日蒋双方持官方证书的代表于1940年3月、6月在香港、澳门进行两轮交涉。
日本代表提出经参谋总长载仁批准的“停战先决条件”：重庆政府应当保证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保证与汪精卫派合作，重新建立中央政府或与中央政府合并；
重庆代表在交涉中对日本方面作了大幅度的让步：
中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乃和平协定后中国所取之必然步骤”。（注：中国委员：《和平意见》第二条，《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9页。）重庆代表、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强调：“自然停止抗日”；“中国正在努力剿共，所以防共问题可交给中国好了。”（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2—133页）。
日本军部实行以战迫降的故技。日军占领入川门户宜昌；猛烈轰炸重庆；迫使英国封闭滇缅公路三个月。在这种高压之下，蒋介石于6月22日同意与板垣征四郎、汪精卫举行三人“长沙会谈”，解决中日之间“所有问题”。
此刻，美国“制日援华”动向开始出现，中国共产党反对中途妥协的势头强劲。举棋不定的蒋介石在最后关头决定“暂时搁置”他已同意举行的“长沙会谈”。
虽然持续一年零三个月的两次会谈没有成功，但是在此期间，国民党和日军相互之间军事斗争的规模变小，这为各自的剿共创造了条件，而共党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也同敌对势力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
1939年7月8日，针对时局发生的变化，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提出了“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 ”“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 ”“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的主张。9月16日，毛泽东将这三点主张概括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口号。它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为民族存亡而抗日到底和为争取人民民主而不懈斗争的坚定立场。
共党发现国民党在反日问题上可能动摇的时候，主动出击，迅速扩展力量，应该是为接下来很可能会发生的独自抗日做准备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两天后，国民党对日宣战。1936年双十二事变之后国共开始了一定程度的合作，表面上双方停止了作战，共党也一定程度洗白，不再被称之为匪。
1938年先后进行了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虽然国民党军事失利，但是表明了不妥协的态度。
1939年11月11日，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又把以往的政治限共为主、军事限共为辅的政策，转变为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反动政策。
这是比较奇怪的，如果说39年1月出台的“在国共两党的关系上，确定既合作，又限制的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是国民党的本能反应，完全合理和可预期，那么39年底，在日军咄咄逼人，汪伪政权呼之欲出的时刻，国民党似乎没必要出台这么激烈的政策，当时共党的主要活动范围在北方，大部分是伪政权控制区，名义上也属于中央政府统一领导，在国共双方势力交错的地区，双方也没有进行大的火拼。
紧接着39年11月政策的出台，12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国民党顽军向山西新军、陕甘宁边区和晋冀鲁豫地区发动的三次大的军事进攻为主要标志。
与此同时，10月25日—12月8日 日军集中2万余兵力对晋察冀边区进行冬季“扫荡”。
看上去这是国民党和日军配合默契的针对共党的军事行动。
第一次反共高潮，八路军被迫奋起反击，至1940年4月，先后击溃各路来犯之敌。随后，我军主动提出与国民党军谈判，并达成休战协议。
1940年3月30日 汪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这是国共关系的另一个重要转折点，随着汪伪政权的正式成立，国共双方争抢地盘的行动正式拉开序幕。
正常情况下，汪伪政权的建立，国共应该加强合作或者至少是减少斗争才是，结果确恰恰相反。
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向前方将领发出《中央、军委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一）陈毅猛烈发展苏北，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扩大军队二万至三万，建立巩固根据地。其在江南者一直发展至淞沪、沪杭、苏嘉三路全线，并超过沪杭路直达海边，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并扩大军队三万至五万。……（三）胡服（刘少奇）直接指挥皖东斗争，将皖东全部、江苏一部化为巩固根据地，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四、五两支队应由一万扩大到四万以上，决不让任何反动派隔断我徐州浦口区域。……（五）彭雪枫部确实掌握新黄河以北（即淮河以北）陇海路以南，西起开封，东到海边，将此整块地区化为巩固根据地，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坚决不让任何反动派插入，扩大军队至四万……”
1940年4月5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八路军新四军指出：“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1940年5月4日，毛泽东再次就新四军发展和敌后游击战争做出指示，史称第二个《五四指示》。指示内容有：“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
注意这里提到的苏北，淮北，当时已遭日军侵略，1938年3月30日，盐城首次遭日机轰炸，4月24日，日军由东台北犯，26日，盐城沦陷。
在日寇士兵荻岛静夫的日记中，盐城沦陷得到了还原和再现。按照日记的记录，1937年8月23日，27岁的荻岛静夫应召入伍。加入上海派遣军伊东部队加纳部队卯野部队第一师团101联队，成为一名步兵上等兵（火化兵）。参加了淞沪战争。后任华中派遣军伊东部队饭冢部队足立部队本部步兵伍长。
他在华中大地上一路横行，从上海，南通、如皋、海安，东台、大丰再到盐城，根据日记上推断，侵略盐城的，就是华中派遣军伊东部队饭冢部队足立部队。
1938年5月，日军占领徐州并在城外制造数起屠村事件。 6月，日军攻占开封，导致蒋介石决定花园口决堤放水，豫、皖境内17个县成为一片汪洋，140万人无家可归，数十万人被淹死。日军还在苏北决运河大堤，致使苏北数县成为泽国。
共党这一系列动作，既是对之前国民党军事反共的回敬，也是扩展实力的需要，汪伪政权的成立给了共党绝佳的借口，汪伪政权不成立，这些地方名义上还是中华民国的领土，还是归中央政府管辖，如果共党势力在这一地区大肆扩展，就是制造摩擦对抗中央。汪伪政权成立后，这里就是名正言顺的敌占区，共党进入这里就是抗日救民，谁也没话说。
当然国民党也没闲着，1940年3月，韩德勤致电军委会称：“请严令各部队非经军委会、战区长官令准，不得自立名目，组织游击队。理由：查苏鲁豫皖边区一带，发现某军某支队名义之杂色军队甚多，到处收缴民枪，非法组织民众。”该建议得到国府军委会的批准并转各战区执行。
1940年3月，国民党军方制定了《剿办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计划由李品仙、韩德勤部进入淮河南北，将中共军队压迫到长江以南或伺机歼灭，以截断新四军与18集团军之南北联系。蒋介石虽然对八路军南下保持高度警惕，但是不赞成在抗战时期就和中共产生大规模冲突，只倾向小规模各个击破，于是修改方案，密令韩德勤“密着选编纪律严明、政治知识充实之众为机动小部队，各配属以优秀政工人员，派员统一指挥，预为充分之准备，先肃清运河以东之伪军伪组织后，相机迅速进入洪泽湖南北附近地区，与李兼总司令部队协力将伪军压迫于大江以南，或一举剿灭之，务截断南北伪军之连系。并侧重政治工作……”（《军委会对苏鲁战区指挥部署文电》（1940年），中国第二档案馆馆藏，中华民国国防部史政局战史编撰委员会档案，787-3518）
接到蒋介石命令后，韩德勤部署117师刘漫天部3月底在本辖区内的天长、六合、盱眙等地攻击违令进入的新四军，并主攻皖东新四军第八支队领导机关驻地半塔集（注，半塔集在津浦路东属军委会划分给韩德勤的游击区域）。叶飞率领挺进纵队击破围攻。
1940年5月8日，刘少奇致电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及各部队，提出江北反顽行动部署意见：继续打击李品仙，孤立桂系；叶飞部应在江苏高邮、兴化、泰县一带积极活动，打击敌人，发展群众，建立政权；如韩德勤来攻，坚决消灭之。
同日，陈毅向中共中央报告：解决苏北问题，应首先向省韩下手。
1940年5月13日，陈毅接到第二个五四指示后，召开团、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讨论，决心放手打开局面，猛烈发展。
6月下旬以后，江南新四军主力陆续渡江，在吴家桥地区与新四军挺进支队、苏皖支队会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改称苏北指挥部，全军改编为三个纵队。
1940年7月12日，毛泽东下令：“华中目前斗争策略，以全力对付韩德勤及苏北其他顽军切实发展苏北。”
1940年7月25日，陈毅粟裕挥师东进，兵分三路，一纵插到黄桥以北营溪、老叶庄一线，二纵插到黄桥以东，三纵由西向东正面攻击前进。在前进过程中二李依约让路。
7月29日，新四军击溃何克谦保安第4旅及税警总团等部后，进占原属苏北国军的黄桥地区。新四军进驻黄桥后，一方面转兵向南，积极打击日伪，粉碎日伪两次报复性扫荡；一方面积极创建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从1940年10月3日至10月6日，粟裕指挥新四军经过多次战斗，共歼灭韩德勤部共计一万一千余人，黄桥决战胜利，这一地区的大规模有组织国军被消灭。
很快国民党就策划了报复行动
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强令将在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11月9日，为顾全大局，共党仍答应将皖南新四军部队开赴长江以北。
蒋介石按原定计划密令第三战区顾祝同、上官云相将江南新四军立即“解决”。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第二次反共高潮。
这场从39年11月11日到41年1月6日持续一年零两个月的大戏落幕了，从最终的结果看，双方各有得失，共党拿下苏北，国民党清除了江南共军的主力，在我看来，国民党还是赚了，因为随着汪伪政权在南京的建立，国民党在苏中苏北的军队必然无法立足，这块地盘的丢失是必然的，就算共军不动手，韩德勤在压力下也很有可能投汪伪政权，而国民党消灭的江南新四军是实在的利益，从此以后直到全国解放，共党在江南没有像样的军事力量，如果放这批人过江，这些人可以扩出十倍的军队来。
那么问题是，国共双方当时为什么采取这么激烈的手段？
1939年3月4日，蒋介石致电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杜石山指示他同日本进行“和平交涉”，方针是：“和平之基础”“尤不能忽视卢沟桥事变前后之中国现实状态”，这就是国民党与日本政府的第二次秘密谈判。
3月16日，宋美龄莅港指导。17日，柳云龙、杜石山、萱野长知在香港大酒店350号房间开始交涉。
3月24日，日本前铁道大臣小川平吉抵港参加谈判。4月初，小川平吉提出一个和谈的“先决问题”，即要求蒋介石将“溶共抗日”改为“排共亲日”，首先讨伐共产党，然后实行局部停战，同时开始“和平交涉”。
这个“先决问题”是在中共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日益壮大的情况下提出的，表明日方将“讨共”作为日蒋妥协的基础。这是此次香港交涉内容与以前和谈的明显不同之处。杜石山将小川所提首先讨共的“先决问题”报告宋美龄，宋称可以密约办理。随后，杜致电蒋介石请示，蒋复电“用密约办理”。
杜石山称陈诚已派参谋长来港说明对付共产党的准备工作：山西、陕西两省有70万大军对共军取包围态势，各军校共系学员已悉行驱逐。5月11日，小川平吉直接致函蒋介石：“当此艰局，毅然不惑，如挥快刀而斩乱麻，此诚真英雄豪杰之所为也。”
小川密函转到重庆，蒋介石提交嫡系干部会议讨论。但事为中国共产党和桂系得悉。中共要求“通缉主和人员”，要蒋履行西安抗日约言，不得中途妥协；桂系声称：如果议和，广西军队将单独抗战。
当日蒋围绕派遣要员问题纠缠不休之际，汪精卫降日活动已有进展。东京确定实行“倒蒋立汪”政策。9月13日，日本政府声明：将扶持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列为施政方针。于是，萱野长知10月13日离港，日蒋交涉停顿。
国民党与日本政府的第三次秘密谈判。1940年“桐工作”（又称“宋子良工作”）香港、澳门谈判。
1939年底，日本军部为了摆脱陆军泥足深陷和汪精卫集团难成气候的窘境，重新确立同蒋介石直接交涉的策略。
蒋介石侍从室亲信幕僚唐纵在其日记这样记载：雨农（戴笠）说：日本人“天天在香港寻求中央路线讲和。据敌方的表示，如果中央接受和平谈判，汪逆可以弃而不理，日方可以撤兵，而且板垣（征四郎）可以来重庆”。（注：《唐纵日记》，1940年3月2日条，第115页）。
日蒋双方持官方证书的代表于1940年3月、6月在香港、澳门进行两轮交涉。
日本代表提出经参谋总长载仁批准的“停战先决条件”：重庆政府应当保证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保证与汪精卫派合作，重新建立中央政府或与中央政府合并；
重庆代表在交涉中对日本方面作了大幅度的让步：
中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乃和平协定后中国所取之必然步骤”。（注：中国委员：《和平意见》第二条，《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9页。）重庆代表、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强调：“自然停止抗日”；“中国正在努力剿共，所以防共问题可交给中国好了。”（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2—133页）。
日本军部实行以战迫降的故技。日军占领入川门户宜昌；猛烈轰炸重庆；迫使英国封闭滇缅公路三个月。在这种高压之下，蒋介石于6月22日同意与板垣征四郎、汪精卫举行三人“长沙会谈”，解决中日之间“所有问题”。
此刻，美国“制日援华”动向开始出现，中国共产党反对中途妥协的势头强劲。举棋不定的蒋介石在最后关头决定“暂时搁置”他已同意举行的“长沙会谈”。
虽然持续一年零三个月的两次会谈没有成功，但是在此期间，国民党和日军相互之间军事斗争的规模变小，这为各自的剿共创造了条件，而共党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也同敌对势力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
1939年7月8日，针对时局发生的变化，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提出了“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 ”“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 ”“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的主张。9月16日，毛泽东将这三点主张概括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口号。它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为民族存亡而抗日到底和为争取人民民主而不懈斗争的坚定立场。
共党发现国民党在反日问题上可能动摇的时候，主动出击，迅速扩展力量，应该是为接下来很可能会发生的独自抗日做准备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两天后，国民党对日宣战。
1938年先后进行了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虽然国民党军事失利，但是表明了不妥协的态度。
1939年11月11日，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又把以往的政治限共为主、军事限共为辅的政策，转变为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反动政策。
这是比较奇怪的，如果说39年1月出台的“在国共两党的关系上，确定既合作，又限制的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是国民党的本能反应，完全合理和可预期，那么39年底，在日军咄咄逼人，汪伪政权呼之欲出的时刻，国民党似乎没必要出台这么激烈的政策，当时共党的主要活动范围在北方，大部分是伪政权控制区，名义上也属于中央政府统一领导，在国共双方势力交错的地区，双方也没有进行大的火拼。
紧接着39年11月政策的出台，12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国民党顽军向山西新军、陕甘宁边区和晋冀鲁豫地区发动的三次大的军事进攻为主要标志。
与此同时，10月25日—12月8日 日军集中2万余兵力对晋察冀边区进行冬季“扫荡”。
看上去这是国民党和日军配合默契的针对共党的军事行动。
第一次反共高潮，八路军被迫奋起反击，至1940年4月，先后击溃各路来犯之敌。随后，我军主动提出与国民党军谈判，并达成休战协议。
1940年3月30日 汪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这是国共关系的另一个重要转折点，随着汪伪政权的正式成立，国共双方争抢地盘的行动正式拉开序幕。
正常情况下，汪伪政权的建立，国共应该加强合作或者至少是减少斗争才是，结果确恰恰相反。
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向前方将领发出《中央、军委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一）陈毅猛烈发展苏北，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扩大军队二万至三万，建立巩固根据地。其在江南者一直发展至淞沪、沪杭、苏嘉三路全线，并超过沪杭路直达海边，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并扩大军队三万至五万。……（三）胡服（刘少奇）直接指挥皖东斗争，将皖东全部、江苏一部化为巩固根据地，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四、五两支队应由一万扩大到四万以上，决不让任何反动派隔断我徐州浦口区域。……（五）彭雪枫部确实掌握新黄河以北（即淮河以北）陇海路以南，西起开封，东到海边，将此整块地区化为巩固根据地，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坚决不让任何反动派插入，扩大军队至四万……”
1940年4月5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八路军新四军指出：“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1940年5月4日，毛泽东再次就新四军发展和敌后游击战争做出指示，史称第二个《五四指示》。指示内容有：“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
注意这里提到的苏北，淮北，当时已遭日军侵略，1938年3月30日，盐城首次遭日机轰炸，4月24日，日军由东台北犯，26日，盐城沦陷。
在日寇士兵荻岛静夫的日记中，盐城沦陷得到了还原和再现。按照日记的记录，1937年8月23日，27岁的荻岛静夫应召入伍。加入上海派遣军伊东部队加纳部队卯野部队第一师团101联队，成为一名步兵上等兵（火化兵）。参加了淞沪战争。后任华中派遣军伊东部队饭冢部队足立部队本部步兵伍长。
他在华中大地上一路横行，从上海，南通、如皋、海安，东台、大丰再到盐城，根据日记上推断，侵略盐城的，就是华中派遣军伊东部队饭冢部队足立部队。
1938年5月，日军占领徐州并在城外制造数起屠村事件。 6月，日军攻占开封，导致蒋介石决定花园口决堤放水，豫、皖境内17个县成为一片汪洋，140万人无家可归，数十万人被淹死。日军还在苏北决运河大堤，致使苏北数县成为泽国。
共党这一系列动作，既是对之前国民党军事反共的回敬，也是扩展实力的需要，汪伪政权的成立给了共党绝佳的借口，汪伪政权不成立，这些地方名义上还是中华民国的领土，还是归中央政府管辖，如果共党势力在这一地区大肆扩展，就是制造摩擦对抗中央。汪伪政权成立后，这里就是名正言顺的敌占区，共党进入这里就是抗日救民，谁也没话说。
当然国民党也没闲着，1940年3月，韩德勤致电军委会称：“请严令各部队非经军委会、战区长官令准，不得自立名目，组织游击队。理由：查苏鲁豫皖边区一带，发现某军某支队名义之杂色军队甚多，到处收缴民枪，非法组织民众。”该建议得到国府军委会的批准并转各战区执行。
1940年3月，国民党军方制定了《剿办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计划由李品仙、韩德勤部进入淮河南北，将中共军队压迫到长江以南或伺机歼灭，以截断新四军与18集团军之南北联系。蒋介石虽然对八路军南下保持高度警惕，但是不赞成在抗战时期就和中共产生大规模冲突，只倾向小规模各个击破，于是修改方案，密令韩德勤“密着选编纪律严明、政治知识充实之众为机动小部队，各配属以优秀政工人员，派员统一指挥，预为充分之准备，先肃清运河以东之伪军伪组织后，相机迅速进入洪泽湖南北附近地区，与李兼总司令部队协力将伪军压迫于大江以南，或一举剿灭之，务截断南北伪军之连系。并侧重政治工作……”（《军委会对苏鲁战区指挥部署文电》（1940年），中国第二档案馆馆藏，中华民国国防部史政局战史编撰委员会档案，787-3518）
接到蒋介石命令后，韩德勤部署117师刘漫天部3月底在本辖区内的天长、六合、盱眙等地攻击违令进入的新四军，并主攻皖东新四军第八支队领导机关驻地半塔集（注，半塔集在津浦路东属军委会划分给韩德勤的游击区域）。叶飞率领挺进纵队击破围攻。
1940年5月8日，刘少奇致电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及各部队，提出江北反顽行动部署意见：继续打击李品仙，孤立桂系；叶飞部应在江苏高邮、兴化、泰县一带积极活动，打击敌人，发展群众，建立政权；如韩德勤来攻，坚决消灭之。
同日，陈毅向中共中央报告：解决苏北问题，应首先向省韩下手。
1940年5月13日，陈毅接到第二个五四指示后，召开团、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讨论，决心放手打开局面，猛烈发展。
6月下旬以后，江南新四军主力陆续渡江，在吴家桥地区与新四军挺进支队、苏皖支队会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改称苏北指挥部，全军改编为三个纵队。
1940年7月12日，毛泽东下令：“华中目前斗争策略，以全力对付韩德勤及苏北其他顽军切实发展苏北。”
1940年7月25日，陈毅粟裕挥师东进，兵分三路，一纵插到黄桥以北营溪、老叶庄一线，二纵插到黄桥以东，三纵由西向东正面攻击前进。在前进过程中二李依约让路。
7月29日，新四军击溃何克谦保安第4旅及税警总团等部后，进占原属苏北国军的黄桥地区。新四军进驻黄桥后，一方面转兵向南，积极打击日伪，粉碎日伪两次报复性扫荡；一方面积极创建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从1940年10月3日至10月6日，粟裕指挥新四军经过多次战斗，共歼灭韩德勤部共计一万一千余人，黄桥决战胜利，这一地区的大规模有组织国军被消灭。
很快国民党就策划了报复行动
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强令将在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11月9日，为顾全大局，共党仍答应将皖南新四军部队开赴长江以北。
蒋介石按原定计划密令第三战区顾祝同、上官云相将江南新四军立即“解决”。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第二次反共高潮。
这场从39年11月11日到41年1月6日持续一年零两个月的大戏落幕了，从最终的结果看，双方各有得失，共党拿下苏北，国民党清除了江南共军的主力，在我看来，国民党还是赚了，因为随着汪伪政权在南京的建立，国民党在苏中苏北的军队必然无法立足，这块地盘的丢失是必然的，就算共军不动手，韩德勤在压力下也很有可能投汪伪政权，而国民党消灭的江南新四军是实在的利益，从此以后直到全国解放，共党在江南没有像样的军事力量，如果放这批人过江，这些人可以扩出十倍的军队来。
那么问题是，国共双方当时为什么采取这么激烈的手段？
1939年3月4日，蒋介石致电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杜石山指示他同日本进行“和平交涉”，方针是：“和平之基础”“尤不能忽视卢沟桥事变前后之中国现实状态”，这就是国民党与日本政府的第二次秘密谈判。
3月16日，宋美龄莅港指导。17日，柳云龙、杜石山、萱野长知在香港大酒店350号房间开始交涉。
3月24日，日本前铁道大臣小川平吉抵港参加谈判。4月初，小川平吉提出一个和谈的“先决问题”，即要求蒋介石将“溶共抗日”改为“排共亲日”，首先讨伐共产党，然后实行局部停战，同时开始“和平交涉”。
这个“先决问题”是在中共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日益壮大的情况下提出的，表明日方将“讨共”作为日蒋妥协的基础。这是此次香港交涉内容与以前和谈的明显不同之处。杜石山将小川所提首先讨共的“先决问题”报告宋美龄，宋称可以密约办理。随后，杜致电蒋介石请示，蒋复电“用密约办理”。
杜石山称陈诚已派参谋长来港说明对付共产党的准备工作：山西、陕西两省有70万大军对共军取包围态势，各军校共系学员已悉行驱逐。5月11日，小川平吉直接致函蒋介石：“当此艰局，毅然不惑，如挥快刀而斩乱麻，此诚真英雄豪杰之所为也。”
小川密函转到重庆，蒋介石提交嫡系干部会议讨论。但事为中国共产党和桂系得悉。中共要求“通缉主和人员”，要蒋履行西安抗日约言，不得中途妥协；桂系声称：如果议和，广西军队将单独抗战。
当日蒋围绕派遣要员问题纠缠不休之际，汪精卫降日活动已有进展。东京确定实行“倒蒋立汪”政策。9月13日，日本政府声明：将扶持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列为施政方针。于是，萱野长知10月13日离港，日蒋交涉停顿。
国民党与日本政府的第三次秘密谈判。1940年“桐工作”（又称“宋子良工作”）香港、澳门谈判。
1939年底，日本军部为了摆脱陆军泥足深陷和汪精卫集团难成气候的窘境，重新确立同蒋介石直接交涉的策略。
蒋介石侍从室亲信幕僚唐纵在其日记这样记载：雨农（戴笠）说：日本人“天天在香港寻求中央路线讲和。据敌方的表示，如果中央接受和平谈判，汪逆可以弃而不理，日方可以撤兵，而且板垣（征四郎）可以来重庆”。（注：《唐纵日记》，1940年3月2日条，第115页）。
日蒋双方持官方证书的代表于1940年3月、6月在香港、澳门进行两轮交涉。
日本代表提出经参谋总长载仁批准的“停战先决条件”：重庆政府应当保证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保证与汪精卫派合作，重新建立中央政府或与中央政府合并；
重庆代表在交涉中对日本方面作了大幅度的让步：
中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乃和平协定后中国所取之必然步骤”。（注：中国委员：《和平意见》第二条，《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9页。）重庆代表、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强调：“自然停止抗日”；“中国正在努力剿共，所以防共问题可交给中国好了。”（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2—133页）。
日本军部实行以战迫降的故技。日军占领入川门户宜昌；猛烈轰炸重庆；迫使英国封闭滇缅公路三个月。在这种高压之下，蒋介石于6月22日同意与板垣征四郎、汪精卫举行三人“长沙会谈”，解决中日之间“所有问题”。
此刻，美国“制日援华”动向开始出现，中国共产党反对中途妥协的势头强劲。举棋不定的蒋介石在最后关头决定“暂时搁置”他已同意举行的“长沙会谈”。
虽然持续一年零三个月的两次会谈没有成功，但是在此期间，国民党和日军相互之间军事斗争的规模变小，这为各自的剿共创造了条件，而共党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也同敌对势力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
1939年7月8日，针对时局发生的变化，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提出了“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 ”“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 ”“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的主张。9月16日，毛泽东将这三点主张概括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口号。它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为民族存亡而抗日到底和为争取人民民主而不懈斗争的坚定立场。
