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我们应该永远铭记的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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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人，他们堪称共和国的脊梁,正是他们默默无私的工作与努力，撑起我们今天蔚蓝的天空，让我们不用生活在别人赋予的恐惧之下。
今天，我们的生活过于浮躁，也许是因为时代的改变，也许是因为过速的发展，但是不要让我们忘记，当我们享受着我们漠视的和平时，我们的敌人正恐惧的仰视我们头顶那只狰狞的火龙。有一些人，他们堪称共和国的脊梁,正是他们默默无私的工作与努力，撑起我们今天蔚蓝的天空，让我们不用生活在别人赋予的恐惧之下。
今天，我们的生活过于浮躁，也许是因为时代的改变，也许是因为过速的发展，但是不要让我们忘记，当我们享受着我们漠视的和平时，我们的敌人正恐惧的仰视我们头顶那只狰狞的火龙。
今天，我们的生活过于浮躁，也许是因为时代的改变，也许是因为过速的发展，但是不要让我们忘记，当我们享受着我们漠视的和平时，我们的敌人正恐惧的仰视我们头顶那只狰狞的火龙。有一些人，他们堪称共和国的脊梁,正是他们默默无私的工作与努力，撑起我们今天蔚蓝的天空，让我们不用生活在别人赋予的恐惧之下。
今天，我们的生活过于浮躁，也许是因为时代的改变，也许是因为过速的发展，但是不要让我们忘记，当我们享受着我们漠视的和平时，我们的敌人正恐惧的仰视我们头顶那只狰狞的火龙。
于敏
于敏，天津市宁河县（原河北省宁河县）人，1926年生，男，中共党员，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49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攻读研究生并兼任助教。1951年起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从事核理论研究工作。 1960年底开始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1965年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历任理论部副主任、理论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研究院副院长、院科技委副主任、院高级科学顾问等职。
人物生平
1949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攻读研究生并兼任助教。
1951年起，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从事核理论研究工作。
1960年底，开始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
1965年，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历任理论部副主任、理论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研究院副院长、院科技委副主任、院高级科学顾问等职。
3主要成就
过去，于敏这个名字是绝密，直到1988年，于敏的名字才得以解禁。但由于当时的解密程度有限，许多史实还没有公开。在最新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中，于敏终于露面了，让我们为终于了解了他。
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解决了热核武器物理中一系列基础问题，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起了关键作用。后长期领导并参加核武器的理论研究、设计解决了大量关键性的理论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起，在倡导、推动若干高科技项目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过长期的努力，于敏对原子核理论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思路。他把原子核理论分为三个层次，即实验现象和规律、唯象理论和理论基础。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4荣誉
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1985年、1987年和1989年，各获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1985年，荣获“五一劳动奖章”；
1987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1992年，获光华奖特等奖；
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5人物故事
“国产土专家” 于敏父亲是当时天津市的一位小职员，母亲出生于普通百姓家庭。于敏上有一个姐姐，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下有一个弟弟和妹妹，早年夭折。于敏7岁时开始在芦台镇上小学。中学先在天津木斋中学念，后转学到天津耀华中学。
1944年于敏上了北京大学工学院。但是上学后，于敏发现，因为这里是工学院，所以，老师只是把知识告诉学生会用就行了，根本不告诉学生根源。这使于敏很快就失去了兴趣。1946年，他转入了理学院去念物理，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
1949年于敏本科毕业后，考取了张宗遂先生的研究生。后张病了，指导他学业的便是胡宁教授。他的学术论文就是在胡的指导下完成的。后来，于敏被彭桓武、钱三强调到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这个所是1950年成立的，当时由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和彭桓武任副所长。当时我国科学界一片空白，他们高瞻远瞩，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
由于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物理研究方面取得的进展，1955年，他被授予“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称号。1956年晋升为副研究员。1957年，以朝永振一朗(后获诺贝尔物理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访华代表团来华访问，年轻的于敏参加了接待。于敏的才华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回国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国产土专家”的称号由此而来。
靠古诗词安眠 78岁的于敏告诉记者，目前，他除了轻微地有一些老年人似乎非有不可的病外，身体很好。1988年，于敏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的岗位上正式退了下来。如今还挂着个顾问的头衔。
他一天的生活是这样的：早上7点钟起床后，洗漱完毕，先打一打太极拳，做一做健身操，然后吃饭。他说，他做的健身操，太极拳，都是野路子，不规范，锻炼身体活动筋骨罢了。饭毕，看一些科技资料，电视新闻。然后上网看看评论和消息。一上午的时间就这样打发了。午饭后还要睡一会儿。然后，起来看看报纸和专业的书籍。剩下的时间大多消耗在读史上了。
于敏虽然是一位大物理学家，但他最大的爱好，竟然是中国历史、古典文学和京剧。他从小就会背不少古诗词。如今，工作少了，他至少一天要拿出3个小时的时间来读他喜欢的书。这些书包括《资治通鉴》、《史记》、《汉书》、《三国志》、《三国演义》、《红楼梦》等等。隔三岔五地，他还会去看上一次打小就爱看的京剧。他说：年轻时最爱看“三国”，年老了最爱看“红楼”。
由于学习和工作的繁忙，多年来于敏的休息时间一天只有6个小时左右。而至少有30年了，于敏是靠古诗词的安眠来完成这6个小时的睡眠的。他一边说一边给我们背起了白居易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
6社会评价
钱三强在谈到于敏时也说：“于敏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留学英国、被选为皇家爱尔兰科学院院士的彭桓武则认为：“原子核理论是于敏自己在国内搞的，他是开创性的，是出类拔萃的人，是国际一流的科学家。”
于敏，天津市宁河县（原河北省宁河县）人，1926年生，男，中共党员，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49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攻读研究生并兼任助教。1951年起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从事核理论研究工作。 1960年底开始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1965年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历任理论部副主任、理论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研究院副院长、院科技委副主任、院高级科学顾问等职。
人物生平
1949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攻读研究生并兼任助教。
1951年起，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从事核理论研究工作。
1960年底，开始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
1965年，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历任理论部副主任、理论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研究院副院长、院科技委副主任、院高级科学顾问等职。
3主要成就
过去，于敏这个名字是绝密，直到1988年，于敏的名字才得以解禁。但由于当时的解密程度有限，许多史实还没有公开。在最新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中，于敏终于露面了，让我们为终于了解了他。
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解决了热核武器物理中一系列基础问题，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起了关键作用。后长期领导并参加核武器的理论研究、设计解决了大量关键性的理论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起，在倡导、推动若干高科技项目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过长期的努力，于敏对原子核理论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思路。他把原子核理论分为三个层次，即实验现象和规律、唯象理论和理论基础。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4荣誉
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1985年、1987年和1989年，各获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1985年，荣获“五一劳动奖章”；
1987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1992年，获光华奖特等奖；
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5人物故事
“国产土专家” 于敏父亲是当时天津市的一位小职员，母亲出生于普通百姓家庭。于敏上有一个姐姐，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下有一个弟弟和妹妹，早年夭折。于敏7岁时开始在芦台镇上小学。中学先在天津木斋中学念，后转学到天津耀华中学。
1944年于敏上了北京大学工学院。但是上学后，于敏发现，因为这里是工学院，所以，老师只是把知识告诉学生会用就行了，根本不告诉学生根源。这使于敏很快就失去了兴趣。1946年，他转入了理学院去念物理，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
1949年于敏本科毕业后，考取了张宗遂先生的研究生。后张病了，指导他学业的便是胡宁教授。他的学术论文就是在胡的指导下完成的。后来，于敏被彭桓武、钱三强调到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这个所是1950年成立的，当时由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和彭桓武任副所长。当时我国科学界一片空白，他们高瞻远瞩，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
由于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物理研究方面取得的进展，1955年，他被授予“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称号。1956年晋升为副研究员。1957年，以朝永振一朗(后获诺贝尔物理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访华代表团来华访问，年轻的于敏参加了接待。于敏的才华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回国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国产土专家”的称号由此而来。
靠古诗词安眠 78岁的于敏告诉记者，目前，他除了轻微地有一些老年人似乎非有不可的病外，身体很好。1988年，于敏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的岗位上正式退了下来。如今还挂着个顾问的头衔。
他一天的生活是这样的：早上7点钟起床后，洗漱完毕，先打一打太极拳，做一做健身操，然后吃饭。他说，他做的健身操，太极拳，都是野路子，不规范，锻炼身体活动筋骨罢了。饭毕，看一些科技资料，电视新闻。然后上网看看评论和消息。一上午的时间就这样打发了。午饭后还要睡一会儿。然后，起来看看报纸和专业的书籍。剩下的时间大多消耗在读史上了。
于敏虽然是一位大物理学家，但他最大的爱好，竟然是中国历史、古典文学和京剧。他从小就会背不少古诗词。如今，工作少了，他至少一天要拿出3个小时的时间来读他喜欢的书。这些书包括《资治通鉴》、《史记》、《汉书》、《三国志》、《三国演义》、《红楼梦》等等。隔三岔五地，他还会去看上一次打小就爱看的京剧。他说：年轻时最爱看“三国”，年老了最爱看“红楼”。
