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国民党老兵去台后的凄凉生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10:16:03
http://tw.people.com.cn/n/2013/1004/c14657-23103685.html
原标题：国民党老兵去台后的凄凉生活
1960年5月9日，国民党迁台后的第一项主要基础建设——中部东西横贯公路举行通车典礼。“行政院院长”陈诚和“退辅会主委”蒋经国出席。
这条公路穿越台湾险峻高耸的中央山脉，在修建的过程中，施工方共动员了一万多名“荣民”作为开路工人，其中三百多名“荣民”因工程的艰险而伤亡。
中部东西横贯公路的作用在于将台湾的东西部连了起来，使得台湾东部的发展可以加速，然而对当时的台湾当局来说，修建这条耗资巨大，用工极多的公路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用意，那就是安置数量众多的退伍军人。
从1950年起，原本随国民党来台的60万士兵，在台湾实施义务兵役制后，逐步被年轻的本省新兵取代。大批士兵退伍，他们在台湾没有亲人，自己也身无长技，退伍后怎么生活？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就在这个背景下，台湾当局于1954年11月设立了“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简称“退辅会”，以安置和辅导这些退伍士兵转业。一开始，“退辅会”主任由台湾省“主席”严家淦兼任，副主任是蒋经国，而在实际上，严家淦只是挂个虚衔，主要工作都由蒋经国操办。
“荣民”这个指代退伍士兵的概念由此产生，它的全称为“荣誉国民”。
蒋经国在“退辅会”上任不到半年，即为“荣民”们建立了屏东隘寮农场、嘉义大埔农场、宜兰三星农场、花莲寿丰农场、彰化二水农场等，让“荣民”们种植水果和其他一些农产品，能够自食其力。后来，又在屏东、花莲、台南、新竹等地修建了“荣民之家”，安置那些年老的“荣民”。
1956年6月6日，台北的“荣民总医院”在蒋经国的推动下开始兴建，并于三年后投入使用，简称“荣总”，日后这家医院不但成为许多“荣民”看病的地方，也成为国民党许多高层人物的病房，蒋经国遗孀蒋方良在病重时，宋楚瑜即是赴“荣总”探望。
中部东西横贯公路的兴建是蒋经国在“退辅会”干的一件大事。在施工前，蒋经国就带着“荣民弟兄”进山勘测，施工过程中，蒋经国又多次到工地为“荣民弟兄”打气。
为数众多的“荣民”就在这条公路建成后，在山区沿着公路扎下根来，一位“荣民”说：“第一批上山的人，手上只有农场分给我们的约二十棵果树苗，谁能料定未来？在最初几年，种下去的果树都没有收成，只好在田畦间先种蔬菜。”后来这一带成功培植了台湾以前没有的温带水果和高寒地带蔬菜，改写了台湾农业史。日后，这条公路及其旁边优美的山林、连绵的果园，成为台湾的重要旅游带。
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两岸关系的改善，“回家”成为“荣民”们的共同心声。1949年，他们从大陆各地来到台湾后，时时刻刻都在思念着家乡的亲人，可由于海峡两岸一直处于敌对状态，“荣民”们想回家是难上加难。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悲歌《望大陆》正是“荣民”心情的真实写照，他写道：“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1987年，“荣民”集体上街行游、请愿，要求当局开放回大陆探亲。一名“荣民”胸前的牌子上写着两个字“想家”。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写？他回答，“我离家快40年了，我不愿死在外面，我想回家！”
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下，1987年11月，蒋经国正式宣布：“基于人道立场，开放老兵探亲。”长达数十年的两岸同胞隔绝状态终于被打破。当年12月，第一批“荣民”踏上了返乡路，台湾红十字会为这场“少小离家老大回”准备了10万份表格，在半个月内就被“荣民”们抢领一空。
那时的“荣民”们都会清晰地记得，蒋介石曾多次向他们允诺：“一定带你们回去”，在那幻想“反攻大陆”的岁月里，每一名士兵都领到了一张“战时授田证”，台湾军方告诉他们，等到“光复”了大陆，每个人都可以凭借这个“战时授田证”领取一块土地。进入蒋经国时代，“反攻大陆”正式成为历史，“荣民”们把这张“战时授田证”都换成了十几万元的台币补贴。
