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那一年，我的毕业季（上）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2:36:46
又到了高校毕业时节。这些日子里，媒体上学子们的创意毕业照，找工作的艰辛等报道铺天盖地，真让人感慨岁月如梭。一时手庠，遂在工作间隙抽空扒一扒俺毕业那年发生的那些事，顺便也算还文债。因为曾答应过一位网友，有机会撰文解释一下“一个普通工人的孩子进了铁路，而有位领导手握两个指标，自己的孩子却没能进铁路”的来龙去脉。
闲话少叙，回忆开始，镜头拉回到十九年前。
那年元宵节刚过，我的大四下半学年就开始了。
到了大四下半学年，大伙儿的纪律基本上就放羊了。早上也再没辅导员吹着哨子砸开各寝室的门，逼着大伙儿出操了。各门课程也都基本收了尾，主要的活儿，就是开始准备毕业实习，做毕业设计了。、
当年毕业实习，我们这个专业三个班人员打乱，分成几个组，分赴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厂家。记得临行前宣布纪律时，老师还特意强调：“我知道你们当中有对子，也就是相好的，所以分组时一定要分开，省得到外面出事。”此言一出，众皆笑得前仰后合，让人至今仍记忆犹。唯有在本年级本专业找了男女朋友的那几位同学颇为尴尬。
几个实习组都由系里的辅导员带队。我当年的毕业课题是镶片圆锯的工艺设计，被分到去上海实习的那个组。去上海，当年是坐Y8次。大伙儿统一交钱，由校方负责解决火车票。同学中有位家境富裕的女生，托关系为自己和辅导员买到了卧铺票。我这个铁路子弟和其他同学一样，坐硬座。晚上就这么互相靠着头睡。有想睡得舒服点的，就钻到硬座底下去睡，身下垫几张报纸。没办法，那年头火车票极紧俏，咱爸只是个不起眼的工人，没那个门路。再说了，当时母亲的单位早已倒闭关门，全家四口人靠父亲的工资过活，经济上紧巴巴的，有睡卧铺的钱，干点啥不好？
有同学曾戏言，咱们何不假称某位同学身体不舒服，请别人让让座。我和“小光”颇外形消瘦，满面菜色，被认为是最合适装病的人选。可我俩打死也不干。
到了上海，住在同济大学的宿舍里，就在食堂里买饭票吃饭。食堂的菜偏甜，许多同学吃不惯，我倒是生冷不忌，没那么多讲究。总体感觉同济各个食堂都办得很不错，物美价廉。
实习的地方离同济大学不甚远，也就两三站路，我们一般都是走着去。那个厂的工艺水平还不错，大家分工协作，尽可能多了解人家的工艺资料。那时附近也找不到复印机，大家就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在资料室里拼命地记参数。
实习的时候天高皇帝远，纪律方面就更甭提了。大伙儿今天你溜号，明天我溜号，或是成群结队到苏州、常州，打着见同学的幌子到处游山玩水。本人生性好静，也就到上海的第一天，拿着本地图逛了回外滩和南京路，以后哪都没去，休息时就躺在寝室里看《白鹿原》，倒也自得其乐。
实习快结束时，外出游玩的同学们陆续返回，讲了个经典笑话。在苏州时，有些园林是收门票的。有几位同学囊中羞涩，于是便在某个园子外转悠，转到地势较高，而围墙较低处时，趁四周人不多，这几位老兄叠起罗汉攀上墙头。还没等翻进去呢，却被园内另一拨同学瞅见，惊曰：“你们几个爬墙干什么？这个园子是不收费的。”
实习回来，就开始了毕业设计。我们的毕业设计时间长达两个多月，辅导老师有一搭没一搭地来，反正任务派给了你们，你们自已安排时间。在设计室里，我们每人都借了付三角架，借了块零号绘图板，各干各的。如果发现有哪块绘图板被蒙布盖住，说明主人一时半会儿不会来了，八成是到外面联系接收单位去了。
快毕业了，毕业班里各种事情层出不穷。当真是有冤的报冤，有仇的报仇。毕业季就是分手季，此言不虚。谈判分手的，互相交回物品的，当众撕信烧信的，都见多不怪了。
不过，也有反其道而行之的。“老虎”就在快毕业时谈了一位其他系的师妹。人家都带他回家见了家长，据说师妹的奶奶拉着身材魁梧、相貌堂堂的“老虎”的手不撒手，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越瞧越欢喜，乐得都合不拢嘴。不过，弟兄们私下里合计，“老虎”这小子只怕动机不纯，因为听说女方家是当官的，在本地很有背景。类似的事情大学四年不少见，当然是以女生居多。咱们这工科院校，女生是稀罕物种，再寒碜的女生也俏得不得了。系里矮子里拔高的所谓系花，面对众多追求者不屑一顾。只是听闻一位堪与武大相提并论的师兄父母乃厅级干部，便二话不说就投怀入抱。待得派遣证拿到手，留省城的目的达到，就立刻“白白了您呐！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文戏一台接一台，武戏却也不逞多让。打得最为生猛的要数和我一寝室的“老虎”和班长那一仗。
“老虎”是永新贺家的人，论辈份得喊贺子珍叫姑奶奶。“老虎”是练家子，大学四年四处征战，每战必胜。当年咱们班区区30人，其中27位男生，居然出了全校都赫赫有名的“五虎八彪十三太保”。靠着这13位猛男的赫赫武功，咱们系从一个人见人欺的系，逐渐变成了打遍全校无对手，让兄弟系闻之色变的系。不但校内无敌，而且威名在外，还曾被请去外校助拳。这13位猛男内，就有“老虎”和班长。不过，“老虎”是公认的主力中的主力，战斗机中的战斗机。
班长这小子家境比“老虎”要好得多，却长期欠着“老虎”的钱不还。这眼瞅着快毕业了，“老虎”多次讨债未果，班长的态度还非常不好。于是终于有一天，俩人一言不合，就动起了手，直从寝室内打到了宿舍走廊里。但见这二位光着膀子，只穿条内裤，拳来脚往，打成一团，真真算是肉搏。“老虎”那天应该是有意寻茬，因为他是拿着柄匕首去找班长的。当然，匕首套在刀鞘里没有拨出来。打斗时“老虎”一手挥舞着这把未出鞘的匕首，其实反而是个累赘，因为他毕竟不敢要班长的命。而且手握匕首，他拳术上的优势便大打折扣。饶是如此，班长身上还是刀鞘给划出了不少血痕。仗着其身躯肥胖，皮糙肉厚，所以尽管搏斗激烈，但“老虎”一时半会儿没能把班长打趴下。这场架的动静太大，各寝室的同学们都光着膀子冲出来围观，却没人敢上去拉架。因为都知道这二位的能耐，生怕一个不小留反伤着了自己。
最后，等这二位打得差不离了，班长已节节败退，再不拉开恐怕祸真的要闯大了，十三太保里的其他高手这才一窝蜂冲上去隔开两人。事后在班主任的协调下，班长还了钱，此事就此了结。事后“老虎”还悻悻不已，嚷嚷着班长身上肉太厚，不但能弹开匕首，而且还弄得他手上油呼呼的。
