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纪念胡公耀邦百年：你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人们常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实不是，没人能欺骗历史;人们常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其实也不全对。历史是由我们每个人书写的，包括最卑微的人，他们写在心里，当他们用心去怀念一个人时，就在书写历史。胡耀邦就是一个让人用心去怀念的人，他活在历史中，活在人心中，活在人心写成的历史中。

当时间的河流荡涤了多少假面舞会后，历史就留下了它真实的一面。

许多人在评价胡耀邦时，将解放人和解放思想作为他对共和国作出的最主要贡献，确实如此，然而，在解放人和解放思想的背后，却是一个最忠实的灵魂，最勇敢的斗志，最担当的情怀，最清醒的认知，这就是我们应该向胡耀邦缅怀和学习的地方。

耀邦百年，网络上对他的攻击却越演越烈，任何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能对此熟视无睹。特别是当下，所谓的“二少一宽”的谣言甚嚣尘上，是正本清源，澄清事实的时候了。

实际上，所谓的“二少一宽”从来不是耀邦的发明，而是党的一贯的民族政策的延续。在54年宪法中毛就提出对少数民族要采取特殊政策。



52年的海关文件中，就有从宽处理的规定，58年的国务院出台的《十项原则》就少数民族处罚从宽处理更是上升到法规的层面



而“少杀慎杀”的直接源头，则是西藏叛乱后，有毛泽东亲自提出的“贯彻少捕少杀”的民族工作政策精神。



由此可见，这不仅是我党一贯的民族工作政策，而且是毛泽东亲自制定，现在有人要利用此大作文章，截头去尾，隐藏来龙去脉，把一盆污水泼到耀邦头上，达到见不得人的阴暗目的。

事实上，耀邦主政时期，是民族关系最和谐的时期，成为一代经典的陈佩斯《卖羊肉串》小品就是这个时代的反应。现在还能设想有这样的作品吗？

我们应该缅怀和学习胡耀邦在历史关键时期的“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敢于担当和自我牺牲。胡耀邦一生最辉煌的时期，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那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早期，也是两条路线斗争最激烈的时期。胡耀邦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最忠实的执行者，而要推进改革开放，就离不开对“文革”造成的海量冤假错案的平反，以及在思想上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是无法体会到这两项工作的艰巨的。

　　胡耀邦作为改革开放早期平反冤假错案和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具体执行者，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敢闯雷区。当时许多大案要案，都是毛泽东钦定的，在“文革”错误路线尚未彻底否定的情况下，毛泽东钦定的案子都是谁都不敢碰的大案，胡耀邦旗帜鲜明地提出“两个不管”，即对于“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所以连邓小平亦对其勇气及魄力感慨万分。其时流传着“受了苦，找中组部;有冤枉，找胡耀邦”的民谣，在胡耀邦的主持下，300多万干部得以从冤假错案中平反，55万“右派分子”被正名。

　　难能可贵的是，很多冤假错案里，有不少人是当年整过胡耀邦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亦一样。胡耀邦顶着一些中央领导“砍旗、丢刀子、分裂党”的三顶帽子，推动真理标准讨论，冲破“两个凡是”。中国能够用二三年时间从“文革”中走出来，改革开放能够比较快地推行，没有胡耀邦作为闯将在一线亲自指挥和部署，从思想和组织上为改革开放准备资源，是很难想象的。

　　我们应该缅怀和学习胡耀邦的开放开明，不拒绝学习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份决议实在是执政党历史上一份不容忽视的决议，它集中体现了胡耀邦对于政治改革、民主法制、意识形态、学术自由的看法，其闪耀的思想在今天来看也显得弥足珍贵。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纪律的教育一节里, 有一个鲜明而意义深远的论述：“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 作了最扼要而深刻的概括：“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 决议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切实推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指出“要从小学开始……进行民主、法制和纪律的教育。要在全体人民中坚持不懈地普及法律常识，增强社会主义的公民意识，使人们懂得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对于学术和艺术问题，决议提出，“要遵守宪法规定的原则，实行学术自由，创作自由，讨论自由，批评和反批评自由。” 处理各种矛盾，“坚持对思想性质的问题采取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支持和鼓励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的大胆探索和自由争论”。这些表述，足以显示胡耀邦思想的开放开明。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特定的历史造就了胡耀邦，人们缅怀他，不仅是他的正直、勇气和高尚，还有他留下的未竟事业和使命。

胡公耀邦，一代伟人，彪炳千秋。谨做小文，为您擦去坟头的污水

http://3d5b9d9caec6fe4ba1e02bd4d26ce4d5人们常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实不是，没人能欺骗历史;人们常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其实也不全对。历史是由我们每个人书写的，包括最卑微的人，他们写在心里，当他们用心去怀念一个人时，就在书写历史。胡耀邦就是一个让人用心去怀念的人，他活在历史中，活在人心中，活在人心写成的历史中。

当时间的河流荡涤了多少假面舞会后，历史就留下了它真实的一面。

许多人在评价胡耀邦时，将解放人和解放思想作为他对共和国作出的最主要贡献，确实如此，然而，在解放人和解放思想的背后，却是一个最忠实的灵魂，最勇敢的斗志，最担当的情怀，最清醒的认知，这就是我们应该向胡耀邦缅怀和学习的地方。

