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日本问题与亚太和平

http://www.guancha.cn/ZhangWenMu/2015_10_07_336630_s.shtml
长文感觉不错，因为太长了所以复制了一部分，大家看链接吧

一、日本地缘政治特征及由此决定的近代扩张路径
日本位于北太平洋西岸，是一个由东北向西南延伸的弧形岛国。西隔东海、黄海、朝鲜海峡、日本海与中国、朝鲜、韩国、俄罗斯相望。陆地面积377880平方公里，包括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四个大岛和其它6800多个小岛屿。[1]
日本的地缘政治特点，在太平洋地缘政治中属主体板块的边缘，但与其他太平洋中的同类国家或地区不同的是，日本位于东北亚，深嵌主体板块国家中国、俄国，乃至美国中间，这与夹在英国、法国和俄国之间的东欧诸国，尤其是波兰的地缘政治有相似的特点。但与东欧国家不同的是，日本是近代在亚洲最早走上英美式自主型[2]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而自主型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经济动力的首要条件，是尽可能要有广大的以母国资本为中心的外围地区，即资本形成和增值必需的“中心—外围”结构。而日本地缘政治天然所处的大陆诸主体板块边缘或夹层地位，使得日本与同样是边缘岛国的英国一样没有强烈的区域归属的民族心理，即英国和日本都不愿将自己归入自己所面临的大陆：与英国加入欧盟的态度一样，日本一会是脱亚入欧，一会又是脱欧入亚，至今也没有明确自己的定位。这是因为在亚洲，相对于主体国家的边缘地位使得日本成了天然矮人，这对拥有亚洲一流生产力并曾在近代深刻影响甚至险些改变亚洲历史的日本而言，是不能接受的。日本一直将自己比做远东不列颠，不幸的却是没有英国面临的那种天然破碎因而可以长期推行均势战略的大陆板块——日本夹在由中国、俄国、美国构成的稳定的铁三角中间东冲西撞迄今未找到符合其理想的出路，更未赢得不列颠英国在美国崛起之前曾有过的数百年横行天下的风光——这正如美国崛起后，夹在美洲与欧洲大陆中间的英国也随即黯然失色的道理一样。
鉴于此，日本要想在较快的时间内，摆脱其自主型经济力与其边缘的地位不相匹配的尴尬处境，那它唯一的选择就是用外科手术的方式即强力的方式，改变日本的“骨骼结构”，即扩大日本的地理版图，其要义是肢解长期钳制日本的中国和俄国，打破中、俄、美三国的“铁三角”结构，最终在东亚地区形成以日本为主体板块的辐射地带。至于日本国力辐射方向，则视周边可突围的薄弱环节而定，但不管如何，也不管什么时候，率先控制台湾，继而控制台湾东西两翼，则是日本“破除东亚之难局”[3]的关键。
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草拟了一份《征伐清国策》，其中目标就是“吞并盖平（今辽宁盖县）以南的辽东，以及山东的登州、舟山群岛、澎湖列岛、台湾和长江两岸十里以南的地区”[4]。1895年，日本海上打败中国后，第一件事就是根据《马关条约》第二款 占领中国的台湾和澎湖列岛。占领这些岛屿，日本就控制了实现并在20世纪40年代实施的“大东亚”战略的“命门”：有了台湾，日本就有了依次滚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政治的稳固轴心。台湾之于日本的意义，时任战后驻日盟军总司令的麦克阿瑟将军（Dauglas MacArthur，1880-1964）在1950年有比较到位的分析：
福摩萨[5]在历史上就被（日本——笔者）当作向南部地区进行军事侵略的跳板。最著名也是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日本在“二战”期间对福摩萨的利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福摩萨作为日本各种护航船队的中途集结地区和补给基地，发挥了重要作用。驻扎在吕宋林加延湾的军队主要力量是从基隆、高雄和澎湖列岛运来的。支援日本的陆军、海军的空军部队也是以位于福摩萨南部和台中的飞机场为基地的。高雄是1942年2月日本人入侵爪哇的中途集结点。1942-1944年，福摩萨是从日本、经过冲绳和菲律宾、到达东南亚的交通运输的重要连接点。1944-1945年期间，福摩萨是日本为准备守住菲律宾地区的重要战役向菲律宾部署增援部队和飞机的关键中途集结点。随美国航母舰队开进西太平洋，福摩萨作为空军基地在日本的防御计划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1945年1月美国占领吕宋后，日本空军撤退了福摩萨机场，占据了主动发动攻击的有利位置，用来阻止我们前进的部队。1941年日本控制琉球群岛和中国东部的周边后，福摩萨的军事作用便充分表现了出来。[6]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随之而来的美苏冷战使日本得到了一段较长时间的休整机会，到20世纪90年代，伴随苏联解体而来的是日本重新崛起及与之相应的日本新的扩张冲动，其冲锋首选，根据历史经验，最可能的就是与中国尚处分裂状态的台湾地区。19世纪日本侵略台湾的企图就是以1872年10月15日吞并琉球开始，以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结束。目前日本又在钓鱼岛列屿及其周边不断制造如“春晓油田”之类的事端，这都是日本再次涉足台湾的先声。与明治以来的历史一样，如果日本不愿在东亚走瑞士或瑞典式的发展道路的话，那么台湾仍是日本再次起步东亚的第一站，也是迈开双脚站稳东亚的最核心的环节。控制台湾，日本东可抗美，西可制华，南可威慑东南亚诸国及美国的包括马六甲海峡在内的海上生命线。正因此，美国在台湾独立问题上，采取反对或不支持的立场。美国对日本外交政策的底线——如果它的领导人头脑还不算糊涂的话——是可以向中国和俄罗斯挑战，极限则是不能放手让台湾“独立”，从而使日本再次控制台湾。由于台湾在东亚战略格局中所具有的“命门”的特殊地位，对日本来说，一旦它占领台湾，它就意味着日本已向中国和美国及整个东亚国家摊牌，和平的日本也就走到尽头。20世纪前半叶的日本史就是这样一个因偷吃“禁果”（台湾）而遭了“大核”之灾的悲剧式的历史
二、 日本的悲剧命运与“明治大帝之遗策”[7]
（一）“明治维新”给小日本换上大“胃口”
称霸东亚，继而太平洋，对日本而言，这是一个远比英国崛起时面临的更为苛刻的目标，如日本不愿以瑞士而是以英国为其发展样板的话，那日本则必须在中国、俄国、美国铁三角中强力破局。明治维新的发生将只有老鼠身材，其力量又不足以承接旋转乾坤重任的日本送上称霸世界的不归快车。
日本“明治维新”运动对日本未来的历史影响是深远的，史书对这场运动的积极意义已给了相当高的评价，但同时也需要提醒的是，如果我们能够将这场运动与同期的俾斯麦德国及后来的毛泽东中国的“不称霸”外交政策比较，就会发现，明治维新对日本的未来最具灾难性的影响是它提出了与日本国力不相匹配的，或者说，远超出日本国力的外交目标。正是明治维新的成功及其对日本未来目标的确立，使只有老鼠身材的日本换上了老虎般的野心。如果说俾斯麦之后的德国的灾难是由于它背离了俾斯麦为德国制定的有限扩张路线的结果，那么，日本的后来的灾难则是其政治家过于执着追求“明治目标”的结果。
（二）台湾：和平日本的极限
19世纪中叶，英、美、俄等国家迫使日本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实行封建锁国政策的德川幕府统治动摇，具有资本主义改革思想的地方实力派萨摩和长州两藩，在“尊王攘夷”、“富国强兵”的口号下倒幕。1868年，革新派实行“明治维新”，废除封建割据的幕藩体制，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恢复天皇至高无上的统治。1868年，天皇睦仁颁布《御笔信》（《宸翰》）明示“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不问一身艰难辛苦，经营四方，安抚亿兆，冀终开拓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8]明治政府当年还“制定了一部以普鲁士德国的宪法为蓝本的宪法，对法制进行了改革”，并“从英国皇家海军请来的专家为日本建立一支现代化的海军出谋划策，从普鲁士总参谋部请来的专家帮助他们实现陆军现代化。日本军官被派往西方国家的陆军和海军学院学习，尽管本国已建立起军火工业，但仍从国外购买现代化武器”。“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有着引人注目的政治义务，即实现国家‘富国强兵’的号召。对于日本人来说，经济实力和陆军实力是同步发展的。”[9]此后日本政治一直就在明治目标的重压下在中、俄（苏）、美之间狂颠。