这些还不算离谱的。最离谱的还得算那起轰动一时的“捉奸”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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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丽的分割线
天太热，事太多，喝水去了。土鳖扛铁牛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明天分解
又到了高校毕业时节。这些日子里，媒体上学子们的创意毕业照，找工作的艰辛等报道铺天盖地，真让人感慨岁月如梭。一时手庠，遂在工作间隙抽空扒一扒俺毕业那年发生的那些事，顺便也算还文债。因为曾答应过一位网友，有机会撰文解释一下“一个普通工人的孩子进了铁路，而有位领导手握两个指标，自己的孩子却没能进铁路”的来龙去脉。
闲话少叙，回忆开始，镜头拉回到十九年前。
那年元宵节刚过，我的大四下半学年就开始了。
到了大四下半学年，大伙儿的纪律基本上就放羊了。早上也再没辅导员吹着哨子砸开各寝室的门，逼着大伙儿出操了。各门课程也都基本收了尾，主要的活儿，就是开始准备毕业实习，做毕业设计了。、
当年毕业实习，我们这个专业三个班人员打乱，分成几个组，分赴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厂家。记得临行前宣布纪律时，老师还特意强调：“我知道你们当中有对子，也就是相好的，所以分组时一定要分开，省得到外面出事。”此言一出，众皆笑得前仰后合，让人至今仍记忆犹。唯有在本年级本专业找了男女朋友的那几位同学颇为尴尬。
几个实习组都由系里的辅导员带队。我当年的毕业课题是镶片圆锯的工艺设计，被分到去上海实习的那个组。去上海，当年是坐Y8次。大伙儿统一交钱，由校方负责解决火车票。同学中有位家境富裕的女生，托关系为自己和辅导员买到了卧铺票。我这个铁路子弟和其他同学一样，坐硬座。晚上就这么互相靠着头睡。有想睡得舒服点的，就钻到硬座底下去睡，身下垫几张报纸。没办法，那年头火车票极紧俏，咱爸只是个不起眼的工人，没那个门路。再说了，当时母亲的单位早已倒闭关门，全家四口人靠父亲的工资过活，经济上紧巴巴的，有睡卧铺的钱，干点啥不好？
有同学曾戏言，咱们何不假称某位同学身体不舒服，请别人让让座。我和“小光”颇外形消瘦，满面菜色，被认为是最合适装病的人选。可我俩打死也不干。
到了上海，住在同济大学的宿舍里，就在食堂里买饭票吃饭。食堂的菜偏甜，许多同学吃不惯，我倒是生冷不忌，没那么多讲究。总体感觉同济各个食堂都办得很不错，物美价廉。
实习的地方离同济大学不甚远，也就两三站路，我们一般都是走着去。那个厂的工艺水平还不错，大家分工协作，尽可能多了解人家的工艺资料。那时附近也找不到复印机，大家就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在资料室里拼命地记参数。
实习的时候天高皇帝远，纪律方面就更甭提了。大伙儿今天你溜号，明天我溜号，或是成群结队到苏州、常州，打着见同学的幌子到处游山玩水。本人生性好静，也就到上海的第一天，拿着本地图逛了回外滩和南京路，以后哪都没去，休息时就躺在寝室里看《白鹿原》，倒也自得其乐。
实习快结束时，外出游玩的同学们陆续返回，讲了个经典笑话。在苏州时，有些园林是收门票的。有几位同学囊中羞涩，于是便在某个园子外转悠，转到地势较高，而围墙较低处时，趁四周人不多，这几位老兄叠起罗汉攀上墙头。还没等翻进去呢，却被园内另一拨同学瞅见，惊曰：“你们几个爬墙干什么？这个园子是不收费的。”
实习回来，就开始了毕业设计。我们的毕业设计时间长达两个多月，辅导老师有一搭没一搭地来，反正任务派给了你们，你们自已安排时间。在设计室里，我们每人都借了付三角架，借了块零号绘图板，各干各的。如果发现有哪块绘图板被蒙布盖住，说明主人一时半会儿不会来了，八成是到外面联系接收单位去了。
快毕业了，毕业班里各种事情层出不穷。当真是有冤的报冤，有仇的报仇。毕业季就是分手季，此言不虚。谈判分手的，互相交回物品的，当众撕信烧信的，都见多不怪了。
不过，也有反其道而行之的。“老虎”就在快毕业时谈了一位其他系的师妹。人家都带他回家见了家长，据说师妹的奶奶拉着身材魁梧、相貌堂堂的“老虎”的手不撒手，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越瞧越欢喜，乐得都合不拢嘴。不过，弟兄们私下里合计，“老虎”这小子只怕动机不纯，因为听说女方家是当官的，在本地很有背景。类似的事情大学四年不少见，当然是以女生居多。咱们这工科院校，女生是稀罕物种，再寒碜的女生也俏得不得了。系里矮子里拔高的所谓系花，面对众多追求者不屑一顾。只是听闻一位堪与武大相提并论的师兄父母乃厅级干部，便二话不说就投怀入抱。待得派遣证拿到手，留省城的目的达到，就立刻“白白了您呐！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文戏一台接一台，武戏却也不逞多让。打得最为生猛的要数和我一寝室的“老虎”和班长那一仗。
“老虎”是永新贺家的人，论辈份得喊贺子珍叫姑奶奶。“老虎”是练家子，大学四年四处征战，每战必胜。当年咱们班区区30人，其中27位男生，居然出了全校都赫赫有名的“五虎八彪十三太保”。靠着这13位猛男的赫赫武功，咱们系从一个人见人欺的系，逐渐变成了打遍全校无对手，让兄弟系闻之色变的系。不但校内无敌，而且威名在外，还曾被请去外校助拳。这13位猛男内，就有“老虎”和班长。不过，“老虎”是公认的主力中的主力，战斗机中的战斗机。
班长这小子家境比“老虎”要好得多，却长期欠着“老虎”的钱不还。这眼瞅着快毕业了，“老虎”多次讨债未果，班长的态度还非常不好。于是终于有一天，俩人一言不合，就动起了手，直从寝室内打到了宿舍走廊里。但见这二位光着膀子，只穿条内裤，拳来脚往，打成一团，真真算是肉搏。“老虎”那天应该是有意寻茬，因为他是拿着柄匕首去找班长的。当然，匕首套在刀鞘里没有拨出来。打斗时“老虎”一手挥舞着这把未出鞘的匕首，其实反而是个累赘，因为他毕竟不敢要班长的命。而且手握匕首，他拳术上的优势便大打折扣。饶是如此，班长身上还是刀鞘给划出了不少血痕。仗着其身躯肥胖，皮糙肉厚，所以尽管搏斗激烈，但“老虎”一时半会儿没能把班长打趴下。这场架的动静太大，各寝室的同学们都光着膀子冲出来围观，却没人敢上去拉架。因为都知道这二位的能耐，生怕一个不小留反伤着了自己。
最后，等这二位打得差不离了，班长已节节败退，再不拉开恐怕祸真的要闯大了，十三太保里的其他高手这才一窝蜂冲上去隔开两人。事后在班主任的协调下，班长还了钱，此事就此了结。事后“老虎”还悻悻不已，嚷嚷着班长身上肉太厚，不但能弹开匕首，而且还弄得他手上油呼呼的。
