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陈云何事致信毛泽东求面见 密谈后毛泽东大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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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资讯 > 历史 > 中国现代史 > 正文 2012年06月16日 11:05
来源：人民网 作者：于俊道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16/15347810_0.shtml
核心提示：事后，陈云听说，毛泽东很生气，严厉批评了陈云、田家英等同志的建议，并说：“‘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陈云闻听之后，陷入了长久的深思、沉默之中。
本文摘自人民网 作者：于俊道 原载于《红墙里的领袖们——陈云实录》 工人出版社出版
“坚持真理，改正错误，就将无敌于天下”
陈云是坚持真理的模范，他说，“要讲真理，不讲面子”。为了真理，陈云敢于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和各种风险，包括政治上的风险，对认准了的，就坚决“咬定青山不放松”，绝不随“风”摇摆、见“机”行事。
陈云长期从事我们国家的经济领导工作，在他处置、对待许多重大经济问题时，这一点体现得非常明显，尤其是在60年代初期的“包产到户”之争上。
自从建国后开始在农村搞合作化，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中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出现了严重的平均主义现象，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不到充分发挥，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水平一直高不起来，鉴于“大锅饭”的种种弊端，浙江、江苏和河南等地的部分乡村开始实行一种联系产量、责任分田到农户的生产责任制形式，并且在实际操作中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效果。三年困难时期，部分农村地区在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下，发生了逃荒甚至饿死人的情况。为对付眼前严峻的形势，这种形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无论是在内容、方式上，还是在规模、涉及的省区上都有所扩大。湖南、陕西、甘肃、贵州等省也都相继出现了适应当地实际情况的生产责任制形式。
由于多种考虑，当时在这一方面涉及到的地区范围相对较大一些的安徽省省委领导采取了不事张扬、不公开支持的态度。一方面，对这些自发的、确有成效的包产到户作法给予默许，认为在极其困难的局面下值得一试，主要是注意加强引导的问题。同时，农民从这些作法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收成，想陡然刹车并不容易。另一方面，特别强调不是“包产到户”，而解释为“定产到田、责任到人”，以取得上级的理解和支持。
此时的陈云正离开北京在江苏、浙江等地搞调查研究，重点思考如何调动起农民生产自救的积极性，以便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问题。
实际上，陈云一直对不切实际的“冒进”行为表示反对。1956年11月，他在某部的一次部务会议上就曾指出：“经济建设，1953年是小冒，今年又是小冒，比1953年冒的还大一点，暴露的问题也就更明显一些。”
陈云还非常强调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他认为，“我国农业对经济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农业问题是“民生问题”，千万不可等闲视之，“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并且指出，应坚持“先生活，后建设”的原则，为此，“工业不能挤农业，城市不能挤农村，而要让农业，让农村。”“为了农业、市场，其他的方面‘牺牲’一点，是完全必要的。”
1957年9月，陈云又从农业生产从遭受损失到恢复过来并转为发展，其间必然需要较长的时间这一基本思想出发，再次说明了农业生产的突出重要性。他指出，农业形势一旦发生重大问题，它对国家国民经济的影响不仅会十分严重，而且这种影响将是长期的、有滞后性的，恢复的过程可能远比大家想象中的还要长。陈云进一步说到，如果农业耽误5年，对国民经济影响，就要耽误15年。因此，他强调，必须未雨绸缪，必须先搞农业，必须对农业生产时刻保持高度重视，必须在省吃省穿的基础上搞经济建设。
现在，当他看到了有关责任田的报告材料后，立即引起了高度重视。陈云随后便派人前往安徽等省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务必把情况搞彻底、搞清楚。最后，陈云就“包产到户”问题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不失为是一种见效快的好办法。通过让农民重新分田，也就是“包产到户”或“大包干”的办法，可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迅速提高农业尤其是当前最为紧缺的粮食的产量。
想着各地正翘首以待中央政策的农村群众和基层干部，陈云果断决定中止在外地的停留，尽快返回北京向中央直接陈述此事。当时有些同志包括身边的工作人员，出于好心曾劝说到，此事关系重大，也很敏感，是否再慎重一些？并提醒说，在党的高级领导层内部，对“包产到户”问题一直存在不同看法，毛泽东在同意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一些明显的偏差进行局部调整的同时，仍然坚持认为包产到户是违背集体化路线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是最后政策界限，不能再退。他曾明确表示过，“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对同志们的关心和提醒，他慨然答道：“我担负全国经济工作的领导任务，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此事既然看准了，找到了办法，提与不提，变与不变，关系到党的声誉，关系到人心向背，怎能延误时机！”
