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尘封档案》-----神秘的“银洋命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8:48:40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11年第1期
神秘的“银洋命案”
文 东方明
一、银洋秘闻
1950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进军西藏。当时，从四川、青海至西藏的交通状况极为恶劣，由于没有公路，从四川成都或青海西宁向拉萨运送物资，全靠人背畜驮，冒着风雪严寒艰难跋涉，往返一次需半年到一年时间。从长期战略角度出发，必须彻底改变这种状况。毛泽东主席遂指示进藏部队：“一面进军，一面修路。”
十一万人民解放军、工程技术人员和各族民工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和顽强的战斗意志，用铁锤、钢钎、铁锹和镐头，劈开悬崖峭壁，降服险川大河，战胜恶劣的气候和地质灾害，三千多人为修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无数军民负伤、致残。在四年多的时间里，川藏公路穿越整个横断山脉的二郎山、折多山、雀儿山、色齐拉山等十四座大山；横跨岷江、大渡河、金沙江、怒江、拉萨河等多条江河；横穿龙门山、青尼洞、澜沧江、通麦等八条大断裂带，终于通达拉萨。1954年12月25日，川藏公路胜利通车。从此，从拉萨到成都或者西宁运送物资需要半年甚至一年的历史一去不返。
上世纪五十年代流行于全国各地的一首红歌《歌唱二郎山》，就是当时的文艺工作者对修筑川藏公路的解放军官兵的热情赞颂。本文所披露的，是川藏公路修筑期间与该工程相关的一个鲜为人知的案件。
川藏公路分南北两线，南线全长2147公里，北线全长2412公里神，南北两秘线相加45的59公里。五十多年前，对于川藏公路的修筑除了留下一首红歌《歌唱二郎山》外，还留下了一个关于修筑该公路的经费的内部说法：这条公路的建造经费，相当于用银洋成双排连接川藏南北两线的总长度。一枚银洋(就是民间俗称的“袁大头”)直径是39毫米，要用一枚枚银洋成双排连接4559公里，得用多少？
那么，为什么要拿银洋来计算呢？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于1948年12月1日，从那时开始，凡银是解放了的地区，一律以该行发行的人民币作为流通货币。川藏公路开工是1950年，按说应当使用人民币，怎么要花银洋呢？
这是因为西藏地区当时的物资供应原本就紧张，十多万筑路大军进去，当地是没有提供给养的能力的。从政治影响考虑，解放军也不会向当地购买给养物资，以免让那些一心抵制解放军入藏的反动分子找到煽动群众闹事的借口。这样，问题就出现了：从后方运输，成本昂贵让人难以承受，运输周期也长。于是只有另辟蹊径，向印度、巴基斯坦、缅甸购买。从距离上来说，进入西藏后距这三个国家反倒近些，而且交通情况也没有那么险恶，还有稳定的、已经建立多年的物资交易渠道。于是，筑路指挥部就组织了专门部门负责跟境外交易。这种交易，人民币是不能使用了，人家认银洋，当然，黄金也行；纸币也可以，不过只认一种——美钞!当时人民政府持有的美钞很少，不可能拿去跟外国人搞交易，于是只有用银洋了。
这是物资采购方面的，还有人工、租借房屋和工具等方面的报酬、租金、使用费之类，藏区老百姓也是这样，由于长期以来交通闭塞，他们根本不认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认的就是硬通货，要么黄金，要么银洋。银洋只认两种——清朝末期广东或者湖北铸造的“光绪元宝”和有袁世凯头像的“大洋”，有孙中山头像的那种被称为“小洋”的是不认的。因为尽管“光绪通宝”、“大洋”、“小洋”的分量相同，每枚都是七钱二分重，但众所周知“小洋”铸造时里面是掺了“响钢”(即纯铜)的，所以成色不足，拒收没商量!
用黄金进行交易的可能性极小，因为中国没有流通过金币。如果用其他样式的黄金进行交易，成色、计量都存在鉴别和计算上的困难。那就只好用大洋了。从内地把大洋运到川藏地区，总比运送物资要划算得多。那就准备大洋吧。可是，大洋有那么多吗？当时，中央有命令，让各地政府把收缴、兑换而得的大洋全部集中上交，然后运送到川藏地区。命令迅速执行，可是，各地的大洋很快就上交完了，川藏公路指挥部那边却还有缺”口。那怎么办？办法很快就
洋想出命来了：制案造新大洋。位于上海曹家渡的上海造币厂接到紧急命令：立刻制造有袁世凯头像的大洋。上海造币厂接到命令后，随即成立了技术核心小组，开始试制大洋。从技术角度来说，这并不是一桩难度很高的活儿，最关键的一个环节是模具制作，只要制作出跟袁世凯统治时期发行的银洋一模一样的模具，之后的生产工艺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上海滩的三名顶尖级别的钳工受命分别制作一套“袁大头”的模具。这三位都属于新中国第一批高级技师，用现在的说法就是专家。“顶尖级”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一个夸张的形容，而是恰如其分的评价。用他们制作的三副大洋模具所试制的大洋，跟袁世凯时期发行的那些银洋除了新旧之分外，再也找不出任何区别。
大洋缺，生产大洋的白银并不缺。有了合格的模具，那就开始生产吧。从1951年9月起，由上海造币厂生产的新大洋，被不断地运送入川，和陆续收缴和兑换的旧大洋一起，经西康省运送至西藏。这在当时的中国内地算是一个秘密，但在国际上早已传得沸沸扬扬。台湾特务机关曾授意专人以“金融专家”的名义在海外几家报纸上发表文章，称中共方面“伪造钱币，欺骗友邦”，试图引起印度等国的抵制。但外国商人不笨，他们发现新大洋的成色、分量跟老大洋一模一样，当然认了。这些数量不菲的新大洋，后来在海外得以跟老大洋一样正常流通，甚至一部分流通到了台湾，国民党政权也默认了。
新大洋一批批出厂，经成都抵达西康省会雅安，再往西藏那边运送。几个月后，即1952年春，在西康省雅安市发生了大洋被盗案件!
二、静夜枪声
西康省会雅安市，东邻成都，西连甘孜，南界凉山，北接阿坝，素有“川西咽喉”、“西藏门户”、“民族走廊”之称，是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结合过渡带、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结合过渡带，由于多雨，故又称“雨城”。
1952年4月17日，受降雨影响，南门外那条仅容得一辆卡车通行的简易公路上一片泥泞。下午4点多，一匹青色骏马踩着泥浆小跑而来，在一处砖石剥落的建筑群落前停下。
这里原是清末一户薛姓富商家的宅第，当地人唤为“薛家花园”。后薛富商以捐金为名买得一官职，还未上任，辛亥革命爆发，蔓延至川西，薛富商携家小逃亡途中全家被土匪所杀，该处房产遂被后来的执政官府没收。1950年2月1日，雅安解放，薛家花园被解放军征用，成为西南军区的一个小小的兵站。
薛家花园作为一个兵站而言面积较小，但建筑物墙高而厚，房屋牢固，故西南军区决定将其作为专门储存贵重物资之处。从成都运送过来的用于川藏公路工程的贵重物资如药品、机械零部件、地质图纸、专家分析报告等重要资料，以及银洋，全都储存于此。因此，薛家花园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很热闹，不分昼夜地进货或者出货。由于储存物资的重要性，所以根据军区部署，这里驻守着解放军一个排的兵力。其时，川西残匪和国民党潜伏特务都已基本肃清，治安形势也较之前大为改观，因此，兵站方面上上下下都是一心想着搞好物资接收和发放工作。但是，随着眼前这个骑着青色骏马的汉子的到来，这种太平意识遭到了挑战。
这个汉子名叫谭兴中，是柳家墩收容所的一名中队长。解放初期，办收容所的目的是把那些已经放下武器、停止作恶并向人民政府进行登记的国民党军官、旧军队的散兵游勇、旧政权文职官员集中起来进行整训。整训内容是一边政治学习，一边从事劳动，政治学习结合交代、揭发历史问题。然后，根据各人的历史问题大小、整训期间的表现等做出处理，或释放回家，或送交公安机关法办。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收容对象越来越少，而另一类对象却陆陆续续冒了出来，那就是流窜在社会上的一些流氓无产者、刑事犯罪分子以及在家乡受到人民政府追究而逃出来的还乡团、恶霸、土匪、反动会道门骨干分子之类。这些人被发现时，仅仅是“行踪可疑的外地人”，又拿不出有效证件或者证明，于是就需要对其身份进行查究。按法律规定，这些人当时还没有被发现是否有罪行，所以还不能立刻将其拘捕，但又不能放了他们，于是，就想到了收容所。
收容所的工作人员来自两个政府部门：公安和民政。现在，骑着一匹青马前来薛家花园的收容所中队长谭兴中，是从公安局抽调到收容所任职的。他所负责的那个中队，在收容所被称为“新收中队”，就是专门负责接收新进来的收容对象的一个中队。
当时的雅安专区一共辖六个市县：雅安市、荥经县、汉源县、天全县、宝兴县和芦山县，各市县有公安局，但没有收容所。当地发现行踪可疑的对象后，如果没有证件、证明，那根据规定就要送到雅安市的收容所来。但是，押送是需要一定人力、物力的，而且，也许今天发现一个立刻安排押送后，明天又发现一个，后天又发现两个。这样，疲于应对的各县就被迫采取一个法子：把需要押送雅安专区收容的对象先在当地安排一个地方予以留置，一段时间(比如半个月)后，就集中押送一次。
柳家墩收容所很快就发现下面各县的这个押送规律，于是干脆发出通知，每月固定在某天押送一次收容对象。这样，每个月到这一天的时候，收容所就要接收来自六个市县的收容整训对象，人数不等，有多有少。收容所于是决定组建一个“新收中队”，把六市县押送过来的对象集中起来办理入所登记、检查身体等手续。
按照收容所的工作程序，收容对象先在“新收中队”适应一下，再按登记的历史身份分门别类送到各个中队去，正式进行整训。整训的最后一个阶段，是检举揭发各人所知晓的历史上犯下过罪恶的已被关押或者尚未落网的亲朋好友、一般熟人。但是，这次“新收中队”却遇到了一个意外，前天刚集中过来的一百三十八名收容对象中，有一个名叫郭子烈的对象忽然向工作人员提出有紧急情况需要立刻举报。于是，郭子烈被送到中队部，由谭兴中和指导员老黄两人跟其谈话。
郭子烈的举报内容是：他有一个绰号叫“小耗子”的朋友，准备最近从成都潜来雅安，盗窃解放军兵站的银洋。
在这之前，收容对象举报的各种案件成百上千，有的颇具价值。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收容对象举报过预谋案件的。“新收中队”觉得他们处理不了这个情况，于是就向收容所领导汇报。收容所田所长和刘教导员交换意见后认为，尽管郭子烈说得有板有眼，但目前很难确定这到底是不是一起特大预谋盗窃案。当然，作为防范，还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于是，收容所就开了一份公函，指派谭兴中前往兵站通报情况。
兵站站长宋大胜听了通报的情况后，吃惊不小。宋站长和兵站王教导员决定召集兵站排以上干部会议，专门研究如何做好安全防范工作。这个兵站是一个营级单位，有七八十号人，排以上干部有二十七名，加上警卫排长，一共二十八人。会上，众人讨论的内容是：目前兵站的库房里并无银洋储存，但是，明天会有一批银洋从成都运来，在本站储存多长时间还不知道，按照以往的惯例，存放时间一般不会超过五天，因为“前方”(部队对川藏公路工地的称呼)急需银洋支付各类开支。我们就按照五天算，这段时间必须绝对保证安全。
兵站设有一个保卫组，组长任有富原是62军保卫部的一名保卫干事，调来兵站后负责整个兵站的安全保卫。会上，任有富当众拍胸保证：人在银洋在，一定加强防范，不让犯罪分子有机可乘!
次日傍晚，一批银洋在特卫队的护卫下，从成都运至雅安。这批银洋一共三十五万枚，五百箱，每箱七百枚，其中四百五十箱是由上海造币厂制造的新大洋。装银洋的箱子是木板钉制的，外表漆成草绿色，一眼看去跟寻常弹药箱差不多。这也是根据川藏公路所经区域的地形而专门设计的：七百枚大洋，每枚重(旧制十六两为一市斤)七钱二分，总重量是三十一斤半，连木箱分量大约三十四斤。川藏公路所经区域，很多是险峻之地，运输物资得靠肩扛箩背，三十四市斤的分量比较适宜于这种方式的长途运输。
根据西南军区司令部制定的押运规定，特卫队只管押运——即负责途中的物资安全。特卫队采用的是分段负责制，即每队只负责从成都到“前方”的某一路段，只要平安押运到目的地，交割给下家，他们的活儿就结束了，立刻动身回返，即使已是深更半夜必须宿营的，他们也要走一程后再驻扎，没有“就地宿营”一说。这次也是这样，特卫队从成都把这五百箱银洋押运到雅安薛家花园后，立刻跟兵站方面办理了交割手续，然后离开。
兵站这边，对于这种贵重物资原本就是很重视的，这回有了收容所的预警通报，更是如临大敌。宋所长、王教导员佩着手枪亲自检查各处岗哨，然后和保卫组长任有富一起检查了存放银洋的库房。这间库房位于薛家花园的后院，那是一幢独立的院落，四周的院墙都是用一块块方方正正的大石头砌就的，八尺多高——大约在两米半左右，这已经超过一般院墙的高度了。院内有一幢两层楼房，也是用石头砌就的，楼房顶部则以一块块一米见方的厚石板铺盖，接缝处以糯米粉和桐油填充，既能有效地黏合，又能防雨，整幢楼房坚固无比。据说，薛家花园最初建造时是没有这个后院的，后院是花园落成后的次年另外建造的，所以，后院跟前面带花园的那个被称为“前院”的主建筑群是隔开的，两院之间有一条甬道连接。甬道两侧栽种着一些花草树木，然后是依着前后院墙而砌的同样高达八尺的石头围墙。
由于后院这幢独立的石头楼房特别坚固，兼具防火功能，所以被兵站选定作为存放银洋和图纸、技术书籍等资料的库房。西南军区后勤部对此非常重视，当时曾特地派员前来检查。其实，由于川藏工程进展很快，所以，不论是资料还是银洋，在薛家花园这里都是放不了多久的，银洋最多存放一个星期，资料稍长些，但也不会超过三个星期。因此，后院库房大部分时间是空着的。
宋所长、王教导员和任有富三人亲自看着兵站负责贵重物资进出登记的干部老周接收了那五百箱银洋，在警卫排战士的严密看守下由兵站官兵一箱箱搬进了库房。然后入内亲自点检，确认无误后用油布把箱子严严实实遮罩起来，四角接缝处一一贴上封条。几个人一起退出库房后，看着老周锁上库房大门，又绕着库房走了一圈，仔细检查了窗框的每一根大拇指粗的铁栅栏，这才放下心来。
这时，警卫排长过来了，提出了他已经考虑成熟的方案：晚上除了在兵站大门(也就是前院大门)外继续安排双岗外，还要临时抽调战士组成夜间巡逻哨，两人一组，定时绕着兵站四围围墙进行巡查；另外，还要在后院库房门口临时安排一个哨位，也是两小时轮换一哨。
宋、王觉得这样安排比较妥当，点头同意。但任有富想想却觉得还不大放心，于是就提出了一个补充意见：警卫排安排在后院的那个哨位可以移至后院门口，存放银洋的库房门口由保卫组负责整个夜晚的警戒。据事后任有富向兵站宋、王两位领导透露，他这样做倒并非为了多设一个岗哨增加安全系数，而是出于一种下意识的反应。兵站的警卫排不是属于兵站领导的，就像现在的一些重点防卫单位如政府、监狱等的警卫组织结构一样，担任警戒的武警归武警部队管，在组织上跟政府、监狱等被警卫的单位没有什么上下级关系。所以，担任警卫使命的武警官兵如无被警卫单位的邀请，是不能进入单位内部的。兵站的情况也是这样，由于兵站不大，而且警卫排就住在兵站里面，所以警卫排人员进出兵站是可以的，但按规定不能担任内部守卫，除非在特殊情况下经兵站方面许可。任有富是干保卫的，他知道这个规定。所以，他就提出由保卫组负责对库房的直接守卫。
站长宋大胜说这样也好，那就等于多增加了一道防线，不过这批银洋在本站存放多久目前还没有数，我估计短则三天，长则一周，你们保卫组一共只有三个人，每天晚上都要守卫库房，撑得下来吗？
任有富说没关系，我们三人轮流值守，每人一个晚上，轮到值守的同志次日白天睡觉，他的工作由另外两人承担就是了。反正没几天，应该没有问题的。
这样，这个问题就圆满解决了，宋、王两人和警卫排长都认为如此最为稳妥。
当晚，对于后院库房的值守按部就班，一宿无话。第二天，没事。第三天，也平安无事。
第四天下午，兵站接到上级电话通知：明天中午，存放的五百箱银洋将被调拨，请在上午11点前做好交割准备，押运的特卫队一到，立刻办理交接手续。宋大胜如释重负，寻思这事儿总算快结束了，尽管不能保证窃贼是否会对下一批银洋动什么脑筋，但眼前这一关总算过了!
宋大胜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他特地把警卫排长和任有富请来，对他们说了情况，要求今晚务必注意安全。警卫排长说没有问题，今晚岗哨安排照旧，巡逻哨则安排三个班的六名正副班长轮流带哨，晚上7点到早上7点，十二个小时，正好他们每人轮到一趟。任有富也说没有问题，今晚由他亲自在库房前值守。
暮色降临后，任有富就进入了后院。保卫组三位都是野战军人出身，对于野外生存有点儿经验。雅安这边的气候跟成都不同，与西藏也不同，一年中几乎没有零度以下的时候。此刻是4月中下旬之交，已是仲春时节了，按说即使在晚上也不会很冷的。但是，你若这个时候到雅安去感受一下，就会发现这个结论似乎下得有点儿早。前面说过，雅安有个别称叫“雨城”，因多雨而得。只要一下雨，温度降得不多，但湿度大大增加，湿度增加以后，人体就会觉得特别寒冷。春日多雨，雅安的春日多在晚上降雨，所以，晚上的寒冷是可以想见的。这种寒冷不会把你冻死，也不会冻僵，但绝对可以保证你一刻不停地瑟瑟作抖。
那么，任有富他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兵站有军用油布，野战军人有搭建简易帐篷的本领，任有富头天晚上值守时就在库房门口的台阶上搭建了一个简易帐篷。这个帐篷相当于一个岗亭，紧贴着库房大门，人待在里面，就是躺下睡觉，如若窃贼前来撬门，也绝对能在第一时间惊醒。当然，任有富他们值守时是不会睡觉的，也不会一直待在这个帐篷里，隔一会儿就要披上雨衣出去巡查一下。
宋站长和王教导员很关心库房这边的安全防范，每天上半夜不是宋就是王，都要来保卫组这个岗位几次。这天晚上，8点多就下雨了，下得还比较密，寒意顿增。午夜前，宋、王一起来查岗，给任有富带来了一瓶烧酒，说下半夜顶不住的话，喝几口暖暖身子。
宋、王查完最后一趟哨，就去休息了。这天白天兵站很忙，先是为一个路过雅安的步兵团提供了一顿午餐，那时还没有为团首长单独准备伙食的做法，但作为兵站领导，宋、王肯定要跟人家团长、政委等首长说说话什么的，还要布置解决诸如邮寄信件、提供药品诸如此类的事。下午，从成都运来一批物资，都是棉布、日用品、生产工具什么的，由于数量较大，兵站领导就得亲自参加卸货。这一天折腾下来，两人也忙得够戗的了，晚上一躺下就睡得很熟。本来，宋站长还准备起来一趟去查个哨的，但实在睡得太熟了，也就没顾得上。
警报是在凌晨3点钟发出的。3点整，警卫排战士小林前往后院门口接班。晚上，兵站规定是不能亮灯的，他来到后院大门口，没见哨兵小张的身影，不禁感到奇怪。轻轻唤了一声，没有应答。于是打开了手电筒，不禁大吃一惊：手电光下，身穿军用雨衣的哨兵小张躺倒在地上，身上流出的血水形成了一
条曲曲弯弯的颜色鲜红的细流，在手电光下特别触目惊心。
“砰!砰!砰!”枪声划破了宁静的夜空!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11年第1期
神秘的“银洋命案”
文 东方明
一、银洋秘闻
1950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进军西藏。当时，从四川、青海至西藏的交通状况极为恶劣，由于没有公路，从四川成都或青海西宁向拉萨运送物资，全靠人背畜驮，冒着风雪严寒艰难跋涉，往返一次需半年到一年时间。从长期战略角度出发，必须彻底改变这种状况。毛泽东主席遂指示进藏部队：“一面进军，一面修路。”
十一万人民解放军、工程技术人员和各族民工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和顽强的战斗意志，用铁锤、钢钎、铁锹和镐头，劈开悬崖峭壁，降服险川大河，战胜恶劣的气候和地质灾害，三千多人为修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无数军民负伤、致残。在四年多的时间里，川藏公路穿越整个横断山脉的二郎山、折多山、雀儿山、色齐拉山等十四座大山；横跨岷江、大渡河、金沙江、怒江、拉萨河等多条江河；横穿龙门山、青尼洞、澜沧江、通麦等八条大断裂带，终于通达拉萨。1954年12月25日，川藏公路胜利通车。从此，从拉萨到成都或者西宁运送物资需要半年甚至一年的历史一去不返。
上世纪五十年代流行于全国各地的一首红歌《歌唱二郎山》，就是当时的文艺工作者对修筑川藏公路的解放军官兵的热情赞颂。本文所披露的，是川藏公路修筑期间与该工程相关的一个鲜为人知的案件。
川藏公路分南北两线，南线全长2147公里，北线全长2412公里神，南北两秘线相加45的59公里。五十多年前，对于川藏公路的修筑除了留下一首红歌《歌唱二郎山》外，还留下了一个关于修筑该公路的经费的内部说法：这条公路的建造经费，相当于用银洋成双排连接川藏南北两线的总长度。一枚银洋(就是民间俗称的“袁大头”)直径是39毫米，要用一枚枚银洋成双排连接4559公里，得用多少？
那么，为什么要拿银洋来计算呢？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于1948年12月1日，从那时开始，凡银是解放了的地区，一律以该行发行的人民币作为流通货币。川藏公路开工是1950年，按说应当使用人民币，怎么要花银洋呢？
这是因为西藏地区当时的物资供应原本就紧张，十多万筑路大军进去，当地是没有提供给养的能力的。从政治影响考虑，解放军也不会向当地购买给养物资，以免让那些一心抵制解放军入藏的反动分子找到煽动群众闹事的借口。这样，问题就出现了：从后方运输，成本昂贵让人难以承受，运输周期也长。于是只有另辟蹊径，向印度、巴基斯坦、缅甸购买。从距离上来说，进入西藏后距这三个国家反倒近些，而且交通情况也没有那么险恶，还有稳定的、已经建立多年的物资交易渠道。于是，筑路指挥部就组织了专门部门负责跟境外交易。这种交易，人民币是不能使用了，人家认银洋，当然，黄金也行；纸币也可以，不过只认一种——美钞!当时人民政府持有的美钞很少，不可能拿去跟外国人搞交易，于是只有用银洋了。
这是物资采购方面的，还有人工、租借房屋和工具等方面的报酬、租金、使用费之类，藏区老百姓也是这样，由于长期以来交通闭塞，他们根本不认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认的就是硬通货，要么黄金，要么银洋。银洋只认两种——清朝末期广东或者湖北铸造的“光绪元宝”和有袁世凯头像的“大洋”，有孙中山头像的那种被称为“小洋”的是不认的。因为尽管“光绪通宝”、“大洋”、“小洋”的分量相同，每枚都是七钱二分重，但众所周知“小洋”铸造时里面是掺了“响钢”(即纯铜)的，所以成色不足，拒收没商量!
用黄金进行交易的可能性极小，因为中国没有流通过金币。如果用其他样式的黄金进行交易，成色、计量都存在鉴别和计算上的困难。那就只好用大洋了。从内地把大洋运到川藏地区，总比运送物资要划算得多。那就准备大洋吧。可是，大洋有那么多吗？当时，中央有命令，让各地政府把收缴、兑换而得的大洋全部集中上交，然后运送到川藏地区。命令迅速执行，可是，各地的大洋很快就上交完了，川藏公路指挥部那边却还有缺”口。那怎么办？办法很快就
洋想出命来了：制案造新大洋。位于上海曹家渡的上海造币厂接到紧急命令：立刻制造有袁世凯头像的大洋。上海造币厂接到命令后，随即成立了技术核心小组，开始试制大洋。从技术角度来说，这并不是一桩难度很高的活儿，最关键的一个环节是模具制作，只要制作出跟袁世凯统治时期发行的银洋一模一样的模具，之后的生产工艺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上海滩的三名顶尖级别的钳工受命分别制作一套“袁大头”的模具。这三位都属于新中国第一批高级技师，用现在的说法就是专家。“顶尖级”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一个夸张的形容，而是恰如其分的评价。用他们制作的三副大洋模具所试制的大洋，跟袁世凯时期发行的那些银洋除了新旧之分外，再也找不出任何区别。
大洋缺，生产大洋的白银并不缺。有了合格的模具，那就开始生产吧。从1951年9月起，由上海造币厂生产的新大洋，被不断地运送入川，和陆续收缴和兑换的旧大洋一起，经西康省运送至西藏。这在当时的中国内地算是一个秘密，但在国际上早已传得沸沸扬扬。台湾特务机关曾授意专人以“金融专家”的名义在海外几家报纸上发表文章，称中共方面“伪造钱币，欺骗友邦”，试图引起印度等国的抵制。但外国商人不笨，他们发现新大洋的成色、分量跟老大洋一模一样，当然认了。这些数量不菲的新大洋，后来在海外得以跟老大洋一样正常流通，甚至一部分流通到了台湾，国民党政权也默认了。
新大洋一批批出厂，经成都抵达西康省会雅安，再往西藏那边运送。几个月后，即1952年春，在西康省雅安市发生了大洋被盗案件!