一部分回乡探亲的“荣民”，则娶了“大陆新娘”回来。由于在部队时待遇微薄且结婚限制严苛，退伍后又和台湾本省人“语言不通”，“荣民”们有许多到老了都还是光棍汉。
“荣民”刘家信就是这样的“老光棍”之一，1949年，国民党的败军路过山东，当年21岁的刘家信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当了兵。1982年，他在服役34年后终于退伍，住进台北的“大我退舍”，这是为老“荣民”准备的集体宿舍，仅在台北，就有16处像“大我退舍”这样的地方。
1988年时，刘家信曾回到山东老家一次，但那时母亲已撒手而去，刘家信用仅有的积蓄，为父母修了坟，为家乡筑了桥，从此断绝了回大陆的念想，回到台湾继续做他的老光棍。
不过，正当刘家信为终生未婚“认命”的时候，一个比他小35岁的“大陆新娘”走进了他的生活，于是刘家信在年近80岁的时候，第一次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从1949年到现在，60个年头过去了，如今仅仅在“大我退舍”，“荣民”的数量就已从高峰时的数千人减少到了800多人，并且他们的年龄大多都已超过80岁。每当一位老“荣民”去世，“大我退舍”就多出来一个空房间。在无情的时间面前，“荣民”这道因特殊历史造就的“台湾图景”，渐渐走向了消失。http://tw.people.com.cn/n/2013/1004/c14657-23103685.html
原标题：国民党老兵去台后的凄凉生活
1960年5月9日，国民党迁台后的第一项主要基础建设——中部东西横贯公路举行通车典礼。“行政院院长”陈诚和“退辅会主委”蒋经国出席。
这条公路穿越台湾险峻高耸的中央山脉，在修建的过程中，施工方共动员了一万多名“荣民”作为开路工人，其中三百多名“荣民”因工程的艰险而伤亡。
中部东西横贯公路的作用在于将台湾的东西部连了起来，使得台湾东部的发展可以加速，然而对当时的台湾当局来说，修建这条耗资巨大，用工极多的公路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用意，那就是安置数量众多的退伍军人。
从1950年起，原本随国民党来台的60万士兵，在台湾实施义务兵役制后，逐步被年轻的本省新兵取代。大批士兵退伍，他们在台湾没有亲人，自己也身无长技，退伍后怎么生活？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就在这个背景下，台湾当局于1954年11月设立了“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简称“退辅会”，以安置和辅导这些退伍士兵转业。一开始，“退辅会”主任由台湾省“主席”严家淦兼任，副主任是蒋经国，而在实际上，严家淦只是挂个虚衔，主要工作都由蒋经国操办。
“荣民”这个指代退伍士兵的概念由此产生，它的全称为“荣誉国民”。
蒋经国在“退辅会”上任不到半年，即为“荣民”们建立了屏东隘寮农场、嘉义大埔农场、宜兰三星农场、花莲寿丰农场、彰化二水农场等，让“荣民”们种植水果和其他一些农产品，能够自食其力。后来，又在屏东、花莲、台南、新竹等地修建了“荣民之家”，安置那些年老的“荣民”。
1956年6月6日，台北的“荣民总医院”在蒋经国的推动下开始兴建，并于三年后投入使用，简称“荣总”，日后这家医院不但成为许多“荣民”看病的地方，也成为国民党许多高层人物的病房，蒋经国遗孀蒋方良在病重时，宋楚瑜即是赴“荣总”探望。
中部东西横贯公路的兴建是蒋经国在“退辅会”干的一件大事。在施工前，蒋经国就带着“荣民弟兄”进山勘测，施工过程中，蒋经国又多次到工地为“荣民弟兄”打气。
为数众多的“荣民”就在这条公路建成后，在山区沿着公路扎下根来，一位“荣民”说：“第一批上山的人，手上只有农场分给我们的约二十棵果树苗，谁能料定未来？在最初几年，种下去的果树都没有收成，只好在田畦间先种蔬菜。”后来这一带成功培植了台湾以前没有的温带水果和高寒地带蔬菜，改写了台湾农业史。日后，这条公路及其旁边优美的山林、连绵的果园，成为台湾的重要旅游带。
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两岸关系的改善，“回家”成为“荣民”们的共同心声。1949年，他们从大陆各地来到台湾后，时时刻刻都在思念着家乡的亲人，可由于海峡两岸一直处于敌对状态，“荣民”们想回家是难上加难。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悲歌《望大陆》正是“荣民”心情的真实写照，他写道：“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1987年，“荣民”集体上街行游、请愿，要求当局开放回大陆探亲。一名“荣民”胸前的牌子上写着两个字“想家”。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写？他回答，“我离家快40年了，我不愿死在外面，我想回家！”