6月24日，风尘仆仆的陈云从上海抵达北京，就立即找到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常委，并就此事交换了意见，几人的看法基本一致。此后，陈云决心当面向毛泽东直陈想法。7月6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里面说：“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谈，估计一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
7月9日，毛泽东回到北京，秘书田家英也向他汇报说，全国各地已经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30％，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他认为，领导农民搞比自发搞好，同时强调这只是临时性的措施、权宜之计，等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上来。毛泽东默默无语地听着田家英的述说，烟一支紧接着一支。突然，毛泽东微微扬起头，眼睛看着对方问道：“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
是日夜，陈云按约来到中南海。这次晤谈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在谈话中，陈云就包产到户问题谈了个人的看法。他认为，个体经营与合作小组在我国农村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还是要并存的。为克服当前的经济困难，应强调发挥个体生产的积极性，可以作为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毛泽东认真听取了陈云的意见，同时未就此事明确表示自己的意见。事后，陈云听说，毛泽东很生气，严厉批评了陈云、田家英等同志的建议，并说：“‘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陈云闻听之后，陷入了长久的深思、沉默之中。
过了不久，中央正式通知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会议第一天，毛泽东就当前形势、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发表了讲话。这一讲话精神一直主导着本次会议。毛泽东在会议讲话中从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样的政治的角度，强调了对“包产到户”的认识，集中批评了“反对人民公社”，搞“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思想。顿时，会议气氛显得有些紧张。会上，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因未经中央同意，在中央党校等处多次宣传包产到户思想，而受到严厉批判，而陈云则因毛泽东表示，陈云的意见是错误的，但他有组织观念，守纪律，是向中央常委陈述的，没有对外宣传，而在会上没有被点名批判。
此后，突破传统观念的“包产到户”说法不再被提及，陈云也就此离开了中央领导工作岗位，遭到长时期的冷遇，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后来的历史发展已经雄辩地证明，当时由邓子恢、陈云、邓小平等主张的“包产到户”，以及后来邓小平、陈云为首的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全国范围内所推行的“联产计酬、家庭承包”等生产责任制形式，实际上后来在中国农业经济体制改革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担当了开路先锋的重任。以此为契机，我国经济结束了长期倒退、徘徊不前的局面，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并创造了连续多年以两位数高速增长的世界奇迹，即使在亚洲发生金融风暴、俄罗斯出现严重经济危机的今天，我们8％的增长目标仍是全球最高的。
新的世纪，新的机遇，新的挑战。我们靠什么在世界的强国之林中去占有自己应得的一席之地？面对或明或暗的敌对势力，我们怎样才能够“无敌于天下”？
“共产党入只要有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条，坚持真理，改正错误，就将无敌于天下。”在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陈云曾经这样讲。
这就是答案。
凤凰网资讯 > 历史 > 中国现代史 > 正文 2012年06月16日 11:05
来源：人民网 作者：于俊道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16/15347810_0.shtml
核心提示：事后，陈云听说，毛泽东很生气，严厉批评了陈云、田家英等同志的建议，并说：“‘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陈云闻听之后，陷入了长久的深思、沉默之中。
本文摘自人民网 作者：于俊道 原载于《红墙里的领袖们——陈云实录》 工人出版社出版
“坚持真理，改正错误，就将无敌于天下”
陈云是坚持真理的模范，他说，“要讲真理，不讲面子”。为了真理，陈云敢于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和各种风险，包括政治上的风险，对认准了的，就坚决“咬定青山不放松”，绝不随“风”摇摆、见“机”行事。
陈云长期从事我们国家的经济领导工作，在他处置、对待许多重大经济问题时，这一点体现得非常明显，尤其是在60年代初期的“包产到户”之争上。