二、静夜枪声
西康省会雅安市，东邻成都，西连甘孜，南界凉山，北接阿坝，素有“川西咽喉”、“西藏门户”、“民族走廊”之称，是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结合过渡带、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结合过渡带，由于多雨，故又称“雨城”。
1952年4月17日，受降雨影响，南门外那条仅容得一辆卡车通行的简易公路上一片泥泞。下午4点多，一匹青色骏马踩着泥浆小跑而来，在一处砖石剥落的建筑群落前停下。
这里原是清末一户薛姓富商家的宅第，当地人唤为“薛家花园”。后薛富商以捐金为名买得一官职，还未上任，辛亥革命爆发，蔓延至川西，薛富商携家小逃亡途中全家被土匪所杀，该处房产遂被后来的执政官府没收。1950年2月1日，雅安解放，薛家花园被解放军征用，成为西南军区的一个小小的兵站。
薛家花园作为一个兵站而言面积较小，但建筑物墙高而厚，房屋牢固，故西南军区决定将其作为专门储存贵重物资之处。从成都运送过来的用于川藏公路工程的贵重物资如药品、机械零部件、地质图纸、专家分析报告等重要资料，以及银洋，全都储存于此。因此，薛家花园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很热闹，不分昼夜地进货或者出货。由于储存物资的重要性，所以根据军区部署，这里驻守着解放军一个排的兵力。其时，川西残匪和国民党潜伏特务都已基本肃清，治安形势也较之前大为改观，因此，兵站方面上上下下都是一心想着搞好物资接收和发放工作。但是，随着眼前这个骑着青色骏马的汉子的到来，这种太平意识遭到了挑战。
这个汉子名叫谭兴中，是柳家墩收容所的一名中队长。解放初期，办收容所的目的是把那些已经放下武器、停止作恶并向人民政府进行登记的国民党军官、旧军队的散兵游勇、旧政权文职官员集中起来进行整训。整训内容是一边政治学习，一边从事劳动，政治学习结合交代、揭发历史问题。然后，根据各人的历史问题大小、整训期间的表现等做出处理，或释放回家，或送交公安机关法办。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收容对象越来越少，而另一类对象却陆陆续续冒了出来，那就是流窜在社会上的一些流氓无产者、刑事犯罪分子以及在家乡受到人民政府追究而逃出来的还乡团、恶霸、土匪、反动会道门骨干分子之类。这些人被发现时，仅仅是“行踪可疑的外地人”，又拿不出有效证件或者证明，于是就需要对其身份进行查究。按法律规定，这些人当时还没有被发现是否有罪行，所以还不能立刻将其拘捕，但又不能放了他们，于是，就想到了收容所。
收容所的工作人员来自两个政府部门：公安和民政。现在，骑着一匹青马前来薛家花园的收容所中队长谭兴中，是从公安局抽调到收容所任职的。他所负责的那个中队，在收容所被称为“新收中队”，就是专门负责接收新进来的收容对象的一个中队。
当时的雅安专区一共辖六个市县：雅安市、荥经县、汉源县、天全县、宝兴县和芦山县，各市县有公安局，但没有收容所。当地发现行踪可疑的对象后，如果没有证件、证明，那根据规定就要送到雅安市的收容所来。但是，押送是需要一定人力、物力的，而且，也许今天发现一个立刻安排押送后，明天又发现一个，后天又发现两个。这样，疲于应对的各县就被迫采取一个法子：把需要押送雅安专区收容的对象先在当地安排一个地方予以留置，一段时间(比如半个月)后，就集中押送一次。
柳家墩收容所很快就发现下面各县的这个押送规律，于是干脆发出通知，每月固定在某天押送一次收容对象。这样，每个月到这一天的时候，收容所就要接收来自六个市县的收容整训对象，人数不等，有多有少。收容所于是决定组建一个“新收中队”，把六市县押送过来的对象集中起来办理入所登记、检查身体等手续。
按照收容所的工作程序，收容对象先在“新收中队”适应一下，再按登记的历史身份分门别类送到各个中队去，正式进行整训。整训的最后一个阶段，是检举揭发各人所知晓的历史上犯下过罪恶的已被关押或者尚未落网的亲朋好友、一般熟人。但是，这次“新收中队”却遇到了一个意外，前天刚集中过来的一百三十八名收容对象中，有一个名叫郭子烈的对象忽然向工作人员提出有紧急情况需要立刻举报。于是，郭子烈被送到中队部，由谭兴中和指导员老黄两人跟其谈话。
郭子烈的举报内容是：他有一个绰号叫“小耗子”的朋友，准备最近从成都潜来雅安，盗窃解放军兵站的银洋。
在这之前，收容对象举报的各种案件成百上千，有的颇具价值。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收容对象举报过预谋案件的。“新收中队”觉得他们处理不了这个情况，于是就向收容所领导汇报。收容所田所长和刘教导员交换意见后认为，尽管郭子烈说得有板有眼，但目前很难确定这到底是不是一起特大预谋盗窃案。当然，作为防范，还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于是，收容所就开了一份公函，指派谭兴中前往兵站通报情况。
兵站站长宋大胜听了通报的情况后，吃惊不小。宋站长和兵站王教导员决定召集兵站排以上干部会议，专门研究如何做好安全防范工作。这个兵站是一个营级单位，有七八十号人，排以上干部有二十七名，加上警卫排长，一共二十八人。会上，众人讨论的内容是：目前兵站的库房里并无银洋储存，但是，明天会有一批银洋从成都运来，在本站储存多长时间还不知道，按照以往的惯例，存放时间一般不会超过五天，因为“前方”(部队对川藏公路工地的称呼)急需银洋支付各类开支。我们就按照五天算，这段时间必须绝对保证安全。
兵站设有一个保卫组，组长任有富原是62军保卫部的一名保卫干事，调来兵站后负责整个兵站的安全保卫。会上，任有富当众拍胸保证：人在银洋在，一定加强防范，不让犯罪分子有机可乘!
次日傍晚，一批银洋在特卫队的护卫下，从成都运至雅安。这批银洋一共三十五万枚，五百箱，每箱七百枚，其中四百五十箱是由上海造币厂制造的新大洋。装银洋的箱子是木板钉制的，外表漆成草绿色，一眼看去跟寻常弹药箱差不多。这也是根据川藏公路所经区域的地形而专门设计的：七百枚大洋，每枚重(旧制十六两为一市斤)七钱二分，总重量是三十一斤半，连木箱分量大约三十四斤。川藏公路所经区域，很多是险峻之地，运输物资得靠肩扛箩背，三十四市斤的分量比较适宜于这种方式的长途运输。
根据西南军区司令部制定的押运规定，特卫队只管押运——即负责途中的物资安全。特卫队采用的是分段负责制，即每队只负责从成都到“前方”的某一路段，只要平安押运到目的地，交割给下家，他们的活儿就结束了，立刻动身回返，即使已是深更半夜必须宿营的，他们也要走一程后再驻扎，没有“就地宿营”一说。这次也是这样，特卫队从成都把这五百箱银洋押运到雅安薛家花园后，立刻跟兵站方面办理了交割手续，然后离开。
兵站这边，对于这种贵重物资原本就是很重视的，这回有了收容所的预警通报，更是如临大敌。宋所长、王教导员佩着手枪亲自检查各处岗哨，然后和保卫组长任有富一起检查了存放银洋的库房。这间库房位于薛家花园的后院，那是一幢独立的院落，四周的院墙都是用一块块方方正正的大石头砌就的，八尺多高——大约在两米半左右，这已经超过一般院墙的高度了。院内有一幢两层楼房，也是用石头砌就的，楼房顶部则以一块块一米见方的厚石板铺盖，接缝处以糯米粉和桐油填充，既能有效地黏合，又能防雨，整幢楼房坚固无比。据说，薛家花园最初建造时是没有这个后院的，后院是花园落成后的次年另外建造的，所以，后院跟前面带花园的那个被称为“前院”的主建筑群是隔开的，两院之间有一条甬道连接。甬道两侧栽种着一些花草树木，然后是依着前后院墙而砌的同样高达八尺的石头围墙。
由于后院这幢独立的石头楼房特别坚固，兼具防火功能，所以被兵站选定作为存放银洋和图纸、技术书籍等资料的库房。西南军区后勤部对此非常重视，当时曾特地派员前来检查。其实，由于川藏工程进展很快，所以，不论是资料还是银洋，在薛家花园这里都是放不了多久的，银洋最多存放一个星期，资料稍长些，但也不会超过三个星期。因此，后院库房大部分时间是空着的。
宋所长、王教导员和任有富三人亲自看着兵站负责贵重物资进出登记的干部老周接收了那五百箱银洋，在警卫排战士的严密看守下由兵站官兵一箱箱搬进了库房。然后入内亲自点检，确认无误后用油布把箱子严严实实遮罩起来，四角接缝处一一贴上封条。几个人一起退出库房后，看着老周锁上库房大门，又绕着库房走了一圈，仔细检查了窗框的每一根大拇指粗的铁栅栏，这才放下心来。
这时，警卫排长过来了，提出了他已经考虑成熟的方案：晚上除了在兵站大门(也就是前院大门)外继续安排双岗外，还要临时抽调战士组成夜间巡逻哨，两人一组，定时绕着兵站四围围墙进行巡查；另外，还要在后院库房门口临时安排一个哨位，也是两小时轮换一哨。
宋、王觉得这样安排比较妥当，点头同意。但任有富想想却觉得还不大放心，于是就提出了一个补充意见：警卫排安排在后院的那个哨位可以移至后院门口，存放银洋的库房门口由保卫组负责整个夜晚的警戒。据事后任有富向兵站宋、王两位领导透露，他这样做倒并非为了多设一个岗哨增加安全系数，而是出于一种下意识的反应。兵站的警卫排不是属于兵站领导的，就像现在的一些重点防卫单位如政府、监狱等的警卫组织结构一样，担任警戒的武警归武警部队管，在组织上跟政府、监狱等被警卫的单位没有什么上下级关系。所以，担任警卫使命的武警官兵如无被警卫单位的邀请，是不能进入单位内部的。兵站的情况也是这样，由于兵站不大，而且警卫排就住在兵站里面，所以警卫排人员进出兵站是可以的，但按规定不能担任内部守卫，除非在特殊情况下经兵站方面许可。任有富是干保卫的，他知道这个规定。所以，他就提出由保卫组负责对库房的直接守卫。
站长宋大胜说这样也好，那就等于多增加了一道防线，不过这批银洋在本站存放多久目前还没有数，我估计短则三天，长则一周，你们保卫组一共只有三个人，每天晚上都要守卫库房，撑得下来吗？
任有富说没关系，我们三人轮流值守，每人一个晚上，轮到值守的同志次日白天睡觉，他的工作由另外两人承担就是了。反正没几天，应该没有问题的。
这样，这个问题就圆满解决了，宋、王两人和警卫排长都认为如此最为稳妥。
当晚，对于后院库房的值守按部就班，一宿无话。第二天，没事。第三天，也平安无事。
第四天下午，兵站接到上级电话通知：明天中午，存放的五百箱银洋将被调拨，请在上午11点前做好交割准备，押运的特卫队一到，立刻办理交接手续。宋大胜如释重负，寻思这事儿总算快结束了，尽管不能保证窃贼是否会对下一批银洋动什么脑筋，但眼前这一关总算过了!
宋大胜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他特地把警卫排长和任有富请来，对他们说了情况，要求今晚务必注意安全。警卫排长说没有问题，今晚岗哨安排照旧，巡逻哨则安排三个班的六名正副班长轮流带哨，晚上7点到早上7点，十二个小时，正好他们每人轮到一趟。任有富也说没有问题，今晚由他亲自在库房前值守。
暮色降临后，任有富就进入了后院。保卫组三位都是野战军人出身，对于野外生存有点儿经验。雅安这边的气候跟成都不同，与西藏也不同，一年中几乎没有零度以下的时候。此刻是4月中下旬之交，已是仲春时节了，按说即使在晚上也不会很冷的。但是，你若这个时候到雅安去感受一下，就会发现这个结论似乎下得有点儿早。前面说过，雅安有个别称叫“雨城”，因多雨而得。只要一下雨，温度降得不多，但湿度大大增加，湿度增加以后，人体就会觉得特别寒冷。春日多雨，雅安的春日多在晚上降雨，所以，晚上的寒冷是可以想见的。这种寒冷不会把你冻死，也不会冻僵，但绝对可以保证你一刻不停地瑟瑟作抖。
那么，任有富他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兵站有军用油布，野战军人有搭建简易帐篷的本领，任有富头天晚上值守时就在库房门口的台阶上搭建了一个简易帐篷。这个帐篷相当于一个岗亭，紧贴着库房大门，人待在里面，就是躺下睡觉，如若窃贼前来撬门，也绝对能在第一时间惊醒。当然，任有富他们值守时是不会睡觉的，也不会一直待在这个帐篷里，隔一会儿就要披上雨衣出去巡查一下。
宋站长和王教导员很关心库房这边的安全防范，每天上半夜不是宋就是王，都要来保卫组这个岗位几次。这天晚上，8点多就下雨了，下得还比较密，寒意顿增。午夜前，宋、王一起来查岗，给任有富带来了一瓶烧酒，说下半夜顶不住的话，喝几口暖暖身子。
宋、王查完最后一趟哨，就去休息了。这天白天兵站很忙，先是为一个路过雅安的步兵团提供了一顿午餐，那时还没有为团首长单独准备伙食的做法，但作为兵站领导，宋、王肯定要跟人家团长、政委等首长说说话什么的，还要布置解决诸如邮寄信件、提供药品诸如此类的事。下午，从成都运来一批物资，都是棉布、日用品、生产工具什么的，由于数量较大，兵站领导就得亲自参加卸货。这一天折腾下来，两人也忙得够戗的了，晚上一躺下就睡得很熟。本来，宋站长还准备起来一趟去查个哨的，但实在睡得太熟了，也就没顾得上。
警报是在凌晨3点钟发出的。3点整，警卫排战士小林前往后院门口接班。晚上，兵站规定是不能亮灯的，他来到后院大门口，没见哨兵小张的身影，不禁感到奇怪。轻轻唤了一声，没有应答。于是打开了手电筒，不禁大吃一惊：手电光下，身穿军用雨衣的哨兵小张躺倒在地上，身上流出的血水形成了一
条曲曲弯弯的颜色鲜红的细流，在手电光下特别触目惊心。
“砰!砰!砰!”枪声划破了宁静的夜空!
神秘的“银洋命案”
文 东方明
一、银洋秘闻
1950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进军西藏。当时，从四川、青海至西藏的交通状况极为恶劣，由于没有公路，从四川成都或青海西宁向拉萨运送物资，全靠人背畜驮，冒着风雪严寒艰难跋涉，往返一次需半年到一年时间。从长期战略角度出发，必须彻底改变这种状况。毛泽东主席遂指示进藏部队：“一面进军，一面修路。”
十一万人民解放军、工程技术人员和各族民工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和顽强的战斗意志，用铁锤、钢钎、铁锹和镐头，劈开悬崖峭壁，降服险川大河，战胜恶劣的气候和地质灾害，三千多人为修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无数军民负伤、致残。在四年多的时间里，川藏公路穿越整个横断山脉的二郎山、折多山、雀儿山、色齐拉山等十四座大山；横跨岷江、大渡河、金沙江、怒江、拉萨河等多条江河；横穿龙门山、青尼洞、澜沧江、通麦等八条大断裂带，终于通达拉萨。1954年12月25日，川藏公路胜利通车。从此，从拉萨到成都或者西宁运送物资需要半年甚至一年的历史一去不返。
上世纪五十年代流行于全国各地的一首红歌《歌唱二郎山》，就是当时的文艺工作者对修筑川藏公路的解放军官兵的热情赞颂。本文所披露的，是川藏公路修筑期间与该工程相关的一个鲜为人知的案件。
川藏公路分南北两线，南线全长2147公里，北线全长2412公里神，南北两秘线相加45的59公里。五十多年前，对于川藏公路的修筑除了留下一首红歌《歌唱二郎山》外，还留下了一个关于修筑该公路的经费的内部说法：这条公路的建造经费，相当于用银洋成双排连接川藏南北两线的总长度。一枚银洋(就是民间俗称的“袁大头”)直径是39毫米，要用一枚枚银洋成双排连接4559公里，得用多少？
那么，为什么要拿银洋来计算呢？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于1948年12月1日，从那时开始，凡银是解放了的地区，一律以该行发行的人民币作为流通货币。川藏公路开工是1950年，按说应当使用人民币，怎么要花银洋呢？
这是因为西藏地区当时的物资供应原本就紧张，十多万筑路大军进去，当地是没有提供给养的能力的。从政治影响考虑，解放军也不会向当地购买给养物资，以免让那些一心抵制解放军入藏的反动分子找到煽动群众闹事的借口。这样，问题就出现了：从后方运输，成本昂贵让人难以承受，运输周期也长。于是只有另辟蹊径，向印度、巴基斯坦、缅甸购买。从距离上来说，进入西藏后距这三个国家反倒近些，而且交通情况也没有那么险恶，还有稳定的、已经建立多年的物资交易渠道。于是，筑路指挥部就组织了专门部门负责跟境外交易。这种交易，人民币是不能使用了，人家认银洋，当然，黄金也行；纸币也可以，不过只认一种——美钞!当时人民政府持有的美钞很少，不可能拿去跟外国人搞交易，于是只有用银洋了。
这是物资采购方面的，还有人工、租借房屋和工具等方面的报酬、租金、使用费之类，藏区老百姓也是这样，由于长期以来交通闭塞，他们根本不认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认的就是硬通货，要么黄金，要么银洋。银洋只认两种——清朝末期广东或者湖北铸造的“光绪元宝”和有袁世凯头像的“大洋”，有孙中山头像的那种被称为“小洋”的是不认的。因为尽管“光绪通宝”、“大洋”、“小洋”的分量相同，每枚都是七钱二分重，但众所周知“小洋”铸造时里面是掺了“响钢”(即纯铜)的，所以成色不足，拒收没商量!
用黄金进行交易的可能性极小，因为中国没有流通过金币。如果用其他样式的黄金进行交易，成色、计量都存在鉴别和计算上的困难。那就只好用大洋了。从内地把大洋运到川藏地区，总比运送物资要划算得多。那就准备大洋吧。可是，大洋有那么多吗？当时，中央有命令，让各地政府把收缴、兑换而得的大洋全部集中上交，然后运送到川藏地区。命令迅速执行，可是，各地的大洋很快就上交完了，川藏公路指挥部那边却还有缺”口。那怎么办？办法很快就
洋想出命来了：制案造新大洋。位于上海曹家渡的上海造币厂接到紧急命令：立刻制造有袁世凯头像的大洋。上海造币厂接到命令后，随即成立了技术核心小组，开始试制大洋。从技术角度来说，这并不是一桩难度很高的活儿，最关键的一个环节是模具制作，只要制作出跟袁世凯统治时期发行的银洋一模一样的模具，之后的生产工艺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上海滩的三名顶尖级别的钳工受命分别制作一套“袁大头”的模具。这三位都属于新中国第一批高级技师，用现在的说法就是专家。“顶尖级”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一个夸张的形容，而是恰如其分的评价。用他们制作的三副大洋模具所试制的大洋，跟袁世凯时期发行的那些银洋除了新旧之分外，再也找不出任何区别。
大洋缺，生产大洋的白银并不缺。有了合格的模具，那就开始生产吧。从1951年9月起，由上海造币厂生产的新大洋，被不断地运送入川，和陆续收缴和兑换的旧大洋一起，经西康省运送至西藏。这在当时的中国内地算是一个秘密，但在国际上早已传得沸沸扬扬。台湾特务机关曾授意专人以“金融专家”的名义在海外几家报纸上发表文章，称中共方面“伪造钱币，欺骗友邦”，试图引起印度等国的抵制。但外国商人不笨，他们发现新大洋的成色、分量跟老大洋一模一样，当然认了。这些数量不菲的新大洋，后来在海外得以跟老大洋一样正常流通，甚至一部分流通到了台湾，国民党政权也默认了。
新大洋一批批出厂，经成都抵达西康省会雅安，再往西藏那边运送。几个月后，即1952年春，在西康省雅安市发生了大洋被盗案件!
二、静夜枪声
西康省会雅安市，东邻成都，西连甘孜，南界凉山，北接阿坝，素有“川西咽喉”、“西藏门户”、“民族走廊”之称，是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结合过渡带、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结合过渡带，由于多雨，故又称“雨城”。
1952年4月17日，受降雨影响，南门外那条仅容得一辆卡车通行的简易公路上一片泥泞。下午4点多，一匹青色骏马踩着泥浆小跑而来，在一处砖石剥落的建筑群落前停下。
这里原是清末一户薛姓富商家的宅第，当地人唤为“薛家花园”。后薛富商以捐金为名买得一官职，还未上任，辛亥革命爆发，蔓延至川西，薛富商携家小逃亡途中全家被土匪所杀，该处房产遂被后来的执政官府没收。1950年2月1日，雅安解放，薛家花园被解放军征用，成为西南军区的一个小小的兵站。
薛家花园作为一个兵站而言面积较小，但建筑物墙高而厚，房屋牢固，故西南军区决定将其作为专门储存贵重物资之处。从成都运送过来的用于川藏公路工程的贵重物资如药品、机械零部件、地质图纸、专家分析报告等重要资料，以及银洋，全都储存于此。因此，薛家花园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很热闹，不分昼夜地进货或者出货。由于储存物资的重要性，所以根据军区部署，这里驻守着解放军一个排的兵力。其时，川西残匪和国民党潜伏特务都已基本肃清，治安形势也较之前大为改观，因此，兵站方面上上下下都是一心想着搞好物资接收和发放工作。但是，随着眼前这个骑着青色骏马的汉子的到来，这种太平意识遭到了挑战。
这个汉子名叫谭兴中，是柳家墩收容所的一名中队长。解放初期，办收容所的目的是把那些已经放下武器、停止作恶并向人民政府进行登记的国民党军官、旧军队的散兵游勇、旧政权文职官员集中起来进行整训。整训内容是一边政治学习，一边从事劳动，政治学习结合交代、揭发历史问题。然后，根据各人的历史问题大小、整训期间的表现等做出处理，或释放回家，或送交公安机关法办。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收容对象越来越少，而另一类对象却陆陆续续冒了出来，那就是流窜在社会上的一些流氓无产者、刑事犯罪分子以及在家乡受到人民政府追究而逃出来的还乡团、恶霸、土匪、反动会道门骨干分子之类。这些人被发现时，仅仅是“行踪可疑的外地人”，又拿不出有效证件或者证明，于是就需要对其身份进行查究。按法律规定，这些人当时还没有被发现是否有罪行，所以还不能立刻将其拘捕，但又不能放了他们，于是，就想到了收容所。
收容所的工作人员来自两个政府部门：公安和民政。现在，骑着一匹青马前来薛家花园的收容所中队长谭兴中，是从公安局抽调到收容所任职的。他所负责的那个中队，在收容所被称为“新收中队”，就是专门负责接收新进来的收容对象的一个中队。
当时的雅安专区一共辖六个市县：雅安市、荥经县、汉源县、天全县、宝兴县和芦山县，各市县有公安局，但没有收容所。当地发现行踪可疑的对象后，如果没有证件、证明，那根据规定就要送到雅安市的收容所来。但是，押送是需要一定人力、物力的，而且，也许今天发现一个立刻安排押送后，明天又发现一个，后天又发现两个。这样，疲于应对的各县就被迫采取一个法子：把需要押送雅安专区收容的对象先在当地安排一个地方予以留置，一段时间(比如半个月)后，就集中押送一次。
柳家墩收容所很快就发现下面各县的这个押送规律，于是干脆发出通知，每月固定在某天押送一次收容对象。这样，每个月到这一天的时候，收容所就要接收来自六个市县的收容整训对象，人数不等，有多有少。收容所于是决定组建一个“新收中队”，把六市县押送过来的对象集中起来办理入所登记、检查身体等手续。
按照收容所的工作程序，收容对象先在“新收中队”适应一下，再按登记的历史身份分门别类送到各个中队去，正式进行整训。整训的最后一个阶段，是检举揭发各人所知晓的历史上犯下过罪恶的已被关押或者尚未落网的亲朋好友、一般熟人。但是，这次“新收中队”却遇到了一个意外，前天刚集中过来的一百三十八名收容对象中，有一个名叫郭子烈的对象忽然向工作人员提出有紧急情况需要立刻举报。于是，郭子烈被送到中队部，由谭兴中和指导员老黄两人跟其谈话。
郭子烈的举报内容是：他有一个绰号叫“小耗子”的朋友，准备最近从成都潜来雅安，盗窃解放军兵站的银洋。
在这之前，收容对象举报的各种案件成百上千，有的颇具价值。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收容对象举报过预谋案件的。“新收中队”觉得他们处理不了这个情况，于是就向收容所领导汇报。收容所田所长和刘教导员交换意见后认为，尽管郭子烈说得有板有眼，但目前很难确定这到底是不是一起特大预谋盗窃案。当然，作为防范，还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于是，收容所就开了一份公函，指派谭兴中前往兵站通报情况。
兵站站长宋大胜听了通报的情况后，吃惊不小。宋站长和兵站王教导员决定召集兵站排以上干部会议，专门研究如何做好安全防范工作。这个兵站是一个营级单位，有七八十号人，排以上干部有二十七名，加上警卫排长，一共二十八人。会上，众人讨论的内容是：目前兵站的库房里并无银洋储存，但是，明天会有一批银洋从成都运来，在本站储存多长时间还不知道，按照以往的惯例，存放时间一般不会超过五天，因为“前方”(部队对川藏公路工地的称呼)急需银洋支付各类开支。我们就按照五天算，这段时间必须绝对保证安全。
兵站设有一个保卫组，组长任有富原是62军保卫部的一名保卫干事，调来兵站后负责整个兵站的安全保卫。会上，任有富当众拍胸保证：人在银洋在，一定加强防范，不让犯罪分子有机可乘!
次日傍晚，一批银洋在特卫队的护卫下，从成都运至雅安。这批银洋一共三十五万枚，五百箱，每箱七百枚，其中四百五十箱是由上海造币厂制造的新大洋。装银洋的箱子是木板钉制的，外表漆成草绿色，一眼看去跟寻常弹药箱差不多。这也是根据川藏公路所经区域的地形而专门设计的：七百枚大洋，每枚重(旧制十六两为一市斤)七钱二分，总重量是三十一斤半，连木箱分量大约三十四斤。川藏公路所经区域，很多是险峻之地，运输物资得靠肩扛箩背，三十四市斤的分量比较适宜于这种方式的长途运输。
根据西南军区司令部制定的押运规定，特卫队只管押运——即负责途中的物资安全。特卫队采用的是分段负责制，即每队只负责从成都到“前方”的某一路段，只要平安押运到目的地，交割给下家，他们的活儿就结束了，立刻动身回返，即使已是深更半夜必须宿营的，他们也要走一程后再驻扎，没有“就地宿营”一说。这次也是这样，特卫队从成都把这五百箱银洋押运到雅安薛家花园后，立刻跟兵站方面办理了交割手续，然后离开。
兵站这边，对于这种贵重物资原本就是很重视的，这回有了收容所的预警通报，更是如临大敌。宋所长、王教导员佩着手枪亲自检查各处岗哨，然后和保卫组长任有富一起检查了存放银洋的库房。这间库房位于薛家花园的后院，那是一幢独立的院落，四周的院墙都是用一块块方方正正的大石头砌就的，八尺多高——大约在两米半左右，这已经超过一般院墙的高度了。院内有一幢两层楼房，也是用石头砌就的，楼房顶部则以一块块一米见方的厚石板铺盖，接缝处以糯米粉和桐油填充，既能有效地黏合，又能防雨，整幢楼房坚固无比。据说，薛家花园最初建造时是没有这个后院的，后院是花园落成后的次年另外建造的，所以，后院跟前面带花园的那个被称为“前院”的主建筑群是隔开的，两院之间有一条甬道连接。甬道两侧栽种着一些花草树木，然后是依着前后院墙而砌的同样高达八尺的石头围墙。
由于后院这幢独立的石头楼房特别坚固，兼具防火功能，所以被兵站选定作为存放银洋和图纸、技术书籍等资料的库房。西南军区后勤部对此非常重视，当时曾特地派员前来检查。其实，由于川藏工程进展很快，所以，不论是资料还是银洋，在薛家花园这里都是放不了多久的，银洋最多存放一个星期，资料稍长些，但也不会超过三个星期。因此，后院库房大部分时间是空着的。
宋所长、王教导员和任有富三人亲自看着兵站负责贵重物资进出登记的干部老周接收了那五百箱银洋，在警卫排战士的严密看守下由兵站官兵一箱箱搬进了库房。然后入内亲自点检，确认无误后用油布把箱子严严实实遮罩起来，四角接缝处一一贴上封条。几个人一起退出库房后，看着老周锁上库房大门，又绕着库房走了一圈，仔细检查了窗框的每一根大拇指粗的铁栅栏，这才放下心来。
这时，警卫排长过来了，提出了他已经考虑成熟的方案：晚上除了在兵站大门(也就是前院大门)外继续安排双岗外，还要临时抽调战士组成夜间巡逻哨，两人一组，定时绕着兵站四围围墙进行巡查；另外，还要在后院库房门口临时安排一个哨位，也是两小时轮换一哨。
宋、王觉得这样安排比较妥当，点头同意。但任有富想想却觉得还不大放心，于是就提出了一个补充意见：警卫排安排在后院的那个哨位可以移至后院门口，存放银洋的库房门口由保卫组负责整个夜晚的警戒。据事后任有富向兵站宋、王两位领导透露，他这样做倒并非为了多设一个岗哨增加安全系数，而是出于一种下意识的反应。兵站的警卫排不是属于兵站领导的，就像现在的一些重点防卫单位如政府、监狱等的警卫组织结构一样，担任警戒的武警归武警部队管，在组织上跟政府、监狱等被警卫的单位没有什么上下级关系。所以，担任警卫使命的武警官兵如无被警卫单位的邀请，是不能进入单位内部的。兵站的情况也是这样，由于兵站不大，而且警卫排就住在兵站里面，所以警卫排人员进出兵站是可以的，但按规定不能担任内部守卫，除非在特殊情况下经兵站方面许可。任有富是干保卫的，他知道这个规定。所以，他就提出由保卫组负责对库房的直接守卫。
站长宋大胜说这样也好，那就等于多增加了一道防线，不过这批银洋在本站存放多久目前还没有数，我估计短则三天，长则一周，你们保卫组一共只有三个人，每天晚上都要守卫库房，撑得下来吗？
任有富说没关系，我们三人轮流值守，每人一个晚上，轮到值守的同志次日白天睡觉，他的工作由另外两人承担就是了。反正没几天，应该没有问题的。
这样，这个问题就圆满解决了，宋、王两人和警卫排长都认为如此最为稳妥。
当晚，对于后院库房的值守按部就班，一宿无话。第二天，没事。第三天，也平安无事。
第四天下午，兵站接到上级电话通知：明天中午，存放的五百箱银洋将被调拨，请在上午11点前做好交割准备，押运的特卫队一到，立刻办理交接手续。宋大胜如释重负，寻思这事儿总算快结束了，尽管不能保证窃贼是否会对下一批银洋动什么脑筋，但眼前这一关总算过了!
