糜绪洋：谁在俄罗斯高校能过好日子？（转）

“那么，你在哪里工作呢？”

　　每次结识新的俄罗斯同学时，寒暄几句后总会被问起这么个问题。而每次听到这个问题都会让我难免有些尴尬：“哦，其实我不工作。”这种回答引来的反应往往是惊诧不已的：“你不工作怎么在莫斯科生存？难道你父母养你？好吧，真有钱！”

　　笔者毕业后有幸忝列国家项目在此地攻读硕士。虽然学费是免了，可生活费依旧得自掏腰包（更确切地说是由爸妈掏腰包）。当然，严格来说，奖学金还是有的，而且享受的是与俄罗斯学生一样的高标准——每月1120卢布（5卢布=1人民币）。在这个欧洲最大的城市（欧洲人：“谁和你说莫斯科是欧洲城市？！”），这笔钱可以供你小逛一次超市、吃五次学校食堂、买两本500页的精装书或是一张大剧院五楼二排的歌剧票。据说每年都有不少学生组织向政府上书要求把这个数字提高到至少不那么可笑的地步，政府当然也不是不为所动——我清楚地记得，两年前我来交流时，那时每月的奖学金还只有1100卢布。

　　我的俄罗斯同学都和我一样不用交学费，他们被称作“预算生”，也有些要交学费的（目前以外国自费留学生为多）则被称作“合约生”。不过，由于近些年俄罗斯高等教育质量直线下滑，科教部痛定思痛，寻找了很多原因，其中一条就是必须早日摆脱免费教育这种苏联体制的余孽，并且先得从文史哲做起，于是一些像彼得堡大学这样名校的语文系现在已完全没有“预算生”名额了。

　　所以，无论如何，工作是必需的，而且还得是朝九晚五的全日制工作。我们班除我以外的九位同学中，我迄今共见过四位（请不要问我其他五位在何方，我们全班都很想知道），他们的工作截然不同：在电视塔当对外导游、广告公司文案、网站文化部编辑、中学语文老师，最后一位还得再兼职一份工作，这个外省小城过来的可怜姑娘搞不到学校稀缺的寝室，不得不自己租房，而在上海租一套房的价格在莫斯科往往只能租一个房间。那么上课呢？真是问到点子上了，须知我们的教务员也为此绞尽了脑汁，所有的课能往后排就往后排，最终我们终于能和夜校生享受了一样的上课时间。可就算如此，上学期的课程大半都是我和老师一对一进行的。旷课不用请假，就算老师问起，也只需回一句“您要知道，我可得上班啊”，老师便识相地不再说话，连头都不摇一下，或许早就习惯了吧。当然，也有不识时务追忆往昔的：“哎，在苏联时代学生可不是像你们这么不像话的”，但是马上就会被很不客气地顶回去：“苏联时代给学生多少奖学金啊，学生根本不用愁吃穿。”于是老师往往陷入长久的沉思，不知是回忆起往昔时代无忧无虑的日子呢，还是感叹今日艰难的生活。

　　确实，比起学生来，高校教师的生活更为艰辛。拿数据说话吧：笔者所在的学校相当于国内北师大的级别，而这里副教授的平均工资是15000卢布，如果需要对比的话——笔者同学们的工资大概是28000卢布，笔者宿舍附近超市收银员的工资是20000卢布。（至于国家项目、总裁国学班什么的也请忘了吧，国家没钱搞什么项目，总裁们更爱掏钱买足球队。）这种收入水平也意味着老师得和学生一样忙碌——头脑灵活的能在学校行政系统里捞个肥缺，笔头勤快的给报纸写写评论，放得下身段的能干些你想象不到的活（比如一位教当代戏剧的老师就开了个肚皮舞教学中心），以上这些都欠缺的则只能辛苦些，穿梭于好几个学校之间赶场子。（有时也会有些不太光彩的外快进账——比如上学期期末时，我好奇问那位最忙碌的同学，某门从未去过的课她打算怎么办，她自然而然地回答我：给老师塞钱呗。不过现在已经情况多少有些好转——听说20年前，也就是苏联刚解体后俄罗斯经济最困难的时刻，中国留学生只需在考试时送那些老教授们一小瓶劣质的二锅头就能获得一大堆感激的话语和一个漂亮的五分。）当然和学生上班一样，老师的超额劳动不是没有代价的，许多老师开学初都会和学生约法三章：我要从别的学校赶过来，所以每次我都会迟到至少半小时，请耐心等我；学校给我安排的这个时间我没空，所以我们的课都改到前一天晚上，我尽量赶过来。再加上各种其他变故，往往一门课最终只能上到规定一半的量，更有甚者如那位肚皮舞老师，整个学期就没出现过。

