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祭：回眸东京审判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11:56:26
200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祭，全世界都把焦虑的目光投向日本。
二战的罪魁祸首，在德国，法西斯势力在纽伦堡审判后，被消灭得相当彻底。
2005年4月，德国朝野上下用了一个月时间来反省纳粹德国的罪行，悼念那些被德国法西斯所杀害的死者亡灵，电视台和电影院放映揭露纳粹罪行的影片。
半个世纪以来，德国官方一直在毫不动摇地镇压法西斯残余。
1970年，勃兰特总理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双膝下跪，表示对死者的真诚忏悔。
1985年，魏茨泽克总统发表了德国人应明确承认战争罪责的重要讲话。
1994年5月，德国众议院修改了《刑法》，以司法的严厉形式，明确了“任何人不论以何种方式，否定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罪行”，都构成犯罪。
1995年6月，当科尔总理访问以色列时，亲往参观了记录德国法西斯杀害600万犹太人的耶路撒冷大屠杀博物馆，并在留言簿上写下：“德国人对以他们的名义犯下的罪行深感羞愧。”
而奥地利议会则在6月1日投票通过，为在纳粹统治时期的受害者，设立一个5，000万美元的赔偿基金。因为奥地利1938年曾被纳粹德国所吞并，奥地利政府要为纳粹德国的罪行而承担责任。
日本则是另外一种状况。
1995年6月6日，日本联合执政的自民党、社会党和先驱新党联合向国会提交了一份“不战决议”。这份题为《以历史为教训，重下和平决心的决议》才一发表，就在二战受害国中，引起强烈反响，遭到了许多国家的严厉批评。就是这样一纸轻描淡写的《谢罪书》导致了一场日本政界的政治危机。
被激怒的日本最大的在野党——新进党决定提出不信任案，意图解散内阁，实行大选。
尽管由于自民党、社会党、新党魁联合执政，三党一致投了反对票，新进党和共产党的不信任案被否决。但是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在对待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这一问题的认识上，日本国内各派势力的冲突有多么尖锐。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要重提1946年的“东京审判”。
因为东京审判使许多日本军国主义罪犯成为漏网之鱼，而即使被判刑的罪犯也在1949年和1950年被提前释放。许多犯有严重罪行的人重新回到财界和军政界担任要职，甲级战犯岸信介还当上了首相。1987年因放厥词而下台的国土厅长奥野诚亮，二战时就曾担任过内务省特高课课长。
我们不能忘记这段历史，特别要使我们的青年一代牢牢记住这场中国军民牺牲了3500万人、历经八年的浴血奋战，牢牢记住！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1946年1月19日，经同盟国授权，东京盟军最高统帅部宣布，由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印度、荷兰、新西兰、加拿大、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十一国家的代表，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在关于“罪行”的规定中明确指出：“凡参与规划或实行者在完成上述罪行之领导者、组织者、教唆犯与共犯，对于任何人为实现此种计划而作出之一切行为，均应负责。被告所处职位，以及被告系遵从其政府或长官命令而行动的事实，都不能使被告免于责任。”
罪行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开庭，被控告的日本战犯共28名：
1、东条英机，1937年任日本关东军参谋长，1940年任陆军大臣，1941年到1944年任总理大臣。头号日本战犯。2、平沼骐一郎，1939年任总理大臣，1941年为无任所大臣，1945年任枢密院议长。他是最隐秘的法西斯“国本社”领导人之人，臭名昭著的“日本法西斯之父”。3、广田弘毅，1936年任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1945年为内阁参议。曾参与策划卢沟桥事变。4、小矶国昭，1939年-1940年任拓务大臣，1942年任朝鲜总督，1944-1945年为总理大臣。5、荒木贞夫，1931年-1934年任陆军大臣，1934-1939年任文部大臣，1940年任内阁参议。是日本资格最老、资历最深的法西斯头子，法西斯主义思想家。6、土肥原贤二，著名日本间谍。1931-1945年间，先后担任沈阳警务司令、航空总监、军事参议官、新加坡日本第七方面军司令，军事训练总监等要职。曾于1931年掀起沈阳事件，是侵略满洲的头号罪魁，屠杀中国人民最凶残的刽子手之一。7、板垣征四郎，1936年任日本关东军参谋长，1938-1939年任陆军大臣，1939年-1941年为日本中国派遣军参谋长，1941-1945年任朝鲜日军司令官。日本“少壮派”首领，一贯主张进行扩张侵略和实行恐怖政策的法西斯恶魔。曾制造了多起大屠杀惨案，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8、梅津美治郎，1936年-1945年间，先后任陆军次官、日本关东军司令，参谋本部参谋总长等要职。是日本军阀极端反动势力的重要头目，他长期直接主持了侵略中国、进攻苏联的策划和准备，他亲自参与和策划了几十起灭绝人寰的大屠杀，杀害了几百万中国和苏联人民。