宋大胜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他特地把警卫排长和任有富请来，对他们说了情况，要求今晚务必注意安全。警卫排长说没有问题，今晚岗哨安排照旧，巡逻哨则安排三个班的六名正副班长轮流带哨，晚上7点到早上7点，十二个小时，正好他们每人轮到一趟。任有富也说没有问题，今晚由他亲自在库房前值守。
暮色降临后，任有富就进入了后院。保卫组三位都是野战军人出身，对于野外生存有点儿经验。雅安这边的气候跟成都不同，与西藏也不同，一年中几乎没有零度以下的时候。此刻是4月中下旬之交，已是仲春时节了，按说即使在晚上也不会很冷的。但是，你若这个时候到雅安去感受一下，就会发现这个结论似乎下得有点儿早。前面说过，雅安有个别称叫“雨城”，因多雨而得。只要一下雨，温度降得不多，但湿度大大增加，湿度增加以后，人体就会觉得特别寒冷。春日多雨，雅安的春日多在晚上降雨，所以，晚上的寒冷是可以想见的。这种寒冷不会把你冻死，也不会冻僵，但绝对可以保证你一刻不停地瑟瑟作抖。
那么，任有富他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兵站有军用油布，野战军人有搭建简易帐篷的本领，任有富头天晚上值守时就在库房门口的台阶上搭建了一个简易帐篷。这个帐篷相当于一个岗亭，紧贴着库房大门，人待在里面，就是躺下睡觉，如若窃贼前来撬门，也绝对能在第一时间惊醒。当然，任有富他们值守时是不会睡觉的，也不会一直待在这个帐篷里，隔一会儿就要披上雨衣出去巡查一下。
宋站长和王教导员很关心库房这边的安全防范，每天上半夜不是宋就是王，都要来保卫组这个岗位几次。这天晚上，8点多就下雨了，下得还比较密，寒意顿增。午夜前，宋、王一起来查岗，给任有富带来了一瓶烧酒，说下半夜顶不住的话，喝几口暖暖身子。
宋、王查完最后一趟哨，就去休息了。这天白天兵站很忙，先是为一个路过雅安的步兵团提供了一顿午餐，那时还没有为团首长单独准备伙食的做法，但作为兵站领导，宋、王肯定要跟人家团长、政委等首长说说话什么的，还要布置解决诸如邮寄信件、提供药品诸如此类的事。下午，从成都运来一批物资，都是棉布、日用品、生产工具什么的，由于数量较大，兵站领导就得亲自参加卸货。这一天折腾下来，两人也忙得够戗的了，晚上一躺下就睡得很熟。本来，宋站长还准备起来一趟去查个哨的，但实在睡得太熟了，也就没顾得上。
警报是在凌晨3点钟发出的。3点整，警卫排战士小林前往后院门口接班。晚上，兵站规定是不能亮灯的，他来到后院大门口，没见哨兵小张的身影，不禁感到奇怪。轻轻唤了一声，没有应答。于是打开了手电筒，不禁大吃一惊：手电光下，身穿军用雨衣的哨兵小张躺倒在地上，身上流出的血水形成了一
条曲曲弯弯的颜色鲜红的细流，在手电光下特别触目惊心。
“砰!砰!砰!”枪声划破了宁静的夜空!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11年第1期
神秘的“银洋命案”
文 东方明
一、银洋秘闻
1950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进军西藏。当时，从四川、青海至西藏的交通状况极为恶劣，由于没有公路，从四川成都或青海西宁向拉萨运送物资，全靠人背畜驮，冒着风雪严寒艰难跋涉，往返一次需半年到一年时间。从长期战略角度出发，必须彻底改变这种状况。毛泽东主席遂指示进藏部队：“一面进军，一面修路。”
十一万人民解放军、工程技术人员和各族民工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和顽强的战斗意志，用铁锤、钢钎、铁锹和镐头，劈开悬崖峭壁，降服险川大河，战胜恶劣的气候和地质灾害，三千多人为修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无数军民负伤、致残。在四年多的时间里，川藏公路穿越整个横断山脉的二郎山、折多山、雀儿山、色齐拉山等十四座大山；横跨岷江、大渡河、金沙江、怒江、拉萨河等多条江河；横穿龙门山、青尼洞、澜沧江、通麦等八条大断裂带，终于通达拉萨。1954年12月25日，川藏公路胜利通车。从此，从拉萨到成都或者西宁运送物资需要半年甚至一年的历史一去不返。
上世纪五十年代流行于全国各地的一首红歌《歌唱二郎山》，就是当时的文艺工作者对修筑川藏公路的解放军官兵的热情赞颂。本文所披露的，是川藏公路修筑期间与该工程相关的一个鲜为人知的案件。
川藏公路分南北两线，南线全长2147公里，北线全长2412公里神，南北两秘线相加45的59公里。五十多年前，对于川藏公路的修筑除了留下一首红歌《歌唱二郎山》外，还留下了一个关于修筑该公路的经费的内部说法：这条公路的建造经费，相当于用银洋成双排连接川藏南北两线的总长度。一枚银洋(就是民间俗称的“袁大头”)直径是39毫米，要用一枚枚银洋成双排连接4559公里，得用多少？
那么，为什么要拿银洋来计算呢？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于1948年12月1日，从那时开始，凡银是解放了的地区，一律以该行发行的人民币作为流通货币。川藏公路开工是1950年，按说应当使用人民币，怎么要花银洋呢？
这是因为西藏地区当时的物资供应原本就紧张，十多万筑路大军进去，当地是没有提供给养的能力的。从政治影响考虑，解放军也不会向当地购买给养物资，以免让那些一心抵制解放军入藏的反动分子找到煽动群众闹事的借口。这样，问题就出现了：从后方运输，成本昂贵让人难以承受，运输周期也长。于是只有另辟蹊径，向印度、巴基斯坦、缅甸购买。从距离上来说，进入西藏后距这三个国家反倒近些，而且交通情况也没有那么险恶，还有稳定的、已经建立多年的物资交易渠道。于是，筑路指挥部就组织了专门部门负责跟境外交易。这种交易，人民币是不能使用了，人家认银洋，当然，黄金也行；纸币也可以，不过只认一种——美钞!当时人民政府持有的美钞很少，不可能拿去跟外国人搞交易，于是只有用银洋了。
这是物资采购方面的，还有人工、租借房屋和工具等方面的报酬、租金、使用费之类，藏区老百姓也是这样，由于长期以来交通闭塞，他们根本不认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认的就是硬通货，要么黄金，要么银洋。银洋只认两种——清朝末期广东或者湖北铸造的“光绪元宝”和有袁世凯头像的“大洋”，有孙中山头像的那种被称为“小洋”的是不认的。因为尽管“光绪通宝”、“大洋”、“小洋”的分量相同，每枚都是七钱二分重，但众所周知“小洋”铸造时里面是掺了“响钢”(即纯铜)的，所以成色不足，拒收没商量!
用黄金进行交易的可能性极小，因为中国没有流通过金币。如果用其他样式的黄金进行交易，成色、计量都存在鉴别和计算上的困难。那就只好用大洋了。从内地把大洋运到川藏地区，总比运送物资要划算得多。那就准备大洋吧。可是，大洋有那么多吗？当时，中央有命令，让各地政府把收缴、兑换而得的大洋全部集中上交，然后运送到川藏地区。命令迅速执行，可是，各地的大洋很快就上交完了，川藏公路指挥部那边却还有缺”口。那怎么办？办法很快就
洋想出命来了：制案造新大洋。位于上海曹家渡的上海造币厂接到紧急命令：立刻制造有袁世凯头像的大洋。上海造币厂接到命令后，随即成立了技术核心小组，开始试制大洋。从技术角度来说，这并不是一桩难度很高的活儿，最关键的一个环节是模具制作，只要制作出跟袁世凯统治时期发行的银洋一模一样的模具，之后的生产工艺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上海滩的三名顶尖级别的钳工受命分别制作一套“袁大头”的模具。这三位都属于新中国第一批高级技师，用现在的说法就是专家。“顶尖级”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一个夸张的形容，而是恰如其分的评价。用他们制作的三副大洋模具所试制的大洋，跟袁世凯时期发行的那些银洋除了新旧之分外，再也找不出任何区别。
大洋缺，生产大洋的白银并不缺。有了合格的模具，那就开始生产吧。从1951年9月起，由上海造币厂生产的新大洋，被不断地运送入川，和陆续收缴和兑换的旧大洋一起，经西康省运送至西藏。这在当时的中国内地算是一个秘密，但在国际上早已传得沸沸扬扬。台湾特务机关曾授意专人以“金融专家”的名义在海外几家报纸上发表文章，称中共方面“伪造钱币，欺骗友邦”，试图引起印度等国的抵制。但外国商人不笨，他们发现新大洋的成色、分量跟老大洋一模一样，当然认了。这些数量不菲的新大洋，后来在海外得以跟老大洋一样正常流通，甚至一部分流通到了台湾，国民党政权也默认了。
新大洋一批批出厂，经成都抵达西康省会雅安，再往西藏那边运送。几个月后，即1952年春，在西康省雅安市发生了大洋被盗案件!
二、静夜枪声
西康省会雅安市，东邻成都，西连甘孜，南界凉山，北接阿坝，素有“川西咽喉”、“西藏门户”、“民族走廊”之称，是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结合过渡带、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结合过渡带，由于多雨，故又称“雨城”。
1952年4月17日，受降雨影响，南门外那条仅容得一辆卡车通行的简易公路上一片泥泞。下午4点多，一匹青色骏马踩着泥浆小跑而来，在一处砖石剥落的建筑群落前停下。
这里原是清末一户薛姓富商家的宅第，当地人唤为“薛家花园”。后薛富商以捐金为名买得一官职，还未上任，辛亥革命爆发，蔓延至川西，薛富商携家小逃亡途中全家被土匪所杀，该处房产遂被后来的执政官府没收。1950年2月1日，雅安解放，薛家花园被解放军征用，成为西南军区的一个小小的兵站。
薛家花园作为一个兵站而言面积较小，但建筑物墙高而厚，房屋牢固，故西南军区决定将其作为专门储存贵重物资之处。从成都运送过来的用于川藏公路工程的贵重物资如药品、机械零部件、地质图纸、专家分析报告等重要资料，以及银洋，全都储存于此。因此，薛家花园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很热闹，不分昼夜地进货或者出货。由于储存物资的重要性，所以根据军区部署，这里驻守着解放军一个排的兵力。其时，川西残匪和国民党潜伏特务都已基本肃清，治安形势也较之前大为改观，因此，兵站方面上上下下都是一心想着搞好物资接收和发放工作。但是，随着眼前这个骑着青色骏马的汉子的到来，这种太平意识遭到了挑战。
这个汉子名叫谭兴中，是柳家墩收容所的一名中队长。解放初期，办收容所的目的是把那些已经放下武器、停止作恶并向人民政府进行登记的国民党军官、旧军队的散兵游勇、旧政权文职官员集中起来进行整训。整训内容是一边政治学习，一边从事劳动，政治学习结合交代、揭发历史问题。然后，根据各人的历史问题大小、整训期间的表现等做出处理，或释放回家，或送交公安机关法办。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收容对象越来越少，而另一类对象却陆陆续续冒了出来，那就是流窜在社会上的一些流氓无产者、刑事犯罪分子以及在家乡受到人民政府追究而逃出来的还乡团、恶霸、土匪、反动会道门骨干分子之类。这些人被发现时，仅仅是“行踪可疑的外地人”，又拿不出有效证件或者证明，于是就需要对其身份进行查究。按法律规定，这些人当时还没有被发现是否有罪行，所以还不能立刻将其拘捕，但又不能放了他们，于是，就想到了收容所。
收容所的工作人员来自两个政府部门：公安和民政。现在，骑着一匹青马前来薛家花园的收容所中队长谭兴中，是从公安局抽调到收容所任职的。他所负责的那个中队，在收容所被称为“新收中队”，就是专门负责接收新进来的收容对象的一个中队。
当时的雅安专区一共辖六个市县：雅安市、荥经县、汉源县、天全县、宝兴县和芦山县，各市县有公安局，但没有收容所。当地发现行踪可疑的对象后，如果没有证件、证明，那根据规定就要送到雅安市的收容所来。但是，押送是需要一定人力、物力的，而且，也许今天发现一个立刻安排押送后，明天又发现一个，后天又发现两个。这样，疲于应对的各县就被迫采取一个法子：把需要押送雅安专区收容的对象先在当地安排一个地方予以留置，一段时间(比如半个月)后，就集中押送一次。
柳家墩收容所很快就发现下面各县的这个押送规律，于是干脆发出通知，每月固定在某天押送一次收容对象。这样，每个月到这一天的时候，收容所就要接收来自六个市县的收容整训对象，人数不等，有多有少。收容所于是决定组建一个“新收中队”，把六市县押送过来的对象集中起来办理入所登记、检查身体等手续。
按照收容所的工作程序，收容对象先在“新收中队”适应一下，再按登记的历史身份分门别类送到各个中队去，正式进行整训。整训的最后一个阶段，是检举揭发各人所知晓的历史上犯下过罪恶的已被关押或者尚未落网的亲朋好友、一般熟人。但是，这次“新收中队”却遇到了一个意外，前天刚集中过来的一百三十八名收容对象中，有一个名叫郭子烈的对象忽然向工作人员提出有紧急情况需要立刻举报。于是，郭子烈被送到中队部，由谭兴中和指导员老黄两人跟其谈话。
郭子烈的举报内容是：他有一个绰号叫“小耗子”的朋友，准备最近从成都潜来雅安，盗窃解放军兵站的银洋。
在这之前，收容对象举报的各种案件成百上千，有的颇具价值。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收容对象举报过预谋案件的。“新收中队”觉得他们处理不了这个情况，于是就向收容所领导汇报。收容所田所长和刘教导员交换意见后认为，尽管郭子烈说得有板有眼，但目前很难确定这到底是不是一起特大预谋盗窃案。当然，作为防范，还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于是，收容所就开了一份公函，指派谭兴中前往兵站通报情况。
兵站站长宋大胜听了通报的情况后，吃惊不小。宋站长和兵站王教导员决定召集兵站排以上干部会议，专门研究如何做好安全防范工作。这个兵站是一个营级单位，有七八十号人，排以上干部有二十七名，加上警卫排长，一共二十八人。会上，众人讨论的内容是：目前兵站的库房里并无银洋储存，但是，明天会有一批银洋从成都运来，在本站储存多长时间还不知道，按照以往的惯例，存放时间一般不会超过五天，因为“前方”(部队对川藏公路工地的称呼)急需银洋支付各类开支。我们就按照五天算，这段时间必须绝对保证安全。
兵站设有一个保卫组，组长任有富原是62军保卫部的一名保卫干事，调来兵站后负责整个兵站的安全保卫。会上，任有富当众拍胸保证：人在银洋在，一定加强防范，不让犯罪分子有机可乘!
次日傍晚，一批银洋在特卫队的护卫下，从成都运至雅安。这批银洋一共三十五万枚，五百箱，每箱七百枚，其中四百五十箱是由上海造币厂制造的新大洋。装银洋的箱子是木板钉制的，外表漆成草绿色，一眼看去跟寻常弹药箱差不多。这也是根据川藏公路所经区域的地形而专门设计的：七百枚大洋，每枚重(旧制十六两为一市斤)七钱二分，总重量是三十一斤半，连木箱分量大约三十四斤。川藏公路所经区域，很多是险峻之地，运输物资得靠肩扛箩背，三十四市斤的分量比较适宜于这种方式的长途运输。
根据西南军区司令部制定的押运规定，特卫队只管押运——即负责途中的物资安全。特卫队采用的是分段负责制，即每队只负责从成都到“前方”的某一路段，只要平安押运到目的地，交割给下家，他们的活儿就结束了，立刻动身回返，即使已是深更半夜必须宿营的，他们也要走一程后再驻扎，没有“就地宿营”一说。这次也是这样，特卫队从成都把这五百箱银洋押运到雅安薛家花园后，立刻跟兵站方面办理了交割手续，然后离开。
兵站这边，对于这种贵重物资原本就是很重视的，这回有了收容所的预警通报，更是如临大敌。宋所长、王教导员佩着手枪亲自检查各处岗哨，然后和保卫组长任有富一起检查了存放银洋的库房。这间库房位于薛家花园的后院，那是一幢独立的院落，四周的院墙都是用一块块方方正正的大石头砌就的，八尺多高——大约在两米半左右，这已经超过一般院墙的高度了。院内有一幢两层楼房，也是用石头砌就的，楼房顶部则以一块块一米见方的厚石板铺盖，接缝处以糯米粉和桐油填充，既能有效地黏合，又能防雨，整幢楼房坚固无比。据说，薛家花园最初建造时是没有这个后院的，后院是花园落成后的次年另外建造的，所以，后院跟前面带花园的那个被称为“前院”的主建筑群是隔开的，两院之间有一条甬道连接。甬道两侧栽种着一些花草树木，然后是依着前后院墙而砌的同样高达八尺的石头围墙。
由于后院这幢独立的石头楼房特别坚固，兼具防火功能，所以被兵站选定作为存放银洋和图纸、技术书籍等资料的库房。西南军区后勤部对此非常重视，当时曾特地派员前来检查。其实，由于川藏工程进展很快，所以，不论是资料还是银洋，在薛家花园这里都是放不了多久的，银洋最多存放一个星期，资料稍长些，但也不会超过三个星期。因此，后院库房大部分时间是空着的。
宋所长、王教导员和任有富三人亲自看着兵站负责贵重物资进出登记的干部老周接收了那五百箱银洋，在警卫排战士的严密看守下由兵站官兵一箱箱搬进了库房。然后入内亲自点检，确认无误后用油布把箱子严严实实遮罩起来，四角接缝处一一贴上封条。几个人一起退出库房后，看着老周锁上库房大门，又绕着库房走了一圈，仔细检查了窗框的每一根大拇指粗的铁栅栏，这才放下心来。
这时，警卫排长过来了，提出了他已经考虑成熟的方案：晚上除了在兵站大门(也就是前院大门)外继续安排双岗外，还要临时抽调战士组成夜间巡逻哨，两人一组，定时绕着兵站四围围墙进行巡查；另外，还要在后院库房门口临时安排一个哨位，也是两小时轮换一哨。
宋、王觉得这样安排比较妥当，点头同意。但任有富想想却觉得还不大放心，于是就提出了一个补充意见：警卫排安排在后院的那个哨位可以移至后院门口，存放银洋的库房门口由保卫组负责整个夜晚的警戒。据事后任有富向兵站宋、王两位领导透露，他这样做倒并非为了多设一个岗哨增加安全系数，而是出于一种下意识的反应。兵站的警卫排不是属于兵站领导的，就像现在的一些重点防卫单位如政府、监狱等的警卫组织结构一样，担任警戒的武警归武警部队管，在组织上跟政府、监狱等被警卫的单位没有什么上下级关系。所以，担任警卫使命的武警官兵如无被警卫单位的邀请，是不能进入单位内部的。兵站的情况也是这样，由于兵站不大，而且警卫排就住在兵站里面，所以警卫排人员进出兵站是可以的，但按规定不能担任内部守卫，除非在特殊情况下经兵站方面许可。任有富是干保卫的，他知道这个规定。所以，他就提出由保卫组负责对库房的直接守卫。
站长宋大胜说这样也好，那就等于多增加了一道防线，不过这批银洋在本站存放多久目前还没有数，我估计短则三天，长则一周，你们保卫组一共只有三个人，每天晚上都要守卫库房，撑得下来吗？
任有富说没关系，我们三人轮流值守，每人一个晚上，轮到值守的同志次日白天睡觉，他的工作由另外两人承担就是了。反正没几天，应该没有问题的。
这样，这个问题就圆满解决了，宋、王两人和警卫排长都认为如此最为稳妥。
当晚，对于后院库房的值守按部就班，一宿无话。第二天，没事。第三天，也平安无事。
第四天下午，兵站接到上级电话通知：明天中午，存放的五百箱银洋将被调拨，请在上午11点前做好交割准备，押运的特卫队一到，立刻办理交接手续。宋大胜如释重负，寻思这事儿总算快结束了，尽管不能保证窃贼是否会对下一批银洋动什么脑筋，但眼前这一关总算过了!
宋大胜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他特地把警卫排长和任有富请来，对他们说了情况，要求今晚务必注意安全。警卫排长说没有问题，今晚岗哨安排照旧，巡逻哨则安排三个班的六名正副班长轮流带哨，晚上7点到早上7点，十二个小时，正好他们每人轮到一趟。任有富也说没有问题，今晚由他亲自在库房前值守。
暮色降临后，任有富就进入了后院。保卫组三位都是野战军人出身，对于野外生存有点儿经验。雅安这边的气候跟成都不同，与西藏也不同，一年中几乎没有零度以下的时候。此刻是4月中下旬之交，已是仲春时节了，按说即使在晚上也不会很冷的。但是，你若这个时候到雅安去感受一下，就会发现这个结论似乎下得有点儿早。前面说过，雅安有个别称叫“雨城”，因多雨而得。只要一下雨，温度降得不多，但湿度大大增加，湿度增加以后，人体就会觉得特别寒冷。春日多雨，雅安的春日多在晚上降雨，所以，晚上的寒冷是可以想见的。这种寒冷不会把你冻死，也不会冻僵，但绝对可以保证你一刻不停地瑟瑟作抖。
那么，任有富他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兵站有军用油布，野战军人有搭建简易帐篷的本领，任有富头天晚上值守时就在库房门口的台阶上搭建了一个简易帐篷。这个帐篷相当于一个岗亭，紧贴着库房大门，人待在里面，就是躺下睡觉，如若窃贼前来撬门，也绝对能在第一时间惊醒。当然，任有富他们值守时是不会睡觉的，也不会一直待在这个帐篷里，隔一会儿就要披上雨衣出去巡查一下。
宋站长和王教导员很关心库房这边的安全防范，每天上半夜不是宋就是王，都要来保卫组这个岗位几次。这天晚上，8点多就下雨了，下得还比较密，寒意顿增。午夜前，宋、王一起来查岗，给任有富带来了一瓶烧酒，说下半夜顶不住的话，喝几口暖暖身子。
宋、王查完最后一趟哨，就去休息了。这天白天兵站很忙，先是为一个路过雅安的步兵团提供了一顿午餐，那时还没有为团首长单独准备伙食的做法，但作为兵站领导，宋、王肯定要跟人家团长、政委等首长说说话什么的，还要布置解决诸如邮寄信件、提供药品诸如此类的事。下午，从成都运来一批物资，都是棉布、日用品、生产工具什么的，由于数量较大，兵站领导就得亲自参加卸货。这一天折腾下来，两人也忙得够戗的了，晚上一躺下就睡得很熟。本来，宋站长还准备起来一趟去查个哨的，但实在睡得太熟了，也就没顾得上。
警报是在凌晨3点钟发出的。3点整，警卫排战士小林前往后院门口接班。晚上，兵站规定是不能亮灯的，他来到后院大门口，没见哨兵小张的身影，不禁感到奇怪。轻轻唤了一声，没有应答。于是打开了手电筒，不禁大吃一惊：手电光下，身穿军用雨衣的哨兵小张躺倒在地上，身上流出的血水形成了一
条曲曲弯弯的颜色鲜红的细流，在手电光下特别触目惊心。
“砰!砰!砰!”枪声划破了宁静的夜空!
三、线索初现
保卫组长任有富被枪声惊醒的时候，只觉得迷迷糊糊像是没有睡醒的样子，眼前一片漆黑倒是正常的，深更半夜嘛。但这是在什么地方呢？这时，他听见外面传来杂沓的脚步声，然后就是猛烈捶击后院大门的声音，还有人狂呼着自己的名字。任有富终于记起来了，他是在后院银洋库房门前的帐篷里值守啊!
任有富下意识地伸手去抓腰间的佩枪，枪在，左手碰着了掉落在地上的手电筒。于是抓起来拧亮了手电，发现自己是躺在帐篷里。他一面答应着外面的呼叫，一面钻出帐篷。刚要站起来，只觉得一阵眩晕，脚下一个趔趄差点儿跌倒。这时，外面的宋站长、王教导员等人已经等不及开门了，把院门砸开了一拥而入。十几道手电光一齐照射过来，晃得任有富眼睛都睁不开。然后，任有富就听见了惊叫声。
库房大门上的两把特大号铁挂锁都已被撬开，大门半开半掩!
出事了!宋大胜倒抽了一口凉气，定定神，挥手指了指台阶，阻止了要往库房里冲的警卫排长等人：“听着，以此为界，所有人都不准进来!”转脸对从后面挤上来的教导员说，“老王，我俩进去看看。”
任有富记起了自己保卫组长的职责，说：“我也去!”
但王教导员摇了摇头，对警卫排长说：“下了他的枪，先看起来!”
宋、王两人进到库房里一看，堆在库房中间防潮木板上的用油布蒙得严严实实并且在四角贴上了封条的五百箱银洋，一侧的油布已被掀开，下面装银洋的木箱明显少了一部分。立刻清点，发现五十箱共计三万五千枚银洋被盗!
宋、王两人退出库房，指派兵站干部、警卫排战士各两人严守库房。然后，让包括警卫排长在内的所有人都退出后院，只留下已经被下了手枪的任有富。两人把任有富叫到一旁的角落里，跟其进行了简短的谈话。据任有富说，他一直很负责地值守着，为防止自己熬不住了打瞌睡，还特地把军大衣脱下来放在一旁，故意让自己受点儿冷，冷了就没有倦意了。一点钟的时候，他还清楚地听见后院门口警卫排战士换岗的声音。这时雨已经停了，风有点儿大，他出了帐篷在库房周围转了一圈，一切正常，于是就返回帐篷，背靠着库房大门坐了下来。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他就不记得了，因为他睡着了。
宋大胜马上想起了自己午夜前查岗时拿给任有富的那瓶酒：“你喝酒了吧？”
“没有。我怕喝了酒犯困。”
宋、王立刻去帐篷里查找，果然发现了那瓶还没开封的烧酒。
“你的眼神看上去像是非常疲乏，还没睡醒吧？”
任有富说不但觉得疲乏，而且人还感到特别软似的，刚才钻出帐篷时差点儿跌倒呢。
王教导员说：“你这是中了毒——窃贼使用了迷魂香之类的麻药。”
任有富得知后院门口的哨兵心窝挨了一支毒箭已经身亡，不禁欷歔不已。哨兵被害，待在库房门前牢牢把守着的任有富反倒仅仅中了迷魂香之毒而昏迷过去，这个情况似乎有些反常，此刻的情势当然是对任有富很不利的。于是，任有富就被暂时关进了禁闭室。他是搞保卫工作的，对此也表示理解，老老实实服从了。
兵站是属于西南军区后勤部管辖的，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故，按组织原则得先向西南军区报告。于是，兵站立刻以长途电话和电台发报的双重形式向军区后勤部紧急报告。三万五千枚大洋失窃，这绝对不是一桩寻常案件，西南军区后勤部于是立刻向司令部汇报。很快，司令部就以密电形式发来了指示：决定由军区保卫部、西康省公安厅、雅安专区公安处组成联合专案侦查组，迅速对该案进行侦查。兵站可立即与西康省公安厅联系，由公安厅对案件现场进行勘查。
于是，兵站就向西康省公安厅报案。军方办事迅如闪电，电话打到省公安厅时，那里已经接到了西南军区打来的关于协查银洋盗窃案的加密电话，一位领导说正在调动精干刑警，将立刻赴现场进行勘查。
天亮时分，省公安厅和雅安专区公安处派来的五名刑警抵达兵站。这五人中，二位是有官衔的：凌序，省公安厅刑事侦察(当时称“侦察”，而不是“侦查”)科股长；季云瓒，雅安专区公安处治安科副科长。另外三位，王春生来自省厅刑侦科；兴索强巴，藏族，专区公安处刑警；露佛基，羌族，专区公安处刑警。
凌序参加革命已有八年，是武工队员出身，后来在解放区干公安工作，进军大西南时被组织上抽调过来加强西南解放区的公安干部力量，最后被安排在西康省公安厅干刑侦工作。他领着四名刑警跟兵站宋、王两位领导见过面后，立刻着手安排对盗窃现场进行勘查。
一番折腾后，刑警向兵站领导通报了现场勘查情况，他们所说的第一句话就使宋、王二位吃了一惊：案犯是一人。
是一人作的案？他一个人就搬走了五十箱银洋？
是的，只发现了一个人的脚印!