　　就这样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大家心知肚明、互不干涉，虽然有时难免也有怨言：老教师抱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抱怨自己这样真正的爱国者社会地位如此低下，抱怨这个寡头政体不需要知识分子，寡头们就是通过如此低的工资来悄悄消灭知识分子；学生抱怨自己一周要上三十多个小时的班，要带七个班级，有两百多个熊孩子围着她不停叫唤着“克里斯蒂娜·谢尔盖耶夫娜”、“克里斯蒂娜·谢尔盖耶夫娜”，她恨不得把他们全都掐死——可总的来说，大家各自填饱自己的肚子，相处得倒也很融洽。可是我总觉得诧异，在追求填饱肚子的时候，那些超越肚子的东西怎么就消失得那么彻底？我的同学们似乎就没有将来想从事学术的，而老师工资待遇太差更导致队伍严重老龄化（我估计自己任课老师的平均年龄至少也有55岁），很难想象这最后一代知识分子之后将会是一片多么可怕的荒芜。苏联就要解体前，以赛亚·伯林兴冲冲地写了篇《不死的俄国知识阶层》（见《苏联的心灵》，潘永强、刘北成译，译林出版社，2010，157—160页），假如他能活到现在，亲眼看看这片土地上到底发生了什么的话，或许这老狐狸就得承认自己当年实在是过于乐观了。
http:// page.renren.com/601319252/note/903074604

“那么，你在哪里工作呢？”

　　每次结识新的俄罗斯同学时，寒暄几句后总会被问起这么个问题。而每次听到这个问题都会让我难免有些尴尬：“哦，其实我不工作。”这种回答引来的反应往往是惊诧不已的：“你不工作怎么在莫斯科生存？难道你父母养你？好吧，真有钱！”

　　笔者毕业后有幸忝列国家项目在此地攻读硕士。虽然学费是免了，可生活费依旧得自掏腰包（更确切地说是由爸妈掏腰包）。当然，严格来说，奖学金还是有的，而且享受的是与俄罗斯学生一样的高标准——每月1120卢布（5卢布=1人民币）。在这个欧洲最大的城市（欧洲人：“谁和你说莫斯科是欧洲城市？！”），这笔钱可以供你小逛一次超市、吃五次学校食堂、买两本500页的精装书或是一张大剧院五楼二排的歌剧票。据说每年都有不少学生组织向政府上书要求把这个数字提高到至少不那么可笑的地步，政府当然也不是不为所动——我清楚地记得，两年前我来交流时，那时每月的奖学金还只有1100卢布。

　　我的俄罗斯同学都和我一样不用交学费，他们被称作“预算生”，也有些要交学费的（目前以外国自费留学生为多）则被称作“合约生”。不过，由于近些年俄罗斯高等教育质量直线下滑，科教部痛定思痛，寻找了很多原因，其中一条就是必须早日摆脱免费教育这种苏联体制的余孽，并且先得从文史哲做起，于是一些像彼得堡大学这样名校的语文系现在已完全没有“预算生”名额了。