1855年，吉田松阴（1830-1859）写给其兄杉梅太郎的书信提出在美、俄、中之间以中国为突破口的策略：
我与俄、美媾和，既成定局，断不可由我方决然背约，失信于夷狄。但必须严章程，厚信义，在此期间善蓄国力，征服易取之朝鲜、满洲、中国。在贸易上失之于俄美者，应由朝鲜、满州之土地以为偿。
今急修军备，舰粗具，炮略足，则宜开拓虾夷，封立诸侯，乘隙夺取堪察加、鄂霍次克海。晓谕琉球……责朝鲜纳质奉贡如古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取之势。[10]
《御笔信》颁布后，右大臣岩仓具视与参议木户孝允研讨日本的“前途大事”。木户孝允在1869年1月26日的日记中记录道：
明朝岩仓公出，垂问前途大事，因以数事进言。……至重要之事有二：速定天下方向；向朝鲜派遣使节，责其无礼，彼若不服，则兴问罪之师，祈能大显神州之威。
……然后立即一变天下陋习，确定远大之海外目标。[11]
1871年12月，担任兵部大辅的山县有朋向太政官建议“兵部当前之目标在于内，将来之目标在于外”。为此，日本须实行征兵制，成立常备军，建立沿海防御，制造军舰，构筑炮台，培养陆海军军官，生产和积蓄武器。明治天皇将这一理论钦定为最高国策。19世纪后半叶，日本海军战舰吨位飙升，从1880年的15000吨，上升到1914年的700000吨，增长46.7倍，成为世界第七海上强国。[12]海军战力的增强提升了日本的国际地位。
日本崛起之初面临的对手众多，如不算北方俄国，日本人将其概括为A（America）、B(British)、C(China)、D(Dutch)：以台湾为临界点，在南方有英国、荷兰，在东西两面有美国和中国。日本人在这综错复杂的矛盾中，借力打力，在太平洋战争之前，部分实现了日本明治时代政治家们提出的战略目标。
台湾是日本和平的极限，并不是由于日本占领台湾会给日本带来多少地缘政治利益，而在于仅仅靠日本的资源和力量不足以消化这些利益。日本占领台湾必然产生的逻辑结果就是，为保住这些“利益”，日本则须控制台湾东西两翼：东即从小笠原群岛，经北马里亚纳群岛至关岛一线，西即中国东部沿海省份，尤其是浙闽两省及南洋菲律宾等，这样日本就会将自己推向至少与两个以上的大国——在近代先是与中、英，继而与中、美——直接对抗的起跑线上。而与两个以上的大国直接对抗的战略，没有一个是成功的，这是从拿破仑战争到朝鲜、越南战争的世界战争史留下的经验中可以得到证明。不幸的是，在“明治大帝之遗策”的重压下，日本人不明智地将占领台湾这一大毁灭的起点误当做国家崛起的起点。
（三）大毁灭，从侵略台湾开始
1874年，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台湾的战争。1875年，日本舰队入侵朝鲜江华岛，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1894年7月，日本与英国和美国签订条约，并得到英国、美国、沙俄等对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不同程度的默许。[13]7月25日，也就在日英条约签订后第九天，日本便发动了甲午战争，在海上一举击败中国。根据1895年的中日马关条约，强割中国的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及台湾，获进入南中国海的战略跳板，并在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将福建划入其势力范围；此后，日本开始为用武力将俄国的势力赶出东北亚做准备。1896年7月，桂太郎向伊藤博文首相提出《统治台湾意见书》，主张“北守南进”，即在确保日本海与朝鲜半岛安全的同时，以台湾为立足点，向华南和南洋“伸张羽翼”，扩大日本的影响。[14]1902年1月30日，日本与英国签订同盟条约并获英对日本向俄发难的默认。1904年2月8日，日本向俄国在中国旅顺口的部队发起攻击，并在次年5月击溃俄在东北亚的海上力量，日俄签订《朴次茅斯和约》，日本由此成为独霸东北亚的地区强国。1910年日本与朝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宣布“韩国皇帝陛下将韩国之一切统治权完全永久让与日本皇帝陛下”[15]。
扩张至此，对日本来说，已是需要相当长时间来消化这些“成果”，可以说，这也是日本扩张已达到为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默认极限。当时，在中国、俄国和美国的铁三角中，日本的这些“成果”已得到俄国和美国——此外还有英国——方面不同程度的默认和支持，甚至怂恿。这样的条件不仅当年俾斯麦德国不可企及，即使在世界大国崛起史上也是千载难逢。
但是日本在明治目标的“魔环”笼罩下，并没有采取俾斯麦的节制路线，而是选择了与同期德国威廉二世（执政时期1888—1918）相同的争夺世界霸权的无限扩张的政策。[16]
1914年，日本利用对德宣战侵占中国山东省和太平洋上德属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绍尔群岛。1915年，日本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企图使中国变为日本殖民地。1926年，裕仁天皇登基，日本进入昭和时代。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召开了“东方会议”。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1863-1929）提交秘密奏折，自吉田松阴、岩仓具视及木户孝允之后再次提出在美国、苏联、中国铁三角之间的突破策略建议，称：
东三省为东亚政治不完全之地，我日人为欲自保他人，必须以铁与血，方能拔除东亚之难局。然欲以铁血主义而保东三省，则第三国之亚美利加，必受支那以夷制夷煽动而制我。斯时也，我之对美角逐，势不容辞。……向之日、俄战争，实际即日、支之战。将来欲制支那，必以打倒美国势力为先决问题，与日、俄战争之意，大同小异。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17]
在“明治大帝之遗策”的驱动下，地缘政治资源万分不足的日本已不知节制，开始向亚洲“大风车”挑战并提出环环相扣的实施方案，即要实现“明治大帝之遗策”， 即欲“征服世界”，必然引起美国和俄国的遏制；打破美俄遏制的突破口当在中国；在海上实现对台湾的占领后，实现从陆上“征服支那”的战略基地，当从中国东北及蒙古切入，“待有机会时，以得寸进尺的方法而进入内外蒙古，以成新大陆”。[18]
到1931年，日本完成建立总动员体制的准备，拥有配备新式武器的23万兵员的军队。6月中旬，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主持召开由陆军省军事课长、人事课长、参谋本部编制课长、欧美课长和中国课长参加的五课课长会议，筹划侵略中国东北。6月19日，拟出《对满蒙方案》后又在此基础上制订了《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7月，陆军省把这份文件作为指令传达给关东军本庄繁。此文件实际上成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行动纲领。[19]