自从建国后开始在农村搞合作化，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中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出现了严重的平均主义现象，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不到充分发挥，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水平一直高不起来，鉴于“大锅饭”的种种弊端，浙江、江苏和河南等地的部分乡村开始实行一种联系产量、责任分田到农户的生产责任制形式，并且在实际操作中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效果。三年困难时期，部分农村地区在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下，发生了逃荒甚至饿死人的情况。为对付眼前严峻的形势，这种形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无论是在内容、方式上，还是在规模、涉及的省区上都有所扩大。湖南、陕西、甘肃、贵州等省也都相继出现了适应当地实际情况的生产责任制形式。
由于多种考虑，当时在这一方面涉及到的地区范围相对较大一些的安徽省省委领导采取了不事张扬、不公开支持的态度。一方面，对这些自发的、确有成效的包产到户作法给予默许，认为在极其困难的局面下值得一试，主要是注意加强引导的问题。同时，农民从这些作法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收成，想陡然刹车并不容易。另一方面，特别强调不是“包产到户”，而解释为“定产到田、责任到人”，以取得上级的理解和支持。
此时的陈云正离开北京在江苏、浙江等地搞调查研究，重点思考如何调动起农民生产自救的积极性，以便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问题。
实际上，陈云一直对不切实际的“冒进”行为表示反对。1956年11月，他在某部的一次部务会议上就曾指出：“经济建设，1953年是小冒，今年又是小冒，比1953年冒的还大一点，暴露的问题也就更明显一些。”
陈云还非常强调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他认为，“我国农业对经济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农业问题是“民生问题”，千万不可等闲视之，“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并且指出，应坚持“先生活，后建设”的原则，为此，“工业不能挤农业，城市不能挤农村，而要让农业，让农村。”“为了农业、市场，其他的方面‘牺牲’一点，是完全必要的。”
1957年9月，陈云又从农业生产从遭受损失到恢复过来并转为发展，其间必然需要较长的时间这一基本思想出发，再次说明了农业生产的突出重要性。他指出，农业形势一旦发生重大问题，它对国家国民经济的影响不仅会十分严重，而且这种影响将是长期的、有滞后性的，恢复的过程可能远比大家想象中的还要长。陈云进一步说到，如果农业耽误5年，对国民经济影响，就要耽误15年。因此，他强调，必须未雨绸缪，必须先搞农业，必须对农业生产时刻保持高度重视，必须在省吃省穿的基础上搞经济建设。
现在，当他看到了有关责任田的报告材料后，立即引起了高度重视。陈云随后便派人前往安徽等省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务必把情况搞彻底、搞清楚。最后，陈云就“包产到户”问题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不失为是一种见效快的好办法。通过让农民重新分田，也就是“包产到户”或“大包干”的办法，可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迅速提高农业尤其是当前最为紧缺的粮食的产量。
想着各地正翘首以待中央政策的农村群众和基层干部，陈云果断决定中止在外地的停留，尽快返回北京向中央直接陈述此事。当时有些同志包括身边的工作人员，出于好心曾劝说到，此事关系重大，也很敏感，是否再慎重一些？并提醒说，在党的高级领导层内部，对“包产到户”问题一直存在不同看法，毛泽东在同意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一些明显的偏差进行局部调整的同时，仍然坚持认为包产到户是违背集体化路线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是最后政策界限，不能再退。他曾明确表示过，“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对同志们的关心和提醒，他慨然答道：“我担负全国经济工作的领导任务，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此事既然看准了，找到了办法，提与不提，变与不变，关系到党的声誉，关系到人心向背，怎能延误时机！”
6月24日，风尘仆仆的陈云从上海抵达北京，就立即找到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常委，并就此事交换了意见，几人的看法基本一致。此后，陈云决心当面向毛泽东直陈想法。7月6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里面说：“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谈，估计一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
7月9日，毛泽东回到北京，秘书田家英也向他汇报说，全国各地已经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30％，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他认为，领导农民搞比自发搞好，同时强调这只是临时性的措施、权宜之计，等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上来。毛泽东默默无语地听着田家英的述说，烟一支紧接着一支。突然，毛泽东微微扬起头，眼睛看着对方问道：“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
