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世纪 —— 2015年1月刊的《名利场》杂志的文章

中国世纪 —— 2015年1月刊的《名利场》杂志的文章
当2014年成为历史的时候，它会记下很少受到关注的大事件：2014年是最后一个年头，美国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2015年中国将坐上头把交椅，如果不是永远的话，它会坐在那里相当长的时间。在人类历史长河的大多数时候，这个荣耀曾经是非它莫属的。

比较不同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是非常困难的。技术委员会根据所谓的“平价购买力”进行可能的最佳判断，这使得比较不同国家的收入成为可能。这些不应该被视为精确的数字，但是它为人们评估不同经济体的相对规模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早在2014年，进行这些国际评估的单位——世界银行国际比较项目，推出了一些新的结果。 去年春天发布的最新评估数字，更有争议性，在某些方面，比前几年更为重要。正是因为它更重要，才会有更多的争议：新的数字显示，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时刻远快于任何人的预期，在2014年年底之前就应该是它了。

争议的焦点令许多美国人吃惊，它说明了很多关于中国与美国的差异，以及我们把自己的意识投射到中国人身上的危险性。美国人很想成为第一，我们喜欢并习惯了第一的地位。相比之下，中国并不是那么渴望第一。据报道，中国与会者甚至扬言要退出技术论坛。一方面，中国不想出头——成为第一，这意味着为国际机构，如联合国，付出的更多。还可能为它自身带来更多的压力，如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承担开明的领导作用。成为第一，很可能会让普通的中国人想更多地知道他们国家的财富是如何花费的。（事实上在中国国内，关于中国地位变化是被掩盖的话题。）这其中有很多考虑，最大的顾虑是，中国完全理解美国人理所当然是世界老大的心理偏见，并且深切担心，当美国人得知我们自己不再是世界老大时，我们将如何反应。

当然，在很多方面，比如，在出口和家庭储蓄方面，中国早已超越美国。由于储蓄和投资的总和接近GDP的50％，中国人担心储蓄太多，就如同美国人担心储蓄太少一样。在其他领域，如制造业，中国仅在过去的几年里才超过美国。在专利授予的数量方面，他们仍然落后于美国，但是差距在日益缩小。

我们最好关注一下那些美国与中国旗鼓相当的领域，通常人们并不总是关注这些方面。这两个国家的不平等水平是相当的 （我们在发达国家中是最高的）。在中国每年被处决的人数，超过了美国，但美国监狱里囚犯人口的比例是遥遥领先的（每10万人中超过700人）。2007年，在总量上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污染者，但在人均基础上，我们继续保持领先地位。美国仍然是最大的军事强国，军队的开销比排在美国后面10个国家的总额还多（这也是我们一直不明智地喜欢使用武力的原因）。但是，美国实力的基石更多依赖于“软实力”，最显箸的是经济影响力，而不是强硬的军事实力。这一点很重要，必须要牢记。

以前，全球经济力量构造的板块也发生过变化，对其所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一些结果。两百多年前，拿破仑战争后，英国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其帝国横跨全球的四分之一。它的货币——英镑，成为全球储备货币，与黄金本身等价。英国有时伙同其盟国，强加自己的贸易规则。它歧视从印度进口的纺织品，却迫使印度购买英国的布匹。英国及其盟国还要求中国对鸦片开放其市场，当中国了解了毒品的毁灭性作用，而试图关闭其鸦片市场时，为了维护鸦片这个产品的自由贸易，英国及其盟国发动了两次对华战争。