9月18日，日本便在沈阳制造炸毁铁路事件，并以此为借口发动突然袭击并向中国东北全境进攻。1932年3月1日策划成立伪“满洲国”。1933年2月进攻热河省，侵袭华北。3月27日宣布退出国际联盟。1933年驻华日军以武力迫使南京国民政府签订《塘沽协定》，此后，日本全力推行“华北自治运动”。1935年12月18日，在北平成立伪“冀察政务委员会”。
1936年8月7日，广田内阁举行五相会议，决定《基本国策纲要》，提出“稳步地海外扩张，谋皇道精神的实现”。“外交国防相辅相成，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谋求“帝国的生存和发展”。[20]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8年10月，日本占领广州、武汉。
至此，日本似乎有意放慢扩张步伐并转而消化在中国战场上的“成果”，将主要军事力量转向解放区战场。与此同时也面临着下一步战略方向选择，即南进与英美冲突还是北上与苏联冲突的问题。日本北进派于1938年7至8月在张高峰地区，1939年5至8月在诺门坎地区，向苏联发动进攻，结果惨败。近卫文麿任首相后曾对德国驻日本大使鄂图披露：“日本通过诺门坎冲突了解到苏军实力，日本要在技术、装备、机械化方面达到苏军水平至少还需要两年”。[21]8月23日，苏德签订互不侵犯协定，日本北进彻底无望，加上美国对其日益加紧石油限运，日本这时完全忘却了美国曾在19世纪70年代对其侵略中国台湾的支持，以及英国和美国曾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5年日俄战争中对日本的支持，一改曾于1938年7月31日《日本参谋部关于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指导要点》提出的“抓住结束战争的时机”，“下一期时的军备对象确定是苏联”，“秘密研究准备处理英国在华既得权益，抓住解决事变的关键”的战略决策，[22]最终选择昔日的帮助者美国和英国为对手，全速进军南洋。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并迅速向南中国海推进，到1942年夏，先后占领新加坡、缅甸、菲律宾、印尼、关岛、威克岛、新几内亚一部分、阿留申群岛以及太平洋上其他许多岛屿。
随之而来的结果是日本在迅速扩大其战果的同时，也不得不陷入与位于太平洋东西两岸美国和中国同时作战的困境，其国力在迅速推进的战线上日益透支。资料显示，日本经过从19世纪末的军事扩张到1937年全面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其海上的扩展潜力已接近国力的极限，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国力已开始萎缩。1937年美国、苏联、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七大国中，日本国民收入位居末位，而国防开支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却居第一。同年日本在七国中的战争潜力为第六位，美国是日本战争潜力的11.92倍。[23]面对悬殊如此巨大的国力差距，日本不仅没有意识到收缩战线、巩固和消化已掠夺到手的地缘政治利益的迫切性，相反，它却在德国、意大利初期胜利的鼓动下，于1937年和1941年重复了拿破仑向欧洲两个大国即英国和俄国挑战的战略性错误，全面发动致其死命的侵华战争和对美的太平洋战争。[24]结果，日本及其殖民地的战争潜力在亚洲大陆和太平洋两向分别为扩张制陆权和制海权的目标所消耗殆尽，[25]并于1945年8月在美国、苏联和中国的三角合击下，遭到灭顶之灾。至此日本明治以来所取得的全部政治经济成就和地缘战略利益灰飞烟灭。从19世纪60年代日本明治时期的崛起到20世纪40年代战败，日本不仅没有撼动中俄美三角的禁锢，而且还从哪来再到哪去，由此耗空了已聚集了近百年的国力。
（四）明治目标：日本人承受不了的生命之重
日本败国的根本原因与德国一是样的。与其说在于二战时轴心国领导人的疯狂，不如说是由于在这之前日本的明治天皇和德国的威廉二世所提出的与本国国力不相匹配的过高的战略目标。这使得他们及其后来的继承者们总是以英国为扩张参照[26]，而忽视其远不如英国的地缘政治条件，[27]其结果是德国在俄国、法国的东西牵制中，日本在中、俄、美三国合击下近乎毁灭[28]。换言之，只要有称霸世界目标，就必然与世界数个大国冲突，而这对位于世界级大国中的德国和日本这样的新崛起的后发国家，要在这场多对手冲突中取得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看到，二战中德、日扩张都是从周边破碎地带突破，而在坚硬的地带停滞，最后当这种扩张引起与两个或两个以上大国家冲突，其结果就会本利全输。
对日本更具灾难性的，是与德国俾斯麦同期的日本从开国天皇明在治维新之初就制定的为俾斯麦坚定拒绝的威廉二世式的世界目标。如果说，德国威廉二世的外交政策是在背离俾斯麦地区守成外交原则后出现的，那么，日本的世界扩张意识则是从明治那一代人的基因中遗传下来且迄今未变的。[29]这就可以解释今天德国可以向世界人民认罪并在德国民族精神中坚决摒弃纳粹思想，而日本则死不放弃对“靖国神社”的参拜及与此连贯的始于明治时期的向世界扩张情结。[30]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的扩张情结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因而是日本人精神中不可能打开的死结，同时这也铸定了日本那“西绪弗斯”[31]式的悲剧命运，不同的只是安排这种命运的已不是宙斯而是至今仍被日本人奉为神明的“明治大帝”及“明治大帝之遗策”。   
三、变动中的世界政治与日本问题
当历史进入21世纪， “日本问题”再次浮出水面。
学者们对此有不同的解释，但如果将其外交举动联系起来分析，就会发现日本这是在“项庄舞剑”。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并不是日本将挥剑何处，而是日本这些举动将导致什么后果。而要使我们的讨论能够产生正确的结论，那就必须对目前日本问题产生的历史前提即苏联解体后的世界政治特征有一个准确的判断。
（一）苏联后的世界政治及其误判
苏联解体后，“雅尔塔体系解体”和“冷战结束”成了中国学界对国际形势的两大主流判断，在此基础上还形成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的总认识。[32]然而，现实的世界政治与这样的判断并不相符。
所谓“雅尔塔体系”（亦称“雅尔塔体制”）是指二战后期，美、英、苏、中等国对结束战争、处理战争遗留问题及维护战后和平通过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等进行的多次讨论后形成的一系列协议和谅解，以及由此确立的旨在遏制德、日军国主义复活并以此为逻辑起点的战后国际和平秩序和法理体系。
不可否认，二战结束后，雅尔塔体系有了相当的调整，但总体说来，其旨在遏制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制度根基及由此形成的地缘政治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但苏联之后，雅尔塔体系在欧洲确实是解体了，其标志是在雅尔塔体系中被分离的东西德统一，苏联波罗的海三个加盟共和国独立，及原属于苏联地缘政治势力范围的东欧转入西方阵营。俄国失去了苏联时期在欧洲地区的地缘利益，同时也失去了对东欧的“保护”责任。但是，在远东地区[33]，我们却不能说“雅尔塔体系解体”，因为构成雅尔塔体系的基本要素和大国保障远东和平的法律责任没有变：俄国仍然继承着雅尔塔体系赋予苏联的占领日本北方四岛的权力；美国仍然占领着冲绳岛；中国在雅尔塔体系中被恢复并确认了的对台湾的主权的法律地位没有改变。[34] 反之，如果我们假设这种由美国、俄国和中国实际行使的针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远东雅尔塔权力结构已经解体，那么，目前的亚太和平就会失去法理基础；俄国占领北方四岛、美国在冲绳岛驻军就失去法理基础；中国对台湾主权的法理地位就会发生动摇。[35]