是日夜，陈云按约来到中南海。这次晤谈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在谈话中，陈云就包产到户问题谈了个人的看法。他认为，个体经营与合作小组在我国农村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还是要并存的。为克服当前的经济困难，应强调发挥个体生产的积极性，可以作为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毛泽东认真听取了陈云的意见，同时未就此事明确表示自己的意见。事后，陈云听说，毛泽东很生气，严厉批评了陈云、田家英等同志的建议，并说：“‘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陈云闻听之后，陷入了长久的深思、沉默之中。
过了不久，中央正式通知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会议第一天，毛泽东就当前形势、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发表了讲话。这一讲话精神一直主导着本次会议。毛泽东在会议讲话中从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样的政治的角度，强调了对“包产到户”的认识，集中批评了“反对人民公社”，搞“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思想。顿时，会议气氛显得有些紧张。会上，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因未经中央同意，在中央党校等处多次宣传包产到户思想，而受到严厉批判，而陈云则因毛泽东表示，陈云的意见是错误的，但他有组织观念，守纪律，是向中央常委陈述的，没有对外宣传，而在会上没有被点名批判。
此后，突破传统观念的“包产到户”说法不再被提及，陈云也就此离开了中央领导工作岗位，遭到长时期的冷遇，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后来的历史发展已经雄辩地证明，当时由邓子恢、陈云、邓小平等主张的“包产到户”，以及后来邓小平、陈云为首的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全国范围内所推行的“联产计酬、家庭承包”等生产责任制形式，实际上后来在中国农业经济体制改革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担当了开路先锋的重任。以此为契机，我国经济结束了长期倒退、徘徊不前的局面，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并创造了连续多年以两位数高速增长的世界奇迹，即使在亚洲发生金融风暴、俄罗斯出现严重经济危机的今天，我们8％的增长目标仍是全球最高的。
新的世纪，新的机遇，新的挑战。我们靠什么在世界的强国之林中去占有自己应得的一席之地？面对或明或暗的敌对势力，我们怎样才能够“无敌于天下”？
“共产党入只要有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条，坚持真理，改正错误，就将无敌于天下。”在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陈云曾经这样讲。
这就是答案。
来源：人民网 作者：于俊道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16/15347810_0.shtml
核心提示：事后，陈云听说，毛泽东很生气，严厉批评了陈云、田家英等同志的建议，并说：“‘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陈云闻听之后，陷入了长久的深思、沉默之中。
本文摘自人民网 作者：于俊道 原载于《红墙里的领袖们——陈云实录》 工人出版社出版
“坚持真理，改正错误，就将无敌于天下”
陈云是坚持真理的模范，他说，“要讲真理，不讲面子”。为了真理，陈云敢于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和各种风险，包括政治上的风险，对认准了的，就坚决“咬定青山不放松”，绝不随“风”摇摆、见“机”行事。
陈云长期从事我们国家的经济领导工作，在他处置、对待许多重大经济问题时，这一点体现得非常明显，尤其是在60年代初期的“包产到户”之争上。
自从建国后开始在农村搞合作化，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中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出现了严重的平均主义现象，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不到充分发挥，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水平一直高不起来，鉴于“大锅饭”的种种弊端，浙江、江苏和河南等地的部分乡村开始实行一种联系产量、责任分田到农户的生产责任制形式，并且在实际操作中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效果。三年困难时期，部分农村地区在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下，发生了逃荒甚至饿死人的情况。为对付眼前严峻的形势，这种形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无论是在内容、方式上，还是在规模、涉及的省区上都有所扩大。湖南、陕西、甘肃、贵州等省也都相继出现了适应当地实际情况的生产责任制形式。
由于多种考虑，当时在这一方面涉及到的地区范围相对较大一些的安徽省省委领导采取了不事张扬、不公开支持的态度。一方面，对这些自发的、确有成效的包产到户作法给予默许，认为在极其困难的局面下值得一试，主要是注意加强引导的问题。同时，农民从这些作法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收成，想陡然刹车并不容易。另一方面，特别强调不是“包产到户”，而解释为“定产到田、责任到人”，以取得上级的理解和支持。
此时的陈云正离开北京在江苏、浙江等地搞调查研究，重点思考如何调动起农民生产自救的积极性，以便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问题。