这些还不算离谱的。最离谱的还得算那起轰动一时的“捉奸”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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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丽的分割线
天太热，事太多，喝水去了。土鳖扛铁牛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明天分解
忘情有闲情了。
下 呢？ 一大早就来刷了 没见下出来啊 
想起我两年前毕业，相对于楼主和媒体上的那些，平静多了。大家上研的上研，工作的工作，都有了归宿。谈恋爱到现在都还没分，而且有的都快结婚了。打架？我们班一直都很和睦，越是往后，大家越是多说了些很多掏心窝子的话。
那一年，我的毕业季（中）
虽然已经是九十年代中期了，但我们学校在男女关系方面却管得很紧，处理得很重。一旦当场抓住就是劝退没商量。当然，毕竟已是九十年代了。男女之事，只要你能处理得好，那也是民不告官不究的。
兄弟班有位牛人，同校的女友经常留宿在他寝室里。几年下来，楞是啥事没有。为何呀？这位兄弟会做人呀，出手大方呀。经常甩给同寝室其他六个大老爷们一张“四伟人”：哥几个晚上看电影，看录像，吃宵夜去，不到半夜别回来。乖乖，那可是九十年代中期的百元大钞呀。要知道，我们这些公费生一月的伙食补贴在90年时才9元，到了94年快毕业了才涨到27元。他这么会做人，大家自然也上道，个个知情识趣。
当然，到了后来，这种客他还时常请，但也做不到回回大放血了。渐渐的，大家也都麻木了。再后来发展到一女七男同居一室。大家各自放下蚊帐各过各的世界。我们曾问过他们：“你们听见他蚊账里传出来的声音受得了吗？”答曰：“刚开始实在受不了，流鼻血呀，到后来慢慢就习惯了，自己照顾自己好了。”
而另外一个寝室里有位仁兄则是个反例。离毕业还有一个月，某天中午，室友们都去设计室忙去了，他把女朋友给领进寝室反锁了门。正忙着呢，突然校保卫科、护卫队的人破门而入，领头的把脑袋探进蚊帐，便立即把头缩了回来，喝令二人穿好衣服，跟他们走。
那位女朋友是和我们同校进校的，不过读的是大专，当时已经参加了工作，因此校方不能把她怎么样。但这位仁兄可惨了，根据学校的纪律，此人被宣布开除学籍。还有一个月就能拿到手的文凭没了，这四年书白读了。哦，不，应该是十五年的书白读了，如果他没有复读过的话。
只要被校方擒获，任谁都没有回天的本事，这就是当年我们学校的校规。事后大家都说，保卫科不踹其他寝室的门，偏踹他的，如此精确打击，精准定位，显然是有人告了密。此人平时在足球场上就没少和别的系的人结仇，在本班、本寝室的人缘也不好。如今落得如此凄惨下场，都搞不拎清是被谁出卖的。
此事当时在全校轰动一时。江湖险恶呀，知人知面不知心呀。
快毕业了，大家最上心的莫过于找接收单位了。最早，公费大学生是包分配的。到了94年，情况有了变化，已经变成了用人单位和学生双向选择了。而且最早毕业生分配的原则是从哪个地区来，回到哪个地区去。到我们那年，改为你可以不回原地区。但你要去省内其他地区，就必须向原地区的教委交一笔委培费。如果你想出省工作，则必须交一笔六千块钱的出省费，否则教委会扣住你的户口。六千块，在当年可算是个天文数字。记得那年省政府放出豪言壮语，要大幅提高公务员待遇，要达到年薪六千的标准。弄得我们这些穷学生只有咽口水的份。还有，当年不少穷学生在校期间都申请了困难贷款。毕业时如不还清，校方会扣住你毕业证不发。
记得当年发函到学校要人的单位不少，但这些单位的情况普遍不太好，与大家的心理预期值相差较远。有些同学到那些单位去看看了，回来却直摇头。可单位上却很热情，不仅好招待，而且你只是去了解情况，人家随后就给学校发公函，要求留人了。
省内的单位不理想，有不少同学就跑到广州、深圳、珠海那边去参加各种招聘会，简历满世界投了。不过，那里也不太好找工作，因为人家普遍要求有工作经验，一招进来就能干活的那种。因此也是碰壁的居多，成功地甚少。
有两件事让我印象深刻。其一是去广东回来的同学声称，珠海的环境相当好，街面上非常干净。他们去参加招聘会时，晚上就睡在人家门栋里也不觉得脏。
什么？睡在门栋里？睡在楼梯口的水泥地上？是的。我们都是穷学生，绝大多数人家境都不好，很多人是从农村考来的。为了供上大学的费用，家里已经是勒紧裤带了。广东那里物价高，住旅馆住不起呀。就连吃饭，也是白开水就面包。
另一件事，就是同寝室的“小光”讲述的广东火车站附近的乱象。把那里说成了人间炼狱，全国各路妖魔鬼怪的大本营。小偷、骗子、碰瓷的成群结队。
“小光”是他的外号，是他三个外号里唯一仅限于本寝室知道的外号。缘由是大一刚进校军训，教官勒令长头发的他去理发。同寝室的“老虎”吹牛皮，说自已在家时和隔壁的理发师傅学过徒，理得一手好发。“小光”为省下理发钱，就轻信了“老虎”。结果“老虎”将“小光”的脑袋给整成了月球表面，而且越整状况越糟。最后气急败坏的“小光”只得到正规理发店去推成了秃瓢。结果军训结束后，“小光”仍天天戴着那顶军帽，直至数月后头发长出来。从此，本寝室知晓事件始末的室友们便奉上“小光”这一雅号，以资纪念。
话扯得有点远，得赶紧回来。
南下广州前，“小光”的功课做得很足。他将大部分钱都塞在他那双长年不洗的破旧运动鞋鞋垫底下，口袋里只放一些零票子，加起来也不超过十元。刚出广州火车站，就有人拍他肩膀，回头一看，是一操外地口音的男子，脚边还有只破碗。估计这碰瓷的是得了失心疯，竟然找上了衣着寒酸、满脸菜色的“小光”。据“小光”事后描述，他不等对方开口，便抢先一把揪住对方衣领，满脸狰狞地冲对方发狠：“老子全家搬到这里这么多年了，这都是当年老子玩剩下的。要不我打个电话，叫我在XX区特警队的哥哥过来和你玩玩？大热天的，哥们出来混也不容易，我这里有五块钱，你拿去买碗茶喝。”据说对方当场就被他唬住了，拿了钱一声不吭转身走人。
此事乃“小光”自行描述，不过以我对他的了解，他素有急智，倒也不像吹牛。
找工作时大家各显神通，许多人喜欢喳喳乎乎地，有的激动，有的显摆，有的沮丧，也有不动声色的。我就属于最后一种。
有同学奇怪，咋就不见你急呢？我笑笑，不吭声。这事要急，也不能急在面上呀。父亲也特别叮嘱过，这种大事一定要提防自己身边的人。越是要好的，越要提防。因为一旦利益有了冲突，再要好的朋友也有可能转化为最凶狠的敌人。许多事情，就是坏在所谓最要好的朋友身上。这种事情上保持沉默，不是对朋友不忠，而是一种自我保护。