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雅尔塔体系所确定的中国维护远东和平的国际权力，及对台湾的主权权利，是由当时的蒋介石政权即中华民国签订并接受的。与雅尔塔体系中的苏联权力（比如对日本北方四岛的占领权）和权利（对千岛群岛的主权）在苏联解体之后便天然转入俄国手中的案例相似，蒋介石政权自1949年在大陆倒台及1972年被联合国除名后，雅尔塔体系中的中国权利，尤其是关于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权利以及台湾及相关岛屿的主权权利等，就天然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继承。这种继承事实不仅具有法理基础并且为联合国及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所承认[36]或“充分理解和尊重”。[37]
如果我们承认上述分析，尤其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地位没有改变的法律事实，那我们就不能认为雅尔塔体系已经解体，而只能说雅尔塔体系中的欧洲格局而不是远东格局解体了。
另外，现实的世界政治更不具有“冷战结束”的特征。
所谓“冷战”，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的全面遏制政策。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美国富尔敦发表著名的“铁幕演说”，并由此正式拉开针对苏联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序幕。应当承认，苏联解体后，围绕着苏联的冷战结束了，但是，也必须同时承认，围绕着俄国、中国的冷战却反倒加强了。丘吉尔所描述的“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特里斯特”的“铁幕”，[38]在欧洲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和同年波兰、捷克、匈牙利三国加入北约后，大幅东移并进一步向俄国逼进；在远东地区，美国通过一系列条约协定从法理上恢复了上世纪从日本到澳大利亚，从菲律宾到阿富汗的以中国和俄国为对象的“T”字形遏制链条，并于上世纪末开始放纵日本扮演冷战前锋的角色。此其一。
其二，如果说冷战真的结束了，那么，在欧洲作为冷战最重要的工具“北约”就应与“华约”对等解散而不是继续维持和强化。在亚洲，《开罗宣言》作出“使朝鲜自由独立”[39]的决定，“三八线”它最初只是一条为便于美苏接受日本投降的临时军事线，却在朝鲜战争后固化为苏美在东北亚的冷战线。如果说，冷战真的结束了，那么，“三八线”就应废除，朝鲜就应当统一。那些针对性十分明显的诸如《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与台湾关系法》及与菲律宾的《来访部队协议》等，就更不应该在“冷战结束以来”继续维持或恢复。相反，在苏联解体以后的世界政治图画中，北约不仅没有解散，反而在武力推动下大幅东移并直逼俄国和中亚。1999年4月6日，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讲演时明白表示：21世纪的北约将继续执行其核心使命，即保证北约成员抵抗侵略，但与此同时，它还将承担跨地域使命，如在波黑和科索沃采取的行动。北约是冷战的产物，华约解体后，北约行动地域却大幅扩张；在东亚地区，20世纪意在遏制中国和苏联的自日本到澳大利亚的岛屿链条不仅没有放松反而自上世纪末越拉越紧；在东北亚地区，苏联解体后迄今南北朝鲜问题仍是并且是越来越热的国际斗争焦点。这说明冷战并没有结束。不同的只是，昨日是美苏力量对称的冷战，现在则是力量不对称的冷战；昨日冷战的策源地是美苏两家，而今天则只剩美国一家。20世纪上半叶的战争，多是势均力敌的战争，21世纪初的战争则基本都是“狼与羊”式的力量不对称战争。不管是军力对比还是地缘政治利益分配，冷战天平都大幅向美国倾斜。在近几年美国政府提交给国会的各项报告中，都表达出“对未来15年中国进程的估计充满了不可知因素”的担忧。[40]据报道，目前，美国政府正在迅速果断地调整西太平洋的军事部署：拟从目前的太平洋司令部内，分离增设一独立的“东北亚司令部”，主要战力大约是目前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兵力的2/3。另外还要增加关岛的军事力量，以应付可能发生在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及台湾海峡的冲突。这说明在欧洲取得压倒俄国的战略优势后，美国正在将冷战的重心移向远东地区。在外交政策方面，美国事实上已将尼克松时期的适度扶持中国崛起的政策，转向适度为日本政治“松绑”，支持日本在东亚地区，乃至在联合国中发挥“更大作用”以遏制中国的政策。[41]
如果有的同志还认为美国以遏制中国为目标的冷战政策只是少数学者的观点而非官方的政策，那么美国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42]就讲得更坦白。他在《天堂与实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国与欧洲》一书中披露：
“事实上，后来的美国政府并不认为冷战结束是战略休假。从老布什到克林顿，美国的战略和兵力规划仍然基于这样的假设，即美国有可能同时在两个不同的地方进行两场战争，美国必须同时打赢这两场战争。虽然两场战争的标准经常遭到质疑，但无论是来自文职部门还是军方，美国领导人一致认为美国必须准备好在朝鲜半岛和波斯湾打两场战争。…… 从历史上看，美国后冷战时期的军事力量，尤其是它具备的在地球任何角落部署兵力发动战争的能力，是史无前例的。”
“‘9·11’之前，美国战略圈已经开始把矛头对准了中国。没人相信近年内两国会发生战争，除非台湾问题出现危机。不过很多人认为，随着中国的军事能力和地缘政治野心的增长，未来二十年内美国与中国发生对抗的可能性在增加。这种针对中国的考虑，是美国实现军事技术现代化的动力之一，也是美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动机之一。从更广泛的意义看，这已经成为美国战略计划的一个组成原则。把中国看成美国的下一个重大战略挑战者，这种观点在克林顿时期的五角大楼里就形成了，布什上台前后，尖锐地指出中国并不是美国的战略伙伴，而是一个战略竞争对手。至此，中国是美国的挑战者这种观点得到官方确认。”[43]
这些都说明，苏联解体后，冷战不仅没有结束，反而以中国为主要对手的冷战更加强化了。对此小平同志早有警觉并提醒注意。1989年11月23日，他在会见南方委员会主席、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时说：
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44]
历史证明小平同志的判断是准确的。十多年过去了，西方针对苏联的冷战结束了，但针对中国和第三世界的冷战不仅没有结束，反而在小布什第一任提出的实际针对南方国家的反对“邪恶轴心”和第二任提出的实际是针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束暴政”两大政策目标下更加强化。[45]如果对此没有准确的认识，就会导致对整个世界形势的误判，误判就不能制定出正确的国家对外政策与策略。
由上我们对苏联解体后的世界政治基本特征的分析所导出的新判断就是：
1.雅尔塔体系在欧洲结束，但在远东没有结束；
2.西方针对苏联的冷战结束了，但冷战在世界范围内不仅没有结束反而有所强化。