实际上，陈云一直对不切实际的“冒进”行为表示反对。1956年11月，他在某部的一次部务会议上就曾指出：“经济建设，1953年是小冒，今年又是小冒，比1953年冒的还大一点，暴露的问题也就更明显一些。”
陈云还非常强调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他认为，“我国农业对经济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农业问题是“民生问题”，千万不可等闲视之，“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并且指出，应坚持“先生活，后建设”的原则，为此，“工业不能挤农业，城市不能挤农村，而要让农业，让农村。”“为了农业、市场，其他的方面‘牺牲’一点，是完全必要的。”
1957年9月，陈云又从农业生产从遭受损失到恢复过来并转为发展，其间必然需要较长的时间这一基本思想出发，再次说明了农业生产的突出重要性。他指出，农业形势一旦发生重大问题，它对国家国民经济的影响不仅会十分严重，而且这种影响将是长期的、有滞后性的，恢复的过程可能远比大家想象中的还要长。陈云进一步说到，如果农业耽误5年，对国民经济影响，就要耽误15年。因此，他强调，必须未雨绸缪，必须先搞农业，必须对农业生产时刻保持高度重视，必须在省吃省穿的基础上搞经济建设。
现在，当他看到了有关责任田的报告材料后，立即引起了高度重视。陈云随后便派人前往安徽等省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务必把情况搞彻底、搞清楚。最后，陈云就“包产到户”问题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不失为是一种见效快的好办法。通过让农民重新分田，也就是“包产到户”或“大包干”的办法，可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迅速提高农业尤其是当前最为紧缺的粮食的产量。
想着各地正翘首以待中央政策的农村群众和基层干部，陈云果断决定中止在外地的停留，尽快返回北京向中央直接陈述此事。当时有些同志包括身边的工作人员，出于好心曾劝说到，此事关系重大，也很敏感，是否再慎重一些？并提醒说，在党的高级领导层内部，对“包产到户”问题一直存在不同看法，毛泽东在同意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一些明显的偏差进行局部调整的同时，仍然坚持认为包产到户是违背集体化路线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是最后政策界限，不能再退。他曾明确表示过，“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对同志们的关心和提醒，他慨然答道：“我担负全国经济工作的领导任务，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此事既然看准了，找到了办法，提与不提，变与不变，关系到党的声誉，关系到人心向背，怎能延误时机！”
6月24日，风尘仆仆的陈云从上海抵达北京，就立即找到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常委，并就此事交换了意见，几人的看法基本一致。此后，陈云决心当面向毛泽东直陈想法。7月6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里面说：“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谈，估计一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
7月9日，毛泽东回到北京，秘书田家英也向他汇报说，全国各地已经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30％，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他认为，领导农民搞比自发搞好，同时强调这只是临时性的措施、权宜之计，等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上来。毛泽东默默无语地听着田家英的述说，烟一支紧接着一支。突然，毛泽东微微扬起头，眼睛看着对方问道：“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
是日夜，陈云按约来到中南海。这次晤谈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在谈话中，陈云就包产到户问题谈了个人的看法。他认为，个体经营与合作小组在我国农村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还是要并存的。为克服当前的经济困难，应强调发挥个体生产的积极性，可以作为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毛泽东认真听取了陈云的意见，同时未就此事明确表示自己的意见。事后，陈云听说，毛泽东很生气，严厉批评了陈云、田家英等同志的建议，并说：“‘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陈云闻听之后，陷入了长久的深思、沉默之中。
过了不久，中央正式通知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会议第一天，毛泽东就当前形势、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发表了讲话。这一讲话精神一直主导着本次会议。毛泽东在会议讲话中从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样的政治的角度，强调了对“包产到户”的认识，集中批评了“反对人民公社”，搞“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思想。顿时，会议气氛显得有些紧张。会上，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因未经中央同意，在中央党校等处多次宣传包产到户思想，而受到严厉批判，而陈云则因毛泽东表示，陈云的意见是错误的，但他有组织观念，守纪律，是向中央常委陈述的，没有对外宣传，而在会上没有被点名批判。