刑警根据现场勘查情况对案犯的作案过程进行了还原——
这个案犯是赶着一辆马车来到兵站外的，他把马车停放于距兵站后院五十米的那个小树林里，把马嘴巴扎上以防发出嘶鸣声，然后蹑足潜行至兵站后院与前院连接甬道的围墙外，使用“爪钩”(一种绳索前端拴上了钢爪的越墙专用工具)攀上墙头。窃贼趴在墙头上，用弩向临时哨位上的哨兵发射了一支毒箭，哨兵没来得及吭声就咽气了。
射杀哨兵后，窃贼下到地面，却发现后院大门是关闭着的，于是再次使用“爪钩”攀越院墙进到后院内。窃贼可能在之前几个晚上已经到兵站这边攀上围墙窥探过库房防范情况了。他知道帐篷里的那个值守者肯定是有武器的，一旦惊动后作出反应的话，那他的武器功效肯定比不上对方的手枪，况且一旦响枪，即使他能全身而退，盗窃计划也就落空了。因此，他并不打算惊动值守者，但却无法像解决哨兵那样干脆利索地把值守者干掉，因为帐篷内的任有富只要一被惊动，立刻开枪也难说。于是，另一个伎俩就出笼了：针对帐篷相对密闭的特点，他就使用了迷魂香。熏倒值守的任有富后，窃贼撬开了库房门上的两把锁具，进入库房下手行窃。
窃贼根据马车的载重量(可能还考虑了地面泥泞等因素)，下手盗窃了五十箱银洋，合计三万五千枚，毛重一千七百五十斤。他是怎样把银洋运到墙外的呢？刑警判断，他先把五十箱银洋搬到库房旁边的院墙下，攀上墙头，用“爪钩”把箱子一口口吊上围墙，再吊到墙外，然后下到地面，把吊下的箱子搬运到停在树林里的马车上。从墙外泥地上留下的脚印分析，窃贼的这个动作是分多次实施的，因为他得提防警卫排的流动哨。
根据案犯在现场留下的脚印长度判断，案犯的身高大约在一米七至一米七五之间，男性，穿一双半新胶底鞋。作案时，窃贼戴着手套，所以没有留下指纹。
这个案子是一起性质恶劣、案值巨大的杀人盗窃案。三万五千枚银洋是一个什么概念？当时市面上流通的还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旧版人民币，一枚银洋可以兑换一万元人民币(相当于新版人民币一元)，而当时西康省的职工月平均工资不到三十元。
又是巨款，又是杀人——杀的还是解放军战士，这个案子的严重性不言而喻。正因为如此，所以凌序等五名刑警在军方参加侦查的人未抵达雅安之前，除了勘查现场，保护好提取的证据之外，不敢擅自做什么。
那么，军方的侦查人员是何时才赶到的呢？成都到雅安一百八十公里，当时交通不便，这段路他们驱车跑了将近八个小时，到下午1点方才赶到兵站。西南军区保卫部派来了两个军官，于镇江和张忠，都是三十多岁的悍将。于、张两人抵达后，先通过电话向军区保卫部报告，然后向省公安厅打电话报到。省厅领导说军区方面已经跟这边作过沟通了，你们一到立刻和已经派去的五位同志一起组建联合专案侦查组，由于镇江、凌序二同志分别担任正副组长，马上开始工作。
于镇江放下电话立刻召集张忠和五名刑警开会，宣布正式组建专案侦查组，然后请凌序介绍现场勘查情况。凌序汇报结束后，随即请军方二位去查看内外现场。于镇江、张忠对凌序等人的勘查和结论没有异议，于是会议就进入了下一个内容：目前应当采取什么样的侦查措施？
一番讨论后，众人很快就取得了一致意见，决定立刻采取三项措施——
第一，鉴于被窃银洋数额巨大，体积、重量非同一般赃物，案犯作案时又动用了马车，因此，估计案犯在雅安这边可能有窝赃点，也有可能会把赃物中的少量银洋直接拿到黑市上去交易。为及时追回赃物，须以雅安专区公安处出面布置雅安市内以及郊区各基层派出所出动警力在各自的管辖区段里进行排查。
第二，目前不能排除案犯作案得手后，即以交通工具将赃物向外省转移的可能性，所以，有必要以西康省公安厅的名义向通往省外通道上的哨卡发出紧急协查通知，一是注意盘查，二是注意收集相关线索。
第三，应当立即指派侦查员前往柳家墩收容所当面向该线索提供者、收容人员郭子烈了解情况。
事不宜迟，专案组副组长凌序立刻叫上侦查员露佛基、王春生，三人驱马直奔柳家墩。
郭子烈是个二十三岁的小个头男子，西宁人氏，长相极其平常，五官几乎没有任何特点，见过就忘。这竟然成为他混社会的优势。十年前，他拜了个江湖上有点儿小名气的老乞丐为师，折腾了两三年成为一名扒手。从此就利用他个头小又长得不显眼的生理特点，开始了他作为一名职业扒手的生涯。早在西宁解放前，郭子烈的扒手技艺在西宁市就已经有了些名气。解放后，西宁市公安局曾把他捉去关了几个月，因为没有直接证据，最后只好开释。
郭子烈这次被捕，虽然没有挨着判刑吃官司，但所受的惊吓不小。他于是总结经验，却不是为了悬崖勒马，而是为了更好地提防再次被捕。他对自己的作案方式作了修正，原先是就在西宁以及周边几个县行窃，修正后则是干脆流窜。两年来，郭子烈在青海、宁夏、甘肃、陕西、四川这五个西部省区流窜作案，所获赃款赃物用于结交江湖朋友，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半个月前，郭子烈到汉源县看一个跟他一样也是有着流窜嗜好的江湖朋友，对方不在。郭子烈访友不遇，看看天色已晚，就去旅馆住宿。住宿登记时，人家问他要证明，他便要了一张白纸，当场写了一份，然后从背包里取出一个印章盖了上去。旅馆人员只一看，便是一个激灵：那大印竟是北京市一个区政府民政科的!于是，稳住郭子烈后就报告了县公安局。这样，郭子烈就被拿下了。他当然不承认印章是窃得的，坚称是拾到的。县公安局从依法办事出发，不能硬把这小子拘留，于是送到了雅安这边的收容所。
郭子烈进了收容所后，听说表现好就可以获得宽大，关几天就开释的也有，于是，他就写了一份简单的揭发材料，称听说他的一位成都朋友“小耗子”打算到雅安来盗窃兵站里存放的银洋。
郭子烈的本意其实并非真的举报什么案子，他如果真要举报的话，像他这种流窜犯，在江湖上的朋友多如牛毛，个个都是惯犯，随便说说就是一起大案。他之所以把“小耗子”举报出来，一是他根本不相信“小耗子”真的会到雅安兵站盗窃银洋，二是正好预谋作案地就在雅安，而他此刻也被关在雅安，所以估计说出来后会引起收容所的重视，从而对他的“表现好”留下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但是，郭子烈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举报几天后，雅安这边真的发生了盗窃银洋案，而且还杀害了一个解放军。
现在，凌序三人出现在郭子烈的面前。侦查员没有透露兵站遭窃的事，所以郭子烈只以为公安局对他的举报产生了兴趣，不禁兴奋起来。兴奋之余却又有些顾虑：黑道上讲究的是一个“义”字，“小耗子”在成都地区的黑道上还算有点儿小名气的，若是将其预谋(甚至不过是随便说说)的案子也算在账上而导致落网的话，他郭子烈的脸面今后就没处搁了。因此，郭子烈对侦查员说：“我举报这件事，只不过是给政府提个醒，让政府通知兵站对此有个防范，并不想让你们由此设一个陷阱等‘小耗子’钻进去，给一枪崩掉。”
凌序不想在无关紧要的问题上浪费时间，于是开门见山道：“我代表政府坦率地告诉你，兵站库房已经遭窃，被偷走了五十箱银洋，还杀死了哨兵。当然，我们不能武断地下结论说‘小耗子’就是该案的案犯。但案件发生了，我们要调查，你所提供的那个‘小耗子’就是一条线索!这条线索的线头在你郭子烈手里，所以我们就来找你了，请你把线头交出来。”
郭子烈瞠目结舌，好一阵才回过神来，大声嚷嚷道：“啊!‘小耗子’已经下手啦？这小子胆子可真不小啊!一偷就是五十箱大洋，还杀了人，杀的还是解放军!这可怪不得我郭某了!”于是，郭子烈详尽地提供了“小耗子”的情况——
“小耗子”的真名叫何辰志，三十四岁，身高大约在一米七左右，成都人氏，住址不详。这人以前是个小偷，抗战后期偷了国民党军队一个姓刘的师长的东西，不但惊动了成都市警察局，连“军统”、“中统”、宪兵甚至袍哥都出动了，一齐联手要捉拿他，追回刘师长的东西。何辰志可真有点儿本领，他竟然从军、警、特、宪、袍哥的重重封锁中得以平安脱身，逃出成都，不见影踪。直到三年后，抗战结束了，那个刘师长早已不知去向，他才重新在成都露面。道上的朋友问他这些年去了哪里，他透露说去凉山投奔了一个彝族部落的头人，竟然做了人家的女婿。本来，他准备就在那边待下去的，但最近那个部落跟另一部落发生械斗时遭到惨败，头人全家被杀，他当时正好不在山寨，总算得以逃生。这样，就只好逃亡，想想那个刘师长多半已经离开成都了，就回来了。
何辰志回到成都后，改变了原先的作案风格。以前他是职业偷儿，回成都后认为这样过于惹人注目，于是就买了一辆马车，干起了载客又载货的交通运输行当。当然，他花在运输行业上的时间虽多，但这不过是副业，主业则是盗窃。由于有了马车，他下手的就是大件目标了，粮食、布匹、棉花、药材，什么物资抢手就盗窃什么。解放后，何辰志跟郭子烈一样，也被政府弄进去关过一段时间，也是因为没有证据被释放了。何辰志跟郭子烈不一样，释放后他没有去流窜作案，而是找民政部门，说他从此要自食其力了，要求给他安排一份工作。于是他进了一个由街道办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做起了竹匠。当然，这跟他从彝族部落逃回来后改行做马车夫搞运输一样，不过是个幌子，他根本没有停止作案。
何辰志作案有四个特点。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家伙，不论何时何地，遇到他想学的东西就会偷偷学习，一学就会。前面说到的什么赶马车、竹匠技艺，都是他在彝族部落生活时学得的。解放伊始，他在公安局关了两个多月，真是一个“敏而好学”的人，这段时间竟然也没有放过。他除了虚心向富有作案经验的盗窃高手请教作案本领外，还打听了多名狱友的落网原因，从中吸取教训。他认为最容易导致盗窃犯落网的原因是同伴失风后为求宽大而供出他人。为了避免暴露，他在作案时都是单独行动，从不邀约帮手。所以，解放后两年多他作案不少，但至今从未失过风，被道上同行称为“独脚大盗”。这是何辰志盗窃犯罪的第一个特点。
何辰志盗窃犯罪的第二个特点是：偷公不偷私。他盗窃时下手狠，赃物价值不到心理价位是看不上眼的，这个心理价位随每次盗窃的对象而变化，水涨船高。比如，他算好要去盗窃区政府的某个办公室，估计那里的保险箱里有很多钱，于是就定下心理价位：不少于二百万元(旧币，相当于新版人民币二百元)。哪知费了很大劲打开一看，里面并没有那么些钱钞，只有一些零钱，大约二三十万元，那也不少了，相当于一个工人的月薪了。但是对不起，他分文不取，原路退出。回家路上肚子饿了，宁可自己掏钱买碗馄饨吃。
第三个特点：兔子不吃窝边草。成都有他的家，有妻子儿女，万一自己哪天失风被捕，若在外地，亲友脸面无碍；若是在本地作案被捕，游街、批斗、公判，无疑是给亲友脸上抹黑。因此，他作案从不在成都下手。
第四个特点：偷大不偷小。何辰志喜欢偷成批物资，如果是车载船装的，那就更欢迎。据他酒后向朋友透露，1950年他在宝鸡曾盗过一家刚由国家接管经营的工厂的两吨工业用铜，运往河南销赃。他还曾把重庆朝天门码头上的半船棉花连船带货撑走。
郭子烈是今年3月上旬去成都时遇到何辰志的，他们都是道上朋友，解放前就已经相识了。那次他去成都，刚在旅馆住下，何辰志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赶来旅馆跟他见面。这是解放后两人第一次见面。何辰志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人，在花钱方面跟郭子烈一样有着挥金如土的习性，当即尽地主之谊，请郭子烈下馆子喝酒。傍晚6点进的饭馆，到饭馆关门还没尽兴，于是就买了些酒菜到旅馆去接着喝。何辰志酒后吐真言，大着舌头对郭子烈说了一番很动感情的话语，大意是：自己也上岁数了，又有家小，不想一条道上走到黑。如今共产党执政，做事认真，所以像他这样的偷儿迟早有一天会落网的。他打算落网之前金盆洗手。洗手之前，准备做一笔大“买卖”。他早已打听清楚了，如今修筑川藏公路的经费全是大洋，是从内地收集后运过去的，雅安是必经之道。一般从成都这边运过去的大洋第一站都存放于雅安薛家花园兵站，他准备去雅安盗大洋。何辰志还说他在雅安有朋友，届时可以搞到运输工具，得手后这辈子就不用再为钱钞操心了，连子女以后的花销也解决了。
当晚，专案组举行第二次案情分析会，对郭子烈提供的何辰志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一致认为：何辰志的个头特征符合根据现场提取的案犯脚印所作出的身高判断，而依其作案的四个特点以及他曾在彝族部落待过三年(学会赶马车和使用弓弩打猎)的情况来看，跟作案手段以及现场所发现的痕迹也是相符的。因此，专案组判定何辰志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四、排除疑点
次日，专案组七名侦查员前往成都，抵达后直接去了市公安局。经成都警方调查，“小耗子”何辰志确有其人，成都解放伊始曾因盗窃嫌疑被关押过，因查无实据而释放。根据本人要求，联系相关部门将其安置在“红云竹业生产合作社”做了一名竹匠。据合作社反映，何辰志在那里表现尚可，和同事关系融洽，就是身体不好，时常生病缺勤，全年病假总在三个月左右。最近，何辰志又请病假了，已有半个月没去上班。
专案组众人闻之一个激灵：半个月没去上班了，莫非是去雅安作案了？
侦查员季云瓒、王春生去何辰志家进行调查，返回后报告了调查情况：据何辰志的妻子郁春珍说，其夫已有半个余月没有回家，去了哪里，是否在成都，她一概不知。丈夫外出一向从不告知的，常常是吃饭时还说着下午去商店买东西，但放下饭碗一转眼人就不见了，重新出现时已是若干天后。这种情况次数一多，郁春珍也就不当回事了。侦查员接着又去了居委会，得知何辰志在外面有多名姘妇，他不在家过夜或者连日不归是常事。
这时，成都刑警送来了从何辰志供职的“红云竹业生产合作社”取来的何辰志最近八个月的病假单。专案组长于镇江查看了病假单，一共有四十九张之多，病假期短的是一天，较长的是一周，最长的是一个月。这次半个月的病假单子有点儿异样，共有两张病假单，一张是4月5日开的，为期一月；另一张是预开的，写明是5月5日，也是一个月。一张张看下来，发现所有病假单都是出自同一家医院的同一个医师之手，而疾病名目却有内科、外科、眼科、耳鼻喉科、皮肤科等数种。难道这个医生是罕见的全科医生？于镇江于是断定这些病假单背后可能隐藏着问题。
医生陶某被成都刑警请到了公安局，面对神情威严的侦查员和出自他之手的那四十九张病假单，他的脸上呈现出不安的神色。跟他谈话的是季云瓒和张忠，两人作了自我介绍。陶某闻听对方又是西康省公安厅又是西南军区保卫部，来头这么大，心里顿时发怵，不待追问就道出了真情：他跟何辰志是朋友，何出手阔绰，经常给他送钱送物，他则对何辰志有求必应。其实，何辰志并无疾病，索要病假单是为了逃避去竹业合作社上班，至于何辰志在“病休”期间干了些什么事，他一概不知。侦查员让陶某留下一份笔录，关照必须保密，就让他离开了。
由于案情重大，成都市公安局出动了上百名警察，不露声色地悄然查摸何辰志的下落。这一查，成都警方才知道，这个平时被派出所户籍警认为“还算老实”的家伙，其实并不老实，他在成都有着上百名“兄弟伙”，此外，他还有九名情妇。
进一步调查下去，发现何辰志在4月4日即让医生陶某开病假单的前一天，曾在情妇韩少珍处过夜。次日，他去陶某处取了两张各为期一月的病假单送到竹业生产合作社后，就不知去向了。何辰志未向自己的妻子或者韩少珍透露过自己要去哪里。
专案组和成都警方商议对策，决定对何辰志家进行秘密搜查，他们并不指望搜出跟银洋命案相关的罪证，只是为了获得何辰志去向的蛛丝马迹。这个行动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在何家搜到了一本已经翻得破烂了的通讯录。何妻郁春珍告知，何辰志离家前将上面的内容誊抄在新本子上，当时丈夫曾嘱她烧掉，但她因为忙碌而忘记了。
专案组如获至宝，可是打开一看却又傻眼了，上面密密麻麻记着二百多条地址、近三百个人名，除去本市的尚有一百八十三人之多，分布于四川、西康、青海、西藏、宁夏、甘肃、陕西、云南、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如果把这些人个个调查到，那需要多长的时间啊？而且，这样做可能会打草惊蛇。
专案组经过一番商量，从通讯录里挑出三名居住于雅安的，以“加急电报”形式发给雅安专区公安处。雅安方面收到加急电报后，立即调查何辰志在案发前是否跟这三人接触过。调查结果很快就反馈到专案组：未曾发现何辰志来过雅安与被调查对象接触。
这样，专案组就只好再次举行案情分析会，讨论如何进行下一步的工作。有人提出：从目前查摸到的情况判断，何辰志不会待在成都，很有可能自4月5日“不知去向”时就已离开成都了。一般说来，他离开成都前往外地时，需要乘坐长途汽车，乘长途汽车必须购买车票，据说成都的长途汽车票比较难买，所以像他这种广交朋友的角色可能会预先购买好车票。因此，要弄清何辰志的去向，只消调查他在长途汽车站的朋友——他肯定是通过这类朋友购预售票的。
众人听了都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于是当场翻开何辰志留下的那本破通讯录，一查，他在长途汽车站有一个名叫曹执礼的朋友。
曹执礼是一个四十来岁的男子，他原是汽车司机，后来因为在行车时遭遇泥石流断了腿，就做起了站务工作。他告诉侦查员，何辰志在4月4日上午托其购买了一张去泸州的长途汽车票，是次日上午7点发车的。那天正好轮到曹执礼上早班，他亲眼看见何辰志拎着一口皮箱上了那趟汽车。
专案组再查通讯录，发现上面记录了何辰志在泸州的一个朋友，那人名叫齐晓生，住址是泸州西门外金驹庄。两位组长商量后，决定派三名侦查员前往泸州。如果发现何辰志，即行将其拘拿。
侦查员张忠、季云瓒和露佛基奉命执行该项使命。当日开往泸州的长途汽车已经没有了，只好次日上路。第二天，三人乘坐长途汽车前往，抵达泸州时已是深夜。由于情况紧急，他们直接去了泸州市公安局请求协助。直到泸州警方对协助缉拿何辰志的事情做出了稳妥安排后，三个侦查员这才在市公安局附近找了一家简陋的旅社住了进去。
根据安排，先由泸州市公安局派员悄然前往金驹庄了解，如果何辰志确实去过该地并跟齐晓生有过接触的话，专案组侦查员就直接向其了解情况，然后再视情作下一步打算。
上午10点多，泸州市公安局的便衣刑警来到旅社，通报说：金驹庄确有一个名叫齐晓生的人，中农成分，以跑单帮为业，此人近日接待过一个外地人，从年岁、长相判断，很有可能就是你们所说的那个嫌疑人。
三个侦查员大喜：那就麻烦你们陪同我们去金驹庄走一遭。
金驹庄在泸州西门外八里处，是一个不过三四十户农家的小村庄。一干人步行前往，悄然进庄，农会主席、民兵连长已经等候在那里了，领着侦查员一行前往齐晓生家。推门而入，只见四个男子围桌而坐，正在喝酒。屋里光线较暗，一时看不清那四人的脸容，领头的张忠遂沉声喝道：“何辰志!”面对门口而坐的那个男子下意识地有了反应，虽然没有应声，可是从其动静来看，此人就是何辰志了。于是，手枪直接对准了他：“举起手来!”
那人大惊失色，张口结舌道：“你们……诸位是哪里……”
季云瓒、露佛基早已上前揪住了他，扣上了手铐。
和何辰志一起喝酒的三人，一个是主人齐晓生，另外两个是本庄农民。侦查员决定把齐晓生一并带走，另外两人，由农会主席、民兵连长证实了姓名、身份后，一一记录下来，吩咐不得离开村庄，如调查案情需要，必须随传随到。
何辰志被带住泸州市公安局，侦查员当即讯问。出乎意料的是，何辰志供称他自4月5日晚来泸州金驹庄后，半个多月一直待在这边，没有离开过泸州。
那么，好好地在成都不上班，却跑到泸州一个小村庄里意欲何为呢？
何辰志说他准备跟齐晓生合伙在泸州市里开一家贸易商行，这事早在年初时就已经谈起过了，这次他特地来泸州跟齐晓生具体商谈此事。如果商行能够开成，他就辞去合作社的工作。
齐晓生那里问下来的情况证实了何辰志的说法。当然，还得进一步调查：一是向金驹庄的其他村民调查，着重点是发生案子的4月21日那天；二是提取何辰志的脚印进行鉴定。进一步调查的结果表明：何辰志没有作案时间。
至此，已经可以排除何辰志的作案嫌疑了。张忠三人于是向还在成都等消息的专案组发了一份加急电报，报告了调查情况。两小时后，专案组发来了一份加急回电，让张忠三人按兵不动，说凌序已动身赴泸州。
张忠不禁一怔：已经排除了何辰志的作案嫌疑，凌序怎么反倒亲自来泸州了，莫非案情出现了变化？
保卫组长任有富被枪声惊醒的时候，只觉得迷迷糊糊像是没有睡醒的样子，眼前一片漆黑倒是正常的，深更半夜嘛。但这是在什么地方呢？这时，他听见外面传来杂沓的脚步声，然后就是猛烈捶击后院大门的声音，还有人狂呼着自己的名字。任有富终于记起来了，他是在后院银洋库房门前的帐篷里值守啊!
任有富下意识地伸手去抓腰间的佩枪，枪在，左手碰着了掉落在地上的手电筒。于是抓起来拧亮了手电，发现自己是躺在帐篷里。他一面答应着外面的呼叫，一面钻出帐篷。刚要站起来，只觉得一阵眩晕，脚下一个趔趄差点儿跌倒。这时，外面的宋站长、王教导员等人已经等不及开门了，把院门砸开了一拥而入。十几道手电光一齐照射过来，晃得任有富眼睛都睁不开。然后，任有富就听见了惊叫声。
库房大门上的两把特大号铁挂锁都已被撬开，大门半开半掩!
出事了!宋大胜倒抽了一口凉气，定定神，挥手指了指台阶，阻止了要往库房里冲的警卫排长等人：“听着，以此为界，所有人都不准进来!”转脸对从后面挤上来的教导员说，“老王，我俩进去看看。”
任有富记起了自己保卫组长的职责，说：“我也去!”
但王教导员摇了摇头，对警卫排长说：“下了他的枪，先看起来!”
宋、王两人进到库房里一看，堆在库房中间防潮木板上的用油布蒙得严严实实并且在四角贴上了封条的五百箱银洋，一侧的油布已被掀开，下面装银洋的木箱明显少了一部分。立刻清点，发现五十箱共计三万五千枚银洋被盗!
宋、王两人退出库房，指派兵站干部、警卫排战士各两人严守库房。然后，让包括警卫排长在内的所有人都退出后院，只留下已经被下了手枪的任有富。两人把任有富叫到一旁的角落里，跟其进行了简短的谈话。据任有富说，他一直很负责地值守着，为防止自己熬不住了打瞌睡，还特地把军大衣脱下来放在一旁，故意让自己受点儿冷，冷了就没有倦意了。一点钟的时候，他还清楚地听见后院门口警卫排战士换岗的声音。这时雨已经停了，风有点儿大，他出了帐篷在库房周围转了一圈，一切正常，于是就返回帐篷，背靠着库房大门坐了下来。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他就不记得了，因为他睡着了。
宋大胜马上想起了自己午夜前查岗时拿给任有富的那瓶酒：“你喝酒了吧？”
“没有。我怕喝了酒犯困。”
宋、王立刻去帐篷里查找，果然发现了那瓶还没开封的烧酒。
“你的眼神看上去像是非常疲乏，还没睡醒吧？”
任有富说不但觉得疲乏，而且人还感到特别软似的，刚才钻出帐篷时差点儿跌倒呢。
王教导员说：“你这是中了毒——窃贼使用了迷魂香之类的麻药。”
任有富得知后院门口的哨兵心窝挨了一支毒箭已经身亡，不禁欷歔不已。哨兵被害，待在库房门前牢牢把守着的任有富反倒仅仅中了迷魂香之毒而昏迷过去，这个情况似乎有些反常，此刻的情势当然是对任有富很不利的。于是，任有富就被暂时关进了禁闭室。他是搞保卫工作的，对此也表示理解，老老实实服从了。
兵站是属于西南军区后勤部管辖的，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故，按组织原则得先向西南军区报告。于是，兵站立刻以长途电话和电台发报的双重形式向军区后勤部紧急报告。三万五千枚大洋失窃，这绝对不是一桩寻常案件，西南军区后勤部于是立刻向司令部汇报。很快，司令部就以密电形式发来了指示：决定由军区保卫部、西康省公安厅、雅安专区公安处组成联合专案侦查组，迅速对该案进行侦查。兵站可立即与西康省公安厅联系，由公安厅对案件现场进行勘查。
于是，兵站就向西康省公安厅报案。军方办事迅如闪电，电话打到省公安厅时，那里已经接到了西南军区打来的关于协查银洋盗窃案的加密电话，一位领导说正在调动精干刑警，将立刻赴现场进行勘查。
天亮时分，省公安厅和雅安专区公安处派来的五名刑警抵达兵站。这五人中，二位是有官衔的：凌序，省公安厅刑事侦察(当时称“侦察”，而不是“侦查”)科股长；季云瓒，雅安专区公安处治安科副科长。另外三位，王春生来自省厅刑侦科；兴索强巴，藏族，专区公安处刑警；露佛基，羌族，专区公安处刑警。
凌序参加革命已有八年，是武工队员出身，后来在解放区干公安工作，进军大西南时被组织上抽调过来加强西南解放区的公安干部力量，最后被安排在西康省公安厅干刑侦工作。他领着四名刑警跟兵站宋、王两位领导见过面后，立刻着手安排对盗窃现场进行勘查。
一番折腾后，刑警向兵站领导通报了现场勘查情况，他们所说的第一句话就使宋、王二位吃了一惊：案犯是一人。
是一人作的案？他一个人就搬走了五十箱银洋？
是的，只发现了一个人的脚印!