如果我们承认这两点是正确的判断，那我们目前流行的“雅尔塔体系解体”和“冷战结束”的判断，就是对苏联解体后的世界政治特征的误判。误判当然就不能对当前日益严重的“日本问题”产生准确的认识。http://www.guancha.cn/ZhangWenMu/2015_10_07_336630_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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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地缘政治特征及由此决定的近代扩张路径
日本位于北太平洋西岸，是一个由东北向西南延伸的弧形岛国。西隔东海、黄海、朝鲜海峡、日本海与中国、朝鲜、韩国、俄罗斯相望。陆地面积377880平方公里，包括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四个大岛和其它6800多个小岛屿。[1]
日本的地缘政治特点，在太平洋地缘政治中属主体板块的边缘，但与其他太平洋中的同类国家或地区不同的是，日本位于东北亚，深嵌主体板块国家中国、俄国，乃至美国中间，这与夹在英国、法国和俄国之间的东欧诸国，尤其是波兰的地缘政治有相似的特点。但与东欧国家不同的是，日本是近代在亚洲最早走上英美式自主型[2]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而自主型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经济动力的首要条件，是尽可能要有广大的以母国资本为中心的外围地区，即资本形成和增值必需的“中心—外围”结构。而日本地缘政治天然所处的大陆诸主体板块边缘或夹层地位，使得日本与同样是边缘岛国的英国一样没有强烈的区域归属的民族心理，即英国和日本都不愿将自己归入自己所面临的大陆：与英国加入欧盟的态度一样，日本一会是脱亚入欧，一会又是脱欧入亚，至今也没有明确自己的定位。这是因为在亚洲，相对于主体国家的边缘地位使得日本成了天然矮人，这对拥有亚洲一流生产力并曾在近代深刻影响甚至险些改变亚洲历史的日本而言，是不能接受的。日本一直将自己比做远东不列颠，不幸的却是没有英国面临的那种天然破碎因而可以长期推行均势战略的大陆板块——日本夹在由中国、俄国、美国构成的稳定的铁三角中间东冲西撞迄今未找到符合其理想的出路，更未赢得不列颠英国在美国崛起之前曾有过的数百年横行天下的风光——这正如美国崛起后，夹在美洲与欧洲大陆中间的英国也随即黯然失色的道理一样。
鉴于此，日本要想在较快的时间内，摆脱其自主型经济力与其边缘的地位不相匹配的尴尬处境，那它唯一的选择就是用外科手术的方式即强力的方式，改变日本的“骨骼结构”，即扩大日本的地理版图，其要义是肢解长期钳制日本的中国和俄国，打破中、俄、美三国的“铁三角”结构，最终在东亚地区形成以日本为主体板块的辐射地带。至于日本国力辐射方向，则视周边可突围的薄弱环节而定，但不管如何，也不管什么时候，率先控制台湾，继而控制台湾东西两翼，则是日本“破除东亚之难局”[3]的关键。
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草拟了一份《征伐清国策》，其中目标就是“吞并盖平（今辽宁盖县）以南的辽东，以及山东的登州、舟山群岛、澎湖列岛、台湾和长江两岸十里以南的地区”[4]。1895年，日本海上打败中国后，第一件事就是根据《马关条约》第二款 占领中国的台湾和澎湖列岛。占领这些岛屿，日本就控制了实现并在20世纪40年代实施的“大东亚”战略的“命门”：有了台湾，日本就有了依次滚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政治的稳固轴心。台湾之于日本的意义，时任战后驻日盟军总司令的麦克阿瑟将军（Dauglas MacArthur，1880-1964）在1950年有比较到位的分析：
福摩萨[5]在历史上就被（日本——笔者）当作向南部地区进行军事侵略的跳板。最著名也是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日本在“二战”期间对福摩萨的利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福摩萨作为日本各种护航船队的中途集结地区和补给基地，发挥了重要作用。驻扎在吕宋林加延湾的军队主要力量是从基隆、高雄和澎湖列岛运来的。支援日本的陆军、海军的空军部队也是以位于福摩萨南部和台中的飞机场为基地的。高雄是1942年2月日本人入侵爪哇的中途集结点。1942-1944年，福摩萨是从日本、经过冲绳和菲律宾、到达东南亚的交通运输的重要连接点。1944-1945年期间，福摩萨是日本为准备守住菲律宾地区的重要战役向菲律宾部署增援部队和飞机的关键中途集结点。随美国航母舰队开进西太平洋，福摩萨作为空军基地在日本的防御计划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1945年1月美国占领吕宋后，日本空军撤退了福摩萨机场，占据了主动发动攻击的有利位置，用来阻止我们前进的部队。1941年日本控制琉球群岛和中国东部的周边后，福摩萨的军事作用便充分表现了出来。[6]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随之而来的美苏冷战使日本得到了一段较长时间的休整机会，到20世纪90年代，伴随苏联解体而来的是日本重新崛起及与之相应的日本新的扩张冲动，其冲锋首选，根据历史经验，最可能的就是与中国尚处分裂状态的台湾地区。19世纪日本侵略台湾的企图就是以1872年10月15日吞并琉球开始，以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结束。目前日本又在钓鱼岛列屿及其周边不断制造如“春晓油田”之类的事端，这都是日本再次涉足台湾的先声。与明治以来的历史一样，如果日本不愿在东亚走瑞士或瑞典式的发展道路的话，那么台湾仍是日本再次起步东亚的第一站，也是迈开双脚站稳东亚的最核心的环节。控制台湾，日本东可抗美，西可制华，南可威慑东南亚诸国及美国的包括马六甲海峡在内的海上生命线。正因此，美国在台湾独立问题上，采取反对或不支持的立场。美国对日本外交政策的底线——如果它的领导人头脑还不算糊涂的话——是可以向中国和俄罗斯挑战，极限则是不能放手让台湾“独立”，从而使日本再次控制台湾。由于台湾在东亚战略格局中所具有的“命门”的特殊地位，对日本来说，一旦它占领台湾，它就意味着日本已向中国和美国及整个东亚国家摊牌，和平的日本也就走到尽头。20世纪前半叶的日本史就是这样一个因偷吃“禁果”（台湾）而遭了“大核”之灾的悲剧式的历史
二、 日本的悲剧命运与“明治大帝之遗策”[7]
（一）“明治维新”给小日本换上大“胃口”
称霸东亚，继而太平洋，对日本而言，这是一个远比英国崛起时面临的更为苛刻的目标，如日本不愿以瑞士而是以英国为其发展样板的话，那日本则必须在中国、俄国、美国铁三角中强力破局。明治维新的发生将只有老鼠身材，其力量又不足以承接旋转乾坤重任的日本送上称霸世界的不归快车。
日本“明治维新”运动对日本未来的历史影响是深远的，史书对这场运动的积极意义已给了相当高的评价，但同时也需要提醒的是，如果我们能够将这场运动与同期的俾斯麦德国及后来的毛泽东中国的“不称霸”外交政策比较，就会发现，明治维新对日本的未来最具灾难性的影响是它提出了与日本国力不相匹配的，或者说，远超出日本国力的外交目标。正是明治维新的成功及其对日本未来目标的确立，使只有老鼠身材的日本换上了老虎般的野心。如果说俾斯麦之后的德国的灾难是由于它背离了俾斯麦为德国制定的有限扩张路线的结果，那么，日本的后来的灾难则是其政治家过于执着追求“明治目标”的结果。
（二）台湾：和平日本的极限
19世纪中叶，英、美、俄等国家迫使日本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实行封建锁国政策的德川幕府统治动摇，具有资本主义改革思想的地方实力派萨摩和长州两藩，在“尊王攘夷”、“富国强兵”的口号下倒幕。1868年，革新派实行“明治维新”，废除封建割据的幕藩体制，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恢复天皇至高无上的统治。1868年，天皇睦仁颁布《御笔信》（《宸翰》）明示“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不问一身艰难辛苦，经营四方，安抚亿兆，冀终开拓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8]明治政府当年还“制定了一部以普鲁士德国的宪法为蓝本的宪法，对法制进行了改革”，并“从英国皇家海军请来的专家为日本建立一支现代化的海军出谋划策，从普鲁士总参谋部请来的专家帮助他们实现陆军现代化。日本军官被派往西方国家的陆军和海军学院学习，尽管本国已建立起军火工业，但仍从国外购买现代化武器”。“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有着引人注目的政治义务，即实现国家‘富国强兵’的号召。对于日本人来说，经济实力和陆军实力是同步发展的。”[9]此后日本政治一直就在明治目标的重压下在中、俄（苏）、美之间狂颠。