9、火田俊六，1939年任军事参议官，1939年-1940年任陆军大臣，1940-1944年为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侵华日军最凶残的刽子手之一。10、木村兵太郎，1940年任日本关东军参谋长，1941-1944年任陆军次官、军事参议官，1945年为驻缅甸日军司令官。11、松井石根，1931-1932年任参谋部谍派处长，1933年任军事参议官，1937-1938年任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他是“南京大屠杀”惨案的直接指挥者和参与者，仅这一惨案中就屠杀了中国军民30多万人，是一个极端残忍的法西斯野兽。12、南次郎，1931年任陆军大臣，1933-1936年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1936-1942年任朝鲜总督，1942-1945年任枢密院议员，“大日本政治会”总裁。13、武腾章，1939-1942年任陆军省军务局局长，1943-1945年历任苏门答腊与菲律宾日本占领军高级长官。14、佐腾贤了，1942-1944年任陆军省军务局长，东条英机内阁要员。15、永野修身，1930任海军参谋本部参谋次长，1933年任军事参议官，1936-1937年任海军大臣，联合舰队总司令，1941-1944年任海军总参谋长。16、冈敬纯，1940-1943年历任海军总务局长和军务局长，1944年任海军大臣、朝鲜海军基地司令官。17、岛田繁太郎，1935-1937年任海军参谋本部参谋长，1937-1940年任舰队司令官，1941年任海军大臣，1944年任军事参谋官、海军参谋长。18、松岗洋右，1935-1939年任南满铁道社总裁，1940年任内阁参议官，1940-1941年任外交大臣。19、大岛浩中将，1936-1938年任日本驻柏林军事参赞，1938-1943年两度出任驻柏林大使。20、白鸟敏夫，1936年-1939年任驻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大使。1939年任驻罗马大使。1940-1945年任外务省顾问。21、重光葵，1931年任驻华公使，1933-1936年任外务次官，1936-1938年任驻苏大使，1938-1941年任驻伦敦大使，1941-1943年任驻伪“南京政府”大使。1943-1945年任外务大臣。22、东乡茂德，1937年任驻柏林大使，1938年任驻苏大使，1941-1942年任外务大臣兼拓务大臣。1945年起任外务大臣兼“大东亚”事务大臣。23、贺屋兴宣，1937-1938年、1941-1944年两度任大藏大臣，同时任“华北开发株式会社”总裁。24、桦木贞一，中将。1938-1941年任内阁“兴亚院”总裁，1941-1945年间任内阁企划院总裁，1943-1945年任内阁参议官。25、星野直树，1937-1940年任内阁总务局长，伪满洲国实际上的总理，1940-1945年任副总理大臣。26、桥本欣五郎，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家，“南京大屠杀”直接参与人。27、大川周明，日本种族主义理论家，“九.一八”事变直接组织者和参与者。28、木户幸一，侯爵。1937年任文部大臣，1938年任厚生大臣，1939年任内务大臣。是日本头号战犯裕仁天皇的心腹和决策咨询人。
审判期间，被告松岗洋右和永野修身病死，法庭终止对二人的审判。大川周明因患渐进性麻痹症，被法庭认定无责任能力，停止审理。实际被告为25名。
200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祭，全世界都把焦虑的目光投向日本。
二战的罪魁祸首，在德国，法西斯势力在纽伦堡审判后，被消灭得相当彻底。
2005年4月，德国朝野上下用了一个月时间来反省纳粹德国的罪行，悼念那些被德国法西斯所杀害的死者亡灵，电视台和电影院放映揭露纳粹罪行的影片。
半个世纪以来，德国官方一直在毫不动摇地镇压法西斯残余。
1970年，勃兰特总理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双膝下跪，表示对死者的真诚忏悔。
1985年，魏茨泽克总统发表了德国人应明确承认战争罪责的重要讲话。
1994年5月，德国众议院修改了《刑法》，以司法的严厉形式，明确了“任何人不论以何种方式，否定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罪行”，都构成犯罪。
1995年6月，当科尔总理访问以色列时，亲往参观了记录德国法西斯杀害600万犹太人的耶路撒冷大屠杀博物馆，并在留言簿上写下：“德国人对以他们的名义犯下的罪行深感羞愧。”
而奥地利议会则在6月1日投票通过，为在纳粹统治时期的受害者，设立一个5，000万美元的赔偿基金。因为奥地利1938年曾被纳粹德国所吞并，奥地利政府要为纳粹德国的罪行而承担责任。
日本则是另外一种状况。
1995年6月6日，日本联合执政的自民党、社会党和先驱新党联合向国会提交了一份“不战决议”。这份题为《以历史为教训，重下和平决心的决议》才一发表，就在二战受害国中，引起强烈反响，遭到了许多国家的严厉批评。就是这样一纸轻描淡写的《谢罪书》导致了一场日本政界的政治危机。
被激怒的日本最大的在野党——新进党决定提出不信任案，意图解散内阁，实行大选。
尽管由于自民党、社会党、新党魁联合执政，三党一致投了反对票，新进党和共产党的不信任案被否决。但是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在对待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这一问题的认识上，日本国内各派势力的冲突有多么尖锐。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要重提1946年的“东京审判”。