刑警根据现场勘查情况对案犯的作案过程进行了还原——
这个案犯是赶着一辆马车来到兵站外的，他把马车停放于距兵站后院五十米的那个小树林里，把马嘴巴扎上以防发出嘶鸣声，然后蹑足潜行至兵站后院与前院连接甬道的围墙外，使用“爪钩”(一种绳索前端拴上了钢爪的越墙专用工具)攀上墙头。窃贼趴在墙头上，用弩向临时哨位上的哨兵发射了一支毒箭，哨兵没来得及吭声就咽气了。
射杀哨兵后，窃贼下到地面，却发现后院大门是关闭着的，于是再次使用“爪钩”攀越院墙进到后院内。窃贼可能在之前几个晚上已经到兵站这边攀上围墙窥探过库房防范情况了。他知道帐篷里的那个值守者肯定是有武器的，一旦惊动后作出反应的话，那他的武器功效肯定比不上对方的手枪，况且一旦响枪，即使他能全身而退，盗窃计划也就落空了。因此，他并不打算惊动值守者，但却无法像解决哨兵那样干脆利索地把值守者干掉，因为帐篷内的任有富只要一被惊动，立刻开枪也难说。于是，另一个伎俩就出笼了：针对帐篷相对密闭的特点，他就使用了迷魂香。熏倒值守的任有富后，窃贼撬开了库房门上的两把锁具，进入库房下手行窃。
窃贼根据马车的载重量(可能还考虑了地面泥泞等因素)，下手盗窃了五十箱银洋，合计三万五千枚，毛重一千七百五十斤。他是怎样把银洋运到墙外的呢？刑警判断，他先把五十箱银洋搬到库房旁边的院墙下，攀上墙头，用“爪钩”把箱子一口口吊上围墙，再吊到墙外，然后下到地面，把吊下的箱子搬运到停在树林里的马车上。从墙外泥地上留下的脚印分析，窃贼的这个动作是分多次实施的，因为他得提防警卫排的流动哨。
根据案犯在现场留下的脚印长度判断，案犯的身高大约在一米七至一米七五之间，男性，穿一双半新胶底鞋。作案时，窃贼戴着手套，所以没有留下指纹。
这个案子是一起性质恶劣、案值巨大的杀人盗窃案。三万五千枚银洋是一个什么概念？当时市面上流通的还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旧版人民币，一枚银洋可以兑换一万元人民币(相当于新版人民币一元)，而当时西康省的职工月平均工资不到三十元。
又是巨款，又是杀人——杀的还是解放军战士，这个案子的严重性不言而喻。正因为如此，所以凌序等五名刑警在军方参加侦查的人未抵达雅安之前，除了勘查现场，保护好提取的证据之外，不敢擅自做什么。
那么，军方的侦查人员是何时才赶到的呢？成都到雅安一百八十公里，当时交通不便，这段路他们驱车跑了将近八个小时，到下午1点方才赶到兵站。西南军区保卫部派来了两个军官，于镇江和张忠，都是三十多岁的悍将。于、张两人抵达后，先通过电话向军区保卫部报告，然后向省公安厅打电话报到。省厅领导说军区方面已经跟这边作过沟通了，你们一到立刻和已经派去的五位同志一起组建联合专案侦查组，由于镇江、凌序二同志分别担任正副组长，马上开始工作。
于镇江放下电话立刻召集张忠和五名刑警开会，宣布正式组建专案侦查组，然后请凌序介绍现场勘查情况。凌序汇报结束后，随即请军方二位去查看内外现场。于镇江、张忠对凌序等人的勘查和结论没有异议，于是会议就进入了下一个内容：目前应当采取什么样的侦查措施？
一番讨论后，众人很快就取得了一致意见，决定立刻采取三项措施——
第一，鉴于被窃银洋数额巨大，体积、重量非同一般赃物，案犯作案时又动用了马车，因此，估计案犯在雅安这边可能有窝赃点，也有可能会把赃物中的少量银洋直接拿到黑市上去交易。为及时追回赃物，须以雅安专区公安处出面布置雅安市内以及郊区各基层派出所出动警力在各自的管辖区段里进行排查。
第二，目前不能排除案犯作案得手后，即以交通工具将赃物向外省转移的可能性，所以，有必要以西康省公安厅的名义向通往省外通道上的哨卡发出紧急协查通知，一是注意盘查，二是注意收集相关线索。
第三，应当立即指派侦查员前往柳家墩收容所当面向该线索提供者、收容人员郭子烈了解情况。
事不宜迟，专案组副组长凌序立刻叫上侦查员露佛基、王春生，三人驱马直奔柳家墩。
郭子烈是个二十三岁的小个头男子，西宁人氏，长相极其平常，五官几乎没有任何特点，见过就忘。这竟然成为他混社会的优势。十年前，他拜了个江湖上有点儿小名气的老乞丐为师，折腾了两三年成为一名扒手。从此就利用他个头小又长得不显眼的生理特点，开始了他作为一名职业扒手的生涯。早在西宁解放前，郭子烈的扒手技艺在西宁市就已经有了些名气。解放后，西宁市公安局曾把他捉去关了几个月，因为没有直接证据，最后只好开释。
郭子烈这次被捕，虽然没有挨着判刑吃官司，但所受的惊吓不小。他于是总结经验，却不是为了悬崖勒马，而是为了更好地提防再次被捕。他对自己的作案方式作了修正，原先是就在西宁以及周边几个县行窃，修正后则是干脆流窜。两年来，郭子烈在青海、宁夏、甘肃、陕西、四川这五个西部省区流窜作案，所获赃款赃物用于结交江湖朋友，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半个月前，郭子烈到汉源县看一个跟他一样也是有着流窜嗜好的江湖朋友，对方不在。郭子烈访友不遇，看看天色已晚，就去旅馆住宿。住宿登记时，人家问他要证明，他便要了一张白纸，当场写了一份，然后从背包里取出一个印章盖了上去。旅馆人员只一看，便是一个激灵：那大印竟是北京市一个区政府民政科的!于是，稳住郭子烈后就报告了县公安局。这样，郭子烈就被拿下了。他当然不承认印章是窃得的，坚称是拾到的。县公安局从依法办事出发，不能硬把这小子拘留，于是送到了雅安这边的收容所。
郭子烈进了收容所后，听说表现好就可以获得宽大，关几天就开释的也有，于是，他就写了一份简单的揭发材料，称听说他的一位成都朋友“小耗子”打算到雅安来盗窃兵站里存放的银洋。
郭子烈的本意其实并非真的举报什么案子，他如果真要举报的话，像他这种流窜犯，在江湖上的朋友多如牛毛，个个都是惯犯，随便说说就是一起大案。他之所以把“小耗子”举报出来，一是他根本不相信“小耗子”真的会到雅安兵站盗窃银洋，二是正好预谋作案地就在雅安，而他此刻也被关在雅安，所以估计说出来后会引起收容所的重视，从而对他的“表现好”留下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但是，郭子烈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举报几天后，雅安这边真的发生了盗窃银洋案，而且还杀害了一个解放军。
现在，凌序三人出现在郭子烈的面前。侦查员没有透露兵站遭窃的事，所以郭子烈只以为公安局对他的举报产生了兴趣，不禁兴奋起来。兴奋之余却又有些顾虑：黑道上讲究的是一个“义”字，“小耗子”在成都地区的黑道上还算有点儿小名气的，若是将其预谋(甚至不过是随便说说)的案子也算在账上而导致落网的话，他郭子烈的脸面今后就没处搁了。因此，郭子烈对侦查员说：“我举报这件事，只不过是给政府提个醒，让政府通知兵站对此有个防范，并不想让你们由此设一个陷阱等‘小耗子’钻进去，给一枪崩掉。”
凌序不想在无关紧要的问题上浪费时间，于是开门见山道：“我代表政府坦率地告诉你，兵站库房已经遭窃，被偷走了五十箱银洋，还杀死了哨兵。当然，我们不能武断地下结论说‘小耗子’就是该案的案犯。但案件发生了，我们要调查，你所提供的那个‘小耗子’就是一条线索!这条线索的线头在你郭子烈手里，所以我们就来找你了，请你把线头交出来。”
郭子烈瞠目结舌，好一阵才回过神来，大声嚷嚷道：“啊!‘小耗子’已经下手啦？这小子胆子可真不小啊!一偷就是五十箱大洋，还杀了人，杀的还是解放军!这可怪不得我郭某了!”于是，郭子烈详尽地提供了“小耗子”的情况——
“小耗子”的真名叫何辰志，三十四岁，身高大约在一米七左右，成都人氏，住址不详。这人以前是个小偷，抗战后期偷了国民党军队一个姓刘的师长的东西，不但惊动了成都市警察局，连“军统”、“中统”、宪兵甚至袍哥都出动了，一齐联手要捉拿他，追回刘师长的东西。何辰志可真有点儿本领，他竟然从军、警、特、宪、袍哥的重重封锁中得以平安脱身，逃出成都，不见影踪。直到三年后，抗战结束了，那个刘师长早已不知去向，他才重新在成都露面。道上的朋友问他这些年去了哪里，他透露说去凉山投奔了一个彝族部落的头人，竟然做了人家的女婿。本来，他准备就在那边待下去的，但最近那个部落跟另一部落发生械斗时遭到惨败，头人全家被杀，他当时正好不在山寨，总算得以逃生。这样，就只好逃亡，想想那个刘师长多半已经离开成都了，就回来了。
何辰志回到成都后，改变了原先的作案风格。以前他是职业偷儿，回成都后认为这样过于惹人注目，于是就买了一辆马车，干起了载客又载货的交通运输行当。当然，他花在运输行业上的时间虽多，但这不过是副业，主业则是盗窃。由于有了马车，他下手的就是大件目标了，粮食、布匹、棉花、药材，什么物资抢手就盗窃什么。解放后，何辰志跟郭子烈一样，也被政府弄进去关过一段时间，也是因为没有证据被释放了。何辰志跟郭子烈不一样，释放后他没有去流窜作案，而是找民政部门，说他从此要自食其力了，要求给他安排一份工作。于是他进了一个由街道办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做起了竹匠。当然，这跟他从彝族部落逃回来后改行做马车夫搞运输一样，不过是个幌子，他根本没有停止作案。
何辰志作案有四个特点。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家伙，不论何时何地，遇到他想学的东西就会偷偷学习，一学就会。前面说到的什么赶马车、竹匠技艺，都是他在彝族部落生活时学得的。解放伊始，他在公安局关了两个多月，真是一个“敏而好学”的人，这段时间竟然也没有放过。他除了虚心向富有作案经验的盗窃高手请教作案本领外，还打听了多名狱友的落网原因，从中吸取教训。他认为最容易导致盗窃犯落网的原因是同伴失风后为求宽大而供出他人。为了避免暴露，他在作案时都是单独行动，从不邀约帮手。所以，解放后两年多他作案不少，但至今从未失过风，被道上同行称为“独脚大盗”。这是何辰志盗窃犯罪的第一个特点。
何辰志盗窃犯罪的第二个特点是：偷公不偷私。他盗窃时下手狠，赃物价值不到心理价位是看不上眼的，这个心理价位随每次盗窃的对象而变化，水涨船高。比如，他算好要去盗窃区政府的某个办公室，估计那里的保险箱里有很多钱，于是就定下心理价位：不少于二百万元(旧币，相当于新版人民币二百元)。哪知费了很大劲打开一看，里面并没有那么些钱钞，只有一些零钱，大约二三十万元，那也不少了，相当于一个工人的月薪了。但是对不起，他分文不取，原路退出。回家路上肚子饿了，宁可自己掏钱买碗馄饨吃。
第三个特点：兔子不吃窝边草。成都有他的家，有妻子儿女，万一自己哪天失风被捕，若在外地，亲友脸面无碍；若是在本地作案被捕，游街、批斗、公判，无疑是给亲友脸上抹黑。因此，他作案从不在成都下手。
第四个特点：偷大不偷小。何辰志喜欢偷成批物资，如果是车载船装的，那就更欢迎。据他酒后向朋友透露，1950年他在宝鸡曾盗过一家刚由国家接管经营的工厂的两吨工业用铜，运往河南销赃。他还曾把重庆朝天门码头上的半船棉花连船带货撑走。
郭子烈是今年3月上旬去成都时遇到何辰志的，他们都是道上朋友，解放前就已经相识了。那次他去成都，刚在旅馆住下，何辰志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赶来旅馆跟他见面。这是解放后两人第一次见面。何辰志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人，在花钱方面跟郭子烈一样有着挥金如土的习性，当即尽地主之谊，请郭子烈下馆子喝酒。傍晚6点进的饭馆，到饭馆关门还没尽兴，于是就买了些酒菜到旅馆去接着喝。何辰志酒后吐真言，大着舌头对郭子烈说了一番很动感情的话语，大意是：自己也上岁数了，又有家小，不想一条道上走到黑。如今共产党执政，做事认真，所以像他这样的偷儿迟早有一天会落网的。他打算落网之前金盆洗手。洗手之前，准备做一笔大“买卖”。他早已打听清楚了，如今修筑川藏公路的经费全是大洋，是从内地收集后运过去的，雅安是必经之道。一般从成都这边运过去的大洋第一站都存放于雅安薛家花园兵站，他准备去雅安盗大洋。何辰志还说他在雅安有朋友，届时可以搞到运输工具，得手后这辈子就不用再为钱钞操心了，连子女以后的花销也解决了。
当晚，专案组举行第二次案情分析会，对郭子烈提供的何辰志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一致认为：何辰志的个头特征符合根据现场提取的案犯脚印所作出的身高判断，而依其作案的四个特点以及他曾在彝族部落待过三年(学会赶马车和使用弓弩打猎)的情况来看，跟作案手段以及现场所发现的痕迹也是相符的。因此，专案组判定何辰志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四、排除疑点
次日，专案组七名侦查员前往成都，抵达后直接去了市公安局。经成都警方调查，“小耗子”何辰志确有其人，成都解放伊始曾因盗窃嫌疑被关押过，因查无实据而释放。根据本人要求，联系相关部门将其安置在“红云竹业生产合作社”做了一名竹匠。据合作社反映，何辰志在那里表现尚可，和同事关系融洽，就是身体不好，时常生病缺勤，全年病假总在三个月左右。最近，何辰志又请病假了，已有半个月没去上班。
专案组众人闻之一个激灵：半个月没去上班了，莫非是去雅安作案了？
侦查员季云瓒、王春生去何辰志家进行调查，返回后报告了调查情况：据何辰志的妻子郁春珍说，其夫已有半个余月没有回家，去了哪里，是否在成都，她一概不知。丈夫外出一向从不告知的，常常是吃饭时还说着下午去商店买东西，但放下饭碗一转眼人就不见了，重新出现时已是若干天后。这种情况次数一多，郁春珍也就不当回事了。侦查员接着又去了居委会，得知何辰志在外面有多名姘妇，他不在家过夜或者连日不归是常事。
这时，成都刑警送来了从何辰志供职的“红云竹业生产合作社”取来的何辰志最近八个月的病假单。专案组长于镇江查看了病假单，一共有四十九张之多，病假期短的是一天，较长的是一周，最长的是一个月。这次半个月的病假单子有点儿异样，共有两张病假单，一张是4月5日开的，为期一月；另一张是预开的，写明是5月5日，也是一个月。一张张看下来，发现所有病假单都是出自同一家医院的同一个医师之手，而疾病名目却有内科、外科、眼科、耳鼻喉科、皮肤科等数种。难道这个医生是罕见的全科医生？于镇江于是断定这些病假单背后可能隐藏着问题。
医生陶某被成都刑警请到了公安局，面对神情威严的侦查员和出自他之手的那四十九张病假单，他的脸上呈现出不安的神色。跟他谈话的是季云瓒和张忠，两人作了自我介绍。陶某闻听对方又是西康省公安厅又是西南军区保卫部，来头这么大，心里顿时发怵，不待追问就道出了真情：他跟何辰志是朋友，何出手阔绰，经常给他送钱送物，他则对何辰志有求必应。其实，何辰志并无疾病，索要病假单是为了逃避去竹业合作社上班，至于何辰志在“病休”期间干了些什么事，他一概不知。侦查员让陶某留下一份笔录，关照必须保密，就让他离开了。
由于案情重大，成都市公安局出动了上百名警察，不露声色地悄然查摸何辰志的下落。这一查，成都警方才知道，这个平时被派出所户籍警认为“还算老实”的家伙，其实并不老实，他在成都有着上百名“兄弟伙”，此外，他还有九名情妇。
进一步调查下去，发现何辰志在4月4日即让医生陶某开病假单的前一天，曾在情妇韩少珍处过夜。次日，他去陶某处取了两张各为期一月的病假单送到竹业生产合作社后，就不知去向了。何辰志未向自己的妻子或者韩少珍透露过自己要去哪里。
专案组和成都警方商议对策，决定对何辰志家进行秘密搜查，他们并不指望搜出跟银洋命案相关的罪证，只是为了获得何辰志去向的蛛丝马迹。这个行动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在何家搜到了一本已经翻得破烂了的通讯录。何妻郁春珍告知，何辰志离家前将上面的内容誊抄在新本子上，当时丈夫曾嘱她烧掉，但她因为忙碌而忘记了。
专案组如获至宝，可是打开一看却又傻眼了，上面密密麻麻记着二百多条地址、近三百个人名，除去本市的尚有一百八十三人之多，分布于四川、西康、青海、西藏、宁夏、甘肃、陕西、云南、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如果把这些人个个调查到，那需要多长的时间啊？而且，这样做可能会打草惊蛇。
专案组经过一番商量，从通讯录里挑出三名居住于雅安的，以“加急电报”形式发给雅安专区公安处。雅安方面收到加急电报后，立即调查何辰志在案发前是否跟这三人接触过。调查结果很快就反馈到专案组：未曾发现何辰志来过雅安与被调查对象接触。
这样，专案组就只好再次举行案情分析会，讨论如何进行下一步的工作。有人提出：从目前查摸到的情况判断，何辰志不会待在成都，很有可能自4月5日“不知去向”时就已离开成都了。一般说来，他离开成都前往外地时，需要乘坐长途汽车，乘长途汽车必须购买车票，据说成都的长途汽车票比较难买，所以像他这种广交朋友的角色可能会预先购买好车票。因此，要弄清何辰志的去向，只消调查他在长途汽车站的朋友——他肯定是通过这类朋友购预售票的。
众人听了都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于是当场翻开何辰志留下的那本破通讯录，一查，他在长途汽车站有一个名叫曹执礼的朋友。
曹执礼是一个四十来岁的男子，他原是汽车司机，后来因为在行车时遭遇泥石流断了腿，就做起了站务工作。他告诉侦查员，何辰志在4月4日上午托其购买了一张去泸州的长途汽车票，是次日上午7点发车的。那天正好轮到曹执礼上早班，他亲眼看见何辰志拎着一口皮箱上了那趟汽车。
专案组再查通讯录，发现上面记录了何辰志在泸州的一个朋友，那人名叫齐晓生，住址是泸州西门外金驹庄。两位组长商量后，决定派三名侦查员前往泸州。如果发现何辰志，即行将其拘拿。
侦查员张忠、季云瓒和露佛基奉命执行该项使命。当日开往泸州的长途汽车已经没有了，只好次日上路。第二天，三人乘坐长途汽车前往，抵达泸州时已是深夜。由于情况紧急，他们直接去了泸州市公安局请求协助。直到泸州警方对协助缉拿何辰志的事情做出了稳妥安排后，三个侦查员这才在市公安局附近找了一家简陋的旅社住了进去。
根据安排，先由泸州市公安局派员悄然前往金驹庄了解，如果何辰志确实去过该地并跟齐晓生有过接触的话，专案组侦查员就直接向其了解情况，然后再视情作下一步打算。
上午10点多，泸州市公安局的便衣刑警来到旅社，通报说：金驹庄确有一个名叫齐晓生的人，中农成分，以跑单帮为业，此人近日接待过一个外地人，从年岁、长相判断，很有可能就是你们所说的那个嫌疑人。
三个侦查员大喜：那就麻烦你们陪同我们去金驹庄走一遭。
金驹庄在泸州西门外八里处，是一个不过三四十户农家的小村庄。一干人步行前往，悄然进庄，农会主席、民兵连长已经等候在那里了，领着侦查员一行前往齐晓生家。推门而入，只见四个男子围桌而坐，正在喝酒。屋里光线较暗，一时看不清那四人的脸容，领头的张忠遂沉声喝道：“何辰志!”面对门口而坐的那个男子下意识地有了反应，虽然没有应声，可是从其动静来看，此人就是何辰志了。于是，手枪直接对准了他：“举起手来!”
那人大惊失色，张口结舌道：“你们……诸位是哪里……”
季云瓒、露佛基早已上前揪住了他，扣上了手铐。
和何辰志一起喝酒的三人，一个是主人齐晓生，另外两个是本庄农民。侦查员决定把齐晓生一并带走，另外两人，由农会主席、民兵连长证实了姓名、身份后，一一记录下来，吩咐不得离开村庄，如调查案情需要，必须随传随到。
何辰志被带住泸州市公安局，侦查员当即讯问。出乎意料的是，何辰志供称他自4月5日晚来泸州金驹庄后，半个多月一直待在这边，没有离开过泸州。
那么，好好地在成都不上班，却跑到泸州一个小村庄里意欲何为呢？
何辰志说他准备跟齐晓生合伙在泸州市里开一家贸易商行，这事早在年初时就已经谈起过了，这次他特地来泸州跟齐晓生具体商谈此事。如果商行能够开成，他就辞去合作社的工作。
齐晓生那里问下来的情况证实了何辰志的说法。当然，还得进一步调查：一是向金驹庄的其他村民调查，着重点是发生案子的4月21日那天；二是提取何辰志的脚印进行鉴定。进一步调查的结果表明：何辰志没有作案时间。
至此，已经可以排除何辰志的作案嫌疑了。张忠三人于是向还在成都等消息的专案组发了一份加急电报，报告了调查情况。两小时后，专案组发来了一份加急回电，让张忠三人按兵不动，说凌序已动身赴泸州。
张忠不禁一怔：已经排除了何辰志的作案嫌疑，凌序怎么反倒亲自来泸州了，莫非案情出现了变化？
五、正打歪着
专案组副组长凌序赴泸州，并不是案情出现了变化，而是专案组留在成都的四名侦查员在接到张忠等人从泸州这边发出的电报后，想到了一个问题：何辰志已经被排除了作案嫌疑，但是，他究竟是否有过准备到雅安兵站盗窃银洋的打算呢？如果确曾有此念头或者虽无预谋之心但却有过话头，那么，除了曾对郭子烈说起过外，另外还对谁说过？是否有人因此动了作案的念头？这样，就有必要对何辰志进行进一步的盘查。
何辰志虽然和银洋命案脱了干系，但还未被释放，被留置在泸州市公安局看守所里。他在看守所里很不安分，向看守员吵着要求“恢复自由”。他被看守员带到马不停蹄从成都赶来的凌序面前，得知凌序是西康省公安厅的侦查员，他禁不住大为恼火：“我没去过雅安，老是缠着我干吗？”
凌序慢条斯理开腔道：“你认识郭子烈吗？”
“郭子烈？认识呀!怎么着？”
“不怎么着，告诉你一声，作为你的好朋友，他在里面还惦记着你呢!”
“里面？郭子烈进局子啦？”何辰志摇摇头，嘀咕道，“他奶奶的!怪不得西康省的警察找到老子头上来了!”
“你知道西康那边发生了什么案子吗？”
“不清楚。”
“不瞒你说，就是你曾经跟郭子烈说起过的案子——关于银洋的。”
何辰志吃惊得差点跳起来：“还真有人干上啦？”
“这么说，你确实对郭子烈说过关于盗窃银洋的事儿？”
何辰志意识到自己失言了，干脆承认：“说过又怎么样？光说说又不犯法!”
凌序换了个话题：“知道为什么不放你吗？”
“鬼知道!”
“实不相瞒，我是从成都过来的，动身时，成都的警察已经在调查你的事儿了。你应该知道，一个人多年来一直屡屡作案，而且其中有的案子还不算小，得手后还要销赃，销赃后又大肆挥霍，那就肯定要露出破绽的；一有破绽，警察只要认真去查，不怕查不清楚。所以，你自己掂量掂量，以前犯下的案子该怎么了结？当然，这是成都警方的事儿，我们西康警方不会插手。但是，如果你为西康警方的侦查工作提供帮助，我们自然会向成都方面如实通报，成都警方肯定会按照政策规定充分考虑的。”
何辰志沉思了片刻，开口问道：“你们要我干什么？”
“也说不上‘干什么’，只要你如实说一下：关于银洋的话头，你除了对郭子烈说过外，另外还对谁说过？”
何辰志想了想，说：“我还对罗崇明说过。”
“罗崇明是谁？”
“我的朋友，他是彭县的一个手艺工人。”
一个小时后，凌序要通了成都的长途电话，跟专案组长于镇江交换了意见，决定泸州这边的四个侦查员立刻赶到彭县对罗崇明进行调查。
彭县位于成都西北二十五公里处，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该地古称彭州，至明初改称彭县，一直到本案发生时的上世纪五十年代还保持着这个称谓，当时属于温江专区。1993年11月8日，经国务院批准，彭县撤县设立彭州市，故如今又称彭州了。当下，凌序、张忠等四人直接去了彭县，请彭县警方对罗崇明其人进行调查。
罗崇明，男，二十六岁，未婚，系经营着一个小小金工修理店铺的手艺工人，心灵手巧，会车、钳、刨、焊、电等诸般金工手艺。这人解放前犯过盗窃案子，曾被国民党成都市警察局拘捕过，解放后倒没有听说犯过什么事。今年4月14日，他被群众扭送派出所后送交收容所，至今还未释放。
侦查员闻之顿时泄气：罗崇明在银洋案发生前一周就已经被收容了，至今未释，那看来跟案子没有什么关系了。但是，凌序还想问一问：“罗崇明是怎么被关到收容所的？”
这个问题接待专案组的那两个彭县警察不清楚，不过，一个电话就能解决问题了——
4月14日晚上，罗崇明为女友(据说是一个风流小寡妇)钱健丽庆贺生日，在“隆庆楼”请客吃饭。饭局散后，罗崇明已经有些醉意，和钱健丽在外面转悠。行至南大街拐弯处，对面走来了一个四十来岁的肥胖女子。罗崇明不知是醉了呢还是犯了哪门子邪，撇下钱健丽忽地上前去，搂住了人家就亲嘴。那胖女人自是大惊，一边挣扎一边大叫“救命”，大街上的行人和两旁的住家闻讯一齐涌上来将罗崇明扭住，一顿拳脚后送往派出所。
那天晚上彭县警方有行动，派出所留守的警员很少，就把罗崇明关了一夜，第二天才处理。按说罗崇明被晾了一晚，酒应该早就醒了，头脑也恢复冷静了，所以，态度应该老实点，争取从宽处理。派出所方面其实是想从宽处理他的，因为一是这事不大，二是罗崇明跟派出所好几个警察都认识，因为派出所有什么东西损坏的话，都是请他来修理的，有着这一层关系，派出所自然也就得饶人处且饶人，打算放他一马算了。当然，程序还是要过一过的，无非是训斥一顿，写份检查。哪知，罗崇明面对训斥他的警察毫不买账，还指手画脚破口大骂。这样，警察也恼火了。好!小子你不识抬举，那咱就公事公办!治安拘留才几天，太便宜你了，刑事拘留又不够格，那怎么办？送收容所去吧!
专案组几个侦查员听着疑窦顿生：第一，罗崇明是有女友的人，怎么会在跟女友转悠时去骚扰一个肥胖的中年妇人？这合乎常理吗？第二，派出所是什么地方？一般折进来的主儿再狠也只有装孙子的份儿，混个“态度好”出去了再当大爷。犯了事儿进去了不但不听民警的教育，竟然还敢凶三狠四。这个罗崇明，脑子正常吗？是不是故意为之，而背后隐藏着另外目的？
凌序等人商量下来，认为有必要去收容所查一查。一查之下，果然查出了问题：彭县这边当时正在兴建一家国营砖瓦厂，县政府就让收容所把关押着的人员送到工地上去劳动。从收容所到工地有一段距离，每天把百十号人押来押去实在太麻烦，再说中间如果发生什么事儿收容所也担待不起。于是，收容所就在工地那边搭建了简易工棚，作为收容人员的临时住宿点，还起了一个名字叫“劳动基地”。罗崇明去收容所后，所方已经听派出所介绍过情况，知道这小子没有什么问题，送来关押只不过为了挫挫他那股嚣张气焰，于是也不跟他啰嗦，当天下午就把他送“劳动基地”去挖土了。不料罗崇明只挖了两天土，第三天晚上就瞅了个空子脱逃了。收容所对于罗崇明的脱逃有点儿恼火，尽管估料这人逃出去不会出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因为他进来也是不够条件的)，但这事按照规定必须得上报公安局，上级就会记下一笔，年终评审工作时容易扣分。所以，所方还是派了几个工作人员四处查找，转悠了三四天无果而返。
罗崇明脱逃后的第八天，忽然自己主动回来了。他对收容所工作人员说，因不服处理而逃，但逃出去后吃穿无着，晚上只好蜷缩在桥洞、树林里，还时时担心会被抓回去，左思右想还是决定硬着头皮自己回来，争取宽大处理。
“劳动基地”防逃设施简陋，经常发生收容对象逃跑的事情，弄得所方颇为头痛。这次罗崇明逃跑后自动返回，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所方由此产生了一个念头：何不借此作作文章，让罗崇明来一个“现身说法”，公开道明逃跑在外所经历的种种艰难，使其他一些也有逃跑念头的对象有所触动，以减少脱逃现象的发生。这几天，所方正为此事做准备，已经让罗崇明“脱产”弄了一份“现身说法讲稿”。
侦查员听着，心有所动：八天时间，从彭县到雅安打两个来回都够了，而且，发生银洋命案的时间正好在这八天之中。罗崇明会不会是故意让自己折进收容所，然后逃跑，前往雅安作了银洋命案后又返回，以此举逃避侦查打个“时间差”？因为通常在排查嫌疑对象时，只要了解到“这人4月14日就已经进收容所了，至今未释”，就不会再往下查了。大家商量下来，决定立刻对罗崇明进行讯问。
罗崇明对几个侦查员的到来大感意外，愣愣地盯着几张陌生面孔看了片刻，开口问道：“看来你们是外地警察？外地警察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呐？”
凌序冷冷道：“罗崇明，你应该明白!”