英国的霸主地位长达一百多年，即使在1870年代经济上被美国超越了以后仍然持续。这总有一个时间滞后期（将来的美国与中国也是这样的）。过渡期的标志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英国在美国的援助下战胜了德国。战争结束后，英国曾经自愿放弃它的角色，而美国则不情愿地接受了其潜在的新职责。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建立了一个可能减小另一次全球冲突的战后世界，但是国内的孤立主义却使得美国从未加入国际联盟。在经济领域，美国坚持走自己的路，通过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从而终结了业已看到的全球贸易繁荣的时代。英国继续维持其全球帝国，但最终在现实经济王国，英镑逐渐让位与美元。许多美国公司成为全球性企业，而美国文化则方兴未艾。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另一个标志事件。由于战争的破坏，英国很快失去了几乎所有的殖民地。这一次，美国承担起了它应当的领导衣钵。其核心是创建联合国和塑造布雷顿森林协议，这构成了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的基石。即便如此，它的历程也是不平坦的。正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正确地指出，本来美国应该创建一个全球性的储备货币，因为这会有助于全球经济的稳定，但是美国把自己的短期自我利益奉为至上，恣意妄为地以为它会通过让美元成为世界储备货币而获得利益。美元的地位可谓是喜忧参半：它使美国可以以低利率借贷，因为别人需要美元来投入自己的储备，但在同时，美元的价值上升（超过它本身应有的价值），引发或加剧贸易赤字和疲软的经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45年中，全球政治的主导力量是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阵营：如何管理和组织经济和社会，以及确认政治和经济权利的相对重要性。最终，苏联体制失败了，原因很多，内部腐败，缺乏民主进程，或许其他什么原因。苏联的军事实力曾经是令人恐怖的；但其软实力则成为笑话。现在世界成了由一个单一的，继续大量投资于军事的超级大国所主导，这就是美国。这个超级大国，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而且也是经济上的。

那时美国则犯下了两个关键的错误。首先，它主观臆断它的胜利是它主张的所有领域的胜利。但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关注贫困和左翼势力长期早已倡导的经济权利才是头等大事。第二个错误则是，从柏林墙的倒塌到雷曼兄弟倒台的短暂时期内，利用单方面的主导地位，追求狭隘的自身经济利益，或者更准确的说，它的跨国公司的经济利益，包括大银行，而不是创建一个新的、稳定的世界秩序。1994年美国推动创造的贸易体制——世界贸易组织，是如此的不公正的，以致于五年后其他即将签署的贸易协定导致了西雅图暴乱。一面谈论自由和公平贸易，一面坚持（例如）对其富有的农民进行补贴，是美国伪善和自私的真实写照。

这么多的短视行为从未完全帮助华盛顿扩大和加强其统治地位，实际上的后果恰恰相反，削弱了其长期统治地位。在1990年代的东亚金融危机中，美国财政部努力削弱所谓的宫泽计划，即日本慷慨的1000亿美元的贷款，以帮助快速启动陷入衰退和萧条的经济体。美国对这些国家推动的政策是紧缩和高利率，拒绝救助陷入麻烦的银行——而在2008年的危机中，正是同样的那些美国财政部官员，为美国提供了正好相反的方案。即使在今天，东亚危机15年之后，美国的角色仅仅让亚洲的人们想起愤怒和美国的伪善。

现在，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我们为什么要在乎？在一个层面上，我们其实不应该。世界经济不应是一个零和游戏，好像中国得到的必然是我们失去的。事实上，它的成长与我们是相辅相成的。如果它的增长速度更快，它将购买我们更多的产品，我们也会受益和发展。可是，可以肯定，总是有人进行抱怨和炒作——因为中国，我们的工人失去了制造业的岗位。但是，现实不仅与我们自己的国内经济政策有关，还与其他一些国家的崛起密切相连。

在另一个层面上，崛起的中国跃居榜首关系重大，我们需要了解其中的含义。

首先，如前所述，美国的真正实力在于它的软实力 - 为他人及其思想提供影响的样板，包括经济和政治生活方面。中国崛起成为世界第一，为该国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带来了新亮点，并成为中国自有形式的软实力。而且，中国的崛起，在美国模式的刺眼聚光灯下，更加耀眼灿烂。美国模式一直没有让本国的大部分人口受益。经通胀调整，典型的美国家庭比不上四分之一世纪前的美国家庭；贫困人口的比例也有所增加。中国也被认为是高度的不平等，但是，其经济发展一直有利于大多数国民。在中国使5亿人民摆脱了贫困的同样时期，美国的中产阶级则进入原地踏步的停滞期。一个不能为大多数公民服务的经济模式是不会成为他人榜样的。美国应该视中国的崛起为警钟，警醒我们做好美国自己国内的事情。

其次，如果我们思考中国的崛起，然后基于世界经济就是个零和游戏的观念采取行动——提高我们的份额，并降低中国的份额——我们甚至会进一步削弱我们的软实力。这将是完全错误的警醒。如果我们视中国的“得”就是我们的“失”，我们将会不遗余力地为“遏制”而采取旨在限制中国影响的步骤。这些行动将最终被证明不仅是徒劳的，而且还会破坏美国的信誉和领导地位。美国的外交政策曾多次陷入这种陷阱。看一下所谓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美国，日本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提议的，完全把中国排除在外的自由贸易协定。它被许多人视为一种方式，它以牺牲与中国的联系为代价来加强美国和一些亚洲国家之间的联系。在该区域的产品生产中的不同阶段，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和动态的亚洲供应链；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看起来企图从这个供应链中把中国割裂出去。