当年我找工作，提前一年多就开始筹划了，主要有四个去向：东方航空公司、省机械进出口公司、铁路、珠海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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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喝水，扛铁牛
虽然已经是九十年代中期了，但我们学校在男女关系方面却管得很紧，处理得很重。一旦当场抓住就是劝退没商量。当然，毕竟已是九十年代了。男女之事，只要你能处理得好，那也是民不告官不究的。
兄弟班有位牛人，同校的女友经常留宿在他寝室里。几年下来，楞是啥事没有。为何呀？这位兄弟会做人呀，出手大方呀。经常甩给同寝室其他六个大老爷们一张“四伟人”：哥几个晚上看电影，看录像，吃宵夜去，不到半夜别回来。乖乖，那可是九十年代中期的百元大钞呀。要知道，我们这些公费生一月的伙食补贴在90年时才9元，到了94年快毕业了才涨到27元。他这么会做人，大家自然也上道，个个知情识趣。
当然，到了后来，这种客他还时常请，但也做不到回回大放血了。渐渐的，大家也都麻木了。再后来发展到一女七男同居一室。大家各自放下蚊帐各过各的世界。我们曾问过他们：“你们听见他蚊账里传出来的声音受得了吗？”答曰：“刚开始实在受不了，流鼻血呀，到后来慢慢就习惯了，自己照顾自己好了。”
而另外一个寝室里有位仁兄则是个反例。离毕业还有一个月，某天中午，室友们都去设计室忙去了，他把女朋友给领进寝室反锁了门。正忙着呢，突然校保卫科、护卫队的人破门而入，领头的把脑袋探进蚊帐，便立即把头缩了回来，喝令二人穿好衣服，跟他们走。
那位女朋友是和我们同校进校的，不过读的是大专，当时已经参加了工作，因此校方不能把她怎么样。但这位仁兄可惨了，根据学校的纪律，此人被宣布开除学籍。还有一个月就能拿到手的文凭没了，这四年书白读了。哦，不，应该是十五年的书白读了，如果他没有复读过的话。
只要被校方擒获，任谁都没有回天的本事，这就是当年我们学校的校规。事后大家都说，保卫科不踹其他寝室的门，偏踹他的，如此精确打击，精准定位，显然是有人告了密。此人平时在足球场上就没少和别的系的人结仇，在本班、本寝室的人缘也不好。如今落得如此凄惨下场，都搞不拎清是被谁出卖的。
此事当时在全校轰动一时。江湖险恶呀，知人知面不知心呀。
快毕业了，大家最上心的莫过于找接收单位了。最早，公费大学生是包分配的。到了94年，情况有了变化，已经变成了用人单位和学生双向选择了。而且最早毕业生分配的原则是从哪个地区来，回到哪个地区去。到我们那年，改为你可以不回原地区。但你要去省内其他地区，就必须向原地区的教委交一笔委培费。如果你想出省工作，则必须交一笔六千块钱的出省费，否则教委会扣住你的户口。六千块，在当年可算是个天文数字。记得那年省政府放出豪言壮语，要大幅提高公务员待遇，要达到年薪六千的标准。弄得我们这些穷学生只有咽口水的份。还有，当年不少穷学生在校期间都申请了困难贷款。毕业时如不还清，校方会扣住你毕业证不发。
记得当年发函到学校要人的单位不少，但这些单位的情况普遍不太好，与大家的心理预期值相差较远。有些同学到那些单位去看看了，回来却直摇头。可单位上却很热情，不仅好招待，而且你只是去了解情况，人家随后就给学校发公函，要求留人了。
省内的单位不理想，有不少同学就跑到广州、深圳、珠海那边去参加各种招聘会，简历满世界投了。不过，那里也不太好找工作，因为人家普遍要求有工作经验，一招进来就能干活的那种。因此也是碰壁的居多，成功地甚少。
有两件事让我印象深刻。其一是去广东回来的同学声称，珠海的环境相当好，街面上非常干净。他们去参加招聘会时，晚上就睡在人家门栋里也不觉得脏。
什么？睡在门栋里？睡在楼梯口的水泥地上？是的。我们都是穷学生，绝大多数人家境都不好，很多人是从农村考来的。为了供上大学的费用，家里已经是勒紧裤带了。广东那里物价高，住旅馆住不起呀。就连吃饭，也是白开水就面包。
另一件事，就是同寝室的“小光”讲述的广东火车站附近的乱象。把那里说成了人间炼狱，全国各路妖魔鬼怪的大本营。小偷、骗子、碰瓷的成群结队。
“小光”是他的外号，是他三个外号里唯一仅限于本寝室知道的外号。缘由是大一刚进校军训，教官勒令长头发的他去理发。同寝室的“老虎”吹牛皮，说自已在家时和隔壁的理发师傅学过徒，理得一手好发。“小光”为省下理发钱，就轻信了“老虎”。结果“老虎”将“小光”的脑袋给整成了月球表面，而且越整状况越糟。最后气急败坏的“小光”只得到正规理发店去推成了秃瓢。结果军训结束后，“小光”仍天天戴着那顶军帽，直至数月后头发长出来。从此，本寝室知晓事件始末的室友们便奉上“小光”这一雅号，以资纪念。
话扯得有点远，得赶紧回来。
南下广州前，“小光”的功课做得很足。他将大部分钱都塞在他那双长年不洗的破旧运动鞋鞋垫底下，口袋里只放一些零票子，加起来也不超过十元。刚出广州火车站，就有人拍他肩膀，回头一看，是一操外地口音的男子，脚边还有只破碗。估计这碰瓷的是得了失心疯，竟然找上了衣着寒酸、满脸菜色的“小光”。据“小光”事后描述，他不等对方开口，便抢先一把揪住对方衣领，满脸狰狞地冲对方发狠：“老子全家搬到这里这么多年了，这都是当年老子玩剩下的。要不我打个电话，叫我在XX区特警队的哥哥过来和你玩玩？大热天的，哥们出来混也不容易，我这里有五块钱，你拿去买碗茶喝。”据说对方当场就被他唬住了，拿了钱一声不吭转身走人。
此事乃“小光”自行描述，不过以我对他的了解，他素有急智，倒也不像吹牛。
找工作时大家各显神通，许多人喜欢喳喳乎乎地，有的激动，有的显摆，有的沮丧，也有不动声色的。我就属于最后一种。
有同学奇怪，咋就不见你急呢？我笑笑，不吭声。这事要急，也不能急在面上呀。父亲也特别叮嘱过，这种大事一定要提防自己身边的人。越是要好的，越要提防。因为一旦利益有了冲突，再要好的朋友也有可能转化为最凶狠的敌人。许多事情，就是坏在所谓最要好的朋友身上。这种事情上保持沉默，不是对朋友不忠，而是一种自我保护。
当年我找工作，提前一年多就开始筹划了，主要有四个去向：东方航空公司、省机械进出口公司、铁路、珠海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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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喝水，扛铁牛
现在看来铁路应该是最差的选择？
那一年，我的毕业季（下）