共党发现国民党在反日问题上可能动摇的时候，主动出击，迅速扩展力量，应该是为接下来很可能会发生的独自抗日做准备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两天后，国民党对日宣战。1936年双十二事变之后国共开始了一定程度的合作，表面上双方停止了作战，共党也一定程度洗白，不再被称之为匪。
1938年先后进行了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虽然国民党军事失利，但是表明了不妥协的态度。
1939年11月11日，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又把以往的政治限共为主、军事限共为辅的政策，转变为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反动政策。
这是比较奇怪的，如果说39年1月出台的“在国共两党的关系上，确定既合作，又限制的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是国民党的本能反应，完全合理和可预期，那么39年底，在日军咄咄逼人，汪伪政权呼之欲出的时刻，国民党似乎没必要出台这么激烈的政策，当时共党的主要活动范围在北方，大部分是伪政权控制区，名义上也属于中央政府统一领导，在国共双方势力交错的地区，双方也没有进行大的火拼。
紧接着39年11月政策的出台，12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国民党顽军向山西新军、陕甘宁边区和晋冀鲁豫地区发动的三次大的军事进攻为主要标志。
与此同时，10月25日—12月8日 日军集中2万余兵力对晋察冀边区进行冬季“扫荡”。
看上去这是国民党和日军配合默契的针对共党的军事行动。
第一次反共高潮，八路军被迫奋起反击，至1940年4月，先后击溃各路来犯之敌。随后，我军主动提出与国民党军谈判，并达成休战协议。
1940年3月30日 汪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这是国共关系的另一个重要转折点，随着汪伪政权的正式成立，国共双方争抢地盘的行动正式拉开序幕。
正常情况下，汪伪政权的建立，国共应该加强合作或者至少是减少斗争才是，结果确恰恰相反。
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向前方将领发出《中央、军委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一）陈毅猛烈发展苏北，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扩大军队二万至三万，建立巩固根据地。其在江南者一直发展至淞沪、沪杭、苏嘉三路全线，并超过沪杭路直达海边，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并扩大军队三万至五万。……（三）胡服（刘少奇）直接指挥皖东斗争，将皖东全部、江苏一部化为巩固根据地，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四、五两支队应由一万扩大到四万以上，决不让任何反动派隔断我徐州浦口区域。……（五）彭雪枫部确实掌握新黄河以北（即淮河以北）陇海路以南，西起开封，东到海边，将此整块地区化为巩固根据地，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坚决不让任何反动派插入，扩大军队至四万……”
1940年4月5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八路军新四军指出：“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1940年5月4日，毛泽东再次就新四军发展和敌后游击战争做出指示，史称第二个《五四指示》。指示内容有：“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
注意这里提到的苏北，淮北，当时已遭日军侵略，1938年3月30日，盐城首次遭日机轰炸，4月24日，日军由东台北犯，26日，盐城沦陷。
在日寇士兵荻岛静夫的日记中，盐城沦陷得到了还原和再现。按照日记的记录，1937年8月23日，27岁的荻岛静夫应召入伍。加入上海派遣军伊东部队加纳部队卯野部队第一师团101联队，成为一名步兵上等兵（火化兵）。参加了淞沪战争。后任华中派遣军伊东部队饭冢部队足立部队本部步兵伍长。
他在华中大地上一路横行，从上海，南通、如皋、海安，东台、大丰再到盐城，根据日记上推断，侵略盐城的，就是华中派遣军伊东部队饭冢部队足立部队。
1938年5月，日军占领徐州并在城外制造数起屠村事件。 6月，日军攻占开封，导致蒋介石决定花园口决堤放水，豫、皖境内17个县成为一片汪洋，140万人无家可归，数十万人被淹死。日军还在苏北决运河大堤，致使苏北数县成为泽国。
共党这一系列动作，既是对之前国民党军事反共的回敬，也是扩展实力的需要，汪伪政权的成立给了共党绝佳的借口，汪伪政权不成立，这些地方名义上还是中华民国的领土，还是归中央政府管辖，如果共党势力在这一地区大肆扩展，就是制造摩擦对抗中央。汪伪政权成立后，这里就是名正言顺的敌占区，共党进入这里就是抗日救民，谁也没话说。
当然国民党也没闲着，1940年3月，韩德勤致电军委会称：“请严令各部队非经军委会、战区长官令准，不得自立名目，组织游击队。理由：查苏鲁豫皖边区一带，发现某军某支队名义之杂色军队甚多，到处收缴民枪，非法组织民众。”该建议得到国府军委会的批准并转各战区执行。
1940年3月，国民党军方制定了《剿办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计划由李品仙、韩德勤部进入淮河南北，将中共军队压迫到长江以南或伺机歼灭，以截断新四军与18集团军之南北联系。蒋介石虽然对八路军南下保持高度警惕，但是不赞成在抗战时期就和中共产生大规模冲突，只倾向小规模各个击破，于是修改方案，密令韩德勤“密着选编纪律严明、政治知识充实之众为机动小部队，各配属以优秀政工人员，派员统一指挥，预为充分之准备，先肃清运河以东之伪军伪组织后，相机迅速进入洪泽湖南北附近地区，与李兼总司令部队协力将伪军压迫于大江以南，或一举剿灭之，务截断南北伪军之连系。并侧重政治工作……”（《军委会对苏鲁战区指挥部署文电》（1940年），中国第二档案馆馆藏，中华民国国防部史政局战史编撰委员会档案，787-3518）
接到蒋介石命令后，韩德勤部署117师刘漫天部3月底在本辖区内的天长、六合、盱眙等地攻击违令进入的新四军，并主攻皖东新四军第八支队领导机关驻地半塔集（注，半塔集在津浦路东属军委会划分给韩德勤的游击区域）。叶飞率领挺进纵队击破围攻。
1940年5月8日，刘少奇致电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及各部队，提出江北反顽行动部署意见：继续打击李品仙，孤立桂系；叶飞部应在江苏高邮、兴化、泰县一带积极活动，打击敌人，发展群众，建立政权；如韩德勤来攻，坚决消灭之。
同日，陈毅向中共中央报告：解决苏北问题，应首先向省韩下手。
1940年5月13日，陈毅接到第二个五四指示后，召开团、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讨论，决心放手打开局面，猛烈发展。
6月下旬以后，江南新四军主力陆续渡江，在吴家桥地区与新四军挺进支队、苏皖支队会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改称苏北指挥部，全军改编为三个纵队。
1940年7月12日，毛泽东下令：“华中目前斗争策略，以全力对付韩德勤及苏北其他顽军切实发展苏北。”
1940年7月25日，陈毅粟裕挥师东进，兵分三路，一纵插到黄桥以北营溪、老叶庄一线，二纵插到黄桥以东，三纵由西向东正面攻击前进。在前进过程中二李依约让路。
7月29日，新四军击溃何克谦保安第4旅及税警总团等部后，进占原属苏北国军的黄桥地区。新四军进驻黄桥后，一方面转兵向南，积极打击日伪，粉碎日伪两次报复性扫荡；一方面积极创建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从1940年10月3日至10月6日，粟裕指挥新四军经过多次战斗，共歼灭韩德勤部共计一万一千余人，黄桥决战胜利，这一地区的大规模有组织国军被消灭。
很快国民党就策划了报复行动
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强令将在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11月9日，为顾全大局，共党仍答应将皖南新四军部队开赴长江以北。
蒋介石按原定计划密令第三战区顾祝同、上官云相将江南新四军立即“解决”。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第二次反共高潮。
这场从39年11月11日到41年1月6日持续一年零两个月的大戏落幕了，从最终的结果看，双方各有得失，共党拿下苏北，国民党清除了江南共军的主力，在我看来，国民党还是赚了，因为随着汪伪政权在南京的建立，国民党在苏中苏北的军队必然无法立足，这块地盘的丢失是必然的，就算共军不动手，韩德勤在压力下也很有可能投汪伪政权，而国民党消灭的江南新四军是实在的利益，从此以后直到全国解放，共党在江南没有像样的军事力量，如果放这批人过江，这些人可以扩出十倍的军队来。
那么问题是，国共双方当时为什么采取这么激烈的手段？
1939年3月4日，蒋介石致电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杜石山指示他同日本进行“和平交涉”，方针是：“和平之基础”“尤不能忽视卢沟桥事变前后之中国现实状态”，这就是国民党与日本政府的第二次秘密谈判。
3月16日，宋美龄莅港指导。17日，柳云龙、杜石山、萱野长知在香港大酒店350号房间开始交涉。
3月24日，日本前铁道大臣小川平吉抵港参加谈判。4月初，小川平吉提出一个和谈的“先决问题”，即要求蒋介石将“溶共抗日”改为“排共亲日”，首先讨伐共产党，然后实行局部停战，同时开始“和平交涉”。
这个“先决问题”是在中共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日益壮大的情况下提出的，表明日方将“讨共”作为日蒋妥协的基础。这是此次香港交涉内容与以前和谈的明显不同之处。杜石山将小川所提首先讨共的“先决问题”报告宋美龄，宋称可以密约办理。随后，杜致电蒋介石请示，蒋复电“用密约办理”。
杜石山称陈诚已派参谋长来港说明对付共产党的准备工作：山西、陕西两省有70万大军对共军取包围态势，各军校共系学员已悉行驱逐。5月11日，小川平吉直接致函蒋介石：“当此艰局，毅然不惑，如挥快刀而斩乱麻，此诚真英雄豪杰之所为也。”
小川密函转到重庆，蒋介石提交嫡系干部会议讨论。但事为中国共产党和桂系得悉。中共要求“通缉主和人员”，要蒋履行西安抗日约言，不得中途妥协；桂系声称：如果议和，广西军队将单独抗战。
当日蒋围绕派遣要员问题纠缠不休之际，汪精卫降日活动已有进展。东京确定实行“倒蒋立汪”政策。9月13日，日本政府声明：将扶持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列为施政方针。于是，萱野长知10月13日离港，日蒋交涉停顿。
国民党与日本政府的第三次秘密谈判。1940年“桐工作”（又称“宋子良工作”）香港、澳门谈判。
1939年底，日本军部为了摆脱陆军泥足深陷和汪精卫集团难成气候的窘境，重新确立同蒋介石直接交涉的策略。
蒋介石侍从室亲信幕僚唐纵在其日记这样记载：雨农（戴笠）说：日本人“天天在香港寻求中央路线讲和。据敌方的表示，如果中央接受和平谈判，汪逆可以弃而不理，日方可以撤兵，而且板垣（征四郎）可以来重庆”。（注：《唐纵日记》，1940年3月2日条，第115页）。
日蒋双方持官方证书的代表于1940年3月、6月在香港、澳门进行两轮交涉。
日本代表提出经参谋总长载仁批准的“停战先决条件”：重庆政府应当保证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保证与汪精卫派合作，重新建立中央政府或与中央政府合并；
重庆代表在交涉中对日本方面作了大幅度的让步：
中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乃和平协定后中国所取之必然步骤”。（注：中国委员：《和平意见》第二条，《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9页。）重庆代表、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强调：“自然停止抗日”；“中国正在努力剿共，所以防共问题可交给中国好了。”（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2—133页）。
日本军部实行以战迫降的故技。日军占领入川门户宜昌；猛烈轰炸重庆；迫使英国封闭滇缅公路三个月。在这种高压之下，蒋介石于6月22日同意与板垣征四郎、汪精卫举行三人“长沙会谈”，解决中日之间“所有问题”。
此刻，美国“制日援华”动向开始出现，中国共产党反对中途妥协的势头强劲。举棋不定的蒋介石在最后关头决定“暂时搁置”他已同意举行的“长沙会谈”。
虽然持续一年零三个月的两次会谈没有成功，但是在此期间，国民党和日军相互之间军事斗争的规模变小，这为各自的剿共创造了条件，而共党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也同敌对势力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
1939年7月8日，针对时局发生的变化，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提出了“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 ”“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 ”“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的主张。9月16日，毛泽东将这三点主张概括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口号。它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为民族存亡而抗日到底和为争取人民民主而不懈斗争的坚定立场。
共党发现国民党在反日问题上可能动摇的时候，主动出击，迅速扩展力量，应该是为接下来很可能会发生的独自抗日做准备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两天后，国民党对日宣战。
蒋介石一直认为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
老蒋太缺骨气了。日本鬼子都攻占首都搞了大屠杀，江山都被打废了，居然还想着谈判求和，还不敢宣战，直到美爹宣战的1941年才敢对日宣战！从1931年9.18算起，都被侵略了10年多了！
老毛不管怎么说有骨气，值得大多数缺钙的中国人学。不过老毛太好面子，59-62年国内都饿成那样，还为了面子不要国际援助，这是大缺点。
什么时候国家领导层有厚黑学的厚脸皮不要面子，又有老毛的骨气不惧怕外国，中国的国家利益就能得到保障了。据说向外交部邮钙片的人现在少了，是好事啊。
老毛不管怎么说有骨气，值得大多数缺钙的中国人学。不过老毛太好面子，59-62年国内都饿成那样，还为了面子不要国际援助，这是大缺点。
什么时候国家领导层有厚黑学的厚脸皮不要面子，又有老毛的骨气不惧怕外国，中国的国家利益就能得到保障了。据说向外交部邮钙片的人现在少了，是好事啊。
首都都被屠了还不肯宣战，老蒋根本就是随时准备和日本人妥协。
无处不在008 发表于 2016-5-18 21:36
蒋介石一直认为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
蒋介石一直认为共产党是苏联的代理人，没有把他们当国人对待，在他看来国共不是内战，是抵御苏联东扩而进行的抗战，而且比抗日还紧迫
无处不在008 发表于 2016-5-18 21:36
蒋介石一直认为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
蒋介石一直认为共产党是苏联的代理人，没有把他们当国人对待，在他看来国共不是内战，是抵御苏联东扩而进行的抗战，而且比抗日还紧迫
老蒋太缺骨气了。日本鬼子都攻占首都搞了大屠杀，江山都被打废了，居然还想着谈判求和，还不敢宣战，直到美 ...
战打到那个份上，战和的主动权早就不在中国手上了。从老蒋的角度看，如果在40年能达成和议，恢复到七七前的状况，也是一件明智的事。
战打到那个份上，战和的主动权早就不在中国手上了。从老蒋的角度看，如果在40年能达成和议，恢复到七七前的状况，也是一件明智的事。
发动机爱好者 发表于 2016-5-24 14:07
蒋介石一直认为共产党是苏联的代理人，没有把他们当国人对待，在他看来国共不是内战，是抵御苏联东扩而 ...
那他抗战接受苏联援助是啥意思？别说战机坦克枪械火炮，连苏联飞行员都来了。
嗯嗯，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司徒雷登留在南京观望风声，苏联大使可是跟着国府官员南逃广州了。谁是谁的代理人？
蒋介石一直认为共产党是苏联的代理人，没有把他们当国人对待，在他看来国共不是内战，是抵御苏联东扩而 ...
那他抗战接受苏联援助是啥意思？别说战机坦克枪械火炮，连苏联飞行员都来了。
嗯嗯，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司徒雷登留在南京观望风声，苏联大使可是跟着国府官员南逃广州了。谁是谁的代理人？
☆漢龍騎↑兵 发表于 2016-5-24 18:49
战打到那个份上，战和的主动权早就不在中国手上了。从老蒋的角度看，如果在40年能达成和议，恢复到七七 ...
日本独霸中国的企图必然和英美发生矛盾，这点蒋介石也看得清清楚楚，淞沪会战打起来为的啥？到40年的时候，美英对日本压力已经日趋明显，当年宣布石油钢铁禁运，第二年太平洋战争就爆发了，和议不是自找麻烦？
战打到那个份上，战和的主动权早就不在中国手上了。从老蒋的角度看，如果在40年能达成和议，恢复到七七 ...
日本独霸中国的企图必然和英美发生矛盾，这点蒋介石也看得清清楚楚，淞沪会战打起来为的啥？到40年的时候，美英对日本压力已经日趋明显，当年宣布石油钢铁禁运，第二年太平洋战争就爆发了，和议不是自找麻烦？
那他抗战接受苏联援助是啥意思？别说战机坦克枪械火炮，连苏联飞行员都来了。
嗯嗯，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 ...
西安事变后援助是为了保红军，使之合法化。苏联大使跟着能说明什么？老毛子还怕老蒋？正找不到借口呢。把东北让给八路，使他有胆易帜这可是旁人干不了的，林彪当时打输了就往朝鲜（苏联占领），旅大跑，老蒋都不敢追
嗯嗯，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 ...
西安事变后援助是为了保红军，使之合法化。苏联大使跟着能说明什么？老毛子还怕老蒋？正找不到借口呢。把东北让给八路，使他有胆易帜这可是旁人干不了的，林彪当时打输了就往朝鲜（苏联占领），旅大跑，老蒋都不敢追
☆漢龍騎↑兵 发表于 2016-5-24 18:49
战打到那个份上，战和的主动权早就不在中国手上了。从老蒋的角度看，如果在40年能达成和议，恢复到七七 ...
能战方能和，凭谈判能谈到七七前的状况，有这种想法肯定是脑袋进水了。既然都不给活路为什么不拼条活路？山河破碎的情况去谈判求和和投降没什么差别。
战打到那个份上，战和的主动权早就不在中国手上了。从老蒋的角度看，如果在40年能达成和议，恢复到七七 ...
能战方能和，凭谈判能谈到七七前的状况，有这种想法肯定是脑袋进水了。既然都不给活路为什么不拼条活路？山河破碎的情况去谈判求和和投降没什么差别。
能战方能和，凭谈判能谈到七七前的状况，有这种想法肯定是脑袋进水了。既然都不给活路为什么不拼条活路？ ...
日本方面对于中国事变后的关内战场也是很头疼的，典型的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当然，彻底恢复到七七前的难度的确不小，但这不过是接触而已，老蒋又没有怎样。以此为前提接触一下也没有什么，日军不也有在中国大收缩的计划。
日本方面对于中国事变后的关内战场也是很头疼的，典型的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当然，彻底恢复到七七前的难度的确不小，但这不过是接触而已，老蒋又没有怎样。以此为前提接触一下也没有什么，日军不也有在中国大收缩的计划。
rmjfj1927 发表于 2016-5-24 19:02
日本独霸中国的企图必然和英美发生矛盾，这点蒋介石也看得清清楚楚，淞沪会战打起来为的啥？到40年的时候 ...
你好像搞混了时间，柯里特使、租借法案适用中国、中英军事协定，中英军事会谈都是41年春季的事，ABCD包围圈是41年的事。对日禁运也主要是41年的事，40年虽也有一定禁运，但不值一提（比如40年7月的美国对日钢铁禁运就基本没有认真执行）。
全面禁运是日军进驻印支后的事，和太平洋战争是同一年。
而且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日谈判，不到最后一步也是很难说结果的，11月22号美国的临时草案就承认日军在北印支的存在，差点就把中国卖了。
rmjfj1927 发表于 2016-5-24 19:02
日本独霸中国的企图必然和英美发生矛盾，这点蒋介石也看得清清楚楚，淞沪会战打起来为的啥？到40年的时候 ...
你好像搞混了时间，柯里特使、租借法案适用中国、中英军事协定，中英军事会谈都是41年春季的事，ABCD包围圈是41年的事。对日禁运也主要是41年的事，40年虽也有一定禁运，但不值一提（比如40年7月的美国对日钢铁禁运就基本没有认真执行）。
全面禁运是日军进驻印支后的事，和太平洋战争是同一年。
而且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日谈判，不到最后一步也是很难说结果的，11月22号美国的临时草案就承认日军在北印支的存在，差点就把中国卖了。
日本方面对于中国事变后的关内战场也是很头疼的，典型的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当然，彻底恢复到 ...
1936年8月7日，日本“五相会议”（首相、外相、藏相、陆相、海相）通过了一个“国策基准”，规定
陆军方面，“充实满洲和朝鲜的兵力，俾面对苏联在远东的武力，要能于开战之初便予以迎头一击”；
海军方面，“整备充实，俾面对美国，能确保在西太平洋的制海权”；
同时决定了对中国的外交方针：“使之'修正'其对日态度，实现以'共存共荣'为基本方向的中日提携（合作），进而使整个中国'反苏依日化'”。
13日晨，日本人得到了西安事变的消息，这一天正好是星期天，但日本外务省顾不得休息，当晚6时聚议，10时方散，最后决定“避免一切无用的刺激手段，监视事变之进行”（这一决议得到军方“谅解”，并于15日得到日本政府的批准）。
《朝日新闻》在15日发表评论文章，对日本政府的静观决策表示理解：“日本当局此刻恐怕对于中国民众抗日激昂的感情有火上添油的危险，故决定不给予任何刺激而静观事态的推移，这不能不说是权宜的处置。”
许世英（驻日大使）在发回南京的电报中说：“兹探得各重要方面，确有觉悟，以为对华压迫，不啻为渊驱鱼，促成中国赤化，应即改变基本政策。”
日本最担心的就是国共两党达成和解，共同对付自己。
15日，日本驻华总领事须麿拜访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张群时就威胁说，如果南京接受张学良的八项主张，日本将“不惜采取断然手段，以武力占领京沪”。
17日，外相有田发表声明，再次要求南京“绝对不能与张学良妥协，否则日本政府将不能坐视”。
日本驻华大使馆发言人威胁说：“假如中国对日态度强化而使蒋委员长释放，则形势必将趋于十分严重……我们绝不能把国民政府与张学良之间的任何妥协置之不理。”
19日11时，有田约见许世英谈话达50分钟之久，探询南京对西安究竟是施行讨伐还是谋求政治解决，并明确表示：“中央如在抗日容共之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许世英回答说：“中央政府，无与叛逆妥协之理。”并说“尚未接获关于张学良提出办法之消息”。
在宋返回南京当天（21日），川樾茂就奉东京之命秘密会见张群，进一步探询南京对西安的态度，重申日本的主张。张群为稳住日本，答复说，“中央当局并无与张学良进行政治妥协之意图”，并指出军队已向叛乱者推进，还保证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在西安事变解决后将毫无变更”。
23日，广田在枢密院会议作报告时仍决定对西安事变采取不干涉方针，但“倘国府与张学良以容共为妥协条件，日本则断然抨击”。
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于1937年元旦的日记中这样记述日本国内的政治气氛：“中国突然出人意料地决定不再屈服于日本的压力了。这似乎使日本举国上下都为之震惊。打个比喻说，这个国家正在搔头皮，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日海军军令部于1937年1月6日整理的“中国特报第一号”指出：“推察蒋介石对于8项要求，即使是一时权宜办法，但至少已接纳了'抗日'的意见；剿共战争将会终止；今后，共军及叛军（特别是杨虎城所部）的活动颇成问题。假定彼等合作，则对于与华北、内蒙有密切关系的日本，将会有很大的威胁。”
西安事变后，驻守华北的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对日本的态度强硬起来，于1937年1月表示要誓死保卫中国主权和领土，2月又宣称放弃冀察特殊地位，外交政策一切听命于中央。
同年1月，日军参谋本部《关于对华政策给陆军省的建议》中提出，不再满足于华北分治，当日中关系进一步恶化时，“准备给（中国）予致命的痛击”。
为减少侵华的国内阻力，日本人一直在选择合适的内阁。1937年1月23日，广田内阁辞职后，宇垣一成（陆军元老）和林铣十郎（原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先后担任首相组阁，都因不符合军人胃口而倒台。最后，居于“五摄家”（日本古代最有资格摄政的5个门第）之首而任贵族院议长的近卫文麿出任首相组阁，才平息了走马灯似的政局变换。
此时，日本决计对中国扩大武力侵略，中日外交折冲已绝无回旋余地。张群回忆说：“双方的立场犹如南辕北辙，调整关系根本无从谈起，会谈自然不会有结果，只是解决一些枝枝节节的问题罢了。”
古屋奎二也认为：“日本既然是坚持继东北之后又得造成华北的特殊地位，则中日之间的平等交涉便不可能存在。”他还进一步指出，“'西安事变'的后果，则是产生了促进日本对于中国正规侵略的行动。”
1937年2月15至22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主要议题就是如何调整对共产党和日本的政策，这使日本异常关注。会议表示“决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亦决不签订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协定”，日本人认为这是南京政府对日强硬的开始。
会后，川樾茂急电东京，称三中全会直指华北问题，已经迈出了抗日的第一步。会议闭幕的次日，日本驻汉口总领事三蒲秋义也从武汉行营处探知了三中全会的内容，急电外务省，称中日合作已无可能，中国开始准备抗日。
3月6日，川樾茂前往探慰蒋介石，并试探道：“报载中国政府已与共产党妥协，究竟如何？”蒋回答：“我国政府对共产党之政策，并未有何变更。”实际上，中日关系破镜难圆，《蒋介石密录》作者古屋奎二所分析道：日本“从事变过程判断国民政府的抗日政策必将越发加强，因而对于侵略华北的速度也更为之加紧”。
1937年3月，日本甚至派出儿玉谦次（横滨正金银行总经理、日华贸易协会会长）率经济考察团访问中国，这其实是日本企图离间国共关系的举动，还带有侦察的任务。儿玉谦次曾任正金银行上海支店长，与蒋介石是旧识，因此双方会谈气氛十分融洽。即使如此，该团返国后仍然认为：“中国对既成事实之认识，不足以解决华北问题，作调整一切国交的前提，日除使用武力外，无他途。”
到3月份，日本的政策指向更加明确，其参谋本部认为：“蒋介石政权无论表面上还是实际上，正在坚决抗日的大方针下，加强内部，充实军备，依靠欧美，及积极促进南京和华北政权（指伪政权）的一元化。”而“日中关系如此恶化，用一般手段就可以调整好是不可想象的”。
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更于6月9日向陆军中央建言：“如由日本方面主动谋求亲善，则徒然助长其排日、辱日态度，故毋宁说是有加以一击的必要。”并提出：“从准备对苏作战的观点来观察目前中国的形势，我们相信，如为我武力所许，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除去我们背后的威胁，此为上策。”
6月16日，日军增兵东北两万，并不断寻衅滋事
6月25日，日军在卢沟桥一带开始频繁演习。
7月7日，七七事变终于爆发。
————————————
如果没有双十二，国共依然对峙，国军重新围剿共军的话，个人认为，日本推迟半年到一年全面侵华是很可能的
从1936年8月7日五相会议通过的国策基准可以看出:
一，这是日本真心制定并准备执行的国策
二，日本当时主要首先考虑的是应对美苏
三，当时日本并没有尽快全面侵华，武力侵华的目标
这个时间差的意义不在国内，而在国际，日本晚开战但是美国的原子弹是真的，也就是说不管日本何时开战，反法西斯战争在45底之前（原子弹爆炸）结束是大概率事件
——除非日本不偷袭珍珠港，美日不热战
PS：
8月7日，日本“五相会议”（首相、外相、藏相、陆相、海相）通过了一个“国策基准”，规定
陆军方面，“充实满洲和朝鲜的兵力，俾面对苏联在远东的武力，要能于开战之初便予以迎头一击”；
海军方面，“整备充实，俾面对美国，能确保在西太平洋的制海权”；
同时决定了对中国的外交方针：“使之'修正'其对日态度，实现以'共存共荣'为基本方向的中日提携（合作），进而使整个中国'反苏依日化'”。
1945年7月12日，一颗实验性原子弹开始最后装配。
1945年7月15日凌晨5点30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的一片沙漠地带爆炸。
8月6日和9日，美国分别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随着苏联军队出兵我国东北，日本天皇于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
当然，彻底恢复到 ...