因为东京审判使许多日本军国主义罪犯成为漏网之鱼，而即使被判刑的罪犯也在1949年和1950年被提前释放。许多犯有严重罪行的人重新回到财界和军政界担任要职，甲级战犯岸信介还当上了首相。1987年因放厥词而下台的国土厅长奥野诚亮，二战时就曾担任过内务省特高课课长。
我们不能忘记这段历史，特别要使我们的青年一代牢牢记住这场中国军民牺牲了3500万人、历经八年的浴血奋战，牢牢记住！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1946年1月19日，经同盟国授权，东京盟军最高统帅部宣布，由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印度、荷兰、新西兰、加拿大、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十一国家的代表，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在关于“罪行”的规定中明确指出：“凡参与规划或实行者在完成上述罪行之领导者、组织者、教唆犯与共犯，对于任何人为实现此种计划而作出之一切行为，均应负责。被告所处职位，以及被告系遵从其政府或长官命令而行动的事实，都不能使被告免于责任。”
罪行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开庭，被控告的日本战犯共28名：
1、东条英机，1937年任日本关东军参谋长，1940年任陆军大臣，1941年到1944年任总理大臣。头号日本战犯。2、平沼骐一郎，1939年任总理大臣，1941年为无任所大臣，1945年任枢密院议长。他是最隐秘的法西斯“国本社”领导人之人，臭名昭著的“日本法西斯之父”。3、广田弘毅，1936年任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1945年为内阁参议。曾参与策划卢沟桥事变。4、小矶国昭，1939年-1940年任拓务大臣，1942年任朝鲜总督，1944-1945年为总理大臣。5、荒木贞夫，1931年-1934年任陆军大臣，1934-1939年任文部大臣，1940年任内阁参议。是日本资格最老、资历最深的法西斯头子，法西斯主义思想家。6、土肥原贤二，著名日本间谍。1931-1945年间，先后担任沈阳警务司令、航空总监、军事参议官、新加坡日本第七方面军司令，军事训练总监等要职。曾于1931年掀起沈阳事件，是侵略满洲的头号罪魁，屠杀中国人民最凶残的刽子手之一。7、板垣征四郎，1936年任日本关东军参谋长，1938-1939年任陆军大臣，1939年-1941年为日本中国派遣军参谋长，1941-1945年任朝鲜日军司令官。日本“少壮派”首领，一贯主张进行扩张侵略和实行恐怖政策的法西斯恶魔。曾制造了多起大屠杀惨案，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8、梅津美治郎，1936年-1945年间，先后任陆军次官、日本关东军司令，参谋本部参谋总长等要职。是日本军阀极端反动势力的重要头目，他长期直接主持了侵略中国、进攻苏联的策划和准备，他亲自参与和策划了几十起灭绝人寰的大屠杀，杀害了几百万中国和苏联人民。9、火田俊六，1939年任军事参议官，1939年-1940年任陆军大臣，1940-1944年为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侵华日军最凶残的刽子手之一。10、木村兵太郎，1940年任日本关东军参谋长，1941-1944年任陆军次官、军事参议官，1945年为驻缅甸日军司令官。11、松井石根，1931-1932年任参谋部谍派处长，1933年任军事参议官，1937-1938年任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他是“南京大屠杀”惨案的直接指挥者和参与者，仅这一惨案中就屠杀了中国军民30多万人，是一个极端残忍的法西斯野兽。12、南次郎，1931年任陆军大臣，1933-1936年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1936-1942年任朝鲜总督，1942-1945年任枢密院议员，“大日本政治会”总裁。13、武腾章，1939-1942年任陆军省军务局局长，1943-1945年历任苏门答腊与菲律宾日本占领军高级长官。14、佐腾贤了，1942-1944年任陆军省军务局长，东条英机内阁要员。15、永野修身，1930任海军参谋本部参谋次长，1933年任军事参议官，1936-1937年任海军大臣，联合舰队总司令，1941-1944年任海军总参谋长。16、冈敬纯，1940-1943年历任海军总务局长和军务局长，1944年任海军大臣、朝鲜海军基地司令官。17、岛田繁太郎，1935-1937年任海军参谋本部参谋长，1937-1940年任舰队司令官，1941年任海军大臣，1944年任军事参谋官、海军参谋长。18、松岗洋右，1935-1939年任南满铁道社总裁，1940年任内阁参议官，1940-1941年任外交大臣。19、大岛浩中将，1936-1938年任日本驻柏林军事参赞，1938-1943年两度出任驻柏林大使。20、白鸟敏夫，1936年-1939年任驻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大使。1939年任驻罗马大使。1940-1945年任外务省顾问。21、重光葵，1931年任驻华公使，1933-1936年任外务次官，1936-1938年任驻苏大使，1938-1941年任驻伦敦大使，1941-1943年任驻伪“南京政府”大使。1943-1945年任外务大臣。22、东乡茂德，1937年任驻柏林大使，1938年任驻苏大使，1941-1942年任外务大臣兼拓务大臣。1945年起任外务大臣兼“大东亚”事务大臣。23、贺屋兴宣，1937-1938年、1941-1944年两度任大藏大臣，同时任“华北开发株式会社”总裁。24、桦木贞一，中将。1938-1941年任内阁“兴亚院”总裁，1941-1945年间任内阁企划院总裁，1943-1945年任内阁参议官。25、星野直树，1937-1940年任内阁总务局长，伪满洲国实际上的总理，1940-1945年任副总理大臣。26、桥本欣五郎，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家，“南京大屠杀”直接参与人。27、大川周明，日本种族主义理论家，“九.一八”事变直接组织者和参与者。28、木户幸一，侯爵。1937年任文部大臣，1938年任厚生大臣，1939年任内务大臣。是日本头号战犯裕仁天皇的心腹和决策咨询人。