由于学习和工作的繁忙，多年来于敏的休息时间一天只有6个小时左右。而至少有30年了，于敏是靠古诗词的安眠来完成这6个小时的睡眠的。他一边说一边给我们背起了白居易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
6社会评价
钱三强在谈到于敏时也说：“于敏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留学英国、被选为皇家爱尔兰科学院院士的彭桓武则认为：“原子核理论是于敏自己在国内搞的，他是开创性的，是出类拔萃的人，是国际一流的科学家。”
王大珩
王大珩（1915.2.26─2011.7.21），原籍江苏吴县（今苏州市），生于日本东京。1936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光学之父”，应用光学家，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大珩主持制成了中国第一台激光器，第一台大型光测装备和许多国防光学仪器。七十年代主持制定了全国第一个遥感科学规划，领导了综合性的航空遥感试验。1986年3月和陈芳允、杨嘉墀、王淦昌等4名科学家向中央提出“发展中国的战略性高技术”的建议，得到邓小平同志批准，由此国务院发出了“高技术发展计划纲要”的通知，这一“纲要”被称为“863计划”。1992年与其他五位学部委员倡议并促成中国工程院的成立。1999年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1年7月2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主要成就
成就概况
王大珩先生对中国技术光学、激光、光学计量、光学玻璃和光学工程等研究较
王大珩在第16届国际高速摄影与光子学会上
深，指导研制成功多种光学观察设备，为中国应用光学、光学工程、光学精密机械、空间光学、激光科学和计量科学的创建和发展做出杰出贡献。
王大珩先生的主要成就有建立了中国科学院长春光电所；与王之江院士一起主持了中国第一台激光器的研制；建议设立863项目；参与了航天测试的研制工作，研制了跟踪经纬仪；关注计量研究工作，担任国际计量委员会的委员；关注中国的遥感工作，中国发射的一系列遥感卫星，是在王大珩的指导下进行的；建议成立中国工程院；建议中国自制大飞机；建议中国设立光学工程专业；建议成立中国光学学会和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建议科学院和工程院做国家的咨询工作；建议重视中国的人才培养；对中国的仪器仪表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等。[4]
科研贡献
对国防光学工程的贡献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王大珩和他领导的长春光机所转向以国防光学技术及工程研究为主，先后在红外和微光夜视、核爆与靶场光测设备、高空和空间侦察摄影等诸多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参加了中国第一次核爆炸试验，指导改装了普通高速摄影机用于火球发光动态观测；他为建立国防光学工程的学科基础，最早在国内领导开展大气光学和目标光学特性研究；他在太阳模拟器和空问侦察相机的研制中提出了先进的技术方案。
1960年，为适应国防工程的需要，国家提出了研制大型精密光学跟踪电影经纬仪的任务。在王大珩的技术指导下，经过五年的不懈努力，终于研制出了超过原来设计指标的中国第一台大型光测装备，开创了中国独立自主地从事靶场光学观测设备研制和小批量生产的历史。在这项工程中，王大珩任总设计师。他提出的工程总体方案设想和一些技术路线，对保证仪器性能指标和缩短研制周期起了关键作用。他对作用距离进行了周密的技术分析，综合考虑了目标与天空背景的对比度、大气衰减与抖动、光学系统与摄影底片分辨率、跟踪过程的平稳性、人眼能分辨的物像大小及其阈值对比度等各种因素。这些分析，是仪器总体设计和确定光学系统的孔径、焦距、快门曝光时问等参数的主要理论依据。他在光学系统结构、光学玻璃、光学镀膜、光学加工、光学检验等各专业领域的广博知识和坚实的理论基础，对指导当时和后来各类光学工程的研制并取得成功，起了重要作用。
光学玻璃的光学均匀性是光学玻璃的重要质量指标之一。王大珩在长春光机所领导的多种国防光学工程项目中，大尺寸特殊优质光学玻璃是不可缺少的关键材料，这是工程项目能否达到高性能的技术基础，也是长春光机所光学玻璃的特色。这类玻璃尺寸大，光学均匀性要求高，玻璃中不仅残余应力小，还要求是对称分布，因此只有从玻璃退火的基研究入手，采用新工艺技术对大尺寸玻璃作超精退火处理，才能达到目的。王大珩为此进行了创造性的工作。他认为由退火过程引起的光学不均匀性，内部热应力的作用是主要因素。这一思想，是他在英国工作期问从实验中体会到的。四十年后，由他指导的博士生进一步证实：玻璃退火引起的折射率增值与热应力成正比线性关系。这一结论对于提供大块光学玻璃以保证光学成像质量至关重要。
在王大珩领导长春光机所承担靶场跟踪经纬仪任务的过程中，曾出现过“半杆子”和“一杆子”的争论。所谓“半杆子”就是说研究所只要搞设计和技术攻关研究，整套设备的制造应由产业部门承担；“一杆子”则是从研究到出产品“一杆子到底”全部由研究所完成。王大珩在深思熟虑后认为：当时的产业部门尚不具备制造此类高精度光、机、电一体化装备的条件；加之承担这类任务，在技术准备方面需要同时研制加工工具和检测没备。这些工作的难度不亚于研制经纬仪本身。王大珩的这一思想，也对以后中国科学院内甚至国内许多工程技术型研究所的办所方针起到了借鉴作用。
1980年5月，中国向南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试验中，在王大珩领导下，长春光机所等研制的激光、红外、电视、电影经纬仪及船体变形测量系统两项光学工程，出色地完成了火箭再入段的跟踪测量任务，独立解决了当今世界远洋航天测量的稳定跟踪、定位、标校和抗干扰等技术难题。
对发展空间科学技术的贡献
1965年，王大珩参加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总体方案工作，任中国科学院地面设备组负责人、总体设计组副组长。他对卫星采用的跟踪体制及地面跟踪系统的具体技术路线，提出了有见地的看法，并得到采纳。
王大珩是中国航天相机技术研究的开拓者，20世纪60年代中，他在长春光机所组建空间对地摄影技术组，后来以这个组的技术骨干为基础，在北京扩建了中国首支航天相机研制队伍。在他的主持下，1975年成功研制出首台航天相机。在初期的型号研制中，他极力主张棱镜扫描式全景相机，实现大面积对地普查观测；采用同步对星体摄影作为定位手段，取得了良好效果。在以后多次相机总体方案论证会上，王大珩十分关注空间恶劣热真空环境下光学系统及光机结构的动力学特性，保障了相机在空问的稳定运行并获得高清晰度图像。
1967年在王大珩的组织领导下，长春光机所承担大型太阳模拟器的总体设计、加工、组装及检测。为了达到规定的光照均匀度，专门开展了特殊的照明光学设计。在采用多个点弧灯的拼接设计中，基于后期光源输出功率的新变化，王大珩毅然决定将原方案的37个灯改为19个灯，从而大大简化了工程结构，提高了运行的可靠性和可操作性，取得了满意的实验结果。
对发展激光科学技术的贡献
20世纪60年代初，激光科学在世界上初露锋芒。王大珩敏锐地预见到新学科的发展前景，他在承担重大国防任务的同时，积极支持青年科学家进行激光技术的研究。1961年9月，中国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诞生于长春光机所。王大珩在激光器的结构设计中起了重要指导作用。1963年9月，中国科学院召开受激光发射工作会议，他提出建立专门研究机构的建议。1964年，中国第一个激光专业研究所（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成立，他兼第一任所长，组织并指导了激光科研的深入开展。1980年以后，他多次在上海、北京、厦门等地主持国际激光会议。
1986年，在国家高技术863计划中，他坚持列入强激光技术主题，其后，国内建立了强激光联合实验室。1989年初，基于国际上激光核聚变研究的新进展，他与几位核科学家及激光专家向国家提出开展激光核聚变研究的建议，得到中央领导的支持，使中国成为拥有该类设备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王大珩在以后多次关于强激光的研讨会上，要求大家重视激光的光束质量问题。
对发展中国遥感、色度、计量及仪器仪表事业的贡献
1976年，由中国科学院和国防科工委联合组织，王大珩主持编写了全国第一个遥感科学规划，推动了中国遥感工作的迅速发展。1979年，在王大珩的倡议和领导下，中国科学院长春分院在长春组织了一次综合性的航空遥感试验，全国有60多个单位400余人参加。其后，在他的主持下，实施了“地球资源光谱信息及其应用”研究计划。有中国十多个单位参加的全国范围野外测试历时三年，完成了包括岩矿、水体、土壤、植被、农作物等多方面的地物光谱测量。王大珩还参与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建设，他对地面站的选址定点，机房建设，人才培养，运营服务等多方面提出指导建议，为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系统成为国家空间信息的基础设施和全国广大遥感用户重要的技术支撑体系做出重要贡献。
早在留英期间，王大珩曾学习色度学，回国后他一直关注中国色度学应用于国民经济中的诸问题。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着手发展彩色电视广播事业。为培养彩电专业人员，1973年广播事业局在长春及西安举办了彩色电视学习班。王大珩为此编写了《彩色电视中的色度学问题》一书，向全国几十个单位近百人，讲授了色度学原理，指导设计了彩色电视摄像机中的分色棱镜，解决了当时彩色电视中的彩色复现问题。他还一直关心建立中国色度标准。1988年，在他的积极倡导下，国家成立“全国颜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他任第一届委员会主任委员。1994年，由他主持的“中国颜色体系问题研究”课题组制定的《中国颜色体系》、《中国颜色体系样册》正式通过国家标准审查，并作为国家标准公布实施。在他的倡议和推动下，《国旗国家标准》、《国旗颜色标准样品》等国家标准快速制定、制作完成。
王大珩是中国计量科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20世纪50年代，国家计量局初建，他被聘为技术顾问。当时他在仪器馆，指导开设了光度、温度、长度、电学等计量基准研究课题，多次代表国家计量局出国考察。后来成立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长春光机所前期的计量研究工作，成了计量院某些工作的基础。
在1956年国家制订十二年科技远景规划时，王大珩是仪器仪表事业规划的主要执笔人，并任国家科技委员会仪器仪表专业组组长。1979年中国仪器仪表学会成立后，王大珩曾担任过理事长和名誉理事长。他曾组织专家向国家提出“关于加快仪器仪表工业发展的几点建议”。他积极指导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组办多国仪器仪表学术会议暨展览会，多年来MICONEX在国内成功举办，已发展成为享誉国际仪器仪表界的知名盛会。2000年，王大珩再次与专家们联名向国务院领导提出加快仪器仪表工业发展的建议。“两部一委”为落实这些建议组成专家调查团，深入调查国内仪器仪表行业现状。王大珩当时85岁高龄，不辞辛劳地完成上海、浙江、重庆等地的调查研究，并指导写出了“加快中国仪器仪表产业发展的对策与建议”的研究报告。[5]
教育事业
王大珩热心教育事业，特别关心国内光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建国初期，他和龚祖同先生共同建议在大学设光学仪器专业。为此，1952年最早在浙江大学成立了光学仪器系。1958年，他又倡导创办了以光学为专业的高等院校——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他兼任院长，亲自制定专业、系的设置，并讲授基础课。“文化大革命”后，该校划归军工部门，成为兵器部门主要高等院校之一，该校至今已培养毕业生万余人。
1978年王大珩受中国科学院委托筹办哈尔滨科学技术大学，兼任校长，该校后划归机械工业部。他仍是以上两所院校的名誉院（校）长。
80年代，王大珩虽然年事已高，而且领导工作繁忙，仍不遗余力地指导博士研究生。在选定研究课题上，他十分重视理论水平和实际动手能力并重。内容要有继续开展工作的前景或应用前景。他对学生论文的审阅修改，详尽而严格，对曾是自己提出的新概念、新思想等等内容，从不计较个人署名。[1]
所获荣誉
1979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1985年，靶场光测设备以“现代国防试验中的动态光学观测及测量技术”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王大珩是首席获奖者。
1995年1月，获1994年度“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授予王大珩“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1年，荣获国家“863计划”特殊贡献先进个人称号。[6]
3个人影响
王大珩光学奖
王大珩
1996年，王大珩出资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设立基金，以其一部分于1996年开始用于“中国光学学会科技奖”的颁发。在2000年3月31日举行的中国光学学会常务理事会会议上，决定将该奖的名称改为“王大珩光学奖”。
为使“王大珩光学奖”得以连续发展，除王大珩教授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设立基金外，又从以下单位募集了52.8万元资金。他们是：长春光机所20万元、西安光机所10万元、江西光学仪器厂10万元、成都光机所5万元、麦克奥迪公司3.5万元、上海光机所2万元、北京大学1.3万元、浙江大学0.5万元、重庆大学0.5万元，另有3 个单位计1.5万元的捐款尚未到位。此项基金已与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签署了《“王大珩光学奖”管理协议》，自2001年5月起该单位接受本会委托管理“ 王大珩光学奖”基金，并承诺在管理期间使基金总额在当年的基础上每年增加10%，协议有效期为5年。[7]
实验班及奖学金
2005年7月，以荣誉院长王大珩名字命名的科学技术学院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在长春理工大学（原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揭牌成立。
王大珩科学技术学院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目标，实行导师负责制，采取两段式培养，执行单独的教学计划，重点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首批180名学员是从6个学院的6个特色专业中选拔出来的优秀学生。
凡通过选拔进入王大珩科学技术学院创新实验班的学生，在参评校优秀学生奖学金的基础上，享受王大珩科学技术学院创新实验班专项奖学金，每生每年1000元。
4社会任职