又如：美国以质疑的眼光看待中国在一些领域中承担全球责任的早期努力。就像现实中，俱乐部的老东家不喜欢活跃的新成员一样。中国希望在现有的国际机构发挥更大作用，而美国国会却说，他们可以继续在后座旁听，但他们没有与自己在全球经济中地位相称的投票权。当其他的G-20国家一致赞同，现在确定国际经济组织的领导人应该基于能力而不是国籍。但美国坚持认为旧秩序是相当不错的——例如，世界银行应继续由美国人担任领导。

还有一个例子：由我任主席的一个联合国大会主席任命的国际专家委员会，曾经支持中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提议，通过创立一个国际储备货币来完成凯恩斯在开创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未竟的工作（译者注：凯恩斯在设计布雷顿森林体系时，建议用国际储备货币而不是美元）。但是，遭到了美国的封杀。

而最后一个例子：美国力图阻止中国通过新创立的多边机构以更多的渠道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努力，以免中国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也许是主导的作用。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渴望会有上万亿美元的投资需求已成为广泛的共识，这样的投资需求远远超出世界银行和现有多边机构的能力。对世界银行，我们需要的不仅是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管理机制，同时也包括更多的资金，可美国国会对这两样都说，“No！”。与此同时，中国正试图创建一个亚洲基础设施基金为该地区的许多其他国家服务，美国则从中作梗阻止这些国家加入。

美国正面临着真正的、难以解决的外交政策挑战：好战的伊斯兰分子；持续七十年的巴勒斯坦冲突；对自己的邻国显耀武力和咄咄逼人的俄罗斯；核扩散威胁。我们需要中国的合作，以解决这些问题中的很多问题，如果不是全部的话。

我们应该借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的这个机会，“重心转移”我们的外交政策以远离遏制。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利益是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我们都有兴趣看到一个稳定，运作良好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鉴于历史的记忆和自己的尊严感，中国不能简单地接受现行的全球系统，因为它是西方设置的，有利于西方国家及其企业利益的规则，并反映了西方观点。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我们必须合作，而且我们也应该想合作。在此期间，为保持其软实力的价值，美国能够去做的最重要事情，是解决自身体制性的缺陷——腐朽的，明目张胆的向富人和权贵倾斜的经济与政治。

得益于新的经济现实，一个新的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正在形成。我们不能改变这些经济现实。但是，如果我们以错误的方式作出回应，我们就可能遭到反弹，这将导致在任何一个不正常的全球体系或全球秩序，很明显这不是我们所想要的。

作者简介：

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1943年2月9日－），美国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在信息经济学上有重大贡献，是新兴凯因斯经济学派的重要成员之一，与保罗·克鲁曼在诸多观点相同。

斯蒂格利茨出生于印第安那州加里，24岁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之后前往在剑桥大学从事研究工作，26岁被耶鲁大学聘为经济学教授。

他于1979年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斯蒂格利茨曾担任世界银行资深副总裁与首席经济师，提出经济全球化的许多观点。他还曾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职。2011至2014年是国际经济协会主席。

2000年身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资深副行长的斯蒂格利茨对“华盛顿共识”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开罪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而被迫辞职。

2002年他出版了著作：《全球化及其不满》，批评了华盛顿政经界盛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倡导国际经济金融政策制定的民主性和公开性，要求改革主要国际金融组织。他的一句名言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模范学生没有一个经得住金融危机的考验”。

2008年起针对华尔街的房产泡沫，提出了金融改革的看法和资本主义自由化造成的社会不公现象提出批评和建议。

2012年6月8日，他说，统计资料显示美国社会的收入结构越来越不平等，中产阶级的收入原地踏步，「美国梦是个神话」；他还说，美国经济已偏离自由市场的原则，而「贫富不均的问题终将对高收入富人造成伤害」。