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下，1987年11月，蒋经国正式宣布：“基于人道立场，开放老兵探亲。”长达数十年的两岸同胞隔绝状态终于被打破。当年12月，第一批“荣民”踏上了返乡路，台湾红十字会为这场“少小离家老大回”准备了10万份表格，在半个月内就被“荣民”们抢领一空。
那时的“荣民”们都会清晰地记得，蒋介石曾多次向他们允诺：“一定带你们回去”，在那幻想“反攻大陆”的岁月里，每一名士兵都领到了一张“战时授田证”，台湾军方告诉他们，等到“光复”了大陆，每个人都可以凭借这个“战时授田证”领取一块土地。进入蒋经国时代，“反攻大陆”正式成为历史，“荣民”们把这张“战时授田证”都换成了十几万元的台币补贴。
一部分回乡探亲的“荣民”，则娶了“大陆新娘”回来。由于在部队时待遇微薄且结婚限制严苛，退伍后又和台湾本省人“语言不通”，“荣民”们有许多到老了都还是光棍汉。
“荣民”刘家信就是这样的“老光棍”之一，1949年，国民党的败军路过山东，当年21岁的刘家信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当了兵。1982年，他在服役34年后终于退伍，住进台北的“大我退舍”，这是为老“荣民”准备的集体宿舍，仅在台北，就有16处像“大我退舍”这样的地方。
1988年时，刘家信曾回到山东老家一次，但那时母亲已撒手而去，刘家信用仅有的积蓄，为父母修了坟，为家乡筑了桥，从此断绝了回大陆的念想，回到台湾继续做他的老光棍。
不过，正当刘家信为终生未婚“认命”的时候，一个比他小35岁的“大陆新娘”走进了他的生活，于是刘家信在年近80岁的时候，第一次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从1949年到现在，60个年头过去了，如今仅仅在“大我退舍”，“荣民”的数量就已从高峰时的数千人减少到了800多人，并且他们的年龄大多都已超过80岁。每当一位老“荣民”去世，“大我退舍”就多出来一个空房间。在无情的时间面前，“荣民”这道因特殊历史造就的“台湾图景”，渐渐走向了消失。
原标题：国民党老兵去台后的凄凉生活
1960年5月9日，国民党迁台后的第一项主要基础建设——中部东西横贯公路举行通车典礼。“行政院院长”陈诚和“退辅会主委”蒋经国出席。
这条公路穿越台湾险峻高耸的中央山脉，在修建的过程中，施工方共动员了一万多名“荣民”作为开路工人，其中三百多名“荣民”因工程的艰险而伤亡。
中部东西横贯公路的作用在于将台湾的东西部连了起来，使得台湾东部的发展可以加速，然而对当时的台湾当局来说，修建这条耗资巨大，用工极多的公路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用意，那就是安置数量众多的退伍军人。
从1950年起，原本随国民党来台的60万士兵，在台湾实施义务兵役制后，逐步被年轻的本省新兵取代。大批士兵退伍，他们在台湾没有亲人，自己也身无长技，退伍后怎么生活？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就在这个背景下，台湾当局于1954年11月设立了“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简称“退辅会”，以安置和辅导这些退伍士兵转业。一开始，“退辅会”主任由台湾省“主席”严家淦兼任，副主任是蒋经国，而在实际上，严家淦只是挂个虚衔，主要工作都由蒋经国操办。
“荣民”这个指代退伍士兵的概念由此产生，它的全称为“荣誉国民”。
蒋经国在“退辅会”上任不到半年，即为“荣民”们建立了屏东隘寮农场、嘉义大埔农场、宜兰三星农场、花莲寿丰农场、彰化二水农场等，让“荣民”们种植水果和其他一些农产品，能够自食其力。后来，又在屏东、花莲、台南、新竹等地修建了“荣民之家”，安置那些年老的“荣民”。
1956年6月6日，台北的“荣民总医院”在蒋经国的推动下开始兴建，并于三年后投入使用，简称“荣总”，日后这家医院不但成为许多“荣民”看病的地方，也成为国民党许多高层人物的病房，蒋经国遗孀蒋方良在病重时，宋楚瑜即是赴“荣总”探望。
中部东西横贯公路的兴建是蒋经国在“退辅会”干的一件大事。在施工前，蒋经国就带着“荣民弟兄”进山勘测，施工过程中，蒋经国又多次到工地为“荣民弟兄”打气。
为数众多的“荣民”就在这条公路建成后，在山区沿着公路扎下根来，一位“荣民”说：“第一批上山的人，手上只有农场分给我们的约二十棵果树苗，谁能料定未来？在最初几年，种下去的果树都没有收成，只好在田畦间先种蔬菜。”后来这一带成功培植了台湾以前没有的温带水果和高寒地带蔬菜，改写了台湾农业史。日后，这条公路及其旁边优美的山林、连绵的果园，成为台湾的重要旅游带。
