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ZT别让李嘉诚跑了：地产财富与权利走得近 不宜想走就走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3 09:21:11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前几日，李嘉诚拟将长实地产在上海的地盘，以200亿元出卖。这是李嘉诚撤离中国，财富转移欧洲战略部署的继续。
本来，商业如水流，逐利是资本的本性。李嘉诚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但是，鉴于李嘉诚最近二十年在中国获取财富的性质，似乎不仅仅是商业那么简单。众所周知，在中国，地产行业与权力走的很近，没有权力资源，是无法做地产生意的。由此，地产的财富，并非完全来自彻底的市场经济。恐怕不宜想走就走。
别让李嘉诚跑了。
敏感如李嘉诚，绝不会感觉不到。在中国，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密切相关，由此，一撤资，二撤资，三撤资，其商业帝国，在大陆欲上演金蝉脱壳之法。
前年是李嘉诚最不平凡的一年，先是工人罢工浪潮，风起云涌，后是在大陆的抛售，受到了巨大的非议。就民间形象而言，李嘉诚从此前的商界领袖，教父级人物，转变为长着獠牙的怪物。令人遗憾，李嘉诚本人应也比较伤心。就官方感受而言，李嘉诚不顾念官方此前对其在基础设施，港口、地产等领域的大力扶持，在中国经济遭遇危机的敏感时刻，不停抛售，造成悲观情绪在部分群体中蔓延，其道义的高点，已经失守。低买高卖，确实是市场经济，但是，地产、港口等产业，恰恰是中国最不市场化的产业，没有权力的扶助，哪里来的机会？合作时借权力，卖出时说市场，似乎双重标准，让人难以淡定。
香港富豪榜的前几名竟然全部为地产商，显示了香港产业的畸形。而这种畸形产业的背后，隐藏着香港社会结构的畸形，而豪族的出现，以及贫富分化的眼中，则严重危害了香港社会的活力。
其实，李嘉诚只不过是一介小商人，有何能量影响香江？能操控香港万民福祉与未来者，国家此前的治港思路滞后于现实发展，方才导致香港困局。未来需要改变思路，进一步造福香港万民。
“招安精英”致使李嘉诚等豪族坐大
香港社会结构的失衡，虽然发作于回归之后，病根却早在80年代即已种下。在英治时代，虽然港英政府亦喜欢借助华商领袖的势力，来维系社会平衡，但是，总体而言，香港还算是一个健康均衡的社会，从香港的流行文化，即可知香港是一个市民化，平民化和多元化的社会。在经济领域，香港虽然是全球知名的自由港，贸易发达，但是，实业亦非常发达，其精工制造，一度全球闻名。
但是，到了80年代，《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后，香港社会即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央政府的未来设想是实现“港人治港”，但是，这个“港人治港”的潜台词，很多香港人当时不太明白。
事实上，大陆精英治国的理念，亦被移植到香港。成为北京重点倚重对象的不是香港的升斗小民，而是香港的华商领袖。实际意义上，这形成了一种对于香港上层人士的“招安”政策。
在此情况下，香港腾飞过程中崛起的一些新商人，意外地获得了固化其社会经济地位的机会。三十年来，香港的头面人物不断受到各种“关照”。香港逐步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豪族，这些大族因为与大陆的关系，在拓展商业势力方面，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方便，他们不仅到大陆投资受到照顾，同时，在某些与权力联系紧密的领域，亦获得了特殊的放行。
地产行业的畸形发展就是表现之一。作为与权力关系最为亲近的行业，香港地产行业的繁荣，发蒙于60年代，但是，在60至80年代之中，并没有产生特别庞大的地产企业，诸多地产大亨的最终修成正果，普遍在80年代以后。
李嘉诚虽然在1958年即进军地产，但是一直以实业为主，直到他收购和黄之后，才开始大规模扩张，而李嘉诚在1978年受到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接见之后，在香港可谓通行无阻。政治地位的提高，亦使其商业扩张顺风顺水，特别是在地产领域，此后，李嘉诚的财富大部来自地产行业。
在大陆，很多基础设施建设，亦有李嘉诚的身影，如深圳的盐田港(6.39, -0.70, -9.87%)(7.16, 0.07, 0.99%)，大陆方面即交给了李嘉诚。“一哥”李嘉诚如此，“二哥”李兆基和“四哥”郑裕彤，也是如此，李郑兴建了“香港国际会议展览中心”等众多香港地标性建筑物，无政府人脉，是绝对办不到的。从老大到老二老三，都是早年打基础，80年代爆发为巨头级华商，那就绝非偶然了。
目前，香港前十名的商业大家族，过半从事地产行业，可见，其财富的来源，并非为香港创造了真实的财富，而是部分建立在权力经济，土地经济之上。
香港与新加坡同为港口城市，但是，80年代之后的香港和新加坡，却渐行渐远。
香港和新加坡，都以制造业和贸易起家，后来发展服务业，不同的是，到今天，新加坡与香港的支柱产业，却完全不一样。目前，新加坡的支柱产业，是贸易、制造业、航运业与旅游业。而香港的支柱产业，是零售业、旅游业、地产业、银行及金融服务业。特别是对于地产行业的依赖，达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同为海港城市，新加坡土地资源更为紧张，人口密度更大，但是新加坡却没有房产危机，新加坡建立了很多廉租房，地产行业的富豪，远没有香港多。但是，香港迟迟无法建立这种住房制度。香港的地产行业异常发达，富豪云集。而香港90年代以后资产过十亿美元的大富豪，几乎90%以上都涉足地产行业。
在市场经济完善的国家和地区，来自地产行业的富豪非常少，而这个方面，香港却颇似大陆，表现了政治权力对于香港的经济结构的同化。
对于富商阶层的畸形扶持，使香港的社会结构失去了平衡，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中产阶层日益弱小。而在一个中产阶级弱小的社会中，生产与消费都是畸形的。
在产出领域，有什么行业比做地产更赚钱？在消费领域，有什么比奢侈品更让人着迷？
如此，则实业逐步被人遗忘。做塑料的李嘉诚去做地产了，甚至连做珠宝的郑裕彤，亦放着金碗不要，也去做地产。回归后的10年来，香港制造业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从1997年的8.3%减至目前的不到5%，服务业的比重，接近90%，而实际上，如果从80年代算起，香港制造业的下降幅度更猛。香港制造业的衰亡，不仅是其向珠三角转移的结果，亦是畸形的社会结构导致的恶果。
畸形社会结构的危害
同为小经济体，香港与新加坡，乃至日本的财富分布结构，亦大为不同。
香港四十大家族占据全港三分之二的财富，集中程度非常吓人。而新加坡则并没有产生特别大的富豪，亦无此集中财富。日本更是如此，甚至日本的富豪密度，都不及中国大陆。
以日本为例，一度财阀和门阀制度流行的日本，50年代在美国的帮助下，进行了社会改革，以天皇走下神坛为标志，日本以立法的形式，限制豪强大族，同时，对于财阀进行了限制，一些大财阀被迫拆分。扫除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垄断势力之后，日本正式进入大众时代，迸发出强大的创造力。任何人，只有有足够的才智和努力，都可以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在同时起步的国家和地区队列中，香港貌似原地踏步了十余年，当人们期待它起步走的时候，结果，它却最后变成向后转了。
六七十年代，香港的富豪阶层也许并非主观上希望成为豪族，但是，“港人治港”的政策，客观上造就了豪族，而在回归之后，这种势力则更是有增无减，甚至，成为豪族，已经开始成为很多香港上层社会人士主动的追求。
2003年，时任政协副主席霍英东率领82人的“商界知名人士访京团”来到中南海。在这82人中，富豪有40人，其余42人是家眷，比富豪还多，而在这42人中，很多是这些富豪的公子。如李嘉诚就带他的两个儿子李泽钜和李泽楷，李兆基带着长子李家杰，曾宪梓带着小儿子曾智明。
荣及己身还不够，还希望把自己的声望与社会地位传给家族继承人，不仅实现财富的世袭，更实现社会地位的世袭，而这种变相世袭，恰恰阻隔了大众在财富和社会地位方面的上升渠道，造成了香港社会的不平衡。
正是这种社会领域的失衡，导致香港经济结构出现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不仅造成今日香港经济低迷，更造成了香港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的整体退化。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香港电影产业，自从九七之后，香港的电影就乏善可陈了，变得严格的管制，使很多电影失去了风韵，而香港社会的崩溃，使香港电影失去了根基与活力，那种草根性的情怀，大众性的娱乐，兼容并包的气度，是建立在平民文化和多元文化的根基之上的，失去了这两点，也就是去了活力之源。
在未来，香港经济要走出困局，其根本道路，亦在于再造大众社会，重塑平民精神，而非仅仅是经济领域的努力。
逐步改变治港思路
为今之计，香港回归日久，人心归附，一国两制，生根发芽，不客气地说，大商人已经不再是社会稳压器，失去了其利用价值。而最近几年，中国各种矛盾开始凸显，改革形势严峻，十八大提出，改革是未来最大的红利，而改革的最大阻力，即是各种既得利益集团，这种既得利益者，不仅存在大陆，香港亦有。
同时，在香港的改革，比在大陆更为容易推行，香港是一个有草根传统的地方，纵使是豪族，亦只有商业地位，而无政治背景，不似大陆，要收拾一个贪官，涉及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有的甚至是世家，父子高官，树大根深，难以撼动。香港豪族虽从经济上富甲一方，却并无显赫政治地位。纵使是曾经受到过领导人关照，也不过此一时彼一时。时势变，政治地位亦变。有权力之利剑，踏平香港各个山头，可谓易如反掌。