1936年8月7日，日本“五相会议”（首相、外相、藏相、陆相、海相）通过了一个“国策基准”，规定
陆军方面，“充实满洲和朝鲜的兵力，俾面对苏联在远东的武力，要能于开战之初便予以迎头一击”；
海军方面，“整备充实，俾面对美国，能确保在西太平洋的制海权”；
同时决定了对中国的外交方针：“使之'修正'其对日态度，实现以'共存共荣'为基本方向的中日提携（合作），进而使整个中国'反苏依日化'”。
13日晨，日本人得到了西安事变的消息，这一天正好是星期天，但日本外务省顾不得休息，当晚6时聚议，10时方散，最后决定“避免一切无用的刺激手段，监视事变之进行”（这一决议得到军方“谅解”，并于15日得到日本政府的批准）。
《朝日新闻》在15日发表评论文章，对日本政府的静观决策表示理解：“日本当局此刻恐怕对于中国民众抗日激昂的感情有火上添油的危险，故决定不给予任何刺激而静观事态的推移，这不能不说是权宜的处置。”
许世英（驻日大使）在发回南京的电报中说：“兹探得各重要方面，确有觉悟，以为对华压迫，不啻为渊驱鱼，促成中国赤化，应即改变基本政策。”
日本最担心的就是国共两党达成和解，共同对付自己。
15日，日本驻华总领事须麿拜访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张群时就威胁说，如果南京接受张学良的八项主张，日本将“不惜采取断然手段，以武力占领京沪”。
17日，外相有田发表声明，再次要求南京“绝对不能与张学良妥协，否则日本政府将不能坐视”。
日本驻华大使馆发言人威胁说：“假如中国对日态度强化而使蒋委员长释放，则形势必将趋于十分严重……我们绝不能把国民政府与张学良之间的任何妥协置之不理。”
19日11时，有田约见许世英谈话达50分钟之久，探询南京对西安究竟是施行讨伐还是谋求政治解决，并明确表示：“中央如在抗日容共之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许世英回答说：“中央政府，无与叛逆妥协之理。”并说“尚未接获关于张学良提出办法之消息”。
在宋返回南京当天（21日），川樾茂就奉东京之命秘密会见张群，进一步探询南京对西安的态度，重申日本的主张。张群为稳住日本，答复说，“中央当局并无与张学良进行政治妥协之意图”，并指出军队已向叛乱者推进，还保证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在西安事变解决后将毫无变更”。
23日，广田在枢密院会议作报告时仍决定对西安事变采取不干涉方针，但“倘国府与张学良以容共为妥协条件，日本则断然抨击”。
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于1937年元旦的日记中这样记述日本国内的政治气氛：“中国突然出人意料地决定不再屈服于日本的压力了。这似乎使日本举国上下都为之震惊。打个比喻说，这个国家正在搔头皮，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日海军军令部于1937年1月6日整理的“中国特报第一号”指出：“推察蒋介石对于8项要求，即使是一时权宜办法，但至少已接纳了'抗日'的意见；剿共战争将会终止；今后，共军及叛军（特别是杨虎城所部）的活动颇成问题。假定彼等合作，则对于与华北、内蒙有密切关系的日本，将会有很大的威胁。”
西安事变后，驻守华北的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对日本的态度强硬起来，于1937年1月表示要誓死保卫中国主权和领土，2月又宣称放弃冀察特殊地位，外交政策一切听命于中央。
同年1月，日军参谋本部《关于对华政策给陆军省的建议》中提出，不再满足于华北分治，当日中关系进一步恶化时，“准备给（中国）予致命的痛击”。
为减少侵华的国内阻力，日本人一直在选择合适的内阁。1937年1月23日，广田内阁辞职后，宇垣一成（陆军元老）和林铣十郎（原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先后担任首相组阁，都因不符合军人胃口而倒台。最后，居于“五摄家”（日本古代最有资格摄政的5个门第）之首而任贵族院议长的近卫文麿出任首相组阁，才平息了走马灯似的政局变换。
此时，日本决计对中国扩大武力侵略，中日外交折冲已绝无回旋余地。张群回忆说：“双方的立场犹如南辕北辙，调整关系根本无从谈起，会谈自然不会有结果，只是解决一些枝枝节节的问题罢了。”
古屋奎二也认为：“日本既然是坚持继东北之后又得造成华北的特殊地位，则中日之间的平等交涉便不可能存在。”他还进一步指出，“'西安事变'的后果，则是产生了促进日本对于中国正规侵略的行动。”
1937年2月15至22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主要议题就是如何调整对共产党和日本的政策，这使日本异常关注。会议表示“决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亦决不签订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协定”，日本人认为这是南京政府对日强硬的开始。
会后，川樾茂急电东京，称三中全会直指华北问题，已经迈出了抗日的第一步。会议闭幕的次日，日本驻汉口总领事三蒲秋义也从武汉行营处探知了三中全会的内容，急电外务省，称中日合作已无可能，中国开始准备抗日。
3月6日，川樾茂前往探慰蒋介石，并试探道：“报载中国政府已与共产党妥协，究竟如何？”蒋回答：“我国政府对共产党之政策，并未有何变更。”实际上，中日关系破镜难圆，《蒋介石密录》作者古屋奎二所分析道：日本“从事变过程判断国民政府的抗日政策必将越发加强，因而对于侵略华北的速度也更为之加紧”。
1937年3月，日本甚至派出儿玉谦次（横滨正金银行总经理、日华贸易协会会长）率经济考察团访问中国，这其实是日本企图离间国共关系的举动，还带有侦察的任务。儿玉谦次曾任正金银行上海支店长，与蒋介石是旧识，因此双方会谈气氛十分融洽。即使如此，该团返国后仍然认为：“中国对既成事实之认识，不足以解决华北问题，作调整一切国交的前提，日除使用武力外，无他途。”
到3月份，日本的政策指向更加明确，其参谋本部认为：“蒋介石政权无论表面上还是实际上，正在坚决抗日的大方针下，加强内部，充实军备，依靠欧美，及积极促进南京和华北政权（指伪政权）的一元化。”而“日中关系如此恶化，用一般手段就可以调整好是不可想象的”。
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更于6月9日向陆军中央建言：“如由日本方面主动谋求亲善，则徒然助长其排日、辱日态度，故毋宁说是有加以一击的必要。”并提出：“从准备对苏作战的观点来观察目前中国的形势，我们相信，如为我武力所许，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除去我们背后的威胁，此为上策。”
6月16日，日军增兵东北两万，并不断寻衅滋事
6月25日，日军在卢沟桥一带开始频繁演习。
7月7日，七七事变终于爆发。
————————————
如果没有双十二，国共依然对峙，国军重新围剿共军的话，个人认为，日本推迟半年到一年全面侵华是很可能的
从1936年8月7日五相会议通过的国策基准可以看出:
一，这是日本真心制定并准备执行的国策
二，日本当时主要首先考虑的是应对美苏
三，当时日本并没有尽快全面侵华，武力侵华的目标
这个时间差的意义不在国内，而在国际，日本晚开战但是美国的原子弹是真的，也就是说不管日本何时开战，反法西斯战争在45底之前（原子弹爆炸）结束是大概率事件
——除非日本不偷袭珍珠港，美日不热战
PS：
8月7日，日本“五相会议”（首相、外相、藏相、陆相、海相）通过了一个“国策基准”，规定
陆军方面，“充实满洲和朝鲜的兵力，俾面对苏联在远东的武力，要能于开战之初便予以迎头一击”；
海军方面，“整备充实，俾面对美国，能确保在西太平洋的制海权”；
同时决定了对中国的外交方针：“使之'修正'其对日态度，实现以'共存共荣'为基本方向的中日提携（合作），进而使整个中国'反苏依日化'”。
1945年7月12日，一颗实验性原子弹开始最后装配。
1945年7月15日凌晨5点30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的一片沙漠地带爆炸。
8月6日和9日，美国分别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随着苏联军队出兵我国东北，日本天皇于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
发动机爱好者 发表于 2016-5-24 19:17
西安事变后援助是为了保红军，使之合法化。苏联大使跟着能说明什么？老毛子还怕老蒋？正找不到借口呢。把 ...
东北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时候，林彪啥时候惨到往朝鲜旅大跑过？
抗战时红军需要保？就蒋介石那东南五省联军司令的号召力，连军阀都没消灭干净，灭红军？
西安事变后援助是为了保红军，使之合法化。苏联大使跟着能说明什么？老毛子还怕老蒋？正找不到借口呢。把 ...
东北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时候，林彪啥时候惨到往朝鲜旅大跑过？
抗战时红军需要保？就蒋介石那东南五省联军司令的号召力，连军阀都没消灭干净，灭红军？
rmjfj1927 发表于 2016-5-25 16:33
东北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时候，林彪啥时候惨到往朝鲜旅大跑过？
抗战时红军需要保？就蒋介石那东南五省 ...
沈志华有关中朝关系只提到四野打输了（胜败乃兵家常事，输不意味着惨）往朝鲜旅大跑过
抗战时红军需要保？我说的是西安事变前后，这是抗战时期吗？
rmjfj1927 发表于 2016-5-25 16:33
东北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时候，林彪啥时候惨到往朝鲜旅大跑过？
抗战时红军需要保？就蒋介石那东南五省 ...
沈志华有关中朝关系只提到四野打输了（胜败乃兵家常事，输不意味着惨）往朝鲜旅大跑过
抗战时红军需要保？我说的是西安事变前后，这是抗战时期吗？
这一个事情的事情还要等待其他资料。
新四军仅占黄桥到现在还是口水仗呢，这边说保安四旅基本算汉奸部队，光摩擦不抗日，还欺男霸女，那边说新四军攻打友军。
你好像搞混了时间，柯里特使、租借法案适用中国、中英军事协定，中英军事会谈都是41年春季的事，ABCD ...
对美国来讲无所谓卖不卖，只要日本人不打到美国西太平洋的领土和殖民地上，就没有理由对日本人动武。
对美国来讲无所谓卖不卖，只要日本人不打到美国西太平洋的领土和殖民地上，就没有理由对日本人动武。
新四军仅占黄桥到现在还是口水仗呢，这边说保安四旅基本算汉奸部队，光摩擦不抗日，还欺男霸女，那边说新四 ...
光摩擦不抗日，还欺男霸女
——这个算不上汉奸吧，顶多就是反共反动
光摩擦不抗日，还欺男霸女
——这个算不上汉奸吧，顶多就是反共反动
颜射 发表于 2016-5-30 16:04
光摩擦不抗日，还欺男霸女
——这个算不上汉奸吧，顶多就是反共反动
所以口水仗啊，传闻保安4旅与日军眉来眼去，才不抗日专反攻的。
光摩擦不抗日，还欺男霸女
——这个算不上汉奸吧，顶多就是反共反动
所以口水仗啊，传闻保安4旅与日军眉来眼去，才不抗日专反攻的。
所以口水仗啊，传闻保安4旅与日军眉来眼去，才不抗日专反攻的。
韩德勤部署117师刘漫天部3月底在本辖区内的天长、六合、盱眙等地攻击违令进入的新四军，并主攻皖东新四军第八支队领导机关驻地半塔集（注：半塔集在津浦路东属军委会划分给韩德勤的游击区域）。叶飞率领挺进纵队击破围攻。
韩德勤部署117师刘漫天部3月底在本辖区内的天长、六合、盱眙等地攻击违令进入的新四军，并主攻皖东新四军第八支队领导机关驻地半塔集（注：半塔集在津浦路东属军委会划分给韩德勤的游击区域）。叶飞率领挺进纵队击破围攻。
发动机爱好者 发表于 2016-5-24 14:07
蒋介石一直认为共产党是苏联的代理人，没有把他们当国人对待，在他看来国共不是内战，是抵御苏联东扩而 ...
炮党自己才是米帝的代理人，兔子的国际派早被太祖清理干净了
蒋介石一直认为共产党是苏联的代理人，没有把他们当国人对待，在他看来国共不是内战，是抵御苏联东扩而 ...
炮党自己才是米帝的代理人，兔子的国际派早被太祖清理干净了
新四军在江南还是打过鬼子的，但是在江北，那些光辉事迹基本上都是打老蒋。
天佑中华1949 发表于 2016-5-29 22:50
新四军仅占黄桥到现在还是口水仗呢，这边说保安四旅基本算汉奸部队，光摩擦不抗日，还欺男霸女，那边说新四 ...
当时这些脚踩两只船的地方武装很多，但打共产党却是很坚决。保安四团在黄桥杀了不少共产党，但其中大多数是当地无辜百姓。这些地方武装打共产党的时候，蒋介石政府是熟视无睹；但当共产党打这些地方武装时，蒋介石政府就跳起来骂共产党叛乱了。
新四军仅占黄桥到现在还是口水仗呢，这边说保安四旅基本算汉奸部队，光摩擦不抗日，还欺男霸女，那边说新四 ...
当时这些脚踩两只船的地方武装很多，但打共产党却是很坚决。保安四团在黄桥杀了不少共产党，但其中大多数是当地无辜百姓。这些地方武装打共产党的时候，蒋介石政府是熟视无睹；但当共产党打这些地方武装时，蒋介石政府就跳起来骂共产党叛乱了。
禁止通行 发表于 2016-5-31 12:18
新四军在江南还是打过鬼子的，但是在江北，那些光辉事迹基本上都是打老蒋。
也打鬼子，主要对手是日本第12独立混成旅团和15、17、35师团各一部。日军第12混成旅团1939年1月编成，驻地是苏中泰县，各部队分布在苏中地区，旅团长分别是丸山定和南部襄吉。该部自组建以来，长期与苏中苏北新四军作战，多次对新四军根据地进行大扫荡。但是与华北地区不同的是，日军在苏中苏北对新四军根据地的大扫荡投入兵力并不多，多数是伪军部队，如李长江部和汪伪政权所控制得嫡系部队。像1941年夏季反扫荡作战，日军投入兵力不过五千多人，而伪军就达1.2万以上。
新四军在江南还是打过鬼子的，但是在江北，那些光辉事迹基本上都是打老蒋。
也打鬼子，主要对手是日本第12独立混成旅团和15、17、35师团各一部。日军第12混成旅团1939年1月编成，驻地是苏中泰县，各部队分布在苏中地区，旅团长分别是丸山定和南部襄吉。该部自组建以来，长期与苏中苏北新四军作战，多次对新四军根据地进行大扫荡。但是与华北地区不同的是，日军在苏中苏北对新四军根据地的大扫荡投入兵力并不多，多数是伪军部队，如李长江部和汪伪政权所控制得嫡系部队。像1941年夏季反扫荡作战，日军投入兵力不过五千多人，而伪军就达1.2万以上。
禁止通行 发表于 2016-5-31 12:18
新四军在江南还是打过鬼子的，但是在江北，那些光辉事迹基本上都是打老蒋。
你忘记南浦旅团是为什么被调走并撤销番号的了？
新四军在江南还是打过鬼子的，但是在江北，那些光辉事迹基本上都是打老蒋。
你忘记南浦旅团是为什么被调走并撤销番号的了？
胜可知不可为 发表于 2016-5-31 13:48
当时这些脚踩两只船的地方武装很多，但打共产党却是很坚决。保安四团在黄桥杀了不少共产党，但其中大多数 ...
问题就在这里，果粉们抓住了保安四旅毕竟没公开投日这点狡辩。
当时这些脚踩两只船的地方武装很多，但打共产党却是很坚决。保安四团在黄桥杀了不少共产党，但其中大多数 ...
问题就在这里，果粉们抓住了保安四旅毕竟没公开投日这点狡辩。
天佑中华1949 发表于 2016-5-31 14:14
你忘记南浦旅团是为什么被调走并撤销番号的了？
是南部旅团，而不是南浦旅团。日军以前都有个习惯，喜欢用部队长的名字来命名部队。像731部队，由于部队长是石井四郎，所以也称石井部队。驻北平的细菌战部队甲字1855部队，由于部队长是西村英二大佐，故也称西村部队。而15师团师团长是酒井直次中将，也称酒井师团。南部旅团就是苏北新四军的主要对手日军独立混成第12旅团，旅团长南部襄吉。该部于1943年6月，也就是在对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夏季大扫荡之后，改编成第64师团，师团长船引正之中将。该师团编成后，驻地改为扬州，主要兵力依然部署在苏北苏中一带，但有部分兵力部署在苏南地区。日军组建64师团的目的是为了接替15师团防务。原驻扎苏南，并时时北上配合南部旅团对苏北苏中新四军根据地扫荡的第15师团，当时已经被调往缅甸方面军下属的第15军，参与英帕尔作战，最后在此战中被击退，饿死大半。不过64师团虽然组建，但相对来说苏中苏北一带的日军兵力比之前大大减少，也无力继续发动大规模的扫荡。后来64师团1944年调到湖南参与一号作战，粟裕趁机发动车桥战役，歼灭苏北日军四百余人，日军被迫从苏中收缩兵力，转攻为守。
天佑中华1949 发表于 2016-5-31 14:14
你忘记南浦旅团是为什么被调走并撤销番号的了？
是南部旅团，而不是南浦旅团。日军以前都有个习惯，喜欢用部队长的名字来命名部队。像731部队，由于部队长是石井四郎，所以也称石井部队。驻北平的细菌战部队甲字1855部队，由于部队长是西村英二大佐，故也称西村部队。而15师团师团长是酒井直次中将，也称酒井师团。南部旅团就是苏北新四军的主要对手日军独立混成第12旅团，旅团长南部襄吉。该部于1943年6月，也就是在对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夏季大扫荡之后，改编成第64师团，师团长船引正之中将。该师团编成后，驻地改为扬州，主要兵力依然部署在苏北苏中一带，但有部分兵力部署在苏南地区。日军组建64师团的目的是为了接替15师团防务。原驻扎苏南，并时时北上配合南部旅团对苏北苏中新四军根据地扫荡的第15师团，当时已经被调往缅甸方面军下属的第15军，参与英帕尔作战，最后在此战中被击退，饿死大半。不过64师团虽然组建，但相对来说苏中苏北一带的日军兵力比之前大大减少，也无力继续发动大规模的扫荡。后来64师团1944年调到湖南参与一号作战，粟裕趁机发动车桥战役，歼灭苏北日军四百余人，日军被迫从苏中收缩兵力，转攻为守。
天佑中华1949 发表于 2016-5-31 14:14
问题就在这里，果粉们抓住了保安四旅毕竟没公开投日这点狡辩。
后来1940年冬，保安四旅旅长何克谦因与日军勾结，被韩德勤处死。看来保安四旅与日军勾结也不只是新四军这边的说法，国民党那边也应该得到证据。
问题就在这里，果粉们抓住了保安四旅毕竟没公开投日这点狡辩。
后来1940年冬，保安四旅旅长何克谦因与日军勾结，被韩德勤处死。看来保安四旅与日军勾结也不只是新四军这边的说法，国民党那边也应该得到证据。
1937年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提出应“采取游击战争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战”的建议，蒋介石随即通令各战区加强游击战。
如军委会次年1月11日即指示第一战区：“以军队联合组织训练之民众，施行游击，破坏敌之后方。”随后，第五十三军奉命向陵川、林县一带游击；骑兵第四师奉命与河北民军司令张荫梧等各部游击队前往太行山东南要地实施游击。
第二十四集团军奉命以淮阳为根据地，向津浦路南段游击；第四十八军奉命以沭阳为根据地，向陇海路东段及津浦路中段游击；第六十九军和第五十七军亦奉命向津浦路南段游击。第五战区更奉命以8个师以上的兵力在大别山分区设立游击根据地，向安庆、舒桐、六合及豫东皖北方面游击。苏北兵团则奉命向淮南游击，破坏交通。
在1938年武汉会战前后，第三战区也曾奉命指挥第十、第十一、第二十二集团军分别在沪杭、京杭和江南铁路沿线进行游击，并被要求组织沿江游击炮队及布雷队，妨害日军后方之安全与长江航运；第九战区也奉命以4个师以上的兵力在九宫山建立游击根据地，向敌后游击，以策应武汉方面。
为加强对敌后党军政的控制，国民政府不仅先后委任沈鸿烈、鹿钟麟、廖磊、韩德勤等为已经陷落的河北、山东、安徽和江苏各省的主席，而且还在敌后各战区成立了战地党政委员会，统一协调和指挥敌后的党政系统。随着武汉、广州相继沦陷，蒋介石更进一步提出“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方”的策略，并特地增设了冀察和苏鲁两个敌后游击战区，先后调第五十一军、六十九军、新八军和第九十九军等挺进山东与河北，以加强游击力量。为适应这种情况，国民政府军委会还专门举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聘请众多中共军事将领为教官，并编写了《游击战纲要》，分发各战区、各军事学校，作为研讨游击战之教材与实施游击战的依据。
由于国民党对游击战争给予了相当的重视，派遣大批部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这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一批重要的游击区和根据地。如豫东游击区、山西游击区、浙西游击区、鲁中游击区、海南游击区等，并建立了太行山东南部根据地、中条山根据地、吕梁山根据地、五台山根据地、大别山根据地、浙西根据地以及皖东、皖北和鄂东根据地等。国民政府军委会从一开始就把敌后游击部队纳入正规部队的指挥系统，坚持敌后游击战要服从于正面战场的作战。从1938年底到1941年底，正面战场上几乎每一次重要战役，军委会都直接指令敌后游击部队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如1939年3月南昌战役打响前，蒋介石就明令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部署游击队在敌后破坏交通，袭敌辎重，遮断阳新、通山、崇阳公路，“阻敌增援”。战役开始后，军委会更有命令给在敌后的第二战区，要求其立即发起攻势以为策应。1939年末发动冬季攻势时，国民党方面投入了第二、三、五、九战区的主力部队，同时组织第一、四、八战区和鲁苏、冀察游击战区的兵力佯攻配合。
1940年春开始发动枣宜战役时，第五战区亦明令各游击部队参加作战，在具体作战部署上将各游击部队与正面作战的部队一并调遣指挥。到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战役发动时，军委会也是明令第五战区“向长江沿岸、平汉铁路、襄花、京钟、汉宜公路及荆宜当面敌人，发动全面游击”；并颁布鲁苏豫皖游击计划，要求淮南、淮北游击部队“向淮南、津浦、陇海铁路发动广大游击战破坏遮断敌人交通，策应长江方面作战”。在敌后游击战的过程中，山东第六区专员范筑先、第三军军长唐淮源、第九十八军军长武士敏、第二十四师师长寸性奇、沂水游击司令刘震东、东北游击司令唐聚五、皖北游击副司令雷忠等，都先后战死。可见其多数在敌后对日作战亦相当坚决。
但是，国民党的敌后游击战多半却未能坚持下来。至1943年以后，河北、山东、察哈尔等敌后各省，几乎已没有国民党主力部队了。这里面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始终相信游击战是正规战之一种，很少真正了解游击战的特殊性质和战法。蒋介石即明确认为：“所谓游击战，实在是正规战之一种，一定要正式的部队才能够担任。”因此，众多敌后的国民党军名义上执行的是游击战的任务，实际上依旧是在用正规战的战法，进攻时强调与正面战场的配合，侧重于大兵团作战，防守时寸土必争，节节抗击，结果是打不赢，走不掉，一旦被日军抓住，便会遭受重大损失。以中条山根据地为例，国民党军从开始就大力建造防御工事，企图凭借天险力保不失。1941年5月，日军调集6个师、2个混成旅和1个骑兵旅，从三面围攻中条山。为守住中条山，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将主力7个军配置在横广170公里、纵深50公里范围内，依靠天险和工事死守硬战，最后仍被日军攻破。庞炳勋在太行山、于学忠时任苏鲁战区司令。在山东的失败，原因也在于此。故日本方面在比较了中共的游击战之后，曾对国民党军队的游击战有过明白的批评：“国民党系统的军队的政治工作和游击战，与中共方面相比较，则相形见绌，不够熟练和妥善。”也正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敌后的作战方式不适合客观情势，引起日军的高度重视和反击，导致所受压力巨大，一些部队被迫退出敌后战场，少数部队投靠了八路军，另外则有相当多的将领选择了投降的出路。如第三十九军军长兼鲁西行政署主任孙良诚、新编第四师师长吴化文、新编第一师师长于怀安、第一一二师第三三四旅旅长兼鲁南游击指挥部总司令荣子恒、鲁苏战区挺进第二纵队司令厉文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兼太行山游击总司令庞炳勋、新编第五军军长孙殿英等，均纷纷率部向日军投降。
国民党敌后游击战难于坚持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军队在农民中间通常不受欢迎，甚至与农民关系紧张。国民党军队是由中央和地方、新派与旧派等多方面势力集合起来的一支军队，其士兵的来源五花八门，有拉夫拉来的，有雇佣雇来的。军官们通过虚报士兵人数吃空饷以自肥的情况，更是司空见惯。这支军队中许多部队因纪律松弛、风气败坏，导致与农民关系不好，已成痼疾。再加上回到敌后来的不少将领，因为要取得各种资源以维持部队的生存，或者依靠地方上的乡绅地主压榨农民，或者用野蛮的办法去向富裕农户榨取，结果更是搞坏了与地方民众的关系。对此，国民党当权者实际上也相当清楚，军政部颁发的《游击战纲要》对“爱护民众”问题就曾专文强调，但它显然未能对部队起到警示和约束的作用。这种情况是导致敌后国共两党磨擦冲突时，农民大多倾向中共的关键。对此，当年一位农民的下述说法颇能说明问题。这位山西老乡是这样说的：“我们村里的老百姓都爱八路军，村长也爱八路军，小孩子们看到八路来了，抢得去遛马。今天老百姓看到军队来了，问‘什么军队？’‘八路军’。大家都抢着去听差。八路军吃喝都给钱，不打骂百姓，打日本鬼子比晋军强，比骑一军强。从陕西过来的八路军没有一个当汉奸，当汉奸的都是晋军里面的人。这里有很多人都当八路军了，村子里的人都说：‘迟早要当兵，早一点当八路军，免得给晋军拉去当兵’。”
国民党敌后游击战难于坚持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还在于国共两党对控制敌后非敌占区的激烈争夺。国民政府执意恢复沦陷区的军政系统，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想要借此实现军令和政令的统一，限制中共的自由发展。故无论鹿钟麟还是沈鸿烈，都曾极力想要实现这一目的。只经过了不到一年时间，原本还能够和平相处的国共双方就再也无法相互容忍了。1939年，河北的八路军首先采取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先是消灭了张荫梧的河北民军数千人，然后接连消灭和打垮了其他打着国民党旗号的游击武装，包括乔明礼(河北民军副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金宪章(新编第二师师长)、薛文教(山西八分区专员公署督察专员)、石友三(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第六十九军军长)、朱怀冰(豫北自卫军总司令兼第九十七军军长)、孙良诚等人所率领的部队。几乎与此同时，邻近山东和山西两省的国共两党军事力量，也开始发生激烈的冲突。八路军在山东重创齐子修(山东保安第五师师长)、秦启荣(别动总队第五游击纵队司令)和沈鸿烈的部队；在山西为争夺山西新军的控制权与晋军大打出手，挫败了阎锡山试图掌握新军的计划。所有这些发生在华北敌后的战斗，双方兵力动辄都在两三千，规模较大时一方的兵力就会达到十几、二十个团之多。由于华北的国民党敌后武装多半为旧有的地方势力，而这些以地主豪强为骨干的力量，与农民的关系通常比较紧张，再加上部队的军纪远不如八路军，因此，八路军仅凭借自己在当地民众的良好印象，就在这一系列的争夺战中占尽了上风。