“我明白什么？我不过是喝醉了酒搂住那胖女人亲了个嘴，这也值得惊动你们？”
“胖女人的事我们不感兴趣!”
“那你们找我干什么？”
“要你把脱逃在外八天里的全部过程，包括经过了哪些地方、住在哪里、吃的什么、和什么人有过接触等等在内的整个情况，全都详详细细交代一遍!”
“这是什么意思？我已经写过交代了。”
“你写的交代我们已经看过了，太简单，没有达到我们的要求。跟你讲，你必须交代清楚，否则我们就把你带走，给你换一个地方去交代!你信不信？”
罗崇明无可奈何，只好交代。他说得很慢，讲几句，停一会儿，想一阵儿，再接着讲。侦查员也不打断他，由他说去，笔走龙蛇一一作了笔录。罗崇明交代完后，侦查员让收容所工作人员把他带出去，吩咐暂不参加劳动，找个地方让他安静地待着。
一小时后，罗崇明再次被带了进来。当他出现在侦查员面前时，脸上显出不胜惊奇的神色，显然不知道为何再次找他。凌序神色平和，淡淡地说：“罗崇明，你把脱逃在外八天的全过程详详细细交代一遍。”
“这……刚才不是已经交代过了吗？”
“现在要你再交代一遍!”
罗崇明意识到自己上了套儿，他想拒绝，但已经没退路了，于是只好断断续续地又交代了一遍。他交代的时候，另外两个侦查员飞快地记录着，担任主审的凌序则一边听着，一边翻阅先前第一次交代时所作的那份笔录。等罗崇明说完后，凌序微微一笑：“怎么跟刚才所说的有所不同啊？”
罗崇明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神情既尴尬又畏惧，一双眼睛里透着掩饰不住的无奈和绝望。
侦查员季云瓒喝道：“前后两遍说的是两个样，分明是编造的!你为什么故意进收容所？为什么要逃跑，逃出去后又主动返回？这八天里你究竟干了什么事？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否则，来找你干吗？”
罗崇明脸色灰白，大汗淋漓，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如实交代了自己犯下的罪行：他故意对那个素不相识的胖女人进行性骚扰的目的确实是想逃避侦查视线，在收容所脱逃期间确实也作了一起特大盗窃案件，作案时间恰恰是雅安薛家花园兵站发生银洋命案的4月21日，但是，他作的是另一起案子。
罗崇明自去年秋天开始跟当地的风流小寡妇钱健丽处对象，几个月下来，两人谈得很热络，连肚子都搞大了。两人准备结婚，那钱健丽是个没有工作也没有积蓄的女人，只有两间破房子，那个年头房子是不值钱的，所以结婚的费用就要靠罗崇明了。以罗崇明开个金工小店铺挣得的钱钞作为婚事开支，这婚只怕要等到下世纪再结了，所以只有从发笔横财上去考虑了。罗崇明解放前从事过偷窃职业，在这方面还拿得出点儿技艺，但毕竟已经收手多年，而且对民主政府颇有些畏惧，于是只好另外设法。罗崇明对赌博有点儿研究，实战经验也不算弱，于是，他就决定在这上面撞撞运气。哪知一夜之间把自己仅有的积蓄输了个精光。赌徒都是赢得输不得的，输了就要翻本。于是，罗崇明就把钱健丽仅有的两件首饰哄了过来，结果又输了。
钱健丽的肚子渐渐大起来，快被人看出来了。这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实在是一桩惹人指指戳戳的事儿。她再风流也压不过世俗舆论，急了，一日三次催着罗崇明快筹办婚事。罗崇明也急了，决定豁出去大干一场。干得好，不但婚事办得挣脸面，连今后的挥霍都不成问题；干砸了，大不了豁上一条性命。罗崇明解放前折进过国民党的警察局，平日里也不时听那班经常被警察惦记着的狐朋狗党说说跟警方打交道的事儿。他是个心眼玲珑剔透的主儿，凡事一点就通，所以对于反侦查这个新课题倒也并不觉得特别犯难，想了一阵就有了主意：若在本地作大案，一是没有合适下手的目标，二是警方侦查手段高明，像他这种窗户里吹喇叭——名声在外的主儿，伪装得再巧妙也难逃法网；所以，要想“太平”，只有跑到外地去下手，而且越远越好。
那么，去何处作案呢？罗崇明首先考虑的还真是何辰志说起过的雅安兵站那边的大洋，但他知道兵站里是有解放军守着的，他没有这份本领对付得了。所以，雅安兵站就放弃了，念头转到了重庆。罗崇明在解放初期曾到重庆舅舅家去住过两个月，那里有一家私营药厂请他去修理机器。罗崇明于是知道那家工厂是每月22日发工资，为使夜班工人次日一下班就能领到工资，财务人员通常提前一天从银行把钞票领出来，存放于财务室的保险箱里。于是，罗崇明就决定来一个“长途奔袭”，悄然赴渝作案。
考虑到自己毕竟是在那家药厂干过两个月临时工的，万一警方怀疑到他呢？于是往下推测：重庆警方想到他之后会怎样？人家不知他有前科，而且，如果连像他这样干过两个月临时工的人都要怀疑的话，那么，被警察列为嫌疑对象的人肯定很多。因此，警方是不会派人到彭县这边专门进行调查的，最多只会往彭县公安局或者派出所发一封公函委托调查罗崇明在案发时间段的行踪去向。这样，应对法子就在罗崇明的脑子里产生了：我去收容所的那个什么基地劳动吧，让派出所出面把我送过去，这样，重庆那边即使怀疑到我了，发函过来调查，派出所方面肯定会回答，这个人已经在什么什么时候送收容所去了，至今未释。这等于是替他出了一个无作案时间的证明。
于是，罗崇明便按计划实施，4月17日从“劳动基地”脱逃后，先返回住处取了预先准备好的作案工具和路费、户口本，然后辗转坐汽车去了重庆(当时成渝铁路尚未通车)。到重庆后，凭户口本住进了一家旅馆，次日晚上悄然爬窗而出离开旅馆，前往那家药厂，攀墙而入，窃得该厂全厂员工工资款合计四千八百余万元(旧版人民币)。次日离开重庆，又是一番辗转后，回到了彭县，将赃款藏匿好后，主动回到了“劳动基地”。
专案组听了罗崇明的这番交代，立刻发加急电报向重庆警方核实是否有该案以及那家旅馆是否接待过罗崇明这样一个旅客，同时押着罗崇明去藏匿赃款处起赃。赃款顺利起获，重庆警方的加急回电也来了，他们正为药厂工资款失窃案忙得焦头烂额——却还没有考虑过曾在药厂干过临时工的彭县人罗崇明是否有作案嫌疑。
至此，已经可以基本排除罗崇明跟银洋命案的关系。专案组“正打歪着”，所获结果令重庆警方喜出望外，但凌序一干侦查员却乐不起来。
凌序一行五人返回成都，与组长于镇江等人会合。当晚，专案组正在下榻的旅馆房间里举行案情分析会，成都市公安局派人送来了一份来自雅安专区公安处的加急电报。于镇江拆开电报只一看，马上一跃而起：“全体回雅安!”
六、疑似赃物
雅安专区公安处的加急电报只有短短一行字：“市场上出现新银元，疑似赃物。”
雅安市距成都较近，又是西康省的省会，尽管许多人是不大愿意以人民币交易的，但在政府的严厉规定下，市场上交易流通的货币一般都是人民币，银洋仅在私人贸易中使用。如若在交易时被政府工商、金融部门发现，是要受到处罚的。数额少的，用于交易的银元按国家规定的兑换价强行兑换人民币；数额较大的，那就没收没商量了；数额巨大的，则不但要没收，还要负刑事责任。
尽管有如此严厉的措施，还是有一些人对银洋颇感兴趣，因为只要离开雅安地区往西藏方向去，各地的民间交易就只收银洋了。而且，许多人收了银洋后还不大肯使用，而是藏在家里。藏起来干吗呢？难道还指望生出银角子(银元以下的币种，以“角”计值，相当于人民币以“角”为单位的辅币)？哎!还真别说，确实是能增值的。因为上述的“对银洋颇感兴趣”的那些主儿，会以高出银元与人民币官价兑换标准的价格把藏着的银洋收购下来，然后批量加价卖给靠近边境的下家。下家收购银洋后，就到境外去采购当时西藏、青海、西康等省区紧缺的日用品、药品等物资，偷偷越境运送进来后高价出售。这两类不法分子中，前一类用现在的说法就是“黄牛”；而后一类则是走私分子。
由于“黄牛”和走私分子的存在，雅安当时也就有一个地下交易市场，一是买进卖出倒腾银洋，二是倒卖走私商品。银洋命案发生后，根据专案组的决定，雅安专区公安处立刻向全专区各公安局、派出所下达了排查该案线索的指令。雅安市公安局除了布置警力在辖区内设卡盘查过往机动车、非机动车辆外，还派出三名便衣化装前往地下黑市，悄然查摸线索。
这三名便衣中，老苏是头儿，还有二位是小字辈，一个姓许，一个姓徐。三人接受使命后，化装成外地来雅安的“黄牛”，一连数日混在卧虎坝市场里转悠。卧虎坝市场是一个解放前就已存在的有些年头的民间自由交易市场，雅安本地以及周边地区甚至西昌那里的人都携货过来做买卖。公开摆出的商品都是官方允许出售的，无非是兽皮、药材、山货、竹木器、土特产之类。但是，许多摊位都另有违禁商品交易，比如鸦片、烟具、枪支、弹药、春药、春宫照、外国钟表、收音机，以及各种机械、电器，甚至还有汽车配件，当然也有黄金、银洋。要购买这类违禁物品，或者出售黄金、银洋，那最好要懂一点“黄牛”之间用于互相沟通的暗语、手势。
苏、许、徐三人都是治安民警，以前参加过打击黑市交易活动，所以他们是知晓“黄牛”和走私分子的暗语、手势的。他们互相之间假装不认识，分别以西宁、西昌、昌都三地过来的“黄牛”自居，不露声色地观察市场上的情况。当然，为防止引起怀疑，他们也跟银元贩子谈价钱，而且买进了一些银元。这些买进的银元都是旧大洋，没有一枚是新的。
三名便衣隔三差五地去卧虎坝转悠，始终没有发现新大洋出现。直到前天，老苏在看别人交易时，无意间发现了崭新的大洋!
这是一个出售药材的摊位，摊主是一个中年男子，藏族人，名叫达吉卡。他的摊位上摆出的是各类药材，但是，还悄悄把不公开摆出的手表跟懂行识货的主顾进行地下交易。由于达吉卡的摊位位置适宜观察多个摊位，老苏头天进场就看中了这个藏族人，跟对方攀谈之下，渐渐熟悉，这些日子下来已经处得哥们儿似的，他有什么交易也不避着老苏。这天，老苏到达吉卡的摊位上去，那是一个窝棚，门口摆着公开出售的东西。从外面看去，棚子里面一片黑暗，要进去停留片刻让眼睛适应了光线才能看清景象。老苏进去时，这藏族哥们儿正在检点银元。老苏初时眼睛还没适应，片刻适应之后马上就看见对方那个用来盛放银洋的竹筒里装的那几十枚银元里，竟有一些闪闪发光的新大洋!
于是，老苏就让达吉卡拿给他看，确认是崭新的大洋，一共有十三枚，便打听是哪里来的。达吉卡说，先前来了一个出手阔绰的主顾，要买洋表。 他拿出一块崭新的英国女式表，对方一看便爱不释手，问什么价。他说六十大洋一块。原以为对方肯定要还一番价，哪知那主儿从肩上那沉甸甸的褡裢里掏出一封银洋，又伸手取了十枚，一并放在他的面前，拿了手表就走。
这一封银洋全是崭新的。而此刻老苏所见到的竹筒里的十三枚，就是这一封五十枚中的，另外三十七枚，给正好在旁边摊位上买货的汉人看见了，跟达吉卡说想把新大洋换下来。少数民族同胞为人实在，达吉卡说你喜欢就换去吧，新旧大洋于我是没有什么差别的，都是大洋，拿给人家同样进货。于是，那人倾其所有，一共拿出了三十七枚旧大洋，换了新大洋后乐呵呵地走了。
老苏说：“达吉卡大哥，我跟那人一样，也很喜欢新大洋，你把这剩下的新大洋换给我好吗？”
达吉卡自然点头，于是老苏就换下了这十三枚大洋，顺便把那张已经撕开了的封装纸也一起拿走了。
当天，老苏和小许、小徐交换了意见，认为这个情况值得引起重视，因为雅安这边之前从来没有人使用过崭新的银洋。从雅安这边运出去的新银洋，小部分是到川藏工程沿线去使用的，大部分则用于跟境外进行物资交易。所以，有可能这个买手表时连价钱也不还的大方主儿拿出的这些新银洋就是正在追查的银洋命案中的赃物。接下去应该怎么办？老苏说我把封装纸也拿来了，要么咱们跟兵站那边联系一下，看他们那里是否还存放着新银洋，把封装纸比较一下，看是否一样。
于是就给薛家花园打电话，但是，兵站方面拒绝接待专案组之外的任何部门，除非经西南军区保卫部的特许。这样，鉴定封装纸的打算就没法实施了。老苏三人商量：那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找到那使用新银洋的家伙再说。
次日，老苏去了卧虎坝市场，对达吉卡说，昨天从你这里掉换的新银洋被我一个从内地过来的生意朋友看到了，他说他们家乡有个风俗，逢年过节封红包时如若用崭新的大洋，那是最吉利最受人欢迎的。所以，他把那十三枚大洋全都换去了，另外，他还要换一些，不知是否能够找到昨天那个到你摊位上来买手表的人。达吉卡说，那人我以前没有见过，也不知是从哪里来的，这样吧，我把他的长相告诉你，你可以在市场里转转，看是否碰得到他。我在摊位上也给你留心着，如果他出现，就请他坐坐，再叫人通知你就是。
这样，老苏就在市场上转悠了半天，但没有遇到那人。下午，他想这事这样做可能不靠谱，得赶紧向领导汇报，请领导决定是不是应该立刻通知专案组。于是，老苏就返回局里向治安科长报告了此事。治安科长看了那十三枚新大洋，说这事得赶紧向上级汇报，于是立刻给雅安专区公安处打了电话。公安处领导问明确实是崭新的大洋后，二话不说立刻派人到邮电局给专案组发电报。
专案组是当天连夜动身返回雅安的。因为于镇江给军区打了电话，得知部队正好有几辆卡车要连夜到雅安去执行任务，于是就搭车，颠簸了一夜，于上午7点多抵达雅安，早饭都来不及吃，马上跟老苏他们见了面。众侦查员一看那十三枚崭新的银洋，都暗自吃惊，大家意识到，老苏所获取的这些银洋，从外表特征上而言，与兵站失窃的那些银洋是相同的。就目前情况来看，这是唯一的线索，理应抓住不放。
了解情况后，先跟兵站联系，询问是否库房还有银洋存放着。兵站说上次出事时被盗剩下的那四百五十箱银洋已经运走了，前天又来了一批，尚未运走，不知对于鉴定银洋的封装纸是否有用？专案组对此进行了讨论，最后，取得一致意见：就专案组目前这七位侦查员而言，哪个也不具备鉴定封装纸的本领，而且，整个西康省恐怕也找不到这方面的人才。老苏从卧虎坝市场获得的那张已经撕碎的封装纸上面既没有银洋出厂的日期，也没有其他类似产品批号、检验员工号之类的印鉴，就是一张上面印着古色古香图案的质地很好的防潮牛皮纸。因此，要进行鉴定的话，最好是请制造单位进行。于是，专案组作出决定：派人携上两枚新银洋和那张撕碎了的封装纸以最快速度赴上海，直接请造币厂方面对封装纸进行一锤定音的鉴定。
这是第一个措施，第二个措施就是继续盯着卧虎坝市场，务必要找到那个向达吉卡买手表的汉人，以其为目标，调查其手头是否还有崭新的银洋以及新银洋的来路。
侦查员季云瓒、兴索强巴、露佛基、王春生四人受命化装成银元贩子，前往卧虎坝市场以及附近区域查找那个买表的汉人，老苏、小许、小徐三人协助专案组进行此项工作。为此，专案组专门向省公安厅申领了一千五百万元(旧版人民币)经费。
从当天下午开始，季云瓒等人就化装出现在卧虎坝市场和周边大街小巷，四名新参加暗查的侦查员跟之前的老苏三人一样，各自单独行动，装作互不相识，在市场内外转悠着，不时跟人用暗语攀谈行情。
半天很快就过去了，没有发现冒出崭新的银洋来。下午4点多，市场散了，摊主们收拾货物走路，侦查员不得不失望地离开。
第二天，还是没有发现线索。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过去了，依然如故。
第六天中午，老苏到那位藏族哥们儿达吉卡的摊位上去时，达吉卡告诉他：今天早上他从租住的屋里出来往市场走时，见到过那个使用新大洋向其购买女式手表的汉人，因为隔着一条街，所以他没跟对方打招呼。老苏寻思，看来这人是住在雅安的，是临时居住还是常住不清楚，但既然你小子露了面，那就要想办法找到你!
老苏按照预先约定的方式，将这一消息通知了坐镇市场附近负责侦查调度的凌序。凌序随即向各侦查员悄悄传递了这一信息，于是，大家加倍留意。可是，一直到市场停止交易，谁也没有发现什么。
专案组副组长凌序赴泸州，并不是案情出现了变化，而是专案组留在成都的四名侦查员在接到张忠等人从泸州这边发出的电报后，想到了一个问题：何辰志已经被排除了作案嫌疑，但是，他究竟是否有过准备到雅安兵站盗窃银洋的打算呢？如果确曾有此念头或者虽无预谋之心但却有过话头，那么，除了曾对郭子烈说起过外，另外还对谁说过？是否有人因此动了作案的念头？这样，就有必要对何辰志进行进一步的盘查。
何辰志虽然和银洋命案脱了干系，但还未被释放，被留置在泸州市公安局看守所里。他在看守所里很不安分，向看守员吵着要求“恢复自由”。他被看守员带到马不停蹄从成都赶来的凌序面前，得知凌序是西康省公安厅的侦查员，他禁不住大为恼火：“我没去过雅安，老是缠着我干吗？”
凌序慢条斯理开腔道：“你认识郭子烈吗？”
“郭子烈？认识呀!怎么着？”
“不怎么着，告诉你一声，作为你的好朋友，他在里面还惦记着你呢!”
“里面？郭子烈进局子啦？”何辰志摇摇头，嘀咕道，“他奶奶的!怪不得西康省的警察找到老子头上来了!”
“你知道西康那边发生了什么案子吗？”
“不清楚。”
“不瞒你说，就是你曾经跟郭子烈说起过的案子——关于银洋的。”
何辰志吃惊得差点跳起来：“还真有人干上啦？”
“这么说，你确实对郭子烈说过关于盗窃银洋的事儿？”
何辰志意识到自己失言了，干脆承认：“说过又怎么样？光说说又不犯法!”
凌序换了个话题：“知道为什么不放你吗？”
“鬼知道!”
“实不相瞒，我是从成都过来的，动身时，成都的警察已经在调查你的事儿了。你应该知道，一个人多年来一直屡屡作案，而且其中有的案子还不算小，得手后还要销赃，销赃后又大肆挥霍，那就肯定要露出破绽的；一有破绽，警察只要认真去查，不怕查不清楚。所以，你自己掂量掂量，以前犯下的案子该怎么了结？当然，这是成都警方的事儿，我们西康警方不会插手。但是，如果你为西康警方的侦查工作提供帮助，我们自然会向成都方面如实通报，成都警方肯定会按照政策规定充分考虑的。”
何辰志沉思了片刻，开口问道：“你们要我干什么？”
“也说不上‘干什么’，只要你如实说一下：关于银洋的话头，你除了对郭子烈说过外，另外还对谁说过？”
何辰志想了想，说：“我还对罗崇明说过。”
“罗崇明是谁？”
“我的朋友，他是彭县的一个手艺工人。”
一个小时后，凌序要通了成都的长途电话，跟专案组长于镇江交换了意见，决定泸州这边的四个侦查员立刻赶到彭县对罗崇明进行调查。
彭县位于成都西北二十五公里处，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该地古称彭州，至明初改称彭县，一直到本案发生时的上世纪五十年代还保持着这个称谓，当时属于温江专区。1993年11月8日，经国务院批准，彭县撤县设立彭州市，故如今又称彭州了。当下，凌序、张忠等四人直接去了彭县，请彭县警方对罗崇明其人进行调查。
罗崇明，男，二十六岁，未婚，系经营着一个小小金工修理店铺的手艺工人，心灵手巧，会车、钳、刨、焊、电等诸般金工手艺。这人解放前犯过盗窃案子，曾被国民党成都市警察局拘捕过，解放后倒没有听说犯过什么事。今年4月14日，他被群众扭送派出所后送交收容所，至今还未释放。
侦查员闻之顿时泄气：罗崇明在银洋案发生前一周就已经被收容了，至今未释，那看来跟案子没有什么关系了。但是，凌序还想问一问：“罗崇明是怎么被关到收容所的？”
这个问题接待专案组的那两个彭县警察不清楚，不过，一个电话就能解决问题了——
4月14日晚上，罗崇明为女友(据说是一个风流小寡妇)钱健丽庆贺生日，在“隆庆楼”请客吃饭。饭局散后，罗崇明已经有些醉意，和钱健丽在外面转悠。行至南大街拐弯处，对面走来了一个四十来岁的肥胖女子。罗崇明不知是醉了呢还是犯了哪门子邪，撇下钱健丽忽地上前去，搂住了人家就亲嘴。那胖女人自是大惊，一边挣扎一边大叫“救命”，大街上的行人和两旁的住家闻讯一齐涌上来将罗崇明扭住，一顿拳脚后送往派出所。
那天晚上彭县警方有行动，派出所留守的警员很少，就把罗崇明关了一夜，第二天才处理。按说罗崇明被晾了一晚，酒应该早就醒了，头脑也恢复冷静了，所以，态度应该老实点，争取从宽处理。派出所方面其实是想从宽处理他的，因为一是这事不大，二是罗崇明跟派出所好几个警察都认识，因为派出所有什么东西损坏的话，都是请他来修理的，有着这一层关系，派出所自然也就得饶人处且饶人，打算放他一马算了。当然，程序还是要过一过的，无非是训斥一顿，写份检查。哪知，罗崇明面对训斥他的警察毫不买账，还指手画脚破口大骂。这样，警察也恼火了。好!小子你不识抬举，那咱就公事公办!治安拘留才几天，太便宜你了，刑事拘留又不够格，那怎么办？送收容所去吧!
专案组几个侦查员听着疑窦顿生：第一，罗崇明是有女友的人，怎么会在跟女友转悠时去骚扰一个肥胖的中年妇人？这合乎常理吗？第二，派出所是什么地方？一般折进来的主儿再狠也只有装孙子的份儿，混个“态度好”出去了再当大爷。犯了事儿进去了不但不听民警的教育，竟然还敢凶三狠四。这个罗崇明，脑子正常吗？是不是故意为之，而背后隐藏着另外目的？
凌序等人商量下来，认为有必要去收容所查一查。一查之下，果然查出了问题：彭县这边当时正在兴建一家国营砖瓦厂，县政府就让收容所把关押着的人员送到工地上去劳动。从收容所到工地有一段距离，每天把百十号人押来押去实在太麻烦，再说中间如果发生什么事儿收容所也担待不起。于是，收容所就在工地那边搭建了简易工棚，作为收容人员的临时住宿点，还起了一个名字叫“劳动基地”。罗崇明去收容所后，所方已经听派出所介绍过情况，知道这小子没有什么问题，送来关押只不过为了挫挫他那股嚣张气焰，于是也不跟他啰嗦，当天下午就把他送“劳动基地”去挖土了。不料罗崇明只挖了两天土，第三天晚上就瞅了个空子脱逃了。收容所对于罗崇明的脱逃有点儿恼火，尽管估料这人逃出去不会出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因为他进来也是不够条件的)，但这事按照规定必须得上报公安局，上级就会记下一笔，年终评审工作时容易扣分。所以，所方还是派了几个工作人员四处查找，转悠了三四天无果而返。
罗崇明脱逃后的第八天，忽然自己主动回来了。他对收容所工作人员说，因不服处理而逃，但逃出去后吃穿无着，晚上只好蜷缩在桥洞、树林里，还时时担心会被抓回去，左思右想还是决定硬着头皮自己回来，争取宽大处理。
“劳动基地”防逃设施简陋，经常发生收容对象逃跑的事情，弄得所方颇为头痛。这次罗崇明逃跑后自动返回，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所方由此产生了一个念头：何不借此作作文章，让罗崇明来一个“现身说法”，公开道明逃跑在外所经历的种种艰难，使其他一些也有逃跑念头的对象有所触动，以减少脱逃现象的发生。这几天，所方正为此事做准备，已经让罗崇明“脱产”弄了一份“现身说法讲稿”。
侦查员听着，心有所动：八天时间，从彭县到雅安打两个来回都够了，而且，发生银洋命案的时间正好在这八天之中。罗崇明会不会是故意让自己折进收容所，然后逃跑，前往雅安作了银洋命案后又返回，以此举逃避侦查打个“时间差”？因为通常在排查嫌疑对象时，只要了解到“这人4月14日就已经进收容所了，至今未释”，就不会再往下查了。大家商量下来，决定立刻对罗崇明进行讯问。
罗崇明对几个侦查员的到来大感意外，愣愣地盯着几张陌生面孔看了片刻，开口问道：“看来你们是外地警察？外地警察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呐？”
凌序冷冷道：“罗崇明，你应该明白!”
“我明白什么？我不过是喝醉了酒搂住那胖女人亲了个嘴，这也值得惊动你们？”
“胖女人的事我们不感兴趣!”
“那你们找我干什么？”
“要你把脱逃在外八天里的全部过程，包括经过了哪些地方、住在哪里、吃的什么、和什么人有过接触等等在内的整个情况，全都详详细细交代一遍!”
“这是什么意思？我已经写过交代了。”
“你写的交代我们已经看过了，太简单，没有达到我们的要求。跟你讲，你必须交代清楚，否则我们就把你带走，给你换一个地方去交代!你信不信？”
罗崇明无可奈何，只好交代。他说得很慢，讲几句，停一会儿，想一阵儿，再接着讲。侦查员也不打断他，由他说去，笔走龙蛇一一作了笔录。罗崇明交代完后，侦查员让收容所工作人员把他带出去，吩咐暂不参加劳动，找个地方让他安静地待着。
一小时后，罗崇明再次被带了进来。当他出现在侦查员面前时，脸上显出不胜惊奇的神色，显然不知道为何再次找他。凌序神色平和，淡淡地说：“罗崇明，你把脱逃在外八天的全过程详详细细交代一遍。”
“这……刚才不是已经交代过了吗？”
“现在要你再交代一遍!”