王大珩先生历任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长春分院院长，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技术中心主任；解放军总装备部科学技术委员会顾问；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院长，哈尔滨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中国光学学会理事长，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理事长，中国计量测试学会理事长，中国高技术产业化研究会理事长等职。[8]
5主要论著
王大珩.彩色电视中的色度学问题.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出版，1973
Wang Daheng.Laser application activities in China，Digest of Technical Papers，1980ICL，155
王大珩.中国光学科学技术的若干进展.光学学报，1981，1（1）：1～11
王大珩.中国独立自主地从事国防光学工程的历史.科学报，1985年9月29日
王大珩等.中国的光学近况，光学学报，1985，5（1）：1～10
王大珩.七彩的分光1999,5
6人物评价
谈起王大珩院士，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原所长王家骐院士说：“王老将毕生精力献给了国家的光学事业，从国家战略层面指挥布局，是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是一位功勋卓著的‘战略科学家’。”“王老总是像慈父一样关怀着身边的每一个人，他不抽烟，不喝酒，为人非常随和。王老培养、提携了很多年轻人，我也是其中之一。”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所长宣明在题为《深切缅怀“光学泰斗”王大珩先生》的文章中说：“大珩先生时刻胸怀祖国和人民，一生情系科技事业。他在一篇发展我国航空事业的建议文章中写道：‘我们这些老科技工作者的最高追求就是为国家、为民族负更多的责任，尽更多的义务。今年我已95岁了，仍希望为祖国和人民服务鞠躬尽瘁。’他用真切而朴实的语言，表达了作为一名科学家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热爱和对自己未竟事业的不舍和眷恋。”[9]
在《王大珩从事科学事业七十三年暨九十五华诞》中对王大珩先生评价道：“他对国家光学等科技事业的贡献，他的学术思想和对科技英才培养的成就，他对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重大建议等等，都将载入史册。”“王大珩早期作为科学专家，后来作为科学组织者和战略科学家，在振兴祖国科学技术的宏伟事业中走过了数十年奋进的道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5]
王大珩（1915.2.26─2011.7.21），原籍江苏吴县（今苏州市），生于日本东京。1936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光学之父”，应用光学家，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大珩主持制成了中国第一台激光器，第一台大型光测装备和许多国防光学仪器。七十年代主持制定了全国第一个遥感科学规划，领导了综合性的航空遥感试验。1986年3月和陈芳允、杨嘉墀、王淦昌等4名科学家向中央提出“发展中国的战略性高技术”的建议，得到邓小平同志批准，由此国务院发出了“高技术发展计划纲要”的通知，这一“纲要”被称为“863计划”。1992年与其他五位学部委员倡议并促成中国工程院的成立。1999年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1年7月2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主要成就
成就概况
王大珩先生对中国技术光学、激光、光学计量、光学玻璃和光学工程等研究较
王大珩在第16届国际高速摄影与光子学会上
深，指导研制成功多种光学观察设备，为中国应用光学、光学工程、光学精密机械、空间光学、激光科学和计量科学的创建和发展做出杰出贡献。
王大珩先生的主要成就有建立了中国科学院长春光电所；与王之江院士一起主持了中国第一台激光器的研制；建议设立863项目；参与了航天测试的研制工作，研制了跟踪经纬仪；关注计量研究工作，担任国际计量委员会的委员；关注中国的遥感工作，中国发射的一系列遥感卫星，是在王大珩的指导下进行的；建议成立中国工程院；建议中国自制大飞机；建议中国设立光学工程专业；建议成立中国光学学会和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建议科学院和工程院做国家的咨询工作；建议重视中国的人才培养；对中国的仪器仪表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等。[4]
科研贡献
对国防光学工程的贡献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王大珩和他领导的长春光机所转向以国防光学技术及工程研究为主，先后在红外和微光夜视、核爆与靶场光测设备、高空和空间侦察摄影等诸多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参加了中国第一次核爆炸试验，指导改装了普通高速摄影机用于火球发光动态观测；他为建立国防光学工程的学科基础，最早在国内领导开展大气光学和目标光学特性研究；他在太阳模拟器和空问侦察相机的研制中提出了先进的技术方案。
1960年，为适应国防工程的需要，国家提出了研制大型精密光学跟踪电影经纬仪的任务。在王大珩的技术指导下，经过五年的不懈努力，终于研制出了超过原来设计指标的中国第一台大型光测装备，开创了中国独立自主地从事靶场光学观测设备研制和小批量生产的历史。在这项工程中，王大珩任总设计师。他提出的工程总体方案设想和一些技术路线，对保证仪器性能指标和缩短研制周期起了关键作用。他对作用距离进行了周密的技术分析，综合考虑了目标与天空背景的对比度、大气衰减与抖动、光学系统与摄影底片分辨率、跟踪过程的平稳性、人眼能分辨的物像大小及其阈值对比度等各种因素。这些分析，是仪器总体设计和确定光学系统的孔径、焦距、快门曝光时问等参数的主要理论依据。他在光学系统结构、光学玻璃、光学镀膜、光学加工、光学检验等各专业领域的广博知识和坚实的理论基础，对指导当时和后来各类光学工程的研制并取得成功，起了重要作用。
光学玻璃的光学均匀性是光学玻璃的重要质量指标之一。王大珩在长春光机所领导的多种国防光学工程项目中，大尺寸特殊优质光学玻璃是不可缺少的关键材料，这是工程项目能否达到高性能的技术基础，也是长春光机所光学玻璃的特色。这类玻璃尺寸大，光学均匀性要求高，玻璃中不仅残余应力小，还要求是对称分布，因此只有从玻璃退火的基研究入手，采用新工艺技术对大尺寸玻璃作超精退火处理，才能达到目的。王大珩为此进行了创造性的工作。他认为由退火过程引起的光学不均匀性，内部热应力的作用是主要因素。这一思想，是他在英国工作期问从实验中体会到的。四十年后，由他指导的博士生进一步证实：玻璃退火引起的折射率增值与热应力成正比线性关系。这一结论对于提供大块光学玻璃以保证光学成像质量至关重要。
在王大珩领导长春光机所承担靶场跟踪经纬仪任务的过程中，曾出现过“半杆子”和“一杆子”的争论。所谓“半杆子”就是说研究所只要搞设计和技术攻关研究，整套设备的制造应由产业部门承担；“一杆子”则是从研究到出产品“一杆子到底”全部由研究所完成。王大珩在深思熟虑后认为：当时的产业部门尚不具备制造此类高精度光、机、电一体化装备的条件；加之承担这类任务，在技术准备方面需要同时研制加工工具和检测没备。这些工作的难度不亚于研制经纬仪本身。王大珩的这一思想，也对以后中国科学院内甚至国内许多工程技术型研究所的办所方针起到了借鉴作用。
1980年5月，中国向南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试验中，在王大珩领导下，长春光机所等研制的激光、红外、电视、电影经纬仪及船体变形测量系统两项光学工程，出色地完成了火箭再入段的跟踪测量任务，独立解决了当今世界远洋航天测量的稳定跟踪、定位、标校和抗干扰等技术难题。
对发展空间科学技术的贡献
1965年，王大珩参加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总体方案工作，任中国科学院地面设备组负责人、总体设计组副组长。他对卫星采用的跟踪体制及地面跟踪系统的具体技术路线，提出了有见地的看法，并得到采纳。
王大珩是中国航天相机技术研究的开拓者，20世纪60年代中，他在长春光机所组建空间对地摄影技术组，后来以这个组的技术骨干为基础，在北京扩建了中国首支航天相机研制队伍。在他的主持下，1975年成功研制出首台航天相机。在初期的型号研制中，他极力主张棱镜扫描式全景相机，实现大面积对地普查观测；采用同步对星体摄影作为定位手段，取得了良好效果。在以后多次相机总体方案论证会上，王大珩十分关注空间恶劣热真空环境下光学系统及光机结构的动力学特性，保障了相机在空问的稳定运行并获得高清晰度图像。
1967年在王大珩的组织领导下，长春光机所承担大型太阳模拟器的总体设计、加工、组装及检测。为了达到规定的光照均匀度，专门开展了特殊的照明光学设计。在采用多个点弧灯的拼接设计中，基于后期光源输出功率的新变化，王大珩毅然决定将原方案的37个灯改为19个灯，从而大大简化了工程结构，提高了运行的可靠性和可操作性，取得了满意的实验结果。
对发展激光科学技术的贡献
20世纪60年代初，激光科学在世界上初露锋芒。王大珩敏锐地预见到新学科的发展前景，他在承担重大国防任务的同时，积极支持青年科学家进行激光技术的研究。1961年9月，中国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诞生于长春光机所。王大珩在激光器的结构设计中起了重要指导作用。1963年9月，中国科学院召开受激光发射工作会议，他提出建立专门研究机构的建议。1964年，中国第一个激光专业研究所（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成立，他兼第一任所长，组织并指导了激光科研的深入开展。1980年以后，他多次在上海、北京、厦门等地主持国际激光会议。
1986年，在国家高技术863计划中，他坚持列入强激光技术主题，其后，国内建立了强激光联合实验室。1989年初，基于国际上激光核聚变研究的新进展，他与几位核科学家及激光专家向国家提出开展激光核聚变研究的建议，得到中央领导的支持，使中国成为拥有该类设备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王大珩在以后多次关于强激光的研讨会上，要求大家重视激光的光束质量问题。
对发展中国遥感、色度、计量及仪器仪表事业的贡献
1976年，由中国科学院和国防科工委联合组织，王大珩主持编写了全国第一个遥感科学规划，推动了中国遥感工作的迅速发展。1979年，在王大珩的倡议和领导下，中国科学院长春分院在长春组织了一次综合性的航空遥感试验，全国有60多个单位400余人参加。其后，在他的主持下，实施了“地球资源光谱信息及其应用”研究计划。有中国十多个单位参加的全国范围野外测试历时三年，完成了包括岩矿、水体、土壤、植被、农作物等多方面的地物光谱测量。王大珩还参与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建设，他对地面站的选址定点，机房建设，人才培养，运营服务等多方面提出指导建议，为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系统成为国家空间信息的基础设施和全国广大遥感用户重要的技术支撑体系做出重要贡献。
早在留英期间，王大珩曾学习色度学，回国后他一直关注中国色度学应用于国民经济中的诸问题。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着手发展彩色电视广播事业。为培养彩电专业人员，1973年广播事业局在长春及西安举办了彩色电视学习班。王大珩为此编写了《彩色电视中的色度学问题》一书，向全国几十个单位近百人，讲授了色度学原理，指导设计了彩色电视摄像机中的分色棱镜，解决了当时彩色电视中的彩色复现问题。他还一直关心建立中国色度标准。1988年，在他的积极倡导下，国家成立“全国颜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他任第一届委员会主任委员。1994年，由他主持的“中国颜色体系问题研究”课题组制定的《中国颜色体系》、《中国颜色体系样册》正式通过国家标准审查，并作为国家标准公布实施。在他的倡议和推动下，《国旗国家标准》、《国旗颜色标准样品》等国家标准快速制定、制作完成。
王大珩是中国计量科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20世纪50年代，国家计量局初建，他被聘为技术顾问。当时他在仪器馆，指导开设了光度、温度、长度、电学等计量基准研究课题，多次代表国家计量局出国考察。后来成立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长春光机所前期的计量研究工作，成了计量院某些工作的基础。
在1956年国家制订十二年科技远景规划时，王大珩是仪器仪表事业规划的主要执笔人，并任国家科技委员会仪器仪表专业组组长。1979年中国仪器仪表学会成立后，王大珩曾担任过理事长和名誉理事长。他曾组织专家向国家提出“关于加快仪器仪表工业发展的几点建议”。他积极指导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组办多国仪器仪表学术会议暨展览会，多年来MICONEX在国内成功举办，已发展成为享誉国际仪器仪表界的知名盛会。2000年，王大珩再次与专家们联名向国务院领导提出加快仪器仪表工业发展的建议。“两部一委”为落实这些建议组成专家调查团，深入调查国内仪器仪表行业现状。王大珩当时85岁高龄，不辞辛劳地完成上海、浙江、重庆等地的调查研究，并指导写出了“加快中国仪器仪表产业发展的对策与建议”的研究报告。[5]
教育事业
王大珩热心教育事业，特别关心国内光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建国初期，他和龚祖同先生共同建议在大学设光学仪器专业。为此，1952年最早在浙江大学成立了光学仪器系。1958年，他又倡导创办了以光学为专业的高等院校——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他兼任院长，亲自制定专业、系的设置，并讲授基础课。“文化大革命”后，该校划归军工部门，成为兵器部门主要高等院校之一，该校至今已培养毕业生万余人。
1978年王大珩受中国科学院委托筹办哈尔滨科学技术大学，兼任校长，该校后划归机械工业部。他仍是以上两所院校的名誉院（校）长。
80年代，王大珩虽然年事已高，而且领导工作繁忙，仍不遗余力地指导博士研究生。在选定研究课题上，他十分重视理论水平和实际动手能力并重。内容要有继续开展工作的前景或应用前景。他对学生论文的审阅修改，详尽而严格，对曾是自己提出的新概念、新思想等等内容，从不计较个人署名。[1]
所获荣誉
1979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1985年，靶场光测设备以“现代国防试验中的动态光学观测及测量技术”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王大珩是首席获奖者。
1995年1月，获1994年度“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授予王大珩“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1年，荣获国家“863计划”特殊贡献先进个人称号。[6]
3个人影响
王大珩光学奖
王大珩
1996年，王大珩出资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设立基金，以其一部分于1996年开始用于“中国光学学会科技奖”的颁发。在2000年3月31日举行的中国光学学会常务理事会会议上，决定将该奖的名称改为“王大珩光学奖”。