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两岸关系的改善，“回家”成为“荣民”们的共同心声。1949年，他们从大陆各地来到台湾后，时时刻刻都在思念着家乡的亲人，可由于海峡两岸一直处于敌对状态，“荣民”们想回家是难上加难。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悲歌《望大陆》正是“荣民”心情的真实写照，他写道：“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1987年，“荣民”集体上街行游、请愿，要求当局开放回大陆探亲。一名“荣民”胸前的牌子上写着两个字“想家”。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写？他回答，“我离家快40年了，我不愿死在外面，我想回家！”
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下，1987年11月，蒋经国正式宣布：“基于人道立场，开放老兵探亲。”长达数十年的两岸同胞隔绝状态终于被打破。当年12月，第一批“荣民”踏上了返乡路，台湾红十字会为这场“少小离家老大回”准备了10万份表格，在半个月内就被“荣民”们抢领一空。
那时的“荣民”们都会清晰地记得，蒋介石曾多次向他们允诺：“一定带你们回去”，在那幻想“反攻大陆”的岁月里，每一名士兵都领到了一张“战时授田证”，台湾军方告诉他们，等到“光复”了大陆，每个人都可以凭借这个“战时授田证”领取一块土地。进入蒋经国时代，“反攻大陆”正式成为历史，“荣民”们把这张“战时授田证”都换成了十几万元的台币补贴。
一部分回乡探亲的“荣民”，则娶了“大陆新娘”回来。由于在部队时待遇微薄且结婚限制严苛，退伍后又和台湾本省人“语言不通”，“荣民”们有许多到老了都还是光棍汉。
“荣民”刘家信就是这样的“老光棍”之一，1949年，国民党的败军路过山东，当年21岁的刘家信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当了兵。1982年，他在服役34年后终于退伍，住进台北的“大我退舍”，这是为老“荣民”准备的集体宿舍，仅在台北，就有16处像“大我退舍”这样的地方。
1988年时，刘家信曾回到山东老家一次，但那时母亲已撒手而去，刘家信用仅有的积蓄，为父母修了坟，为家乡筑了桥，从此断绝了回大陆的念想，回到台湾继续做他的老光棍。
不过，正当刘家信为终生未婚“认命”的时候，一个比他小35岁的“大陆新娘”走进了他的生活，于是刘家信在年近80岁的时候，第一次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从1949年到现在，60个年头过去了，如今仅仅在“大我退舍”，“荣民”的数量就已从高峰时的数千人减少到了800多人，并且他们的年龄大多都已超过80岁。每当一位老“荣民”去世，“大我退舍”就多出来一个空房间。在无情的时间面前，“荣民”这道因特殊历史造就的“台湾图景”，渐渐走向了消失。http://tw.people.com.cn/n/2013/1004/c14657-23103685.html
原标题：国民党老兵去台后的凄凉生活
1960年5月9日，国民党迁台后的第一项主要基础建设——中部东西横贯公路举行通车典礼。“行政院院长”陈诚和“退辅会主委”蒋经国出席。
这条公路穿越台湾险峻高耸的中央山脉，在修建的过程中，施工方共动员了一万多名“荣民”作为开路工人，其中三百多名“荣民”因工程的艰险而伤亡。
中部东西横贯公路的作用在于将台湾的东西部连了起来，使得台湾东部的发展可以加速，然而对当时的台湾当局来说，修建这条耗资巨大，用工极多的公路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用意，那就是安置数量众多的退伍军人。
从1950年起，原本随国民党来台的60万士兵，在台湾实施义务兵役制后，逐步被年轻的本省新兵取代。大批士兵退伍，他们在台湾没有亲人，自己也身无长技，退伍后怎么生活？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就在这个背景下，台湾当局于1954年11月设立了“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简称“退辅会”，以安置和辅导这些退伍士兵转业。一开始，“退辅会”主任由台湾省“主席”严家淦兼任，副主任是蒋经国，而在实际上，严家淦只是挂个虚衔，主要工作都由蒋经国操办。
“荣民”这个指代退伍士兵的概念由此产生，它的全称为“荣誉国民”。
蒋经国在“退辅会”上任不到半年，即为“荣民”们建立了屏东隘寮农场、嘉义大埔农场、宜兰三星农场、花莲寿丰农场、彰化二水农场等，让“荣民”们种植水果和其他一些农产品，能够自食其力。后来，又在屏东、花莲、台南、新竹等地修建了“荣民之家”，安置那些年老的“荣民”。