此后，突破传统观念的“包产到户”说法不再被提及，陈云也就此离开了中央领导工作岗位，遭到长时期的冷遇，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后来的历史发展已经雄辩地证明，当时由邓子恢、陈云、邓小平等主张的“包产到户”，以及后来邓小平、陈云为首的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全国范围内所推行的“联产计酬、家庭承包”等生产责任制形式，实际上后来在中国农业经济体制改革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担当了开路先锋的重任。以此为契机，我国经济结束了长期倒退、徘徊不前的局面，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并创造了连续多年以两位数高速增长的世界奇迹，即使在亚洲发生金融风暴、俄罗斯出现严重经济危机的今天，我们8％的增长目标仍是全球最高的。
新的世纪，新的机遇，新的挑战。我们靠什么在世界的强国之林中去占有自己应得的一席之地？面对或明或暗的敌对势力，我们怎样才能够“无敌于天下”？
“共产党入只要有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条，坚持真理，改正错误，就将无敌于天下。”在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陈云曾经这样讲。
这就是答案。
凤凰网资讯 > 历史 > 中国现代史 > 正文 2012年06月16日 11:05
来源：人民网 作者：于俊道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16/15347810_0.shtml
核心提示：事后，陈云听说，毛泽东很生气，严厉批评了陈云、田家英等同志的建议，并说：“‘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陈云闻听之后，陷入了长久的深思、沉默之中。
本文摘自人民网 作者：于俊道 原载于《红墙里的领袖们——陈云实录》 工人出版社出版
“坚持真理，改正错误，就将无敌于天下”
陈云是坚持真理的模范，他说，“要讲真理，不讲面子”。为了真理，陈云敢于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和各种风险，包括政治上的风险，对认准了的，就坚决“咬定青山不放松”，绝不随“风”摇摆、见“机”行事。
陈云长期从事我们国家的经济领导工作，在他处置、对待许多重大经济问题时，这一点体现得非常明显，尤其是在60年代初期的“包产到户”之争上。
自从建国后开始在农村搞合作化，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中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出现了严重的平均主义现象，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不到充分发挥，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水平一直高不起来，鉴于“大锅饭”的种种弊端，浙江、江苏和河南等地的部分乡村开始实行一种联系产量、责任分田到农户的生产责任制形式，并且在实际操作中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效果。三年困难时期，部分农村地区在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下，发生了逃荒甚至饿死人的情况。为对付眼前严峻的形势，这种形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无论是在内容、方式上，还是在规模、涉及的省区上都有所扩大。湖南、陕西、甘肃、贵州等省也都相继出现了适应当地实际情况的生产责任制形式。
由于多种考虑，当时在这一方面涉及到的地区范围相对较大一些的安徽省省委领导采取了不事张扬、不公开支持的态度。一方面，对这些自发的、确有成效的包产到户作法给予默许，认为在极其困难的局面下值得一试，主要是注意加强引导的问题。同时，农民从这些作法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收成，想陡然刹车并不容易。另一方面，特别强调不是“包产到户”，而解释为“定产到田、责任到人”，以取得上级的理解和支持。
此时的陈云正离开北京在江苏、浙江等地搞调查研究，重点思考如何调动起农民生产自救的积极性，以便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问题。
实际上，陈云一直对不切实际的“冒进”行为表示反对。1956年11月，他在某部的一次部务会议上就曾指出：“经济建设，1953年是小冒，今年又是小冒，比1953年冒的还大一点，暴露的问题也就更明显一些。”
陈云还非常强调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他认为，“我国农业对经济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农业问题是“民生问题”，千万不可等闲视之，“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并且指出，应坚持“先生活，后建设”的原则，为此，“工业不能挤农业，城市不能挤农村，而要让农业，让农村。”“为了农业、市场，其他的方面‘牺牲’一点，是完全必要的。”
1957年9月，陈云又从农业生产从遭受损失到恢复过来并转为发展，其间必然需要较长的时间这一基本思想出发，再次说明了农业生产的突出重要性。他指出，农业形势一旦发生重大问题，它对国家国民经济的影响不仅会十分严重，而且这种影响将是长期的、有滞后性的，恢复的过程可能远比大家想象中的还要长。陈云进一步说到，如果农业耽误5年，对国民经济影响，就要耽误15年。因此，他强调，必须未雨绸缪，必须先搞农业，必须对农业生产时刻保持高度重视，必须在省吃省穿的基础上搞经济建设。
现在，当他看到了有关责任田的报告材料后，立即引起了高度重视。陈云随后便派人前往安徽等省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务必把情况搞彻底、搞清楚。最后，陈云就“包产到户”问题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不失为是一种见效快的好办法。通过让农民重新分田，也就是“包产到户”或“大包干”的办法，可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迅速提高农业尤其是当前最为紧缺的粮食的产量。