珠海机场之所以成为选项，是因为我初中的班主任在九十年代初期调到了那里的附小。我们全家和这位班主任的关系极好，而且她也很热心帮忙。不过，这个选项早早地出局了，原因是我在大四上学期生了场大病，住了一个月的院，出院后还要坚持调理，因此父母舍不得我出远门赴排外的广东谋生。于是，虽然班主任做了很多前期的铺垫工作，但我们也只能写信过去再三致歉了。不过，塞翁失马，蔫知非福。想当年，珠海机场建设时那“亚洲第一爆”何等雄伟，但因规划时考虑不周，周边穗、深、港、澳大型机场过多过密，使得珠海机场建成后惨淡经营，运力最好时也只能发挥百分之十，员工跳槽流失的很多。珠海航展之所以设在那里，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让机场能苟延残喘。不过，两年才一回，不过是杯水车崭而已。我要是当年去了，肯定也得跳槽，那就不知道流落到哪里去了。
剩下三个选项，我心中的意向排名是东航第一，铁路第二，外贸第三。与父亲的分岐在于第二、第三项。我的想法是东航自不必说，铁路虽撑不饱，但也饿不死，就图个稳定。外贸则万万去不得。因为别看当时省外贸公司极为风光，但只是暂时的。因为机械工业在全世界来说都算夕阳产业，中国的机械工业水平在世界上排不到前列。而省里的机械工业在国内排末流，也就比新疆西藏好点。省外贸是个皮包公司，做的是二道贩子，占的是生产厂家没有直接外贸经营权的便宜。看92年小平南巡后的形势发展，外贸放开是必然趋势。一旦放开，人家生产厂家可以直接搞外贸经营，无需通过你这二道贩子转手，以后这国营的外贸就没法搞下去了。
我的班主任的看法和我一样。多年后的事实证明，我们的看法是正确的。九十年代后期，这家国营进出口公司就倒闭了，员工全部买断工龄遣散。
所以，虽然在进出口公司这块遭遇到了骗子，但我也却并不太在意。
什么？骗子？对，就是骗子。
因为牵这线的是个熟人。那人吹牛说自家儿子在省外贸当头头，搞个人进去如何如何易如反掌。结果父亲一度寄予厚望，隔三岔五拎东西上他家门，求他帮忙，并承诺事成之后另有重谢。对方呢？来者不拒，回回拍胸脯，回回说快了，快了，包在我身上。可左等右等，却半点动静也没有。按说你那要招人，总得有一系列程序和过程吧？可是大半年过去，这条线上连半步程序也没有走。甚至到后来从其他渠道打听到那家公司早已开始走程序了，甭管是真走还是假走，甭管是公开走还是小范围秘密走，反正是已经走起来了。可这边依然是半点动静都没有。上门去问，人家依旧拍胸脯：不可能的，还没开始呢，要开始肯定绕不开我这里，我说了算之类类的话不知讲了多少。直到事情已经尘埃落定，已经招了其他人进去，这边依然在糊弄我们，说啥子领导出国了，等回来就可以签字了。
好在打一开始我就不看好这条线，而且家里也没在这棵树上吊死，所以还没让他误大事。只是后来那位熟人在街上看到我爸就躲，不但没个说法，而且也没见把历次收的东西给退回来。
东航那条线，我一开始是寄予厚望的。这条线是我表哥的舅舅牵的。当年东航招聘，那招聘会根本就不公开，没有门路根本连招聘会现场都进不去。舅舅的门路是他当兵时的老首长，转业后在东航当处长。
招聘现场设在向塘机场。那时候，舅舅做生意还没发达，还没有自已的车，我们是打的士去的。到现场一看，也就是把间学习室重新布置了一下，形成一个门字型，各招人部门派个人坐在那里收简历，简单询问来应聘人的情况。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谁介绍来的。”
当时能来参加这内部招聘的毕业生并不多，也就四、五十个人。但陪同的家长和熟人可真不少，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居然还有位空军女大校。因为当年现役女将军只有一位聂帅之女聂力，女大校应该也是凤毛麟角。
来应聘的毕业生里，给我留下印象的就两位。一位是被一位东航中层带过来外语系的毕业生，和我一样竞聘机务部门。之所以令我印象深，是因为那位中层说了句雷人的话：“这是我外甥，在校学的是英语，还会日语，加上中国话，一共会三门外语。”
还有一位，是师大的研究生，学的是心理学专业。他在招聘会现场和我聊了几句。他倒是信心满满，觉得能来招聘会的基本就八九不离十了，但我却没那么乐观。招聘结束后便主动要求搭我们的的士回城，口口声声以后就是同事了。其实舅舅有点不太乐意，但父亲却被他那句话的好口彩给打动了。来回的的士费，加上的士在机场外等待的时间费用，共花了两百多块。不让的士等也不行，因为当年出机场，根本很难打到的士。回城时，的士车还被一个洗车站强行拉去洗车，据说是有政府规定，为保证市容，甭管你乐意还是不乐意。进城的车全要在这里洗一遍。当然，洗车的钱最后还得由我们负担。
回城后，我们要付的士费，可舅舅死活不肯，你推我挡的，几乎都要打起来了。
不过，东航的应聘也就到此为止了，从此再无下文。那位处长已尽了力，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最靠谱的还得算是铁路这条线。只不过，我当年进铁路，却有天大的麻烦。原因是我念的是非铁道系统院校，要进铁路可就难呀。如果是自费生倒也好办些，毕竟那年头铁路照顾自己子弟，自费学生一般都会接，当然去向不太理想，以分到电务段的居多。因此在那个年代，电务段里自费大学生一把一把的，学什么五花八门专业的都有。在电务系统，常常是你干了一辈子，职称照样给你，但还是当普通工人使用，因为毕竟僧太多粥太少。偏偏我还是公费生，更悲催的是，我父亲所在的那个工厂，并不归分局管，而是归上海铁路局工业总公司管。也就是说，掌管人事权的身在上海，离这里八百公里远，我们连门朝哪开都摸不清。
不过，天无绝人之路，冥冥中自有天意。93年10月，父亲在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在与同事闲聊中意外获悉，工业总公司来年有四个路外院校进公司的指标，已经开始摸底运作。意外获得这一重要情报，家里很是着急，相关的报告和简历马上就起草了，但却没有门路往上送。在人生的关键时刻，郭伯伯主动站出来了。
父亲所在的那个工厂，曾归属分局直属。文革期间大批分局干部和大中专学生下放到厂里劳动改造，根正苗红的父亲在他们处境最艰难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岐视过他们。这些人机关坐久了，现场干体力活力不从心，父亲总是尽其所能明里暗里帮助过不少人。因此，他与其中的许多人关系很好。文革结束后，这批人全都解放了。八十年代初大量需要干部，这些人升得很快。有不少人官当大了，架子也大了，当年的贫贱之交全都抛到了脑后。但也有很多人很感恩，很念旧，郭伯伯就是其中的一位。