审判期间，被告松岗洋右和永野修身病死，法庭终止对二人的审判。大川周明因患渐进性麻痹症，被法庭认定无责任能力，停止审理。实际被告为25名。
二战的罪魁祸首，在德国，法西斯势力在纽伦堡审判后，被消灭得相当彻底。
2005年4月，德国朝野上下用了一个月时间来反省纳粹德国的罪行，悼念那些被德国法西斯所杀害的死者亡灵，电视台和电影院放映揭露纳粹罪行的影片。
半个世纪以来，德国官方一直在毫不动摇地镇压法西斯残余。
1970年，勃兰特总理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双膝下跪，表示对死者的真诚忏悔。
1985年，魏茨泽克总统发表了德国人应明确承认战争罪责的重要讲话。
1994年5月，德国众议院修改了《刑法》，以司法的严厉形式，明确了“任何人不论以何种方式，否定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罪行”，都构成犯罪。
1995年6月，当科尔总理访问以色列时，亲往参观了记录德国法西斯杀害600万犹太人的耶路撒冷大屠杀博物馆，并在留言簿上写下：“德国人对以他们的名义犯下的罪行深感羞愧。”
而奥地利议会则在6月1日投票通过，为在纳粹统治时期的受害者，设立一个5，000万美元的赔偿基金。因为奥地利1938年曾被纳粹德国所吞并，奥地利政府要为纳粹德国的罪行而承担责任。
日本则是另外一种状况。
1995年6月6日，日本联合执政的自民党、社会党和先驱新党联合向国会提交了一份“不战决议”。这份题为《以历史为教训，重下和平决心的决议》才一发表，就在二战受害国中，引起强烈反响，遭到了许多国家的严厉批评。就是这样一纸轻描淡写的《谢罪书》导致了一场日本政界的政治危机。
被激怒的日本最大的在野党——新进党决定提出不信任案，意图解散内阁，实行大选。
尽管由于自民党、社会党、新党魁联合执政，三党一致投了反对票，新进党和共产党的不信任案被否决。但是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在对待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这一问题的认识上，日本国内各派势力的冲突有多么尖锐。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要重提1946年的“东京审判”。
因为东京审判使许多日本军国主义罪犯成为漏网之鱼，而即使被判刑的罪犯也在1949年和1950年被提前释放。许多犯有严重罪行的人重新回到财界和军政界担任要职，甲级战犯岸信介还当上了首相。1987年因放厥词而下台的国土厅长奥野诚亮，二战时就曾担任过内务省特高课课长。
我们不能忘记这段历史，特别要使我们的青年一代牢牢记住这场中国军民牺牲了3500万人、历经八年的浴血奋战，牢牢记住！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1946年1月19日，经同盟国授权，东京盟军最高统帅部宣布，由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印度、荷兰、新西兰、加拿大、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十一国家的代表，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在关于“罪行”的规定中明确指出：“凡参与规划或实行者在完成上述罪行之领导者、组织者、教唆犯与共犯，对于任何人为实现此种计划而作出之一切行为，均应负责。被告所处职位，以及被告系遵从其政府或长官命令而行动的事实，都不能使被告免于责任。”
罪行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开庭，被控告的日本战犯共28名：
1、东条英机，1937年任日本关东军参谋长，1940年任陆军大臣，1941年到1944年任总理大臣。头号日本战犯。2、平沼骐一郎，1939年任总理大臣，1941年为无任所大臣，1945年任枢密院议长。他是最隐秘的法西斯“国本社”领导人之人，臭名昭著的“日本法西斯之父”。3、广田弘毅，1936年任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1945年为内阁参议。曾参与策划卢沟桥事变。4、小矶国昭，1939年-1940年任拓务大臣，1942年任朝鲜总督，1944-1945年为总理大臣。5、荒木贞夫，1931年-1934年任陆军大臣，1934-1939年任文部大臣，1940年任内阁参议。是日本资格最老、资历最深的法西斯头子，法西斯主义思想家。6、土肥原贤二，著名日本间谍。1931-1945年间，先后担任沈阳警务司令、航空总监、军事参议官、新加坡日本第七方面军司令，军事训练总监等要职。曾于1931年掀起沈阳事件，是侵略满洲的头号罪魁，屠杀中国人民最凶残的刽子手之一。7、板垣征四郎，1936年任日本关东军参谋长，1938-1939年任陆军大臣，1939年-1941年为日本中国派遣军参谋长，1941-1945年任朝鲜日军司令官。日本“少壮派”首领，一贯主张进行扩张侵略和实行恐怖政策的法西斯恶魔。曾制造了多起大屠杀惨案，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8、梅津美治郎，1936年-1945年间，先后任陆军次官、日本关东军司令，参谋本部参谋总长等要职。