1855年，吉田松阴（1830-1859）写给其兄杉梅太郎的书信提出在美、俄、中之间以中国为突破口的策略：
我与俄、美媾和，既成定局，断不可由我方决然背约，失信于夷狄。但必须严章程，厚信义，在此期间善蓄国力，征服易取之朝鲜、满洲、中国。在贸易上失之于俄美者，应由朝鲜、满州之土地以为偿。
今急修军备，舰粗具，炮略足，则宜开拓虾夷，封立诸侯，乘隙夺取堪察加、鄂霍次克海。晓谕琉球……责朝鲜纳质奉贡如古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取之势。[10]
《御笔信》颁布后，右大臣岩仓具视与参议木户孝允研讨日本的“前途大事”。木户孝允在1869年1月26日的日记中记录道：
明朝岩仓公出，垂问前途大事，因以数事进言。……至重要之事有二：速定天下方向；向朝鲜派遣使节，责其无礼，彼若不服，则兴问罪之师，祈能大显神州之威。
……然后立即一变天下陋习，确定远大之海外目标。[11]
1871年12月，担任兵部大辅的山县有朋向太政官建议“兵部当前之目标在于内，将来之目标在于外”。为此，日本须实行征兵制，成立常备军，建立沿海防御，制造军舰，构筑炮台，培养陆海军军官，生产和积蓄武器。明治天皇将这一理论钦定为最高国策。19世纪后半叶，日本海军战舰吨位飙升，从1880年的15000吨，上升到1914年的700000吨，增长46.7倍，成为世界第七海上强国。[12]海军战力的增强提升了日本的国际地位。
日本崛起之初面临的对手众多，如不算北方俄国，日本人将其概括为A（America）、B(British)、C(China)、D(Dutch)：以台湾为临界点，在南方有英国、荷兰，在东西两面有美国和中国。日本人在这综错复杂的矛盾中，借力打力，在太平洋战争之前，部分实现了日本明治时代政治家们提出的战略目标。
台湾是日本和平的极限，并不是由于日本占领台湾会给日本带来多少地缘政治利益，而在于仅仅靠日本的资源和力量不足以消化这些利益。日本占领台湾必然产生的逻辑结果就是，为保住这些“利益”，日本则须控制台湾东西两翼：东即从小笠原群岛，经北马里亚纳群岛至关岛一线，西即中国东部沿海省份，尤其是浙闽两省及南洋菲律宾等，这样日本就会将自己推向至少与两个以上的大国——在近代先是与中、英，继而与中、美——直接对抗的起跑线上。而与两个以上的大国直接对抗的战略，没有一个是成功的，这是从拿破仑战争到朝鲜、越南战争的世界战争史留下的经验中可以得到证明。不幸的是，在“明治大帝之遗策”的重压下，日本人不明智地将占领台湾这一大毁灭的起点误当做国家崛起的起点。
（三）大毁灭，从侵略台湾开始
1874年，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台湾的战争。1875年，日本舰队入侵朝鲜江华岛，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1894年7月，日本与英国和美国签订条约，并得到英国、美国、沙俄等对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不同程度的默许。[13]7月25日，也就在日英条约签订后第九天，日本便发动了甲午战争，在海上一举击败中国。根据1895年的中日马关条约，强割中国的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及台湾，获进入南中国海的战略跳板，并在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将福建划入其势力范围；此后，日本开始为用武力将俄国的势力赶出东北亚做准备。1896年7月，桂太郎向伊藤博文首相提出《统治台湾意见书》，主张“北守南进”，即在确保日本海与朝鲜半岛安全的同时，以台湾为立足点，向华南和南洋“伸张羽翼”，扩大日本的影响。[14]1902年1月30日，日本与英国签订同盟条约并获英对日本向俄发难的默认。1904年2月8日，日本向俄国在中国旅顺口的部队发起攻击，并在次年5月击溃俄在东北亚的海上力量，日俄签订《朴次茅斯和约》，日本由此成为独霸东北亚的地区强国。1910年日本与朝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宣布“韩国皇帝陛下将韩国之一切统治权完全永久让与日本皇帝陛下”[15]。
扩张至此，对日本来说，已是需要相当长时间来消化这些“成果”，可以说，这也是日本扩张已达到为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默认极限。当时，在中国、俄国和美国的铁三角中，日本的这些“成果”已得到俄国和美国——此外还有英国——方面不同程度的默认和支持，甚至怂恿。这样的条件不仅当年俾斯麦德国不可企及，即使在世界大国崛起史上也是千载难逢。
但是日本在明治目标的“魔环”笼罩下，并没有采取俾斯麦的节制路线，而是选择了与同期德国威廉二世（执政时期1888—1918）相同的争夺世界霸权的无限扩张的政策。[16]
1914年，日本利用对德宣战侵占中国山东省和太平洋上德属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绍尔群岛。1915年，日本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企图使中国变为日本殖民地。1926年，裕仁天皇登基，日本进入昭和时代。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召开了“东方会议”。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1863-1929）提交秘密奏折，自吉田松阴、岩仓具视及木户孝允之后再次提出在美国、苏联、中国铁三角之间的突破策略建议，称：
东三省为东亚政治不完全之地，我日人为欲自保他人，必须以铁与血，方能拔除东亚之难局。然欲以铁血主义而保东三省，则第三国之亚美利加，必受支那以夷制夷煽动而制我。斯时也，我之对美角逐，势不容辞。……向之日、俄战争，实际即日、支之战。将来欲制支那，必以打倒美国势力为先决问题，与日、俄战争之意，大同小异。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17]
在“明治大帝之遗策”的驱动下，地缘政治资源万分不足的日本已不知节制，开始向亚洲“大风车”挑战并提出环环相扣的实施方案，即要实现“明治大帝之遗策”， 即欲“征服世界”，必然引起美国和俄国的遏制；打破美俄遏制的突破口当在中国；在海上实现对台湾的占领后，实现从陆上“征服支那”的战略基地，当从中国东北及蒙古切入，“待有机会时，以得寸进尺的方法而进入内外蒙古，以成新大陆”。[18]
到1931年，日本完成建立总动员体制的准备，拥有配备新式武器的23万兵员的军队。6月中旬，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主持召开由陆军省军事课长、人事课长、参谋本部编制课长、欧美课长和中国课长参加的五课课长会议，筹划侵略中国东北。6月19日，拟出《对满蒙方案》后又在此基础上制订了《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7月，陆军省把这份文件作为指令传达给关东军本庄繁。此文件实际上成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行动纲领。[19]
