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海军诞生前传之海贼王时代（雾）

从在如东创建的海防部队四“最” 看中国人民海军初创始末

发布时间：2014-12-28 0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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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刘昌年先生关于中国人民海军在如东初创这个观点和史实，已在新四军权威期刊《铁军》和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办公室主办的《世纪风采》上刊出，并在《南通日报》上发表了《蛟龙出黄海》，在《泰州日报》上发表了《如泰运河首尾呼应创辉煌》。日前作者采用与其他地区海防部队在创建时间、建制规格、装备作战实力和在渡江中表现的四个“最”，撰稿公正科学地论证中国人民海军在如东初创的问题。今全文刊出，让读者进一步了解如东是人民海军发源地这一史实。

1940年10月下旬，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陈毅司令员委派陶勇司令、刘先胜政委﹑张震东参谋长率领第三纵队东进如东。陈总亲自随军考察。11月3日，三纵首长进驻掘港镇束公馆，并设立指挥部。陈总走进指挥部会议室，在刚挂上墙的苏中军用地图前驻足打量，巨掌形的扶海洲（如东县所在地）尽受眼底。掘港因海滩千年昼夜不歇地向外涨伸，早就远离海滨成内陆重镇，当向掘港镇周边远处环视时，陈总凭着对战略要地的敏感，发现东部和北部海岸外镶嵌着东凌﹑北坎﹑长沙﹑何家灶﹑环港﹑鲨鱼洼﹑栟茶港头等一处处港湾，再把目光向外扫视，如东版图外的南黄海一望无际，辽阔浩瀚，他反问自己，难道我“身处宝山不识宝”？！联想起这几天一路走来，看到听到古往今来边防部队在如东周边安营扎寨守海疆的一处处遗存，心里思忖：如东海阔凭鱼跃，策舟任驰骋，兴许派上大用场。他对在场的季方（我党联络的苏四区抗日游击指挥部指挥）﹑陶勇﹑钟民（领导通如海启的中共南通中心县委书记）﹑叶胥朝（领导如皋东乡革命活动的负责人）加重语气说：“掘港这地方很重要，是苏北的钥匙，控制住它，对我军建立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有特殊重要的作用。” 此后两三天中，在陶勇等陪同下，于掘港镇召开多种形式的座谈会，宣传我党我军抗日民主主张，并主持达成“推行抗战法令，进行民主改革”的协议，还指示建立如皋中心县委等。陈总处理好工作后，在三旅秘书石林和几位侦察员护送下，取道东台弶港去盐城会见刘少奇商谈重建新四军军部的事。
陶勇送走陈总后，耳畔又萦绕起陈总下达东进命令前后那亲切而厚重的嗓音：“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尽可能迅速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等指示，与这几天陈总语重心长地谈话联系起来深思，马上在脑海中泛起波澜，翻滚着一个个问号，不断问着：“我们怎么办？”就在那思绪万千的日子里，却有一些事打断他的思绪，这不，侦察员报来渔村的信息，说：“海霸子（海盗头子）叫嚷‘四老爷，有种海上见！’”陶勇听后心想这不明摆着是海盗对我们在海面施不开身手的嘲弄和挑衅，心情久久不得平静，终于想出抽调部分陆军锻练成水兵，让“旱鸭子”变成水上蛟龙，创建海上武装，开辟海上与日伪战斗的回旋余地﹑与海盗较量的驰骋空间。12月初，他与刘先胜﹑张震东商量取得共识后，将创建海防团的初步构想，向苏北指挥部作了书面请示。不久，得到粟裕副指挥的电复：“积极赞同，准备拨出苏中军区两百战士当海防团的第一批水兵。”陶勇更加坚定开拓海上根据地的信心。
笔者在搜集新四军海防团史料过程中越发意识到海防团与人民海军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写出于2004年发表《何家灶──中国人民海军发祥地》的文章，引起有关方面和同好的关注。2005年，有人对不靠江不沿海的泰州白马庙诞生人民海军表示疑惑，写道：“着实让人有些费解。”（见《扬子睌报》2005年12月23日报），更坚定我抓住这个重要课题，前瞻后瞩，并提出中国人民海军在江苏如东初创的观点，现以下列四个“最”，让史实说话和通过与其他海防部队比较，共同探讨中国人民海军的初创历程。