想着各地正翘首以待中央政策的农村群众和基层干部，陈云果断决定中止在外地的停留，尽快返回北京向中央直接陈述此事。当时有些同志包括身边的工作人员，出于好心曾劝说到，此事关系重大，也很敏感，是否再慎重一些？并提醒说，在党的高级领导层内部，对“包产到户”问题一直存在不同看法，毛泽东在同意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一些明显的偏差进行局部调整的同时，仍然坚持认为包产到户是违背集体化路线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是最后政策界限，不能再退。他曾明确表示过，“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对同志们的关心和提醒，他慨然答道：“我担负全国经济工作的领导任务，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此事既然看准了，找到了办法，提与不提，变与不变，关系到党的声誉，关系到人心向背，怎能延误时机！”
6月24日，风尘仆仆的陈云从上海抵达北京，就立即找到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常委，并就此事交换了意见，几人的看法基本一致。此后，陈云决心当面向毛泽东直陈想法。7月6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里面说：“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谈，估计一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
7月9日，毛泽东回到北京，秘书田家英也向他汇报说，全国各地已经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30％，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他认为，领导农民搞比自发搞好，同时强调这只是临时性的措施、权宜之计，等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上来。毛泽东默默无语地听着田家英的述说，烟一支紧接着一支。突然，毛泽东微微扬起头，眼睛看着对方问道：“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
是日夜，陈云按约来到中南海。这次晤谈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在谈话中，陈云就包产到户问题谈了个人的看法。他认为，个体经营与合作小组在我国农村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还是要并存的。为克服当前的经济困难，应强调发挥个体生产的积极性，可以作为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毛泽东认真听取了陈云的意见，同时未就此事明确表示自己的意见。事后，陈云听说，毛泽东很生气，严厉批评了陈云、田家英等同志的建议，并说：“‘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陈云闻听之后，陷入了长久的深思、沉默之中。
过了不久，中央正式通知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会议第一天，毛泽东就当前形势、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发表了讲话。这一讲话精神一直主导着本次会议。毛泽东在会议讲话中从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样的政治的角度，强调了对“包产到户”的认识，集中批评了“反对人民公社”，搞“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思想。顿时，会议气氛显得有些紧张。会上，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因未经中央同意，在中央党校等处多次宣传包产到户思想，而受到严厉批判，而陈云则因毛泽东表示，陈云的意见是错误的，但他有组织观念，守纪律，是向中央常委陈述的，没有对外宣传，而在会上没有被点名批判。
此后，突破传统观念的“包产到户”说法不再被提及，陈云也就此离开了中央领导工作岗位，遭到长时期的冷遇，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后来的历史发展已经雄辩地证明，当时由邓子恢、陈云、邓小平等主张的“包产到户”，以及后来邓小平、陈云为首的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全国范围内所推行的“联产计酬、家庭承包”等生产责任制形式，实际上后来在中国农业经济体制改革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担当了开路先锋的重任。以此为契机，我国经济结束了长期倒退、徘徊不前的局面，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并创造了连续多年以两位数高速增长的世界奇迹，即使在亚洲发生金融风暴、俄罗斯出现严重经济危机的今天，我们8％的增长目标仍是全球最高的。
新的世纪，新的机遇，新的挑战。我们靠什么在世界的强国之林中去占有自己应得的一席之地？面对或明或暗的敌对势力，我们怎样才能够“无敌于天下”？
“共产党入只要有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条，坚持真理，改正错误，就将无敌于天下。”在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陈云曾经这样讲。
这就是答案。
鸟笼陈过去偏右后来偏左，真是难为他了。
Bigbrother 发表于 2012-6-16 16:02 ![]()
鸟笼陈过去偏右后来偏左，真是难为他了。
告密以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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