9月18日，日本便在沈阳制造炸毁铁路事件，并以此为借口发动突然袭击并向中国东北全境进攻。1932年3月1日策划成立伪“满洲国”。1933年2月进攻热河省，侵袭华北。3月27日宣布退出国际联盟。1933年驻华日军以武力迫使南京国民政府签订《塘沽协定》，此后，日本全力推行“华北自治运动”。1935年12月18日，在北平成立伪“冀察政务委员会”。
1936年8月7日，广田内阁举行五相会议，决定《基本国策纲要》，提出“稳步地海外扩张，谋皇道精神的实现”。“外交国防相辅相成，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谋求“帝国的生存和发展”。[20]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8年10月，日本占领广州、武汉。
至此，日本似乎有意放慢扩张步伐并转而消化在中国战场上的“成果”，将主要军事力量转向解放区战场。与此同时也面临着下一步战略方向选择，即南进与英美冲突还是北上与苏联冲突的问题。日本北进派于1938年7至8月在张高峰地区，1939年5至8月在诺门坎地区，向苏联发动进攻，结果惨败。近卫文麿任首相后曾对德国驻日本大使鄂图披露：“日本通过诺门坎冲突了解到苏军实力，日本要在技术、装备、机械化方面达到苏军水平至少还需要两年”。[21]8月23日，苏德签订互不侵犯协定，日本北进彻底无望，加上美国对其日益加紧石油限运，日本这时完全忘却了美国曾在19世纪70年代对其侵略中国台湾的支持，以及英国和美国曾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5年日俄战争中对日本的支持，一改曾于1938年7月31日《日本参谋部关于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指导要点》提出的“抓住结束战争的时机”，“下一期时的军备对象确定是苏联”，“秘密研究准备处理英国在华既得权益，抓住解决事变的关键”的战略决策，[22]最终选择昔日的帮助者美国和英国为对手，全速进军南洋。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并迅速向南中国海推进，到1942年夏，先后占领新加坡、缅甸、菲律宾、印尼、关岛、威克岛、新几内亚一部分、阿留申群岛以及太平洋上其他许多岛屿。
随之而来的结果是日本在迅速扩大其战果的同时，也不得不陷入与位于太平洋东西两岸美国和中国同时作战的困境，其国力在迅速推进的战线上日益透支。资料显示，日本经过从19世纪末的军事扩张到1937年全面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其海上的扩展潜力已接近国力的极限，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国力已开始萎缩。1937年美国、苏联、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七大国中，日本国民收入位居末位，而国防开支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却居第一。同年日本在七国中的战争潜力为第六位，美国是日本战争潜力的11.92倍。[23]面对悬殊如此巨大的国力差距，日本不仅没有意识到收缩战线、巩固和消化已掠夺到手的地缘政治利益的迫切性，相反，它却在德国、意大利初期胜利的鼓动下，于1937年和1941年重复了拿破仑向欧洲两个大国即英国和俄国挑战的战略性错误，全面发动致其死命的侵华战争和对美的太平洋战争。[24]结果，日本及其殖民地的战争潜力在亚洲大陆和太平洋两向分别为扩张制陆权和制海权的目标所消耗殆尽，[25]并于1945年8月在美国、苏联和中国的三角合击下，遭到灭顶之灾。至此日本明治以来所取得的全部政治经济成就和地缘战略利益灰飞烟灭。从19世纪60年代日本明治时期的崛起到20世纪40年代战败，日本不仅没有撼动中俄美三角的禁锢，而且还从哪来再到哪去，由此耗空了已聚集了近百年的国力。
（四）明治目标：日本人承受不了的生命之重
日本败国的根本原因与德国一是样的。与其说在于二战时轴心国领导人的疯狂，不如说是由于在这之前日本的明治天皇和德国的威廉二世所提出的与本国国力不相匹配的过高的战略目标。这使得他们及其后来的继承者们总是以英国为扩张参照[26]，而忽视其远不如英国的地缘政治条件，[27]其结果是德国在俄国、法国的东西牵制中，日本在中、俄、美三国合击下近乎毁灭[28]。换言之，只要有称霸世界目标，就必然与世界数个大国冲突，而这对位于世界级大国中的德国和日本这样的新崛起的后发国家，要在这场多对手冲突中取得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看到，二战中德、日扩张都是从周边破碎地带突破，而在坚硬的地带停滞，最后当这种扩张引起与两个或两个以上大国家冲突，其结果就会本利全输。
对日本更具灾难性的，是与德国俾斯麦同期的日本从开国天皇明在治维新之初就制定的为俾斯麦坚定拒绝的威廉二世式的世界目标。如果说，德国威廉二世的外交政策是在背离俾斯麦地区守成外交原则后出现的，那么，日本的世界扩张意识则是从明治那一代人的基因中遗传下来且迄今未变的。[29]这就可以解释今天德国可以向世界人民认罪并在德国民族精神中坚决摒弃纳粹思想，而日本则死不放弃对“靖国神社”的参拜及与此连贯的始于明治时期的向世界扩张情结。[30]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的扩张情结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因而是日本人精神中不可能打开的死结，同时这也铸定了日本那“西绪弗斯”[31]式的悲剧命运，不同的只是安排这种命运的已不是宙斯而是至今仍被日本人奉为神明的“明治大帝”及“明治大帝之遗策”。   
三、变动中的世界政治与日本问题
当历史进入21世纪， “日本问题”再次浮出水面。
学者们对此有不同的解释，但如果将其外交举动联系起来分析，就会发现日本这是在“项庄舞剑”。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并不是日本将挥剑何处，而是日本这些举动将导致什么后果。而要使我们的讨论能够产生正确的结论，那就必须对目前日本问题产生的历史前提即苏联解体后的世界政治特征有一个准确的判断。
（一）苏联后的世界政治及其误判
苏联解体后，“雅尔塔体系解体”和“冷战结束”成了中国学界对国际形势的两大主流判断，在此基础上还形成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的总认识。[32]然而，现实的世界政治与这样的判断并不相符。
所谓“雅尔塔体系”（亦称“雅尔塔体制”）是指二战后期，美、英、苏、中等国对结束战争、处理战争遗留问题及维护战后和平通过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等进行的多次讨论后形成的一系列协议和谅解，以及由此确立的旨在遏制德、日军国主义复活并以此为逻辑起点的战后国际和平秩序和法理体系。
不可否认，二战结束后，雅尔塔体系有了相当的调整，但总体说来，其旨在遏制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制度根基及由此形成的地缘政治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但苏联之后，雅尔塔体系在欧洲确实是解体了，其标志是在雅尔塔体系中被分离的东西德统一，苏联波罗的海三个加盟共和国独立，及原属于苏联地缘政治势力范围的东欧转入西方阵营。俄国失去了苏联时期在欧洲地区的地缘利益，同时也失去了对东欧的“保护”责任。但是，在远东地区[33]，我们却不能说“雅尔塔体系解体”，因为构成雅尔塔体系的基本要素和大国保障远东和平的法律责任没有变：俄国仍然继承着雅尔塔体系赋予苏联的占领日本北方四岛的权力；美国仍然占领着冲绳岛；中国在雅尔塔体系中被恢复并确认了的对台湾的主权的法律地位没有改变。[34] 反之，如果我们假设这种由美国、俄国和中国实际行使的针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远东雅尔塔权力结构已经解体，那么，目前的亚太和平就会失去法理基础；俄国占领北方四岛、美国在冲绳岛驻军就失去法理基础；中国对台湾主权的法理地位就会发生动摇。[35]