为使“王大珩光学奖”得以连续发展，除王大珩教授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设立基金外，又从以下单位募集了52.8万元资金。他们是：长春光机所20万元、西安光机所10万元、江西光学仪器厂10万元、成都光机所5万元、麦克奥迪公司3.5万元、上海光机所2万元、北京大学1.3万元、浙江大学0.5万元、重庆大学0.5万元，另有3 个单位计1.5万元的捐款尚未到位。此项基金已与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签署了《“王大珩光学奖”管理协议》，自2001年5月起该单位接受本会委托管理“ 王大珩光学奖”基金，并承诺在管理期间使基金总额在当年的基础上每年增加10%，协议有效期为5年。[7]
实验班及奖学金
2005年7月，以荣誉院长王大珩名字命名的科学技术学院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在长春理工大学（原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揭牌成立。
王大珩科学技术学院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目标，实行导师负责制，采取两段式培养，执行单独的教学计划，重点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首批180名学员是从6个学院的6个特色专业中选拔出来的优秀学生。
凡通过选拔进入王大珩科学技术学院创新实验班的学生，在参评校优秀学生奖学金的基础上，享受王大珩科学技术学院创新实验班专项奖学金，每生每年1000元。
4社会任职
王大珩先生历任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长春分院院长，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技术中心主任；解放军总装备部科学技术委员会顾问；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院长，哈尔滨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中国光学学会理事长，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理事长，中国计量测试学会理事长，中国高技术产业化研究会理事长等职。[8]
5主要论著
王大珩.彩色电视中的色度学问题.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出版，1973
Wang Daheng.Laser application activities in China，Digest of Technical Papers，1980ICL，155
王大珩.中国光学科学技术的若干进展.光学学报，1981，1（1）：1～11
王大珩.中国独立自主地从事国防光学工程的历史.科学报，1985年9月29日
王大珩等.中国的光学近况，光学学报，1985，5（1）：1～10
王大珩.七彩的分光1999,5
6人物评价
谈起王大珩院士，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原所长王家骐院士说：“王老将毕生精力献给了国家的光学事业，从国家战略层面指挥布局，是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是一位功勋卓著的‘战略科学家’。”“王老总是像慈父一样关怀着身边的每一个人，他不抽烟，不喝酒，为人非常随和。王老培养、提携了很多年轻人，我也是其中之一。”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所长宣明在题为《深切缅怀“光学泰斗”王大珩先生》的文章中说：“大珩先生时刻胸怀祖国和人民，一生情系科技事业。他在一篇发展我国航空事业的建议文章中写道：‘我们这些老科技工作者的最高追求就是为国家、为民族负更多的责任，尽更多的义务。今年我已95岁了，仍希望为祖国和人民服务鞠躬尽瘁。’他用真切而朴实的语言，表达了作为一名科学家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热爱和对自己未竟事业的不舍和眷恋。”[9]
在《王大珩从事科学事业七十三年暨九十五华诞》中对王大珩先生评价道：“他对国家光学等科技事业的贡献，他的学术思想和对科技英才培养的成就，他对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重大建议等等，都将载入史册。”“王大珩早期作为科学专家，后来作为科学组织者和战略科学家，在振兴祖国科学技术的宏伟事业中走过了数十年奋进的道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5]
朱光亚
朱光亚，男，1924年12月25日生，汉族，湖北武汉人，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研究生毕业，我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原主席，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党组书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2011年，荣膺感动中国人物。1997年后担任南京大学校友总会名誉董事长。2002年5月， 获南京大学“世纪校友学术成就金质奖章”
科研成就
中国首颗原子弹
朱光亚
“两年规划”经中央批准后，在中央专委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下，“两个纲领性文件”立即转化成了核武器研究所与二机部、国家有关部委和省市协同攻关的实际行动。 为了加强对原子弹研制工作的技术指导，核武器研究所设立了产品设计、中子点火、冷试验、场外试验4个技术委员会，朱光亚兼任中子点火委员会副主任，与主任彭桓武一起指导青年科技人员开展中子源的攻关研究。
1963年3月，朱光亚参与组织确定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报二机部批准后，千军万马即将奔赴青海草原核武器研制基地进行大会战。4月2日，二机部领导和朱光亚等78位科学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邓小平总书记对核武器研究所的代表说：“你们的计划，毛主席、党中央已经批准。路线、方针、政策已经确定，现在就是你们去执行。你们大胆地去干，干好了是你们的，干错了是我们书记处的。”给核武器研究人员以极大的鼓励和鞭策。
朱光亚与李觉、吴际霖等组织在北京的科研、生产人员以及经中央专委批准增调的技术骨干迅速汇集到西北基地，全面开展理论、试验、设计、生产等各方面工作，形成了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总攻局面。
朱光亚与陈毅在视察原子弹基地
1963年5月，按照张爱萍、钱三强的要求，朱光亚主持起草了《第一期试验大纲草案》（即原子弹装置核爆炸试验大纲），指出核爆炸试验的任务是由低到高逐步过技术关。建议先做地面爆炸试验，再做空投爆炸试验，并详细提出了试验测试的主要项目、技术保障、测试场地总布局、试验规模等内容。8月，朱光亚与刘杰等领导参加了青海研制基地冷试验专题研讨会，为综合验证理论设计和一系列单项试验成果，决定尽快实施关键性的全球聚合爆轰试验。计划制订后，朱光亚几乎每天都要了解各方面工作的进展情况，并具体指挥。在他和李觉、吴际霖、王淦昌、陈能宽、邓稼先、周光召等的组织领导下，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努力，解决了大量理论、技术和生产问题，于11月20日成功进行了缩比尺寸全球聚合爆轰试验。朱光亚亲自撰写试验总结，认为这项试验完成后，原子弹研制的关键技术只剩下等待足够的核材料和临界实验了。
1964年2月，二机部决定在核武器研究所基础上成立核武器研究院，李觉任院长，吴际霖、郭英会、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朱光亚、程开甲等9人任副院长。朱光亚仍然协助李觉、吴际霖统管科技工作。3月朱光亚组织制订研究院《1964年科研工作计划纲要》，详细布置了原子弹研制和试验工作计划。
1964年4月11日，中央专委会第八次会议决定首次核爆炸试验采用塔爆方式，并要求于9月10日前做好准备，做到“保响、保测、保安全，一次成功”。4月18日至5月4日，朱光亚与李觉、吴际霖等一起从青海研制基地赴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实地勘察空运、陆运和试验现场保障条件的各个工作细节，提出了周密的技术措施。
朱光亚
在各项工作进展顺利的基础上，6月6日，朱光亚在青海基地与其他同志一起组织进行了全尺寸全球聚合爆轰试验，这是原子弹装置核爆炸前的一次综合预演。试验取得完全成功，预示着原子弹装置核爆炸已经成功在望。在现场视察指导工作的张爱萍副总参谋长即兴赋诗一首：“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冷试验成功——赠朱光亚和九院全体同志：祁连雪峰耸入云，草原儿女多奇能。炼丹修道沥肝胆，应时而出惊世闻。” 6月12日，朱光亚组织起草完成了《596装置国家试验大纲》，对核装置运输、总装与质量检验、引控系统调试、测试项目等各个环节提出了要求，第一次核爆炸试验开始全面转入现场实施阶段。7月，核武器研究院组成了以李觉、朱光亚为首的第九作业队，并由吴际霖、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陈能宽、邓稼先等专家组成技术领导核心，负责处理现场出现的问题。8月20日，首次核试验用的试验装置以及备品备件全部加工、装配、验收完毕，陆续运往试验场。8月23日，在核试验基地成立了由张爱萍等30余人组成的中共首次试验委员会，朱光亚等13人任常委。下设12个部，他兼任试验部副部长和第九作业队副队长。9月，中央专委会提出两种方案，一是早试，二是择机待试。毛泽东指示：原子弹是吓唬人的，既然是吓唬人的，就早试。
10月8日成立国家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张爱萍任主任委员，朱光亚等9人任副主任委员。朱光亚等在现场亲自指导技术人员严格按规程进行原子弹装置装配与检验。14日晚，经张爱萍、刘西尧、张震寰、张蕴钰、李觉、朱光亚等签字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被吊上铁塔……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威力为2.3万吨梯恩梯当量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结果表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从理论、结构、设计、制造到引爆控制系统、测试技术等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平时颇有酒量的朱光亚开怀畅饮，加之连日劳累，他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喝醉了。
纲领性文件
朱光亚
经过艰苦紧张的探索研究，1962年，原子弹的理论设计、爆轰试验、中子源研制等均取得了重大进展，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建设以及核材料生产等问题也在按计划进行。然而，由于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对原子弹研制项目是否“下马”存在着不同意见的争论。9月，二机部刘杰部长与李觉、吴际霖、朱光亚等研究后，向中央上报了《关于自力更生建设原子能工业情况的报告》，提出两年内进行我国第一个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的“两年规划”。为进一步分析研究其可行性，根据领导和专家集体讨论的意见，由朱光亚主持拟制了《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和《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及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这两份文件在科学总结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了技术上最关键的问题，提出了必须完成的基本建设项目和条件，并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提出了核爆炸试验分两步走的方案，第一步先做地面爆炸试验，第二步再做空中爆炸试验。整个安排有条不紊，环环相扣。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些分析和部署是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对当时很快突破原子弹技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两份至关重要的文件，被誉为“两个纲领性文件”。 1962年11月3日，毛泽东对“两年规划”作出重要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12月4日，周总理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第二次会议，研究落实“两年规划”。在刘杰部长、钱三强副部长汇报有关情况后，38岁的朱光亚作了补充汇报。他清晰的表述、敏锐的思路、对技术工作全面透彻的理解、回答提问的准确，给与会领导留下深刻印象，受到周总理的亲切称赞。散会时，总理拉着他的手说：“请你回去告诉研究所的同志们，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很感谢你们！人民感谢你们！你们要不懈地努力！” 后来，李觉回忆说：朱光亚在高层决策岗位发挥了特殊作用。每次向中央专委、周总理汇报，都要他参加。那些重大的、向中央报告的文稿，研究规划、计划，都出自他手。
空投与两弹结合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核装置与运载工具结合、形成有实战威力的核武器的任务，摆上了重要的位置。美国人说中国在5年内解决不了运载的问题，西方记者也说中国人“有弹无枪”。
其实，核武器研究所早在研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装置时，就已经充分考虑到机载核航弹的问题。朱光亚主持制定的核武器研究所1960年科学研究计划中，安排了航弹气动外形、弹体结构和引爆控制系统的研究和设计项目。1962年，朱光亚参与起草的“两年规划”和由他主持制定的“两个纲领性文件”中，也对核航弹作出了安排。朱光亚与郭永怀、龙文光等一起组织科技人员与航空部、电子部、国防部五院（航天部）等部门协作，开展核航弹的研制工作。
朱光亚图册(20张)
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成功时，航弹气动外形、结构和总体布局以及引爆控制系统设计都已确定，运载航弹的飞机也已改装完成。随后，他们又在我国首次核试验的基础上，对核装置的理论模型和结构做了设计改进，最终完成了我国首颗核航弹的研制。