从国家对于香港的倚重程度的变化来说，亦需逐步削弱香港豪族地位，当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经济地位非同昔比，上海，天津，深圳，广州等沿海城市亦兴起，香港作为自由港虽然仍然重要，但是已不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国家来说，整个香港的利用价值大大下降。
为今之计，为争取民心，推动改革，以继续平稳政权，提高执政合法性，获取大众对于未来改革的支持，中央政府应权衡利弊，果断抛弃不再有利用价值的香港豪族，平抑豪族，扶持农工，在政治上，推动社会阶层的扁平化，在经济上，发展多元产业，防止一业独大。
在全国范围内，随着中国增速的下降，从前的以增量改革为主的改革模式，将逐步过渡到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并重的模式。存量怎么改？说白了，经济上，加大开放，政治和社会领域，即打压富豪，收买底层，扩大政权根基。
在此大势之下，此前的香港豪族，从被关照的对象，逐步沦落为被疏远的对象，李嘉诚人中豪杰，已经看到这种苗头，一叶落而知天下秋。
李嘉诚等商人还有三大未竞使命
对于李嘉诚为代表的香港富豪来说，不管走与不走，作为曾经的获利者，其在大陆，在中国，未来还有三大使命需要完成，不能轻易一走了之。
其一是，兼顾民生，回报穷人
毋庸讳言，八九十年代之后，香港富豪靠的就是卖地修港口等大生意，靠的就是与权力的结盟，获得了财富，做的都是一本万利的生意。未来，随着香港贫富分化的加大，香港富豪需要实现平安着陆，通过投资不是太赚钱的民生领域，担负起社会责任，扶持穷人的责任。在大陆，实体经济凋敝，也需要大量资本的进入，未来，香港富豪不能仅仅投资地产等赚钱行业，也需要投资赚钱一般般的行业，赚点苦钱，为全国经济复兴贡献力量，而不是没大钱就撤。
李嘉诚曾言，他的习惯，是“不赚尽最后一个铜板”，不仅如此，未来可能还不能光想赚“最大的铜板”。
二，稳定香港，担起商界领袖的责任。
李嘉诚是华人世界数十年的商界领袖，甚至可以说是华人历史上最强势的商界领袖。其存在对于香港的象征意义，无可替代。
所以，李嘉诚对于养育他的香港，应该负有巨大责任，当下香港动荡，造成各方困扰，急需定海神针。李嘉诚理应成为香港稳定的基石之一。部分撤退，部分坚守。不能将全部家产都转移出大陆和香港。
李嘉诚可以撤资，也可以一而再，再而三，但是不能秋风落叶，一扫而光。未来其在大陆，在香港，都应该留下标志性的财富与物业，刷好存在感。不能一走了之。见风就走非商界领袖之所为。若李嘉诚执意要走，恐数十年声望，将毁于一旦。若有所舍，有所留，虽牺牲部分利益，亦可保全声望，对各方有所交代，可谓两全。
其三是，必须要做更多善事，经营“社会事业。
经营企业，为商人本职，但是，在中国，尤其需要“经营社会“，这种经营社会，不是简单的勾搭官府，搞好政商关系，而是切实对于社会广泛领域的事务，做出贡献。如教育，社会保障，扶贫，科研等等。
香港富豪陈宗启一下就捐款3.5亿美元给哈佛大学，虽然捐款自由，但是，对比邵逸夫先生，可以看出一些奥妙，邵逸夫先生一生的财富，相对香港顶尖富豪来说，其实并不多，但是其名望高，地位尊崇，无它，舍得付出。国内遍布的逸夫楼，体现了其对于大陆教育的拳拳赤子之心。
虽然中国官方的钱财使用方法和过程，确实存在一些弊端，但是，这不能成为将“宁与友邦，不与家乡”的借口。未来香港富豪，需要加大在中国的社会事业投入，不仅做一个经营商业出色的企业家，还要做经营社会出色的社会贤达。未来李嘉诚人走了，社会事业仍需继续。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 ... amp;r=u&rfunc=4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前几日，李嘉诚拟将长实地产在上海的地盘，以200亿元出卖。这是李嘉诚撤离中国，财富转移欧洲战略部署的继续。
本来，商业如水流，逐利是资本的本性。李嘉诚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但是，鉴于李嘉诚最近二十年在中国获取财富的性质，似乎不仅仅是商业那么简单。众所周知，在中国，地产行业与权力走的很近，没有权力资源，是无法做地产生意的。由此，地产的财富，并非完全来自彻底的市场经济。恐怕不宜想走就走。
别让李嘉诚跑了。
敏感如李嘉诚，绝不会感觉不到。在中国，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密切相关，由此，一撤资，二撤资，三撤资，其商业帝国，在大陆欲上演金蝉脱壳之法。
前年是李嘉诚最不平凡的一年，先是工人罢工浪潮，风起云涌，后是在大陆的抛售，受到了巨大的非议。就民间形象而言，李嘉诚从此前的商界领袖，教父级人物，转变为长着獠牙的怪物。令人遗憾，李嘉诚本人应也比较伤心。就官方感受而言，李嘉诚不顾念官方此前对其在基础设施，港口、地产等领域的大力扶持，在中国经济遭遇危机的敏感时刻，不停抛售，造成悲观情绪在部分群体中蔓延，其道义的高点，已经失守。低买高卖，确实是市场经济，但是，地产、港口等产业，恰恰是中国最不市场化的产业，没有权力的扶助，哪里来的机会？合作时借权力，卖出时说市场，似乎双重标准，让人难以淡定。
香港富豪榜的前几名竟然全部为地产商，显示了香港产业的畸形。而这种畸形产业的背后，隐藏着香港社会结构的畸形，而豪族的出现，以及贫富分化的眼中，则严重危害了香港社会的活力。
其实，李嘉诚只不过是一介小商人，有何能量影响香江？能操控香港万民福祉与未来者，国家此前的治港思路滞后于现实发展，方才导致香港困局。未来需要改变思路，进一步造福香港万民。
“招安精英”致使李嘉诚等豪族坐大
香港社会结构的失衡，虽然发作于回归之后，病根却早在80年代即已种下。在英治时代，虽然港英政府亦喜欢借助华商领袖的势力，来维系社会平衡，但是，总体而言，香港还算是一个健康均衡的社会，从香港的流行文化，即可知香港是一个市民化，平民化和多元化的社会。在经济领域，香港虽然是全球知名的自由港，贸易发达，但是，实业亦非常发达，其精工制造，一度全球闻名。
但是，到了80年代，《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后，香港社会即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央政府的未来设想是实现“港人治港”，但是，这个“港人治港”的潜台词，很多香港人当时不太明白。
事实上，大陆精英治国的理念，亦被移植到香港。成为北京重点倚重对象的不是香港的升斗小民，而是香港的华商领袖。实际意义上，这形成了一种对于香港上层人士的“招安”政策。
在此情况下，香港腾飞过程中崛起的一些新商人，意外地获得了固化其社会经济地位的机会。三十年来，香港的头面人物不断受到各种“关照”。香港逐步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豪族，这些大族因为与大陆的关系，在拓展商业势力方面，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方便，他们不仅到大陆投资受到照顾，同时，在某些与权力联系紧密的领域，亦获得了特殊的放行。
地产行业的畸形发展就是表现之一。作为与权力关系最为亲近的行业，香港地产行业的繁荣，发蒙于60年代，但是，在60至80年代之中，并没有产生特别庞大的地产企业，诸多地产大亨的最终修成正果，普遍在80年代以后。
李嘉诚虽然在1958年即进军地产，但是一直以实业为主，直到他收购和黄之后，才开始大规模扩张，而李嘉诚在1978年受到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接见之后，在香港可谓通行无阻。政治地位的提高，亦使其商业扩张顺风顺水，特别是在地产领域，此后，李嘉诚的财富大部来自地产行业。
在大陆，很多基础设施建设，亦有李嘉诚的身影，如深圳的盐田港(6.39, -0.70, -9.87%)(7.16, 0.07, 0.99%)，大陆方面即交给了李嘉诚。“一哥”李嘉诚如此，“二哥”李兆基和“四哥”郑裕彤，也是如此，李郑兴建了“香港国际会议展览中心”等众多香港地标性建筑物，无政府人脉，是绝对办不到的。从老大到老二老三，都是早年打基础，80年代爆发为巨头级华商，那就绝非偶然了。
目前，香港前十名的商业大家族，过半从事地产行业，可见，其财富的来源，并非为香港创造了真实的财富，而是部分建立在权力经济，土地经济之上。
香港与新加坡同为港口城市，但是，80年代之后的香港和新加坡，却渐行渐远。
香港和新加坡，都以制造业和贸易起家，后来发展服务业，不同的是，到今天，新加坡与香港的支柱产业，却完全不一样。目前，新加坡的支柱产业，是贸易、制造业、航运业与旅游业。而香港的支柱产业，是零售业、旅游业、地产业、银行及金融服务业。特别是对于地产行业的依赖，达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同为海港城市，新加坡土地资源更为紧张，人口密度更大，但是新加坡却没有房产危机，新加坡建立了很多廉租房，地产行业的富豪，远没有香港多。但是，香港迟迟无法建立这种住房制度。香港的地产行业异常发达，富豪云集。而香港90年代以后资产过十亿美元的大富豪，几乎90%以上都涉足地产行业。
在市场经济完善的国家和地区，来自地产行业的富豪非常少，而这个方面，香港却颇似大陆，表现了政治权力对于香港的经济结构的同化。
对于富商阶层的畸形扶持，使香港的社会结构失去了平衡，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中产阶层日益弱小。而在一个中产阶级弱小的社会中，生产与消费都是畸形的。
在产出领域，有什么行业比做地产更赚钱？在消费领域，有什么比奢侈品更让人着迷？
如此，则实业逐步被人遗忘。做塑料的李嘉诚去做地产了，甚至连做珠宝的郑裕彤，亦放着金碗不要，也去做地产。回归后的10年来，香港制造业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从1997年的8.3%减至目前的不到5%，服务业的比重，接近90%，而实际上，如果从80年代算起，香港制造业的下降幅度更猛。香港制造业的衰亡，不仅是其向珠三角转移的结果，亦是畸形的社会结构导致的恶果。
畸形社会结构的危害
同为小经济体，香港与新加坡，乃至日本的财富分布结构，亦大为不同。
香港四十大家族占据全港三分之二的财富，集中程度非常吓人。而新加坡则并没有产生特别大的富豪，亦无此集中财富。日本更是如此，甚至日本的富豪密度，都不及中国大陆。