1956年6月6日，台北的“荣民总医院”在蒋经国的推动下开始兴建，并于三年后投入使用，简称“荣总”，日后这家医院不但成为许多“荣民”看病的地方，也成为国民党许多高层人物的病房，蒋经国遗孀蒋方良在病重时，宋楚瑜即是赴“荣总”探望。
中部东西横贯公路的兴建是蒋经国在“退辅会”干的一件大事。在施工前，蒋经国就带着“荣民弟兄”进山勘测，施工过程中，蒋经国又多次到工地为“荣民弟兄”打气。
为数众多的“荣民”就在这条公路建成后，在山区沿着公路扎下根来，一位“荣民”说：“第一批上山的人，手上只有农场分给我们的约二十棵果树苗，谁能料定未来？在最初几年，种下去的果树都没有收成，只好在田畦间先种蔬菜。”后来这一带成功培植了台湾以前没有的温带水果和高寒地带蔬菜，改写了台湾农业史。日后，这条公路及其旁边优美的山林、连绵的果园，成为台湾的重要旅游带。
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两岸关系的改善，“回家”成为“荣民”们的共同心声。1949年，他们从大陆各地来到台湾后，时时刻刻都在思念着家乡的亲人，可由于海峡两岸一直处于敌对状态，“荣民”们想回家是难上加难。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悲歌《望大陆》正是“荣民”心情的真实写照，他写道：“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1987年，“荣民”集体上街行游、请愿，要求当局开放回大陆探亲。一名“荣民”胸前的牌子上写着两个字“想家”。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写？他回答，“我离家快40年了，我不愿死在外面，我想回家！”
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下，1987年11月，蒋经国正式宣布：“基于人道立场，开放老兵探亲。”长达数十年的两岸同胞隔绝状态终于被打破。当年12月，第一批“荣民”踏上了返乡路，台湾红十字会为这场“少小离家老大回”准备了10万份表格，在半个月内就被“荣民”们抢领一空。
那时的“荣民”们都会清晰地记得，蒋介石曾多次向他们允诺：“一定带你们回去”，在那幻想“反攻大陆”的岁月里，每一名士兵都领到了一张“战时授田证”，台湾军方告诉他们，等到“光复”了大陆，每个人都可以凭借这个“战时授田证”领取一块土地。进入蒋经国时代，“反攻大陆”正式成为历史，“荣民”们把这张“战时授田证”都换成了十几万元的台币补贴。
一部分回乡探亲的“荣民”，则娶了“大陆新娘”回来。由于在部队时待遇微薄且结婚限制严苛，退伍后又和台湾本省人“语言不通”，“荣民”们有许多到老了都还是光棍汉。
“荣民”刘家信就是这样的“老光棍”之一，1949年，国民党的败军路过山东，当年21岁的刘家信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当了兵。1982年，他在服役34年后终于退伍，住进台北的“大我退舍”，这是为老“荣民”准备的集体宿舍，仅在台北，就有16处像“大我退舍”这样的地方。
1988年时，刘家信曾回到山东老家一次，但那时母亲已撒手而去，刘家信用仅有的积蓄，为父母修了坟，为家乡筑了桥，从此断绝了回大陆的念想，回到台湾继续做他的老光棍。
不过，正当刘家信为终生未婚“认命”的时候，一个比他小35岁的“大陆新娘”走进了他的生活，于是刘家信在年近80岁的时候，第一次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从1949年到现在，60个年头过去了，如今仅仅在“大我退舍”，“荣民”的数量就已从高峰时的数千人减少到了800多人，并且他们的年龄大多都已超过80岁。每当一位老“荣民”去世，“大我退舍”就多出来一个空房间。在无情的时间面前，“荣民”这道因特殊历史造就的“台湾图景”，渐渐走向了消失。
荣民在台的生活凄凉么？刚开放，回大陆的时候，不要太风光哦。大陆那时候也有很多家庭，以“有海外关系为荣的。荣民就是在现在的台湾，待遇和大陆的离休干部是一样的，我在台湾，就见过多次的”荣民疗养院“。
80年代末家里来过两位荣民，他们好风光，买了好多大棉被丝被，说质量好便宜。他们当时的穿戴感觉好时髦，每给小孩给了一百美元，还给我家一个金戒指，说是银行存款得的，现在想起来好像荣归故里，我们当时还挺羡慕现在觉得真没什么。和那俩老荣民同龄的老红军干部当时工资才200.都是我家亲戚。
我们现在去台湾玩，台湾人见了我们也挺羡慕的，反正没什么优越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