中共在争夺华北敌后控制权的冲突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使其对进一步发展华中敌后根据地开始抱以强烈的愿望。华中敌后，包括从武汉到长江下游及其淮河流域周边的几个较为富庶的省份，日军这时占领着这一地区的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国民党桂系军队占据着大别山、淮南地区，以顾祝同为司令长官的第三战区的两个集团军部署在皖赣边和皖南、苏南地区，江苏中部和北部则是国民党地方势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及李明扬和“忠义救国军”的地盘。由红军南方游击队改编而成的新四军，最初兵力不过1万人，只占据着苏南、皖南和皖中的几小块地区。到1939年4月，成立半年多时间的新四军游击支队3个连300余人，就已经发展到12个团约1万人；李先念、陈少敏部也只用了几个月时间，就从最初的几百人发展到几千人。注意到新四军的迅速扩展，为发展华中敌后根据地，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于1939年2月23日到新四军军部，确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任务。随后，新四军第一支队二团从苏南开赴江北，开辟了扬中、大桥、泰州地区；六团东进，开辟了苏州、太仓、无锡、江阴地区；第二支队四团则由太湖一带越过长江，开辟了仪征、六合、天长地区；第四、五两支队开赴津浦路西、路东，分别开辟了以定远东南藕塘为中心和以来安东北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根据地。同时，在中共中央的指挥下，山东的八路军一一五师还派出了苏鲁豫支队南下灵璧一带，一部进入皖东北，主力西移津浦路西。彭雪枫部亦在津浦路西、淮河以北的淮上地区开展活动。山东陇海南进支队也奉命进入邳县、睢宁、铜山地区，建立了皖东北根据地。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于1940年2月10日发出了争取当年再发展30万正规军和300万自卫军的指示，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在“坚持游击战争的总的任务下，扫除一切投降派顽固派的进攻，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置于共产党进步极〔势〕力管理之下”。
中共敌后武装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在华北敌后取得的优势地位和渐向华中敌后推进的态势，极大地刺激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军事领导人。出于对异己势力的恐惧，蒋介石国民党对中共和地方势力借抗战之机扩大武装高度警觉。还在1939年5月，军委会就颁布了《游击队调整办法》，以后又陆续制定了补给、训练、奖励、纪律等多项命令和办法，力图通过统一名称编制、确定指挥系统与军费等办法，将敌后游击队的管理切实纳入其军令政令之下。到1940年7月，在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上，何应钦更明确强调禁止各部队擅自扩充和任何收缴落伍官兵及地方团队的枪支。1941年，军委会在以提高敌后游击效能的名义下令整理各战区内的游击部队，明令裁减1/4，裁掉了14万人，两年后再裁掉16万人，1944年又裁掉8万人。
对中共武装，国民党方面则采取核定编制和划定作战区域的办法，强行限制中共在敌后扩军占地。这一年的7月16日，国民党方面不顾中共方面的反对，明令颁布《中央提示案》，规定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只能编为3军6师(两旅4团制)另加5个补充团，不准另有支队；新四军只能编为两师(同前)。其他所有纵队支队及其一切游击队须一律限其收束，编军之后不得再委以任何名义或自由成立部队，其活动地区，只限于陕甘宁边区18个县和冀察两省及鲁北和晋北一部地区。随后，何应钦、白崇禧以参谋总长和副总长的名义于10月19日公开发出通电，限令第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于一个月内须全部悉数调赴冀察两省及鲁北晋北地区。一方面，国民党坚持限制中共发展，并限令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离开华中地区，一方面，中共坚持独立自主，不受限制，只同意将处于皖南国民党区域内的新四军军部北移过江，双方为此唇枪舌剑，各不相让，终于导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总共9000余人，在转移过程中受到奉命围赶新四军北上的第三战区国民党军的围攻，除1000余人逃出外，包括军长叶挺在内，全部战死或被俘。国共之间携手合作抗日的局面，自此告一段落。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在敌后游击战问题上都进行过尝试和努力。相比较而言，国民党的敌后游击战主要带有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的性质，是一种正规战的辅助战法。中共的游击战则具有独立自主的战略意义和价值，其部队的战术思想和战法都与国民党军有所不同。而双方敌后作战的最大区别，一是在战法上，二是在兵民关系上。正是由于战法太过僵化，再加上缺少民众的支持和配合，国民党在敌后的游击队不仅难于与日军长期周旋，而且无力与中共的敌后武装争夺控制权。
如军委会次年1月11日即指示第一战区：“以军队联合组织训练之民众，施行游击，破坏敌之后方。”随后，第五十三军奉命向陵川、林县一带游击；骑兵第四师奉命与河北民军司令张荫梧等各部游击队前往太行山东南要地实施游击。
第二十四集团军奉命以淮阳为根据地，向津浦路南段游击；第四十八军奉命以沭阳为根据地，向陇海路东段及津浦路中段游击；第六十九军和第五十七军亦奉命向津浦路南段游击。第五战区更奉命以8个师以上的兵力在大别山分区设立游击根据地，向安庆、舒桐、六合及豫东皖北方面游击。苏北兵团则奉命向淮南游击，破坏交通。
在1938年武汉会战前后，第三战区也曾奉命指挥第十、第十一、第二十二集团军分别在沪杭、京杭和江南铁路沿线进行游击，并被要求组织沿江游击炮队及布雷队，妨害日军后方之安全与长江航运；第九战区也奉命以4个师以上的兵力在九宫山建立游击根据地，向敌后游击，以策应武汉方面。
为加强对敌后党军政的控制，国民政府不仅先后委任沈鸿烈、鹿钟麟、廖磊、韩德勤等为已经陷落的河北、山东、安徽和江苏各省的主席，而且还在敌后各战区成立了战地党政委员会，统一协调和指挥敌后的党政系统。随着武汉、广州相继沦陷，蒋介石更进一步提出“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方”的策略，并特地增设了冀察和苏鲁两个敌后游击战区，先后调第五十一军、六十九军、新八军和第九十九军等挺进山东与河北，以加强游击力量。为适应这种情况，国民政府军委会还专门举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聘请众多中共军事将领为教官，并编写了《游击战纲要》，分发各战区、各军事学校，作为研讨游击战之教材与实施游击战的依据。
由于国民党对游击战争给予了相当的重视，派遣大批部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这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一批重要的游击区和根据地。如豫东游击区、山西游击区、浙西游击区、鲁中游击区、海南游击区等，并建立了太行山东南部根据地、中条山根据地、吕梁山根据地、五台山根据地、大别山根据地、浙西根据地以及皖东、皖北和鄂东根据地等。国民政府军委会从一开始就把敌后游击部队纳入正规部队的指挥系统，坚持敌后游击战要服从于正面战场的作战。从1938年底到1941年底，正面战场上几乎每一次重要战役，军委会都直接指令敌后游击部队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如1939年3月南昌战役打响前，蒋介石就明令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部署游击队在敌后破坏交通，袭敌辎重，遮断阳新、通山、崇阳公路，“阻敌增援”。战役开始后，军委会更有命令给在敌后的第二战区，要求其立即发起攻势以为策应。1939年末发动冬季攻势时，国民党方面投入了第二、三、五、九战区的主力部队，同时组织第一、四、八战区和鲁苏、冀察游击战区的兵力佯攻配合。
1940年春开始发动枣宜战役时，第五战区亦明令各游击部队参加作战，在具体作战部署上将各游击部队与正面作战的部队一并调遣指挥。到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战役发动时，军委会也是明令第五战区“向长江沿岸、平汉铁路、襄花、京钟、汉宜公路及荆宜当面敌人，发动全面游击”；并颁布鲁苏豫皖游击计划，要求淮南、淮北游击部队“向淮南、津浦、陇海铁路发动广大游击战破坏遮断敌人交通，策应长江方面作战”。在敌后游击战的过程中，山东第六区专员范筑先、第三军军长唐淮源、第九十八军军长武士敏、第二十四师师长寸性奇、沂水游击司令刘震东、东北游击司令唐聚五、皖北游击副司令雷忠等，都先后战死。可见其多数在敌后对日作战亦相当坚决。
但是，国民党的敌后游击战多半却未能坚持下来。至1943年以后，河北、山东、察哈尔等敌后各省，几乎已没有国民党主力部队了。这里面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始终相信游击战是正规战之一种，很少真正了解游击战的特殊性质和战法。蒋介石即明确认为：“所谓游击战，实在是正规战之一种，一定要正式的部队才能够担任。”因此，众多敌后的国民党军名义上执行的是游击战的任务，实际上依旧是在用正规战的战法，进攻时强调与正面战场的配合，侧重于大兵团作战，防守时寸土必争，节节抗击，结果是打不赢，走不掉，一旦被日军抓住，便会遭受重大损失。以中条山根据地为例，国民党军从开始就大力建造防御工事，企图凭借天险力保不失。1941年5月，日军调集6个师、2个混成旅和1个骑兵旅，从三面围攻中条山。为守住中条山，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将主力7个军配置在横广170公里、纵深50公里范围内，依靠天险和工事死守硬战，最后仍被日军攻破。庞炳勋在太行山、于学忠时任苏鲁战区司令。在山东的失败，原因也在于此。故日本方面在比较了中共的游击战之后，曾对国民党军队的游击战有过明白的批评：“国民党系统的军队的政治工作和游击战，与中共方面相比较，则相形见绌，不够熟练和妥善。”也正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敌后的作战方式不适合客观情势，引起日军的高度重视和反击，导致所受压力巨大，一些部队被迫退出敌后战场，少数部队投靠了八路军，另外则有相当多的将领选择了投降的出路。如第三十九军军长兼鲁西行政署主任孙良诚、新编第四师师长吴化文、新编第一师师长于怀安、第一一二师第三三四旅旅长兼鲁南游击指挥部总司令荣子恒、鲁苏战区挺进第二纵队司令厉文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兼太行山游击总司令庞炳勋、新编第五军军长孙殿英等，均纷纷率部向日军投降。
国民党敌后游击战难于坚持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军队在农民中间通常不受欢迎，甚至与农民关系紧张。国民党军队是由中央和地方、新派与旧派等多方面势力集合起来的一支军队，其士兵的来源五花八门，有拉夫拉来的，有雇佣雇来的。军官们通过虚报士兵人数吃空饷以自肥的情况，更是司空见惯。这支军队中许多部队因纪律松弛、风气败坏，导致与农民关系不好，已成痼疾。再加上回到敌后来的不少将领，因为要取得各种资源以维持部队的生存，或者依靠地方上的乡绅地主压榨农民，或者用野蛮的办法去向富裕农户榨取，结果更是搞坏了与地方民众的关系。对此，国民党当权者实际上也相当清楚，军政部颁发的《游击战纲要》对“爱护民众”问题就曾专文强调，但它显然未能对部队起到警示和约束的作用。这种情况是导致敌后国共两党磨擦冲突时，农民大多倾向中共的关键。对此，当年一位农民的下述说法颇能说明问题。这位山西老乡是这样说的：“我们村里的老百姓都爱八路军，村长也爱八路军，小孩子们看到八路来了，抢得去遛马。今天老百姓看到军队来了，问‘什么军队？’‘八路军’。大家都抢着去听差。八路军吃喝都给钱，不打骂百姓，打日本鬼子比晋军强，比骑一军强。从陕西过来的八路军没有一个当汉奸，当汉奸的都是晋军里面的人。这里有很多人都当八路军了，村子里的人都说：‘迟早要当兵，早一点当八路军，免得给晋军拉去当兵’。”
国民党敌后游击战难于坚持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还在于国共两党对控制敌后非敌占区的激烈争夺。国民政府执意恢复沦陷区的军政系统，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想要借此实现军令和政令的统一，限制中共的自由发展。故无论鹿钟麟还是沈鸿烈，都曾极力想要实现这一目的。只经过了不到一年时间，原本还能够和平相处的国共双方就再也无法相互容忍了。1939年，河北的八路军首先采取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先是消灭了张荫梧的河北民军数千人，然后接连消灭和打垮了其他打着国民党旗号的游击武装，包括乔明礼(河北民军副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金宪章(新编第二师师长)、薛文教(山西八分区专员公署督察专员)、石友三(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第六十九军军长)、朱怀冰(豫北自卫军总司令兼第九十七军军长)、孙良诚等人所率领的部队。几乎与此同时，邻近山东和山西两省的国共两党军事力量，也开始发生激烈的冲突。八路军在山东重创齐子修(山东保安第五师师长)、秦启荣(别动总队第五游击纵队司令)和沈鸿烈的部队；在山西为争夺山西新军的控制权与晋军大打出手，挫败了阎锡山试图掌握新军的计划。所有这些发生在华北敌后的战斗，双方兵力动辄都在两三千，规模较大时一方的兵力就会达到十几、二十个团之多。由于华北的国民党敌后武装多半为旧有的地方势力，而这些以地主豪强为骨干的力量，与农民的关系通常比较紧张，再加上部队的军纪远不如八路军，因此，八路军仅凭借自己在当地民众的良好印象，就在这一系列的争夺战中占尽了上风。
中共在争夺华北敌后控制权的冲突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使其对进一步发展华中敌后根据地开始抱以强烈的愿望。华中敌后，包括从武汉到长江下游及其淮河流域周边的几个较为富庶的省份，日军这时占领着这一地区的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国民党桂系军队占据着大别山、淮南地区，以顾祝同为司令长官的第三战区的两个集团军部署在皖赣边和皖南、苏南地区，江苏中部和北部则是国民党地方势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及李明扬和“忠义救国军”的地盘。由红军南方游击队改编而成的新四军，最初兵力不过1万人，只占据着苏南、皖南和皖中的几小块地区。到1939年4月，成立半年多时间的新四军游击支队3个连300余人，就已经发展到12个团约1万人；李先念、陈少敏部也只用了几个月时间，就从最初的几百人发展到几千人。注意到新四军的迅速扩展，为发展华中敌后根据地，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于1939年2月23日到新四军军部，确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任务。随后，新四军第一支队二团从苏南开赴江北，开辟了扬中、大桥、泰州地区；六团东进，开辟了苏州、太仓、无锡、江阴地区；第二支队四团则由太湖一带越过长江，开辟了仪征、六合、天长地区；第四、五两支队开赴津浦路西、路东，分别开辟了以定远东南藕塘为中心和以来安东北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根据地。同时，在中共中央的指挥下，山东的八路军一一五师还派出了苏鲁豫支队南下灵璧一带，一部进入皖东北，主力西移津浦路西。彭雪枫部亦在津浦路西、淮河以北的淮上地区开展活动。山东陇海南进支队也奉命进入邳县、睢宁、铜山地区，建立了皖东北根据地。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于1940年2月10日发出了争取当年再发展30万正规军和300万自卫军的指示，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在“坚持游击战争的总的任务下，扫除一切投降派顽固派的进攻，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置于共产党进步极〔势〕力管理之下”。
中共敌后武装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在华北敌后取得的优势地位和渐向华中敌后推进的态势，极大地刺激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军事领导人。出于对异己势力的恐惧，蒋介石国民党对中共和地方势力借抗战之机扩大武装高度警觉。还在1939年5月，军委会就颁布了《游击队调整办法》，以后又陆续制定了补给、训练、奖励、纪律等多项命令和办法，力图通过统一名称编制、确定指挥系统与军费等办法，将敌后游击队的管理切实纳入其军令政令之下。到1940年7月，在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上，何应钦更明确强调禁止各部队擅自扩充和任何收缴落伍官兵及地方团队的枪支。1941年，军委会在以提高敌后游击效能的名义下令整理各战区内的游击部队，明令裁减1/4，裁掉了14万人，两年后再裁掉16万人，1944年又裁掉8万人。
对中共武装，国民党方面则采取核定编制和划定作战区域的办法，强行限制中共在敌后扩军占地。这一年的7月16日，国民党方面不顾中共方面的反对，明令颁布《中央提示案》，规定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只能编为3军6师(两旅4团制)另加5个补充团，不准另有支队；新四军只能编为两师(同前)。其他所有纵队支队及其一切游击队须一律限其收束，编军之后不得再委以任何名义或自由成立部队，其活动地区，只限于陕甘宁边区18个县和冀察两省及鲁北和晋北一部地区。随后，何应钦、白崇禧以参谋总长和副总长的名义于10月19日公开发出通电，限令第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于一个月内须全部悉数调赴冀察两省及鲁北晋北地区。一方面，国民党坚持限制中共发展，并限令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离开华中地区，一方面，中共坚持独立自主，不受限制，只同意将处于皖南国民党区域内的新四军军部北移过江，双方为此唇枪舌剑，各不相让，终于导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总共9000余人，在转移过程中受到奉命围赶新四军北上的第三战区国民党军的围攻，除1000余人逃出外，包括军长叶挺在内，全部战死或被俘。国共之间携手合作抗日的局面，自此告一段落。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在敌后游击战问题上都进行过尝试和努力。相比较而言，国民党的敌后游击战主要带有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的性质，是一种正规战的辅助战法。中共的游击战则具有独立自主的战略意义和价值，其部队的战术思想和战法都与国民党军有所不同。而双方敌后作战的最大区别，一是在战法上，二是在兵民关系上。正是由于战法太过僵化，再加上缺少民众的支持和配合，国民党在敌后的游击队不仅难于与日军长期周旋，而且无力与中共的敌后武装争夺控制权。
7、鲁苏战区
鲁苏战区的主要任务是：在“鲁南山岳地带及苏北湖沼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发动军民，展开广大游击战，将重点指向于津浦、陇海、胶济各要线，尽量牵袭敌人而消耗之，策应第五、第一及冀察战区之作战。”〔40〕
该战区范围包括鲁南73个县市，占山东全省四分之三；苏北33个县市，占江苏全省二分之一；皖东9县，占安徽全省七分之一；合计115个县，面积19万余平方公里。〔41〕其中较为稳固控制的根据地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苏鲁战区总司令部和山东省政府所在地鲁南沂蒙山区，另一个是战区副总司令部兼江苏省政府所在地苏北高邮湖、运河一带湖泊沼泽地区；其余为游击区，有多块小根据地。
其他保安团队、地方游击队、海军陆战队、税警总团等，在山东和苏北还各自开辟了小块根据地。例如，原国民党青岛市党部常委、后青岛市代市长李先良领导的鲁东崂山根据地〔42〕，山东第六区专员范筑先领导的鲁西北根据地〔43〕等。可以说，除津浦、胶济、陇海各铁路和长江、运河沿线以及东部沿海重要城镇被日军占领之外，鲁苏战区全境遍布游击区和根据地；全战区也可以视为一个大的敌后游击区。
鲁苏战区根据地基本丧失
1943年春，鲁南新4师师长吴化文投敌后，鲁苏战区总司令部在日军的扫荡下，难以立足。同年秋，鲁苏战区总司令部和正规军第51、57军主力，被迫撤出鲁南，移驻皖西北阜阳一带。山东省政府主席兼挺进军总指挥牟中衍指挥残存的地方部队，仍坚持山东敌后游击战。〔50〕山东各区仍有小块的根据地和游击区（例如青岛附近李先良领导的崂山根据地，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但较为稳定的大块根据地已经没有了。
苏北的韩德勤以及第89军，在日军的扫荡和与新四军的摩擦中，根据地从苏中洪泽湖、高邮湖、运河一线，先东移到苏北涟水、阜宁一带，后西移到宿迁、泗阳一带；最后，根据地基本丧失。韩德勤和第89军残部也于1943年6月退到皖北阜阳一带。1944年春鲁苏战区被军委会明令撤销。〔51〕
鲁苏豫皖边区
为了减轻冀察、鲁苏两敌后游击战区的困难，军委会于1941年12月新设了鲁苏豫皖边区，直辖于军委会，以汤恩伯为总司令，作为鲁苏战区与冀察战区的后勤供应渠道和战略支撑点。〔54〕1942年1月，为便于汤统辖指挥该区域内原隶属第一战区和冀察战区的部队，晋升汤恩伯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此后鲁苏豫皖边区在理论上与第一战区合而为一，但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拥有相对独立性。7月，军委会指示汤恩伯向东北方向扩展，建立鲁西根据地。〔55〕
1944年6月豫中战役后，汤部第19集团军和第15集团军在“平汉路以东，淮河以北，涡河以西，鄢陵、扶沟、淮阳、双沟、义门集连线以南之氾西地区”，设立“路东游击区”，下设8个分区根据地。〔56〕
2、第十战区
为改变鲁苏、冀察两敌后战区失败的被动局面，1944年底，军委会新设第十战区。其根据地，主要是继承了原第五战区豫鄂皖边区和原汤恩伯鲁苏豫皖边区的两片，即大别山根据地和新黄河泛滥区的根据地。大别山根据地始终保持，在第十战区时期还有所扩大。泛区根据地在1944年豫中会战前，主要是位于黄泛区和泛东敌后豫皖边；另以第33师和独立第6旅挺进苏北，在睢宁附近建立一个游击根据地；以苏北挺进军挺进涡北，在苏皖边丰县、沛县、肖县、砀山地区建立一个游击根据地。1944年7月豫中会战后，苏北、涡北游击区基本丧失，泛区根据地中心仍旧保留，但面积有所缩小。由于平汉铁路的失守，此地由半敌后变成完全敌后，新建了平汉路东、黄泛区以西的路东游击根据地。1945年1月，第19集团军又向氾东发展，在涡河、淝河间重建了3个小块游击区。〔57〕
（三）继续维持的游击根据地
1943年以后仍旧保持的国民党敌后根据地和游击区，除升级成第十战区的原第五战区大别山根据地和第一战区豫东游击区之外，主要还有：第三战区浙苏皖边区游击区，第四战区海南游击区，以及第一战区豫北，第二战区晋西，第三战区在福建，第四战区在广东沿海，第五战区在鄂中、鄂北豫南，第九战区在湘鄂赣，鲁苏战区在山东等地的零散小游击区。其中海南游击区前未详述，简介于此：
国民党海南游击区，以海南岛南部五指山地区白沙、保亭、乐东等未沦陷的山区3县为抗日根据地，以沦陷的沿海13县为游击活动区，由地方保安团和各县民众自卫队等地方武装开辟和坚持。在无正规军、无军饷、无行政经费（仅有海南籍的行政院长宋子文私人捐助600万元经费）、缺干部、少训练、乏械弹的艰苦环境下，竟然从1939年2月海口沦陷至1945年9月抗战胜利，坚持达7年之久，不能不说创下了一个奇迹。〔58〕五指山核心根据地3县，面积约1。2万平方公里，占全岛面积约35%；游击区更遍及全岛。
四、小结
1、国民党对敌后根据地的创建有全面的规划
如前所述，早在1937年12月，国民党在制定《第三期作战计划》时，就曾提出在全国建立12块抗日根据地的规划。1939年2月和5月，军委会西安会议决议和《游击队调整办法》，都明文规定了选择根据地的标准和要求。6月在重庆最高幕僚会议第二次临时会议上，讨论并原则通过了陈诚提出的《建立全国游击区方案》，共在全国划分了12块具有战略地位的游击区，其中在敌后的有8块。国民党敌后根据地的选择与建设，都有章可循；各根据地的划设与全国抗战的总体布局相互关联，独而不孤；各敌后根据地和游击区都接受相应战区的领导指挥，构成较为周密的网络体系，与正面战场有很好的战略与战役配合。
2、国民党对根据地的认识、建立途径、作战方式均与中共存在差异
国民党在抗战初期计划和建立的根据地，一般有较多的正规军支撑，储存了较为充裕的粮食、弹药、医疗器材等战备物质，大多并未被日军占领，或者短期被占领随即恢复（例如大别山的立煌县，7年多时间里只沦陷了短短几天），实质是位于敌后的后勤补给集散地；与中共军队白手起家，在敌后建立根据地的情况有所不同。由于在敌后的正规军较多，弹药较充足，国民党军队在敌后不仅能打游击战，也能打运动战，甚至能打阵地守备战；其敌后作战方式比共产党丰富，包含了游击战和正规战的多种战术，不过这并不改变其敌后战场、敌后游击战的属性。
3、国民党敌后根据地的建设颇具特色
随着时间的推移，沦陷区日益扩大，敌后根据地与正面战场及国统区大后方的距离渐远；尤其是位于完全敌后的根据地，必须以自力更生为主，进行根据地建设，否则便难以维持。因此国民党对敌后根据地的建设十分重视，开展了政权建设和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建设，有的还颇具特色，具有相当成效。限于篇幅，本文无法详述。
4、国民党敌后根据地的发展有一个过程
国民党敌后游击根据地的发展，有一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
（1）萌芽和初步发展时期
从1937年7月至1938年底。在有沦陷区的第一、二、三、五等4个战区，先后创立了一批游击区和根据地。
（2）发展和高潮时期
从1939年初至1940年底。不仅新成立了冀察、鲁苏两个完全在敌后的游击战区，而且包含沦陷区的其他各战区也普遍建立了游击区和根据地。沦陷区除了重要城镇和交通要道为日伪军所控制外，其余几乎全部成为游击区。在日军统治薄弱、地形有利的地域，还建立了较为稳固的根据地。全部、大部或者部分成为国民党游击区或者根据地的县，约占沦陷区总面积的一半以上。
（3）萎缩期。
1941年以后，国民党敌后根据地发生了分化：
有的保住了。如第一战区的豫东游击根据地〔59〕，第二战区的晋西吕梁山根据地，第三战区的浙西天目山根据地，第四战区的海南根据地，第五战区的大别山、桐柏山、大洪山根据地，第九战区的幕府山根据地等，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尤其是大别山根据地，还升级为第十战区。
有的丧失了，特别是华北和长江以北的各根据地，如冀察战区，鲁苏战区，第一战区冀西南根据地、在河南的大多数根据地，第二战区在山西中条山、太岳山、太行山的主要根据地等，基本丧失。
总体来看，国民党在淮河以北的各根据地，基本丧失（除阎锡山在黄河以北保留了晋西一小块之外）；在长江、淮河之间的各根据地，普遍遭到削弱，但仍保持了一定的力量（例如大别山根据地）；在长江以南的各根据地，大多能够保持。
5、国民党根据地萎缩衰败的原因分析
国民党各敌后根据地在抗战中后期萎缩衰败的原因，既有外因，也有内因。
主要外因有：
（1）被日军扫荡
例如第二战区山西的太行山、中条山等根据地，鲁苏战区山东的鲁中、鲁南以及苏北根据地，都是在日军的多次围剿下溃败，残部被迫转移而丧失的。
（2）与中共部队摩擦
如冀察战区在河北的各游击区以及太行山根据地，鲁苏战区在鲁西北、鲁东、鲁北的大部分根据地，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部在苏北（先后遭受日军和中共军队的打击）的根据地，第二战区在山西的太岳山根据地等，都与中共敌后部队发生过严重的摩擦，最后导致失败。
在两个主要外因中，因第一外因而导致的失败超过因第二外因，即国民党敌后根据地主要是垮于日军的扫荡，而非主要垮于与中共的摩擦。
主要内因有：
（1）内部不和，派系林立
遇到日军扫荡或者中共反击，国民党敌后各游击区、各根据地的部队，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一般坐观友军失败，而不施以援手。还有的内部自相火并，自相消灭。