以日本为例，一度财阀和门阀制度流行的日本，50年代在美国的帮助下，进行了社会改革，以天皇走下神坛为标志，日本以立法的形式，限制豪强大族，同时，对于财阀进行了限制，一些大财阀被迫拆分。扫除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垄断势力之后，日本正式进入大众时代，迸发出强大的创造力。任何人，只有有足够的才智和努力，都可以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在同时起步的国家和地区队列中，香港貌似原地踏步了十余年，当人们期待它起步走的时候，结果，它却最后变成向后转了。
六七十年代，香港的富豪阶层也许并非主观上希望成为豪族，但是，“港人治港”的政策，客观上造就了豪族，而在回归之后，这种势力则更是有增无减，甚至，成为豪族，已经开始成为很多香港上层社会人士主动的追求。
2003年，时任政协副主席霍英东率领82人的“商界知名人士访京团”来到中南海。在这82人中，富豪有40人，其余42人是家眷，比富豪还多，而在这42人中，很多是这些富豪的公子。如李嘉诚就带他的两个儿子李泽钜和李泽楷，李兆基带着长子李家杰，曾宪梓带着小儿子曾智明。
荣及己身还不够，还希望把自己的声望与社会地位传给家族继承人，不仅实现财富的世袭，更实现社会地位的世袭，而这种变相世袭，恰恰阻隔了大众在财富和社会地位方面的上升渠道，造成了香港社会的不平衡。
正是这种社会领域的失衡，导致香港经济结构出现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不仅造成今日香港经济低迷，更造成了香港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的整体退化。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香港电影产业，自从九七之后，香港的电影就乏善可陈了，变得严格的管制，使很多电影失去了风韵，而香港社会的崩溃，使香港电影失去了根基与活力，那种草根性的情怀，大众性的娱乐，兼容并包的气度，是建立在平民文化和多元文化的根基之上的，失去了这两点，也就是去了活力之源。
在未来，香港经济要走出困局，其根本道路，亦在于再造大众社会，重塑平民精神，而非仅仅是经济领域的努力。
逐步改变治港思路
为今之计，香港回归日久，人心归附，一国两制，生根发芽，不客气地说，大商人已经不再是社会稳压器，失去了其利用价值。而最近几年，中国各种矛盾开始凸显，改革形势严峻，十八大提出，改革是未来最大的红利，而改革的最大阻力，即是各种既得利益集团，这种既得利益者，不仅存在大陆，香港亦有。
同时，在香港的改革，比在大陆更为容易推行，香港是一个有草根传统的地方，纵使是豪族，亦只有商业地位，而无政治背景，不似大陆，要收拾一个贪官，涉及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有的甚至是世家，父子高官，树大根深，难以撼动。香港豪族虽从经济上富甲一方，却并无显赫政治地位。纵使是曾经受到过领导人关照，也不过此一时彼一时。时势变，政治地位亦变。有权力之利剑，踏平香港各个山头，可谓易如反掌。
从国家对于香港的倚重程度的变化来说，亦需逐步削弱香港豪族地位，当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经济地位非同昔比，上海，天津，深圳，广州等沿海城市亦兴起，香港作为自由港虽然仍然重要，但是已不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国家来说，整个香港的利用价值大大下降。
为今之计，为争取民心，推动改革，以继续平稳政权，提高执政合法性，获取大众对于未来改革的支持，中央政府应权衡利弊，果断抛弃不再有利用价值的香港豪族，平抑豪族，扶持农工，在政治上，推动社会阶层的扁平化，在经济上，发展多元产业，防止一业独大。
在全国范围内，随着中国增速的下降，从前的以增量改革为主的改革模式，将逐步过渡到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并重的模式。存量怎么改？说白了，经济上，加大开放，政治和社会领域，即打压富豪，收买底层，扩大政权根基。
在此大势之下，此前的香港豪族，从被关照的对象，逐步沦落为被疏远的对象，李嘉诚人中豪杰，已经看到这种苗头，一叶落而知天下秋。
李嘉诚等商人还有三大未竞使命
对于李嘉诚为代表的香港富豪来说，不管走与不走，作为曾经的获利者，其在大陆，在中国，未来还有三大使命需要完成，不能轻易一走了之。
其一是，兼顾民生，回报穷人
毋庸讳言，八九十年代之后，香港富豪靠的就是卖地修港口等大生意，靠的就是与权力的结盟，获得了财富，做的都是一本万利的生意。未来，随着香港贫富分化的加大，香港富豪需要实现平安着陆，通过投资不是太赚钱的民生领域，担负起社会责任，扶持穷人的责任。在大陆，实体经济凋敝，也需要大量资本的进入，未来，香港富豪不能仅仅投资地产等赚钱行业，也需要投资赚钱一般般的行业，赚点苦钱，为全国经济复兴贡献力量，而不是没大钱就撤。
李嘉诚曾言，他的习惯，是“不赚尽最后一个铜板”，不仅如此，未来可能还不能光想赚“最大的铜板”。
二，稳定香港，担起商界领袖的责任。
李嘉诚是华人世界数十年的商界领袖，甚至可以说是华人历史上最强势的商界领袖。其存在对于香港的象征意义，无可替代。
所以，李嘉诚对于养育他的香港，应该负有巨大责任，当下香港动荡，造成各方困扰，急需定海神针。李嘉诚理应成为香港稳定的基石之一。部分撤退，部分坚守。不能将全部家产都转移出大陆和香港。
李嘉诚可以撤资，也可以一而再，再而三，但是不能秋风落叶，一扫而光。未来其在大陆，在香港，都应该留下标志性的财富与物业，刷好存在感。不能一走了之。见风就走非商界领袖之所为。若李嘉诚执意要走，恐数十年声望，将毁于一旦。若有所舍，有所留，虽牺牲部分利益，亦可保全声望，对各方有所交代，可谓两全。
其三是，必须要做更多善事，经营“社会事业。
经营企业，为商人本职，但是，在中国，尤其需要“经营社会“，这种经营社会，不是简单的勾搭官府，搞好政商关系，而是切实对于社会广泛领域的事务，做出贡献。如教育，社会保障，扶贫，科研等等。
香港富豪陈宗启一下就捐款3.5亿美元给哈佛大学，虽然捐款自由，但是，对比邵逸夫先生，可以看出一些奥妙，邵逸夫先生一生的财富，相对香港顶尖富豪来说，其实并不多，但是其名望高，地位尊崇，无它，舍得付出。国内遍布的逸夫楼，体现了其对于大陆教育的拳拳赤子之心。
虽然中国官方的钱财使用方法和过程，确实存在一些弊端，但是，这不能成为将“宁与友邦，不与家乡”的借口。未来香港富豪，需要加大在中国的社会事业投入，不仅做一个经营商业出色的企业家，还要做经营社会出色的社会贤达。未来李嘉诚人走了，社会事业仍需继续。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 ... amp;r=u&rfunc=4
前几日，李嘉诚拟将长实地产在上海的地盘，以200亿元出卖。这是李嘉诚撤离中国，财富转移欧洲战略部署的继续。
本来，商业如水流，逐利是资本的本性。李嘉诚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但是，鉴于李嘉诚最近二十年在中国获取财富的性质，似乎不仅仅是商业那么简单。众所周知，在中国，地产行业与权力走的很近，没有权力资源，是无法做地产生意的。由此，地产的财富，并非完全来自彻底的市场经济。恐怕不宜想走就走。
别让李嘉诚跑了。
敏感如李嘉诚，绝不会感觉不到。在中国，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密切相关，由此，一撤资，二撤资，三撤资，其商业帝国，在大陆欲上演金蝉脱壳之法。
前年是李嘉诚最不平凡的一年，先是工人罢工浪潮，风起云涌，后是在大陆的抛售，受到了巨大的非议。就民间形象而言，李嘉诚从此前的商界领袖，教父级人物，转变为长着獠牙的怪物。令人遗憾，李嘉诚本人应也比较伤心。就官方感受而言，李嘉诚不顾念官方此前对其在基础设施，港口、地产等领域的大力扶持，在中国经济遭遇危机的敏感时刻，不停抛售，造成悲观情绪在部分群体中蔓延，其道义的高点，已经失守。低买高卖，确实是市场经济，但是，地产、港口等产业，恰恰是中国最不市场化的产业，没有权力的扶助，哪里来的机会？合作时借权力，卖出时说市场，似乎双重标准，让人难以淡定。
香港富豪榜的前几名竟然全部为地产商，显示了香港产业的畸形。而这种畸形产业的背后，隐藏着香港社会结构的畸形，而豪族的出现，以及贫富分化的眼中，则严重危害了香港社会的活力。
其实，李嘉诚只不过是一介小商人，有何能量影响香江？能操控香港万民福祉与未来者，国家此前的治港思路滞后于现实发展，方才导致香港困局。未来需要改变思路，进一步造福香港万民。
“招安精英”致使李嘉诚等豪族坐大
香港社会结构的失衡，虽然发作于回归之后，病根却早在80年代即已种下。在英治时代，虽然港英政府亦喜欢借助华商领袖的势力，来维系社会平衡，但是，总体而言，香港还算是一个健康均衡的社会，从香港的流行文化，即可知香港是一个市民化，平民化和多元化的社会。在经济领域，香港虽然是全球知名的自由港，贸易发达，但是，实业亦非常发达，其精工制造，一度全球闻名。
但是，到了80年代，《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后，香港社会即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央政府的未来设想是实现“港人治港”，但是，这个“港人治港”的潜台词，很多香港人当时不太明白。
事实上，大陆精英治国的理念，亦被移植到香港。成为北京重点倚重对象的不是香港的升斗小民，而是香港的华商领袖。实际意义上，这形成了一种对于香港上层人士的“招安”政策。
在此情况下，香港腾飞过程中崛起的一些新商人，意外地获得了固化其社会经济地位的机会。三十年来，香港的头面人物不断受到各种“关照”。香港逐步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豪族，这些大族因为与大陆的关系，在拓展商业势力方面，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方便，他们不仅到大陆投资受到照顾，同时，在某些与权力联系紧密的领域，亦获得了特殊的放行。
地产行业的畸形发展就是表现之一。作为与权力关系最为亲近的行业，香港地产行业的繁荣，发蒙于60年代，但是，在60至80年代之中，并没有产生特别庞大的地产企业，诸多地产大亨的最终修成正果，普遍在80年代以后。