2014年1月23日，他在世界经济论坛警告，日本政府为了刺激经济成长而依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调降企业税率，恐怕无法达成预期效果。

http://www.vanityfair.com/busine ... lds-largest-economy
中国世纪 —— 2015年1月刊的《名利场》杂志的文章
当2014年成为历史的时候，它会记下很少受到关注的大事件：2014年是最后一个年头，美国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2015年中国将坐上头把交椅，如果不是永远的话，它会坐在那里相当长的时间。在人类历史长河的大多数时候，这个荣耀曾经是非它莫属的。

比较不同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是非常困难的。技术委员会根据所谓的“平价购买力”进行可能的最佳判断，这使得比较不同国家的收入成为可能。这些不应该被视为精确的数字，但是它为人们评估不同经济体的相对规模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早在2014年，进行这些国际评估的单位——世界银行国际比较项目，推出了一些新的结果。 去年春天发布的最新评估数字，更有争议性，在某些方面，比前几年更为重要。正是因为它更重要，才会有更多的争议：新的数字显示，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时刻远快于任何人的预期，在2014年年底之前就应该是它了。

争议的焦点令许多美国人吃惊，它说明了很多关于中国与美国的差异，以及我们把自己的意识投射到中国人身上的危险性。美国人很想成为第一，我们喜欢并习惯了第一的地位。相比之下，中国并不是那么渴望第一。据报道，中国与会者甚至扬言要退出技术论坛。一方面，中国不想出头——成为第一，这意味着为国际机构，如联合国，付出的更多。还可能为它自身带来更多的压力，如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承担开明的领导作用。成为第一，很可能会让普通的中国人想更多地知道他们国家的财富是如何花费的。（事实上在中国国内，关于中国地位变化是被掩盖的话题。）这其中有很多考虑，最大的顾虑是，中国完全理解美国人理所当然是世界老大的心理偏见，并且深切担心，当美国人得知我们自己不再是世界老大时，我们将如何反应。

当然，在很多方面，比如，在出口和家庭储蓄方面，中国早已超越美国。由于储蓄和投资的总和接近GDP的50％，中国人担心储蓄太多，就如同美国人担心储蓄太少一样。在其他领域，如制造业，中国仅在过去的几年里才超过美国。在专利授予的数量方面，他们仍然落后于美国，但是差距在日益缩小。

我们最好关注一下那些美国与中国旗鼓相当的领域，通常人们并不总是关注这些方面。这两个国家的不平等水平是相当的 （我们在发达国家中是最高的）。在中国每年被处决的人数，超过了美国，但美国监狱里囚犯人口的比例是遥遥领先的（每10万人中超过700人）。2007年，在总量上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污染者，但在人均基础上，我们继续保持领先地位。美国仍然是最大的军事强国，军队的开销比排在美国后面10个国家的总额还多（这也是我们一直不明智地喜欢使用武力的原因）。但是，美国实力的基石更多依赖于“软实力”，最显箸的是经济影响力，而不是强硬的军事实力。这一点很重要，必须要牢记。

以前，全球经济力量构造的板块也发生过变化，对其所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一些结果。两百多年前，拿破仑战争后，英国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其帝国横跨全球的四分之一。它的货币——英镑，成为全球储备货币，与黄金本身等价。英国有时伙同其盟国，强加自己的贸易规则。它歧视从印度进口的纺织品，却迫使印度购买英国的布匹。英国及其盟国还要求中国对鸦片开放其市场，当中国了解了毒品的毁灭性作用，而试图关闭其鸦片市场时，为了维护鸦片这个产品的自由贸易，英国及其盟国发动了两次对华战争。