一﹑新四军一师三旅于1941年3月3日在如东掘港镇束公馆建成海防团，建团时间最早。

1940年年底，乘陶勇和刘先胜带领主力西征之机，答应与东进部队合作抗日的苏四区抗日游击指挥部副指挥﹑国民党苏北游击第六纵队头目徐承德背信弃义，偷袭掘港镇。陶勇闻讯挥师回援，将徐承德部打得溃不成军，一直追到江边，眼睁睁地看着徐贼向对岸逃去。陶勇心里不禁自责：如果我们有水上蛟龙开船追上去打死这条落水狗，岂不是为死难战士报了仇，从此进一步意识到建立海防团迫在眉睫。
1941年3月初，生活在东台弶港的海霸子孙二富（人称孙二虎）等五六人要在长沙镇上岸补给。当地区长顾尔钥获悉后随即向三旅指挥部报告。陶勇对孙二富早有了解，知道他出生在如东栟茶北虾儿港桥，从小在弶港长大，出身贫苦，不是汉奸也不是顽军，常年流窜如东环港和长沙一带以发放“护航旗”敛财，于是派出一个连赶到现场，设计“瓮中捉鳖”，智擒孙二富，将其押送束公馆，进行严肃地教育和耐心地规劝，希望他率部改邪归正，参加抗日，鉴于他认了错并表示悔改，当场发还枪支后释放。
3月3日，基于前些日子以来顽军的叛行﹑海匪的挑衅，加之战局日趋紧张，三旅首长在束公馆紧急磋商，一致认为时不我待，于是，当即约见三旅独立团领导朱坚、顾秀华和参谋长等，宣布以独立团留守处部队为基础，并从三旅调入100多个战士，由近300人组成三旅海防团。
三旅海防团是否是人民军队的第一支海上作战力量吗？史料告诉我们，1949年1月中共中央组建海军决议提出，组建海军“从华东地区开始，然后向华南﹑华北地区发展。”而华东地区建立海防部队顺序为1941年3月建如东的一师三旅海防团，7月建东台弶港渔民自卫大队（并非海防大队），1942年8月建浙东海防大队，11月，三师八旅二十四团有一个海防队，1944年4月建盐阜渔民自卫队（年底建苏北海防队）。新四军在如东创建的三旅海防团亳无悬念应为新四军海防第一团，如东掘港镇当之无愧为中国人民海军发源地。应该说，三旅在不经意中迈出初创中国人民海军的第一步。
1941年3月10日，孙二富来到三旅驻地沙家庄，受到陶勇欢迎，并交代参加抗日的一些政策，要求把队伍拉过来，成立海防团特务营，营部设在鲨鱼洼，由他当营长。可是，孙二富当上三旅海防团特务营营长后却借故常驻环港，不听派差，实际对职位不满意。陶勇觉察孙有些情绪，于是委派秘书石林带着司令的吩咐去会孙二富，告诉将由他建立直属三旅的海防大队，还答应了家眷补助等条件。5月，孙二富终于带着部属﹑海船和枪械到了鲨鱼洼，升格为海防大队，并接任大队长，派进政工干部，协助孙做好思想和纪律工作。孙开始上岗值勤。
就在三旅海防大队进入阵地的几天后，军区首长指示陶勇带队调查并整治王平仲的问题。原来，东台弶港王平仲“实业保安队”不把共产党派去的民运工作队放在眼里，排挤弶港渔民自卫大队。陶勇接到命令后，指定由孙二富派船护送，于是带领秘书石林﹑警卫员和一支小分队，乘坐孙的“咸菜瓢儿”指挥船从鲨鱼洼出发，执行紧急任务。孙二富为了安全护送首长，选择海上夜航，凭着他是环港到弶港心中的“活海图”，左右使舵，八面调帆，在狂风巨浪中驾船全速前进，安全地到达弶港，从此开成了我海防部队对付反动势力的第一船。在弶港，陶勇听取民运工作队﹑苏北区行政委员会保卫处副处长吴福海和当地党政领导的汇报，决定由区警卫团长以开会的名义将王平仲调出防地。吴福海则以召开茶话会的形式，将实业保安队连长以上干部集中在我方的驻地，围桌就座。吴福海见时机成熟，一跃上桌，一声令下，穿插安坐王贼一伙身边我方人员拔枪上阵，一举端掉这群恶棍团伙，打胜了没有枪声和硝烟的漂亮仗。
8月初，由于三旅陆军急需补员，朱坚被调进三旅七团任职，并带去部分海防战士。三旅因此决定将三旅海防团余部与海防大队整合成三旅海防团，由孙二富接任团长。当月，以孙二富为团长的三旅海防团已越来越显示出海上的功夫和歼敌防盗的本领。一次，我苏中贸易局接受调拨20万斤公粮的小麦送往山东，可“三仇头”运输船在航程中听说前方青岛和石岛有大批日伪把守，实行海上封锁。船队只好开到王港闸停港另谋良策，一靠港就近100天。跟船的局长几次紧急商量，决定派员赶回苏中军区后勤部讨“救兵”。后勤部当下决定派三旅海防团孙二富团长执行护航任务。孙率领6条战船离开何家灶，赶到王港闸，征求局长的意见后，安排两支船队起锚升帆，由海防团的战船开道，孙亲任指挥，安排一条战船架好重机枪殿后，左右各两条战船保驾，开出一段后改道黑水洋，冒着大风大浪和狂风暴雨，全天不停抢航，绕过敌伪的海上禁区，航行三天四夜终于送到山东第三军工厂。返航时，“三仇头”号船还运回榴弹、地雷等军用物资交三旅和海防团使用。
这样的史实，连一师原师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谋长粟裕也多年不忘，在回忆文章《苏中抗日战争》中写道：“从1941年3月起，我们抽派坚强干部，运用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争取了有影响的孙二虎﹑陆洲舫部，瓦解歼灭了作恶多端的王平仲部。”1981年初，当年担任中共南通中心县委书记（领导通如海启），后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钟民称：“东海伏盗，创建海军”，忆述的就是陶勇收编孙二富，续建海防团的这段历史。（见1981年1月20日《解放日报》）。《江苏党史资料》的文章写道：“从此，我三旅和四分区有了一支初具规模的海防部队，南到长江口、北到连云港辽阔的黄海海面上成了海防部队纵横驰骋的战场。”
当然，有些事不依领导的意志为转移。1941年底，三旅海防团处于续建巩固阶段，由于团中部分小头目违法乱纪，不听劝教，不思悔改。旅部不得已安排作战科长粟亚等对除孙二富和他的警卫员保持职务和配枪外一律缴械，还派进孙二富另一位警卫员任彪在苴镇严肃整训，不愿干的，发放路费让他们回家。孙二富误认为要吃掉他，加之受不了新四军严肃军纪束缚，1942年初，乘陶勇去华中党校学习之机，私自带领少数亲信出走，在走投无路后钻进伪军霸占的掘港镇，当上伪团的大队长，使三旅海防团遭受挫折。
孙二富出走并加入伪军是否表明三旅海防团不存在了呢？史实告诉人们，孙二富出走后，三旅及时将剩下的海防战士整训后组成三旅海防中队，任命任彪为中队长，开往长沙，坚守海防。加之，1943年春，陶勇委任三旅海防团孙二富的得力助手周少卿组建三旅水上公安纵队，训练战士海上功夫，驻守北部环港，警戒海上安全。这些表明三旅海防团组织以另一种形式还存在着，并发挥着海防作用。