李嘉诚虽然在1958年即进军地产，但是一直以实业为主，直到他收购和黄之后，才开始大规模扩张，而李嘉诚在1978年受到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接见之后，在香港可谓通行无阻。政治地位的提高，亦使其商业扩张顺风顺水，特别是在地产领域，此后，李嘉诚的财富大部来自地产行业。
在大陆，很多基础设施建设，亦有李嘉诚的身影，如深圳的盐田港(6.39, -0.70, -9.87%)(7.16, 0.07, 0.99%)，大陆方面即交给了李嘉诚。“一哥”李嘉诚如此，“二哥”李兆基和“四哥”郑裕彤，也是如此，李郑兴建了“香港国际会议展览中心”等众多香港地标性建筑物，无政府人脉，是绝对办不到的。从老大到老二老三，都是早年打基础，80年代爆发为巨头级华商，那就绝非偶然了。
目前，香港前十名的商业大家族，过半从事地产行业，可见，其财富的来源，并非为香港创造了真实的财富，而是部分建立在权力经济，土地经济之上。
香港与新加坡同为港口城市，但是，80年代之后的香港和新加坡，却渐行渐远。
香港和新加坡，都以制造业和贸易起家，后来发展服务业，不同的是，到今天，新加坡与香港的支柱产业，却完全不一样。目前，新加坡的支柱产业，是贸易、制造业、航运业与旅游业。而香港的支柱产业，是零售业、旅游业、地产业、银行及金融服务业。特别是对于地产行业的依赖，达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同为海港城市，新加坡土地资源更为紧张，人口密度更大，但是新加坡却没有房产危机，新加坡建立了很多廉租房，地产行业的富豪，远没有香港多。但是，香港迟迟无法建立这种住房制度。香港的地产行业异常发达，富豪云集。而香港90年代以后资产过十亿美元的大富豪，几乎90%以上都涉足地产行业。
在市场经济完善的国家和地区，来自地产行业的富豪非常少，而这个方面，香港却颇似大陆，表现了政治权力对于香港的经济结构的同化。
对于富商阶层的畸形扶持，使香港的社会结构失去了平衡，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中产阶层日益弱小。而在一个中产阶级弱小的社会中，生产与消费都是畸形的。
在产出领域，有什么行业比做地产更赚钱？在消费领域，有什么比奢侈品更让人着迷？
如此，则实业逐步被人遗忘。做塑料的李嘉诚去做地产了，甚至连做珠宝的郑裕彤，亦放着金碗不要，也去做地产。回归后的10年来，香港制造业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从1997年的8.3%减至目前的不到5%，服务业的比重，接近90%，而实际上，如果从80年代算起，香港制造业的下降幅度更猛。香港制造业的衰亡，不仅是其向珠三角转移的结果，亦是畸形的社会结构导致的恶果。
畸形社会结构的危害
同为小经济体，香港与新加坡，乃至日本的财富分布结构，亦大为不同。
香港四十大家族占据全港三分之二的财富，集中程度非常吓人。而新加坡则并没有产生特别大的富豪，亦无此集中财富。日本更是如此，甚至日本的富豪密度，都不及中国大陆。
以日本为例，一度财阀和门阀制度流行的日本，50年代在美国的帮助下，进行了社会改革，以天皇走下神坛为标志，日本以立法的形式，限制豪强大族，同时，对于财阀进行了限制，一些大财阀被迫拆分。扫除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垄断势力之后，日本正式进入大众时代，迸发出强大的创造力。任何人，只有有足够的才智和努力，都可以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在同时起步的国家和地区队列中，香港貌似原地踏步了十余年，当人们期待它起步走的时候，结果，它却最后变成向后转了。
六七十年代，香港的富豪阶层也许并非主观上希望成为豪族，但是，“港人治港”的政策，客观上造就了豪族，而在回归之后，这种势力则更是有增无减，甚至，成为豪族，已经开始成为很多香港上层社会人士主动的追求。
2003年，时任政协副主席霍英东率领82人的“商界知名人士访京团”来到中南海。在这82人中，富豪有40人，其余42人是家眷，比富豪还多，而在这42人中，很多是这些富豪的公子。如李嘉诚就带他的两个儿子李泽钜和李泽楷，李兆基带着长子李家杰，曾宪梓带着小儿子曾智明。
荣及己身还不够，还希望把自己的声望与社会地位传给家族继承人，不仅实现财富的世袭，更实现社会地位的世袭，而这种变相世袭，恰恰阻隔了大众在财富和社会地位方面的上升渠道，造成了香港社会的不平衡。
正是这种社会领域的失衡，导致香港经济结构出现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不仅造成今日香港经济低迷，更造成了香港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的整体退化。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香港电影产业，自从九七之后，香港的电影就乏善可陈了，变得严格的管制，使很多电影失去了风韵，而香港社会的崩溃，使香港电影失去了根基与活力，那种草根性的情怀，大众性的娱乐，兼容并包的气度，是建立在平民文化和多元文化的根基之上的，失去了这两点，也就是去了活力之源。
在未来，香港经济要走出困局，其根本道路，亦在于再造大众社会，重塑平民精神，而非仅仅是经济领域的努力。
逐步改变治港思路
为今之计，香港回归日久，人心归附，一国两制，生根发芽，不客气地说，大商人已经不再是社会稳压器，失去了其利用价值。而最近几年，中国各种矛盾开始凸显，改革形势严峻，十八大提出，改革是未来最大的红利，而改革的最大阻力，即是各种既得利益集团，这种既得利益者，不仅存在大陆，香港亦有。
同时，在香港的改革，比在大陆更为容易推行，香港是一个有草根传统的地方，纵使是豪族，亦只有商业地位，而无政治背景，不似大陆，要收拾一个贪官，涉及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有的甚至是世家，父子高官，树大根深，难以撼动。香港豪族虽从经济上富甲一方，却并无显赫政治地位。纵使是曾经受到过领导人关照，也不过此一时彼一时。时势变，政治地位亦变。有权力之利剑，踏平香港各个山头，可谓易如反掌。
从国家对于香港的倚重程度的变化来说，亦需逐步削弱香港豪族地位，当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经济地位非同昔比，上海，天津，深圳，广州等沿海城市亦兴起，香港作为自由港虽然仍然重要，但是已不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国家来说，整个香港的利用价值大大下降。
为今之计，为争取民心，推动改革，以继续平稳政权，提高执政合法性，获取大众对于未来改革的支持，中央政府应权衡利弊，果断抛弃不再有利用价值的香港豪族，平抑豪族，扶持农工，在政治上，推动社会阶层的扁平化，在经济上，发展多元产业，防止一业独大。
在全国范围内，随着中国增速的下降，从前的以增量改革为主的改革模式，将逐步过渡到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并重的模式。存量怎么改？说白了，经济上，加大开放，政治和社会领域，即打压富豪，收买底层，扩大政权根基。
在此大势之下，此前的香港豪族，从被关照的对象，逐步沦落为被疏远的对象，李嘉诚人中豪杰，已经看到这种苗头，一叶落而知天下秋。
李嘉诚等商人还有三大未竞使命
对于李嘉诚为代表的香港富豪来说，不管走与不走，作为曾经的获利者，其在大陆，在中国，未来还有三大使命需要完成，不能轻易一走了之。
其一是，兼顾民生，回报穷人
毋庸讳言，八九十年代之后，香港富豪靠的就是卖地修港口等大生意，靠的就是与权力的结盟，获得了财富，做的都是一本万利的生意。未来，随着香港贫富分化的加大，香港富豪需要实现平安着陆，通过投资不是太赚钱的民生领域，担负起社会责任，扶持穷人的责任。在大陆，实体经济凋敝，也需要大量资本的进入，未来，香港富豪不能仅仅投资地产等赚钱行业，也需要投资赚钱一般般的行业，赚点苦钱，为全国经济复兴贡献力量，而不是没大钱就撤。
李嘉诚曾言，他的习惯，是“不赚尽最后一个铜板”，不仅如此，未来可能还不能光想赚“最大的铜板”。
二，稳定香港，担起商界领袖的责任。
李嘉诚是华人世界数十年的商界领袖，甚至可以说是华人历史上最强势的商界领袖。其存在对于香港的象征意义，无可替代。
所以，李嘉诚对于养育他的香港，应该负有巨大责任，当下香港动荡，造成各方困扰，急需定海神针。李嘉诚理应成为香港稳定的基石之一。部分撤退，部分坚守。不能将全部家产都转移出大陆和香港。
李嘉诚可以撤资，也可以一而再，再而三，但是不能秋风落叶，一扫而光。未来其在大陆，在香港，都应该留下标志性的财富与物业，刷好存在感。不能一走了之。见风就走非商界领袖之所为。若李嘉诚执意要走，恐数十年声望，将毁于一旦。若有所舍，有所留，虽牺牲部分利益，亦可保全声望，对各方有所交代，可谓两全。
其三是，必须要做更多善事，经营“社会事业。
经营企业，为商人本职，但是，在中国，尤其需要“经营社会“，这种经营社会，不是简单的勾搭官府，搞好政商关系，而是切实对于社会广泛领域的事务，做出贡献。如教育，社会保障，扶贫，科研等等。
香港富豪陈宗启一下就捐款3.5亿美元给哈佛大学，虽然捐款自由，但是，对比邵逸夫先生，可以看出一些奥妙，邵逸夫先生一生的财富，相对香港顶尖富豪来说，其实并不多，但是其名望高，地位尊崇，无它，舍得付出。国内遍布的逸夫楼，体现了其对于大陆教育的拳拳赤子之心。
虽然中国官方的钱财使用方法和过程，确实存在一些弊端，但是，这不能成为将“宁与友邦，不与家乡”的借口。未来香港富豪，需要加大在中国的社会事业投入，不仅做一个经营商业出色的企业家，还要做经营社会出色的社会贤达。未来李嘉诚人走了，社会事业仍需继续。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 ... amp;r=u&rfunc=4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前几日，李嘉诚拟将长实地产在上海的地盘，以200亿元出卖。这是李嘉诚撤离中国，财富转移欧洲战略部署的继续。
本来，商业如水流，逐利是资本的本性。李嘉诚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但是，鉴于李嘉诚最近二十年在中国获取财富的性质，似乎不仅仅是商业那么简单。众所周知，在中国，地产行业与权力走的很近，没有权力资源，是无法做地产生意的。由此，地产的财富，并非完全来自彻底的市场经济。恐怕不宜想走就走。