罗崇明意识到自己上了套儿，他想拒绝，但已经没退路了，于是只好断断续续地又交代了一遍。他交代的时候，另外两个侦查员飞快地记录着，担任主审的凌序则一边听着，一边翻阅先前第一次交代时所作的那份笔录。等罗崇明说完后，凌序微微一笑：“怎么跟刚才所说的有所不同啊？”
罗崇明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神情既尴尬又畏惧，一双眼睛里透着掩饰不住的无奈和绝望。
侦查员季云瓒喝道：“前后两遍说的是两个样，分明是编造的!你为什么故意进收容所？为什么要逃跑，逃出去后又主动返回？这八天里你究竟干了什么事？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否则，来找你干吗？”
罗崇明脸色灰白，大汗淋漓，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如实交代了自己犯下的罪行：他故意对那个素不相识的胖女人进行性骚扰的目的确实是想逃避侦查视线，在收容所脱逃期间确实也作了一起特大盗窃案件，作案时间恰恰是雅安薛家花园兵站发生银洋命案的4月21日，但是，他作的是另一起案子。
罗崇明自去年秋天开始跟当地的风流小寡妇钱健丽处对象，几个月下来，两人谈得很热络，连肚子都搞大了。两人准备结婚，那钱健丽是个没有工作也没有积蓄的女人，只有两间破房子，那个年头房子是不值钱的，所以结婚的费用就要靠罗崇明了。以罗崇明开个金工小店铺挣得的钱钞作为婚事开支，这婚只怕要等到下世纪再结了，所以只有从发笔横财上去考虑了。罗崇明解放前从事过偷窃职业，在这方面还拿得出点儿技艺，但毕竟已经收手多年，而且对民主政府颇有些畏惧，于是只好另外设法。罗崇明对赌博有点儿研究，实战经验也不算弱，于是，他就决定在这上面撞撞运气。哪知一夜之间把自己仅有的积蓄输了个精光。赌徒都是赢得输不得的，输了就要翻本。于是，罗崇明就把钱健丽仅有的两件首饰哄了过来，结果又输了。
钱健丽的肚子渐渐大起来，快被人看出来了。这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实在是一桩惹人指指戳戳的事儿。她再风流也压不过世俗舆论，急了，一日三次催着罗崇明快筹办婚事。罗崇明也急了，决定豁出去大干一场。干得好，不但婚事办得挣脸面，连今后的挥霍都不成问题；干砸了，大不了豁上一条性命。罗崇明解放前折进过国民党的警察局，平日里也不时听那班经常被警察惦记着的狐朋狗党说说跟警方打交道的事儿。他是个心眼玲珑剔透的主儿，凡事一点就通，所以对于反侦查这个新课题倒也并不觉得特别犯难，想了一阵就有了主意：若在本地作大案，一是没有合适下手的目标，二是警方侦查手段高明，像他这种窗户里吹喇叭——名声在外的主儿，伪装得再巧妙也难逃法网；所以，要想“太平”，只有跑到外地去下手，而且越远越好。
那么，去何处作案呢？罗崇明首先考虑的还真是何辰志说起过的雅安兵站那边的大洋，但他知道兵站里是有解放军守着的，他没有这份本领对付得了。所以，雅安兵站就放弃了，念头转到了重庆。罗崇明在解放初期曾到重庆舅舅家去住过两个月，那里有一家私营药厂请他去修理机器。罗崇明于是知道那家工厂是每月22日发工资，为使夜班工人次日一下班就能领到工资，财务人员通常提前一天从银行把钞票领出来，存放于财务室的保险箱里。于是，罗崇明就决定来一个“长途奔袭”，悄然赴渝作案。
考虑到自己毕竟是在那家药厂干过两个月临时工的，万一警方怀疑到他呢？于是往下推测：重庆警方想到他之后会怎样？人家不知他有前科，而且，如果连像他这样干过两个月临时工的人都要怀疑的话，那么，被警察列为嫌疑对象的人肯定很多。因此，警方是不会派人到彭县这边专门进行调查的，最多只会往彭县公安局或者派出所发一封公函委托调查罗崇明在案发时间段的行踪去向。这样，应对法子就在罗崇明的脑子里产生了：我去收容所的那个什么基地劳动吧，让派出所出面把我送过去，这样，重庆那边即使怀疑到我了，发函过来调查，派出所方面肯定会回答，这个人已经在什么什么时候送收容所去了，至今未释。这等于是替他出了一个无作案时间的证明。
于是，罗崇明便按计划实施，4月17日从“劳动基地”脱逃后，先返回住处取了预先准备好的作案工具和路费、户口本，然后辗转坐汽车去了重庆(当时成渝铁路尚未通车)。到重庆后，凭户口本住进了一家旅馆，次日晚上悄然爬窗而出离开旅馆，前往那家药厂，攀墙而入，窃得该厂全厂员工工资款合计四千八百余万元(旧版人民币)。次日离开重庆，又是一番辗转后，回到了彭县，将赃款藏匿好后，主动回到了“劳动基地”。
专案组听了罗崇明的这番交代，立刻发加急电报向重庆警方核实是否有该案以及那家旅馆是否接待过罗崇明这样一个旅客，同时押着罗崇明去藏匿赃款处起赃。赃款顺利起获，重庆警方的加急回电也来了，他们正为药厂工资款失窃案忙得焦头烂额——却还没有考虑过曾在药厂干过临时工的彭县人罗崇明是否有作案嫌疑。
至此，已经可以基本排除罗崇明跟银洋命案的关系。专案组“正打歪着”，所获结果令重庆警方喜出望外，但凌序一干侦查员却乐不起来。
凌序一行五人返回成都，与组长于镇江等人会合。当晚，专案组正在下榻的旅馆房间里举行案情分析会，成都市公安局派人送来了一份来自雅安专区公安处的加急电报。于镇江拆开电报只一看，马上一跃而起：“全体回雅安!”
六、疑似赃物
雅安专区公安处的加急电报只有短短一行字：“市场上出现新银元，疑似赃物。”
雅安市距成都较近，又是西康省的省会，尽管许多人是不大愿意以人民币交易的，但在政府的严厉规定下，市场上交易流通的货币一般都是人民币，银洋仅在私人贸易中使用。如若在交易时被政府工商、金融部门发现，是要受到处罚的。数额少的，用于交易的银元按国家规定的兑换价强行兑换人民币；数额较大的，那就没收没商量了；数额巨大的，则不但要没收，还要负刑事责任。
尽管有如此严厉的措施，还是有一些人对银洋颇感兴趣，因为只要离开雅安地区往西藏方向去，各地的民间交易就只收银洋了。而且，许多人收了银洋后还不大肯使用，而是藏在家里。藏起来干吗呢？难道还指望生出银角子(银元以下的币种，以“角”计值，相当于人民币以“角”为单位的辅币)？哎!还真别说，确实是能增值的。因为上述的“对银洋颇感兴趣”的那些主儿，会以高出银元与人民币官价兑换标准的价格把藏着的银洋收购下来，然后批量加价卖给靠近边境的下家。下家收购银洋后，就到境外去采购当时西藏、青海、西康等省区紧缺的日用品、药品等物资，偷偷越境运送进来后高价出售。这两类不法分子中，前一类用现在的说法就是“黄牛”；而后一类则是走私分子。
由于“黄牛”和走私分子的存在，雅安当时也就有一个地下交易市场，一是买进卖出倒腾银洋，二是倒卖走私商品。银洋命案发生后，根据专案组的决定，雅安专区公安处立刻向全专区各公安局、派出所下达了排查该案线索的指令。雅安市公安局除了布置警力在辖区内设卡盘查过往机动车、非机动车辆外，还派出三名便衣化装前往地下黑市，悄然查摸线索。
这三名便衣中，老苏是头儿，还有二位是小字辈，一个姓许，一个姓徐。三人接受使命后，化装成外地来雅安的“黄牛”，一连数日混在卧虎坝市场里转悠。卧虎坝市场是一个解放前就已存在的有些年头的民间自由交易市场，雅安本地以及周边地区甚至西昌那里的人都携货过来做买卖。公开摆出的商品都是官方允许出售的，无非是兽皮、药材、山货、竹木器、土特产之类。但是，许多摊位都另有违禁商品交易，比如鸦片、烟具、枪支、弹药、春药、春宫照、外国钟表、收音机，以及各种机械、电器，甚至还有汽车配件，当然也有黄金、银洋。要购买这类违禁物品，或者出售黄金、银洋，那最好要懂一点“黄牛”之间用于互相沟通的暗语、手势。
苏、许、徐三人都是治安民警，以前参加过打击黑市交易活动，所以他们是知晓“黄牛”和走私分子的暗语、手势的。他们互相之间假装不认识，分别以西宁、西昌、昌都三地过来的“黄牛”自居，不露声色地观察市场上的情况。当然，为防止引起怀疑，他们也跟银元贩子谈价钱，而且买进了一些银元。这些买进的银元都是旧大洋，没有一枚是新的。
三名便衣隔三差五地去卧虎坝转悠，始终没有发现新大洋出现。直到前天，老苏在看别人交易时，无意间发现了崭新的大洋!
这是一个出售药材的摊位，摊主是一个中年男子，藏族人，名叫达吉卡。他的摊位上摆出的是各类药材，但是，还悄悄把不公开摆出的手表跟懂行识货的主顾进行地下交易。由于达吉卡的摊位位置适宜观察多个摊位，老苏头天进场就看中了这个藏族人，跟对方攀谈之下，渐渐熟悉，这些日子下来已经处得哥们儿似的，他有什么交易也不避着老苏。这天，老苏到达吉卡的摊位上去，那是一个窝棚，门口摆着公开出售的东西。从外面看去，棚子里面一片黑暗，要进去停留片刻让眼睛适应了光线才能看清景象。老苏进去时，这藏族哥们儿正在检点银元。老苏初时眼睛还没适应，片刻适应之后马上就看见对方那个用来盛放银洋的竹筒里装的那几十枚银元里，竟有一些闪闪发光的新大洋!
于是，老苏就让达吉卡拿给他看，确认是崭新的大洋，一共有十三枚，便打听是哪里来的。达吉卡说，先前来了一个出手阔绰的主顾，要买洋表。 他拿出一块崭新的英国女式表，对方一看便爱不释手，问什么价。他说六十大洋一块。原以为对方肯定要还一番价，哪知那主儿从肩上那沉甸甸的褡裢里掏出一封银洋，又伸手取了十枚，一并放在他的面前，拿了手表就走。
这一封银洋全是崭新的。而此刻老苏所见到的竹筒里的十三枚，就是这一封五十枚中的，另外三十七枚，给正好在旁边摊位上买货的汉人看见了，跟达吉卡说想把新大洋换下来。少数民族同胞为人实在，达吉卡说你喜欢就换去吧，新旧大洋于我是没有什么差别的，都是大洋，拿给人家同样进货。于是，那人倾其所有，一共拿出了三十七枚旧大洋，换了新大洋后乐呵呵地走了。
老苏说：“达吉卡大哥，我跟那人一样，也很喜欢新大洋，你把这剩下的新大洋换给我好吗？”
达吉卡自然点头，于是老苏就换下了这十三枚大洋，顺便把那张已经撕开了的封装纸也一起拿走了。
当天，老苏和小许、小徐交换了意见，认为这个情况值得引起重视，因为雅安这边之前从来没有人使用过崭新的银洋。从雅安这边运出去的新银洋，小部分是到川藏工程沿线去使用的，大部分则用于跟境外进行物资交易。所以，有可能这个买手表时连价钱也不还的大方主儿拿出的这些新银洋就是正在追查的银洋命案中的赃物。接下去应该怎么办？老苏说我把封装纸也拿来了，要么咱们跟兵站那边联系一下，看他们那里是否还存放着新银洋，把封装纸比较一下，看是否一样。
于是就给薛家花园打电话，但是，兵站方面拒绝接待专案组之外的任何部门，除非经西南军区保卫部的特许。这样，鉴定封装纸的打算就没法实施了。老苏三人商量：那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找到那使用新银洋的家伙再说。
次日，老苏去了卧虎坝市场，对达吉卡说，昨天从你这里掉换的新银洋被我一个从内地过来的生意朋友看到了，他说他们家乡有个风俗，逢年过节封红包时如若用崭新的大洋，那是最吉利最受人欢迎的。所以，他把那十三枚大洋全都换去了，另外，他还要换一些，不知是否能够找到昨天那个到你摊位上来买手表的人。达吉卡说，那人我以前没有见过，也不知是从哪里来的，这样吧，我把他的长相告诉你，你可以在市场里转转，看是否碰得到他。我在摊位上也给你留心着，如果他出现，就请他坐坐，再叫人通知你就是。
这样，老苏就在市场上转悠了半天，但没有遇到那人。下午，他想这事这样做可能不靠谱，得赶紧向领导汇报，请领导决定是不是应该立刻通知专案组。于是，老苏就返回局里向治安科长报告了此事。治安科长看了那十三枚新大洋，说这事得赶紧向上级汇报，于是立刻给雅安专区公安处打了电话。公安处领导问明确实是崭新的大洋后，二话不说立刻派人到邮电局给专案组发电报。
专案组是当天连夜动身返回雅安的。因为于镇江给军区打了电话，得知部队正好有几辆卡车要连夜到雅安去执行任务，于是就搭车，颠簸了一夜，于上午7点多抵达雅安，早饭都来不及吃，马上跟老苏他们见了面。众侦查员一看那十三枚崭新的银洋，都暗自吃惊，大家意识到，老苏所获取的这些银洋，从外表特征上而言，与兵站失窃的那些银洋是相同的。就目前情况来看，这是唯一的线索，理应抓住不放。
了解情况后，先跟兵站联系，询问是否库房还有银洋存放着。兵站说上次出事时被盗剩下的那四百五十箱银洋已经运走了，前天又来了一批，尚未运走，不知对于鉴定银洋的封装纸是否有用？专案组对此进行了讨论，最后，取得一致意见：就专案组目前这七位侦查员而言，哪个也不具备鉴定封装纸的本领，而且，整个西康省恐怕也找不到这方面的人才。老苏从卧虎坝市场获得的那张已经撕碎的封装纸上面既没有银洋出厂的日期，也没有其他类似产品批号、检验员工号之类的印鉴，就是一张上面印着古色古香图案的质地很好的防潮牛皮纸。因此，要进行鉴定的话，最好是请制造单位进行。于是，专案组作出决定：派人携上两枚新银洋和那张撕碎了的封装纸以最快速度赴上海，直接请造币厂方面对封装纸进行一锤定音的鉴定。
这是第一个措施，第二个措施就是继续盯着卧虎坝市场，务必要找到那个向达吉卡买手表的汉人，以其为目标，调查其手头是否还有崭新的银洋以及新银洋的来路。
侦查员季云瓒、兴索强巴、露佛基、王春生四人受命化装成银元贩子，前往卧虎坝市场以及附近区域查找那个买表的汉人，老苏、小许、小徐三人协助专案组进行此项工作。为此，专案组专门向省公安厅申领了一千五百万元(旧版人民币)经费。
从当天下午开始，季云瓒等人就化装出现在卧虎坝市场和周边大街小巷，四名新参加暗查的侦查员跟之前的老苏三人一样，各自单独行动，装作互不相识，在市场内外转悠着，不时跟人用暗语攀谈行情。
半天很快就过去了，没有发现冒出崭新的银洋来。下午4点多，市场散了，摊主们收拾货物走路，侦查员不得不失望地离开。
第二天，还是没有发现线索。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过去了，依然如故。
第六天中午，老苏到那位藏族哥们儿达吉卡的摊位上去时，达吉卡告诉他：今天早上他从租住的屋里出来往市场走时，见到过那个使用新大洋向其购买女式手表的汉人，因为隔着一条街，所以他没跟对方打招呼。老苏寻思，看来这人是住在雅安的，是临时居住还是常住不清楚，但既然你小子露了面，那就要想办法找到你!
老苏按照预先约定的方式，将这一消息通知了坐镇市场附近负责侦查调度的凌序。凌序随即向各侦查员悄悄传递了这一信息，于是，大家加倍留意。可是，一直到市场停止交易，谁也没有发现什么。
那边，凌序沉不住气了，寻思不知是怎么回事，那使用新大洋的主儿怎么来了一趟市场就不再出现了呢？他究竟是怎么一个角色？其实，这当儿侦查员季云瓒已经撞运了。
季云瓒是湖北人，在二野当过兵，进军大西南后转业到了公安局当刑警。他此刻化装成一个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从事“黄牛”或者走私职业的角色，尽管装扮得很像，可就是不见实效，小伙子心里好生郁闷。这天散市后，他没精打彩地往外走。卧虎坝是一个背风向阳的面积很大的平坝，四无阻拦，也无所谓进口、出口，人进人出各取其便。侦查员为避免引人注目，每天进出市场都是各走各的道。此刻，季云瓒走的是一条石子路，当他走到拐角处一所小学校门前时，忽然从路旁一棵大树下闪出一个人来，当道拦住他，脸上神情似笑非笑，问道：“请问这位先生从哪里来？西宁、昌都，还是盐井？”
季云瓒打量对方，二十五六岁样子，瘦高身材，长瓜脸上镶嵌着一双滴溜溜打转的眼珠子，一看就知道是个惯走江湖的伶俐角色。季云瓒心里不禁一动，不露声色地回答：“我从汉口来的。”
那人吃惊似的瘪了瘪嘴巴：“汉口？哦，那可真是大老远了!怎么，想进点什么货？”
季云瓒微微摇头：“哎，还不好说……”
“怎么呢？有啥不好说的？是想进那种药吧？”对方脸上露出猥琐的神情。
季云瓒知道对方说的是春药，遂微微一笑道：“那老兄你就外行了，要那药的话，我何必舍近求远跑这边来，上广州不是近得多吗，又有火车，行路多利索!”
“那你想进啥货？兽皮？药材？”
季云瓒瞅了瞅对方，摇头道：“跟你说也没用。”侧身欲走，被对方一把扯住。
“别走别走!先生要进啥货，跟我说就是，我肯定能够帮得上你的忙!”
季云瓒从口袋里摸出几枚银洋，在手掌里掂着：“这个，你有吗？”
对方一愣：“大洋？你从汉口来，该当带些大洋到这边出手才是，怎么反倒要进大洋？你们那里大洋早就不流通了吧？连我们这边也早已禁止流通了。这边倒腾的都是拿到西藏去出手的。”
“老兄，这你就不懂了。我要的不是这种大洋，而是这种——”季云瓒动作极快，对方只觉得眼前一花，他另一只手里已经出现了一枚崭新的银洋。
对方定睛一看，一脸的疑惑：“这不也是一样的大洋吗？不过一个新一个旧罢了。”
季云瓒说：“既然你老兄不懂其中玄机，我也就不说了。”
但对方还是有兴趣：“你的意思是要进一些新大洋？那我替你效劳就是了嘛，当然，中间的差价我要赚的。”
季云瓒看对方那副玲珑剔透的样子，寻思让他代为打听线索也好，遂点头：“只要有货，价钱当然好商量。大家都是吃这碗饭的，决没有独吞的道理。”
于是，双方就约定次日这个时候在同一地点见面。
季云瓒返回后向专案组一汇报，两个组长说看来有门，这样，小季你明天白天就不要出去了，下午这个时候去跟那人见面就是。
次日下午4点多钟，季云瓒去卧虎坝小学门口，刚在那棵树下驻步，就看见那瘦汉从小学墙角那里拐出来，显然已等候多时了。季云瓒看他脸上的神情，就知道事情可能靠谱。果然，对方一开口就说：“嘿嘿，老弟，我可是费了好大的劲才找到了你要的货呢!”
“怎么说？”
瘦汉从口袋里掏出几枚崭新的银洋，在掌心里叮叮当当地掂了数下：“你要的是这个吗——崭新的!”
季云瓒一阵心跳，强抑住激动，伸手从对方手里取了两枚银洋，看了看正反面图案，又用指尖夹住了对准银洋吹了口气，凑近耳朵听了听，点头：“不错!”
“我已经找到了手头有一些这种新大洋的货主，人家也愿意出手。不过，有个条件……”
“说来听听!”
“是这样的，人家想知道你为什么要从汉口赶到雅安这边来收购新大洋。”
季云瓒笑笑：“就这？那好，我说给你听，你想学了抢我的饭碗只怕也没出手的渠道。是这样的，最近我们那一带民间流行用崭新的大洋避邪。老年人庆寿，小孩贺生日，逢年过节送礼，最好都用这种还没进过市场、经过商家之手的崭新大洋。你也知道，新大洋即使在民国时期市面上也极少，那是袁世凯执政时发行的，后来老蒋执政了就没制作过。解放后，银洋不用了，那就更稀罕了。所以，谁手里有货，谁就能赚钱。”
“好的。我就照你说的去回复人家。你大概想进多少？”
“我带的钞票有限，如果对方拿得出千把枚的话，我是可以一下子吃进的。当然，价位要合适，我还要给你佣金呢。况且，带着这几十斤货，从这边到成都，再从成都到重庆，重庆到汉口，又是车又是船的，我是担着很大风险的，一是怕遭人暗算，二是你知道政府查住了那是要连人带货一起进去的。”
“价钱，你自己跟人家谈。”
瘦汉跟季云瓒约好了次日见面的时间、地点——下午2点，回龙巷口那家茶食店的门口。他离开时，专案组布置的两名便衣悄悄跟了上去。可是，没有料到的是，这家伙没行多远竟然叫住了一辆揽客的马车，上车蹄声笃笃而去，跟踪的便衣目瞪口呆，就这样脱了梢。回去后，专案组副组长凌序大恼，差点拍案大骂，被组长于镇江劝住了，说这不能怪那两位同志，是我们布置时考虑得不周密，主要责任得由我这个组长来承担。
从这时起，整个专案组每个人的第一个思维点差不多就都停留在同一点上：指望明天瘦汉能够赴约。当然，接着还有第二个思维点，那就是吸取今天的教训，次日要安排两套班子投入行动：一套是安排三人，分别配备自行车、马匹和摩托车，如果瘦汉仅仅是再次传递信息而不打算直接把季云瓒领去见上家，那就跟踪瘦汉；另一套则安排了多名便衣，并准备好马车，如果瘦汉见面后要把季云瓒直接带到上家那里去见面洽谈交易，那就跟踪过去，伺机下手，来个人赃俱获。
一切都准备好，就等着下手了。
七、案犯落网
次日，季云瓒唱主角。回龙巷口的那家茶食店铺是一个福建人开的，字号叫“陈怡和”，当时在雅安城里小有名气。那是一家两开间门面的店铺，门口上方高高悬着一块紫檀木金字招牌。季云瓒正抬头辨认“陈怡和”那三个大字下方侧边题字人的落款时，背后传来了脚步声，回头一看，那瘦汉已经走近了。
瘦汉四下稍一张望，轻声对季云瓒说：“你别吭声，跟在我后面走就是。”说着，拔腿就走。
季云瓒于是尾随着瘦汉。后面，化装成各色人等的专案组其余六位侦查员和老苏、小许、小徐自然或步行或骑马或赶着马车，若无其事地远远跟踪着。看来，瘦汉并未想到要提防什么，因为一路上他根本就没回头。这一走，足有二十分钟，季云瓒正暗忖怎么这么远时，瘦汉拐进了一条巷子，他也跟着拐弯，见瘦汉进了巷尾一户人家，把门虚掩着，于是便伸手轻轻一推闪身进去了。
进门是一个不大的院子，三面都是房子。两边房子的门都紧闭着，只有中间客堂的门敞开着，桌前坐着两个汉子。季云瓒定睛一看，心里一阵激动：其中一个，正是老苏听达吉卡说过的那个以六十枚新大洋买表的主儿——事后知道此人名叫史宝才，还有一个彪形大汉，一双眼睛警惕地盯着季云瓒。
双方没有废话，史宝才开口就问季云瓒要多少货，季云瓒说对不起，我想先看一下你的货。史宝才点点头，朝彪形大汉打了个手势，那大汉就起身去侧屋拎来一个沉甸甸的小皮箱，放在桌上打开，是满满一箱崭新的银洋。
史宝才把手一抬：“请验货。”
季云瓒仔细看了几枚，点点头：“不错!这一箱大概有千把个吧？你还有吗？”
史宝才看看瘦汉，后者问：“老弟你昨天不是说带的钱有限，再说路上又不大好走，只能进千把个吗？”
季云瓒莫测高深地淡淡一笑：“那是昨天的话，今天有今天的打算了。钞票带得不多是实话，但我有黄金。”
史宝才笑了：“只要你有本钱收购，价钱也合适，我这里眼下往多不敢说，万把个大洋总是拿得出的。”
“我想一一过目。”
史宝才说还是先谈个价吧，季云瓒表示同意，说你的价位是多少，说来我听听。对方抬手打出了“黄牛”的暗号：八折!
季云瓒乐了，说老板你这货有问题吗？安全吗？史宝才大笑，说你明白就是，安全与否，在我这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到了你手里，我就不能夸口了，毕竟公安局不是我开的。季云瓒说我就照一万个大洋的价跟你谈吧，我想请你再往下让一点。对方倒也爽快，一下子就降了百分之十。季云瓒点头，说让我看看其他货吧，没问题就成交了!说着，拉开皮包拿出一个沉甸甸的木盒给对方看：“金条，我带来了。”
于是又得辛苦彪形大汉了，这主儿往侧屋跑了几趟，才把装在几个简易木板箱里的全部大洋搬了出来，桌子肯定承受不了这分量的，就放在地上。史宝才让把木箱打开，里面的大洋是封装的，一封封码得整整齐齐。史宝才让季云瓒随意查验，季云瓒嘴里答应着，右手却往兜里伸。对方正感奇怪时，忽见一支手枪亮了出来，季云瓒一声暴喝：“不许动!”
这一声是信号，外面的专案组诸人立刻一拥而入。史宝才三人还没回过神来就给扣上了手铐，瘦汉叫道：“不关我的事!”
史宝才冷冷地盯着他：“好啊，姓汪的，我会记着你的!”——他把瘦汉当“倒钩”了。
当场搜查，除了彪形大汉搬出来的大约万把枚外，侧屋里还有三四千枚，都是一模一样的崭新大洋。
将史宝才等人押解公安局后，立刻分别讯问。那个姓汪的瘦汉供称自己是个“黄牛掮客”，专门替外地来雅安采购各类合法或者违禁货物的“黄牛”充当中介人，从中赚取些许佣金。之前他并不认识史宝才，但像他这种角色在这方面自有一番钻天打洞的本领，在当地只要挪挪腿，动动嘴，手头有一批崭新大洋的史宝才就给他打听到了，于是登门拜访。史宝才确实正想把这批“货”赶快出手，于是就同意跟季云瓒接触。他当然没想到一接触竟然是这样一个结果。
对史宝才和邢开(彪形大汉)的讯问很不顺利，两人像是事先有约定似的，无论侦查员怎么问，只是不开口，就像是哑巴一样。
就在这时，那个派赴上海去造币厂作鉴定的雅安市公安局刑警小周发来了加急电报，说经鉴定，送鉴银洋系伪造的假币。
专案组诸君大吃一惊。于镇江拿了许多银洋装在一个箩筐里，高高抬起倾倒在另一个空箩筐里，细听之下，那金属撞击声果然不对头。于是，再审史、邢两人，直截了当指出银洋是假的。两人听了，竟然就招供了：他们来自康定，这些银洋是朋友在境外伪造后偷运进来的，共一万五千枚，朋友让他们到雅安这个内地和边疆省区交界的地方来试试是否有销路。他们抵达雅安后，租了房子，然后去了卧虎坝市场，用六十个假大洋购买了一块手表，借此观察市场的反应。几天下来，没见有什么动静，正盘算着怎么全部出手时，那个姓汪的“黄牛掮客”找到他们，说有人想收购新大洋，他们就信以为真了。
专案组全体侦查员大为沮丧，将该案移交省公安厅另案处理后，当晚一宿不眠，集中精力讨论银洋命案究竟应该如何侦查。可是，案情分析会一直进行到次日天明，还是没有分析出什么有价值的内容来。两个组长交换了意见，说休息吧，打疲劳战不是个办法。于是，众人就休息。事后，据组长于镇江和副组长凌序透露，尽管他们感到非常疲倦，但是躺下后却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这种状态大约持续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最后才迷糊过去。
于、凌两人不知道，他们睡不着时所产生的向往找到线索的念头，在他们睡着两个多小时后竟然有人替他们实现了。这个人就是前面说到过的刑警老苏。
老苏、小许、小徐三人在完成对史宝才的调查后，应专案组的要求留了下来。藏族刑警兴索强巴跟老苏很谈得拢，当时还跟老苏开玩笑说，他学过看相，看老苏的相貌十足是一员福将，留在专案组一定对侦查工作有帮助。没想到这话还真让兴索强巴给说着了。老苏这时一觉醒来，看看别人还在休息，就悄悄走到了隔壁的小会议室。那里，长椅上躺着两个卷着大衣还在沉沉大睡的侦查员，桌上，放着昨晚开会时拿出来的银洋命案现场勘查提取物之一——马车轮胎的石膏拓模。本来，早上会议告一段落后收起卷宗时，应该把拓模一起收进去的，但不知怎么却给遗漏了。老苏闲着没事，就上前看这拓模上有什么名堂没有。
其实，专案组每个侦查员都看过这个轮胎拓模的，放大镜之下，当然也清楚地看到了上面的一个痕迹。这是大约一厘米长的月牙形凸痕。拓模呈现痕迹是相反的，凸即是凹，表明马车的一个轮胎上有一处月牙形凹痕。估计是马车装载了重物后在坚硬的路面上行驶时，正好碾轧到一个月牙形状的金属异物上造成的。
之前，老苏因为不是专案组成员，所以没接触过这个拓模，昨晚开会时他也没去看。老苏是个很谨慎的人，尽管被留在专案组参加侦查工作，但是没有人向其宣布他已经是专案组成员了。根据做人要低调的原则，在这种公开场合他当然不会把自己当成一个刑侦专家似的拿着放大镜去查看拓模——事实上，他也确实不是什么专家，只不过是一个参加公安工作才两年多的来自成都的地下党员。在这个偶然的机会，老苏查看了拓模，脑子里电光石火般地闪过了一个念头：循着这个月牙形痕迹，不是可以找到作案时使用过的那辆马车吗？找到了马车，还怕找不到案犯？
于是，当天就开始着手寻找涉案马车。专案组从交通管理部门了解到，当时雅安专区一共有马车二百八十六辆，其中雅安市有八十九辆，这些马车都是经过管理部门登记后发放了牌照的，每一辆都有据可查。当然，查登记材料是查不出轮胎上是否有印痕的，但是，由于有这个登记查验的制度，专案组就能比较省力而且迅速地对此进行调查。于是，交通管理部门根据专案组的要求，向全专区发出了通知：根据上级要求，对全专区的所有马车进行安全隐患大检查，这项工作将被作为年底是否顺利换领新牌照的考核条件之一，要求全区车主在十天内把马车送往指定的地点。通过查验的马车，将给车主发放凭证，过期还没有拿到凭证的马车，将被拦截扣留。
三天后，全专区六个市县的交通管理部门开始查验马车，专案组向每个指定点都派去了侦查员，以验车为名悄然检查马车轮胎上是否有月牙形痕迹。每个侦查员心里都热切地盼望着月牙形痕迹的出现。
直到第六天中午，一个颏下飘着一大把银白色胡子的老汉赶着马车进了雅安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验车点。守伏在这里的侦查员张忠和露佛基根本不知道这辆车是不是目标。两人在马车旁边蹲下，眼睛刚盯住右侧轮胎，心里就一阵兴奋：轮胎上有一个长约一厘米的月牙形凹痕!两人定定神，脑子里回忆着石膏拓模上那个痕迹的位置，暗作比对，然后迅速交换了一个眼色：没错!就是这辆!