英国的霸主地位长达一百多年，即使在1870年代经济上被美国超越了以后仍然持续。这总有一个时间滞后期（将来的美国与中国也是这样的）。过渡期的标志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英国在美国的援助下战胜了德国。战争结束后，英国曾经自愿放弃它的角色，而美国则不情愿地接受了其潜在的新职责。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建立了一个可能减小另一次全球冲突的战后世界，但是国内的孤立主义却使得美国从未加入国际联盟。在经济领域，美国坚持走自己的路，通过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从而终结了业已看到的全球贸易繁荣的时代。英国继续维持其全球帝国，但最终在现实经济王国，英镑逐渐让位与美元。许多美国公司成为全球性企业，而美国文化则方兴未艾。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另一个标志事件。由于战争的破坏，英国很快失去了几乎所有的殖民地。这一次，美国承担起了它应当的领导衣钵。其核心是创建联合国和塑造布雷顿森林协议，这构成了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的基石。即便如此，它的历程也是不平坦的。正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正确地指出，本来美国应该创建一个全球性的储备货币，因为这会有助于全球经济的稳定，但是美国把自己的短期自我利益奉为至上，恣意妄为地以为它会通过让美元成为世界储备货币而获得利益。美元的地位可谓是喜忧参半：它使美国可以以低利率借贷，因为别人需要美元来投入自己的储备，但在同时，美元的价值上升（超过它本身应有的价值），引发或加剧贸易赤字和疲软的经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45年中，全球政治的主导力量是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阵营：如何管理和组织经济和社会，以及确认政治和经济权利的相对重要性。最终，苏联体制失败了，原因很多，内部腐败，缺乏民主进程，或许其他什么原因。苏联的军事实力曾经是令人恐怖的；但其软实力则成为笑话。现在世界成了由一个单一的，继续大量投资于军事的超级大国所主导，这就是美国。这个超级大国，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而且也是经济上的。

那时美国则犯下了两个关键的错误。首先，它主观臆断它的胜利是它主张的所有领域的胜利。但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关注贫困和左翼势力长期早已倡导的经济权利才是头等大事。第二个错误则是，从柏林墙的倒塌到雷曼兄弟倒台的短暂时期内，利用单方面的主导地位，追求狭隘的自身经济利益，或者更准确的说，它的跨国公司的经济利益，包括大银行，而不是创建一个新的、稳定的世界秩序。1994年美国推动创造的贸易体制——世界贸易组织，是如此的不公正的，以致于五年后其他即将签署的贸易协定导致了西雅图暴乱。一面谈论自由和公平贸易，一面坚持（例如）对其富有的农民进行补贴，是美国伪善和自私的真实写照。

这么多的短视行为从未完全帮助华盛顿扩大和加强其统治地位，实际上的后果恰恰相反，削弱了其长期统治地位。在1990年代的东亚金融危机中，美国财政部努力削弱所谓的宫泽计划，即日本慷慨的1000亿美元的贷款，以帮助快速启动陷入衰退和萧条的经济体。美国对这些国家推动的政策是紧缩和高利率，拒绝救助陷入麻烦的银行——而在2008年的危机中，正是同样的那些美国财政部官员，为美国提供了正好相反的方案。即使在今天，东亚危机15年之后，美国的角色仅仅让亚洲的人们想起愤怒和美国的伪善。

现在，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我们为什么要在乎？在一个层面上，我们其实不应该。世界经济不应是一个零和游戏，好像中国得到的必然是我们失去的。事实上，它的成长与我们是相辅相成的。如果它的增长速度更快，它将购买我们更多的产品，我们也会受益和发展。可是，可以肯定，总是有人进行抱怨和炒作——因为中国，我们的工人失去了制造业的岗位。但是，现实不仅与我们自己的国内经济政策有关，还与其他一些国家的崛起密切相连。

在另一个层面上，崛起的中国跃居榜首关系重大，我们需要了解其中的含义。

首先，如前所述，美国的真正实力在于它的软实力 - 为他人及其思想提供影响的样板，包括经济和政治生活方面。中国崛起成为世界第一，为该国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带来了新亮点，并成为中国自有形式的软实力。而且，中国的崛起，在美国模式的刺眼聚光灯下，更加耀眼灿烂。美国模式一直没有让本国的大部分人口受益。经通胀调整，典型的美国家庭比不上四分之一世纪前的美国家庭；贫困人口的比例也有所增加。中国也被认为是高度的不平等，但是，其经济发展一直有利于大多数国民。在中国使5亿人民摆脱了贫困的同样时期，美国的中产阶级则进入原地踏步的停滞期。一个不能为大多数公民服务的经济模式是不会成为他人榜样的。美国应该视中国的崛起为警钟，警醒我们做好美国自己国内的事情。

其次，如果我们思考中国的崛起，然后基于世界经济就是个零和游戏的观念采取行动——提高我们的份额，并降低中国的份额——我们甚至会进一步削弱我们的软实力。这将是完全错误的警醒。如果我们视中国的“得”就是我们的“失”，我们将会不遗余力地为“遏制”而采取旨在限制中国影响的步骤。这些行动将最终被证明不仅是徒劳的，而且还会破坏美国的信誉和领导地位。美国的外交政策曾多次陷入这种陷阱。看一下所谓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美国，日本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提议的，完全把中国排除在外的自由贸易协定。它被许多人视为一种方式，它以牺牲与中国的联系为代价来加强美国和一些亚洲国家之间的联系。在该区域的产品生产中的不同阶段，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和动态的亚洲供应链；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看起来企图从这个供应链中把中国割裂出去。