（2）游击部队政治素质差，抗战意志不坚定，大量投敌伪化敌后游击战环境艰苦，很多国民党敌后游击部队斗志不高，难以抵挡日军的压力和诱惑，投降日伪，造成国民党敌后力量锐减，根据地丧失。例如山东的吴化文、河北的孙殿英等。加之，国民党游击队普遍政治觉悟不高，军纪不好，受到民众支持程度远小于中共武装。这是国民党敌后战场逐渐衰落的根本原因。
总之，抗战时期国民党的敌后根据地和游击区，规划、建立时间早，数量众多，面积也不小，在根据地建设上颇具特色，对国民党坚持敌后抗战提供了较好的支撑作用。但是后来的发展不平衡，只有一部分根据地坚持到抗战胜利，总体上呈日益萎缩衰败的态势。与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蓬勃发展、不断巩固壮大的态势形成鲜明的对比。
鲁苏战区的主要任务是：在“鲁南山岳地带及苏北湖沼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发动军民，展开广大游击战，将重点指向于津浦、陇海、胶济各要线，尽量牵袭敌人而消耗之，策应第五、第一及冀察战区之作战。”〔40〕
该战区范围包括鲁南73个县市，占山东全省四分之三；苏北33个县市，占江苏全省二分之一；皖东9县，占安徽全省七分之一；合计115个县，面积19万余平方公里。〔41〕其中较为稳固控制的根据地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苏鲁战区总司令部和山东省政府所在地鲁南沂蒙山区，另一个是战区副总司令部兼江苏省政府所在地苏北高邮湖、运河一带湖泊沼泽地区；其余为游击区，有多块小根据地。
其他保安团队、地方游击队、海军陆战队、税警总团等，在山东和苏北还各自开辟了小块根据地。例如，原国民党青岛市党部常委、后青岛市代市长李先良领导的鲁东崂山根据地〔42〕，山东第六区专员范筑先领导的鲁西北根据地〔43〕等。可以说，除津浦、胶济、陇海各铁路和长江、运河沿线以及东部沿海重要城镇被日军占领之外，鲁苏战区全境遍布游击区和根据地；全战区也可以视为一个大的敌后游击区。
鲁苏战区根据地基本丧失
1943年春，鲁南新4师师长吴化文投敌后，鲁苏战区总司令部在日军的扫荡下，难以立足。同年秋，鲁苏战区总司令部和正规军第51、57军主力，被迫撤出鲁南，移驻皖西北阜阳一带。山东省政府主席兼挺进军总指挥牟中衍指挥残存的地方部队，仍坚持山东敌后游击战。〔50〕山东各区仍有小块的根据地和游击区（例如青岛附近李先良领导的崂山根据地，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但较为稳定的大块根据地已经没有了。
苏北的韩德勤以及第89军，在日军的扫荡和与新四军的摩擦中，根据地从苏中洪泽湖、高邮湖、运河一线，先东移到苏北涟水、阜宁一带，后西移到宿迁、泗阳一带；最后，根据地基本丧失。韩德勤和第89军残部也于1943年6月退到皖北阜阳一带。1944年春鲁苏战区被军委会明令撤销。〔51〕
鲁苏豫皖边区
为了减轻冀察、鲁苏两敌后游击战区的困难，军委会于1941年12月新设了鲁苏豫皖边区，直辖于军委会，以汤恩伯为总司令，作为鲁苏战区与冀察战区的后勤供应渠道和战略支撑点。〔54〕1942年1月，为便于汤统辖指挥该区域内原隶属第一战区和冀察战区的部队，晋升汤恩伯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此后鲁苏豫皖边区在理论上与第一战区合而为一，但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拥有相对独立性。7月，军委会指示汤恩伯向东北方向扩展，建立鲁西根据地。〔55〕
1944年6月豫中战役后，汤部第19集团军和第15集团军在“平汉路以东，淮河以北，涡河以西，鄢陵、扶沟、淮阳、双沟、义门集连线以南之氾西地区”，设立“路东游击区”，下设8个分区根据地。〔56〕
2、第十战区
为改变鲁苏、冀察两敌后战区失败的被动局面，1944年底，军委会新设第十战区。其根据地，主要是继承了原第五战区豫鄂皖边区和原汤恩伯鲁苏豫皖边区的两片，即大别山根据地和新黄河泛滥区的根据地。大别山根据地始终保持，在第十战区时期还有所扩大。泛区根据地在1944年豫中会战前，主要是位于黄泛区和泛东敌后豫皖边；另以第33师和独立第6旅挺进苏北，在睢宁附近建立一个游击根据地；以苏北挺进军挺进涡北，在苏皖边丰县、沛县、肖县、砀山地区建立一个游击根据地。1944年7月豫中会战后，苏北、涡北游击区基本丧失，泛区根据地中心仍旧保留，但面积有所缩小。由于平汉铁路的失守，此地由半敌后变成完全敌后，新建了平汉路东、黄泛区以西的路东游击根据地。1945年1月，第19集团军又向氾东发展，在涡河、淝河间重建了3个小块游击区。〔57〕
（三）继续维持的游击根据地
1943年以后仍旧保持的国民党敌后根据地和游击区，除升级成第十战区的原第五战区大别山根据地和第一战区豫东游击区之外，主要还有：第三战区浙苏皖边区游击区，第四战区海南游击区，以及第一战区豫北，第二战区晋西，第三战区在福建，第四战区在广东沿海，第五战区在鄂中、鄂北豫南，第九战区在湘鄂赣，鲁苏战区在山东等地的零散小游击区。其中海南游击区前未详述，简介于此：
国民党海南游击区，以海南岛南部五指山地区白沙、保亭、乐东等未沦陷的山区3县为抗日根据地，以沦陷的沿海13县为游击活动区，由地方保安团和各县民众自卫队等地方武装开辟和坚持。在无正规军、无军饷、无行政经费（仅有海南籍的行政院长宋子文私人捐助600万元经费）、缺干部、少训练、乏械弹的艰苦环境下，竟然从1939年2月海口沦陷至1945年9月抗战胜利，坚持达7年之久，不能不说创下了一个奇迹。〔58〕五指山核心根据地3县，面积约1。2万平方公里，占全岛面积约35%；游击区更遍及全岛。
四、小结
1、国民党对敌后根据地的创建有全面的规划
如前所述，早在1937年12月，国民党在制定《第三期作战计划》时，就曾提出在全国建立12块抗日根据地的规划。1939年2月和5月，军委会西安会议决议和《游击队调整办法》，都明文规定了选择根据地的标准和要求。6月在重庆最高幕僚会议第二次临时会议上，讨论并原则通过了陈诚提出的《建立全国游击区方案》，共在全国划分了12块具有战略地位的游击区，其中在敌后的有8块。国民党敌后根据地的选择与建设，都有章可循；各根据地的划设与全国抗战的总体布局相互关联，独而不孤；各敌后根据地和游击区都接受相应战区的领导指挥，构成较为周密的网络体系，与正面战场有很好的战略与战役配合。
2、国民党对根据地的认识、建立途径、作战方式均与中共存在差异
国民党在抗战初期计划和建立的根据地，一般有较多的正规军支撑，储存了较为充裕的粮食、弹药、医疗器材等战备物质，大多并未被日军占领，或者短期被占领随即恢复（例如大别山的立煌县，7年多时间里只沦陷了短短几天），实质是位于敌后的后勤补给集散地；与中共军队白手起家，在敌后建立根据地的情况有所不同。由于在敌后的正规军较多，弹药较充足，国民党军队在敌后不仅能打游击战，也能打运动战，甚至能打阵地守备战；其敌后作战方式比共产党丰富，包含了游击战和正规战的多种战术，不过这并不改变其敌后战场、敌后游击战的属性。
3、国民党敌后根据地的建设颇具特色
随着时间的推移，沦陷区日益扩大，敌后根据地与正面战场及国统区大后方的距离渐远；尤其是位于完全敌后的根据地，必须以自力更生为主，进行根据地建设，否则便难以维持。因此国民党对敌后根据地的建设十分重视，开展了政权建设和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建设，有的还颇具特色，具有相当成效。限于篇幅，本文无法详述。
4、国民党敌后根据地的发展有一个过程
国民党敌后游击根据地的发展，有一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
（1）萌芽和初步发展时期
从1937年7月至1938年底。在有沦陷区的第一、二、三、五等4个战区，先后创立了一批游击区和根据地。
（2）发展和高潮时期
从1939年初至1940年底。不仅新成立了冀察、鲁苏两个完全在敌后的游击战区，而且包含沦陷区的其他各战区也普遍建立了游击区和根据地。沦陷区除了重要城镇和交通要道为日伪军所控制外，其余几乎全部成为游击区。在日军统治薄弱、地形有利的地域，还建立了较为稳固的根据地。全部、大部或者部分成为国民党游击区或者根据地的县，约占沦陷区总面积的一半以上。
（3）萎缩期。
1941年以后，国民党敌后根据地发生了分化：
有的保住了。如第一战区的豫东游击根据地〔59〕，第二战区的晋西吕梁山根据地，第三战区的浙西天目山根据地，第四战区的海南根据地，第五战区的大别山、桐柏山、大洪山根据地，第九战区的幕府山根据地等，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尤其是大别山根据地，还升级为第十战区。
有的丧失了，特别是华北和长江以北的各根据地，如冀察战区，鲁苏战区，第一战区冀西南根据地、在河南的大多数根据地，第二战区在山西中条山、太岳山、太行山的主要根据地等，基本丧失。
总体来看，国民党在淮河以北的各根据地，基本丧失（除阎锡山在黄河以北保留了晋西一小块之外）；在长江、淮河之间的各根据地，普遍遭到削弱，但仍保持了一定的力量（例如大别山根据地）；在长江以南的各根据地，大多能够保持。
5、国民党根据地萎缩衰败的原因分析
国民党各敌后根据地在抗战中后期萎缩衰败的原因，既有外因，也有内因。
主要外因有：
（1）被日军扫荡
例如第二战区山西的太行山、中条山等根据地，鲁苏战区山东的鲁中、鲁南以及苏北根据地，都是在日军的多次围剿下溃败，残部被迫转移而丧失的。
（2）与中共部队摩擦
如冀察战区在河北的各游击区以及太行山根据地，鲁苏战区在鲁西北、鲁东、鲁北的大部分根据地，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部在苏北（先后遭受日军和中共军队的打击）的根据地，第二战区在山西的太岳山根据地等，都与中共敌后部队发生过严重的摩擦，最后导致失败。
在两个主要外因中，因第一外因而导致的失败超过因第二外因，即国民党敌后根据地主要是垮于日军的扫荡，而非主要垮于与中共的摩擦。
主要内因有：
（1）内部不和，派系林立
遇到日军扫荡或者中共反击，国民党敌后各游击区、各根据地的部队，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一般坐观友军失败，而不施以援手。还有的内部自相火并，自相消灭。
（2）游击部队政治素质差，抗战意志不坚定，大量投敌伪化敌后游击战环境艰苦，很多国民党敌后游击部队斗志不高，难以抵挡日军的压力和诱惑，投降日伪，造成国民党敌后力量锐减，根据地丧失。例如山东的吴化文、河北的孙殿英等。加之，国民党游击队普遍政治觉悟不高，军纪不好，受到民众支持程度远小于中共武装。这是国民党敌后战场逐渐衰落的根本原因。
总之，抗战时期国民党的敌后根据地和游击区，规划、建立时间早，数量众多，面积也不小，在根据地建设上颇具特色，对国民党坚持敌后抗战提供了较好的支撑作用。但是后来的发展不平衡，只有一部分根据地坚持到抗战胜利，总体上呈日益萎缩衰败的态势。与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蓬勃发展、不断巩固壮大的态势形成鲜明的对比。
国民党“皓电”摘录
1940年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向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皓电”：
“民族之存亡，基于抗战之成败；抗战之成败，基于军纪之严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在抗战初期，均能恪遵命令，团结精诚，用克御侮宣勤，不乏勋绩，孰意寇氛未靖，龃龉丛生，纠纷之事渐闻，摩擦之端时起，张荫梧之民军横遭解决，鹿钟麟之省政复被摧残，晋叛军之逋逃，石友三之被逐，不特自由行动，抑且冰炭相消，削减抗敌力量。中央以宽大为怀，冀全终始，以济艰危，……最近十八集团军徐向前部，于八月十一日，分头向山东省政府所在地鲁村进攻，沈主席以遵令避免冲突后撤，十四日，徐部遂陷鲁村，又复继续进攻鲁省府及所属部队，损失甚大，经统帅部严令撤退，并令于总司令学忠查报……此外苏北方面，新四军陈毅、管文蔚等部，于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区渡过江北，袭击韩主席所属陈泰运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蒋坝等地，又陷太兴黄桥及泰县之姜堰曲塘，到处设卡收税，收缴民枪，继更成立行政委员会，破坏行政系统，并截断江南江北补给线，统帅部严令制止，仍悍不遵令，复于十月四日向苏北韩主席部开始猛攻，韩部独六旅十六团韩团长遇害，五日又攻击八十九军，计掳去该军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旅长苗瑞体以下官佐士兵数千人，五日晚又继续袭击，致李军长守维翁旅长秦团长等被冲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计其数，现韩主席部陆续撤至东台附近，而该军进攻不已，同时北面十八集团军彭明治部，复自十月六日起，由北向南夹击。查苏北鲁省皆非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作战区域，各该军竟越境进攻，似此对敌寇则不战而自退，对友军则越轨以相侵，对商定后提示之方案则廷宕不遵，而及非法越轨视为常事，此不特使袍泽寒心，且直为敌寇张目也，综观过去陕甘冀察晋绥鲁苏皖等地历次不幸事件，及所谓人多饷少之妄说，其症结所在，皆缘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所属部队：1、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2、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3、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4、不打敌人专事并吞友军。以上四端，实为所谓摩擦事件发生之根本，亦即第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非法行动之事实”。
共产党“佳电”摘录
“重庆第十八集团军叶参谋长剑英即转何参谋总长敬之、白副参谋总长健生两公钧鉴:
两公皓电，经叶参谋长转到奉悉。当以事关大，处此民族危机千钧一发之时，为顾全大局挽救危亡起见，经德等往复电商，获得一致意见，兹特呈复，敬祈鉴察，并祈转呈统帅核示祗遵。
......
己、关于团结抗战之大计者。德等认为抗战至于今日，实取最后胜利千载一时之机。盖帝国主义战争扩大持久之形势已成，日寇正忙于应付太平洋严重局面，如能坚持团结抗战国策，不为中途之妥协，不召分裂之惨祸，则我中华民族必能在我最高领袖与中央政府领导之下，争取独立解放之出路。惟德等鉴于近月以来，国际国内之各种阴谋活动，诚有不能已于言者。颇闻日寇正在策动中国投降，软计与硬计兼施，引力与压力并重。德国则采劝和政策，欲诱中国加入三国同盟。而国内一部分人士，复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肃清道路。内外勾煽，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险，其计至毒，道路相告，动魄惊心，时局危机，诚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德等转战疆场，不惜肝脑涂地，苟利于国，万死不辞。所祈求者，惟在国内团结，不召分裂，继续抗战，不变国策。故于钧座所示各节，勉力遵行，而对部属弱点，则加紧克服。亦求中央对于时局趋向，明示方针，拒绝国际之阴谋，裁抑国内之反动，而于联合“剿共”内战投降之说，予以驳斥，以安全国军民之心。复望改良政治，肃清贪污，调整民生，实行主义，俾抗战重心置于自力更生基础之上。此皆国家民族之成败所关，万世子孙之生命所系，心所谓危，不敢不告。敬祈转呈委座，采择施行，无任屏营待命之至。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
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同叩
佳”
国民党“齐电”摘录
1940年12月8日，国民政府何应钦、白崇禧针对中共佳电再发齐电，驳斥中共佳电:“第十八集团军自抗战以来，即列入第二战区之战斗序列，新四军自成立之初，即列入第三战区战斗序列，均各有指定作战目标与作战地境。乃对此命令规定之范围，迄未始终遵守，以求达成任务。始则自由侵入冀察，继则自由分兵鲁省，终则阴移新四军渡江而北，明派扰鲁部队伺隙而南，桴鼓相应，夹攻苏北。似此擅离规定之战区，夹击苏北之友军，究系遵何命令？……利用中央一再优容爱护之厚意，冀逐渐扩充而一气贯通晋、冀、鲁、苏，完成其外线长蛇之势，又无与敌寇纠缠之劳；驯至师行所至，见敌则避，遇友则攻，……故一面兄等部队，方庆握手苏北，渲染百团大战之时，一面敌人横断河北之德石铁路，自本年6月中旬动工，未受丝毫障碍，竟得迅速庆祝通车，且于十一月十五日大事铺张，举行开车典礼，此即兄等排除友军，自残手足，养寇资敌，所谓团结抗战中实际行动之表现也……”
1940年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向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皓电”：
“民族之存亡，基于抗战之成败；抗战之成败，基于军纪之严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在抗战初期，均能恪遵命令，团结精诚，用克御侮宣勤，不乏勋绩，孰意寇氛未靖，龃龉丛生，纠纷之事渐闻，摩擦之端时起，张荫梧之民军横遭解决，鹿钟麟之省政复被摧残，晋叛军之逋逃，石友三之被逐，不特自由行动，抑且冰炭相消，削减抗敌力量。中央以宽大为怀，冀全终始，以济艰危，……最近十八集团军徐向前部，于八月十一日，分头向山东省政府所在地鲁村进攻，沈主席以遵令避免冲突后撤，十四日，徐部遂陷鲁村，又复继续进攻鲁省府及所属部队，损失甚大，经统帅部严令撤退，并令于总司令学忠查报……此外苏北方面，新四军陈毅、管文蔚等部，于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区渡过江北，袭击韩主席所属陈泰运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蒋坝等地，又陷太兴黄桥及泰县之姜堰曲塘，到处设卡收税，收缴民枪，继更成立行政委员会，破坏行政系统，并截断江南江北补给线，统帅部严令制止，仍悍不遵令，复于十月四日向苏北韩主席部开始猛攻，韩部独六旅十六团韩团长遇害，五日又攻击八十九军，计掳去该军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旅长苗瑞体以下官佐士兵数千人，五日晚又继续袭击，致李军长守维翁旅长秦团长等被冲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计其数，现韩主席部陆续撤至东台附近，而该军进攻不已，同时北面十八集团军彭明治部，复自十月六日起，由北向南夹击。查苏北鲁省皆非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作战区域，各该军竟越境进攻，似此对敌寇则不战而自退，对友军则越轨以相侵，对商定后提示之方案则廷宕不遵，而及非法越轨视为常事，此不特使袍泽寒心，且直为敌寇张目也，综观过去陕甘冀察晋绥鲁苏皖等地历次不幸事件，及所谓人多饷少之妄说，其症结所在，皆缘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所属部队：1、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2、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3、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4、不打敌人专事并吞友军。以上四端，实为所谓摩擦事件发生之根本，亦即第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非法行动之事实”。
共产党“佳电”摘录
“重庆第十八集团军叶参谋长剑英即转何参谋总长敬之、白副参谋总长健生两公钧鉴:
两公皓电，经叶参谋长转到奉悉。当以事关大，处此民族危机千钧一发之时，为顾全大局挽救危亡起见，经德等往复电商，获得一致意见，兹特呈复，敬祈鉴察，并祈转呈统帅核示祗遵。
......
己、关于团结抗战之大计者。德等认为抗战至于今日，实取最后胜利千载一时之机。盖帝国主义战争扩大持久之形势已成，日寇正忙于应付太平洋严重局面，如能坚持团结抗战国策，不为中途之妥协，不召分裂之惨祸，则我中华民族必能在我最高领袖与中央政府领导之下，争取独立解放之出路。惟德等鉴于近月以来，国际国内之各种阴谋活动，诚有不能已于言者。颇闻日寇正在策动中国投降，软计与硬计兼施，引力与压力并重。德国则采劝和政策，欲诱中国加入三国同盟。而国内一部分人士，复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肃清道路。内外勾煽，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险，其计至毒，道路相告，动魄惊心，时局危机，诚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德等转战疆场，不惜肝脑涂地，苟利于国，万死不辞。所祈求者，惟在国内团结，不召分裂，继续抗战，不变国策。故于钧座所示各节，勉力遵行，而对部属弱点，则加紧克服。亦求中央对于时局趋向，明示方针，拒绝国际之阴谋，裁抑国内之反动，而于联合“剿共”内战投降之说，予以驳斥，以安全国军民之心。复望改良政治，肃清贪污，调整民生，实行主义，俾抗战重心置于自力更生基础之上。此皆国家民族之成败所关，万世子孙之生命所系，心所谓危，不敢不告。敬祈转呈委座，采择施行，无任屏营待命之至。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
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同叩
佳”
国民党“齐电”摘录
1940年12月8日，国民政府何应钦、白崇禧针对中共佳电再发齐电，驳斥中共佳电:“第十八集团军自抗战以来，即列入第二战区之战斗序列，新四军自成立之初，即列入第三战区战斗序列，均各有指定作战目标与作战地境。乃对此命令规定之范围，迄未始终遵守，以求达成任务。始则自由侵入冀察，继则自由分兵鲁省，终则阴移新四军渡江而北，明派扰鲁部队伺隙而南，桴鼓相应，夹攻苏北。似此擅离规定之战区，夹击苏北之友军，究系遵何命令？……利用中央一再优容爱护之厚意，冀逐渐扩充而一气贯通晋、冀、鲁、苏，完成其外线长蛇之势，又无与敌寇纠缠之劳；驯至师行所至，见敌则避，遇友则攻，……故一面兄等部队，方庆握手苏北，渲染百团大战之时，一面敌人横断河北之德石铁路，自本年6月中旬动工，未受丝毫障碍，竟得迅速庆祝通车，且于十一月十五日大事铺张，举行开车典礼，此即兄等排除友军，自残手足，养寇资敌，所谓团结抗战中实际行动之表现也……”
白崇禧在回忆录中曾称：“五战区于徐州会战时，韩德勤为江苏省主席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保有苏北、皖东以至运河以及通海公路（南通—海州）之北端，且迭次向津浦路南端游击，减轻我第五战区之特别威胁，于台儿庄之胜利有间接之贡献。”此后韩德勤领导下的苏北国军积极对日作战，巩固和扩大了以淮阴为中心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陇海津浦交通线，牵制了日军的行动，配合了正面战场的军事活动，也给日军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
1939年1月，国府军委会划定“长江以北，津浦铁路以东，老黄河以南为鲁苏战区，以于学忠为战区总司令”，辖第51、57、89军等正规部队和大量地方部队、游击部队。4月军委会特于苏北兴化成立战区副总司令部，韩德勤任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所辖包括苏北33个县市（占江苏省的二分之一），主力有第89军和第57军之第112师（时第111师划归于学忠指挥），还指挥苏北的江苏省10个保安旅、6个区保安司令部、1个税警总队，共约10万人。
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部的设立，是江苏省国民党敌后战场形成的标志。
当时苏北国军抗日武装主要由正规军、准正规军，地方团队和民间武力组成。苏北正规军，主要是第89军（下辖33师和117师两个师，后又增设独立第6旅），这是韩德勤的嫡系部队；东北军的第57军，后来主要由于学忠指挥，在鲁苏边境活动。苏北准正规军，主要包括第8军游击队（税警总队）和李明扬指挥的游击部队（二李部队）。第8军游击队为原财政部税警部队所改编，一度挂靠在第8军名下受其指挥，但实际上和第8军并无渊源。
第8军游击队游击司令初为曾锡珪，后因与韩德勤矛盾重重、差点内讧而被撤职，以黄埔一期生陈泰运接任司令。李明扬为国民党元老，参加过辛亥革命、护法战争、二次革命和北伐战争，抗战前曾一度做过江苏省政府委员、省保安处长。抗战爆发后李明扬先后任徐州行政督察专员、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苏鲁皖游击总指挥、苏北第四游击区总指挥等职。徐州会战后，李明扬转移到泰县发展，自成体系。李明扬手下有李长江，为其亲信兼副手，因此当时多合称其二人为“二李”。鲁苏战区成立后，李明扬所部改编为鲁苏战区第二游击区总指挥部，下辖7个支队及苏北保安团一部，后来扩充为8个纵队、2个独立支队和1个独立团。二李的辖区分为泰县和沛县两个中心，以泰县为主。
新四军八路军向苏北方向的发展
新四军的建立
1937年10月，经中共中央的努力，国共两党代表团多次谈判，终于达成协议。12月国民党政府军政委员会宣布南方八省13个地区(不包括琼崖红军游击队)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6日移至南昌。2月上句，军部命令江南各游击队到皖南歙县岩寺集结整编，江北各游击队分别在湖北黄安(今红安)七里坪和河南确山竹沟镇集结改编。全军编为四个支队共1万余人。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各支队自1938年2月开始向皖南皖中集中。3,4月间，第一、二、三支队分别到达皖南岩寺。第四支队于皖西霍山县流波墥会合后，进到皖中舒城地区。4月4日，军部由南昌进至岩寺。随后，各支队进行整编训练，随时准备开赴华中敌后抗日。
这时，苏浙皖大部地区己成敌后。国民党在苏南、苏北沦陷区内，部署了相当数量的正规军作为骨干，同时指挥大批地方保安团队，还组建和收编了众多的游击队，开辟了多块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坚持了较大规模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全国抗战爆发前后，青浦、嘉定、无锡、江阴、丹阳等地，我党坚持秘密斗争的党员、被释出狱的党员、进步青年及爱国人士，纷纷组织武装进行抗日保家的斗争，群众性的抗日运动蓬勃兴起。中共江苏省委和中共安徽省工委派出党员到一些游击队进行工作，并掌握了部分武装。这些表明当时主客观条件相当好，它为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开展华中敌后抗战创造了极好条件。
但国共两党虽然因为日本侵华而实现了妥协，双方却都对对方高度戒备和防范。
如1937年八路军129师政委张浩在延安演说时说：“提出与反革命合作，真是难过万分，尤其是对于反革命头子蒋介石，更是誓不两立的”，但“共产党是国际的党，他的战略与策略及一举一动，是不能脱离国际的……（合作后）以无孔不入的手段来组织群众影响群众及争取群众，以扩大强壮有产阶级革命的军队和后备军，以待必要时，实行无产阶级的专政，以到社会主义社会之实现。……见到革命到了高涨的时候，我们的策略马上就要改变。”1938年初，国民党获得张浩讲话的小册子，经蒋指示大为印发，分送给国民党临全大会代表，意在为国民党人敲警钟。
新四军成立后，南方红军及其游击队集中为新四军四个支队和一个特务营陆续调离原地，集中到皖南和皖中指定地区后，其所设立的以照顾官兵眷属为目的留守处，就成了国民党地方当局防范的重点。因为这些留守处事实上又多负有中共在当地的组织联络宣传之责，从事着“秘密吸收党员发展党组织，介绍青年参加新四军或投奔延安”之类的工作，最易引起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敌视与嫌恶。