是日本军阀极端反动势力的重要头目，他长期直接主持了侵略中国、进攻苏联的策划和准备，他亲自参与和策划了几十起灭绝人寰的大屠杀，杀害了几百万中国和苏联人民。9、火田俊六，1939年任军事参议官，1939年-1940年任陆军大臣，1940-1944年为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侵华日军最凶残的刽子手之一。10、木村兵太郎，1940年任日本关东军参谋长，1941-1944年任陆军次官、军事参议官，1945年为驻缅甸日军司令官。11、松井石根，1931-1932年任参谋部谍派处长，1933年任军事参议官，1937-1938年任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他是“南京大屠杀”惨案的直接指挥者和参与者，仅这一惨案中就屠杀了中国军民30多万人，是一个极端残忍的法西斯野兽。12、南次郎，1931年任陆军大臣，1933-1936年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1936-1942年任朝鲜总督，1942-1945年任枢密院议员，“大日本政治会”总裁。13、武腾章，1939-1942年任陆军省军务局局长，1943-1945年历任苏门答腊与菲律宾日本占领军高级长官。14、佐腾贤了，1942-1944年任陆军省军务局长，东条英机内阁要员。15、永野修身，1930任海军参谋本部参谋次长，1933年任军事参议官，1936-1937年任海军大臣，联合舰队总司令，1941-1944年任海军总参谋长。16、冈敬纯，1940-1943年历任海军总务局长和军务局长，1944年任海军大臣、朝鲜海军基地司令官。17、岛田繁太郎，1935-1937年任海军参谋本部参谋长，1937-1940年任舰队司令官，1941年任海军大臣，1944年任军事参谋官、海军参谋长。18、松岗洋右，1935-1939年任南满铁道社总裁，1940年任内阁参议官，1940-1941年任外交大臣。19、大岛浩中将，1936-1938年任日本驻柏林军事参赞，1938-1943年两度出任驻柏林大使。20、白鸟敏夫，1936年-1939年任驻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大使。1939年任驻罗马大使。1940-1945年任外务省顾问。21、重光葵，1931年任驻华公使，1933-1936年任外务次官，1936-1938年任驻苏大使，1938-1941年任驻伦敦大使，1941-1943年任驻伪“南京政府”大使。1943-1945年任外务大臣。22、东乡茂德，1937年任驻柏林大使，1938年任驻苏大使，1941-1942年任外务大臣兼拓务大臣。1945年起任外务大臣兼“大东亚”事务大臣。23、贺屋兴宣，1937-1938年、1941-1944年两度任大藏大臣，同时任“华北开发株式会社”总裁。24、桦木贞一，中将。1938-1941年任内阁“兴亚院”总裁，1941-1945年间任内阁企划院总裁，1943-1945年任内阁参议官。25、星野直树，1937-1940年任内阁总务局长，伪满洲国实际上的总理，1940-1945年任副总理大臣。26、桥本欣五郎，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家，“南京大屠杀”直接参与人。27、大川周明，日本种族主义理论家，“九.一八”事变直接组织者和参与者。28、木户幸一，侯爵。1937年任文部大臣，1938年任厚生大臣，1939年任内务大臣。是日本头号战犯裕仁天皇的心腹和决策咨询人。
审判期间，被告松岗洋右和永野修身病死，法庭终止对二人的审判。大川周明因患渐进性麻痹症，被法庭认定无责任能力，停止审理。实际被告为25名。
200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祭，全世界都把焦虑的目光投向日本。
二战的罪魁祸首，在德国，法西斯势力在纽伦堡审判后，被消灭得相当彻底。
2005年4月，德国朝野上下用了一个月时间来反省纳粹德国的罪行，悼念那些被德国法西斯所杀害的死者亡灵，电视台和电影院放映揭露纳粹罪行的影片。
半个世纪以来，德国官方一直在毫不动摇地镇压法西斯残余。
1970年，勃兰特总理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双膝下跪，表示对死者的真诚忏悔。
1985年，魏茨泽克总统发表了德国人应明确承认战争罪责的重要讲话。
1994年5月，德国众议院修改了《刑法》，以司法的严厉形式，明确了“任何人不论以何种方式，否定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罪行”，都构成犯罪。
1995年6月，当科尔总理访问以色列时，亲往参观了记录德国法西斯杀害600万犹太人的耶路撒冷大屠杀博物馆，并在留言簿上写下：“德国人对以他们的名义犯下的罪行深感羞愧。”
而奥地利议会则在6月1日投票通过，为在纳粹统治时期的受害者，设立一个5，000万美元的赔偿基金。因为奥地利1938年曾被纳粹德国所吞并，奥地利政府要为纳粹德国的罪行而承担责任。
日本则是另外一种状况。
1995年6月6日，日本联合执政的自民党、社会党和先驱新党联合向国会提交了一份“不战决议”。这份题为《以历史为教训，重下和平决心的决议》才一发表，就在二战受害国中，引起强烈反响，遭到了许多国家的严厉批评。就是这样一纸轻描淡写的《谢罪书》导致了一场日本政界的政治危机。
被激怒的日本最大的在野党——新进党决定提出不信任案，意图解散内阁，实行大选。
尽管由于自民党、社会党、新党魁联合执政，三党一致投了反对票，新进党和共产党的不信任案被否决。但是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在对待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这一问题的认识上，日本国内各派势力的冲突有多么尖锐。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要重提1946年的“东京审判”。