二﹑新四军在如东高标准地建成苏中军区海防纵队，建制规格最高。

1941年3月，新四军在掘港镇成立一师三旅海防团，团级建制，高于其他大队级。4月，陈毅、粟裕看出日伪军的罪恶阴谋，果断地决定在黄海建立新四军的海防武装，开辟海上抗日根据地，摆脱背水作战的不利地位，打击日伪反动势力和海盗骚扰影响。这就表明，组建海防部队列入苏北指挥部的层面。一天，他俩将陶勇通知到盐城新四军军部，把建立海防武装的任务交给陶勇。此外，新四军在栟茶镇成立苏中军区时便对筹建苏中军区海防团作了人事安排，分工苏中军区后勤部罗湘涛兼任政委，政治处主任何振声担任政治处主任。8月，粟裕交给苏中行政委员会警卫团参谋长吴福海带队勘察南黄海的海情，参与筹建苏中军区海防团。吴福海在陶勇支持帮助下从处于黄海海岸线中段的弶港出发，沿着海滨考察，选中如东何家灶作团部驻地。11月5日，作为军区直属部队的苏中军区海防团宣告成立。粟裕高兴地称这个海防团为“土海军” 。
10月，陶勇学习期满回来，对离团投伪的孙二富进行全面考量，认为孙二富并不是不可救药的人，便动员其副官周少卿和具有进步倾向孙的四姨太王月英进入孙的军务和生活圈子，贴身做规劝工作，终于使孙认识前非，借机反正回来，受到陶勇﹑政委姬鹏飞等欢迎，为他改名叫“孙仲明”，祝他重见光明，并调进政治指导员和部分战士，编成苏中军区第二团，任命孙仲明为团长，周少卿为副团长，从此三旅海防团在新的环境里获得新生。
苏中军区在做好孙二富收编工作的同期还根据陈毅司令员原先的交代，开展对常在启东和如东海边作案的海霸子陆洲舫收编工作。新四军旅长叶飞、陶勇等早就注意陆洲舫，发现他出身贫苦，童年坎坷，长大后爱拉关系，投靠“大佬”，想干出一点名堂，自称“草莽英雄”，不过他并不与日伪同流合伍，值得拉他一把，同时还可以利用他的某些关系，发挥一些特殊作用。于是，叶飞、陶勇等主动与他沟通，相处成兄弟似的。陆洲舫表示“一切听从新四军安排！”此后，在陶勇授意下出任汪伪的某“集团军”“卫士队”队长，分工驻启东沿江港口。陆部凭手里两张“派司”为新四军办事。后来，陶勇又叫他恢复使用原名“陆兆林”，并资助他暂住杭州生活，由他儿子陆建平带领余部及海船枪支投奔苴镇，参加新四军，并指导其与老陆保持联系。1943年中秋节左右，经陶勇两次派人去杭规劝陆洲舫，陆终于率队回到江北，收拢余部与船队来到何家灶，后来三旅派员协助休整，一师调进一个连，在何家灶改编为苏中军区海防三团，任命陆洲舫为团长。军区根据陆洲舫的特点，安排三团适当的抗日反顽任务，并承担部分军需物资补给等工作。至此，苏中军区的三个海防团在何家灶创建，年底在此整编为苏中军区海防纵队，陶勇兼司令员，后由副司令员吴福海接任，政治委员杨进，后由姬鹏飞兼，王治平继任。何家灶遂成为中国人民海军发祥地。
苏中地区建成的海防部队是团级建制，乃至发展成旅级的纵队，而浙东﹑盐阜的海防部队在并入苏北军区海防纵队前全是相当营级的大队。
不过，当时社会上有少数人认为海防团不过是由孙二富﹑陆洲舫这班海霸子组成。这是误解，何况，当时从苏中军区中整连的战士和得力的干部充实进海防部队。陈毅﹑粟裕﹑陶勇﹑姬鹏飞等都掌握了这些人的基本情况，这些人都是被生活所逼为盗的，为盗后还有一些民族气节，正如钟民等在《战将陶勇》书上著文赞同群众的说法，这是统战的威力：“国民党把人逼成匪，共产党把匪变成人”。再说，孙仲明在对敌海战中屡立战功，光荣入党，先后被提拔为海防纵队参谋长、副司令员，陆洲舫后被提拔为海防纵队副司令员。

三﹑新四军在如东重点配置苏中军区海防纵队器械装备，并训练有素，作战实力最强。

1943年11月，苏中军区在何家灶已收编沿海海盗800多人，枪械400余支，海船200多条，加上原来苏中海防团吴福海所部的骨干，1200人左右，形成三个建制团，兵强马壮，班子配齐，并拥有汽艇大队﹑机帆船大队，还有轻重机枪﹑山炮等武器，由上级批准组成苏中军区海防纵队，由吴福海负责带领操练和军训。1944年8月7日，在各方面条件成熟后，由上级同意，苏中军区海防纵队借座丰利镇北街灰场（古盐场的草灰堆场）补行苏中军区海防纵队成立仪式，正式对外宣布苏中军区海防纵队建成。当时，活跃在如东的军旅文艺家写成苏中军区海防纵队之歌：“我们是中国人民未来新海军，我们要担负起海上的使命……”海防指战员自豪地称自己为：“中国人民未来新海军”。
1944年4月，正是黄花鱼旺发正汛时节，苏鲁沿海的渔船纷纷来到吕四渔场，海面上千帆争流，不分日夜开网、捕鱼。这天清晨正在开饭时，有人发现东南角来了一批江南大船，不一会儿，靠近渔船群，开始登船打人、抢鱼。此刻，所有渔船都在起锚、张篷，忙着开船逃难。正在这慌乱的时候，海防团奔来护渔。苏中海纵二团团长孙仲明带领9条帆船下海保护渔民生产，发现有一队形迹可疑的大船，一看就知道是崇明大封建头子、投降日伪的仲兆奎一帮海盗来抢鱼货，随即命令战船扯满篷帆，加速奔来。当船驶近些时，正在作案的海霸子看见海防团战船来了，一条60吨大船闻风应战。
孙仲明在“咸菜瓢儿”船上指挥着出击敌船。双方拉开阵势，敌我分明。孙二富发挥水上功夫和行船本领在航行中边打边航，转来转去，混战在一起，敌我一时分不开了，只有看着旗号打仗。孙在20吨的“咸菜瓢儿”船发号施令：“擒贼先擒王，专打敌人飘着大黄旗的指挥船!”警卫排长黄新带着战士们将迫击炮绑在大桅上，对准仲的船掀过去。“咸菜瓢儿”船冲过敌人的几条船，靠近哪边就打哪边，救出一批渔船，又直追仲的大船。又一队江南船在仲指挥下拉开阵势，从四面包围海防战船。孙站在船中舱里，双手举着快慢机喊了一声：“抢上风!”后面舵上的船老大拉开大舵，抢风争水，从敌人的下风一扳舵、一摇篷，飞快地转身，抢到了敌人的上风，争取了主动，打得下风的敌船招架不住。就这样海防二团在海面如履平地，调度战船灵活歼敌。当海纵二团9条船在敌人36条船重重包围中，四进四出、猛打猛冲的关键时刻，苏中海防团团长吴福海带着10条战船赶到渔场，和二团会师。吴团长站在高处观看这场海上穿插混战的形势后，马上命令：“从敌人后面包抄过去，咬着敌人的尾巴，打他个顾头顾不到尾！”这时，海纵三团也赶来了。海纵三个团29条战船，三路夹击敌人，紧紧追击敌人。仲还想调遣其它船只负隅顽抗，但见已阵脚紊乱。孙乘胜率领战船布阵设局，猛冲猛打，杀得仲贼丢兵弃船落荒而逃。此战，缴获敌船两艘，击伤敌船数艘，大获全胜。孙仲明受到上级嘉奖。
日本《朝日新闻》惊呼：“华东沿海从连云港起到上海止，发现游移不定的新四军水兵，神出鬼没，难以侦察。”表明装备齐全﹑素质优良的海防纵队使日军望而生畏。