又如：美国以质疑的眼光看待中国在一些领域中承担全球责任的早期努力。就像现实中，俱乐部的老东家不喜欢活跃的新成员一样。中国希望在现有的国际机构发挥更大作用，而美国国会却说，他们可以继续在后座旁听，但他们没有与自己在全球经济中地位相称的投票权。当其他的G-20国家一致赞同，现在确定国际经济组织的领导人应该基于能力而不是国籍。但美国坚持认为旧秩序是相当不错的——例如，世界银行应继续由美国人担任领导。

还有一个例子：由我任主席的一个联合国大会主席任命的国际专家委员会，曾经支持中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提议，通过创立一个国际储备货币来完成凯恩斯在开创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未竟的工作（译者注：凯恩斯在设计布雷顿森林体系时，建议用国际储备货币而不是美元）。但是，遭到了美国的封杀。

而最后一个例子：美国力图阻止中国通过新创立的多边机构以更多的渠道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努力，以免中国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也许是主导的作用。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渴望会有上万亿美元的投资需求已成为广泛的共识，这样的投资需求远远超出世界银行和现有多边机构的能力。对世界银行，我们需要的不仅是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管理机制，同时也包括更多的资金，可美国国会对这两样都说，“No！”。与此同时，中国正试图创建一个亚洲基础设施基金为该地区的许多其他国家服务，美国则从中作梗阻止这些国家加入。

美国正面临着真正的、难以解决的外交政策挑战：好战的伊斯兰分子；持续七十年的巴勒斯坦冲突；对自己的邻国显耀武力和咄咄逼人的俄罗斯；核扩散威胁。我们需要中国的合作，以解决这些问题中的很多问题，如果不是全部的话。

我们应该借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的这个机会，“重心转移”我们的外交政策以远离遏制。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利益是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我们都有兴趣看到一个稳定，运作良好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鉴于历史的记忆和自己的尊严感，中国不能简单地接受现行的全球系统，因为它是西方设置的，有利于西方国家及其企业利益的规则，并反映了西方观点。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我们必须合作，而且我们也应该想合作。在此期间，为保持其软实力的价值，美国能够去做的最重要事情，是解决自身体制性的缺陷——腐朽的，明目张胆的向富人和权贵倾斜的经济与政治。

得益于新的经济现实，一个新的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正在形成。我们不能改变这些经济现实。但是，如果我们以错误的方式作出回应，我们就可能遭到反弹，这将导致在任何一个不正常的全球体系或全球秩序，很明显这不是我们所想要的。

作者简介：

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1943年2月9日－），美国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在信息经济学上有重大贡献，是新兴凯因斯经济学派的重要成员之一，与保罗·克鲁曼在诸多观点相同。

斯蒂格利茨出生于印第安那州加里，24岁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之后前往在剑桥大学从事研究工作，26岁被耶鲁大学聘为经济学教授。

他于1979年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斯蒂格利茨曾担任世界银行资深副总裁与首席经济师，提出经济全球化的许多观点。他还曾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职。2011至2014年是国际经济协会主席。

2000年身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资深副行长的斯蒂格利茨对“华盛顿共识”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开罪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而被迫辞职。

2002年他出版了著作：《全球化及其不满》，批评了华盛顿政经界盛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倡导国际经济金融政策制定的民主性和公开性，要求改革主要国际金融组织。他的一句名言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模范学生没有一个经得住金融危机的考验”。

2008年起针对华尔街的房产泡沫，提出了金融改革的看法和资本主义自由化造成的社会不公现象提出批评和建议。

2012年6月8日，他说，统计资料显示美国社会的收入结构越来越不平等，中产阶级的收入原地踏步，「美国梦是个神话」；他还说，美国经济已偏离自由市场的原则，而「贫富不均的问题终将对高收入富人造成伤害」。

2014年1月23日，他在世界经济论坛警告，日本政府为了刺激经济成长而依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调降企业税率，恐怕无法达成预期效果。

http://www.vanityfair.com/busine ... lds-largest-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