1965年5月14日，在罗布泊成功进行了核航弹空投爆炸试验。这标志着中国开始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核武器。为了表彰和鼓励从事核武器研制和试验的人员，5月30日，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贺龙、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宴请参加首次原子弹爆炸和核航弹空爆试验研制人员和有关部门代表，朱光亚作为科学家和部门代表之一受到了亲切接见。
原子弹与导弹结合（“两弹”结合）而成的核导弹，是比核航弹更为先进的核武器。核弹头与核航弹相比，在体积和重量上要大幅度地减小，所要经受的飞行环境条件则更加复杂和苛刻，研制工作难度更大。早在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攻关时期，朱光亚与核武器研究所其他领导就根据上级指示精神，部署了原子弹配导弹的前期探索研究工作。1963年开始进行核弹头核装置理论研究和引爆控制系统预研。1964年春，根据中央专委关于今后工作的指示精神，朱光亚与李觉、吴际霖等组织制定了核弹头研制工作计划，并根据聂荣臻副总理的指示，提出了导弹核弹头协作任务的主要设计、试验项目及工艺、定型等进度计划。1964 年4月完成核装置理论设计方案后，迅速转入了工程设计阶段，开展了起爆元件和大型爆轰试验，并进行了核装置结构设计和工艺试验。同时，引爆控制系统的研制也很快取得了成果。1965 年6月，朱光亚与其他同志一起，根据研制工作进展情况，组织讨论修订了研制工作计划。经过一系列地面环境试验后，为鉴定核弹头在实际飞行环境下的性能，中央批准进行导弹核武器飞行核爆炸试验（两弹结合试验）。周恩来总理对此极为重视和关怀，多次强调：“在本土进行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在世界上是个创举。我们要以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精神，确保质量，确保绝对安全。”
为了贯彻总理的指示精神，朱光亚等组织领导了一系列安全模拟试验和分析论证，在正式试验之前，又与七机部合作进行了一发安全自毁系统飞行试验和两发引爆控制系统飞行试验，努力保证做到“万无一失”。
1966年10月27日9时，在聂荣臻副总理亲自指挥下，进行了我国第一次导弹核武器发射爆炸试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标志着中国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核导弹。
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核航弹、导弹核武器的成功，我国仅用了两年时间就顺利完成原子弹研制的“三级跳”计划，快速实现了原子弹的武器化。有人评论说，朱光亚等科学家是把物理成果转化成工程成果、把科学技术转变成战斗力的大师。
地下核试验
早在1963年，正当中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关键时刻，美、苏、英三国签订了《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美国人露骨地说：“我们能够合作来阻止中国获得核能力。”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在二机部刘杰部长等同志的领导下，朱光亚组织调研分析，亲自起草了《停止核试验是一个大骗局》的报告。报告系统分析了世界几个核大国核武器研发与核试验方面的做法和发展过程，指出，他们核试验的停与否，最主要的是根据其核武器发展的需要来决定的。美、苏已进行了大量的核试验，取得了大量数据，他们停止部分核试验对其核武器发展并无重大影响，可以通过地下核试验继续发展核武器，而中国则即将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因此，美、苏、英签订部分禁试条约的目的，就是妄图把中国核武器事业扼杀在摇篮里。报告建议，我们不但不能禁试，而且要抓紧时机，尽快研制成功我国的核武器，同时，报告还指出，我们也应该尽快掌握地下核试验技术，因为地下核试验有利于保密和减少放射性污染，还可以取得地面试验难以得到的许多测试数据和资料。
根据朱光亚等人的建议，1963年9月中央专委会决定，在抓第一颗原子弹的同时，把地下核试验作为设计项目。但是，由于忙于原子弹的武器化及氢弹技术攻关，地下核试验准备工作拖延了一段时间。1967年10月底至11月中旬，在国防科委领导下，朱光亚、王淦昌、程开甲、邓稼先等讨论了首次地下核试验的目的、试验项目、工程要求等，地下核试验准备工作全面展开。核武器研究院与核试验基地密切配合，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工作，攻克了大量技术难关。
1969年8月10日，周总理主持地下核试验准备情况汇报会，朱光亚副院长代表核武器研究院汇报了试验目的、试验装置准备及加工情况。中央专委和周总理要求9月15日前准备完毕。9月19日，中央专委批准朱光亚等7人组成首次地下核试验领导小组。9月23日，朱光亚、王淦昌、程开甲、彭桓武等在现场指挥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这是我国首次进行地下平洞核试验。1970年6月，朱光亚调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仍然负责指导核武器与核试验的研究和发展工作。为了尽快使地下核试验技术过关，在动荡艰难的“文化大革命”岁月里，朱光亚与有关同志一起，兢兢业业，想方设法排除干扰，认真落实周总理和中央专委的指示精神，经常组织技术人员研究方案，解决关键问题。1975年10月和1976年10月，朱光亚参与组织领导了我国第二次、第三次地下平洞核试验，1978年10月，又成功组织首次地下竖井核试验。随着我国地下核试验技术日趋成熟，1986年3月中国政府庄严宣布：“我国已多年未进行大气层核试验，今后也将不再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
新形势核武技术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核武器技术发展正处于一个重要阶段，而美国核武器的设计水平已接近理论极限，很可能会加快军控谈判进程，促成国际上签订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1986年3月，核武器研究院院长邓稼先在病床上与于敏等同志多次讨论后，提出加快我国核试验步伐的建议。时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的朱光亚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看到邓稼先等同志写的建议后迅速给予支持，向中央领导作了汇报，并亲自参与组织领导了具体规划方案的制定与实施。1992年，美国果然提出进行全面禁核试谈判。在关键时刻，朱光亚又向中央领导汇报了“再次加快”的建议和对策。中央关于“两次加快”的正确决策，使我国在1996年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之前完成了必要的核试验，突破了先进核武器的关键技术，不仅中子弹获得里程碑式的成功，而且造就了核武器小型化、武器化的10年辉煌，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利益。在具体组织领导实施中央这一新的战略部署中，朱光亚在关注核武器研究院工作的同时，到核试验现场的次数更多了。
1996年7月29日9时，在朱光亚及有关同志的指导下，又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了。当天晚上，我国向全世界郑重宣布：从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暂停核试验。9月29日，我国政府在第51届联合国大会上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全面停止核试验前后，朱光亚多次敏锐指出，核武器技术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他亲自指导核武器研究院和核试验基地开展禁试后科研发展方向的研讨论证。经中央批准后，很快启动了禁试后核武器技术的研究发展工作。
中国首颗氢弹
1964年5月和1965年1月，毛泽东两次谈到核武器，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导弹核武器发射成功后，周恩来总理传达毛主席指示：“要连续作战，再接再厉，一鼓作气，拿下氢弹。”1963年9月完成首颗原子弹理论设计后，邓稼先、周光召等领导的理论部就在朱光亚、彭桓武安排下开始组织力量进行氢弹理论的探索。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核武器研究院再次调整机构和人员，全面展开氢弹理论研究。由于刘杰、钱三强早在1960年就已安排原子能所组织力量对氢弹有关问题进行预先研究，1965年元月，二机部决定将黄祖洽、于敏带领的这部分力量从原子能所调到核武器研究院。2月，二机部上报由朱光亚起草的《关于加快核武器发展问题的报告》。在朱光亚和彭桓武的指导下，组织制定了加速突破氢弹技术的科研工作大纲，并把目标设定为先进的能配导弹的热核弹头。朱光亚鼓励科研人员破除论资排辈思想，发扬学术民主，大胆设想，提出各种新的概念和设计思想。经过充分讨论、研究、补充完善，最后综合归纳出两种攻关途径。又经过几个月夜以继日的忘我工作，基本明确了攻关的技术路线。在此基础上，1965年8月，朱光亚组织起草了《关于突破氢弹技术关键问题上的工作安排》，对必须重点解决的理论方案和热核材料制备两个关键问题，尤其是氢弹原理的突破，作了统筹安排部署。在他的支持下，彭桓武、邓稼先领导理论部组织力量对氢弹原理进行“多路探索”。1965年底，于敏带领的部分科技人员探索到一种新的制造氢弹的理论方案，朱光亚多次与彭桓武、邓稼先等组织专家反复论证，逐步完善了这个方案。同年12月，他参与组织了核武器研究院两年科研与生产规划会议，提出突破氢弹原理按两手准备，以新理论方案为主，组织全院理论、实验、设计、生产等各方面力量集中攻关。在此基础上，他代二机部起草了上报中央专委的《关于核武器科研生产两年规划的请示》，并列席由周总理主持的中央专委会议，汇报有关技术关键问题。在抓理论设计的同时，他还亲自部署并指导了热核材料的研制工作。经过各部门的大力协同和艰苦努力，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成功，这是中国掌握氢弹技术的重要标志。新原理简便、先进、可行。朱光亚马上组织有关人员分析这次试验的数据，全面展开第一颗全当量氢弹试验的准备工作。
1967年初，氢弹正式试验的理论方案完成后，氢弹装置结构设计、制造等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这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混乱时期，许多科学家、技术人员靠边站，这令朱光亚既困惑又有苦难言，科研管理如履薄冰。经过夜以继日的苦斗，1967年6月5日，氢弹装置终于加工完毕，8日运抵试验基地，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先于法国1年时间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发展速度是核大国中最快的。
推动核电发展
朱光亚调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以后的30多年岁月里，他的工作面越来越宽。在国防科技领域，除继续指导核武器和核试验技术研究发展工作外，他还指导了潜艇核动力、核材料技术的研究发展，指导了国防科技与武器装备发展战略研究、武器装备预先研究、国防关键技术报告制定、国家安全重大基础研究等重大工作，提出了许多战略性、前瞻性和创新性的重要思想和建议，为迎接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实现我国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的跨越式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按照组织上的安排，他还积极参与了国防高科技向民用转移、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以及“军民结合”发展我国高技术等方面的组织领导工作，特别是在我国核电技术发展、放射性同位素应用开发和“863”计划制定与实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核电技术是在军用核科技的基础上起步的。随着原子弹、氢弹技术的突破，在军事应用的牵引下，我国迅速建起了比较完整的核科技工业体系，为进一步开发利用核技术、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70年2月、7月、11 月，周恩来总理先后3次提出要搞核电建设，并提出二机部不是“爆炸部”，除了爆炸原子弹、氢弹外，还要为国家经济发展作出贡献。1971年，刚刚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朱光亚受命参与组织领导我国第一座核电站的筹建工作。他与二机部领导同志一起提名推荐专家参加核电站的研究、设计，在“文化大革命”艰难岁月里迅速组建起一支具有较高水平和较强科研能力的技术专家队伍，着手核电站的探索研究和调查论证。选择堆型是建设核电站需要慎重决策的关键环节。当初，对我国第一座核电站选择哪种堆型，各方面意见分歧很大。在朱光亚的支持下，项目组经过与许多专家共同商讨、论证，逐渐达成了共识，提出了放弃熔盐堆改用压水堆的意见，并很快完成了30万千瓦压水堆核电站设计方案。1974年3月，周恩来总理抱病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议，听取核电站设计方案汇报。会上，朱光亚有力地说明了这个方案的可行性，对其给予了明确的支持。会议批准了这个方案，并决定列入国家专项工程，定名为“七二八”工程。后来的实践证明，压水堆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符合我国实际和世界核电站发展的主流。朱光亚指导了核电站研究、设计任务的分解，以及研究试验和技术攻关项目的开展，特别是对核燃料组件的设计、试验、研制等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指导，使核燃料组件得以完全立足于国内研制成功。
尽管科研工作取得了许多进展，但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在周恩来总理病重和逝世后的几年里，核电站建设迟迟不能进入工程实施阶段。直到邓小平同志再次复出后，核电站建设才重新提上重要日程。朱光亚亲自参与领导了核电站的踏勘选址，亲赴浙江、江苏、上海多个选点考察，最终于1982年选定了浙江省海盐县的秦山厂址。1984年2月，朱光亚代表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国防科工委主持了秦山核电站扩大初步设计的审批会议，审查批准了扩大初步设计，并对即将开展的工程建设中将要面临的重大关键问题和工程进度等作出了决策。1985年3月，秦山核电站正式开工，设备研制同步进行。1991年12月15 日核电站首次并网发电成功，实现了我国核电技术的重大突破。这些成就的取得，无不凝聚着朱光亚的心血和智慧。
“863”计划