四﹑原苏中海防纵队主力赴八圩港“赶考”抢占江阴要塞，渡江表现最好。

1945年10月25日，苏中军区海防纵队因华中军区成立而改称华中军区海防总队，吴福海任司令员，王治平任政委。1946年9月，华中军区海防总队奉命率三个建制团﹑一个汽艇大队和一个机帆船大队近千人及大量枪炮弹药北移盐阜地区，牵头与浙东海防大队﹑盐阜海防大队整合集训。1946年10月，吴福海调华东局工作，汤景延（如皋人，原苏中军区团级干部）接任。1948年2月，吴福海被调回华中军区海防纵队复任司令员，孙仲明任参谋长，赵荣森（原苏中军区海防纵队副参谋长）任副参谋长。3月 ，成立苏北军区，华中海防纵队更名苏北军区海防纵队，司令员﹑政委﹑参谋长﹑副参谋长等仍是从如东走出的苏中海防纵队主要干部吴福海﹑王治平﹑孙仲明﹑赵荣森等，海防战士也以原苏中海防纵队为主，并奉命南移至靖江一带江滨，为渡江备战。12月，苏北海防纵队在八圩港接受部队整编和干部任命，赵荣森被任命为渡江大队大队长，与副大队长﹑政委一起征集民船，自己动手将战利品十轮大卡车上机器拆下来装上新造的大木船，共征集和制造汽艇和机帆船70多艘，再加上一些动力船﹑江轮和汽轮，组成9个中队，合理配置，并编成汽艇大队。在渡江战士中还有“旱鸭子”，赵荣森将这批不悉水性的指战员分插在准备执行渡江任务的船上掌舵，配合做好调拨来船员的思想工作，传授照料船只和水上活动技术。
1949年3月下旬，按时任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召开二野﹑三野高级干部会议统一部署，组成三个渡江突击集团，西路集团35万人，中路集团30万人，东路集团35万人，“百万雄师过大江”，气势磅礴，势不可挡。其中，东段集团以粟裕为首，命令赵荣森渡江大队主攻江阴要塞。国民党政府十分看重江阴要塞，蒋帮要求重点戒备和严加把守，总炮台设在黄山，处于江窄水急之长江南畔，扼守长江咽喉，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兵力配置直接由蒋介石过问，最高守官由蒋介石当面考核委任，屯兵一个师，司令员为中将，配置一个标准重炮团，另有游击炮团及守备总队等，陆上形成火力网，江中布设上千美国水雷的群雷阵，国民党江防部队总司令汤恩伯巡视江阴要塞后谓之“固若金汤”。4月21日7时30分，赵荣森率渡江大队以汽艇大队打头阵，民船大队随后。江阴要塞虽由潜入的地下党员做好分化瓦解蒋军的工作，还是冒着敌方岸上和江面双重火力设阵，尤其要塞两侧蒋军的弹群封销，有的汽艇开到江心被敌炮击中沉没，有的被击伤，艇体进水，机器熄火，赵荣森沉着地指挥战士和干部们用木桨和铁锹划水，硬是将负伤的汽艇渡到对岸，就这样往来抢渡。危急中，赵荣森所在汽艇被一发附近江面炸开的炮弾击中，不幸牺牲。在参战的苏北海防纵队中，原苏中海防纵队指战员不仅人数占大多数，而且其中主要干部就是来自原苏中海防纵队的吴福海﹑王治平﹑吕炳奎﹑孙仲明﹑赵荣森等。由此足见，原苏中海防纵队在胜利突破长江天堑关键部位战斗中表现优秀，功不可没！
1949年4月23日，根据陈毅司令员指示，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张爱萍于泰州白马庙宣布中央军委命令，成立中共华东军区海军临时委员会，遂成中国人民海军事实上的诞生。26日，以原苏中海防纵队为主体顺利地完成渡江战役任务的苏北海防纵队，在吴福海任司令员，孙仲明任副司令员带领下加入海军。苏北海防纵队的1463人被改编为华东军区海军第一纵队，并执行接收暂驻南京﹑镇江等港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等任务。
华东军区海军成立后宣布的第一支作战部队便是这支部队，吴福海任司令员（不久由张元培接任）。原属苏中海防纵队的指战员成为中国第一批人民海军指战员。

追根溯源，从新四军在如东创建海防部队的建团时间﹑建制规格和作战实力综合考量，如东县理所当然成为中国人民海军初创地，从渡江表现看，来自如东的苏中海防纵队指战员在靖江八圩港起锚成功渡江，实现了从人民海军雏形到成形的升华，如东成功初创人民海军，毋庸置疑。
在当时如东地区党政群积极配合下，新四军一师及三旅于掘港束公馆﹑苴镇何家灶及丰利镇等地在中国人民海军初创征途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彪炳史册。从在如东创建的海防部队四“最” 看中国人民海军初创始末