因为东京审判使许多日本军国主义罪犯成为漏网之鱼，而即使被判刑的罪犯也在1949年和1950年被提前释放。许多犯有严重罪行的人重新回到财界和军政界担任要职，甲级战犯岸信介还当上了首相。1987年因放厥词而下台的国土厅长奥野诚亮，二战时就曾担任过内务省特高课课长。
我们不能忘记这段历史，特别要使我们的青年一代牢牢记住这场中国军民牺牲了3500万人、历经八年的浴血奋战，牢牢记住！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1946年1月19日，经同盟国授权，东京盟军最高统帅部宣布，由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印度、荷兰、新西兰、加拿大、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十一国家的代表，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在关于“罪行”的规定中明确指出：“凡参与规划或实行者在完成上述罪行之领导者、组织者、教唆犯与共犯，对于任何人为实现此种计划而作出之一切行为，均应负责。被告所处职位，以及被告系遵从其政府或长官命令而行动的事实，都不能使被告免于责任。”
罪行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开庭，被控告的日本战犯共28名：
1、东条英机，1937年任日本关东军参谋长，1940年任陆军大臣，1941年到1944年任总理大臣。头号日本战犯。2、平沼骐一郎，1939年任总理大臣，1941年为无任所大臣，1945年任枢密院议长。他是最隐秘的法西斯“国本社”领导人之人，臭名昭著的“日本法西斯之父”。3、广田弘毅，1936年任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1945年为内阁参议。曾参与策划卢沟桥事变。4、小矶国昭，1939年-1940年任拓务大臣，1942年任朝鲜总督，1944-1945年为总理大臣。5、荒木贞夫，1931年-1934年任陆军大臣，1934-1939年任文部大臣，1940年任内阁参议。是日本资格最老、资历最深的法西斯头子，法西斯主义思想家。6、土肥原贤二，著名日本间谍。1931-1945年间，先后担任沈阳警务司令、航空总监、军事参议官、新加坡日本第七方面军司令，军事训练总监等要职。曾于1931年掀起沈阳事件，是侵略满洲的头号罪魁，屠杀中国人民最凶残的刽子手之一。7、板垣征四郎，1936年任日本关东军参谋长，1938-1939年任陆军大臣，1939年-1941年为日本中国派遣军参谋长，1941-1945年任朝鲜日军司令官。日本“少壮派”首领，一贯主张进行扩张侵略和实行恐怖政策的法西斯恶魔。曾制造了多起大屠杀惨案，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8、梅津美治郎，1936年-1945年间，先后任陆军次官、日本关东军司令，参谋本部参谋总长等要职。是日本军阀极端反动势力的重要头目，他长期直接主持了侵略中国、进攻苏联的策划和准备，他亲自参与和策划了几十起灭绝人寰的大屠杀，杀害了几百万中国和苏联人民。9、火田俊六，1939年任军事参议官，1939年-1940年任陆军大臣，1940-1944年为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侵华日军最凶残的刽子手之一。10、木村兵太郎，1940年任日本关东军参谋长，1941-1944年任陆军次官、军事参议官，1945年为驻缅甸日军司令官。11、松井石根，1931-1932年任参谋部谍派处长，1933年任军事参议官，1937-1938年任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他是“南京大屠杀”惨案的直接指挥者和参与者，仅这一惨案中就屠杀了中国军民30多万人，是一个极端残忍的法西斯野兽。12、南次郎，1931年任陆军大臣，1933-1936年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1936-1942年任朝鲜总督，1942-1945年任枢密院议员，“大日本政治会”总裁。13、武腾章，1939-1942年任陆军省军务局局长，1943-1945年历任苏门答腊与菲律宾日本占领军高级长官。14、佐腾贤了，1942-1944年任陆军省军务局长，东条英机内阁要员。15、永野修身，1930任海军参谋本部参谋次长，1933年任军事参议官，1936-1937年任海军大臣，联合舰队总司令，1941-1944年任海军总参谋长。16、冈敬纯，1940-1943年历任海军总务局长和军务局长，1944年任海军大臣、朝鲜海军基地司令官。17、岛田繁太郎，1935-1937年任海军参谋本部参谋长，1937-1940年任舰队司令官，1941年任海军大臣，1944年任军事参谋官、海军参谋长。18、松岗洋右，1935-1939年任南满铁道社总裁，1940年任内阁参议官，1940-1941年任外交大臣。19、大岛浩中将，1936-1938年任日本驻柏林军事参赞，1938-1943年两度出任驻柏林大使。20、白鸟敏夫，1936年-1939年任驻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大使。1939年任驻罗马大使。1940-1945年任外务省顾问。21、重光葵，1931年任驻华公使，1933-1936年任外务次官，1936-1938年任驻苏大使，1938-1941年任驻伦敦大使，1941-1943年任驻伪“南京政府”大使。1943-1945年任外务大臣。22、东乡茂德，1937年任驻柏林大使，1938年任驻苏大使，1941-1942年任外务大臣兼拓务大臣。1945年起任外务大臣兼“大东亚”事务大臣。23、贺屋兴宣，1937-1938年、1941-1944年两度任大藏大臣，同时任“华北开发株式会社”总裁。24、桦木贞一，中将。1938-1941年任内阁“兴亚院”总裁，1941-1945年间任内阁企划院总裁，1943-1945年任内阁参议官。25、星野直树，1937-1940年任内阁总务局长，伪满洲国实际上的总理，1940-1945年任副总理大臣。26、桥本欣五郎，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家，“南京大屠杀”直接参与人。27、大川周明，日本种族主义理论家，“九.一八”事变直接组织者和参与者。28、木户幸一，侯爵。1937年任文部大臣，1938年任厚生大臣，1939年任内务大臣。是日本头号战犯裕仁天皇的心腹和决策咨询人。