别让李嘉诚跑了。
敏感如李嘉诚，绝不会感觉不到。在中国，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密切相关，由此，一撤资，二撤资，三撤资，其商业帝国，在大陆欲上演金蝉脱壳之法。
前年是李嘉诚最不平凡的一年，先是工人罢工浪潮，风起云涌，后是在大陆的抛售，受到了巨大的非议。就民间形象而言，李嘉诚从此前的商界领袖，教父级人物，转变为长着獠牙的怪物。令人遗憾，李嘉诚本人应也比较伤心。就官方感受而言，李嘉诚不顾念官方此前对其在基础设施，港口、地产等领域的大力扶持，在中国经济遭遇危机的敏感时刻，不停抛售，造成悲观情绪在部分群体中蔓延，其道义的高点，已经失守。低买高卖，确实是市场经济，但是，地产、港口等产业，恰恰是中国最不市场化的产业，没有权力的扶助，哪里来的机会？合作时借权力，卖出时说市场，似乎双重标准，让人难以淡定。
香港富豪榜的前几名竟然全部为地产商，显示了香港产业的畸形。而这种畸形产业的背后，隐藏着香港社会结构的畸形，而豪族的出现，以及贫富分化的眼中，则严重危害了香港社会的活力。
其实，李嘉诚只不过是一介小商人，有何能量影响香江？能操控香港万民福祉与未来者，国家此前的治港思路滞后于现实发展，方才导致香港困局。未来需要改变思路，进一步造福香港万民。
“招安精英”致使李嘉诚等豪族坐大
香港社会结构的失衡，虽然发作于回归之后，病根却早在80年代即已种下。在英治时代，虽然港英政府亦喜欢借助华商领袖的势力，来维系社会平衡，但是，总体而言，香港还算是一个健康均衡的社会，从香港的流行文化，即可知香港是一个市民化，平民化和多元化的社会。在经济领域，香港虽然是全球知名的自由港，贸易发达，但是，实业亦非常发达，其精工制造，一度全球闻名。
但是，到了80年代，《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后，香港社会即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央政府的未来设想是实现“港人治港”，但是，这个“港人治港”的潜台词，很多香港人当时不太明白。
事实上，大陆精英治国的理念，亦被移植到香港。成为北京重点倚重对象的不是香港的升斗小民，而是香港的华商领袖。实际意义上，这形成了一种对于香港上层人士的“招安”政策。
在此情况下，香港腾飞过程中崛起的一些新商人，意外地获得了固化其社会经济地位的机会。三十年来，香港的头面人物不断受到各种“关照”。香港逐步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豪族，这些大族因为与大陆的关系，在拓展商业势力方面，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方便，他们不仅到大陆投资受到照顾，同时，在某些与权力联系紧密的领域，亦获得了特殊的放行。
地产行业的畸形发展就是表现之一。作为与权力关系最为亲近的行业，香港地产行业的繁荣，发蒙于60年代，但是，在60至80年代之中，并没有产生特别庞大的地产企业，诸多地产大亨的最终修成正果，普遍在80年代以后。
李嘉诚虽然在1958年即进军地产，但是一直以实业为主，直到他收购和黄之后，才开始大规模扩张，而李嘉诚在1978年受到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接见之后，在香港可谓通行无阻。政治地位的提高，亦使其商业扩张顺风顺水，特别是在地产领域，此后，李嘉诚的财富大部来自地产行业。
在大陆，很多基础设施建设，亦有李嘉诚的身影，如深圳的盐田港(6.39, -0.70, -9.87%)(7.16, 0.07, 0.99%)，大陆方面即交给了李嘉诚。“一哥”李嘉诚如此，“二哥”李兆基和“四哥”郑裕彤，也是如此，李郑兴建了“香港国际会议展览中心”等众多香港地标性建筑物，无政府人脉，是绝对办不到的。从老大到老二老三，都是早年打基础，80年代爆发为巨头级华商，那就绝非偶然了。
目前，香港前十名的商业大家族，过半从事地产行业，可见，其财富的来源，并非为香港创造了真实的财富，而是部分建立在权力经济，土地经济之上。
香港与新加坡同为港口城市，但是，80年代之后的香港和新加坡，却渐行渐远。
香港和新加坡，都以制造业和贸易起家，后来发展服务业，不同的是，到今天，新加坡与香港的支柱产业，却完全不一样。目前，新加坡的支柱产业，是贸易、制造业、航运业与旅游业。而香港的支柱产业，是零售业、旅游业、地产业、银行及金融服务业。特别是对于地产行业的依赖，达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同为海港城市，新加坡土地资源更为紧张，人口密度更大，但是新加坡却没有房产危机，新加坡建立了很多廉租房，地产行业的富豪，远没有香港多。但是，香港迟迟无法建立这种住房制度。香港的地产行业异常发达，富豪云集。而香港90年代以后资产过十亿美元的大富豪，几乎90%以上都涉足地产行业。
在市场经济完善的国家和地区，来自地产行业的富豪非常少，而这个方面，香港却颇似大陆，表现了政治权力对于香港的经济结构的同化。
对于富商阶层的畸形扶持，使香港的社会结构失去了平衡，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中产阶层日益弱小。而在一个中产阶级弱小的社会中，生产与消费都是畸形的。
在产出领域，有什么行业比做地产更赚钱？在消费领域，有什么比奢侈品更让人着迷？
如此，则实业逐步被人遗忘。做塑料的李嘉诚去做地产了，甚至连做珠宝的郑裕彤，亦放着金碗不要，也去做地产。回归后的10年来，香港制造业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从1997年的8.3%减至目前的不到5%，服务业的比重，接近90%，而实际上，如果从80年代算起，香港制造业的下降幅度更猛。香港制造业的衰亡，不仅是其向珠三角转移的结果，亦是畸形的社会结构导致的恶果。
畸形社会结构的危害
同为小经济体，香港与新加坡，乃至日本的财富分布结构，亦大为不同。
香港四十大家族占据全港三分之二的财富，集中程度非常吓人。而新加坡则并没有产生特别大的富豪，亦无此集中财富。日本更是如此，甚至日本的富豪密度，都不及中国大陆。
以日本为例，一度财阀和门阀制度流行的日本，50年代在美国的帮助下，进行了社会改革，以天皇走下神坛为标志，日本以立法的形式，限制豪强大族，同时，对于财阀进行了限制，一些大财阀被迫拆分。扫除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垄断势力之后，日本正式进入大众时代，迸发出强大的创造力。任何人，只有有足够的才智和努力，都可以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在同时起步的国家和地区队列中，香港貌似原地踏步了十余年，当人们期待它起步走的时候，结果，它却最后变成向后转了。
六七十年代，香港的富豪阶层也许并非主观上希望成为豪族，但是，“港人治港”的政策，客观上造就了豪族，而在回归之后，这种势力则更是有增无减，甚至，成为豪族，已经开始成为很多香港上层社会人士主动的追求。
2003年，时任政协副主席霍英东率领82人的“商界知名人士访京团”来到中南海。在这82人中，富豪有40人，其余42人是家眷，比富豪还多，而在这42人中，很多是这些富豪的公子。如李嘉诚就带他的两个儿子李泽钜和李泽楷，李兆基带着长子李家杰，曾宪梓带着小儿子曾智明。
荣及己身还不够，还希望把自己的声望与社会地位传给家族继承人，不仅实现财富的世袭，更实现社会地位的世袭，而这种变相世袭，恰恰阻隔了大众在财富和社会地位方面的上升渠道，造成了香港社会的不平衡。
正是这种社会领域的失衡，导致香港经济结构出现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不仅造成今日香港经济低迷，更造成了香港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的整体退化。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香港电影产业，自从九七之后，香港的电影就乏善可陈了，变得严格的管制，使很多电影失去了风韵，而香港社会的崩溃，使香港电影失去了根基与活力，那种草根性的情怀，大众性的娱乐，兼容并包的气度，是建立在平民文化和多元文化的根基之上的，失去了这两点，也就是去了活力之源。
在未来，香港经济要走出困局，其根本道路，亦在于再造大众社会，重塑平民精神，而非仅仅是经济领域的努力。
逐步改变治港思路
为今之计，香港回归日久，人心归附，一国两制，生根发芽，不客气地说，大商人已经不再是社会稳压器，失去了其利用价值。而最近几年，中国各种矛盾开始凸显，改革形势严峻，十八大提出，改革是未来最大的红利，而改革的最大阻力，即是各种既得利益集团，这种既得利益者，不仅存在大陆，香港亦有。
同时，在香港的改革，比在大陆更为容易推行，香港是一个有草根传统的地方，纵使是豪族，亦只有商业地位，而无政治背景，不似大陆，要收拾一个贪官，涉及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有的甚至是世家，父子高官，树大根深，难以撼动。香港豪族虽从经济上富甲一方，却并无显赫政治地位。纵使是曾经受到过领导人关照，也不过此一时彼一时。时势变，政治地位亦变。有权力之利剑，踏平香港各个山头，可谓易如反掌。
从国家对于香港的倚重程度的变化来说，亦需逐步削弱香港豪族地位，当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经济地位非同昔比，上海，天津，深圳，广州等沿海城市亦兴起，香港作为自由港虽然仍然重要，但是已不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国家来说，整个香港的利用价值大大下降。
为今之计，为争取民心，推动改革，以继续平稳政权，提高执政合法性，获取大众对于未来改革的支持，中央政府应权衡利弊，果断抛弃不再有利用价值的香港豪族，平抑豪族，扶持农工，在政治上，推动社会阶层的扁平化，在经济上，发展多元产业，防止一业独大。
在全国范围内，随着中国增速的下降，从前的以增量改革为主的改革模式，将逐步过渡到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并重的模式。存量怎么改？说白了，经济上，加大开放，政治和社会领域，即打压富豪，收买底层，扩大政权根基。
在此大势之下，此前的香港豪族，从被关照的对象，逐步沦落为被疏远的对象，李嘉诚人中豪杰，已经看到这种苗头，一叶落而知天下秋。