发布时间：2014-12-28 0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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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刘昌年先生关于中国人民海军在如东初创这个观点和史实，已在新四军权威期刊《铁军》和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办公室主办的《世纪风采》上刊出，并在《南通日报》上发表了《蛟龙出黄海》，在《泰州日报》上发表了《如泰运河首尾呼应创辉煌》。日前作者采用与其他地区海防部队在创建时间、建制规格、装备作战实力和在渡江中表现的四个“最”，撰稿公正科学地论证中国人民海军在如东初创的问题。今全文刊出，让读者进一步了解如东是人民海军发源地这一史实。

1940年10月下旬，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陈毅司令员委派陶勇司令、刘先胜政委﹑张震东参谋长率领第三纵队东进如东。陈总亲自随军考察。11月3日，三纵首长进驻掘港镇束公馆，并设立指挥部。陈总走进指挥部会议室，在刚挂上墙的苏中军用地图前驻足打量，巨掌形的扶海洲（如东县所在地）尽受眼底。掘港因海滩千年昼夜不歇地向外涨伸，早就远离海滨成内陆重镇，当向掘港镇周边远处环视时，陈总凭着对战略要地的敏感，发现东部和北部海岸外镶嵌着东凌﹑北坎﹑长沙﹑何家灶﹑环港﹑鲨鱼洼﹑栟茶港头等一处处港湾，再把目光向外扫视，如东版图外的南黄海一望无际，辽阔浩瀚，他反问自己，难道我“身处宝山不识宝”？！联想起这几天一路走来，看到听到古往今来边防部队在如东周边安营扎寨守海疆的一处处遗存，心里思忖：如东海阔凭鱼跃，策舟任驰骋，兴许派上大用场。他对在场的季方（我党联络的苏四区抗日游击指挥部指挥）﹑陶勇﹑钟民（领导通如海启的中共南通中心县委书记）﹑叶胥朝（领导如皋东乡革命活动的负责人）加重语气说：“掘港这地方很重要，是苏北的钥匙，控制住它，对我军建立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有特殊重要的作用。” 此后两三天中，在陶勇等陪同下，于掘港镇召开多种形式的座谈会，宣传我党我军抗日民主主张，并主持达成“推行抗战法令，进行民主改革”的协议，还指示建立如皋中心县委等。陈总处理好工作后，在三旅秘书石林和几位侦察员护送下，取道东台弶港去盐城会见刘少奇商谈重建新四军军部的事。
陶勇送走陈总后，耳畔又萦绕起陈总下达东进命令前后那亲切而厚重的嗓音：“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尽可能迅速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等指示，与这几天陈总语重心长地谈话联系起来深思，马上在脑海中泛起波澜，翻滚着一个个问号，不断问着：“我们怎么办？”就在那思绪万千的日子里，却有一些事打断他的思绪，这不，侦察员报来渔村的信息，说：“海霸子（海盗头子）叫嚷‘四老爷，有种海上见！’”陶勇听后心想这不明摆着是海盗对我们在海面施不开身手的嘲弄和挑衅，心情久久不得平静，终于想出抽调部分陆军锻练成水兵，让“旱鸭子”变成水上蛟龙，创建海上武装，开辟海上与日伪战斗的回旋余地﹑与海盗较量的驰骋空间。12月初，他与刘先胜﹑张震东商量取得共识后，将创建海防团的初步构想，向苏北指挥部作了书面请示。不久，得到粟裕副指挥的电复：“积极赞同，准备拨出苏中军区两百战士当海防团的第一批水兵。”陶勇更加坚定开拓海上根据地的信心。
笔者在搜集新四军海防团史料过程中越发意识到海防团与人民海军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写出于2004年发表《何家灶──中国人民海军发祥地》的文章，引起有关方面和同好的关注。2005年，有人对不靠江不沿海的泰州白马庙诞生人民海军表示疑惑，写道：“着实让人有些费解。”（见《扬子睌报》2005年12月23日报），更坚定我抓住这个重要课题，前瞻后瞩，并提出中国人民海军在江苏如东初创的观点，现以下列四个“最”，让史实说话和通过与其他海防部队比较，共同探讨中国人民海军的初创历程。