耀邦百年，网络上对他的攻击却越演越烈，任何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能对此熟视无睹。特别是当下，所谓的“二少一宽”的谣言甚嚣尘上，是正本清源，澄清事实的时候了。

实际上，所谓的“二少一宽”从来不是耀邦的发明，而是党的一贯的民族政策的延续。在54年宪法中毛就提出对少数民族要采取特殊政策。

早在建国初期的1953年10月18日，毛泽东同志在接见西藏国庆观礼团、参观团代表时讲到：“按照各民族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进行工作”，（《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11页。）包含了针对少数民族，应该实行特殊政策的思想。1954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一文中，更加明确地指出：“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少数民族问题，它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共同的就适用共同的条文，特殊的就适用特殊的条文。”（《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8页。）

52年的海关文件中，就有从宽处理的规定，58年的国务院出台的《十项原则》就少数民族处罚从宽处理更是上升到法规的层面

这一时期，我国对少数民族公民的某种犯罪从宽处理政策也有所规定。例如，1952年海关总署制定的《有关查禁走私几项具体政策》第4条第3款，就有“对少数民族，尚应结合少数民族政策从宽处理之”的规定。

1958年国务院批准的《关于处理走私案件十项原则》第7条规定：“对少数民族的走私……情节重大的．应同样按照上述有关处理原则严肃处理．但是处罚尺度应该比汉族为宽。对未改革地区少数民族走私的处理，可以再稍宽一些。对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走私，应该联系民族事务部门处理。”

而“少杀慎杀”的直接源头，则是西藏叛乱后，有毛泽东亲自提出的“贯彻少捕少杀”的民族工作政策精神。

1959年3月，西藏上层集团发动武装叛乱，时局非常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西藏工委制定的《关于捕、关、管、训政策界限的几项暂行规定》中，仍然确定了少杀的政策精神。1961年，平叛结束，民主改革基本完成，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无论在西藏内部还是在社会上都要坚持贯彻少捕、少杀的精神，减少社会管制”。

由此可见，这不仅是我党一贯的民族工作政策，而且是毛泽东亲自制定，现在有人要利用此大作文章，截头去尾，隐藏来龙去脉，把一盆污水泼到耀邦头上，达到见不得人的阴暗目的。

事实上，耀邦主政时期，是民族关系最和谐的时期，成为一代经典的陈佩斯《卖羊肉串》小品就是这个时代的反应。现在还能设想有这样的作品吗？

我们应该缅怀和学习胡耀邦在历史关键时期的“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敢于担当和自我牺牲。胡耀邦一生最辉煌的时期，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那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早期，也是两条路线斗争最激烈的时期。胡耀邦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最忠实的执行者，而要推进改革开放，就离不开对“文革”造成的海量冤假错案的平反，以及在思想上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是无法体会到这两项工作的艰巨的。

　　胡耀邦作为改革开放早期平反冤假错案和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具体执行者，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敢闯雷区。当时许多大案要案，都是毛泽东钦定的，在“文革”错误路线尚未彻底否定的情况下，毛泽东钦定的案子都是谁都不敢碰的大案，胡耀邦旗帜鲜明地提出“两个不管”，即对于“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所以连邓小平亦对其勇气及魄力感慨万分。其时流传着“受了苦，找中组部;有冤枉，找胡耀邦”的民谣，在胡耀邦的主持下，300多万干部得以从冤假错案中平反，55万“右派分子”被正名。

　　难能可贵的是，很多冤假错案里，有不少人是当年整过胡耀邦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亦一样。胡耀邦顶着一些中央领导“砍旗、丢刀子、分裂党”的三顶帽子，推动真理标准讨论，冲破“两个凡是”。中国能够用二三年时间从“文革”中走出来，改革开放能够比较快地推行，没有胡耀邦作为闯将在一线亲自指挥和部署，从思想和组织上为改革开放准备资源，是很难想象的。

　　我们应该缅怀和学习胡耀邦的开放开明，不拒绝学习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份决议实在是执政党历史上一份不容忽视的决议，它集中体现了胡耀邦对于政治改革、民主法制、意识形态、学术自由的看法，其闪耀的思想在今天来看也显得弥足珍贵。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纪律的教育一节里, 有一个鲜明而意义深远的论述：“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 作了最扼要而深刻的概括：“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 决议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切实推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指出“要从小学开始……进行民主、法制和纪律的教育。要在全体人民中坚持不懈地普及法律常识，增强社会主义的公民意识，使人们懂得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对于学术和艺术问题，决议提出，“要遵守宪法规定的原则，实行学术自由，创作自由，讨论自由，批评和反批评自由。” 处理各种矛盾，“坚持对思想性质的问题采取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支持和鼓励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的大胆探索和自由争论”。这些表述，足以显示胡耀邦思想的开放开明。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特定的历史造就了胡耀邦，人们缅怀他，不仅是他的正直、勇气和高尚，还有他留下的未竟事业和使命。

胡公耀邦，一代伟人，彪炳千秋。谨做小文，为您擦去坟头的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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