郭伯伯当年是那个工业总公司驻省联络组组长，三天两头要去上海开会，总公司的人来省里检查工作，也常到郭伯伯家里打麻将，因此上上下下的关系他都熟。郭伯伯打小看我长大，他膝下四千金，唯独没有儿子，因此他几乎将我视同已出。郭伯伯拿走了我们起好的报告和简历。父亲问他是否需要让他见见上面的人？郭伯伯摇摇头，说你要是出面，问题反而复杂了，花的代价恐怕要大得多。还是全交给我吧，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至于费用问题你先别算，事成之后我再找你报销。这么多年的交情，你还信不过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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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水，继续扛铁牛。没想到话越扯越长，明天还得再写一个（补）
珠海机场之所以成为选项，是因为我初中的班主任在九十年代初期调到了那里的附小。我们全家和这位班主任的关系极好，而且她也很热心帮忙。不过，这个选项早早地出局了，原因是我在大四上学期生了场大病，住了一个月的院，出院后还要坚持调理，因此父母舍不得我出远门赴排外的广东谋生。于是，虽然班主任做了很多前期的铺垫工作，但我们也只能写信过去再三致歉了。不过，塞翁失马，蔫知非福。想当年，珠海机场建设时那“亚洲第一爆”何等雄伟，但因规划时考虑不周，周边穗、深、港、澳大型机场过多过密，使得珠海机场建成后惨淡经营，运力最好时也只能发挥百分之十，员工跳槽流失的很多。珠海航展之所以设在那里，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让机场能苟延残喘。不过，两年才一回，不过是杯水车崭而已。我要是当年去了，肯定也得跳槽，那就不知道流落到哪里去了。
剩下三个选项，我心中的意向排名是东航第一，铁路第二，外贸第三。与父亲的分岐在于第二、第三项。我的想法是东航自不必说，铁路虽撑不饱，但也饿不死，就图个稳定。外贸则万万去不得。因为别看当时省外贸公司极为风光，但只是暂时的。因为机械工业在全世界来说都算夕阳产业，中国的机械工业水平在世界上排不到前列。而省里的机械工业在国内排末流，也就比新疆西藏好点。省外贸是个皮包公司，做的是二道贩子，占的是生产厂家没有直接外贸经营权的便宜。看92年小平南巡后的形势发展，外贸放开是必然趋势。一旦放开，人家生产厂家可以直接搞外贸经营，无需通过你这二道贩子转手，以后这国营的外贸就没法搞下去了。
我的班主任的看法和我一样。多年后的事实证明，我们的看法是正确的。九十年代后期，这家国营进出口公司就倒闭了，员工全部买断工龄遣散。
所以，虽然在进出口公司这块遭遇到了骗子，但我也却并不太在意。
什么？骗子？对，就是骗子。
因为牵这线的是个熟人。那人吹牛说自家儿子在省外贸当头头，搞个人进去如何如何易如反掌。结果父亲一度寄予厚望，隔三岔五拎东西上他家门，求他帮忙，并承诺事成之后另有重谢。对方呢？来者不拒，回回拍胸脯，回回说快了，快了，包在我身上。可左等右等，却半点动静也没有。按说你那要招人，总得有一系列程序和过程吧？可是大半年过去，这条线上连半步程序也没有走。甚至到后来从其他渠道打听到那家公司早已开始走程序了，甭管是真走还是假走，甭管是公开走还是小范围秘密走，反正是已经走起来了。可这边依然是半点动静都没有。上门去问，人家依旧拍胸脯：不可能的，还没开始呢，要开始肯定绕不开我这里，我说了算之类类的话不知讲了多少。直到事情已经尘埃落定，已经招了其他人进去，这边依然在糊弄我们，说啥子领导出国了，等回来就可以签字了。
好在打一开始我就不看好这条线，而且家里也没在这棵树上吊死，所以还没让他误大事。只是后来那位熟人在街上看到我爸就躲，不但没个说法，而且也没见把历次收的东西给退回来。
东航那条线，我一开始是寄予厚望的。这条线是我表哥的舅舅牵的。当年东航招聘，那招聘会根本就不公开，没有门路根本连招聘会现场都进不去。舅舅的门路是他当兵时的老首长，转业后在东航当处长。
招聘现场设在向塘机场。那时候，舅舅做生意还没发达，还没有自已的车，我们是打的士去的。到现场一看，也就是把间学习室重新布置了一下，形成一个门字型，各招人部门派个人坐在那里收简历，简单询问来应聘人的情况。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谁介绍来的。”
当时能来参加这内部招聘的毕业生并不多，也就四、五十个人。但陪同的家长和熟人可真不少，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居然还有位空军女大校。因为当年现役女将军只有一位聂帅之女聂力，女大校应该也是凤毛麟角。
来应聘的毕业生里，给我留下印象的就两位。一位是被一位东航中层带过来外语系的毕业生，和我一样竞聘机务部门。之所以令我印象深，是因为那位中层说了句雷人的话：“这是我外甥，在校学的是英语，还会日语，加上中国话，一共会三门外语。”
还有一位，是师大的研究生，学的是心理学专业。他在招聘会现场和我聊了几句。他倒是信心满满，觉得能来招聘会的基本就八九不离十了，但我却没那么乐观。招聘结束后便主动要求搭我们的的士回城，口口声声以后就是同事了。其实舅舅有点不太乐意，但父亲却被他那句话的好口彩给打动了。来回的的士费，加上的士在机场外等待的时间费用，共花了两百多块。不让的士等也不行，因为当年出机场，根本很难打到的士。回城时，的士车还被一个洗车站强行拉去洗车，据说是有政府规定，为保证市容，甭管你乐意还是不乐意。进城的车全要在这里洗一遍。当然，洗车的钱最后还得由我们负担。
回城后，我们要付的士费，可舅舅死活不肯，你推我挡的，几乎都要打起来了。
不过，东航的应聘也就到此为止了，从此再无下文。那位处长已尽了力，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最靠谱的还得算是铁路这条线。只不过，我当年进铁路，却有天大的麻烦。原因是我念的是非铁道系统院校，要进铁路可就难呀。如果是自费生倒也好办些，毕竟那年头铁路照顾自己子弟，自费学生一般都会接，当然去向不太理想，以分到电务段的居多。因此在那个年代，电务段里自费大学生一把一把的，学什么五花八门专业的都有。在电务系统，常常是你干了一辈子，职称照样给你，但还是当普通工人使用，因为毕竟僧太多粥太少。偏偏我还是公费生，更悲催的是，我父亲所在的那个工厂，并不归分局管，而是归上海铁路局工业总公司管。也就是说，掌管人事权的身在上海，离这里八百公里远，我们连门朝哪开都摸不清。