李嘉诚等商人还有三大未竞使命
对于李嘉诚为代表的香港富豪来说，不管走与不走，作为曾经的获利者，其在大陆，在中国，未来还有三大使命需要完成，不能轻易一走了之。
其一是，兼顾民生，回报穷人
毋庸讳言，八九十年代之后，香港富豪靠的就是卖地修港口等大生意，靠的就是与权力的结盟，获得了财富，做的都是一本万利的生意。未来，随着香港贫富分化的加大，香港富豪需要实现平安着陆，通过投资不是太赚钱的民生领域，担负起社会责任，扶持穷人的责任。在大陆，实体经济凋敝，也需要大量资本的进入，未来，香港富豪不能仅仅投资地产等赚钱行业，也需要投资赚钱一般般的行业，赚点苦钱，为全国经济复兴贡献力量，而不是没大钱就撤。
李嘉诚曾言，他的习惯，是“不赚尽最后一个铜板”，不仅如此，未来可能还不能光想赚“最大的铜板”。
二，稳定香港，担起商界领袖的责任。
李嘉诚是华人世界数十年的商界领袖，甚至可以说是华人历史上最强势的商界领袖。其存在对于香港的象征意义，无可替代。
所以，李嘉诚对于养育他的香港，应该负有巨大责任，当下香港动荡，造成各方困扰，急需定海神针。李嘉诚理应成为香港稳定的基石之一。部分撤退，部分坚守。不能将全部家产都转移出大陆和香港。
李嘉诚可以撤资，也可以一而再，再而三，但是不能秋风落叶，一扫而光。未来其在大陆，在香港，都应该留下标志性的财富与物业，刷好存在感。不能一走了之。见风就走非商界领袖之所为。若李嘉诚执意要走，恐数十年声望，将毁于一旦。若有所舍，有所留，虽牺牲部分利益，亦可保全声望，对各方有所交代，可谓两全。
其三是，必须要做更多善事，经营“社会事业。
经营企业，为商人本职，但是，在中国，尤其需要“经营社会“，这种经营社会，不是简单的勾搭官府，搞好政商关系，而是切实对于社会广泛领域的事务，做出贡献。如教育，社会保障，扶贫，科研等等。
香港富豪陈宗启一下就捐款3.5亿美元给哈佛大学，虽然捐款自由，但是，对比邵逸夫先生，可以看出一些奥妙，邵逸夫先生一生的财富，相对香港顶尖富豪来说，其实并不多，但是其名望高，地位尊崇，无它，舍得付出。国内遍布的逸夫楼，体现了其对于大陆教育的拳拳赤子之心。
虽然中国官方的钱财使用方法和过程，确实存在一些弊端，但是，这不能成为将“宁与友邦，不与家乡”的借口。未来香港富豪，需要加大在中国的社会事业投入，不仅做一个经营商业出色的企业家，还要做经营社会出色的社会贤达。未来李嘉诚人走了，社会事业仍需继续。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 ... amp;r=u&rfunc=4
大老虎倒了，奸商跑了。
直接卡死他的资金出逃路径
跑到哪里都有老虎，白皮老虎更贪婪，更凶残，胃口更大，不信等着瞧
老李变卖家产跑路，看来吓得不轻
你能去香港捉他归案？
跑到哪里都有老虎，白皮老虎更贪婪，更凶残，胃口更大，不信等着瞧
这帮孙子不怕老虎。怕武松。
这帮孙子不怕老虎。怕武松。
人民日报评谈李嘉诚事件：斯人已去 不必挽留
这几天，亚洲首富李嘉诚深陷舆论漩涡，关于他从大陆撤资的争论，仍然在唇枪舌剑地进行着。是正常的运作，还是道义的失守？是合法的进退，还是无奈的撤离？义愤填膺的道德审视、唱衰中国的负面猜测、恐慌情绪的传染效应……所有这些元素，使得李嘉诚的撤离变得十分敏感。
那么，如何看待李嘉诚“投资路线图”的转向？一些人选择从感性的角度来审视。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的优惠政策、开放环境、巨大市场，是他走到今天的重要基石；而这几年来，由于转方式、调结构，大陆经济增速主动回调，李嘉诚的选择就显得尤为扎眼。从普通人的朴素情感出发，好的时候同享福，遇到困难却不能共度难关，这在观感上确实让一些人觉得有点说不过去。
然而，看待一件事情不能仅仅停留于感性。即便是有种种“看法”，也只能停留于个人内心的几声嘀咕，却难以从公共层面进行“道德绑架”。毕竟，资本的本性就是逐利而动，市场的规则就是遵守法治，只要在法治框架内，资本享有来去自由的权利。李嘉诚到大陆赚钱，如果因为曾经给予优惠而主张“不宜想走就走”，即便在道德上有正当性，在道理上也说不通，更与法治精神相悖。今天的大陆，政治清明、法治昌明、市场透明，当然有足够的底气接受任何资本的归去来兮。只是，如果缺少这样的大视野，激于义愤而情绪失控，甚至公开叫嚣“别让李嘉诚跑了”，就显得有点落后于时代的不自信了，也不利于企业家树立信心。
众所周知，北京长安街的东方广场，上海陆家嘴的东方汇经，中国政治中心和经济重镇的标志性建筑，都打上了李嘉诚的烙印，他的撤离，无论如何都可能被视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也可能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说这不代表什么，肯定不现实，但如果对此做过度解读，甚至由此预测中国经济不行了，则显得有些夸大其词。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超过12%，这么大的盘子、这么重的分量，一个商人的撤离能影响基本面吗？全球化时代，资本流动再正常不过，没必要对此风声鹤唳。
与一些人的恐慌情绪相反，中国官方对此表现得从容淡定、举重若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日前表示，“更多的外来投资对在中国投资信心逐步增强”，“我们现在推进的改革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斯人已去，难以挽留也不必挽留，市场经济本就是多元经济、流动经济，有人走、有人来，有人看跌、有人看涨。只要中国深入推进改革、坚定完成转型、保持市场活力，就不用担心李嘉诚之后没有资本进来。我们能做的，不是自降身份的挽留，更不是激于义愤的谩骂，而是把这个国家建设得更好，让今天的离开成为明天的遗憾。
资本没有国界，但商人有祖国。相信包容开放的中国，会为更多商人留一份温情，不仅会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来容纳他们，更会以超越金钱的胸怀来温暖他们。如果仅仅把中国视为利益性市场，而不是战略性市场，一些人可能会选择离开。但时间将证明，大陆错过的可能只是一两个商人、一两家企业，而他们失去的，则将是与中国一起成长的整个时代。
这几天，亚洲首富李嘉诚深陷舆论漩涡，关于他从大陆撤资的争论，仍然在唇枪舌剑地进行着。是正常的运作，还是道义的失守？是合法的进退，还是无奈的撤离？义愤填膺的道德审视、唱衰中国的负面猜测、恐慌情绪的传染效应……所有这些元素，使得李嘉诚的撤离变得十分敏感。
那么，如何看待李嘉诚“投资路线图”的转向？一些人选择从感性的角度来审视。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的优惠政策、开放环境、巨大市场，是他走到今天的重要基石；而这几年来，由于转方式、调结构，大陆经济增速主动回调，李嘉诚的选择就显得尤为扎眼。从普通人的朴素情感出发，好的时候同享福，遇到困难却不能共度难关，这在观感上确实让一些人觉得有点说不过去。
然而，看待一件事情不能仅仅停留于感性。即便是有种种“看法”，也只能停留于个人内心的几声嘀咕，却难以从公共层面进行“道德绑架”。毕竟，资本的本性就是逐利而动，市场的规则就是遵守法治，只要在法治框架内，资本享有来去自由的权利。李嘉诚到大陆赚钱，如果因为曾经给予优惠而主张“不宜想走就走”，即便在道德上有正当性，在道理上也说不通，更与法治精神相悖。今天的大陆，政治清明、法治昌明、市场透明，当然有足够的底气接受任何资本的归去来兮。只是，如果缺少这样的大视野，激于义愤而情绪失控，甚至公开叫嚣“别让李嘉诚跑了”，就显得有点落后于时代的不自信了，也不利于企业家树立信心。
众所周知，北京长安街的东方广场，上海陆家嘴的东方汇经，中国政治中心和经济重镇的标志性建筑，都打上了李嘉诚的烙印，他的撤离，无论如何都可能被视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也可能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说这不代表什么，肯定不现实，但如果对此做过度解读，甚至由此预测中国经济不行了，则显得有些夸大其词。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超过12%，这么大的盘子、这么重的分量，一个商人的撤离能影响基本面吗？全球化时代，资本流动再正常不过，没必要对此风声鹤唳。
与一些人的恐慌情绪相反，中国官方对此表现得从容淡定、举重若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日前表示，“更多的外来投资对在中国投资信心逐步增强”，“我们现在推进的改革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斯人已去，难以挽留也不必挽留，市场经济本就是多元经济、流动经济，有人走、有人来，有人看跌、有人看涨。只要中国深入推进改革、坚定完成转型、保持市场活力，就不用担心李嘉诚之后没有资本进来。我们能做的，不是自降身份的挽留，更不是激于义愤的谩骂，而是把这个国家建设得更好，让今天的离开成为明天的遗憾。
资本没有国界，但商人有祖国。相信包容开放的中国，会为更多商人留一份温情，不仅会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来容纳他们，更会以超越金钱的胸怀来温暖他们。如果仅仅把中国视为利益性市场，而不是战略性市场，一些人可能会选择离开。但时间将证明，大陆错过的可能只是一两个商人、一两家企业，而他们失去的，则将是与中国一起成长的整个时代。
我就是一个商人，没有更好的选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商业的归商业，政治的归政治。
我是一个商人，希望大家不要给我戴上什么帽子，无论高的，还是矮的，我都不想有。因为我不是道德家、教育家、更不是什么阴谋家、政治家，我仅仅就是一个商人而已。了解这一点，你就很容易读懂我的自我辩护。很多时候，我的选择，是因为我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不是因为我想进行这样的艰难选择。
1928年我出生在中国广东潮州，出生时没有什么特殊的异象，预示我以后成为一个伟大的企业家，或者是一名出色的奸商。目前各种关于我的各种传记，绝大多数是基于文学演绎的穿凿附会，你们都不要信。如果我可以选择我的出生，我宁愿出生在富庶和平的国家。