国民党的担心并非没有根据。八路军是在1937年8月下旬改编，随即先后出发至华北抗日前线。3个师出发时的确实人数约为34000人，九十月间因行军作战等原因且出现减员。10月以后开始着重于扩兵发展，经过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到12月底已扩军到92000余人，还发展了游击队25000人。1938年底，八路军进一步扩展到16万人左右。在此期间，八路军先由陕北一隅之地，按照蒋令加入阎锡山第二战区，在山西地区参加对日作战。后山西大部沦陷，八路军遂留在敌后农村建立根据地，立稳脚跟后即开始分兵跨出战区，以游击方式进至河北、绥远，随后更进入山东敌后农村，创建根据地，这时已开始准备着手向华中敌后地区发展。由于它完全针对敌后空虚的情况自由行动，不受战区约束，不受进入省份原省府的管辖，自行组建诸如冀中、冀南行政公署和晋察冀边区政府等名义上隶属于中央政府，实际上独立自主的地方政权，发动民众，建立民众武装，其在华北敌后迅速取代了国民党的地位，成为除了日本占领军以外最具影响的力量。
中共军事力量据有割据之区一年增加数倍，这不能不引起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高度紧张。为阻止八路军进一步扩张，蒋曾下令不许部队跨越战区，并特别选派在河北有相当人望的鹿钟麟担任省主席，设法逼八路军退出河北归还第二战区。
国民党对共的敌视心态在国民党将领与蒋介石往来的电文中体现得很明显。在他们眼中中共的行动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力量，以便在将来能取国民党而代之。鹿钟麟的电文就很有代表性，他认为：八路军“自去岁春间派遣东进纵队入冀以来，假抗日驱伪之名，实行搜枪扩军之举”，八路军“无所不用其极，对友军则威胁分化，希图隶属改编，以抗日为名，而行植党扩军之实”。中共在洛川会议提出的“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的全民动员，国民党认为中共的这一政策“近为培植势力”，其目的是“企图创造将来改变革命之核心”。由敌视自然要产生防范，特别是对中共军队的严格控制。1938年12月29日，彭德怀提出“在八路军任主力的地区，友军及地方武力，应受八路军指挥”，同时为便于抗战，“华北行政区应照军事关系重新划分”，“各行政区主任，以各该区最高军事指挥官兼任之”。这种使中共势力扩大的事情，国民党是不能接受的，故国民党军令部研究认为，“八路军不可在既定战区内活动，宁可另划一战区归八路军负责”，并以“因八路军长于游击”为理由，将八路军分散在各交通沿线。为防中共势力扩大，又给八路军划定区域，“不得在划定区域以外活动及派遣游击队”。
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坚持了继续持久抗战的立场；在强调重整党务、恢复党誉的同时，在国共两党的关系上，确定既合作，又限制的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11月11日，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又把以往的政治限共为主、军事限共为辅的政策，转变为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反动政策。
新四军的规定游击区域和其实际发展情况
国民政府最初划给新四军的游击区域为：第1、2支队在长江以南，芜湖以东，高淳、溧水、金坛之线以北，丹（阳）金（坛）公路以西；第3支队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铜陵，南至青阳，北临长江；第4支队在皖中淮南铁路沿线一带。
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发给项英一份有关新四军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即第一个“五四指示”)，该指示重点指出，新四军应该利用日军进攻正面、后方空虚的时机，首先遵从国民党的命令，开到他们指定的区域中去；然后，就要冲破国民党当局“画地为牢”的限定，向苏中苏北发展。“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注，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一带属于国民党第三战区的游击区域，江北属于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的游击区域）。
14日，中共中央再电，强调指出:“根据华北经验，在日前形势下在敌人的广大后方，即使是平原地区，极便利于我们的游击活动与游击根据地的创造。”“因此，新四军，应充分利用日前的有利时机，主动地积极地深入敌人后方去，以自己灵活坚决的行动，模范的纪律与群众工作，大大的去发动与组织群众”，“在大江以南创立一些模范的游击根据地，以建立新四军的威信，扩大新四军的影响。”
为贯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周恩来于1939年3月在皖南新四军军部提出新四军发展华中的二条原则，即:“(一)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到那个地方发展；(二)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那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三)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那里发展。”依据这些原则与新四军领导人商定了“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向南巩固”的方针。
江南新四军的东进和北上：新四军第1、2支队在国民党规定区域内建立茅山根据地后，随即突破限定，于1939年5月进入丹（阳）金（坛）公路以东的无锡、苏州、上海一带区域，与中共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工委所属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会合，建立数个根据地。茅山根据地建立后，陈毅也积极谋划向苏北发展。1939年4月9日，新四军一部自镇江姚家桥、新桥一带北渡夹江进入扬中，击败江苏省保安第九旅所属贾长富团，占据扬中。随后，新四军挺进纵队第四支队在梅嘉生率领下进入苏北吴家桥地区。1939年11月，新四军第2支队第4团一部北渡长江，向扬州、仪征、天长一带地区发展，称苏皖支队。12月，新四军挺进纵队北渡长江进入扬州、泰州一带进行游击。1940年2月，新四军挺进纵队梅嘉生与苏皖支队合并，仍称苏皖支队，并与挺进皖东的新四军第5支队取得联系（第5支队见后）。 1939年11月，第1、第2支队领导机关合并组成江南指挥部，由陈毅，粟裕担任正副指挥，统一领导在苏南和向苏北发展的部队。
皖中新四军的东进：新四军第4支队于武汉会战时在皖中游击。1938年9月，第4支队第8团进入皖东的肥东、全椒一带活动，随后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带领军部特务营和部分干部从皖南北渡长江进入皖东，第4支队其余部队陆续到达皖东。1939年5月，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张云逸、徐海东分任正副指挥，统一领导第4支队和7月以第4支队第8团为基础扩编的第5支队、江北游击纵队（以张所带军部特务营改编）。第4支队开辟了以安徽省定远县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第5支队开辟了以安徽省来安县半塔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注，津浦路东属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部游击区域）；江北游击纵队在安徽省长江北岸巢县、无为一带开展游击战争，保持和皖南的联系。
新四军游击支队的东进：1938年9月30日，中共河南省委在河南确山县竹沟镇组建的游击支队（由彭雪枫指挥）东征，11月11日抵达西华县杜岗镇，与原中共豫西特委书记吴芝圃领导的豫东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一部及肖望东率领的先遣大队会师，整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随后继续东进，初创了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开辟了皖东北和江苏邳县、睢宁、铜山等地的工作。该部1940年2月正式改称为新四军第6支队，辖3个团和4个总队。
八路军新四军的会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和八路军总部指令，1940年5月冀鲁豫根据地八路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黄克诚率第344旅、新编第2旅及教导营干部共约1.2万人南下，分两个梯队先后来到安徽涡阳地区。活跃于鲁西南地区的八路军115师苏鲁豫支队，也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于1939年5月南下至徐州以南、灵璧以北地区，展开游击战。而后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之一部南下邳县、睢宁、铜山一带。
1940年8月，新四军第6支队（欠第4总队）与八路军第二纵队第344旅（欠第687团）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由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委。随后新四军第6支队中的第4总队与南下的八路军苏鲁豫支队、陇海南进支队、第二纵队新2旅及687团，合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由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决定，由八路军第四纵队担任向西防御任务，由第五纵队担任向东发展任务，准备东进苏北，配合陈毅、管文蔚、叶飞的苏北工作。
1939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致电刘少奇、项英指出，整个江北新四军的任务是“从安庆、合肥、怀远、永城、夏邑之线起，广泛猛烈地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上去，不到海边绝不应停止”。
1939年冬，新四军基本完成了战略展开的任务，但在华中仍有广大地区尚待开辟，抗日根据地有待巩固。因此，尽速发展华中敌后抗战是关系到抗战全局的一项战略任务。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原局，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和华中敌、友、我各方的情况，深入地研究了发展华中的突击方向问题。认为，在华中敌后，新四军有大发展希望的地区有三个，一是鄂豫边区；二是豫东地区；三是江苏北部。而江苏北部“是有最大发展希望的地区。因此，这是我们突击方向，应集中最大力量向这方面发展。”认为向西发展受国民党第一、第五战区限制，目容易引起中间势力的疑惧，政治上对我不利。而向东发展，开辟苏北，政治上有理，军事上有利。因为这时苏北地区己成为敌后，大多数县城无敌据点，只在交通沿线和部分城镇驻有日伪军，国民党军仅有韩德勤部，他们鱼肉百姓，为人民所痛恨，且内部矛盾重重。这里南临京沪，北控徐蚌，依江濒海，回旋余地大，有利于新四军建立抗日根据地。向南可与苏南抗日根据地呼应，扼制长江下游，直接威胁日本侵略军总部。向北可与山东抗日根据地联成一片，背靠115师。向西接冀鲁豫，与129师相呼应，相互依托，利于发展，便于沟通华中与华北的联系，有利于新四军同八路军陇同作战。因此，确定把苏北作为新四军当前的战略突击方向。同时，建议中央指派江南新四军一部北上，华北八路军一部南下，合力开辟苏北。1940年1月11日，中央复电同意刘少奇合力发展苏北的部署和建议。
1940年春中共对新四军的电报指示
1940年4月5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八路军新四军指出：“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1940年5月4日，毛泽东再次就新四军发展和敌后游击战争做出指示，史称第二个《五四指示》。指示内容有：“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
同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刘少奇：望令叶飞部开返苏北，在苏北放手发展，1940年内至少扩大至2万人枪；立即动手在高邮、泰县、泰兴等地建立民主政权，放手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
1940年5月5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给项英、陈毅发出指示：速令叶飞在（长江）北岸扩大部队，建立政权，不要顾虑顾祝同、韩德勤、李明扬之反对。
1940年5月8日，刘少奇致电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及各部队，提出江北反顽行动部署意见：继续打击李品仙，孤立桂系；叶飞部应在江苏高邮、兴化、泰县一带积极活动，打击敌人，发展群众，建立政权；如韩德勤来攻，坚决消灭之。
同日，陈毅向中共中央报告：解决苏北问题，应首先向省韩下手。
1940年5月13日，陈毅接到第二个五四指示后，召开团、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讨论，决心放手打开局面，猛烈发展。
1939年1月，国府军委会划定“长江以北，津浦铁路以东，老黄河以南为鲁苏战区，以于学忠为战区总司令”，辖第51、57、89军等正规部队和大量地方部队、游击部队。4月军委会特于苏北兴化成立战区副总司令部，韩德勤任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所辖包括苏北33个县市（占江苏省的二分之一），主力有第89军和第57军之第112师（时第111师划归于学忠指挥），还指挥苏北的江苏省10个保安旅、6个区保安司令部、1个税警总队，共约10万人。
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部的设立，是江苏省国民党敌后战场形成的标志。
当时苏北国军抗日武装主要由正规军、准正规军，地方团队和民间武力组成。苏北正规军，主要是第89军（下辖33师和117师两个师，后又增设独立第6旅），这是韩德勤的嫡系部队；东北军的第57军，后来主要由于学忠指挥，在鲁苏边境活动。苏北准正规军，主要包括第8军游击队（税警总队）和李明扬指挥的游击部队（二李部队）。第8军游击队为原财政部税警部队所改编，一度挂靠在第8军名下受其指挥，但实际上和第8军并无渊源。
第8军游击队游击司令初为曾锡珪，后因与韩德勤矛盾重重、差点内讧而被撤职，以黄埔一期生陈泰运接任司令。李明扬为国民党元老，参加过辛亥革命、护法战争、二次革命和北伐战争，抗战前曾一度做过江苏省政府委员、省保安处长。抗战爆发后李明扬先后任徐州行政督察专员、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苏鲁皖游击总指挥、苏北第四游击区总指挥等职。徐州会战后，李明扬转移到泰县发展，自成体系。李明扬手下有李长江，为其亲信兼副手，因此当时多合称其二人为“二李”。鲁苏战区成立后，李明扬所部改编为鲁苏战区第二游击区总指挥部，下辖7个支队及苏北保安团一部，后来扩充为8个纵队、2个独立支队和1个独立团。二李的辖区分为泰县和沛县两个中心，以泰县为主。
新四军八路军向苏北方向的发展
新四军的建立
1937年10月，经中共中央的努力，国共两党代表团多次谈判，终于达成协议。12月国民党政府军政委员会宣布南方八省13个地区(不包括琼崖红军游击队)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6日移至南昌。2月上句，军部命令江南各游击队到皖南歙县岩寺集结整编，江北各游击队分别在湖北黄安(今红安)七里坪和河南确山竹沟镇集结改编。全军编为四个支队共1万余人。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各支队自1938年2月开始向皖南皖中集中。3,4月间，第一、二、三支队分别到达皖南岩寺。第四支队于皖西霍山县流波墥会合后，进到皖中舒城地区。4月4日，军部由南昌进至岩寺。随后，各支队进行整编训练，随时准备开赴华中敌后抗日。
这时，苏浙皖大部地区己成敌后。国民党在苏南、苏北沦陷区内，部署了相当数量的正规军作为骨干，同时指挥大批地方保安团队，还组建和收编了众多的游击队，开辟了多块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坚持了较大规模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全国抗战爆发前后，青浦、嘉定、无锡、江阴、丹阳等地，我党坚持秘密斗争的党员、被释出狱的党员、进步青年及爱国人士，纷纷组织武装进行抗日保家的斗争，群众性的抗日运动蓬勃兴起。中共江苏省委和中共安徽省工委派出党员到一些游击队进行工作，并掌握了部分武装。这些表明当时主客观条件相当好，它为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开展华中敌后抗战创造了极好条件。
但国共两党虽然因为日本侵华而实现了妥协，双方却都对对方高度戒备和防范。
如1937年八路军129师政委张浩在延安演说时说：“提出与反革命合作，真是难过万分，尤其是对于反革命头子蒋介石，更是誓不两立的”，但“共产党是国际的党，他的战略与策略及一举一动，是不能脱离国际的……（合作后）以无孔不入的手段来组织群众影响群众及争取群众，以扩大强壮有产阶级革命的军队和后备军，以待必要时，实行无产阶级的专政，以到社会主义社会之实现。……见到革命到了高涨的时候，我们的策略马上就要改变。”1938年初，国民党获得张浩讲话的小册子，经蒋指示大为印发，分送给国民党临全大会代表，意在为国民党人敲警钟。
新四军成立后，南方红军及其游击队集中为新四军四个支队和一个特务营陆续调离原地，集中到皖南和皖中指定地区后，其所设立的以照顾官兵眷属为目的留守处，就成了国民党地方当局防范的重点。因为这些留守处事实上又多负有中共在当地的组织联络宣传之责，从事着“秘密吸收党员发展党组织，介绍青年参加新四军或投奔延安”之类的工作，最易引起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敌视与嫌恶。
国民党的担心并非没有根据。八路军是在1937年8月下旬改编，随即先后出发至华北抗日前线。3个师出发时的确实人数约为34000人，九十月间因行军作战等原因且出现减员。10月以后开始着重于扩兵发展，经过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到12月底已扩军到92000余人，还发展了游击队25000人。1938年底，八路军进一步扩展到16万人左右。在此期间，八路军先由陕北一隅之地，按照蒋令加入阎锡山第二战区，在山西地区参加对日作战。后山西大部沦陷，八路军遂留在敌后农村建立根据地，立稳脚跟后即开始分兵跨出战区，以游击方式进至河北、绥远，随后更进入山东敌后农村，创建根据地，这时已开始准备着手向华中敌后地区发展。由于它完全针对敌后空虚的情况自由行动，不受战区约束，不受进入省份原省府的管辖，自行组建诸如冀中、冀南行政公署和晋察冀边区政府等名义上隶属于中央政府，实际上独立自主的地方政权，发动民众，建立民众武装，其在华北敌后迅速取代了国民党的地位，成为除了日本占领军以外最具影响的力量。
中共军事力量据有割据之区一年增加数倍，这不能不引起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高度紧张。为阻止八路军进一步扩张，蒋曾下令不许部队跨越战区，并特别选派在河北有相当人望的鹿钟麟担任省主席，设法逼八路军退出河北归还第二战区。
国民党对共的敌视心态在国民党将领与蒋介石往来的电文中体现得很明显。在他们眼中中共的行动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力量，以便在将来能取国民党而代之。鹿钟麟的电文就很有代表性，他认为：八路军“自去岁春间派遣东进纵队入冀以来，假抗日驱伪之名，实行搜枪扩军之举”，八路军“无所不用其极，对友军则威胁分化，希图隶属改编，以抗日为名，而行植党扩军之实”。中共在洛川会议提出的“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的全民动员，国民党认为中共的这一政策“近为培植势力”，其目的是“企图创造将来改变革命之核心”。由敌视自然要产生防范，特别是对中共军队的严格控制。1938年12月29日，彭德怀提出“在八路军任主力的地区，友军及地方武力，应受八路军指挥”，同时为便于抗战，“华北行政区应照军事关系重新划分”，“各行政区主任，以各该区最高军事指挥官兼任之”。这种使中共势力扩大的事情，国民党是不能接受的，故国民党军令部研究认为，“八路军不可在既定战区内活动，宁可另划一战区归八路军负责”，并以“因八路军长于游击”为理由，将八路军分散在各交通沿线。为防中共势力扩大，又给八路军划定区域，“不得在划定区域以外活动及派遣游击队”。
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坚持了继续持久抗战的立场；在强调重整党务、恢复党誉的同时，在国共两党的关系上，确定既合作，又限制的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11月11日，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又把以往的政治限共为主、军事限共为辅的政策，转变为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反动政策。
新四军的规定游击区域和其实际发展情况
国民政府最初划给新四军的游击区域为：第1、2支队在长江以南，芜湖以东，高淳、溧水、金坛之线以北，丹（阳）金（坛）公路以西；第3支队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铜陵，南至青阳，北临长江；第4支队在皖中淮南铁路沿线一带。
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发给项英一份有关新四军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即第一个“五四指示”)，该指示重点指出，新四军应该利用日军进攻正面、后方空虚的时机，首先遵从国民党的命令，开到他们指定的区域中去；然后，就要冲破国民党当局“画地为牢”的限定，向苏中苏北发展。“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注，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一带属于国民党第三战区的游击区域，江北属于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的游击区域）。
14日，中共中央再电，强调指出:“根据华北经验，在日前形势下在敌人的广大后方，即使是平原地区，极便利于我们的游击活动与游击根据地的创造。”“因此，新四军，应充分利用日前的有利时机，主动地积极地深入敌人后方去，以自己灵活坚决的行动，模范的纪律与群众工作，大大的去发动与组织群众”，“在大江以南创立一些模范的游击根据地，以建立新四军的威信，扩大新四军的影响。”
为贯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周恩来于1939年3月在皖南新四军军部提出新四军发展华中的二条原则，即:“(一)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到那个地方发展；(二)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那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三)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那里发展。”依据这些原则与新四军领导人商定了“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向南巩固”的方针。
江南新四军的东进和北上：新四军第1、2支队在国民党规定区域内建立茅山根据地后，随即突破限定，于1939年5月进入丹（阳）金（坛）公路以东的无锡、苏州、上海一带区域，与中共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工委所属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会合，建立数个根据地。茅山根据地建立后，陈毅也积极谋划向苏北发展。1939年4月9日，新四军一部自镇江姚家桥、新桥一带北渡夹江进入扬中，击败江苏省保安第九旅所属贾长富团，占据扬中。随后，新四军挺进纵队第四支队在梅嘉生率领下进入苏北吴家桥地区。1939年11月，新四军第2支队第4团一部北渡长江，向扬州、仪征、天长一带地区发展，称苏皖支队。12月，新四军挺进纵队北渡长江进入扬州、泰州一带进行游击。1940年2月，新四军挺进纵队梅嘉生与苏皖支队合并，仍称苏皖支队，并与挺进皖东的新四军第5支队取得联系（第5支队见后）。 1939年11月，第1、第2支队领导机关合并组成江南指挥部，由陈毅，粟裕担任正副指挥，统一领导在苏南和向苏北发展的部队。
皖中新四军的东进：新四军第4支队于武汉会战时在皖中游击。1938年9月，第4支队第8团进入皖东的肥东、全椒一带活动，随后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带领军部特务营和部分干部从皖南北渡长江进入皖东，第4支队其余部队陆续到达皖东。1939年5月，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张云逸、徐海东分任正副指挥，统一领导第4支队和7月以第4支队第8团为基础扩编的第5支队、江北游击纵队（以张所带军部特务营改编）。第4支队开辟了以安徽省定远县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第5支队开辟了以安徽省来安县半塔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注，津浦路东属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部游击区域）；江北游击纵队在安徽省长江北岸巢县、无为一带开展游击战争，保持和皖南的联系。
新四军游击支队的东进：1938年9月30日，中共河南省委在河南确山县竹沟镇组建的游击支队（由彭雪枫指挥）东征，11月11日抵达西华县杜岗镇，与原中共豫西特委书记吴芝圃领导的豫东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一部及肖望东率领的先遣大队会师，整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随后继续东进，初创了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开辟了皖东北和江苏邳县、睢宁、铜山等地的工作。该部1940年2月正式改称为新四军第6支队，辖3个团和4个总队。
八路军新四军的会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和八路军总部指令，1940年5月冀鲁豫根据地八路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黄克诚率第344旅、新编第2旅及教导营干部共约1.2万人南下，分两个梯队先后来到安徽涡阳地区。活跃于鲁西南地区的八路军115师苏鲁豫支队，也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于1939年5月南下至徐州以南、灵璧以北地区，展开游击战。而后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之一部南下邳县、睢宁、铜山一带。