一﹑新四军一师三旅于1941年3月3日在如东掘港镇束公馆建成海防团，建团时间最早。

1940年年底，乘陶勇和刘先胜带领主力西征之机，答应与东进部队合作抗日的苏四区抗日游击指挥部副指挥﹑国民党苏北游击第六纵队头目徐承德背信弃义，偷袭掘港镇。陶勇闻讯挥师回援，将徐承德部打得溃不成军，一直追到江边，眼睁睁地看着徐贼向对岸逃去。陶勇心里不禁自责：如果我们有水上蛟龙开船追上去打死这条落水狗，岂不是为死难战士报了仇，从此进一步意识到建立海防团迫在眉睫。
1941年3月初，生活在东台弶港的海霸子孙二富（人称孙二虎）等五六人要在长沙镇上岸补给。当地区长顾尔钥获悉后随即向三旅指挥部报告。陶勇对孙二富早有了解，知道他出生在如东栟茶北虾儿港桥，从小在弶港长大，出身贫苦，不是汉奸也不是顽军，常年流窜如东环港和长沙一带以发放“护航旗”敛财，于是派出一个连赶到现场，设计“瓮中捉鳖”，智擒孙二富，将其押送束公馆，进行严肃地教育和耐心地规劝，希望他率部改邪归正，参加抗日，鉴于他认了错并表示悔改，当场发还枪支后释放。
3月3日，基于前些日子以来顽军的叛行﹑海匪的挑衅，加之战局日趋紧张，三旅首长在束公馆紧急磋商，一致认为时不我待，于是，当即约见三旅独立团领导朱坚、顾秀华和参谋长等，宣布以独立团留守处部队为基础，并从三旅调入100多个战士，由近300人组成三旅海防团。
三旅海防团是否是人民军队的第一支海上作战力量吗？史料告诉我们，1949年1月中共中央组建海军决议提出，组建海军“从华东地区开始，然后向华南﹑华北地区发展。”而华东地区建立海防部队顺序为1941年3月建如东的一师三旅海防团，7月建东台弶港渔民自卫大队（并非海防大队），1942年8月建浙东海防大队，11月，三师八旅二十四团有一个海防队，1944年4月建盐阜渔民自卫队（年底建苏北海防队）。新四军在如东创建的三旅海防团亳无悬念应为新四军海防第一团，如东掘港镇当之无愧为中国人民海军发源地。应该说，三旅在不经意中迈出初创中国人民海军的第一步。
1941年3月10日，孙二富来到三旅驻地沙家庄，受到陶勇欢迎，并交代参加抗日的一些政策，要求把队伍拉过来，成立海防团特务营，营部设在鲨鱼洼，由他当营长。可是，孙二富当上三旅海防团特务营营长后却借故常驻环港，不听派差，实际对职位不满意。陶勇觉察孙有些情绪，于是委派秘书石林带着司令的吩咐去会孙二富，告诉将由他建立直属三旅的海防大队，还答应了家眷补助等条件。5月，孙二富终于带着部属﹑海船和枪械到了鲨鱼洼，升格为海防大队，并接任大队长，派进政工干部，协助孙做好思想和纪律工作。孙开始上岗值勤。
就在三旅海防大队进入阵地的几天后，军区首长指示陶勇带队调查并整治王平仲的问题。原来，东台弶港王平仲“实业保安队”不把共产党派去的民运工作队放在眼里，排挤弶港渔民自卫大队。陶勇接到命令后，指定由孙二富派船护送，于是带领秘书石林﹑警卫员和一支小分队，乘坐孙的“咸菜瓢儿”指挥船从鲨鱼洼出发，执行紧急任务。孙二富为了安全护送首长，选择海上夜航，凭着他是环港到弶港心中的“活海图”，左右使舵，八面调帆，在狂风巨浪中驾船全速前进，安全地到达弶港，从此开成了我海防部队对付反动势力的第一船。在弶港，陶勇听取民运工作队﹑苏北区行政委员会保卫处副处长吴福海和当地党政领导的汇报，决定由区警卫团长以开会的名义将王平仲调出防地。吴福海则以召开茶话会的形式，将实业保安队连长以上干部集中在我方的驻地，围桌就座。吴福海见时机成熟，一跃上桌，一声令下，穿插安坐王贼一伙身边我方人员拔枪上阵，一举端掉这群恶棍团伙，打胜了没有枪声和硝烟的漂亮仗。
8月初，由于三旅陆军急需补员，朱坚被调进三旅七团任职，并带去部分海防战士。三旅因此决定将三旅海防团余部与海防大队整合成三旅海防团，由孙二富接任团长。当月，以孙二富为团长的三旅海防团已越来越显示出海上的功夫和歼敌防盗的本领。一次，我苏中贸易局接受调拨20万斤公粮的小麦送往山东，可“三仇头”运输船在航程中听说前方青岛和石岛有大批日伪把守，实行海上封锁。船队只好开到王港闸停港另谋良策，一靠港就近100天。跟船的局长几次紧急商量，决定派员赶回苏中军区后勤部讨“救兵”。后勤部当下决定派三旅海防团孙二富团长执行护航任务。孙率领6条战船离开何家灶，赶到王港闸，征求局长的意见后，安排两支船队起锚升帆，由海防团的战船开道，孙亲任指挥，安排一条战船架好重机枪殿后，左右各两条战船保驾，开出一段后改道黑水洋，冒着大风大浪和狂风暴雨，全天不停抢航，绕过敌伪的海上禁区，航行三天四夜终于送到山东第三军工厂。返航时，“三仇头”号船还运回榴弹、地雷等军用物资交三旅和海防团使用。
这样的史实，连一师原师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谋长粟裕也多年不忘，在回忆文章《苏中抗日战争》中写道：“从1941年3月起，我们抽派坚强干部，运用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争取了有影响的孙二虎﹑陆洲舫部，瓦解歼灭了作恶多端的王平仲部。”1981年初，当年担任中共南通中心县委书记（领导通如海启），后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钟民称：“东海伏盗，创建海军”，忆述的就是陶勇收编孙二富，续建海防团的这段历史。（见1981年1月20日《解放日报》）。《江苏党史资料》的文章写道：“从此，我三旅和四分区有了一支初具规模的海防部队，南到长江口、北到连云港辽阔的黄海海面上成了海防部队纵横驰骋的战场。”
当然，有些事不依领导的意志为转移。1941年底，三旅海防团处于续建巩固阶段，由于团中部分小头目违法乱纪，不听劝教，不思悔改。旅部不得已安排作战科长粟亚等对除孙二富和他的警卫员保持职务和配枪外一律缴械，还派进孙二富另一位警卫员任彪在苴镇严肃整训，不愿干的，发放路费让他们回家。孙二富误认为要吃掉他，加之受不了新四军严肃军纪束缚，1942年初，乘陶勇去华中党校学习之机，私自带领少数亲信出走，在走投无路后钻进伪军霸占的掘港镇，当上伪团的大队长，使三旅海防团遭受挫折。
孙二富出走并加入伪军是否表明三旅海防团不存在了呢？史实告诉人们，孙二富出走后，三旅及时将剩下的海防战士整训后组成三旅海防中队，任命任彪为中队长，开往长沙，坚守海防。加之，1943年春，陶勇委任三旅海防团孙二富的得力助手周少卿组建三旅水上公安纵队，训练战士海上功夫，驻守北部环港，警戒海上安全。这些表明三旅海防团组织以另一种形式还存在着，并发挥着海防作用。