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雅尔塔体系所确定的中国维护远东和平的国际权力，及对台湾的主权权利，是由当时的蒋介石政权即中华民国签订并接受的。与雅尔塔体系中的苏联权力（比如对日本北方四岛的占领权）和权利（对千岛群岛的主权）在苏联解体之后便天然转入俄国手中的案例相似，蒋介石政权自1949年在大陆倒台及1972年被联合国除名后，雅尔塔体系中的中国权利，尤其是关于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权利以及台湾及相关岛屿的主权权利等，就天然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继承。这种继承事实不仅具有法理基础并且为联合国及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所承认[36]或“充分理解和尊重”。[37]
如果我们承认上述分析，尤其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地位没有改变的法律事实，那我们就不能认为雅尔塔体系已经解体，而只能说雅尔塔体系中的欧洲格局而不是远东格局解体了。
另外，现实的世界政治更不具有“冷战结束”的特征。
所谓“冷战”，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的全面遏制政策。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美国富尔敦发表著名的“铁幕演说”，并由此正式拉开针对苏联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序幕。应当承认，苏联解体后，围绕着苏联的冷战结束了，但是，也必须同时承认，围绕着俄国、中国的冷战却反倒加强了。丘吉尔所描述的“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特里斯特”的“铁幕”，[38]在欧洲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和同年波兰、捷克、匈牙利三国加入北约后，大幅东移并进一步向俄国逼进；在远东地区，美国通过一系列条约协定从法理上恢复了上世纪从日本到澳大利亚，从菲律宾到阿富汗的以中国和俄国为对象的“T”字形遏制链条，并于上世纪末开始放纵日本扮演冷战前锋的角色。此其一。
其二，如果说冷战真的结束了，那么，在欧洲作为冷战最重要的工具“北约”就应与“华约”对等解散而不是继续维持和强化。在亚洲，《开罗宣言》作出“使朝鲜自由独立”[39]的决定，“三八线”它最初只是一条为便于美苏接受日本投降的临时军事线，却在朝鲜战争后固化为苏美在东北亚的冷战线。如果说，冷战真的结束了，那么，“三八线”就应废除，朝鲜就应当统一。那些针对性十分明显的诸如《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与台湾关系法》及与菲律宾的《来访部队协议》等，就更不应该在“冷战结束以来”继续维持或恢复。相反，在苏联解体以后的世界政治图画中，北约不仅没有解散，反而在武力推动下大幅东移并直逼俄国和中亚。1999年4月6日，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讲演时明白表示：21世纪的北约将继续执行其核心使命，即保证北约成员抵抗侵略，但与此同时，它还将承担跨地域使命，如在波黑和科索沃采取的行动。北约是冷战的产物，华约解体后，北约行动地域却大幅扩张；在东亚地区，20世纪意在遏制中国和苏联的自日本到澳大利亚的岛屿链条不仅没有放松反而自上世纪末越拉越紧；在东北亚地区，苏联解体后迄今南北朝鲜问题仍是并且是越来越热的国际斗争焦点。这说明冷战并没有结束。不同的只是，昨日是美苏力量对称的冷战，现在则是力量不对称的冷战；昨日冷战的策源地是美苏两家，而今天则只剩美国一家。20世纪上半叶的战争，多是势均力敌的战争，21世纪初的战争则基本都是“狼与羊”式的力量不对称战争。不管是军力对比还是地缘政治利益分配，冷战天平都大幅向美国倾斜。在近几年美国政府提交给国会的各项报告中，都表达出“对未来15年中国进程的估计充满了不可知因素”的担忧。[40]据报道，目前，美国政府正在迅速果断地调整西太平洋的军事部署：拟从目前的太平洋司令部内，分离增设一独立的“东北亚司令部”，主要战力大约是目前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兵力的2/3。另外还要增加关岛的军事力量，以应付可能发生在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及台湾海峡的冲突。这说明在欧洲取得压倒俄国的战略优势后，美国正在将冷战的重心移向远东地区。在外交政策方面，美国事实上已将尼克松时期的适度扶持中国崛起的政策，转向适度为日本政治“松绑”，支持日本在东亚地区，乃至在联合国中发挥“更大作用”以遏制中国的政策。[41]
如果有的同志还认为美国以遏制中国为目标的冷战政策只是少数学者的观点而非官方的政策，那么美国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42]就讲得更坦白。他在《天堂与实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国与欧洲》一书中披露：
“事实上，后来的美国政府并不认为冷战结束是战略休假。从老布什到克林顿，美国的战略和兵力规划仍然基于这样的假设，即美国有可能同时在两个不同的地方进行两场战争，美国必须同时打赢这两场战争。虽然两场战争的标准经常遭到质疑，但无论是来自文职部门还是军方，美国领导人一致认为美国必须准备好在朝鲜半岛和波斯湾打两场战争。…… 从历史上看，美国后冷战时期的军事力量，尤其是它具备的在地球任何角落部署兵力发动战争的能力，是史无前例的。”
“‘9·11’之前，美国战略圈已经开始把矛头对准了中国。没人相信近年内两国会发生战争，除非台湾问题出现危机。不过很多人认为，随着中国的军事能力和地缘政治野心的增长，未来二十年内美国与中国发生对抗的可能性在增加。这种针对中国的考虑，是美国实现军事技术现代化的动力之一，也是美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动机之一。从更广泛的意义看，这已经成为美国战略计划的一个组成原则。把中国看成美国的下一个重大战略挑战者，这种观点在克林顿时期的五角大楼里就形成了，布什上台前后，尖锐地指出中国并不是美国的战略伙伴，而是一个战略竞争对手。至此，中国是美国的挑战者这种观点得到官方确认。”[43]
这些都说明，苏联解体后，冷战不仅没有结束，反而以中国为主要对手的冷战更加强化了。对此小平同志早有警觉并提醒注意。1989年11月23日，他在会见南方委员会主席、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时说：
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44]
历史证明小平同志的判断是准确的。十多年过去了，西方针对苏联的冷战结束了，但针对中国和第三世界的冷战不仅没有结束，反而在小布什第一任提出的实际针对南方国家的反对“邪恶轴心”和第二任提出的实际是针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束暴政”两大政策目标下更加强化。[45]如果对此没有准确的认识，就会导致对整个世界形势的误判，误判就不能制定出正确的国家对外政策与策略。
由上我们对苏联解体后的世界政治基本特征的分析所导出的新判断就是：
1.雅尔塔体系在欧洲结束，但在远东没有结束；
2.西方针对苏联的冷战结束了，但冷战在世界范围内不仅没有结束反而有所强化。
如果我们承认这两点是正确的判断，那我们目前流行的“雅尔塔体系解体”和“冷战结束”的判断，就是对苏联解体后的世界政治特征的误判。误判当然就不能对当前日益严重的“日本问题”产生准确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