和多数普通潮汕人一样，父亲安排我祭拜孔子儒学，进入观海寺小学念书，读的是一些传统爱国爱家的思想书籍。我成绩既不优秀，也不很差，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孩子，放在街头，站在村口，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异样。
如果没有战争，或者我就留在潮州，不会来香港，那么我可能度过平庸的一生，也或者过早死于战火，或者过早死于饥荒和疾病。当然，也可能侥幸度过这些劫难，现在潮州的某一个街道或村庄，悠闲地踱着步伐，没有被批判，也没有鲜花和掌声。当然，很可能比现在贫穷很多，但不一定就不如现在幸福。
因为日本侵华，我逃到了香港。同时因为后来的中国内战，我留在了香港没有返回潮州，我的故事因此开启，人生被彻底改变。请注意这个关键点，这些并不是我想要的，不是我主动选择的，我也被时代的大潮裹挟到了香港，不是荣耀的移民，而是逃离的难民。我到世界其他地方可能是为了经商和学习，但是我回到潮州故里访亲，纯粹是寻找一份家的感觉。
有一些东西不是我想要的，也不是我主动能选择的，这一点很重要。这就是我的命运，我的人生。但是我在最艰难的被动选择里，选择了相对较好的结果，这是我的成功之处。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宁愿不要这些艰难的选择。我希望我的孩子们、我的同事们、甚至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有主动选择的余地，从容安排他们的人生，不像我李嘉诚。
我从普通的学徒、店员、街头推销员一步一步做起来的，直到塑料花厂的总经理。在其中我积累了不少经验，那段时间虽然过得非常辛苦，但是非常充实而快乐。我早早失学，没有读过太多的书，但是社会就是最好的学堂，我一直在学习，没有停止过，直到现在。我充分理解失学的痛苦，所以后来援建了汕头大学。如果我能选择，我愿意坐在汕头大学的课堂，而不是香港的写字楼里。
我也不是白手起家，我创业的时候得到妻子家族的帮助，这一点我从不讳言。不要把我打扮成白手起家的商业之神，我感谢在我创业之初支持和帮助我的所有人。不过我并不是什么富二代、也没有去吃软饭，我最终靠的是自己的能力，还有天时和运气。网上流传的白手起家和完全靠朋友支持的两个极端，都非事实。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的来料加工业兴起，欧美的生产转移到香港，这是我的机会。现在回头看来，我成为所谓的“塑胶花大王”，并不是因为我多厉害，只是顺应了时势而已。即使没有我，也有其他人能够享有此名。事实上，我只是“塑胶花大王之一”，擅自称王，是对其他成功同行的不敬。
真正困难的第一次抉择，来自1967年香港的左派闹事，导致香港的房地产一落千丈，那时候我的损失也很大。这时候有一些人卖掉了房子和土地，离开了香港。而我认为香港终将度过这些风波，于是买进了不少土地。很多人认为我有眼光、低价收购土地储备。其实没有人关心我暗地里的担忧，私底下的恐慌。如果左派闹事成功，我将一文不名，甚至成为资本家的反面典型，在香港跳楼的名单中，就有我的名字，而不是在福布斯富豪榜上。
在这个过程中，风险和利益都是巨大的，也是均沾的，我不认为这有什么道德准则和商业原则的错误，它就是一桩生意而已，可能赚，也可能亏，而且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高风险生意。任何过度的解读都是阴谋论，都是事后诸葛亮。
其后从我们长江实业的上市，到购入老牌英资商行“和记黄埔”的部分股权，都是地地道道的生意。有钱赚是生意人的根本价值，做生意要遵从双方互惠互利的基本原则，当年购买我们股票的股民们也都有丰厚的利润。虽然因为缘分我心怀感恩，但本质上是合法、合理的，相互都不需介怀什么。
说得比较远了，我说一下现在网上各种对我的指责，说我忘恩负义，唯我是利，占了便宜之后转移资产到欧洲，面对经济危机不是承担责任而是全面撤资、影响到中国的面子和信心，并高呼“别让李嘉诚跑了”。甚至说香港目前的经济停滞困难，是我们这些“豪族”畸形的经济手法导致的。
我想写这类文章和赞成这些观点的，也是抱持善意，他们爱国爱民的心我能理解。但是他们不懂起码的商业原则，以及市场经济的运作真相，甚至于，他们不懂真正的人性。
让我们回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文革结束、90年代初重启改革、97年香港回归之际，香港的社会波诡云谲，各种传言甚嚣尘上，对是否改革开放、是否会回到文革、是否会全面实现市场经济、是否保持一国两制等重大问题，抱有疑虑的非常多。在每一个政治关键的节点，都有大量的动摇者裹足不前，甚至逃之夭夭。每一个人都面对这些艰难的选择。
我只是一个商人，在每一个关键节点的选择上，我认为风险与利益同在，和很多人判断不同。于是我在大陆遍地投资，港口、地产、金融、科技等领域都有涉及。指责我的文章说我与官方走的很近，利用了权力资源。这是典型的事后判断。
回到当年，我选择与官方进行合作，官方在政治上同样获得了巨大的回报，这本质上依旧是一门生意，尤其是风险和利益同在且巨大的生意。我感谢当时的官方和政府，我也帮助了他们，带来了急需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让香港乃至全球商界对中国更有信心。在本质上，我们可以相互感恩，但是互不相欠，这就是生意。
中国经济整体依旧是向好的，这个我肯定。13亿的人口和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机会肯定是无限的。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及信贷过度，已经来到了一个峰值，下一步会怎么样，我也不会贸然下结论，但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商人的首要目标是让资本更安全，其次才是增值更快。我当年大举投资大陆和现在全球布局，时间点不一样，考虑的自然不一样，但都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原因。就是现在，我在大陆依旧还有不少投资。
如《别让李嘉诚跑了》一文所说，1967年、70年代末、90年代初、97年香港回归这些重要的节点，我的选择正确，因而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事实上，正常的商业是不需要经过这种政治选择的，而是相对纯粹的经济考量。有正常的政治氛围和良好的商业环境，就不会存在谁跑不跑的问题。存在这个问题，恰恰就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在职业上，我是一个纯粹的商人，不要用那些空洞的道德来衡量我。如果不能做一个成功的商人，那我的职业是失败的，人生也是残缺的。不赚钱的商人不是好商人，也没有资本利润去做善事。很多人认为，商业赚了钱之后，应该回报社会。这个我是认同的。但是如何回报社会，这个分歧巨大。难道商人应该亏本，去补贴国家和政府吗？这显然是荒谬的。
我们回报社会，首要条件就是赢利、赚钱，这样才能回报人民。
企业没有教导人民的责任和义务，宗教和教育才是。
我们通过守法经营以身作则，同时用资本捐助学校来达到教育的目的，通过捐助贫民来达到扶助的目的。如果我们亏钱，那什么都不可能去做。如果我直接去搞教育，一定比专业的大专院校来的差。这就是最好的商业，最好的教育。
香港需要寻找未来，大陆需要寻找未来，大中华区需要寻找未来，全世界都需要寻找未来，但是我需要寻找的只是利润。地产、金融可以，教育、科技也可以，对我来说，谁是趋势、谁利润更大才是我要考虑的，而不是空洞的政治考量和虚假的道德说教。不要试图让商人去承担国家的政治责任，也不要试图用政治去影响商人的经营理念。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商业的归商业，政治的归政治。我就是一个商人，会去努力理解政治，但是我绝不僭越政治，那是政治家们的事情。
我今年87岁了，已经是古稀之年，安全比利润对我来说更重要。我从来就不是大家说的是什么超人，我可能算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但我其实更是一个普通的人，甚至是一个老人。我希望我的人生能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而不想在晚年再横生枝节。我也希望我的家人和我的商业在我故去之后，正常运转，得到良好的继承。
我最后反复强调一点，我是一个商人，也是一个慈善人士，但绝不是政治家、教育家等。我参与兴建汕头大学、汕头大学附属医院、潮州的安居工程等，前后达到150亿港元，且绝大多数都花在大中华区。这都是纯粹捐献，没有任何利益可图。这是我最引以为骄傲的所在。能为家乡人做事，能为祖国尽一份力量，是我的荣幸。我只是可能用的钱多一点，但是和其他人的捐献一样，同是一份心意而已，不高什么，也不低什么。汕头大学的毕业典礼，我风雨无阻地前去参加，力所能及地以过来人说说一些人生经验，但绝没有任何姿态，那里纯粹是老师们的课堂。
我希望大家不要把我神化，也不要把我妖魔化，其实我像你们现在的同事，也像你邻居的老头而已。我和他们一样犯过错误，也和他们一样慈祥友爱。我承担了我的错误，也获得了我的荣耀，我的人生由我自己负责，你们每一个人同样也是。不要给我过多的褒扬，也没有必要泼给我很多脏水，虽然我不在意自己的感受，但是我在意你对你自己心灵的灼伤，以及毒化中国人脆弱的舆论环境。
我的生意或许部分不在中国，但是我的心一直在这里，根依旧扎在这里。我是潮汕人，也是香港人，还是中国人，也是加拿大籍，最终我们都是地球村的居民。我爱我的家乡，我爱我的故乡，我爱我的祖国，我也爱我们共同居住的地球，我的爱真挚而深沉，和你一样。
李嘉诚不会跑，也不愿跑，更跑不了。这是我的真心话，也是我的誓言
我是一个商人，希望大家不要给我戴上什么帽子，无论高的，还是矮的，我都不想有。因为我不是道德家、教育家、更不是什么阴谋家、政治家，我仅仅就是一个商人而已。了解这一点，你就很容易读懂我的自我辩护。很多时候，我的选择，是因为我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不是因为我想进行这样的艰难选择。