“863”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是朱光亚贯彻“军民结合”方针、参与组织领导的又一项国家重要工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蓬勃兴起，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朱光亚敏锐注意到激光技术、电子技术等新兴技术领域将会产生的深刻影响。他参与组织指导了激光技术、核技术、电子技术、新材料技术、航空航天技术、计算机技术等一系列高技术研究发展座谈会，并建议在国防科技研究项目计划中作出部署安排。1983年，美国提出SDI（星球大战）计划，苏联、西欧、日本等国也相继提出了高技术发展计划，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和重视。国内各有关部门和单位纷纷召开研讨会研究对策。1986年3月3日，王大珩、王淦昌、杨家墀、陈芳允4位著名科学家联名上书邓小平和党中央，提出“关于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重要建议。3月5日，邓小平批示：“此事宜速决断，不可拖延”。随后，国务院组织全国200多位著名专家学者进行了充分的专题研究，制订出我国第一个“军民结合”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朱光亚作为国务院高技术计划协调指导小组的成员和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著名科学家，亲自参与组织和指导了专家论证工作以及《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纲要》的起草。
研究和交流
20世纪80年代，朱光亚注意到随着我国改革深入和开放扩大，世界形势特别是军控形势直接影响着我国尖端武器技术的发展。他提出，我们不能两眼不看世界风云，只顾埋头搞武器研究。从此，朱光亚开始倡导并组织核军备控制研究，认为这是维护世界战略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工作之一。他指出：军备控制不仅是政治外交方面的问题，还涉及许多科学技术问题，我们要从科学和技术上支持国家外事工作。他多次召集有关同志研究工作，讨论如何扩大研究队伍和深化研究，提出要在工作实践中发现人才，搞一个干实事的小组。在他亲自动员和领导下，成立了由核技术、军事、外交等领域专家组成，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研究组织，广泛深入地开展军控研究和交流工作。他提出了明确的工作方针和研究方向，还亲自参加许多具体工作，使我国核军控研究开展得有声有色，取得了丰富成果，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我国国防科技发展和外交斗争。
1991年10月，朱光亚率中国科学家小组赴美，与美国科学院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委员会（CISAC）进行双边学术交流。这是他自1950年从密执安大学归国之后时隔41年第一次踏上美国国土。交流会上，他亲自向美国同行介绍我国军备控制研究的成果，宣传我国的立场和观点，取得良好效果。他为能够参与军备控制研究这一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工作感到欣慰。
4学术成果
《符合测量方法：（Ⅱ）内变换》、《研究性重水反应堆的物理参数的测定》等论文。60年代，他负责并组织领导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究、设计、制造与试验研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发展及军备控制问题研究等工作，为中国核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1957年从事核反应堆的研究工作，领导设计、建成轻水零功率装置并开展了堆物理试验，跨出了中国自行设计、建造核反应堆的第一步。他是中国核武器研制的科学技术领导人，负责并领导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1962年主持编写的《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对争取在两年内实现第一次原子弹爆炸试验的目标起了重要作用。参与组织领导中国历次原子弹、氢弹的试验，为“两弹”技术突破及其武器化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70年代以来参与组织秦山核电站筹建和放射性同位素应用开发研究，80年代后参与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工作。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5教育事业
1991年5月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朱光亚众望所归，被选为中国科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主席，继李四光、周培源、钱学森等著名科学家之后，成为这个全国性统一的科技工作者群众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在每年一度代表常务委员会向全国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中，他反复阐述要从党的群众工作和国家科技工作两个方面，全面理解和把握科协工作在全党全国工作大局中的地位，对科协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大形势面前坚持团体性质和正确方向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十分珍视老一辈科学家在旧中国艰难环境和条件下开创的民主办会的宝贵经验，提出要处理好科协机关逐级负责的运行机制与科协团体民主办会、搞好服务的关系，把二者统一到建好“科技工作者之家”上来，使民主办会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进一步发扬。
6荣誉评价
40多年来，朱光亚始终处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科技决策的高层。在核武器技术发展的每一个重要关键时刻，都凝聚了他的智慧和决心。无论是发展方向的抉择和决策，还是核武器研制和核试验关键技术问题的决策，他都起到了主导作用，为中国特色核武器事业的持续快速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1999年9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召开的表彰大会上，朱光亚与其他22位功勋卓著的科学家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是我国科技界的至高荣誉。
朱光亚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第十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届至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他是第三届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历任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主任，总装备部科技委主任。先后当选为中国核学会第一届、第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四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名誉主席；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主席团名誉主席。1980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他多次荣获国家大奖和有关奖励。1985年，《原子弹的突破和武器化》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1988 年，《我国核武器大气层核试验的总体设计和组织实施》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1996年11月，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由他主持的由军内外200多名专家参加撰写的《2000年中国国防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获全军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朱光亚被评为“感动中国2011年度人物”。
7高尚情怀
1996年朱光亚将获得的何梁何利奖100万元港币全部捐赠给中国工程科技奖助基金会，用以奖励中国优秀工程科技专家。1999年9月9日又把4万余元稿费捐赠给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他在把金钱捐赠出去的同时，对子女则注意知识传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高考恢复，耽误学业的三个子女的文化课补习中，数学、物理由他指导，化学则由妻子负责。他辅导孩子时主要传授思考问题的方法，让他们学会举一反三，并根据每个人的特点，提出选择专业的建议。
8感动中国人物
2012年2月3日晚，《感动中国2011年度颁奖盛典》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白岩松和敬一丹联手主持，2011感动中国人物榜单正式出炉。
他的颁奖辞：人生为一大事来。
他一生就做了一件事，但却是新中国血脉中，激烈奔涌的最雄壮力量。细推物理即是乐，不用浮名绊此生。遥远苍穹，他是最亮的星。[4]
朱光亚，男，1924年12月25日生，汉族，湖北武汉人，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研究生毕业，我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原主席，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党组书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2011年，荣膺感动中国人物。1997年后担任南京大学校友总会名誉董事长。2002年5月， 获南京大学“世纪校友学术成就金质奖章”
科研成就
中国首颗原子弹
朱光亚
“两年规划”经中央批准后，在中央专委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下，“两个纲领性文件”立即转化成了核武器研究所与二机部、国家有关部委和省市协同攻关的实际行动。 为了加强对原子弹研制工作的技术指导，核武器研究所设立了产品设计、中子点火、冷试验、场外试验4个技术委员会，朱光亚兼任中子点火委员会副主任，与主任彭桓武一起指导青年科技人员开展中子源的攻关研究。
1963年3月，朱光亚参与组织确定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报二机部批准后，千军万马即将奔赴青海草原核武器研制基地进行大会战。4月2日，二机部领导和朱光亚等78位科学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邓小平总书记对核武器研究所的代表说：“你们的计划，毛主席、党中央已经批准。路线、方针、政策已经确定，现在就是你们去执行。你们大胆地去干，干好了是你们的，干错了是我们书记处的。”给核武器研究人员以极大的鼓励和鞭策。
朱光亚与李觉、吴际霖等组织在北京的科研、生产人员以及经中央专委批准增调的技术骨干迅速汇集到西北基地，全面开展理论、试验、设计、生产等各方面工作，形成了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总攻局面。
朱光亚与陈毅在视察原子弹基地
1963年5月，按照张爱萍、钱三强的要求，朱光亚主持起草了《第一期试验大纲草案》（即原子弹装置核爆炸试验大纲），指出核爆炸试验的任务是由低到高逐步过技术关。建议先做地面爆炸试验，再做空投爆炸试验，并详细提出了试验测试的主要项目、技术保障、测试场地总布局、试验规模等内容。8月，朱光亚与刘杰等领导参加了青海研制基地冷试验专题研讨会，为综合验证理论设计和一系列单项试验成果，决定尽快实施关键性的全球聚合爆轰试验。计划制订后，朱光亚几乎每天都要了解各方面工作的进展情况，并具体指挥。在他和李觉、吴际霖、王淦昌、陈能宽、邓稼先、周光召等的组织领导下，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努力，解决了大量理论、技术和生产问题，于11月20日成功进行了缩比尺寸全球聚合爆轰试验。朱光亚亲自撰写试验总结，认为这项试验完成后，原子弹研制的关键技术只剩下等待足够的核材料和临界实验了。
1964年2月，二机部决定在核武器研究所基础上成立核武器研究院，李觉任院长，吴际霖、郭英会、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朱光亚、程开甲等9人任副院长。朱光亚仍然协助李觉、吴际霖统管科技工作。3月朱光亚组织制订研究院《1964年科研工作计划纲要》，详细布置了原子弹研制和试验工作计划。
1964年4月11日，中央专委会第八次会议决定首次核爆炸试验采用塔爆方式，并要求于9月10日前做好准备，做到“保响、保测、保安全，一次成功”。4月18日至5月4日，朱光亚与李觉、吴际霖等一起从青海研制基地赴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实地勘察空运、陆运和试验现场保障条件的各个工作细节，提出了周密的技术措施。
朱光亚
在各项工作进展顺利的基础上，6月6日，朱光亚在青海基地与其他同志一起组织进行了全尺寸全球聚合爆轰试验，这是原子弹装置核爆炸前的一次综合预演。试验取得完全成功，预示着原子弹装置核爆炸已经成功在望。在现场视察指导工作的张爱萍副总参谋长即兴赋诗一首：“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冷试验成功——赠朱光亚和九院全体同志：祁连雪峰耸入云，草原儿女多奇能。炼丹修道沥肝胆，应时而出惊世闻。” 6月12日，朱光亚组织起草完成了《596装置国家试验大纲》，对核装置运输、总装与质量检验、引控系统调试、测试项目等各个环节提出了要求，第一次核爆炸试验开始全面转入现场实施阶段。7月，核武器研究院组成了以李觉、朱光亚为首的第九作业队，并由吴际霖、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陈能宽、邓稼先等专家组成技术领导核心，负责处理现场出现的问题。8月20日，首次核试验用的试验装置以及备品备件全部加工、装配、验收完毕，陆续运往试验场。8月23日，在核试验基地成立了由张爱萍等30余人组成的中共首次试验委员会，朱光亚等13人任常委。下设12个部，他兼任试验部副部长和第九作业队副队长。9月，中央专委会提出两种方案，一是早试，二是择机待试。毛泽东指示：原子弹是吓唬人的，既然是吓唬人的，就早试。
