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利·波特》名列美国禁书榜首

畅销整个美国 名列坏书榜首

本报驻美国特约记者王瑞
日前，为期一周的“禁书周”活动在美国结束。这项活动从1981年开始，由美国图书销售者协会、图书馆协会、美国新闻工作者和作家协会等众多单位主办，每年一次，至今已有21年的历史。读者不禁要问：在标榜言论自由的美国也会有禁书吗？其实，这项活动名曰“禁书周”，但其目的恰恰相反，是反对禁书。
《哈利·波特》遭禁
既然反对禁书，就说明美国有禁书现象。有关禁书的消息在全美媒介上时有所闻。通常是一些地方保守宗教组织在打着保护少年儿童的旗号给地方城镇或学校的图书馆施加压力，要求从书架上取下某些“坏书”，也就是要“禁”这些书。
有趣的是，各地要“禁”的书，几乎都是出自同一书单。记者查看了一份最新的书单（2001年），名列前茅的是以下这些书：罗琳的《哈利·波特》，罪名是描写巫术；科米尔的《巧克力战争》，罪名是用词不雅、宣扬暴力，儿童不宜；安吉洛的《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罪名是内容淫秽、用词不雅；贝特·格林的《我的德国士兵的夏天》，罪名是用词不雅、内容淫秽，儿童不宜；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罪名是用词不雅、儿童不宜阅读……这个书单有两个特点：其一，没有哪本书是由于观点而遭“禁”的；其二，被“禁”的原因大都是内容不雅、宣扬巫术等，大都冠上“儿童不宜”的标号。
保守势力要清理“坏书”
在多数美国人眼中，这些说法和做法都带着强烈的历史印记，让人回到了小说《红字》所描写的社会。美国作家霍桑的《红字》讲了这样一个故事：200多年前的美洲，村妇海丝特·普琳与教区年轻牧师秘密相爱并生下一个孩子，由于他们不敢将爱情公开，海丝特被认为有伤风化，被迫在胸前佩戴象征通奸的A字。书中气氛令人窒息，这就是美国的“清教”社会。
1629年，一批持不同政见的英国基督教徒认为当时教堂道德风尚沦丧，他们历经千辛，漂洋过海，在美国建立了“新社会”，号召人人平等，同时要求人人品德高尚。他们就是人们常说的“清教徒”。那时，任何与风化相左的言论和做法都被认为是淫秽和异端邪说，从而受到迫害或惩罚。
如今在美国，一些个人和组织继承了“清教”的衣钵，他们反对堕胎，反对色情，常常出面充当语言和文学艺术的“卫士”。在众多保守组织里，最有势力的当数“基督教联盟”，它主张以基督教教义立国，在商界和地方城镇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每年该组织都要提出一个“坏书”单子，并节选书中“有问题”的章节，号召该组织成员去当地的图书馆将这些“坏书”清理掉。
各级法院也出面“干涉”
然而，美国老百姓崇尚言论自由，所以每次出现宗教组织或个人要求“清洁”图书时，总有人会出面抗议。全美各级法庭受理过上百个“禁书”
案件。1995年，当圣塔曼尼教区学校董事会决定从该地区所有学校的图书馆里将一本介绍巫术的书清理出去时，几个学生家长便将学校董事会推上地区联邦法庭，状告他们剥夺学生接受各种思想的权利。虽然校方坚持认为学生年幼无知、暂无批判接受能力，法庭还是判定他们的做法不合适。最终那本书还是回到了学校的书架上。
此外，美国广大的图书馆馆员也是反“禁书”的支持者。在美国，图书馆馆员的责任之一就是维护人们接受所有知识的权利。在工作原则和权势发生冲突时，工作可以丢，但职业道德不能丢。
书商从中获利
当然，既然反对者有反对的自由，“禁书”倡导者也有他们发表意见的自由。拥护“禁书”和支持反“禁书”，二者互不相让，从中渔利的却是出版商，他们虽然表面上站在反对派一边，其实心里还暗暗高兴呢。在美国，出一本书很贵，做广告更贵。“禁书”活动无疑给被“禁”的书做了免费广告，上了所谓“禁书”单的书销路更好。比如去年名列“禁书”榜首的《哈利·波特》，就是连续数周的全美第一畅销书。
美国历史上的禁书
美国从立国开始，保守势力一直想做思想警察，当然要试图禁书了。但这些做法都是某些组织或个人倡导的。美国政府是三权分立，各部门之间不是铁板一块，要政府出面在全国禁书不是一件容易事。美国历史上就禁书出过这么两件有影响的事：1918年，美国国防部前身战争部曾要求将47本有争议的书从全军士兵图书馆里清出去。原因是这些书被怀疑是由美国一战中的敌人德国资助出版，或散布同情德国的情绪。这个事件曾一度影响地方，当时一些公共图书馆也效仿了军中的做法。
1954年，美国国会参议院主持了有关“幽默书是否导致儿童犯罪”的听证会。几个月后，美国国会通过《幽默书出版写作条例》，对这类书籍的内容进行了严格界定，使当时著名的“EC幽默出版公司”几乎破产倒闭。
其实，美国的禁书是其多元文化现象的体现之一。就在《花花公子》摆在纽约街头热卖的同时，《哈利·波特》可能正被从某个小镇的图书馆书架上撤下来。在美国，永远都有文化的两个极端的维护者，多数美国人见怪不怪，对此也并不认真。从教育角度来看，家长们一方面希望孩子在自由的求知氛围中学习，另一方面又担心鱼龙混杂的书籍会误导儿童。然而鱼和熊掌难以兼得，美国的禁书也算得上是一种“尴尬文化”吧。▲
《环球时报》畅销整个美国 名列坏书榜首