　　所以，无论如何，工作是必需的，而且还得是朝九晚五的全日制工作。我们班除我以外的九位同学中，我迄今共见过四位（请不要问我其他五位在何方，我们全班都很想知道），他们的工作截然不同：在电视塔当对外导游、广告公司文案、网站文化部编辑、中学语文老师，最后一位还得再兼职一份工作，这个外省小城过来的可怜姑娘搞不到学校稀缺的寝室，不得不自己租房，而在上海租一套房的价格在莫斯科往往只能租一个房间。那么上课呢？真是问到点子上了，须知我们的教务员也为此绞尽了脑汁，所有的课能往后排就往后排，最终我们终于能和夜校生享受了一样的上课时间。可就算如此，上学期的课程大半都是我和老师一对一进行的。旷课不用请假，就算老师问起，也只需回一句“您要知道，我可得上班啊”，老师便识相地不再说话，连头都不摇一下，或许早就习惯了吧。当然，也有不识时务追忆往昔的：“哎，在苏联时代学生可不是像你们这么不像话的”，但是马上就会被很不客气地顶回去：“苏联时代给学生多少奖学金啊，学生根本不用愁吃穿。”于是老师往往陷入长久的沉思，不知是回忆起往昔时代无忧无虑的日子呢，还是感叹今日艰难的生活。

　　确实，比起学生来，高校教师的生活更为艰辛。拿数据说话吧：笔者所在的学校相当于国内北师大的级别，而这里副教授的平均工资是15000卢布，如果需要对比的话——笔者同学们的工资大概是28000卢布，笔者宿舍附近超市收银员的工资是20000卢布。（至于国家项目、总裁国学班什么的也请忘了吧，国家没钱搞什么项目，总裁们更爱掏钱买足球队。）这种收入水平也意味着老师得和学生一样忙碌——头脑灵活的能在学校行政系统里捞个肥缺，笔头勤快的给报纸写写评论，放得下身段的能干些你想象不到的活（比如一位教当代戏剧的老师就开了个肚皮舞教学中心），以上这些都欠缺的则只能辛苦些，穿梭于好几个学校之间赶场子。（有时也会有些不太光彩的外快进账——比如上学期期末时，我好奇问那位最忙碌的同学，某门从未去过的课她打算怎么办，她自然而然地回答我：给老师塞钱呗。不过现在已经情况多少有些好转——听说20年前，也就是苏联刚解体后俄罗斯经济最困难的时刻，中国留学生只需在考试时送那些老教授们一小瓶劣质的二锅头就能获得一大堆感激的话语和一个漂亮的五分。）当然和学生上班一样，老师的超额劳动不是没有代价的，许多老师开学初都会和学生约法三章：我要从别的学校赶过来，所以每次我都会迟到至少半小时，请耐心等我；学校给我安排的这个时间我没空，所以我们的课都改到前一天晚上，我尽量赶过来。再加上各种其他变故，往往一门课最终只能上到规定一半的量，更有甚者如那位肚皮舞老师，整个学期就没出现过。

　　就这样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大家心知肚明、互不干涉，虽然有时难免也有怨言：老教师抱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抱怨自己这样真正的爱国者社会地位如此低下，抱怨这个寡头政体不需要知识分子，寡头们就是通过如此低的工资来悄悄消灭知识分子；学生抱怨自己一周要上三十多个小时的班，要带七个班级，有两百多个熊孩子围着她不停叫唤着“克里斯蒂娜·谢尔盖耶夫娜”、“克里斯蒂娜·谢尔盖耶夫娜”，她恨不得把他们全都掐死——可总的来说，大家各自填饱自己的肚子，相处得倒也很融洽。可是我总觉得诧异，在追求填饱肚子的时候，那些超越肚子的东西怎么就消失得那么彻底？我的同学们似乎就没有将来想从事学术的，而老师工资待遇太差更导致队伍严重老龄化（我估计自己任课老师的平均年龄至少也有55岁），很难想象这最后一代知识分子之后将会是一片多么可怕的荒芜。苏联就要解体前，以赛亚·伯林兴冲冲地写了篇《不死的俄国知识阶层》（见《苏联的心灵》，潘永强、刘北成译，译林出版社，2010，157—160页），假如他能活到现在，亲眼看看这片土地上到底发生了什么的话，或许这老狐狸就得承认自己当年实在是过于乐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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