二﹑新四军在如东高标准地建成苏中军区海防纵队，建制规格最高。

1941年3月，新四军在掘港镇成立一师三旅海防团，团级建制，高于其他大队级。4月，陈毅、粟裕看出日伪军的罪恶阴谋，果断地决定在黄海建立新四军的海防武装，开辟海上抗日根据地，摆脱背水作战的不利地位，打击日伪反动势力和海盗骚扰影响。这就表明，组建海防部队列入苏北指挥部的层面。一天，他俩将陶勇通知到盐城新四军军部，把建立海防武装的任务交给陶勇。此外，新四军在栟茶镇成立苏中军区时便对筹建苏中军区海防团作了人事安排，分工苏中军区后勤部罗湘涛兼任政委，政治处主任何振声担任政治处主任。8月，粟裕交给苏中行政委员会警卫团参谋长吴福海带队勘察南黄海的海情，参与筹建苏中军区海防团。吴福海在陶勇支持帮助下从处于黄海海岸线中段的弶港出发，沿着海滨考察，选中如东何家灶作团部驻地。11月5日，作为军区直属部队的苏中军区海防团宣告成立。粟裕高兴地称这个海防团为“土海军” 。
10月，陶勇学习期满回来，对离团投伪的孙二富进行全面考量，认为孙二富并不是不可救药的人，便动员其副官周少卿和具有进步倾向孙的四姨太王月英进入孙的军务和生活圈子，贴身做规劝工作，终于使孙认识前非，借机反正回来，受到陶勇﹑政委姬鹏飞等欢迎，为他改名叫“孙仲明”，祝他重见光明，并调进政治指导员和部分战士，编成苏中军区第二团，任命孙仲明为团长，周少卿为副团长，从此三旅海防团在新的环境里获得新生。
苏中军区在做好孙二富收编工作的同期还根据陈毅司令员原先的交代，开展对常在启东和如东海边作案的海霸子陆洲舫收编工作。新四军旅长叶飞、陶勇等早就注意陆洲舫，发现他出身贫苦，童年坎坷，长大后爱拉关系，投靠“大佬”，想干出一点名堂，自称“草莽英雄”，不过他并不与日伪同流合伍，值得拉他一把，同时还可以利用他的某些关系，发挥一些特殊作用。于是，叶飞、陶勇等主动与他沟通，相处成兄弟似的。陆洲舫表示“一切听从新四军安排！”此后，在陶勇授意下出任汪伪的某“集团军”“卫士队”队长，分工驻启东沿江港口。陆部凭手里两张“派司”为新四军办事。后来，陶勇又叫他恢复使用原名“陆兆林”，并资助他暂住杭州生活，由他儿子陆建平带领余部及海船枪支投奔苴镇，参加新四军，并指导其与老陆保持联系。1943年中秋节左右，经陶勇两次派人去杭规劝陆洲舫，陆终于率队回到江北，收拢余部与船队来到何家灶，后来三旅派员协助休整，一师调进一个连，在何家灶改编为苏中军区海防三团，任命陆洲舫为团长。军区根据陆洲舫的特点，安排三团适当的抗日反顽任务，并承担部分军需物资补给等工作。至此，苏中军区的三个海防团在何家灶创建，年底在此整编为苏中军区海防纵队，陶勇兼司令员，后由副司令员吴福海接任，政治委员杨进，后由姬鹏飞兼，王治平继任。何家灶遂成为中国人民海军发祥地。
苏中地区建成的海防部队是团级建制，乃至发展成旅级的纵队，而浙东﹑盐阜的海防部队在并入苏北军区海防纵队前全是相当营级的大队。
不过，当时社会上有少数人认为海防团不过是由孙二富﹑陆洲舫这班海霸子组成。这是误解，何况，当时从苏中军区中整连的战士和得力的干部充实进海防部队。陈毅﹑粟裕﹑陶勇﹑姬鹏飞等都掌握了这些人的基本情况，这些人都是被生活所逼为盗的，为盗后还有一些民族气节，正如钟民等在《战将陶勇》书上著文赞同群众的说法，这是统战的威力：“国民党把人逼成匪，共产党把匪变成人”。再说，孙仲明在对敌海战中屡立战功，光荣入党，先后被提拔为海防纵队参谋长、副司令员，陆洲舫后被提拔为海防纵队副司令员。

三﹑新四军在如东重点配置苏中军区海防纵队器械装备，并训练有素，作战实力最强。

1943年11月，苏中军区在何家灶已收编沿海海盗800多人，枪械400余支，海船200多条，加上原来苏中海防团吴福海所部的骨干，1200人左右，形成三个建制团，兵强马壮，班子配齐，并拥有汽艇大队﹑机帆船大队，还有轻重机枪﹑山炮等武器，由上级批准组成苏中军区海防纵队，由吴福海负责带领操练和军训。1944年8月7日，在各方面条件成熟后，由上级同意，苏中军区海防纵队借座丰利镇北街灰场（古盐场的草灰堆场）补行苏中军区海防纵队成立仪式，正式对外宣布苏中军区海防纵队建成。当时，活跃在如东的军旅文艺家写成苏中军区海防纵队之歌：“我们是中国人民未来新海军，我们要担负起海上的使命……”海防指战员自豪地称自己为：“中国人民未来新海军”。
1944年4月，正是黄花鱼旺发正汛时节，苏鲁沿海的渔船纷纷来到吕四渔场，海面上千帆争流，不分日夜开网、捕鱼。这天清晨正在开饭时，有人发现东南角来了一批江南大船，不一会儿，靠近渔船群，开始登船打人、抢鱼。此刻，所有渔船都在起锚、张篷，忙着开船逃难。正在这慌乱的时候，海防团奔来护渔。苏中海纵二团团长孙仲明带领9条帆船下海保护渔民生产，发现有一队形迹可疑的大船，一看就知道是崇明大封建头子、投降日伪的仲兆奎一帮海盗来抢鱼货，随即命令战船扯满篷帆，加速奔来。当船驶近些时，正在作案的海霸子看见海防团战船来了，一条60吨大船闻风应战。
孙仲明在“咸菜瓢儿”船上指挥着出击敌船。双方拉开阵势，敌我分明。孙二富发挥水上功夫和行船本领在航行中边打边航，转来转去，混战在一起，敌我一时分不开了，只有看着旗号打仗。孙在20吨的“咸菜瓢儿”船发号施令：“擒贼先擒王，专打敌人飘着大黄旗的指挥船!”警卫排长黄新带着战士们将迫击炮绑在大桅上，对准仲的船掀过去。“咸菜瓢儿”船冲过敌人的几条船，靠近哪边就打哪边，救出一批渔船，又直追仲的大船。又一队江南船在仲指挥下拉开阵势，从四面包围海防战船。孙站在船中舱里，双手举着快慢机喊了一声：“抢上风!”后面舵上的船老大拉开大舵，抢风争水，从敌人的下风一扳舵、一摇篷，飞快地转身，抢到了敌人的上风，争取了主动，打得下风的敌船招架不住。就这样海防二团在海面如履平地，调度战船灵活歼敌。当海纵二团9条船在敌人36条船重重包围中，四进四出、猛打猛冲的关键时刻，苏中海防团团长吴福海带着10条战船赶到渔场，和二团会师。吴团长站在高处观看这场海上穿插混战的形势后，马上命令：“从敌人后面包抄过去，咬着敌人的尾巴，打他个顾头顾不到尾！”这时，海纵三团也赶来了。海纵三个团29条战船，三路夹击敌人，紧紧追击敌人。仲还想调遣其它船只负隅顽抗，但见已阵脚紊乱。孙乘胜率领战船布阵设局，猛冲猛打，杀得仲贼丢兵弃船落荒而逃。此战，缴获敌船两艘，击伤敌船数艘，大获全胜。孙仲明受到上级嘉奖。
日本《朝日新闻》惊呼：“华东沿海从连云港起到上海止，发现游移不定的新四军水兵，神出鬼没，难以侦察。”表明装备齐全﹑素质优良的海防纵队使日军望而生畏。