10月8日成立国家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张爱萍任主任委员，朱光亚等9人任副主任委员。朱光亚等在现场亲自指导技术人员严格按规程进行原子弹装置装配与检验。14日晚，经张爱萍、刘西尧、张震寰、张蕴钰、李觉、朱光亚等签字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被吊上铁塔……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威力为2.3万吨梯恩梯当量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结果表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从理论、结构、设计、制造到引爆控制系统、测试技术等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平时颇有酒量的朱光亚开怀畅饮，加之连日劳累，他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喝醉了。
纲领性文件
朱光亚
经过艰苦紧张的探索研究，1962年，原子弹的理论设计、爆轰试验、中子源研制等均取得了重大进展，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建设以及核材料生产等问题也在按计划进行。然而，由于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对原子弹研制项目是否“下马”存在着不同意见的争论。9月，二机部刘杰部长与李觉、吴际霖、朱光亚等研究后，向中央上报了《关于自力更生建设原子能工业情况的报告》，提出两年内进行我国第一个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的“两年规划”。为进一步分析研究其可行性，根据领导和专家集体讨论的意见，由朱光亚主持拟制了《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和《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及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这两份文件在科学总结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了技术上最关键的问题，提出了必须完成的基本建设项目和条件，并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提出了核爆炸试验分两步走的方案，第一步先做地面爆炸试验，第二步再做空中爆炸试验。整个安排有条不紊，环环相扣。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些分析和部署是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对当时很快突破原子弹技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两份至关重要的文件，被誉为“两个纲领性文件”。 1962年11月3日，毛泽东对“两年规划”作出重要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12月4日，周总理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第二次会议，研究落实“两年规划”。在刘杰部长、钱三强副部长汇报有关情况后，38岁的朱光亚作了补充汇报。他清晰的表述、敏锐的思路、对技术工作全面透彻的理解、回答提问的准确，给与会领导留下深刻印象，受到周总理的亲切称赞。散会时，总理拉着他的手说：“请你回去告诉研究所的同志们，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很感谢你们！人民感谢你们！你们要不懈地努力！” 后来，李觉回忆说：朱光亚在高层决策岗位发挥了特殊作用。每次向中央专委、周总理汇报，都要他参加。那些重大的、向中央报告的文稿，研究规划、计划，都出自他手。
空投与两弹结合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核装置与运载工具结合、形成有实战威力的核武器的任务，摆上了重要的位置。美国人说中国在5年内解决不了运载的问题，西方记者也说中国人“有弹无枪”。
其实，核武器研究所早在研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装置时，就已经充分考虑到机载核航弹的问题。朱光亚主持制定的核武器研究所1960年科学研究计划中，安排了航弹气动外形、弹体结构和引爆控制系统的研究和设计项目。1962年，朱光亚参与起草的“两年规划”和由他主持制定的“两个纲领性文件”中，也对核航弹作出了安排。朱光亚与郭永怀、龙文光等一起组织科技人员与航空部、电子部、国防部五院（航天部）等部门协作，开展核航弹的研制工作。
朱光亚图册(20张)
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成功时，航弹气动外形、结构和总体布局以及引爆控制系统设计都已确定，运载航弹的飞机也已改装完成。随后，他们又在我国首次核试验的基础上，对核装置的理论模型和结构做了设计改进，最终完成了我国首颗核航弹的研制。
1965年5月14日，在罗布泊成功进行了核航弹空投爆炸试验。这标志着中国开始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核武器。为了表彰和鼓励从事核武器研制和试验的人员，5月30日，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贺龙、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宴请参加首次原子弹爆炸和核航弹空爆试验研制人员和有关部门代表，朱光亚作为科学家和部门代表之一受到了亲切接见。
原子弹与导弹结合（“两弹”结合）而成的核导弹，是比核航弹更为先进的核武器。核弹头与核航弹相比，在体积和重量上要大幅度地减小，所要经受的飞行环境条件则更加复杂和苛刻，研制工作难度更大。早在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攻关时期，朱光亚与核武器研究所其他领导就根据上级指示精神，部署了原子弹配导弹的前期探索研究工作。1963年开始进行核弹头核装置理论研究和引爆控制系统预研。1964年春，根据中央专委关于今后工作的指示精神，朱光亚与李觉、吴际霖等组织制定了核弹头研制工作计划，并根据聂荣臻副总理的指示，提出了导弹核弹头协作任务的主要设计、试验项目及工艺、定型等进度计划。1964 年4月完成核装置理论设计方案后，迅速转入了工程设计阶段，开展了起爆元件和大型爆轰试验，并进行了核装置结构设计和工艺试验。同时，引爆控制系统的研制也很快取得了成果。1965 年6月，朱光亚与其他同志一起，根据研制工作进展情况，组织讨论修订了研制工作计划。经过一系列地面环境试验后，为鉴定核弹头在实际飞行环境下的性能，中央批准进行导弹核武器飞行核爆炸试验（两弹结合试验）。周恩来总理对此极为重视和关怀，多次强调：“在本土进行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在世界上是个创举。我们要以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精神，确保质量，确保绝对安全。”
为了贯彻总理的指示精神，朱光亚等组织领导了一系列安全模拟试验和分析论证，在正式试验之前，又与七机部合作进行了一发安全自毁系统飞行试验和两发引爆控制系统飞行试验，努力保证做到“万无一失”。
1966年10月27日9时，在聂荣臻副总理亲自指挥下，进行了我国第一次导弹核武器发射爆炸试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标志着中国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核导弹。
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核航弹、导弹核武器的成功，我国仅用了两年时间就顺利完成原子弹研制的“三级跳”计划，快速实现了原子弹的武器化。有人评论说，朱光亚等科学家是把物理成果转化成工程成果、把科学技术转变成战斗力的大师。
地下核试验
早在1963年，正当中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关键时刻，美、苏、英三国签订了《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美国人露骨地说：“我们能够合作来阻止中国获得核能力。”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在二机部刘杰部长等同志的领导下，朱光亚组织调研分析，亲自起草了《停止核试验是一个大骗局》的报告。报告系统分析了世界几个核大国核武器研发与核试验方面的做法和发展过程，指出，他们核试验的停与否，最主要的是根据其核武器发展的需要来决定的。美、苏已进行了大量的核试验，取得了大量数据，他们停止部分核试验对其核武器发展并无重大影响，可以通过地下核试验继续发展核武器，而中国则即将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因此，美、苏、英签订部分禁试条约的目的，就是妄图把中国核武器事业扼杀在摇篮里。报告建议，我们不但不能禁试，而且要抓紧时机，尽快研制成功我国的核武器，同时，报告还指出，我们也应该尽快掌握地下核试验技术，因为地下核试验有利于保密和减少放射性污染，还可以取得地面试验难以得到的许多测试数据和资料。
根据朱光亚等人的建议，1963年9月中央专委会决定，在抓第一颗原子弹的同时，把地下核试验作为设计项目。但是，由于忙于原子弹的武器化及氢弹技术攻关，地下核试验准备工作拖延了一段时间。1967年10月底至11月中旬，在国防科委领导下，朱光亚、王淦昌、程开甲、邓稼先等讨论了首次地下核试验的目的、试验项目、工程要求等，地下核试验准备工作全面展开。核武器研究院与核试验基地密切配合，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工作，攻克了大量技术难关。
1969年8月10日，周总理主持地下核试验准备情况汇报会，朱光亚副院长代表核武器研究院汇报了试验目的、试验装置准备及加工情况。中央专委和周总理要求9月15日前准备完毕。9月19日，中央专委批准朱光亚等7人组成首次地下核试验领导小组。9月23日，朱光亚、王淦昌、程开甲、彭桓武等在现场指挥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这是我国首次进行地下平洞核试验。1970年6月，朱光亚调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仍然负责指导核武器与核试验的研究和发展工作。为了尽快使地下核试验技术过关，在动荡艰难的“文化大革命”岁月里，朱光亚与有关同志一起，兢兢业业，想方设法排除干扰，认真落实周总理和中央专委的指示精神，经常组织技术人员研究方案，解决关键问题。1975年10月和1976年10月，朱光亚参与组织领导了我国第二次、第三次地下平洞核试验，1978年10月，又成功组织首次地下竖井核试验。随着我国地下核试验技术日趋成熟，1986年3月中国政府庄严宣布：“我国已多年未进行大气层核试验，今后也将不再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
新形势核武技术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核武器技术发展正处于一个重要阶段，而美国核武器的设计水平已接近理论极限，很可能会加快军控谈判进程，促成国际上签订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1986年3月，核武器研究院院长邓稼先在病床上与于敏等同志多次讨论后，提出加快我国核试验步伐的建议。时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的朱光亚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看到邓稼先等同志写的建议后迅速给予支持，向中央领导作了汇报，并亲自参与组织领导了具体规划方案的制定与实施。1992年，美国果然提出进行全面禁核试谈判。在关键时刻，朱光亚又向中央领导汇报了“再次加快”的建议和对策。中央关于“两次加快”的正确决策，使我国在1996年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之前完成了必要的核试验，突破了先进核武器的关键技术，不仅中子弹获得里程碑式的成功，而且造就了核武器小型化、武器化的10年辉煌，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利益。在具体组织领导实施中央这一新的战略部署中，朱光亚在关注核武器研究院工作的同时，到核试验现场的次数更多了。
1996年7月29日9时，在朱光亚及有关同志的指导下，又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了。当天晚上，我国向全世界郑重宣布：从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暂停核试验。9月29日，我国政府在第51届联合国大会上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全面停止核试验前后，朱光亚多次敏锐指出，核武器技术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他亲自指导核武器研究院和核试验基地开展禁试后科研发展方向的研讨论证。经中央批准后，很快启动了禁试后核武器技术的研究发展工作。
中国首颗氢弹
1964年5月和1965年1月，毛泽东两次谈到核武器，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导弹核武器发射成功后，周恩来总理传达毛主席指示：“要连续作战，再接再厉，一鼓作气，拿下氢弹。”1963年9月完成首颗原子弹理论设计后，邓稼先、周光召等领导的理论部就在朱光亚、彭桓武安排下开始组织力量进行氢弹理论的探索。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核武器研究院再次调整机构和人员，全面展开氢弹理论研究。由于刘杰、钱三强早在1960年就已安排原子能所组织力量对氢弹有关问题进行预先研究，1965年元月，二机部决定将黄祖洽、于敏带领的这部分力量从原子能所调到核武器研究院。2月，二机部上报由朱光亚起草的《关于加快核武器发展问题的报告》。在朱光亚和彭桓武的指导下，组织制定了加速突破氢弹技术的科研工作大纲，并把目标设定为先进的能配导弹的热核弹头。朱光亚鼓励科研人员破除论资排辈思想，发扬学术民主，大胆设想，提出各种新的概念和设计思想。经过充分讨论、研究、补充完善，最后综合归纳出两种攻关途径。又经过几个月夜以继日的忘我工作，基本明确了攻关的技术路线。在此基础上，1965年8月，朱光亚组织起草了《关于突破氢弹技术关键问题上的工作安排》，对必须重点解决的理论方案和热核材料制备两个关键问题，尤其是氢弹原理的突破，作了统筹安排部署。在他的支持下，彭桓武、邓稼先领导理论部组织力量对氢弹原理进行“多路探索”。1965年底，于敏带领的部分科技人员探索到一种新的制造氢弹的理论方案，朱光亚多次与彭桓武、邓稼先等组织专家反复论证，逐步完善了这个方案。同年12月，他参与组织了核武器研究院两年科研与生产规划会议，提出突破氢弹原理按两手准备，以新理论方案为主，组织全院理论、实验、设计、生产等各方面力量集中攻关。在此基础上，他代二机部起草了上报中央专委的《关于核武器科研生产两年规划的请示》，并列席由周总理主持的中央专委会议，汇报有关技术关键问题。在抓理论设计的同时，他还亲自部署并指导了热核材料的研制工作。经过各部门的大力协同和艰苦努力，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成功，这是中国掌握氢弹技术的重要标志。新原理简便、先进、可行。朱光亚马上组织有关人员分析这次试验的数据，全面展开第一颗全当量氢弹试验的准备工作。