1928年我出生在中国广东潮州，出生时没有什么特殊的异象，预示我以后成为一个伟大的企业家，或者是一名出色的奸商。目前各种关于我的各种传记，绝大多数是基于文学演绎的穿凿附会，你们都不要信。如果我可以选择我的出生，我宁愿出生在富庶和平的国家。
和多数普通潮汕人一样，父亲安排我祭拜孔子儒学，进入观海寺小学念书，读的是一些传统爱国爱家的思想书籍。我成绩既不优秀，也不很差，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孩子，放在街头，站在村口，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异样。
如果没有战争，或者我就留在潮州，不会来香港，那么我可能度过平庸的一生，也或者过早死于战火，或者过早死于饥荒和疾病。当然，也可能侥幸度过这些劫难，现在潮州的某一个街道或村庄，悠闲地踱着步伐，没有被批判，也没有鲜花和掌声。当然，很可能比现在贫穷很多，但不一定就不如现在幸福。
因为日本侵华，我逃到了香港。同时因为后来的中国内战，我留在了香港没有返回潮州，我的故事因此开启，人生被彻底改变。请注意这个关键点，这些并不是我想要的，不是我主动选择的，我也被时代的大潮裹挟到了香港，不是荣耀的移民，而是逃离的难民。我到世界其他地方可能是为了经商和学习，但是我回到潮州故里访亲，纯粹是寻找一份家的感觉。
有一些东西不是我想要的，也不是我主动能选择的，这一点很重要。这就是我的命运，我的人生。但是我在最艰难的被动选择里，选择了相对较好的结果，这是我的成功之处。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宁愿不要这些艰难的选择。我希望我的孩子们、我的同事们、甚至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有主动选择的余地，从容安排他们的人生，不像我李嘉诚。
我从普通的学徒、店员、街头推销员一步一步做起来的，直到塑料花厂的总经理。在其中我积累了不少经验，那段时间虽然过得非常辛苦，但是非常充实而快乐。我早早失学，没有读过太多的书，但是社会就是最好的学堂，我一直在学习，没有停止过，直到现在。我充分理解失学的痛苦，所以后来援建了汕头大学。如果我能选择，我愿意坐在汕头大学的课堂，而不是香港的写字楼里。
我也不是白手起家，我创业的时候得到妻子家族的帮助，这一点我从不讳言。不要把我打扮成白手起家的商业之神，我感谢在我创业之初支持和帮助我的所有人。不过我并不是什么富二代、也没有去吃软饭，我最终靠的是自己的能力，还有天时和运气。网上流传的白手起家和完全靠朋友支持的两个极端，都非事实。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的来料加工业兴起，欧美的生产转移到香港，这是我的机会。现在回头看来，我成为所谓的“塑胶花大王”，并不是因为我多厉害，只是顺应了时势而已。即使没有我，也有其他人能够享有此名。事实上，我只是“塑胶花大王之一”，擅自称王，是对其他成功同行的不敬。
真正困难的第一次抉择，来自1967年香港的左派闹事，导致香港的房地产一落千丈，那时候我的损失也很大。这时候有一些人卖掉了房子和土地，离开了香港。而我认为香港终将度过这些风波，于是买进了不少土地。很多人认为我有眼光、低价收购土地储备。其实没有人关心我暗地里的担忧，私底下的恐慌。如果左派闹事成功，我将一文不名，甚至成为资本家的反面典型，在香港跳楼的名单中，就有我的名字，而不是在福布斯富豪榜上。
在这个过程中，风险和利益都是巨大的，也是均沾的，我不认为这有什么道德准则和商业原则的错误，它就是一桩生意而已，可能赚，也可能亏，而且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高风险生意。任何过度的解读都是阴谋论，都是事后诸葛亮。
其后从我们长江实业的上市，到购入老牌英资商行“和记黄埔”的部分股权，都是地地道道的生意。有钱赚是生意人的根本价值，做生意要遵从双方互惠互利的基本原则，当年购买我们股票的股民们也都有丰厚的利润。虽然因为缘分我心怀感恩，但本质上是合法、合理的，相互都不需介怀什么。
说得比较远了，我说一下现在网上各种对我的指责，说我忘恩负义，唯我是利，占了便宜之后转移资产到欧洲，面对经济危机不是承担责任而是全面撤资、影响到中国的面子和信心，并高呼“别让李嘉诚跑了”。甚至说香港目前的经济停滞困难，是我们这些“豪族”畸形的经济手法导致的。
我想写这类文章和赞成这些观点的，也是抱持善意，他们爱国爱民的心我能理解。但是他们不懂起码的商业原则，以及市场经济的运作真相，甚至于，他们不懂真正的人性。
让我们回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文革结束、90年代初重启改革、97年香港回归之际，香港的社会波诡云谲，各种传言甚嚣尘上，对是否改革开放、是否会回到文革、是否会全面实现市场经济、是否保持一国两制等重大问题，抱有疑虑的非常多。在每一个政治关键的节点，都有大量的动摇者裹足不前，甚至逃之夭夭。每一个人都面对这些艰难的选择。
我只是一个商人，在每一个关键节点的选择上，我认为风险与利益同在，和很多人判断不同。于是我在大陆遍地投资，港口、地产、金融、科技等领域都有涉及。指责我的文章说我与官方走的很近，利用了权力资源。这是典型的事后判断。
回到当年，我选择与官方进行合作，官方在政治上同样获得了巨大的回报，这本质上依旧是一门生意，尤其是风险和利益同在且巨大的生意。我感谢当时的官方和政府，我也帮助了他们，带来了急需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让香港乃至全球商界对中国更有信心。在本质上，我们可以相互感恩，但是互不相欠，这就是生意。
中国经济整体依旧是向好的，这个我肯定。13亿的人口和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机会肯定是无限的。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及信贷过度，已经来到了一个峰值，下一步会怎么样，我也不会贸然下结论，但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商人的首要目标是让资本更安全，其次才是增值更快。我当年大举投资大陆和现在全球布局，时间点不一样，考虑的自然不一样，但都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原因。就是现在，我在大陆依旧还有不少投资。
如《别让李嘉诚跑了》一文所说，1967年、70年代末、90年代初、97年香港回归这些重要的节点，我的选择正确，因而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事实上，正常的商业是不需要经过这种政治选择的，而是相对纯粹的经济考量。有正常的政治氛围和良好的商业环境，就不会存在谁跑不跑的问题。存在这个问题，恰恰就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在职业上，我是一个纯粹的商人，不要用那些空洞的道德来衡量我。如果不能做一个成功的商人，那我的职业是失败的，人生也是残缺的。不赚钱的商人不是好商人，也没有资本利润去做善事。很多人认为，商业赚了钱之后，应该回报社会。这个我是认同的。但是如何回报社会，这个分歧巨大。难道商人应该亏本，去补贴国家和政府吗？这显然是荒谬的。
我们回报社会，首要条件就是赢利、赚钱，这样才能回报人民。
企业没有教导人民的责任和义务，宗教和教育才是。
我们通过守法经营以身作则，同时用资本捐助学校来达到教育的目的，通过捐助贫民来达到扶助的目的。如果我们亏钱，那什么都不可能去做。如果我直接去搞教育，一定比专业的大专院校来的差。这就是最好的商业，最好的教育。
香港需要寻找未来，大陆需要寻找未来，大中华区需要寻找未来，全世界都需要寻找未来，但是我需要寻找的只是利润。地产、金融可以，教育、科技也可以，对我来说，谁是趋势、谁利润更大才是我要考虑的，而不是空洞的政治考量和虚假的道德说教。不要试图让商人去承担国家的政治责任，也不要试图用政治去影响商人的经营理念。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商业的归商业，政治的归政治。我就是一个商人，会去努力理解政治，但是我绝不僭越政治，那是政治家们的事情。
我今年87岁了，已经是古稀之年，安全比利润对我来说更重要。我从来就不是大家说的是什么超人，我可能算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但我其实更是一个普通的人，甚至是一个老人。我希望我的人生能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而不想在晚年再横生枝节。我也希望我的家人和我的商业在我故去之后，正常运转，得到良好的继承。
我最后反复强调一点，我是一个商人，也是一个慈善人士，但绝不是政治家、教育家等。我参与兴建汕头大学、汕头大学附属医院、潮州的安居工程等，前后达到150亿港元，且绝大多数都花在大中华区。这都是纯粹捐献，没有任何利益可图。这是我最引以为骄傲的所在。能为家乡人做事，能为祖国尽一份力量，是我的荣幸。我只是可能用的钱多一点，但是和其他人的捐献一样，同是一份心意而已，不高什么，也不低什么。汕头大学的毕业典礼，我风雨无阻地前去参加，力所能及地以过来人说说一些人生经验，但绝没有任何姿态，那里纯粹是老师们的课堂。
我希望大家不要把我神化，也不要把我妖魔化，其实我像你们现在的同事，也像你邻居的老头而已。我和他们一样犯过错误，也和他们一样慈祥友爱。我承担了我的错误，也获得了我的荣耀，我的人生由我自己负责，你们每一个人同样也是。不要给我过多的褒扬，也没有必要泼给我很多脏水，虽然我不在意自己的感受，但是我在意你对你自己心灵的灼伤，以及毒化中国人脆弱的舆论环境。
我的生意或许部分不在中国，但是我的心一直在这里，根依旧扎在这里。我是潮汕人，也是香港人，还是中国人，也是加拿大籍，最终我们都是地球村的居民。我爱我的家乡，我爱我的故乡，我爱我的祖国，我也爱我们共同居住的地球，我的爱真挚而深沉，和你一样。
李嘉诚不会跑，也不愿跑，更跑不了。这是我的真心话，也是我的誓言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都是没法子的事，由他去吧。
碗里的是我的，锅里的也是我的，你居然敢从锅里逃到锅外，当太监和五毛不存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