本报驻美国特约记者王瑞
日前，为期一周的“禁书周”活动在美国结束。这项活动从1981年开始，由美国图书销售者协会、图书馆协会、美国新闻工作者和作家协会等众多单位主办，每年一次，至今已有21年的历史。读者不禁要问：在标榜言论自由的美国也会有禁书吗？其实，这项活动名曰“禁书周”，但其目的恰恰相反，是反对禁书。
《哈利·波特》遭禁
既然反对禁书，就说明美国有禁书现象。有关禁书的消息在全美媒介上时有所闻。通常是一些地方保守宗教组织在打着保护少年儿童的旗号给地方城镇或学校的图书馆施加压力，要求从书架上取下某些“坏书”，也就是要“禁”这些书。
有趣的是，各地要“禁”的书，几乎都是出自同一书单。记者查看了一份最新的书单（2001年），名列前茅的是以下这些书：罗琳的《哈利·波特》，罪名是描写巫术；科米尔的《巧克力战争》，罪名是用词不雅、宣扬暴力，儿童不宜；安吉洛的《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罪名是内容淫秽、用词不雅；贝特·格林的《我的德国士兵的夏天》，罪名是用词不雅、内容淫秽，儿童不宜；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罪名是用词不雅、儿童不宜阅读……这个书单有两个特点：其一，没有哪本书是由于观点而遭“禁”的；其二，被“禁”的原因大都是内容不雅、宣扬巫术等，大都冠上“儿童不宜”的标号。
保守势力要清理“坏书”
在多数美国人眼中，这些说法和做法都带着强烈的历史印记，让人回到了小说《红字》所描写的社会。美国作家霍桑的《红字》讲了这样一个故事：200多年前的美洲，村妇海丝特·普琳与教区年轻牧师秘密相爱并生下一个孩子，由于他们不敢将爱情公开，海丝特被认为有伤风化，被迫在胸前佩戴象征通奸的A字。书中气氛令人窒息，这就是美国的“清教”社会。
1629年，一批持不同政见的英国基督教徒认为当时教堂道德风尚沦丧，他们历经千辛，漂洋过海，在美国建立了“新社会”，号召人人平等，同时要求人人品德高尚。他们就是人们常说的“清教徒”。那时，任何与风化相左的言论和做法都被认为是淫秽和异端邪说，从而受到迫害或惩罚。
如今在美国，一些个人和组织继承了“清教”的衣钵，他们反对堕胎，反对色情，常常出面充当语言和文学艺术的“卫士”。在众多保守组织里，最有势力的当数“基督教联盟”，它主张以基督教教义立国，在商界和地方城镇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每年该组织都要提出一个“坏书”单子，并节选书中“有问题”的章节，号召该组织成员去当地的图书馆将这些“坏书”清理掉。
各级法院也出面“干涉”
然而，美国老百姓崇尚言论自由，所以每次出现宗教组织或个人要求“清洁”图书时，总有人会出面抗议。全美各级法庭受理过上百个“禁书”
案件。1995年，当圣塔曼尼教区学校董事会决定从该地区所有学校的图书馆里将一本介绍巫术的书清理出去时，几个学生家长便将学校董事会推上地区联邦法庭，状告他们剥夺学生接受各种思想的权利。虽然校方坚持认为学生年幼无知、暂无批判接受能力，法庭还是判定他们的做法不合适。最终那本书还是回到了学校的书架上。
此外，美国广大的图书馆馆员也是反“禁书”的支持者。在美国，图书馆馆员的责任之一就是维护人们接受所有知识的权利。在工作原则和权势发生冲突时，工作可以丢，但职业道德不能丢。
书商从中获利
当然，既然反对者有反对的自由，“禁书”倡导者也有他们发表意见的自由。拥护“禁书”和支持反“禁书”，二者互不相让，从中渔利的却是出版商，他们虽然表面上站在反对派一边，其实心里还暗暗高兴呢。在美国，出一本书很贵，做广告更贵。“禁书”活动无疑给被“禁”的书做了免费广告，上了所谓“禁书”单的书销路更好。比如去年名列“禁书”榜首的《哈利·波特》，就是连续数周的全美第一畅销书。
美国历史上的禁书
美国从立国开始，保守势力一直想做思想警察，当然要试图禁书了。但这些做法都是某些组织或个人倡导的。美国政府是三权分立，各部门之间不是铁板一块，要政府出面在全国禁书不是一件容易事。美国历史上就禁书出过这么两件有影响的事：1918年，美国国防部前身战争部曾要求将47本有争议的书从全军士兵图书馆里清出去。原因是这些书被怀疑是由美国一战中的敌人德国资助出版，或散布同情德国的情绪。这个事件曾一度影响地方，当时一些公共图书馆也效仿了军中的做法。
1954年，美国国会参议院主持了有关“幽默书是否导致儿童犯罪”的听证会。几个月后，美国国会通过《幽默书出版写作条例》，对这类书籍的内容进行了严格界定，使当时著名的“EC幽默出版公司”几乎破产倒闭。
其实，美国的禁书是其多元文化现象的体现之一。就在《花花公子》摆在纽约街头热卖的同时，《哈利·波特》可能正被从某个小镇的图书馆书架上撤下来。在美国，永远都有文化的两个极端的维护者，多数美国人见怪不怪，对此也并不认真。从教育角度来看，家长们一方面希望孩子在自由的求知氛围中学习，另一方面又担心鱼龙混杂的书籍会误导儿童。然而鱼和熊掌难以兼得，美国的禁书也算得上是一种“尴尬文化”吧。▲
《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