1940年8月，新四军第6支队（欠第4总队）与八路军第二纵队第344旅（欠第687团）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由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委。随后新四军第6支队中的第4总队与南下的八路军苏鲁豫支队、陇海南进支队、第二纵队新2旅及687团，合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由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决定，由八路军第四纵队担任向西防御任务，由第五纵队担任向东发展任务，准备东进苏北，配合陈毅、管文蔚、叶飞的苏北工作。
1939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致电刘少奇、项英指出，整个江北新四军的任务是“从安庆、合肥、怀远、永城、夏邑之线起，广泛猛烈地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上去，不到海边绝不应停止”。
1939年冬，新四军基本完成了战略展开的任务，但在华中仍有广大地区尚待开辟，抗日根据地有待巩固。因此，尽速发展华中敌后抗战是关系到抗战全局的一项战略任务。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原局，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和华中敌、友、我各方的情况，深入地研究了发展华中的突击方向问题。认为，在华中敌后，新四军有大发展希望的地区有三个，一是鄂豫边区；二是豫东地区；三是江苏北部。而江苏北部“是有最大发展希望的地区。因此，这是我们突击方向，应集中最大力量向这方面发展。”认为向西发展受国民党第一、第五战区限制，目容易引起中间势力的疑惧，政治上对我不利。而向东发展，开辟苏北，政治上有理，军事上有利。因为这时苏北地区己成为敌后，大多数县城无敌据点，只在交通沿线和部分城镇驻有日伪军，国民党军仅有韩德勤部，他们鱼肉百姓，为人民所痛恨，且内部矛盾重重。这里南临京沪，北控徐蚌，依江濒海，回旋余地大，有利于新四军建立抗日根据地。向南可与苏南抗日根据地呼应，扼制长江下游，直接威胁日本侵略军总部。向北可与山东抗日根据地联成一片，背靠115师。向西接冀鲁豫，与129师相呼应，相互依托，利于发展，便于沟通华中与华北的联系，有利于新四军同八路军陇同作战。因此，确定把苏北作为新四军当前的战略突击方向。同时，建议中央指派江南新四军一部北上，华北八路军一部南下，合力开辟苏北。1940年1月11日，中央复电同意刘少奇合力发展苏北的部署和建议。
1940年春中共对新四军的电报指示
1940年4月5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八路军新四军指出：“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1940年5月4日，毛泽东再次就新四军发展和敌后游击战争做出指示，史称第二个《五四指示》。指示内容有：“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
同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刘少奇：望令叶飞部开返苏北，在苏北放手发展，1940年内至少扩大至2万人枪；立即动手在高邮、泰县、泰兴等地建立民主政权，放手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
1940年5月5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给项英、陈毅发出指示：速令叶飞在（长江）北岸扩大部队，建立政权，不要顾虑顾祝同、韩德勤、李明扬之反对。
1940年5月8日，刘少奇致电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及各部队，提出江北反顽行动部署意见：继续打击李品仙，孤立桂系；叶飞部应在江苏高邮、兴化、泰县一带积极活动，打击敌人，发展群众，建立政权；如韩德勤来攻，坚决消灭之。
同日，陈毅向中共中央报告：解决苏北问题，应首先向省韩下手。
1940年5月13日，陈毅接到第二个五四指示后，召开团、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讨论，决心放手打开局面，猛烈发展。
战役前奏
双方摩擦
八路军新四军在华中的发展，引起了国民政府的注意和警惕。随着新四军自西、南两面，八路军自北面逼近苏北，尤其是皖东的新四军正处于苏北国军与重庆后方的联络补给线上，使韩德勤感到莫大的威胁。
1939年，韩德勤出动正规军包围突袭了进入本辖区内东海县的八路军独立第三团，杀伤该团团长以下数百人。同年夏，又围攻活动于高邮湖以北闵家桥地区的抗日游击队，惨杀该游击队领导人陶容以下数百人，其中大部是共产党员。当地的陈文部队发展到3000多人，是民间抗日武装。陈文仰慕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治军有方，遂派员与中共苏北工委取得了联系，主动请党整军。经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陈毅批准，委派苏北工委委员吕镇中及陈淦去陈部创办教导队，并建立了中共秘密组织。韩德勤因陈文屡不听调遣，仍在扩充部队并有投共之嫌，派主力八十九军突然将其包围，狠打一个星期，全部缴械或杀害，团长陈文也遭谋杀。
1940年3月，韩德勤致电军委会称：“请严令各部队非经军委会、战区长官令准，不得自立名目，组织游击队。理由：查苏鲁豫皖边区一带，发现某军某支队名义之杂色军队甚多，到处收缴民枪，非法组织民众。”该建议得到国府军委会的批准并转各战区执行。
半塔集之战
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向前方将领发出《中央、军委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一）陈毅猛烈发展苏北，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扩大军队二万至三万，建立巩固根据地。其在江南者一直发展至淞沪、沪杭、苏嘉三路全线，并超过沪杭路直达海边，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并扩大军队三万至五万。……（三）胡服（刘少奇）直接指挥皖东斗争，将皖东全部、江苏一部化为巩固根据地，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四、五两支队应由一万扩大到四万以上，决不让任何反动派隔断我徐州浦口区域。……（五）彭雪枫部确实掌握新黄河以北（即淮河以北）陇海路以南，西起开封，东到海边，将此整块地区化为巩固根据地，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坚决不让任何反动派插入，扩大军队至四万……”
1940年3月，国民党军方制定了《剿办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计划由李品仙、韩德勤部进入淮河南北，将中共军队压迫到长江以南或伺机歼灭，以截断新四军与18集团军之南北联系。蒋介石虽然对八路军南下保持高度警惕，但是不赞成在抗战时期就和中共产生大规模冲突，只倾向小规模各个击破，于是修改方案，密令韩德勤“密着选编纪律严明、政治知识充实之众为机动小部队，各配属以优秀政工人员，派员统一指挥，预为充分之准备，先肃清运河以东之伪军伪组织后，相机迅速进入洪泽湖南北附近地区，与李兼总司令部队协力将伪军压迫于大江以南，或一举剿灭之，务截断南北伪军之连系。并侧重政治工作……”（《军委会对苏鲁战区指挥部署文电》（1940年），中国第二档案馆馆藏，中华民国国防部史政局战史编撰委员会档案，787-3518）接到蒋介石命令后，韩德勤部署117师刘漫天部3月底在本辖区内的天长、六合、盱眙等地攻击违令进入的新四军，并主攻皖东新四军第八支队领导机关驻地半塔集（注，半塔集在津浦路东属军委会划分给韩德勤的游击区域）。
半塔集当时只有一个团的兵力，双方兵力悬殊，半塔集坚守待援，十万火急。奉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之命，从江南刚刚过江、驻扎在江都吴家桥的挺进纵队在副司令叶飞率领下，日夜兼程，火速西进，前往增援。最终，在半塔集守军和挺纵援军的奋力反击下，国民党军的围攻被击溃，半塔集战斗取得胜利，粉碎了韩、李军东西夹击聚歼新四军守军的计划。
在半塔集，叶飞见到了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双方进行了一次长谈，就苏北局势交换了意见。刘少奇指出：国民党顽固派已经确定要进攻新四军，顽固派既然来进攻，我们就有理由奋起自卫。他分析：八路军黄克诚部正在南下，已到达陇海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第四、五支队在皖东的部署亦已展开；江南新四军也准备渡江北上。对苏北三而合围的态势已经形成。他希望叶飞在苏北担负起“引敌围攻、孤军坚守、待援歼敌”的任务。
郭村之战
5月中旬，叶飞率西援挺纵部队返回江都吴家桥原防，17日，与来吴家桥“扫荡”的1000多日伪军遭遇，双方激战1昼夜。为防止日伪军集结更多兵力丙次进行报复性“扫荡”，新四军先转移到江都宜陵后决定转移到通扬河以北、宜陵东北的郭村，进行休整。郭村地形复杂，北边、东边是水网，南边是开阔地，易守难攻。同时郭村正好处于日伪、韩德勤、“两李”二股势力的结合部，属于苏北国军李明扬的辖区。西边10里外，是日军的高邮、邵伯据点;北边10里外，是韩德勤部队张星炳的保二旅；东边离泰州20多里，南边是宜陵、塘头，是李明扬、李长江的地盘。
新四军未获允许进驻郭村引起了二李的不满，而且一个多月也不撤走。在最后通牒无效后，1940年6月27日韩德勤“着李(明扬)总指挥指挥所部及张星炳、何克谦、张少华各团部队及泰县常备旅迅速将江都、泰县、泰兴地区所有匪军包围，一举而歼灭之”1940年6月27日韩德勤“着李(明扬)总指挥指挥所部及张星炳、何克谦、张少华各团部队及泰县常备旅迅速将江都、泰县、泰兴地区所有匪军包围，一举而歼灭之”。7月初，李长江集中所有的轻重机枪和大炮向郭村发起三次总攻，整团整营的兵力扑向郭村。挺纵和苏皖支队全力反击，坚守阵地，歼灭李部3个团，击溃10个团，俘获李部主力陈中柱等700余人，缴获步枪600余支、轻重机枪10余挺，李部全线溃逃。至此，李长江对郭村的进攻被彻底粉碎。并乘胜攻取塘头，直逼二李老巢泰州城下。李明扬致电军委会要求增援，蒋介石此时正考虑与中共军队的画界之事，即全盘解决与中共的军事冲突之问题，故复电李明扬“对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中央正谋整个之调整，为避免冲突，目前应暂缓实施（增援）”，劝李明扬“静候解决为要”。李明扬无奈，被迫承认新四军对部分地盘占领的既成事实。经双方谈判，以“互助互让，共同发展”为原则，达成口头协议：新四军放还李部俘虏及部分缴获枪械，二李答应允许新四军借道东进，并表示在新四军以后与韩德勤的摩擦中保持中立，同时新四军答应东进后将每月税收达5万元的吴家桥地区让给二李。7月下旬，苏北指挥部率部东进黄桥，“两李”如约让路，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也将郭村交还“两李”。
新四军攻占黄桥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主力遵照中央第二个“五四指示”精神，积极部署渡江北上，执行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6月下旬以后，江南新四军主力陆续渡江，在吴家桥地区与新四军挺进支队、苏皖支队会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改称苏北指挥部，全军改编为三个纵队。1940年7月12日，毛泽东下令：“华中目前斗争策略，以全力对付韩德勤及苏北其他顽军切实发展苏北。”1940年7月25日，陈毅粟裕挥师东进，兵分三路，一纵插到黄桥以北营溪、老叶庄一线，二纵插到黄桥以东，三纵由西向东正面攻击前进。在前进过程中二李依约让路。韩德勤得知消息后，一面电责李明扬为何不阻击新四军，一面命令驻黄桥的江苏省保安第4旅何克谦部自黄桥向北攻击，命令陈泰运税警部队由曲塘南下，南北夹击，歼灭新四军。7月29日，新四军击溃何克谦保安第4旅及税警总团等部后，进占原属苏北国军的黄桥地区。新四军进驻黄桥后，一方面转兵向南，积极打击日伪，粉碎日伪两次报复性扫荡；一方面积极创建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先后建立了泰兴、泰县、靖江、如皋等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和南通、泰兴临时行政委员会。9月成立了苏北区委，陈毅任书记。
1940年8月，韩为挽回颓势，在东台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决定先打东进到黄桥地区的新四军陈毅部，以李明扬为“进剿军”总指挥，以其所属主力及陈泰运所属的两个纵队为右翼，以第八十九军第一一七师独二旅为左翼。会议期间，韩突然宣布扣押保二旅旅长张翼和保四旅旅长何克谦.冠以“私通共产党”和“守黄桥不力”等罪名。借以杀鸡傲猴。
再战姜堰
面对江北新四军的进攻和皖东八路军的南下，韩德勤两面受敌。鉴于北面八路军的强大兵力，韩德勤决定先南后北，先解决兵力较少、立足未稳的江北新四军陈毅部。1940年9月4日，韩德勤集结李明扬、李长江、陈泰运部和保安第三旅为右路军于姜堰，集结第117师(欠1旅)、独立第6旅(欠1营)、保安第一旅(欠2营)为左路军于曲塘、胡集、海安一线。右路军二李和陈泰运部因平素和韩德勤的矛盾以及新四军的分化，受命却不真动，真正出动的只有韩德勤本部的左路。左路国军攻占营溪后，又向古溪进兵。9月6日，新四军击溃保安第一旅复占营溪，国军进攻失败。新四军释放了该旅被俘副团长以下全部人员，确保了该旅在后来的黄桥战役中逡巡不进，中立观望。韩德勤在营溪受挫后，对新四军采取封锁政策，命令保安九旅张少华据守姜堰，封锁新四军粮食来源，企图困死新四军于黄桥地区；又命李明扬、陈泰运两部将新四军压缩在沿江狭小地区。陈、粟决心拿下姜堰，打通粮道。9月13日，新四军发动进攻，面对姜堰的电网防御，新四军以自行车内胎裹住马刀柄，斩开电网，打开了突破口，经过一天激战，打掉了36个碉堡，攻占姜堰，歼灭韩军千余人，俘虏2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
统战工作
新四军攻占姜堰后，陈毅电函韩德勤，呼吁他停止“反共”，一致抗日。同时邀请各界人士开会，还请中间人国民党元老胡显伯等从中调解。但韩德勤提出:“新四军如有合作诚意，应首先退出姜堰。”
苏北是军委会分给韩德勤的游击区域，这个要求实属正当。陈毅表示新四军愿意退出姜堰。但1940年9月30日，新四军将姜堰让给泰州“两李”和陈泰运，而不是交还韩德勤。此举进一步分化了二者的关系。当时新四军中很多人不理解，对此，粟裕解释说“有的同志感到退出姜堰很可惜，认为我们可以在姜堰和韩德勤决战。但是韩德勤也晓得，姜堰有现成的碉堡等工事，不容易攻，所以他就以大部兵力从海安直攻黄桥。当我们发现这一点的时候，就毫不留恋的放弃了姜堰，否则，得了姜堰失了黄桥，不但政治上不利，而且军事上就被动和孤立了，非常划不来。”
当时，陈毅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策略思想，对苏北的军政形势做了正确的分析与估计。认为驻在泰州地区的苏鲁皖边区游击正副总指挥李明扬、李长江和驻在曲塘的税警总团的陈泰运等地方实力派，拥有大约三万兵力，目有一定的民族意识和抗日要求，但是受到韩德勤的排挤和打击，因此，是可以争取的中间势力。陈毅为了做二李的工作，曾亲自三下泰州，向二李宣传抗日的卞张，晓以民族大义。慑于我军声威，加上陈毅富有感染力的言辞，李明扬当即表示，决不会做韩德勤的殉葬品。
二李在其兵败城危时得救，感激万分，便答应了我们提出的要求。黄桥战役中，韩德勤命令一李和陈泰运组成右路军从西北方向进攻黄桥，二李深明大义，稍稍前进了一点就停了下来，“战斗最激烈时，我用以监视二李和陈泰运的部队仅有一个连队，而对方是两万之众，如果他们听命于韩德勤向我发起进攻，那么局势将非常严重，甚至决战的结果很可能是另外一个样了。”
战役过程
新四军撤出姜堰后将姜堰交给二李，韩德勤恼羞成怒。而此时部分八路军也南下苏北皖东，与江北的新四军形成了对韩德勤的南北夹击的战略态势。韩德勤为死中求生，决定先恢复黄桥失地，消灭江北新四军，以挽回危局。韩德勤调集了包括其精锐主力在内的26个团3万余人，兵分三路向新四军压来。其部署为：以韩德勤部嫡系李守维89军、翁达独立第6旅为主力，分经营溪、古溪、祖师庙、加力(地名)进攻黄桥北面和东面；以李明扬、李长江、陈太运部为右翼，以5个保安旅为左翼，分别进攻黄桥以西和以南，并掩护中路军两翼安全。（但是因为二李、陈泰运在战役中心怀二志，实际只有韩德勤本部89军1.5万人参见了战斗。
新四军撤出姜堰后交给二李后，粟裕亲临黄桥前线指挥战役，陈毅在黄桥以西约20公里的严徐庄“总领全局”。 对于黄桥战役的作战方案。根据对方和我们的各种利害关系，各种主客观条件，粟裕设想了如下三个方案：“一是乘韩德勤进攻黄桥时，我们以一部主力攻占海安。 二是乘韩德勤还未向我们进攻，先以一部兵力向东发展，控制（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几县，并造成北进东台的局面，以主力守卫黄桥地区。 三是以全力依托黄桥这一基点，采取攻势防御，将顽军歼灭在我工事面前。”
新四军指挥部就上述三个方案作了比较和讨论，第一个方案好处是：“我们以主力进攻海安、东台，在军事上争取主动，并且是出乎敌人意料之外，容易取得胜利“ 坏处是：”假使韩德勤以主力向黄桥进攻，我们以主力向海安进攻，在韩军主力尚未被歼情况下，断不容易把海安攻下，因为海安虽然堡垒不及委堰多，但比姜堰配置适当，工事很强；如果攻海安不下，而把黄桥丢了，不仅会影响我们的士气，增加对方气焰，尤其给群众很不好的影响，可能群众会认为新四军是打游击的，不要根据地，不要后方，蹲不长，会走的，使以后发动群众增加困难；我们以主力袭击海安是一个大兵团的运动战，如果仍采取打游击的办法，把后方挑起走，那是非常危险的。”
再讲第二个方案，好处是：“东进有绝对胜利的把握，因为那边他们部队少，战斗力很弱，我们东进去打他们，如探囊取物，可以绝对胜利；可以把东边那块地区很快创造成为根据地，以便同上海外围和江南连成一片，这是战略上的胜利；我们东进，韩德勤会分一部兵力对付我们，并且还必须分一部兵力防止我们北进东台，这样，就使他的兵力分散，防御线宽，而利于我们作战；无论人力物力，我们都能得到迅速的补充；在东边创造一块新区后，可与西边黄桥地区形成犄角之势，互相呼应，更有力的牵制敌人，取得战略优势。” 但坏处是：“在韩德勤南下前我们就东进，将在政治上蒙受不利影响；他们在东边的部队是保安一旅和保安五旅，不是韩德勤的嫡系，在营溪战斗以后，保一旅就派代表来和我们接头，愿和我们建立统一战线，如果我们东进，他们必定要依附于韩德勤和我们作对，妨碍我们统一战线的开展；我派一部东进，将使黄桥部队减少，那么黄桥未必能保卫得住；我们派部队东进，固可牵制、分散韩的兵力，但他如果下决心丢开东边，集中兵力来攻黄桥，攻下以后再回头去搞东边，这样对我就不利了。”
因此在利害比较下，新四军没有采取第一、第二方案。第三个方案好处是：“以黄桥当轴心进行攻势防御，军事上的主动权仍然操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利用轴心向左向右自由转动，用兵依然很自如；我们依托黄桥作战，是完全的自卫，政治上有充分的理由，不仅广大群众拥护我们，上层人士也会同情、赞助，就是顽军的大部分官兵也会对他们的这种进攻不满；在黄桥作战，能得到群众有力的支援。战事爆发后，群众又踊跃参加抬伤兵，送烧饼、猪肉进行慰劳，对我军帮助的确很大；黄桥地区距离顽固派的据点相当远，约需两天行程才能到达，我可利用他开进的两天时间，进一步查清情况，采取适当部署，使胜利更有把握，尤其是他们军队越前进，离后方越远，交通的维持很困难，如果派部队维持交通，又减弱了第一线兵力，而且离后方越远，其翼侧和后方就更加暴露，更便于我们的袭击；因为他们离后方远，我们突击胜利后，追击起来更容易收效，刚才我讲了，营溪战斗的教训是我们打得太早了，所以顽军不到半夜功夫就退回乌龟壳里去了，这次顽军深入黄桥至少要两天才退得回去，部队疲劳了，两天还退不回去，而且在我们有群众工作基础的地区，他们更难退，我们就可以在几天中追击将其消灭；我们让出姜堰，继续让出加力、古溪、分界，固然可以使他们提高士气，但他们部队看见我们不打就退，也会骄傲和疏忽起来，这就给了我们突然进攻和突击的机会。另外，由于我们沿途进行了广泛的政治宣传，也会影响他们的士气，使他们内部逐渐觉悟到不愿打自己人。兵法里说，攻敌之心，以老其师，就是这个意思。”
对各种因素进行了详细分析以后，粟裕命大部主力在城外埋伏，仅以少部兵力守城。由于陈毅等在黄桥决战前对二李和陈泰运做了大量争取工作，使得他们保持中立，因此，在二李接到韩德勤命令后，只稍稍推进了一点就停了下来。加上左路军保安旅又多系乌合之众，害怕被歼，畏缩不前，实际上形成了韩德勤孤军深入的态势。这样利于我军对李守维、翁达的中路军实行分割包围，各个击破。新四军的战略部署是，以第三纵队坚守黄桥，第一、第二纵队隐蔽于敌主攻方向两侧，并先以一部采取运动防御，诱敌进入我黄桥阵地前沿，即全线出击，以分割包围手段，逐一歼灭之。
10月4日下午3时，新四军第一纵队在高桥、周家庄之线将由古溪经高桥向黄桥前进之韩德勤军截成数段，查明该部队确系独立第六旅。该部队遭新四军第一纵队截击，大部溃散，一部消灭，其第十七团向古溪方向逃窜。根据上述情况，新四军令第一、第二纵队以猛烈果敢动作，迅速将独立第六旅全部消灭，务于黄昏以前继续南下，仍于晚上十二时实施总攻黄桥以东之韩德勤军。令第三纵队继续以全力固守黄桥，特别注意东西两面，防止韩德勤军乘隙偷袭，并且以少数部队挺进到工事前方向的韩德勤军侧后实行袭扰，阻止其猛扑黄桥。这样处置后，进攻黄桥之韩德勤军因独立第六旅被截击，其第二梯队已无进攻能力。至黄昏时，独立第六旅之大部被新四军第一纵队歼灭，仅有残余部队退守高桥西南之张家庄、八尺沟一带进行顽抗。新四军第一纵队急于围歼此残余部队而未能迅速南下。
10月4日下午6时，新四军第一纵队全部仍然在高桥附近与独立第六旅残部纠缠中，而第二纵队进至八字桥后行动不明。黄桥东面之韩德勤军第三十三师正在集结，准备于五日拂晓总攻，其第二梯队（估计系第一一七师）已进至西官庄、刘家堡之线，有于次日拂晓配合第三十三师作第三次猛攻黄桥之企图。依据上述情况，新四军处置如下：令第三纵队于四日晚十二时，以两个团兵力出击黄桥东面之韩德勤军，以打破其拂晓的总攻击，并配合新四军突击兵团夹击该敌；令第一纵队将围困于张家庄之独立第六旅残部交由指挥部特务营负责解决，该纵主力立即全部南下，经何家桥．太平桥向刘家堡、野屋基之韩德勤军侧后攻击。在此处置后，新四军第二纵队已于四日午夜十二时进占分界，与韩德勤军稍事接触后即继续由分界向黄桥攻击前进。第一纵队即由高桥经八字桥南下。第三纵队则于五日凌晨二时左右，以两个团兵力出击，使黄桥东面之韩德勤军第三次总攻又被击破。但是，由于第一、第二纵队还没有于预定时间到达黄桥东郊，以致不能如期于五日凌晨以前解决黄桥东面之韩德勤军。
韩德勤军为扭转不利的局面，拼命猛攻黄桥，以猛烈的炮火掩护部队向东门进攻。新四军防御工事大部被毁，部队伤亡很大。韩德勤军89军第33师以三个团兵力发动总攻，其中一部在尘土硝烟中突进了东门。此时，黄桥守卫战进入了最紧张的阶段。新四军守城兵力十分有限，情况异常危急。粟裕深知：黄桥如果失守，对89军的包围圈被突破，在完全无预备队增援的情况下，不仅战役任务不能完成，几个纵队势将被敌人分割，被迫分散活动，形成打游击的局面，后果不堪设想。关键时刻，他把“前指”包括炊事员在内的全体人员组织起来，编成突击队，亲自带队跑步冲往东门。其指挥若定、身先士卒的英勇行动，令指战员们深受鼓舞。在这时，有报告说奉命增援的江南部队一个主力营（老四团第二营）己到距黄桥仅10公里的季家市。粟裕振臂高呼：“同志们，江南增援部队过来了!”部队立即士气大振，在纵队司令员陶勇和纵队参谋长张震东的率领下向敌人扑去，终于夺回了东门。
此后，战局出现了对新四军极为有利的转折：新四军第一纵队经黄桥东北的八字桥插到东面的分界，第二纵队己由八字桥与黄桥之间南下，与守卫黄桥之第三纵队完成了对己经进入黄桥以东地区的李守维部的合围。至此，新四军己完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10月5日凌晨3时，黄桥以东之西官庄附近枪声甚密，新四军第二纵队已经抄袭敌后，但未取指挥部得联络。粟裕乃急令第三纵队已出击之两个团迅速猛攻，以打破韩德勤军拂晓攻击。在此处置后，韩德勤军拂晓总攻又告失败。其第八十九军大部集结在黄桥东北大焦庄、小二房庄、罗家庄、何家塘、何家庄、野屋基、胡家堡之线，准备最后猛扑黄桥或固守待援。在上述情况下，粟裕决心第一、第二、第三纵队于下午实行总攻。
10月5日上午8时，新四军第二纵队已由分界进至刘家堡、西官庄一带，其一部已进至大焦庄与第三纵队前哨部队取得联络。第一纵队则已进至八字桥以南地区与韩德勤军对峙。此时新四军指挥部得到情报，韩德勤军增援部队约八个团已进至黄桥东北不远的地方。我们本拟于十月五日黄昏总攻。接此消息，陈毅估计韩德勤军增援部队虽没有八个团，但二三个团或有可能，为在其增援部队到达之前，先解决当面之韩德勤军，决心尽量提前实行总攻。粟裕令第二纵队派兵一部向分界方向阻止敌增援部队，主力迅速向西攻击。但来不及向突击兵团传达命令，便采取了如下办法：令第三纵队首先以小部队向黄桥以东之韩德勤军佯攻，引起韩德勤军回击，造成浓密枪声，以此作为新四军同第一、第二纵队之联络信号。战场上，枪声就是命令，第一纵队闻枪声而迅速南下，第二纵队闻枪声迅速西进。待至5日11时半，粟裕再令第三纵队全部出击。在新四军的全面进攻之下，韩德勤军第三十三师全部动摇溃退，在新四军第二、第三纵队东西突击下大部被消灭，一部向东北突围退至野屋基、何家塘之线，与其军部及第一一七师靠拢。新四军第一纵队已进至野屋基以东、以北与韩德勤军激战。至下午5时，韩德勤军军部及第一一七师仍固守野屋基附近各村庄，企图待援或于黄昏后突围。晚上9时，韩德勤军大部主力已被新四军解决，整个战斗可说已初步结束。
因此，粟裕立即下达如下追击命令： “（一）情况（略） （二）各部应不顾疲劳，不惜一切牺牲，不重缴获，而在于乘胜追击以占领海安。 （三）追击任务及路线区分如下：（1）第一纵队由现地（野屋基）经八字桥、古溪，向营溪、孙家庄，经胡家集渡运盐河，由海安以西向海安进击。（2）第二纵队由现地（何家塘）经太平桥、古溪以南芦家桥、小塔头桥、花园桥、祖师庙，由海安以南向海安进击。（3）第三纵队由现地（大焦庄）经分界、搬经、加力、花园桥以东，由柴湾镇以北渡运盐河，经立发桥绕攻海安东北，截断海安顽军向东台之退路。（4）各部自行酌派兵力打扫战场，收容伤兵，应将主力之大部迅速兼程前进，务于十月六日早晨到达海安。 （5）我随中央纵队前进。”
1940年10月5日早晨新四军缴获韩德勤军第三十三师电报，得悉其请求韩部从海安派第一一七师之七〇一团，经由分界迅速增援黄桥。粟裕据此电报判断韩德勤军第七〇一团尚在营溪附近，有经分界向黄桥增援之可能。但若该团得知第三十三师已被消灭，亦有退至营溪和海安之可能。因此，粟裕命令追击部队注意在海安外围歼灭第七〇一团，不使其退守海安，以利于新四军进占海安。但5日晚上，新四军部队疲劳，同时退守野屋基之敌未能完全解决，因此未能达成于6日早晨占领海安的任务。10月6日拂晓，各追击部队才从八字桥、野屋基、黄桥附近分路向海安追击，乘势歼灭第八十九军军部，军长李守维仓皇逃窜，失足没顶于挖尺沟中，韩德勤眼看败局己定，绝望中率残部向兴化方向逃去。至6日下午始进至营溪附近，而新四军第二纵队则在营溪附近与韩德勤军接触，战斗三四小时尚未解决。这时情况虽不明照，但估计该部必系第七〇一团。因此，粟裕决定以第二纵队全力解决营溪之敌，而以第一纵队迅速出动，其先头部队经孙家庄由胡家集渡运盐河，务于1940年10月7日早晨确实占领海安。第三纵队则仍照原定路线追击前进。
从1940年10月3日至10月6日，粟裕指挥新四军经过多次战斗，共歼灭韩德勤部共计一万一千余人，第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溺毙，独立第六旅旅长翁达及旅、团长数人阵亡，俘虏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九十九旅旅长苗瑞林、一一七师参谋长等师、旅、团军官30余名，下级军官600名；缴获长短枪3800余支，轻、重机枪189挺，山炮3门，迫击炮59门及大量弹药和军需物资。
战役影响