1967年初，氢弹正式试验的理论方案完成后，氢弹装置结构设计、制造等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这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混乱时期，许多科学家、技术人员靠边站，这令朱光亚既困惑又有苦难言，科研管理如履薄冰。经过夜以继日的苦斗，1967年6月5日，氢弹装置终于加工完毕，8日运抵试验基地，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先于法国1年时间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发展速度是核大国中最快的。
推动核电发展
朱光亚调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以后的30多年岁月里，他的工作面越来越宽。在国防科技领域，除继续指导核武器和核试验技术研究发展工作外，他还指导了潜艇核动力、核材料技术的研究发展，指导了国防科技与武器装备发展战略研究、武器装备预先研究、国防关键技术报告制定、国家安全重大基础研究等重大工作，提出了许多战略性、前瞻性和创新性的重要思想和建议，为迎接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实现我国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的跨越式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按照组织上的安排，他还积极参与了国防高科技向民用转移、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以及“军民结合”发展我国高技术等方面的组织领导工作，特别是在我国核电技术发展、放射性同位素应用开发和“863”计划制定与实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核电技术是在军用核科技的基础上起步的。随着原子弹、氢弹技术的突破，在军事应用的牵引下，我国迅速建起了比较完整的核科技工业体系，为进一步开发利用核技术、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70年2月、7月、11 月，周恩来总理先后3次提出要搞核电建设，并提出二机部不是“爆炸部”，除了爆炸原子弹、氢弹外，还要为国家经济发展作出贡献。1971年，刚刚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朱光亚受命参与组织领导我国第一座核电站的筹建工作。他与二机部领导同志一起提名推荐专家参加核电站的研究、设计，在“文化大革命”艰难岁月里迅速组建起一支具有较高水平和较强科研能力的技术专家队伍，着手核电站的探索研究和调查论证。选择堆型是建设核电站需要慎重决策的关键环节。当初，对我国第一座核电站选择哪种堆型，各方面意见分歧很大。在朱光亚的支持下，项目组经过与许多专家共同商讨、论证，逐渐达成了共识，提出了放弃熔盐堆改用压水堆的意见，并很快完成了30万千瓦压水堆核电站设计方案。1974年3月，周恩来总理抱病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议，听取核电站设计方案汇报。会上，朱光亚有力地说明了这个方案的可行性，对其给予了明确的支持。会议批准了这个方案，并决定列入国家专项工程，定名为“七二八”工程。后来的实践证明，压水堆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符合我国实际和世界核电站发展的主流。朱光亚指导了核电站研究、设计任务的分解，以及研究试验和技术攻关项目的开展，特别是对核燃料组件的设计、试验、研制等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指导，使核燃料组件得以完全立足于国内研制成功。
尽管科研工作取得了许多进展，但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在周恩来总理病重和逝世后的几年里，核电站建设迟迟不能进入工程实施阶段。直到邓小平同志再次复出后，核电站建设才重新提上重要日程。朱光亚亲自参与领导了核电站的踏勘选址，亲赴浙江、江苏、上海多个选点考察，最终于1982年选定了浙江省海盐县的秦山厂址。1984年2月，朱光亚代表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国防科工委主持了秦山核电站扩大初步设计的审批会议，审查批准了扩大初步设计，并对即将开展的工程建设中将要面临的重大关键问题和工程进度等作出了决策。1985年3月，秦山核电站正式开工，设备研制同步进行。1991年12月15 日核电站首次并网发电成功，实现了我国核电技术的重大突破。这些成就的取得，无不凝聚着朱光亚的心血和智慧。
“863”计划
“863”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是朱光亚贯彻“军民结合”方针、参与组织领导的又一项国家重要工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蓬勃兴起，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朱光亚敏锐注意到激光技术、电子技术等新兴技术领域将会产生的深刻影响。他参与组织指导了激光技术、核技术、电子技术、新材料技术、航空航天技术、计算机技术等一系列高技术研究发展座谈会，并建议在国防科技研究项目计划中作出部署安排。1983年，美国提出SDI（星球大战）计划，苏联、西欧、日本等国也相继提出了高技术发展计划，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和重视。国内各有关部门和单位纷纷召开研讨会研究对策。1986年3月3日，王大珩、王淦昌、杨家墀、陈芳允4位著名科学家联名上书邓小平和党中央，提出“关于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重要建议。3月5日，邓小平批示：“此事宜速决断，不可拖延”。随后，国务院组织全国200多位著名专家学者进行了充分的专题研究，制订出我国第一个“军民结合”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朱光亚作为国务院高技术计划协调指导小组的成员和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著名科学家，亲自参与组织和指导了专家论证工作以及《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纲要》的起草。
研究和交流
20世纪80年代，朱光亚注意到随着我国改革深入和开放扩大，世界形势特别是军控形势直接影响着我国尖端武器技术的发展。他提出，我们不能两眼不看世界风云，只顾埋头搞武器研究。从此，朱光亚开始倡导并组织核军备控制研究，认为这是维护世界战略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工作之一。他指出：军备控制不仅是政治外交方面的问题，还涉及许多科学技术问题，我们要从科学和技术上支持国家外事工作。他多次召集有关同志研究工作，讨论如何扩大研究队伍和深化研究，提出要在工作实践中发现人才，搞一个干实事的小组。在他亲自动员和领导下，成立了由核技术、军事、外交等领域专家组成，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研究组织，广泛深入地开展军控研究和交流工作。他提出了明确的工作方针和研究方向，还亲自参加许多具体工作，使我国核军控研究开展得有声有色，取得了丰富成果，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我国国防科技发展和外交斗争。
1991年10月，朱光亚率中国科学家小组赴美，与美国科学院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委员会（CISAC）进行双边学术交流。这是他自1950年从密执安大学归国之后时隔41年第一次踏上美国国土。交流会上，他亲自向美国同行介绍我国军备控制研究的成果，宣传我国的立场和观点，取得良好效果。他为能够参与军备控制研究这一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工作感到欣慰。
4学术成果
《符合测量方法：（Ⅱ）内变换》、《研究性重水反应堆的物理参数的测定》等论文。60年代，他负责并组织领导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究、设计、制造与试验研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发展及军备控制问题研究等工作，为中国核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1957年从事核反应堆的研究工作，领导设计、建成轻水零功率装置并开展了堆物理试验，跨出了中国自行设计、建造核反应堆的第一步。他是中国核武器研制的科学技术领导人，负责并领导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1962年主持编写的《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对争取在两年内实现第一次原子弹爆炸试验的目标起了重要作用。参与组织领导中国历次原子弹、氢弹的试验，为“两弹”技术突破及其武器化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70年代以来参与组织秦山核电站筹建和放射性同位素应用开发研究，80年代后参与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工作。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5教育事业
1991年5月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朱光亚众望所归，被选为中国科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主席，继李四光、周培源、钱学森等著名科学家之后，成为这个全国性统一的科技工作者群众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在每年一度代表常务委员会向全国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中，他反复阐述要从党的群众工作和国家科技工作两个方面，全面理解和把握科协工作在全党全国工作大局中的地位，对科协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大形势面前坚持团体性质和正确方向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十分珍视老一辈科学家在旧中国艰难环境和条件下开创的民主办会的宝贵经验，提出要处理好科协机关逐级负责的运行机制与科协团体民主办会、搞好服务的关系，把二者统一到建好“科技工作者之家”上来，使民主办会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进一步发扬。
6荣誉评价
40多年来，朱光亚始终处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科技决策的高层。在核武器技术发展的每一个重要关键时刻，都凝聚了他的智慧和决心。无论是发展方向的抉择和决策，还是核武器研制和核试验关键技术问题的决策，他都起到了主导作用，为中国特色核武器事业的持续快速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1999年9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召开的表彰大会上，朱光亚与其他22位功勋卓著的科学家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是我国科技界的至高荣誉。
朱光亚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第十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届至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他是第三届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历任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主任，总装备部科技委主任。先后当选为中国核学会第一届、第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四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名誉主席；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主席团名誉主席。1980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他多次荣获国家大奖和有关奖励。1985年，《原子弹的突破和武器化》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1988 年，《我国核武器大气层核试验的总体设计和组织实施》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1996年11月，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由他主持的由军内外200多名专家参加撰写的《2000年中国国防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获全军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朱光亚被评为“感动中国2011年度人物”。
7高尚情怀
1996年朱光亚将获得的何梁何利奖100万元港币全部捐赠给中国工程科技奖助基金会，用以奖励中国优秀工程科技专家。1999年9月9日又把4万余元稿费捐赠给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他在把金钱捐赠出去的同时，对子女则注意知识传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高考恢复，耽误学业的三个子女的文化课补习中，数学、物理由他指导，化学则由妻子负责。他辅导孩子时主要传授思考问题的方法，让他们学会举一反三，并根据每个人的特点，提出选择专业的建议。
8感动中国人物
2012年2月3日晚，《感动中国2011年度颁奖盛典》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白岩松和敬一丹联手主持，2011感动中国人物榜单正式出炉。
他的颁奖辞：人生为一大事来。
他一生就做了一件事，但却是新中国血脉中，激烈奔涌的最雄壮力量。细推物理即是乐，不用浮名绊此生。遥远苍穹，他是最亮的星。[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