审判期间，被告松岗洋右和永野修身病死，法庭终止对二人的审判。大川周明因患渐进性麻痹症，被法庭认定无责任能力，停止审理。实际被告为25名。
罪行
1946年5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布的日本战争罪犯自1928年1月1日至1946年9月2日，共犯有55条罪状：
甲类：破坏和平罪
第一项：参与共同计划或阴谋的拟定或执行，该共同计划或阴谋的目的在于为日本建立对东亚、太平洋、印度洋，以及位于该地区内，或与其接壤的各国和各岛屿的军事、海运、政治和经济的霸权，为达此目的，日本单独或与其它抱同样目的的国家一道，准备对任何反对此目的的国家进行侵略战争，或违反国际法、条约、协定及保证的战争。
第二项：阴谋侵占满洲。
第三项：阴谋在中国其余部分建立日本的军事、政治和经济霸权。……
乙类：杀人罪
第三十七项：违犯1908年10月18日第三海牙公约第一条，发动了未经宣战的非法军事行动来杀害军人和平民。
第三十八项：日本违犯它与遭受攻击国家所缔结的专门条约和协定，发动了非法军事行动来杀害军人和平民。
第三十九项：1941年12月7日未经宣战进袭美国珍珠港，杀害海军上将季德及约四千名美国军人和平民。……
第四十五项：1937年12月12日在南京组织大规模的杀人与奸淫劫掠。
第四十六项：1938年10月21日在广州组织大规模的杀人与奸淫劫掠。
第四十七项：1938年10月27日在汉口组织大规模的杀人与奸淫劫掠。
第四十八项：1944年6月18日在长沙组织大规模的杀人与奸淫劫掠。
第四十九项：1944年8月8日在侵占衡阳时，纵容大规模的杀人。
第五十项：1944年11月10日在侵占桂林和柳州时纵容大规模的杀人。……
丙类：战争犯罪和违反人道罪
第五十三项：惨无人道地虐待敌国战俘和被俘平民。
第五十四项：命令、授权和准许惨无人道地虐待俘虏和被扣留的平民。
第五十五项：不设法保证遵守对待战俘和被扣留平民的规则，或不设法制止对战俘和被拘平民的所犯战争罪行。
审判
东京审判历时两年半之久，开庭818次，法庭记录48，000余页。出庭证人达419名，书面作证有779人，受理证据4，300余件，判决书长达1，213页。
这是世界历史上规模空前，历时最久的一次国际战争罪犯审判。
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出如下判决：
一、判决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广田弘毅，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木村兵太郎，武藤章七名罪犯绞刑，并于12月22日夜间在东京巢鸭监狱执行。
二、判处荒木贞夫、桥本欣五郎、火田俊六、平沼雅一郎、星野直树、贺屋兴宣、木户幸一、小矶国昭、南次郎、冈敬纯、大岛浩、佐腾贤了、岛田繁太郎、白岛敏天、铃木敬一、梅津美治郎十六名罪犯无期徒刑。
三、判处东乡茂德二十年徒刑。重光葵七年徒刑。
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东京审判是这样定性的：
“它不仅是一种国际性犯罪，而且是最大的国际性犯罪，它与其它犯罪的区别在于它积聚了全部罪恶。”
东京审判在历时两年七个月的审理过程中，盟国并没有以战胜国的姿态对战争罪犯以主观、武断的判决，而是以国际法为根据，在大量的人证、物证的基础上，在给予战犯以充分的自我辩护的基础上而作出的公正法律判决。
后记
然而东京审判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东西方冷战的历史，使得审判虎头蛇尾，留下了许多隐患。如没有追究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从而造成日本一些政治势力和民众长期拒绝对战争进行深刻反省和忏悔，政治上长期右倾化。这也使它远不像1945年-1946年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纳粹德国战争罪犯的那样坚决、严厉、彻底。
比如，在28名被告名单中，竟没有头号罪犯天皇裕仁，又如，侵略战争中的重要支柱航空工业，其巨头中岛，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军需大臣兼大工业巨头藤原，三菱本社总裁岩崎，满洲军事工业巨头鲇川，都逃脱了对其罪行的审判与惩罚。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日本政府要对战后政治进行“总决算”，否定东京审判的思潮逐渐抬头，并在社会各方面有了一定的市场。
九十年代以来，日本努力争当政治大国，认为东京审判的结果有损于大国形象，开始变本加厉地攻击东京审判，使否定东京审判的思潮充斥到了政治、思想、学术、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