不过，天无绝人之路，冥冥中自有天意。93年10月，父亲在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在与同事闲聊中意外获悉，工业总公司来年有四个路外院校进公司的指标，已经开始摸底运作。意外获得这一重要情报，家里很是着急，相关的报告和简历马上就起草了，但却没有门路往上送。在人生的关键时刻，郭伯伯主动站出来了。
父亲所在的那个工厂，曾归属分局直属。文革期间大批分局干部和大中专学生下放到厂里劳动改造，根正苗红的父亲在他们处境最艰难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岐视过他们。这些人机关坐久了，现场干体力活力不从心，父亲总是尽其所能明里暗里帮助过不少人。因此，他与其中的许多人关系很好。文革结束后，这批人全都解放了。八十年代初大量需要干部，这些人升得很快。有不少人官当大了，架子也大了，当年的贫贱之交全都抛到了脑后。但也有很多人很感恩，很念旧，郭伯伯就是其中的一位。
郭伯伯当年是那个工业总公司驻省联络组组长，三天两头要去上海开会，总公司的人来省里检查工作，也常到郭伯伯家里打麻将，因此上上下下的关系他都熟。郭伯伯打小看我长大，他膝下四千金，唯独没有儿子，因此他几乎将我视同已出。郭伯伯拿走了我们起好的报告和简历。父亲问他是否需要让他见见上面的人？郭伯伯摇摇头，说你要是出面，问题反而复杂了，花的代价恐怕要大得多。还是全交给我吧，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至于费用问题你先别算，事成之后我再找你报销。这么多年的交情，你还信不过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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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水，继续扛铁牛。没想到话越扯越长，明天还得再写一个（补）
laolaohe 发表于 2013-7-5 11:00 ![]()
现在看来铁路应该是最差的选择？
不对，进出口公司才是最差的。
现在看来铁路应该是最差的选择？
不对，进出口公司才是最差的。
LZ继续啊
什么时候就业都不是个容易的事情啊！今年我一朋友的同学找工作就碰到各种糟心事，碰到两次二选一的机会，结果选择的那个却是萝卜招聘，大老远的跑过去被坑……急的上火，万般无奈去求签，让她慢慢等机缘，已经答辩完了，机缘才到，工作还不错~有些东西莫强求啊
那一年，我的毕业季（补）
果然，郭伯伯在酒桌和麻将桌上，不动声色地把这事给搞定了。但是，这还只是第一步。这个工业总公司下辖十几个工厂，分布在各省，本省就有四个，具体分到哪个厂，这也是要动脑筋的。
父亲那个工厂，因为当时出了些状况，打死也去不得。而我又不愿意跑通勤，就只能去另外一个工厂。不过，该厂党委吴书记的继女，也是我的初中同学，在复读了两年后考上了师范大专，也将于同一年毕业。据悉，吴书记也在总公司到处找人，也拿到了一个路外院校进铁路的指标。
为了保证我不跑通勤，郭伯伯在总公司找人说了几句话，结果公司出台规定，领导干部要有回避制度，不仅配偶不能在同一单位，而且子女也不能。
这一下，给吴书记出了难题。要让继女进我父亲那个工厂吧，人家坚决不肯接收。为啥？因为吴书记当年就是从那个厂调出去的。他在厂里口碑不佳，人称“笑面虎”，做过许多不地道的事。最著名的一件，就是他还是车间总支书记时，手下职工俩口子闹矛盾，他去调解。结果他给女方做思想政治工作，做着做着就做到床上去了。本来人家是闹矛盾，他插一扛子就直接升级为闹离婚了。
碰了壁的吴书记只能找到位于向塘地区的一家工厂。结果人家说了，你女儿要进来可以，但有个条件，就是你再去总公司弄个路外院校进铁路的指标来。指标给谁不关你事。
这是个天大的难题。因为当年工业总公司总共才三个这样的指标，一个给了我，一个给了他继女，剩下的那个要是再给他，那当年其他省的各工厂都只能干瞪眼。
这个在我们看来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神通广大的吴书记居然办到了。不过，向塘那家厂又发话了，好呀，我接收，但我得把你女儿分配到滨江去，多少年不能调回来。这一下，吴书记恼了，声称宁可不进铁路，也不接受这条件。就这样，他的继女还真与铁路失之交臂。他弄来的那两个指标也花落别人家。
最让我震惊的是，其中一个指标竟然被我一位大学同窗拿到了。同窗四年，此人一直不显山露水，我根本不知道他家里居然还能与铁路有瓜葛。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呀。同时也应了另外一句话——“会咬人的狗不会叫”。
事成之后，我们上门答谢郭伯伯。可郭伯伯只收下了五百块的活动经费，对我们呈上的谢仪分文不取，说啥也不肯收。
快毕业了，全班动用剩余班费，在学校对门的小酒馆里搞了一次聚餐，这是四年来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聚餐里，大家把毕业设计评议委员会的几位老师悉数请来了。很显然，在那个年代，那些老学究们对这个还非常非常地不适应。酒桌上面对大家的轮番敬酒，还显得有些手足无措，连连说你们怎么兴这个？
快毕业了，许多人已经没有心思认真搞毕业设计了。不少人花钱请同窗帮忙搞定。由于穷学生太多，一旦出现做枪手的机会便有大批人削价竞争，因此行情是一跌再跌。在这里本人检讨一下，当年屡屡报出白菜价，对做烂行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毕业答辩时，每人就给了半小时，其实也就是走走过场。因为答辩组组长，系里两大牛人之的熊海文教授说了：“虽然肯定放你们通过，但你们别以为自己的设计做得如何如何好，在我看来都是一堆废纸，工人拿你们的图纸根本别想加工出合格的产品来。我说这话，你们现在心里肯定很不服气，但参加工作一年以后你们再回头看看自己当初的设计，你们自己都会不好意思的。”
凭心而论，当时我们心里确实不服气。因为觉得基本资料都是我们从厂里搞来的，我们通过逆向推算整出来的，前后数据也都得到了相互映证，这样山寨出的怎么还可能是废物呢？参加工作，接触到实际以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山寨也不是件容易事，没点技术底子和实践经验，画虎不成会反类其犬的。