这辆马车的情况很快就查明了：属于雅安铁木竹生产合作社。该社是一家集体企业，是政府将原先散在社会上的铁木竹匠人集中起来进行统一经营的小单位，全社共有九十六人，汉族、少数民族各占一半。这个赶车的老汉是羌族人，穷苦人出身，他的一个儿子在解放军进军昌都时担任向导，途中遭遇泥石流牺牲。因此，他家被政府定为烈属。
侦查员了解了老汉的情况后，觉得这是一个靠得住的人，于是就向他调查，你这辆马车4月21日晚上是否出过车？老汉不识字，但倒是个有心人，他有一个本子，用一种只有他自己能够辨认的符号在上面写写画画，记下每天干了些什么活儿。当下，老汉翻开这个本子，马上报了出来：那天上午去乡下拉了一车木料；下午，把本社打制的一批镢头、镰刀、砍刀和铁锹送往长途汽车站去托运；晚上没有出车，去外甥家喝酒了，住了一宿才回来。
侦查员问：“那天有人向您借用过马车吗？”
老汉摇头：“没有。借用马车得经过社领导批准。”
“那么，会不会有人未经社领导批准，在您不知道的情况下偷偷使用了马车呢？”
老汉听了，稍一沉思，埋头翻他那本子。片刻，一脸迷惘道：“让你们这一说，我倒想起来了。4月22日我的这匹马生病了呢，之后三天没能出车哩!莫非是上一天夜里有人偷偷用了马车，而且还拉了重活儿？”
“老大爷，怎么回事？请您慢慢说，说得详细些。”
老汉告诉侦查员：4月22日上午，他根据社里的安排赶车去装煤。运煤回来的路上，他发现马走得有点吃力，汗淌满身，气喘吁吁，不禁觉得奇怪：这些煤块不过一千多斤吧，往常拉着是比较轻松的，今天这是怎么啦？别是生病了吧？下午，他没敢出车，对社领导说了声就把马送到兽医站去。兽医检查后，说马是劳累过度，又没喂好，所以生病了，好好喂，休息两天就可以恢复过来。于是他整整三天没敢出车，又是喂药又是喂精料，才算让马恢复了正常。
“俗话说：马无夜草不肥。这匹马晚上都喂料吗？是您喂的？”
“喂夜草那是必须的，原来是我自己喂的，后来社领导说我年纪大了，白天又要出车，为了照顾我，就另外安排四个住在社里的单身汉每人一夜轮流值班，由他们喂。当然，草料都是我白天备好了的。”
侦查员于是就问4月21日轮到谁喂料，那人会不会把马车赶出去跑一趟什么的。
老汉扳着手指头默算了片刻，用不很肯定的语气说：“那天好像是轮到关锁根值夜喂料……这人会赶车，可他那夜是不是把车赶出去了，我说不准。深更半夜的，他把车赶出去干吗呢？”
侦查员随即通过铁木竹生产合作社领导从财务室悄悄取出了4月份的夜宵费发放单，上面记载着21日确实是关锁根值夜给马喂料。
从这一刻起，关锁根就被悄然盯住了，专案组决定立刻对其进行外围调查。
情况很快就查明了。关锁根，汉族，四十九岁，单身汉，身高一米七二。他是雅安当地人氏，出身于一个替富人当差的仆役家庭。年轻时曾在军阀刘湘的部队当过兵，抗战时期还参加过“军统”的一个外围组织，被派赴凉山的一个苗族部落去筹建航空导向台，这桩活儿整整干了三年才完成。等到活儿干完，抗战也结束了。“军统”因为他并非正式编制的特务，所以一脚把他踢开了。关锁根会铁匠活儿，他就开了个铁匠铺子，以打铁谋生。一年多前，雅安组建第一个手工业集体所有制性质的生产合作社时，把他吸收进去了。他独自一人生活，就住在单位里。这个人平时沉默寡言，跟别人接触不多，但很乐意助人，所以人缘不错。
专案组正副组长听了侦查员的汇报后，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拍板：立刻拘捕此人!
这是为何？原来，调查材料显示，关锁根的仆役父母当初当差的地方就是案发地薛家花园，关锁根在薛家花园出生，一直生活到十六岁!
关锁根被捕后，侦查员在铁木竹生产合作社的那个独立的马厩院子的地下，挖出了原封未动的五十箱银洋。那把用来射杀兵站哨兵的弩，竟然一直挂在关锁根平时居住的那个四人宿舍的墙上。他的解释是：平时他经常拿着这把弩去城外打猎，所获猎物四人一起作为下酒菜，现在突然不挂了，反倒容易引起怀疑。当然，他已经把短箭全部换过，如果从弩上去调查他，很有可能就滑过去了。
关锁根盗窃银洋的动机很简单：他想发财，留一笔钱用于养老；同时，如果人民政府要追查他以前的历史，他就越境外逃，那当然需要携带以后的生存保证金。他事先就计划过，准备待风声过后，把这些银洋拿到外地黑市去兑换成黄金、珠宝，以便藏匿和携带。
至于作案过程，诚如专案组分析的那样，关锁根是单独下手，越墙而入、射杀哨兵、毒翻任有富后，撬开库房把五十箱银洋分批搬运到墙外装车的。
1952年8月，关锁根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季云瓒是湖北人，在二野当过兵，进军大西南后转业到了公安局当刑警。他此刻化装成一个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从事“黄牛”或者走私职业的角色，尽管装扮得很像，可就是不见实效，小伙子心里好生郁闷。这天散市后，他没精打彩地往外走。卧虎坝是一个背风向阳的面积很大的平坝，四无阻拦，也无所谓进口、出口，人进人出各取其便。侦查员为避免引人注目，每天进出市场都是各走各的道。此刻，季云瓒走的是一条石子路，当他走到拐角处一所小学校门前时，忽然从路旁一棵大树下闪出一个人来，当道拦住他，脸上神情似笑非笑，问道：“请问这位先生从哪里来？西宁、昌都，还是盐井？”
季云瓒打量对方，二十五六岁样子，瘦高身材，长瓜脸上镶嵌着一双滴溜溜打转的眼珠子，一看就知道是个惯走江湖的伶俐角色。季云瓒心里不禁一动，不露声色地回答：“我从汉口来的。”
那人吃惊似的瘪了瘪嘴巴：“汉口？哦，那可真是大老远了!怎么，想进点什么货？”
季云瓒微微摇头：“哎，还不好说……”
“怎么呢？有啥不好说的？是想进那种药吧？”对方脸上露出猥琐的神情。
季云瓒知道对方说的是春药，遂微微一笑道：“那老兄你就外行了，要那药的话，我何必舍近求远跑这边来，上广州不是近得多吗，又有火车，行路多利索!”
“那你想进啥货？兽皮？药材？”
季云瓒瞅了瞅对方，摇头道：“跟你说也没用。”侧身欲走，被对方一把扯住。
“别走别走!先生要进啥货，跟我说就是，我肯定能够帮得上你的忙!”
季云瓒从口袋里摸出几枚银洋，在手掌里掂着：“这个，你有吗？”
对方一愣：“大洋？你从汉口来，该当带些大洋到这边出手才是，怎么反倒要进大洋？你们那里大洋早就不流通了吧？连我们这边也早已禁止流通了。这边倒腾的都是拿到西藏去出手的。”
“老兄，这你就不懂了。我要的不是这种大洋，而是这种——”季云瓒动作极快，对方只觉得眼前一花，他另一只手里已经出现了一枚崭新的银洋。
对方定睛一看，一脸的疑惑：“这不也是一样的大洋吗？不过一个新一个旧罢了。”
季云瓒说：“既然你老兄不懂其中玄机，我也就不说了。”
但对方还是有兴趣：“你的意思是要进一些新大洋？那我替你效劳就是了嘛，当然，中间的差价我要赚的。”
季云瓒看对方那副玲珑剔透的样子，寻思让他代为打听线索也好，遂点头：“只要有货，价钱当然好商量。大家都是吃这碗饭的，决没有独吞的道理。”
于是，双方就约定次日这个时候在同一地点见面。
季云瓒返回后向专案组一汇报，两个组长说看来有门，这样，小季你明天白天就不要出去了，下午这个时候去跟那人见面就是。
次日下午4点多钟，季云瓒去卧虎坝小学门口，刚在那棵树下驻步，就看见那瘦汉从小学墙角那里拐出来，显然已等候多时了。季云瓒看他脸上的神情，就知道事情可能靠谱。果然，对方一开口就说：“嘿嘿，老弟，我可是费了好大的劲才找到了你要的货呢!”
“怎么说？”
瘦汉从口袋里掏出几枚崭新的银洋，在掌心里叮叮当当地掂了数下：“你要的是这个吗——崭新的!”
季云瓒一阵心跳，强抑住激动，伸手从对方手里取了两枚银洋，看了看正反面图案，又用指尖夹住了对准银洋吹了口气，凑近耳朵听了听，点头：“不错!”
“我已经找到了手头有一些这种新大洋的货主，人家也愿意出手。不过，有个条件……”
“说来听听!”
“是这样的，人家想知道你为什么要从汉口赶到雅安这边来收购新大洋。”
季云瓒笑笑：“就这？那好，我说给你听，你想学了抢我的饭碗只怕也没出手的渠道。是这样的，最近我们那一带民间流行用崭新的大洋避邪。老年人庆寿，小孩贺生日，逢年过节送礼，最好都用这种还没进过市场、经过商家之手的崭新大洋。你也知道，新大洋即使在民国时期市面上也极少，那是袁世凯执政时发行的，后来老蒋执政了就没制作过。解放后，银洋不用了，那就更稀罕了。所以，谁手里有货，谁就能赚钱。”
“好的。我就照你说的去回复人家。你大概想进多少？”
“我带的钞票有限，如果对方拿得出千把枚的话，我是可以一下子吃进的。当然，价位要合适，我还要给你佣金呢。况且，带着这几十斤货，从这边到成都，再从成都到重庆，重庆到汉口，又是车又是船的，我是担着很大风险的，一是怕遭人暗算，二是你知道政府查住了那是要连人带货一起进去的。”
“价钱，你自己跟人家谈。”
瘦汉跟季云瓒约好了次日见面的时间、地点——下午2点，回龙巷口那家茶食店的门口。他离开时，专案组布置的两名便衣悄悄跟了上去。可是，没有料到的是，这家伙没行多远竟然叫住了一辆揽客的马车，上车蹄声笃笃而去，跟踪的便衣目瞪口呆，就这样脱了梢。回去后，专案组副组长凌序大恼，差点拍案大骂，被组长于镇江劝住了，说这不能怪那两位同志，是我们布置时考虑得不周密，主要责任得由我这个组长来承担。
从这时起，整个专案组每个人的第一个思维点差不多就都停留在同一点上：指望明天瘦汉能够赴约。当然，接着还有第二个思维点，那就是吸取今天的教训，次日要安排两套班子投入行动：一套是安排三人，分别配备自行车、马匹和摩托车，如果瘦汉仅仅是再次传递信息而不打算直接把季云瓒领去见上家，那就跟踪瘦汉；另一套则安排了多名便衣，并准备好马车，如果瘦汉见面后要把季云瓒直接带到上家那里去见面洽谈交易，那就跟踪过去，伺机下手，来个人赃俱获。
一切都准备好，就等着下手了。
七、案犯落网
次日，季云瓒唱主角。回龙巷口的那家茶食店铺是一个福建人开的，字号叫“陈怡和”，当时在雅安城里小有名气。那是一家两开间门面的店铺，门口上方高高悬着一块紫檀木金字招牌。季云瓒正抬头辨认“陈怡和”那三个大字下方侧边题字人的落款时，背后传来了脚步声，回头一看，那瘦汉已经走近了。
瘦汉四下稍一张望，轻声对季云瓒说：“你别吭声，跟在我后面走就是。”说着，拔腿就走。
季云瓒于是尾随着瘦汉。后面，化装成各色人等的专案组其余六位侦查员和老苏、小许、小徐自然或步行或骑马或赶着马车，若无其事地远远跟踪着。看来，瘦汉并未想到要提防什么，因为一路上他根本就没回头。这一走，足有二十分钟，季云瓒正暗忖怎么这么远时，瘦汉拐进了一条巷子，他也跟着拐弯，见瘦汉进了巷尾一户人家，把门虚掩着，于是便伸手轻轻一推闪身进去了。
进门是一个不大的院子，三面都是房子。两边房子的门都紧闭着，只有中间客堂的门敞开着，桌前坐着两个汉子。季云瓒定睛一看，心里一阵激动：其中一个，正是老苏听达吉卡说过的那个以六十枚新大洋买表的主儿——事后知道此人名叫史宝才，还有一个彪形大汉，一双眼睛警惕地盯着季云瓒。
双方没有废话，史宝才开口就问季云瓒要多少货，季云瓒说对不起，我想先看一下你的货。史宝才点点头，朝彪形大汉打了个手势，那大汉就起身去侧屋拎来一个沉甸甸的小皮箱，放在桌上打开，是满满一箱崭新的银洋。
史宝才把手一抬：“请验货。”
季云瓒仔细看了几枚，点点头：“不错!这一箱大概有千把个吧？你还有吗？”
史宝才看看瘦汉，后者问：“老弟你昨天不是说带的钱有限，再说路上又不大好走，只能进千把个吗？”
季云瓒莫测高深地淡淡一笑：“那是昨天的话，今天有今天的打算了。钞票带得不多是实话，但我有黄金。”
史宝才笑了：“只要你有本钱收购，价钱也合适，我这里眼下往多不敢说，万把个大洋总是拿得出的。”
“我想一一过目。”
史宝才说还是先谈个价吧，季云瓒表示同意，说你的价位是多少，说来我听听。对方抬手打出了“黄牛”的暗号：八折!
季云瓒乐了，说老板你这货有问题吗？安全吗？史宝才大笑，说你明白就是，安全与否，在我这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到了你手里，我就不能夸口了，毕竟公安局不是我开的。季云瓒说我就照一万个大洋的价跟你谈吧，我想请你再往下让一点。对方倒也爽快，一下子就降了百分之十。季云瓒点头，说让我看看其他货吧，没问题就成交了!说着，拉开皮包拿出一个沉甸甸的木盒给对方看：“金条，我带来了。”
于是又得辛苦彪形大汉了，这主儿往侧屋跑了几趟，才把装在几个简易木板箱里的全部大洋搬了出来，桌子肯定承受不了这分量的，就放在地上。史宝才让把木箱打开，里面的大洋是封装的，一封封码得整整齐齐。史宝才让季云瓒随意查验，季云瓒嘴里答应着，右手却往兜里伸。对方正感奇怪时，忽见一支手枪亮了出来，季云瓒一声暴喝：“不许动!”
这一声是信号，外面的专案组诸人立刻一拥而入。史宝才三人还没回过神来就给扣上了手铐，瘦汉叫道：“不关我的事!”
史宝才冷冷地盯着他：“好啊，姓汪的，我会记着你的!”——他把瘦汉当“倒钩”了。
当场搜查，除了彪形大汉搬出来的大约万把枚外，侧屋里还有三四千枚，都是一模一样的崭新大洋。
将史宝才等人押解公安局后，立刻分别讯问。那个姓汪的瘦汉供称自己是个“黄牛掮客”，专门替外地来雅安采购各类合法或者违禁货物的“黄牛”充当中介人，从中赚取些许佣金。之前他并不认识史宝才，但像他这种角色在这方面自有一番钻天打洞的本领，在当地只要挪挪腿，动动嘴，手头有一批崭新大洋的史宝才就给他打听到了，于是登门拜访。史宝才确实正想把这批“货”赶快出手，于是就同意跟季云瓒接触。他当然没想到一接触竟然是这样一个结果。
对史宝才和邢开(彪形大汉)的讯问很不顺利，两人像是事先有约定似的，无论侦查员怎么问，只是不开口，就像是哑巴一样。
就在这时，那个派赴上海去造币厂作鉴定的雅安市公安局刑警小周发来了加急电报，说经鉴定，送鉴银洋系伪造的假币。
专案组诸君大吃一惊。于镇江拿了许多银洋装在一个箩筐里，高高抬起倾倒在另一个空箩筐里，细听之下，那金属撞击声果然不对头。于是，再审史、邢两人，直截了当指出银洋是假的。两人听了，竟然就招供了：他们来自康定，这些银洋是朋友在境外伪造后偷运进来的，共一万五千枚，朋友让他们到雅安这个内地和边疆省区交界的地方来试试是否有销路。他们抵达雅安后，租了房子，然后去了卧虎坝市场，用六十个假大洋购买了一块手表，借此观察市场的反应。几天下来，没见有什么动静，正盘算着怎么全部出手时，那个姓汪的“黄牛掮客”找到他们，说有人想收购新大洋，他们就信以为真了。
专案组全体侦查员大为沮丧，将该案移交省公安厅另案处理后，当晚一宿不眠，集中精力讨论银洋命案究竟应该如何侦查。可是，案情分析会一直进行到次日天明，还是没有分析出什么有价值的内容来。两个组长交换了意见，说休息吧，打疲劳战不是个办法。于是，众人就休息。事后，据组长于镇江和副组长凌序透露，尽管他们感到非常疲倦，但是躺下后却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这种状态大约持续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最后才迷糊过去。
于、凌两人不知道，他们睡不着时所产生的向往找到线索的念头，在他们睡着两个多小时后竟然有人替他们实现了。这个人就是前面说到过的刑警老苏。
老苏、小许、小徐三人在完成对史宝才的调查后，应专案组的要求留了下来。藏族刑警兴索强巴跟老苏很谈得拢，当时还跟老苏开玩笑说，他学过看相，看老苏的相貌十足是一员福将，留在专案组一定对侦查工作有帮助。没想到这话还真让兴索强巴给说着了。老苏这时一觉醒来，看看别人还在休息，就悄悄走到了隔壁的小会议室。那里，长椅上躺着两个卷着大衣还在沉沉大睡的侦查员，桌上，放着昨晚开会时拿出来的银洋命案现场勘查提取物之一——马车轮胎的石膏拓模。本来，早上会议告一段落后收起卷宗时，应该把拓模一起收进去的，但不知怎么却给遗漏了。老苏闲着没事，就上前看这拓模上有什么名堂没有。
其实，专案组每个侦查员都看过这个轮胎拓模的，放大镜之下，当然也清楚地看到了上面的一个痕迹。这是大约一厘米长的月牙形凸痕。拓模呈现痕迹是相反的，凸即是凹，表明马车的一个轮胎上有一处月牙形凹痕。估计是马车装载了重物后在坚硬的路面上行驶时，正好碾轧到一个月牙形状的金属异物上造成的。
之前，老苏因为不是专案组成员，所以没接触过这个拓模，昨晚开会时他也没去看。老苏是个很谨慎的人，尽管被留在专案组参加侦查工作，但是没有人向其宣布他已经是专案组成员了。根据做人要低调的原则，在这种公开场合他当然不会把自己当成一个刑侦专家似的拿着放大镜去查看拓模——事实上，他也确实不是什么专家，只不过是一个参加公安工作才两年多的来自成都的地下党员。在这个偶然的机会，老苏查看了拓模，脑子里电光石火般地闪过了一个念头：循着这个月牙形痕迹，不是可以找到作案时使用过的那辆马车吗？找到了马车，还怕找不到案犯？
于是，当天就开始着手寻找涉案马车。专案组从交通管理部门了解到，当时雅安专区一共有马车二百八十六辆，其中雅安市有八十九辆，这些马车都是经过管理部门登记后发放了牌照的，每一辆都有据可查。当然，查登记材料是查不出轮胎上是否有印痕的，但是，由于有这个登记查验的制度，专案组就能比较省力而且迅速地对此进行调查。于是，交通管理部门根据专案组的要求，向全专区发出了通知：根据上级要求，对全专区的所有马车进行安全隐患大检查，这项工作将被作为年底是否顺利换领新牌照的考核条件之一，要求全区车主在十天内把马车送往指定的地点。通过查验的马车，将给车主发放凭证，过期还没有拿到凭证的马车，将被拦截扣留。
三天后，全专区六个市县的交通管理部门开始查验马车，专案组向每个指定点都派去了侦查员，以验车为名悄然检查马车轮胎上是否有月牙形痕迹。每个侦查员心里都热切地盼望着月牙形痕迹的出现。
直到第六天中午，一个颏下飘着一大把银白色胡子的老汉赶着马车进了雅安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验车点。守伏在这里的侦查员张忠和露佛基根本不知道这辆车是不是目标。两人在马车旁边蹲下，眼睛刚盯住右侧轮胎，心里就一阵兴奋：轮胎上有一个长约一厘米的月牙形凹痕!两人定定神，脑子里回忆着石膏拓模上那个痕迹的位置，暗作比对，然后迅速交换了一个眼色：没错!就是这辆!
这辆马车的情况很快就查明了：属于雅安铁木竹生产合作社。该社是一家集体企业，是政府将原先散在社会上的铁木竹匠人集中起来进行统一经营的小单位，全社共有九十六人，汉族、少数民族各占一半。这个赶车的老汉是羌族人，穷苦人出身，他的一个儿子在解放军进军昌都时担任向导，途中遭遇泥石流牺牲。因此，他家被政府定为烈属。
侦查员了解了老汉的情况后，觉得这是一个靠得住的人，于是就向他调查，你这辆马车4月21日晚上是否出过车？老汉不识字，但倒是个有心人，他有一个本子，用一种只有他自己能够辨认的符号在上面写写画画，记下每天干了些什么活儿。当下，老汉翻开这个本子，马上报了出来：那天上午去乡下拉了一车木料；下午，把本社打制的一批镢头、镰刀、砍刀和铁锹送往长途汽车站去托运；晚上没有出车，去外甥家喝酒了，住了一宿才回来。
侦查员问：“那天有人向您借用过马车吗？”
老汉摇头：“没有。借用马车得经过社领导批准。”
“那么，会不会有人未经社领导批准，在您不知道的情况下偷偷使用了马车呢？”
老汉听了，稍一沉思，埋头翻他那本子。片刻，一脸迷惘道：“让你们这一说，我倒想起来了。4月22日我的这匹马生病了呢，之后三天没能出车哩!莫非是上一天夜里有人偷偷用了马车，而且还拉了重活儿？”
“老大爷，怎么回事？请您慢慢说，说得详细些。”
老汉告诉侦查员：4月22日上午，他根据社里的安排赶车去装煤。运煤回来的路上，他发现马走得有点吃力，汗淌满身，气喘吁吁，不禁觉得奇怪：这些煤块不过一千多斤吧，往常拉着是比较轻松的，今天这是怎么啦？别是生病了吧？下午，他没敢出车，对社领导说了声就把马送到兽医站去。兽医检查后，说马是劳累过度，又没喂好，所以生病了，好好喂，休息两天就可以恢复过来。于是他整整三天没敢出车，又是喂药又是喂精料，才算让马恢复了正常。
“俗话说：马无夜草不肥。这匹马晚上都喂料吗？是您喂的？”
“喂夜草那是必须的，原来是我自己喂的，后来社领导说我年纪大了，白天又要出车，为了照顾我，就另外安排四个住在社里的单身汉每人一夜轮流值班，由他们喂。当然，草料都是我白天备好了的。”
侦查员于是就问4月21日轮到谁喂料，那人会不会把马车赶出去跑一趟什么的。
老汉扳着手指头默算了片刻，用不很肯定的语气说：“那天好像是轮到关锁根值夜喂料……这人会赶车，可他那夜是不是把车赶出去了，我说不准。深更半夜的，他把车赶出去干吗呢？”
侦查员随即通过铁木竹生产合作社领导从财务室悄悄取出了4月份的夜宵费发放单，上面记载着21日确实是关锁根值夜给马喂料。
从这一刻起，关锁根就被悄然盯住了，专案组决定立刻对其进行外围调查。
情况很快就查明了。关锁根，汉族，四十九岁，单身汉，身高一米七二。他是雅安当地人氏，出身于一个替富人当差的仆役家庭。年轻时曾在军阀刘湘的部队当过兵，抗战时期还参加过“军统”的一个外围组织，被派赴凉山的一个苗族部落去筹建航空导向台，这桩活儿整整干了三年才完成。等到活儿干完，抗战也结束了。“军统”因为他并非正式编制的特务，所以一脚把他踢开了。关锁根会铁匠活儿，他就开了个铁匠铺子，以打铁谋生。一年多前，雅安组建第一个手工业集体所有制性质的生产合作社时，把他吸收进去了。他独自一人生活，就住在单位里。这个人平时沉默寡言，跟别人接触不多，但很乐意助人，所以人缘不错。
专案组正副组长听了侦查员的汇报后，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拍板：立刻拘捕此人!
这是为何？原来，调查材料显示，关锁根的仆役父母当初当差的地方就是案发地薛家花园，关锁根在薛家花园出生，一直生活到十六岁!
关锁根被捕后，侦查员在铁木竹生产合作社的那个独立的马厩院子的地下，挖出了原封未动的五十箱银洋。那把用来射杀兵站哨兵的弩，竟然一直挂在关锁根平时居住的那个四人宿舍的墙上。他的解释是：平时他经常拿着这把弩去城外打猎，所获猎物四人一起作为下酒菜，现在突然不挂了，反倒容易引起怀疑。当然，他已经把短箭全部换过，如果从弩上去调查他，很有可能就滑过去了。
关锁根盗窃银洋的动机很简单：他想发财，留一笔钱用于养老；同时，如果人民政府要追查他以前的历史，他就越境外逃，那当然需要携带以后的生存保证金。他事先就计划过，准备待风声过后，把这些银洋拿到外地黑市去兑换成黄金、珠宝，以便藏匿和携带。
至于作案过程，诚如专案组分析的那样，关锁根是单独下手，越墙而入、射杀哨兵、毒翻任有富后，撬开库房把五十箱银洋分批搬运到墙外装车的。
1952年8月，关锁根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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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Z 辛苦了 
1000下
1000下是个专家暗杀的一把好手。
就搂一筐草，竟然打了三个兔子
此贴发茶馆去吧
警卫工作没做到位
啪啪啪 发表于 2013-5-8 16:47 ![]()
警卫工作没做到位
今天的开始发了
警卫工作没做到位
今天的开始发了
今天的要发了
今天的要发了
今天不发了,没时间
今天不发了,没时间
啪啪啪 发表于 2013-5-8 16:47 ![]()
警卫工作没做到位
刚刚发了三篇，等待审核通过
警卫工作没做到位
刚刚发了三篇，等待审核通过
雅安居然以前还是个省会啊……O_O
外面停着一辆马车，警卫居然一直没留意
要用一枚枚银洋成双排连接4559公里，得用2亿3千万银洋。
此案能破可真不容易呀，一波三折！
横扫美日 发表于 2015-7-27 22:14
此案能破可真不容易呀，一波三折！
这个能叫挖坟？这么精彩的文章发表点意见就叫挖坟？
此案能破可真不容易呀，一波三折！
这个能叫挖坟？这么精彩的文章发表点意见就叫挖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