日本国内这股否定东京审判、为侵略战争翻案的思潮，已经产生了恶劣影响，将对日本今后的政治走向，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产生消极影响。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否定东京审判的逆流不容忽视，应该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亚洲国家的重视。
否定东京审判不是单纯否定一次审判的结果，而是要否定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
1946年5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布的日本战争罪犯自1928年1月1日至1946年9月2日，共犯有55条罪状：
甲类：破坏和平罪
第一项：参与共同计划或阴谋的拟定或执行，该共同计划或阴谋的目的在于为日本建立对东亚、太平洋、印度洋，以及位于该地区内，或与其接壤的各国和各岛屿的军事、海运、政治和经济的霸权，为达此目的，日本单独或与其它抱同样目的的国家一道，准备对任何反对此目的的国家进行侵略战争，或违反国际法、条约、协定及保证的战争。
第二项：阴谋侵占满洲。
第三项：阴谋在中国其余部分建立日本的军事、政治和经济霸权。……
乙类：杀人罪
第三十七项：违犯1908年10月18日第三海牙公约第一条，发动了未经宣战的非法军事行动来杀害军人和平民。
第三十八项：日本违犯它与遭受攻击国家所缔结的专门条约和协定，发动了非法军事行动来杀害军人和平民。
第三十九项：1941年12月7日未经宣战进袭美国珍珠港，杀害海军上将季德及约四千名美国军人和平民。……
第四十五项：1937年12月12日在南京组织大规模的杀人与奸淫劫掠。
第四十六项：1938年10月21日在广州组织大规模的杀人与奸淫劫掠。
第四十七项：1938年10月27日在汉口组织大规模的杀人与奸淫劫掠。
第四十八项：1944年6月18日在长沙组织大规模的杀人与奸淫劫掠。
第四十九项：1944年8月8日在侵占衡阳时，纵容大规模的杀人。
第五十项：1944年11月10日在侵占桂林和柳州时纵容大规模的杀人。……
丙类：战争犯罪和违反人道罪
第五十三项：惨无人道地虐待敌国战俘和被俘平民。
第五十四项：命令、授权和准许惨无人道地虐待俘虏和被扣留的平民。
第五十五项：不设法保证遵守对待战俘和被扣留平民的规则，或不设法制止对战俘和被拘平民的所犯战争罪行。
审判
东京审判历时两年半之久，开庭818次，法庭记录48，000余页。出庭证人达419名，书面作证有779人，受理证据4，300余件，判决书长达1，213页。
这是世界历史上规模空前，历时最久的一次国际战争罪犯审判。
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出如下判决：
一、判决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广田弘毅，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木村兵太郎，武藤章七名罪犯绞刑，并于12月22日夜间在东京巢鸭监狱执行。
二、判处荒木贞夫、桥本欣五郎、火田俊六、平沼雅一郎、星野直树、贺屋兴宣、木户幸一、小矶国昭、南次郎、冈敬纯、大岛浩、佐腾贤了、岛田繁太郎、白岛敏天、铃木敬一、梅津美治郎十六名罪犯无期徒刑。
三、判处东乡茂德二十年徒刑。重光葵七年徒刑。
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东京审判是这样定性的：
“它不仅是一种国际性犯罪，而且是最大的国际性犯罪，它与其它犯罪的区别在于它积聚了全部罪恶。”
东京审判在历时两年七个月的审理过程中，盟国并没有以战胜国的姿态对战争罪犯以主观、武断的判决，而是以国际法为根据，在大量的人证、物证的基础上，在给予战犯以充分的自我辩护的基础上而作出的公正法律判决。
后记
然而东京审判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东西方冷战的历史，使得审判虎头蛇尾，留下了许多隐患。如没有追究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从而造成日本一些政治势力和民众长期拒绝对战争进行深刻反省和忏悔，政治上长期右倾化。这也使它远不像1945年-1946年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纳粹德国战争罪犯的那样坚决、严厉、彻底。
比如，在28名被告名单中，竟没有头号罪犯天皇裕仁，又如，侵略战争中的重要支柱航空工业，其巨头中岛，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军需大臣兼大工业巨头藤原，三菱本社总裁岩崎，满洲军事工业巨头鲇川，都逃脱了对其罪行的审判与惩罚。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日本政府要对战后政治进行“总决算”，否定东京审判的思潮逐渐抬头，并在社会各方面有了一定的市场。
九十年代以来，日本努力争当政治大国，认为东京审判的结果有损于大国形象，开始变本加厉地攻击东京审判，使否定东京审判的思潮充斥到了政治、思想、学术、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
日本国内这股否定东京审判、为侵略战争翻案的思潮，已经产生了恶劣影响，将对日本今后的政治走向，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产生消极影响。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否定东京审判的逆流不容忽视，应该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亚洲国家的重视。
否定东京审判不是单纯否定一次审判的结果，而是要否定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