四﹑原苏中海防纵队主力赴八圩港“赶考”抢占江阴要塞，渡江表现最好。

1945年10月25日，苏中军区海防纵队因华中军区成立而改称华中军区海防总队，吴福海任司令员，王治平任政委。1946年9月，华中军区海防总队奉命率三个建制团﹑一个汽艇大队和一个机帆船大队近千人及大量枪炮弹药北移盐阜地区，牵头与浙东海防大队﹑盐阜海防大队整合集训。1946年10月，吴福海调华东局工作，汤景延（如皋人，原苏中军区团级干部）接任。1948年2月，吴福海被调回华中军区海防纵队复任司令员，孙仲明任参谋长，赵荣森（原苏中军区海防纵队副参谋长）任副参谋长。3月 ，成立苏北军区，华中海防纵队更名苏北军区海防纵队，司令员﹑政委﹑参谋长﹑副参谋长等仍是从如东走出的苏中海防纵队主要干部吴福海﹑王治平﹑孙仲明﹑赵荣森等，海防战士也以原苏中海防纵队为主，并奉命南移至靖江一带江滨，为渡江备战。12月，苏北海防纵队在八圩港接受部队整编和干部任命，赵荣森被任命为渡江大队大队长，与副大队长﹑政委一起征集民船，自己动手将战利品十轮大卡车上机器拆下来装上新造的大木船，共征集和制造汽艇和机帆船70多艘，再加上一些动力船﹑江轮和汽轮，组成9个中队，合理配置，并编成汽艇大队。在渡江战士中还有“旱鸭子”，赵荣森将这批不悉水性的指战员分插在准备执行渡江任务的船上掌舵，配合做好调拨来船员的思想工作，传授照料船只和水上活动技术。
1949年3月下旬，按时任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召开二野﹑三野高级干部会议统一部署，组成三个渡江突击集团，西路集团35万人，中路集团30万人，东路集团35万人，“百万雄师过大江”，气势磅礴，势不可挡。其中，东段集团以粟裕为首，命令赵荣森渡江大队主攻江阴要塞。国民党政府十分看重江阴要塞，蒋帮要求重点戒备和严加把守，总炮台设在黄山，处于江窄水急之长江南畔，扼守长江咽喉，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兵力配置直接由蒋介石过问，最高守官由蒋介石当面考核委任，屯兵一个师，司令员为中将，配置一个标准重炮团，另有游击炮团及守备总队等，陆上形成火力网，江中布设上千美国水雷的群雷阵，国民党江防部队总司令汤恩伯巡视江阴要塞后谓之“固若金汤”。4月21日7时30分，赵荣森率渡江大队以汽艇大队打头阵，民船大队随后。江阴要塞虽由潜入的地下党员做好分化瓦解蒋军的工作，还是冒着敌方岸上和江面双重火力设阵，尤其要塞两侧蒋军的弹群封销，有的汽艇开到江心被敌炮击中沉没，有的被击伤，艇体进水，机器熄火，赵荣森沉着地指挥战士和干部们用木桨和铁锹划水，硬是将负伤的汽艇渡到对岸，就这样往来抢渡。危急中，赵荣森所在汽艇被一发附近江面炸开的炮弾击中，不幸牺牲。在参战的苏北海防纵队中，原苏中海防纵队指战员不仅人数占大多数，而且其中主要干部就是来自原苏中海防纵队的吴福海﹑王治平﹑吕炳奎﹑孙仲明﹑赵荣森等。由此足见，原苏中海防纵队在胜利突破长江天堑关键部位战斗中表现优秀，功不可没！
1949年4月23日，根据陈毅司令员指示，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张爱萍于泰州白马庙宣布中央军委命令，成立中共华东军区海军临时委员会，遂成中国人民海军事实上的诞生。26日，以原苏中海防纵队为主体顺利地完成渡江战役任务的苏北海防纵队，在吴福海任司令员，孙仲明任副司令员带领下加入海军。苏北海防纵队的1463人被改编为华东军区海军第一纵队，并执行接收暂驻南京﹑镇江等港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等任务。
华东军区海军成立后宣布的第一支作战部队便是这支部队，吴福海任司令员（不久由张元培接任）。原属苏中海防纵队的指战员成为中国第一批人民海军指战员。

追根溯源，从新四军在如东创建海防部队的建团时间﹑建制规格和作战实力综合考量，如东县理所当然成为中国人民海军初创地，从渡江表现看，来自如东的苏中海防纵队指战员在靖江八圩港起锚成功渡江，实现了从人民海军雏形到成形的升华，如东成功初创人民海军，毋庸置疑。
在当时如东地区党政群积极配合下，新四军一师及三旅于掘港束公馆﹑苴镇何家灶及丰利镇等地在中国人民海军初创征途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彪炳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