那年毕业，全班和班主任肖老师在校门口照了张中规中矩的合影，大家便各奔东西了。
我们那所学校的风气不大好。临走前，许多人用毛笔在宿舍墙上乱写乱画，用刀子在阶梯教室的课桌上乱刻，藉以发泄四年来的不满。许多人把书藉、蚊帐都一把火烧了。不想带走的生活用品都拼命往地上砸，往楼下扔，弄得到处一片狼藉。
8月1日正式到单位报道。那个厂那年共来了五位大中专院校毕业生。结果有三位一来就分下去了，我和另外一位女生则在人劳办公室看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报纸，原因是我俩都是搞到了工业总公司指标进铁路的路外院校毕业生。
那个星期，不少厂里的人路过那间办公室时都喜欢探头往里瞧瞧，还有意无意地嘟囔：“哼，真有本事，我们书记的女儿都进不来。”
到后来，厂里的群众在议论时添油加醋，一路给我父亲加官进爵，最后甚至有传言说我父亲是省内的高官。我回家一描述，父亲笑得快直不起腰了。
这次进铁路，我靠的是父亲多少年前结下的善缘。而我进铁路两年半后调离这个工厂，靠的则是我无意间结下的一段善缘。当然，这是后话了。
（全篇完）
果然，郭伯伯在酒桌和麻将桌上，不动声色地把这事给搞定了。但是，这还只是第一步。这个工业总公司下辖十几个工厂，分布在各省，本省就有四个，具体分到哪个厂，这也是要动脑筋的。
父亲那个工厂，因为当时出了些状况，打死也去不得。而我又不愿意跑通勤，就只能去另外一个工厂。不过，该厂党委吴书记的继女，也是我的初中同学，在复读了两年后考上了师范大专，也将于同一年毕业。据悉，吴书记也在总公司到处找人，也拿到了一个路外院校进铁路的指标。
为了保证我不跑通勤，郭伯伯在总公司找人说了几句话，结果公司出台规定，领导干部要有回避制度，不仅配偶不能在同一单位，而且子女也不能。
这一下，给吴书记出了难题。要让继女进我父亲那个工厂吧，人家坚决不肯接收。为啥？因为吴书记当年就是从那个厂调出去的。他在厂里口碑不佳，人称“笑面虎”，做过许多不地道的事。最著名的一件，就是他还是车间总支书记时，手下职工俩口子闹矛盾，他去调解。结果他给女方做思想政治工作，做着做着就做到床上去了。本来人家是闹矛盾，他插一扛子就直接升级为闹离婚了。
碰了壁的吴书记只能找到位于向塘地区的一家工厂。结果人家说了，你女儿要进来可以，但有个条件，就是你再去总公司弄个路外院校进铁路的指标来。指标给谁不关你事。
这是个天大的难题。因为当年工业总公司总共才三个这样的指标，一个给了我，一个给了他继女，剩下的那个要是再给他，那当年其他省的各工厂都只能干瞪眼。
这个在我们看来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神通广大的吴书记居然办到了。不过，向塘那家厂又发话了，好呀，我接收，但我得把你女儿分配到滨江去，多少年不能调回来。这一下，吴书记恼了，声称宁可不进铁路，也不接受这条件。就这样，他的继女还真与铁路失之交臂。他弄来的那两个指标也花落别人家。
最让我震惊的是，其中一个指标竟然被我一位大学同窗拿到了。同窗四年，此人一直不显山露水，我根本不知道他家里居然还能与铁路有瓜葛。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呀。同时也应了另外一句话——“会咬人的狗不会叫”。
事成之后，我们上门答谢郭伯伯。可郭伯伯只收下了五百块的活动经费，对我们呈上的谢仪分文不取，说啥也不肯收。
快毕业了，全班动用剩余班费，在学校对门的小酒馆里搞了一次聚餐，这是四年来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聚餐里，大家把毕业设计评议委员会的几位老师悉数请来了。很显然，在那个年代，那些老学究们对这个还非常非常地不适应。酒桌上面对大家的轮番敬酒，还显得有些手足无措，连连说你们怎么兴这个？
快毕业了，许多人已经没有心思认真搞毕业设计了。不少人花钱请同窗帮忙搞定。由于穷学生太多，一旦出现做枪手的机会便有大批人削价竞争，因此行情是一跌再跌。在这里本人检讨一下，当年屡屡报出白菜价，对做烂行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毕业答辩时，每人就给了半小时，其实也就是走走过场。因为答辩组组长，系里两大牛人之的熊海文教授说了：“虽然肯定放你们通过，但你们别以为自己的设计做得如何如何好，在我看来都是一堆废纸，工人拿你们的图纸根本别想加工出合格的产品来。我说这话，你们现在心里肯定很不服气，但参加工作一年以后你们再回头看看自己当初的设计，你们自己都会不好意思的。”
凭心而论，当时我们心里确实不服气。因为觉得基本资料都是我们从厂里搞来的，我们通过逆向推算整出来的，前后数据也都得到了相互映证，这样山寨出的怎么还可能是废物呢？参加工作，接触到实际以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山寨也不是件容易事，没点技术底子和实践经验，画虎不成会反类其犬的。
那年毕业，全班和班主任肖老师在校门口照了张中规中矩的合影，大家便各奔东西了。
我们那所学校的风气不大好。临走前，许多人用毛笔在宿舍墙上乱写乱画，用刀子在阶梯教室的课桌上乱刻，藉以发泄四年来的不满。许多人把书藉、蚊帐都一把火烧了。不想带走的生活用品都拼命往地上砸，往楼下扔，弄得到处一片狼藉。
8月1日正式到单位报道。那个厂那年共来了五位大中专院校毕业生。结果有三位一来就分下去了，我和另外一位女生则在人劳办公室看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报纸，原因是我俩都是搞到了工业总公司指标进铁路的路外院校毕业生。
那个星期，不少厂里的人路过那间办公室时都喜欢探头往里瞧瞧，还有意无意地嘟囔：“哼，真有本事，我们书记的女儿都进不来。”
到后来，厂里的群众在议论时添油加醋，一路给我父亲加官进爵，最后甚至有传言说我父亲是省内的高官。我回家一描述，父亲笑得快直不起腰了。
这次进铁路，我靠的是父亲多少年前结下的善缘。而我进铁路两年半后调离这个工厂，靠的则是我无意间结下的一段善缘。当然，这是后话了。
（全篇完）
看看前辈们的大学生活，和我们现在的有很大差别啊。。。。。。。。。
师兄是哪所学校的？崇拜一下！
我有个同学，1996考上了上海铁道学院，当时很惊奇，为啥他报那个学校？
我有个同学，1996考上了上海铁道学院，当时很惊奇，为啥他报那个学校？即使现在进全国任一铁道学院毕业了也不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