黄桥决战胜利结束后，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在陈毅、粟裕领导下，乘胜北进，沿通榆路，直取海安、东台。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第五纵队为了策应黄桥战役，日夜兼程南下，经涟水强渡盐河，突破韩德勤的黄河防线，占领阜宁、益林、盐城。1940年10月10日，新四军和八路军两支先头部队会师于东台、盐城之间的白驹狮子口。两军会师后，新四军在苏北的兵力部署是，陈毅、粟裕率领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3个纵队12000多人，集中于东台、海安以及（南）通、如（皋）、海（门）、启（东）一带。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第五纵队3个支队17000多人，占领皖东北及淮海区、盐阜区的大部分地区。黄克诚和陈毅两支部队密切配合，基本控制了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纵横数百里的苏北地区。
双方摩擦
八路军新四军在华中的发展，引起了国民政府的注意和警惕。随着新四军自西、南两面，八路军自北面逼近苏北，尤其是皖东的新四军正处于苏北国军与重庆后方的联络补给线上，使韩德勤感到莫大的威胁。
1939年，韩德勤出动正规军包围突袭了进入本辖区内东海县的八路军独立第三团，杀伤该团团长以下数百人。同年夏，又围攻活动于高邮湖以北闵家桥地区的抗日游击队，惨杀该游击队领导人陶容以下数百人，其中大部是共产党员。当地的陈文部队发展到3000多人，是民间抗日武装。陈文仰慕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治军有方，遂派员与中共苏北工委取得了联系，主动请党整军。经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陈毅批准，委派苏北工委委员吕镇中及陈淦去陈部创办教导队，并建立了中共秘密组织。韩德勤因陈文屡不听调遣，仍在扩充部队并有投共之嫌，派主力八十九军突然将其包围，狠打一个星期，全部缴械或杀害，团长陈文也遭谋杀。
1940年3月，韩德勤致电军委会称：“请严令各部队非经军委会、战区长官令准，不得自立名目，组织游击队。理由：查苏鲁豫皖边区一带，发现某军某支队名义之杂色军队甚多，到处收缴民枪，非法组织民众。”该建议得到国府军委会的批准并转各战区执行。
半塔集之战
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向前方将领发出《中央、军委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一）陈毅猛烈发展苏北，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扩大军队二万至三万，建立巩固根据地。其在江南者一直发展至淞沪、沪杭、苏嘉三路全线，并超过沪杭路直达海边，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并扩大军队三万至五万。……（三）胡服（刘少奇）直接指挥皖东斗争，将皖东全部、江苏一部化为巩固根据地，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四、五两支队应由一万扩大到四万以上，决不让任何反动派隔断我徐州浦口区域。……（五）彭雪枫部确实掌握新黄河以北（即淮河以北）陇海路以南，西起开封，东到海边，将此整块地区化为巩固根据地，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坚决不让任何反动派插入，扩大军队至四万……”
1940年3月，国民党军方制定了《剿办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计划由李品仙、韩德勤部进入淮河南北，将中共军队压迫到长江以南或伺机歼灭，以截断新四军与18集团军之南北联系。蒋介石虽然对八路军南下保持高度警惕，但是不赞成在抗战时期就和中共产生大规模冲突，只倾向小规模各个击破，于是修改方案，密令韩德勤“密着选编纪律严明、政治知识充实之众为机动小部队，各配属以优秀政工人员，派员统一指挥，预为充分之准备，先肃清运河以东之伪军伪组织后，相机迅速进入洪泽湖南北附近地区，与李兼总司令部队协力将伪军压迫于大江以南，或一举剿灭之，务截断南北伪军之连系。并侧重政治工作……”（《军委会对苏鲁战区指挥部署文电》（1940年），中国第二档案馆馆藏，中华民国国防部史政局战史编撰委员会档案，787-3518）接到蒋介石命令后，韩德勤部署117师刘漫天部3月底在本辖区内的天长、六合、盱眙等地攻击违令进入的新四军，并主攻皖东新四军第八支队领导机关驻地半塔集（注，半塔集在津浦路东属军委会划分给韩德勤的游击区域）。
半塔集当时只有一个团的兵力，双方兵力悬殊，半塔集坚守待援，十万火急。奉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之命，从江南刚刚过江、驻扎在江都吴家桥的挺进纵队在副司令叶飞率领下，日夜兼程，火速西进，前往增援。最终，在半塔集守军和挺纵援军的奋力反击下，国民党军的围攻被击溃，半塔集战斗取得胜利，粉碎了韩、李军东西夹击聚歼新四军守军的计划。
在半塔集，叶飞见到了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双方进行了一次长谈，就苏北局势交换了意见。刘少奇指出：国民党顽固派已经确定要进攻新四军，顽固派既然来进攻，我们就有理由奋起自卫。他分析：八路军黄克诚部正在南下，已到达陇海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第四、五支队在皖东的部署亦已展开；江南新四军也准备渡江北上。对苏北三而合围的态势已经形成。他希望叶飞在苏北担负起“引敌围攻、孤军坚守、待援歼敌”的任务。
郭村之战
5月中旬，叶飞率西援挺纵部队返回江都吴家桥原防，17日，与来吴家桥“扫荡”的1000多日伪军遭遇，双方激战1昼夜。为防止日伪军集结更多兵力丙次进行报复性“扫荡”，新四军先转移到江都宜陵后决定转移到通扬河以北、宜陵东北的郭村，进行休整。郭村地形复杂，北边、东边是水网，南边是开阔地，易守难攻。同时郭村正好处于日伪、韩德勤、“两李”二股势力的结合部，属于苏北国军李明扬的辖区。西边10里外，是日军的高邮、邵伯据点;北边10里外，是韩德勤部队张星炳的保二旅；东边离泰州20多里，南边是宜陵、塘头，是李明扬、李长江的地盘。
新四军未获允许进驻郭村引起了二李的不满，而且一个多月也不撤走。在最后通牒无效后，1940年6月27日韩德勤“着李(明扬)总指挥指挥所部及张星炳、何克谦、张少华各团部队及泰县常备旅迅速将江都、泰县、泰兴地区所有匪军包围，一举而歼灭之”1940年6月27日韩德勤“着李(明扬)总指挥指挥所部及张星炳、何克谦、张少华各团部队及泰县常备旅迅速将江都、泰县、泰兴地区所有匪军包围，一举而歼灭之”。7月初，李长江集中所有的轻重机枪和大炮向郭村发起三次总攻，整团整营的兵力扑向郭村。挺纵和苏皖支队全力反击，坚守阵地，歼灭李部3个团，击溃10个团，俘获李部主力陈中柱等700余人，缴获步枪600余支、轻重机枪10余挺，李部全线溃逃。至此，李长江对郭村的进攻被彻底粉碎。并乘胜攻取塘头，直逼二李老巢泰州城下。李明扬致电军委会要求增援，蒋介石此时正考虑与中共军队的画界之事，即全盘解决与中共的军事冲突之问题，故复电李明扬“对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中央正谋整个之调整，为避免冲突，目前应暂缓实施（增援）”，劝李明扬“静候解决为要”。李明扬无奈，被迫承认新四军对部分地盘占领的既成事实。经双方谈判，以“互助互让，共同发展”为原则，达成口头协议：新四军放还李部俘虏及部分缴获枪械，二李答应允许新四军借道东进，并表示在新四军以后与韩德勤的摩擦中保持中立，同时新四军答应东进后将每月税收达5万元的吴家桥地区让给二李。7月下旬，苏北指挥部率部东进黄桥，“两李”如约让路，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也将郭村交还“两李”。
新四军攻占黄桥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主力遵照中央第二个“五四指示”精神，积极部署渡江北上，执行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6月下旬以后，江南新四军主力陆续渡江，在吴家桥地区与新四军挺进支队、苏皖支队会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改称苏北指挥部，全军改编为三个纵队。1940年7月12日，毛泽东下令：“华中目前斗争策略，以全力对付韩德勤及苏北其他顽军切实发展苏北。”1940年7月25日，陈毅粟裕挥师东进，兵分三路，一纵插到黄桥以北营溪、老叶庄一线，二纵插到黄桥以东，三纵由西向东正面攻击前进。在前进过程中二李依约让路。韩德勤得知消息后，一面电责李明扬为何不阻击新四军，一面命令驻黄桥的江苏省保安第4旅何克谦部自黄桥向北攻击，命令陈泰运税警部队由曲塘南下，南北夹击，歼灭新四军。7月29日，新四军击溃何克谦保安第4旅及税警总团等部后，进占原属苏北国军的黄桥地区。新四军进驻黄桥后，一方面转兵向南，积极打击日伪，粉碎日伪两次报复性扫荡；一方面积极创建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先后建立了泰兴、泰县、靖江、如皋等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和南通、泰兴临时行政委员会。9月成立了苏北区委，陈毅任书记。
1940年8月，韩为挽回颓势，在东台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决定先打东进到黄桥地区的新四军陈毅部，以李明扬为“进剿军”总指挥，以其所属主力及陈泰运所属的两个纵队为右翼，以第八十九军第一一七师独二旅为左翼。会议期间，韩突然宣布扣押保二旅旅长张翼和保四旅旅长何克谦.冠以“私通共产党”和“守黄桥不力”等罪名。借以杀鸡傲猴。
再战姜堰
面对江北新四军的进攻和皖东八路军的南下，韩德勤两面受敌。鉴于北面八路军的强大兵力，韩德勤决定先南后北，先解决兵力较少、立足未稳的江北新四军陈毅部。1940年9月4日，韩德勤集结李明扬、李长江、陈泰运部和保安第三旅为右路军于姜堰，集结第117师(欠1旅)、独立第6旅(欠1营)、保安第一旅(欠2营)为左路军于曲塘、胡集、海安一线。右路军二李和陈泰运部因平素和韩德勤的矛盾以及新四军的分化，受命却不真动，真正出动的只有韩德勤本部的左路。左路国军攻占营溪后，又向古溪进兵。9月6日，新四军击溃保安第一旅复占营溪，国军进攻失败。新四军释放了该旅被俘副团长以下全部人员，确保了该旅在后来的黄桥战役中逡巡不进，中立观望。韩德勤在营溪受挫后，对新四军采取封锁政策，命令保安九旅张少华据守姜堰，封锁新四军粮食来源，企图困死新四军于黄桥地区；又命李明扬、陈泰运两部将新四军压缩在沿江狭小地区。陈、粟决心拿下姜堰，打通粮道。9月13日，新四军发动进攻，面对姜堰的电网防御，新四军以自行车内胎裹住马刀柄，斩开电网，打开了突破口，经过一天激战，打掉了36个碉堡，攻占姜堰，歼灭韩军千余人，俘虏2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
统战工作
新四军攻占姜堰后，陈毅电函韩德勤，呼吁他停止“反共”，一致抗日。同时邀请各界人士开会，还请中间人国民党元老胡显伯等从中调解。但韩德勤提出:“新四军如有合作诚意，应首先退出姜堰。”
苏北是军委会分给韩德勤的游击区域，这个要求实属正当。陈毅表示新四军愿意退出姜堰。但1940年9月30日，新四军将姜堰让给泰州“两李”和陈泰运，而不是交还韩德勤。此举进一步分化了二者的关系。当时新四军中很多人不理解，对此，粟裕解释说“有的同志感到退出姜堰很可惜，认为我们可以在姜堰和韩德勤决战。但是韩德勤也晓得，姜堰有现成的碉堡等工事，不容易攻，所以他就以大部兵力从海安直攻黄桥。当我们发现这一点的时候，就毫不留恋的放弃了姜堰，否则，得了姜堰失了黄桥，不但政治上不利，而且军事上就被动和孤立了，非常划不来。”
当时，陈毅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策略思想，对苏北的军政形势做了正确的分析与估计。认为驻在泰州地区的苏鲁皖边区游击正副总指挥李明扬、李长江和驻在曲塘的税警总团的陈泰运等地方实力派，拥有大约三万兵力，目有一定的民族意识和抗日要求，但是受到韩德勤的排挤和打击，因此，是可以争取的中间势力。陈毅为了做二李的工作，曾亲自三下泰州，向二李宣传抗日的卞张，晓以民族大义。慑于我军声威，加上陈毅富有感染力的言辞，李明扬当即表示，决不会做韩德勤的殉葬品。
二李在其兵败城危时得救，感激万分，便答应了我们提出的要求。黄桥战役中，韩德勤命令一李和陈泰运组成右路军从西北方向进攻黄桥，二李深明大义，稍稍前进了一点就停了下来，“战斗最激烈时，我用以监视二李和陈泰运的部队仅有一个连队，而对方是两万之众，如果他们听命于韩德勤向我发起进攻，那么局势将非常严重，甚至决战的结果很可能是另外一个样了。”
战役过程
新四军撤出姜堰后将姜堰交给二李，韩德勤恼羞成怒。而此时部分八路军也南下苏北皖东，与江北的新四军形成了对韩德勤的南北夹击的战略态势。韩德勤为死中求生，决定先恢复黄桥失地，消灭江北新四军，以挽回危局。韩德勤调集了包括其精锐主力在内的26个团3万余人，兵分三路向新四军压来。其部署为：以韩德勤部嫡系李守维89军、翁达独立第6旅为主力，分经营溪、古溪、祖师庙、加力(地名)进攻黄桥北面和东面；以李明扬、李长江、陈太运部为右翼，以5个保安旅为左翼，分别进攻黄桥以西和以南，并掩护中路军两翼安全。（但是因为二李、陈泰运在战役中心怀二志，实际只有韩德勤本部89军1.5万人参见了战斗。
新四军撤出姜堰后交给二李后，粟裕亲临黄桥前线指挥战役，陈毅在黄桥以西约20公里的严徐庄“总领全局”。 对于黄桥战役的作战方案。根据对方和我们的各种利害关系，各种主客观条件，粟裕设想了如下三个方案：“一是乘韩德勤进攻黄桥时，我们以一部主力攻占海安。 二是乘韩德勤还未向我们进攻，先以一部兵力向东发展，控制（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几县，并造成北进东台的局面，以主力守卫黄桥地区。 三是以全力依托黄桥这一基点，采取攻势防御，将顽军歼灭在我工事面前。”
新四军指挥部就上述三个方案作了比较和讨论，第一个方案好处是：“我们以主力进攻海安、东台，在军事上争取主动，并且是出乎敌人意料之外，容易取得胜利“ 坏处是：”假使韩德勤以主力向黄桥进攻，我们以主力向海安进攻，在韩军主力尚未被歼情况下，断不容易把海安攻下，因为海安虽然堡垒不及委堰多，但比姜堰配置适当，工事很强；如果攻海安不下，而把黄桥丢了，不仅会影响我们的士气，增加对方气焰，尤其给群众很不好的影响，可能群众会认为新四军是打游击的，不要根据地，不要后方，蹲不长，会走的，使以后发动群众增加困难；我们以主力袭击海安是一个大兵团的运动战，如果仍采取打游击的办法，把后方挑起走，那是非常危险的。”
再讲第二个方案，好处是：“东进有绝对胜利的把握，因为那边他们部队少，战斗力很弱，我们东进去打他们，如探囊取物，可以绝对胜利；可以把东边那块地区很快创造成为根据地，以便同上海外围和江南连成一片，这是战略上的胜利；我们东进，韩德勤会分一部兵力对付我们，并且还必须分一部兵力防止我们北进东台，这样，就使他的兵力分散，防御线宽，而利于我们作战；无论人力物力，我们都能得到迅速的补充；在东边创造一块新区后，可与西边黄桥地区形成犄角之势，互相呼应，更有力的牵制敌人，取得战略优势。” 但坏处是：“在韩德勤南下前我们就东进，将在政治上蒙受不利影响；他们在东边的部队是保安一旅和保安五旅，不是韩德勤的嫡系，在营溪战斗以后，保一旅就派代表来和我们接头，愿和我们建立统一战线，如果我们东进，他们必定要依附于韩德勤和我们作对，妨碍我们统一战线的开展；我派一部东进，将使黄桥部队减少，那么黄桥未必能保卫得住；我们派部队东进，固可牵制、分散韩的兵力，但他如果下决心丢开东边，集中兵力来攻黄桥，攻下以后再回头去搞东边，这样对我就不利了。”
因此在利害比较下，新四军没有采取第一、第二方案。第三个方案好处是：“以黄桥当轴心进行攻势防御，军事上的主动权仍然操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利用轴心向左向右自由转动，用兵依然很自如；我们依托黄桥作战，是完全的自卫，政治上有充分的理由，不仅广大群众拥护我们，上层人士也会同情、赞助，就是顽军的大部分官兵也会对他们的这种进攻不满；在黄桥作战，能得到群众有力的支援。战事爆发后，群众又踊跃参加抬伤兵，送烧饼、猪肉进行慰劳，对我军帮助的确很大；黄桥地区距离顽固派的据点相当远，约需两天行程才能到达，我可利用他开进的两天时间，进一步查清情况，采取适当部署，使胜利更有把握，尤其是他们军队越前进，离后方越远，交通的维持很困难，如果派部队维持交通，又减弱了第一线兵力，而且离后方越远，其翼侧和后方就更加暴露，更便于我们的袭击；因为他们离后方远，我们突击胜利后，追击起来更容易收效，刚才我讲了，营溪战斗的教训是我们打得太早了，所以顽军不到半夜功夫就退回乌龟壳里去了，这次顽军深入黄桥至少要两天才退得回去，部队疲劳了，两天还退不回去，而且在我们有群众工作基础的地区，他们更难退，我们就可以在几天中追击将其消灭；我们让出姜堰，继续让出加力、古溪、分界，固然可以使他们提高士气，但他们部队看见我们不打就退，也会骄傲和疏忽起来，这就给了我们突然进攻和突击的机会。另外，由于我们沿途进行了广泛的政治宣传，也会影响他们的士气，使他们内部逐渐觉悟到不愿打自己人。兵法里说，攻敌之心，以老其师，就是这个意思。”
对各种因素进行了详细分析以后，粟裕命大部主力在城外埋伏，仅以少部兵力守城。由于陈毅等在黄桥决战前对二李和陈泰运做了大量争取工作，使得他们保持中立，因此，在二李接到韩德勤命令后，只稍稍推进了一点就停了下来。加上左路军保安旅又多系乌合之众，害怕被歼，畏缩不前，实际上形成了韩德勤孤军深入的态势。这样利于我军对李守维、翁达的中路军实行分割包围，各个击破。新四军的战略部署是，以第三纵队坚守黄桥，第一、第二纵队隐蔽于敌主攻方向两侧，并先以一部采取运动防御，诱敌进入我黄桥阵地前沿，即全线出击，以分割包围手段，逐一歼灭之。
10月4日下午3时，新四军第一纵队在高桥、周家庄之线将由古溪经高桥向黄桥前进之韩德勤军截成数段，查明该部队确系独立第六旅。该部队遭新四军第一纵队截击，大部溃散，一部消灭，其第十七团向古溪方向逃窜。根据上述情况，新四军令第一、第二纵队以猛烈果敢动作，迅速将独立第六旅全部消灭，务于黄昏以前继续南下，仍于晚上十二时实施总攻黄桥以东之韩德勤军。令第三纵队继续以全力固守黄桥，特别注意东西两面，防止韩德勤军乘隙偷袭，并且以少数部队挺进到工事前方向的韩德勤军侧后实行袭扰，阻止其猛扑黄桥。这样处置后，进攻黄桥之韩德勤军因独立第六旅被截击，其第二梯队已无进攻能力。至黄昏时，独立第六旅之大部被新四军第一纵队歼灭，仅有残余部队退守高桥西南之张家庄、八尺沟一带进行顽抗。新四军第一纵队急于围歼此残余部队而未能迅速南下。
10月4日下午6时，新四军第一纵队全部仍然在高桥附近与独立第六旅残部纠缠中，而第二纵队进至八字桥后行动不明。黄桥东面之韩德勤军第三十三师正在集结，准备于五日拂晓总攻，其第二梯队（估计系第一一七师）已进至西官庄、刘家堡之线，有于次日拂晓配合第三十三师作第三次猛攻黄桥之企图。依据上述情况，新四军处置如下：令第三纵队于四日晚十二时，以两个团兵力出击黄桥东面之韩德勤军，以打破其拂晓的总攻击，并配合新四军突击兵团夹击该敌；令第一纵队将围困于张家庄之独立第六旅残部交由指挥部特务营负责解决，该纵主力立即全部南下，经何家桥．太平桥向刘家堡、野屋基之韩德勤军侧后攻击。在此处置后，新四军第二纵队已于四日午夜十二时进占分界，与韩德勤军稍事接触后即继续由分界向黄桥攻击前进。第一纵队即由高桥经八字桥南下。第三纵队则于五日凌晨二时左右，以两个团兵力出击，使黄桥东面之韩德勤军第三次总攻又被击破。但是，由于第一、第二纵队还没有于预定时间到达黄桥东郊，以致不能如期于五日凌晨以前解决黄桥东面之韩德勤军。
韩德勤军为扭转不利的局面，拼命猛攻黄桥，以猛烈的炮火掩护部队向东门进攻。新四军防御工事大部被毁，部队伤亡很大。韩德勤军89军第33师以三个团兵力发动总攻，其中一部在尘土硝烟中突进了东门。此时，黄桥守卫战进入了最紧张的阶段。新四军守城兵力十分有限，情况异常危急。粟裕深知：黄桥如果失守，对89军的包围圈被突破，在完全无预备队增援的情况下，不仅战役任务不能完成，几个纵队势将被敌人分割，被迫分散活动，形成打游击的局面，后果不堪设想。关键时刻，他把“前指”包括炊事员在内的全体人员组织起来，编成突击队，亲自带队跑步冲往东门。其指挥若定、身先士卒的英勇行动，令指战员们深受鼓舞。在这时，有报告说奉命增援的江南部队一个主力营（老四团第二营）己到距黄桥仅10公里的季家市。粟裕振臂高呼：“同志们，江南增援部队过来了!”部队立即士气大振，在纵队司令员陶勇和纵队参谋长张震东的率领下向敌人扑去，终于夺回了东门。
此后，战局出现了对新四军极为有利的转折：新四军第一纵队经黄桥东北的八字桥插到东面的分界，第二纵队己由八字桥与黄桥之间南下，与守卫黄桥之第三纵队完成了对己经进入黄桥以东地区的李守维部的合围。至此，新四军己完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10月5日凌晨3时，黄桥以东之西官庄附近枪声甚密，新四军第二纵队已经抄袭敌后，但未取指挥部得联络。粟裕乃急令第三纵队已出击之两个团迅速猛攻，以打破韩德勤军拂晓攻击。在此处置后，韩德勤军拂晓总攻又告失败。其第八十九军大部集结在黄桥东北大焦庄、小二房庄、罗家庄、何家塘、何家庄、野屋基、胡家堡之线，准备最后猛扑黄桥或固守待援。在上述情况下，粟裕决心第一、第二、第三纵队于下午实行总攻。
10月5日上午8时，新四军第二纵队已由分界进至刘家堡、西官庄一带，其一部已进至大焦庄与第三纵队前哨部队取得联络。第一纵队则已进至八字桥以南地区与韩德勤军对峙。此时新四军指挥部得到情报，韩德勤军增援部队约八个团已进至黄桥东北不远的地方。我们本拟于十月五日黄昏总攻。接此消息，陈毅估计韩德勤军增援部队虽没有八个团，但二三个团或有可能，为在其增援部队到达之前，先解决当面之韩德勤军，决心尽量提前实行总攻。粟裕令第二纵队派兵一部向分界方向阻止敌增援部队，主力迅速向西攻击。但来不及向突击兵团传达命令，便采取了如下办法：令第三纵队首先以小部队向黄桥以东之韩德勤军佯攻，引起韩德勤军回击，造成浓密枪声，以此作为新四军同第一、第二纵队之联络信号。战场上，枪声就是命令，第一纵队闻枪声而迅速南下，第二纵队闻枪声迅速西进。待至5日11时半，粟裕再令第三纵队全部出击。在新四军的全面进攻之下，韩德勤军第三十三师全部动摇溃退，在新四军第二、第三纵队东西突击下大部被消灭，一部向东北突围退至野屋基、何家塘之线，与其军部及第一一七师靠拢。新四军第一纵队已进至野屋基以东、以北与韩德勤军激战。至下午5时，韩德勤军军部及第一一七师仍固守野屋基附近各村庄，企图待援或于黄昏后突围。晚上9时，韩德勤军大部主力已被新四军解决，整个战斗可说已初步结束。
因此，粟裕立即下达如下追击命令： “（一）情况（略） （二）各部应不顾疲劳，不惜一切牺牲，不重缴获，而在于乘胜追击以占领海安。 （三）追击任务及路线区分如下：（1）第一纵队由现地（野屋基）经八字桥、古溪，向营溪、孙家庄，经胡家集渡运盐河，由海安以西向海安进击。（2）第二纵队由现地（何家塘）经太平桥、古溪以南芦家桥、小塔头桥、花园桥、祖师庙，由海安以南向海安进击。（3）第三纵队由现地（大焦庄）经分界、搬经、加力、花园桥以东，由柴湾镇以北渡运盐河，经立发桥绕攻海安东北，截断海安顽军向东台之退路。（4）各部自行酌派兵力打扫战场，收容伤兵，应将主力之大部迅速兼程前进，务于十月六日早晨到达海安。 （5）我随中央纵队前进。”
1940年10月5日早晨新四军缴获韩德勤军第三十三师电报，得悉其请求韩部从海安派第一一七师之七〇一团，经由分界迅速增援黄桥。粟裕据此电报判断韩德勤军第七〇一团尚在营溪附近，有经分界向黄桥增援之可能。但若该团得知第三十三师已被消灭，亦有退至营溪和海安之可能。因此，粟裕命令追击部队注意在海安外围歼灭第七〇一团，不使其退守海安，以利于新四军进占海安。但5日晚上，新四军部队疲劳，同时退守野屋基之敌未能完全解决，因此未能达成于6日早晨占领海安的任务。10月6日拂晓，各追击部队才从八字桥、野屋基、黄桥附近分路向海安追击，乘势歼灭第八十九军军部，军长李守维仓皇逃窜，失足没顶于挖尺沟中，韩德勤眼看败局己定，绝望中率残部向兴化方向逃去。至6日下午始进至营溪附近，而新四军第二纵队则在营溪附近与韩德勤军接触，战斗三四小时尚未解决。这时情况虽不明照，但估计该部必系第七〇一团。因此，粟裕决定以第二纵队全力解决营溪之敌，而以第一纵队迅速出动，其先头部队经孙家庄由胡家集渡运盐河，务于1940年10月7日早晨确实占领海安。第三纵队则仍照原定路线追击前进。
从1940年10月3日至10月6日，粟裕指挥新四军经过多次战斗，共歼灭韩德勤部共计一万一千余人，第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溺毙，独立第六旅旅长翁达及旅、团长数人阵亡，俘虏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九十九旅旅长苗瑞林、一一七师参谋长等师、旅、团军官30余名，下级军官600名；缴获长短枪3800余支，轻、重机枪189挺，山炮3门，迫击炮59门及大量弹药和军需物资。
战役影响
黄桥决战胜利结束后，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在陈毅、粟裕领导下，乘胜北进，沿通榆路，直取海安、东台。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第五纵队为了策应黄桥战役，日夜兼程南下，经涟水强渡盐河，突破韩德勤的黄河防线，占领阜宁、益林、盐城。1940年10月10日，新四军和八路军两支先头部队会师于东台、盐城之间的白驹狮子口。两军会师后，新四军在苏北的兵力部署是，陈毅、粟裕率领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3个纵队12000多人，集中于东台、海安以及（南）通、如（皋）、海（门）、启（东）一带。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第五纵队3个支队17000多人，占领皖东北及淮海区、盐阜区的大部分地区。黄克诚和陈毅两支部队密切配合，基本控制了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纵横数百里的苏北地区。
胜可知不可为 发表于 2016-5-31 15:41
后来1940年冬，保安四旅旅长何克谦因与日军勾结，被韩德勤处死。看来保安四旅与日军勾结也不只是新四军这 ...
和果粉说不通的，人家只认黄桥前没公开投日。
后来1940年冬，保安四旅旅长何克谦因与日军勾结，被韩德勤处死。看来保安四旅与日军勾结也不只是新四军这 ...
和果粉说不通的，人家只认黄桥前没公开投日。
胜可知不可为 发表于 2016-5-31 15:28
是南部旅团，而不是南浦旅团。日军以前都有个习惯，喜欢用部队长的名字来命名部队。像731部队，由于部 ...
是南浦吧？
南浦旅团丢了炮，被逼无奈还向新四军索要。这事儿就可以看出新四军一师到底是不是专打顽军不抗日了。
是南部旅团，而不是南浦旅团。日军以前都有个习惯，喜欢用部队长的名字来命名部队。像731部队，由于部 ...
是南浦吧？
南浦旅团丢了炮，被逼无奈还向新四军索要。这事儿就可以看出新四军一师到底是不是专打顽军不抗日了。
对美国来讲无所谓卖不卖，只要日本人不打到美国西太平洋的领土和殖民地上，就没有理由对日本人动武。
一向情愿的空想而已，就跟认为德三会当英法金主的反共先锋一样的可笑想法。
而已41年中美明显是准盟友性质，这草案真通过，就是卖。
一向情愿的空想而已，就跟认为德三会当英法金主的反共先锋一样的可笑想法。
而已41年中美明显是准盟友性质，这草案真通过，就是卖。
所以口水仗啊，传闻保安4旅与日军眉来眼去，才不抗日专反攻的。
1940年8月，韩为挽回颓势，在东台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决定先打东进到黄桥地区的新四军陈毅部，以李明扬为“进剿军”总指挥，以其所属主力及陈泰运所属的两个纵队为右翼，以第八十九军第一一七师独二旅为左翼。
会议期间，韩突然宣布扣押保二旅旅长张翼和保四旅旅长何克谦.冠以“私通共产党”和“守黄桥不力”等罪名。借以杀鸡儆猴。
1940年8月，韩为挽回颓势，在东台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决定先打东进到黄桥地区的新四军陈毅部，以李明扬为“进剿军”总指挥，以其所属主力及陈泰运所属的两个纵队为右翼，以第八十九军第一一七师独二旅为左翼。
会议期间，韩突然宣布扣押保二旅旅长张翼和保四旅旅长何克谦.冠以“私通共产党”和“守黄桥不力”等罪名。借以杀鸡儆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