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王缉思：中国的国际环境为何趋于严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4 00:31:04
王缉思
国际格局“东升西降”，但中国的国际环境并未改善
美国的金融动荡在2008年引发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刺穿了许多国家的经济泡沫。欧洲至今还深陷于主权债务危机中。2011年的福岛大地震和核事故，给日本经济雪上加霜。许多人现在热衷于谈论“后美国时代”的多极世界，“单极世界的阴霾”似乎已经烟消云散。
2011年，本·拉登在巴基斯坦被剿除，西方宿敌卡扎菲也死于战乱之中。但是，从2011年初开始的此起彼伏的中东乱局，并没有给西方带来多少欣喜的理由。与此同时，“金砖五国”的力量上升和在全球事务中的合作协调，成为舆论关注的另一个重要趋势。中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持续壮大，未来10年，金砖国家的整体实力有望进一步增强。此外，印尼、越南、土耳其等许多新兴市场国家也处于经济实力的上升期。拉美一体化进入新阶段。这些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群体，其实力的增强与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之间将产生更大矛盾，有力地挑战发达国家的主导地位。
国际力量格局“东升西降”，中国所处的国际战略环境应当是得到大大改善的，因为中国所受到的国际压力基本上来自西方，而所借助的力量更多地来自发展中国家。但是实际情况却是，中国人所感受到的国际环境趋向严峻。为什么会出现“有利的全球力量对比”和“恶化中的国际环境”之间的反差呢？为什么中国力量的日益上升，却不能带来中国外部环境的逐步改善呢？
中国对外政策手段将长期滞后于公众期待
首先，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沉重打击了西方经济，也损害了新兴大国。在全球化时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就中国而言，西方国家的市场萎缩和金融机构信誉下降，加大了出口和投资方面的困难。由此看来，经济上的“西降”和“东升”并非一种因果关系。未来几年中国的国际经济环境不容乐观。
其次，国内战略评论家所作分析的逻辑起点，传统上是国家(特别是大国)，落脚点则是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和相互关系。这个分析框架的缺点是容易忽略一些国家之下、国家之外的全球趋势。例如，全球人口发展严重失衡，发达国家和中国老龄化问题突出，而南亚、中东、非洲人口仍在迅速膨胀。于是，全球性的人口迁徙难以阻挡，新移民同原住民的矛盾激化，及至引发政治冲突。大规模城市化带来的卫生、治安、教育、交通、环保、水电供应等方面的瓶颈愈发狭窄。全球化进程中的收入分配失衡和贫富悬殊在继续扩大。全球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借助于新技术手段特别是网络媒体，个人和小群体对国家和国际社会造成的挑战方兴未艾。在中国坚持自身发展道路、各国发展模式多样化的同时，个人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等观念在全球范围内更加深入人心。这些都是中国国际战略环境中不容忽视的挑战。
第三，金砖国家的力量上升无疑部分缓解了中国面临的西方压力。但是，绝大多数新兴国家在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方面同中国都有相当大的差距。当中国同周边国家发生领土主权争端时，当中国同美国就对台军售、涉藏涉疆或人权、宗教、人民币汇率等问题矛盾突出时，难以得到这些国家的明确支持，有的国家甚至就是纷争当事国。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群体崛起”对提升中国世界地位、改变中国外部形象与政治环境的作用是有限的。
第四，随着中国实力地位的增长，其所面临的“安全困境”也更加严重。在中国为自身安全而增强国防实力的过程中，周边国家和美国不仅怀疑中国和平发展的意图，而且加强针对中国的防范措施，协调对华战略，对中国构成更大的安全压力。于是，同过去国力较弱的时期相比，一些中国人现在产生了更大的不安全感，更多的焦虑情绪，更深的“受害者情结”。公众的一个普遍疑问是：“为什么国家实力强大了，国家安全却受到了更多的侵蚀？”对这个疑问的回答一般是两个，一是国防投入还不够大，二是对周边国家和美国的政策太软弱。这种“安全困境”在近期内难以解脱，中国在对外关系中的真正实力、政策手段和战略谋划，将继续滞后于国内公众的期待。
中国外部的强势，被国内的消极因素所抵消
近年来中国的对外战略和外交姿态被部分国内公众视为“过于软弱”。其实，客观来看，中国对外政策比过去更为积极进取，也更加强调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原则性，以至于被相当多的国际舆论视为“强硬”。中国的海外投资和对外贸易，从数量到质量都有相当大的提高。在全球几乎每一个角落，都能看到中国公民的身影和中国商业行为的踪迹。中国政府在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方面，成倍地增加了财力、智力的资源投入。中国的高层外交与公共外交越来越活跃，维护中国海外权益的行动明显增加。然而中国在外部世界的整体形象却仍然并不令人满意。究其原因，主要还在于国内各种消极现象和不稳定因素的牵制。例如，2008年以来西藏、新疆地区分别发生的严重暴力事件，国内社会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令人担忧的产品质量、食品安全、公民道德水平和生态环境，频繁发生的腐败案件和高层官员违纪案件，个别中国公民到外国使领馆滞留“避难”的孤立事件及其滞后效应，都使政府不得不耗费大量的政治和外交资源加以应对。在中国一些部门看来，所有上述国内问题都有境外敌对势力的插手和干扰。但是，承受损失的却是中国的声誉和利益。加强中国政府各个部门的相互协调，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和透明度，建立更加完善的问责制，惩治腐败，提高公民文化素质，都是妥善处理对外关系的基础条件，但这些任务却不可能像推动经济增长那样立竿见影。
如果以上分析基本上站得住脚，那么中国在未来几年遇到的国际挑战将趋于严峻。加强外交、国防、外宣、对外经济工作等等固然重要，但能否成功应对国际挑战的关键，还在于能否加快国内改革步伐，妥善处理国内各种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让国内公众全面而客观地了解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及其相互关系。 ▲(作者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本文是即将出版的《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2》卷首语部分内容)
http://news.21cn.com/today/topic/2012/06/13/12124810.shtml
点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的这篇冷静分析文章比较好，总结出来目前我们国际环境的问题所在，推荐给大家参考。
外交和军事很大程度还是由我们目前现状决定的。王缉思
国际格局“东升西降”，但中国的国际环境并未改善
美国的金融动荡在2008年引发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刺穿了许多国家的经济泡沫。欧洲至今还深陷于主权债务危机中。2011年的福岛大地震和核事故，给日本经济雪上加霜。许多人现在热衷于谈论“后美国时代”的多极世界，“单极世界的阴霾”似乎已经烟消云散。
2011年，本·拉登在巴基斯坦被剿除，西方宿敌卡扎菲也死于战乱之中。但是，从2011年初开始的此起彼伏的中东乱局，并没有给西方带来多少欣喜的理由。与此同时，“金砖五国”的力量上升和在全球事务中的合作协调，成为舆论关注的另一个重要趋势。中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持续壮大，未来10年，金砖国家的整体实力有望进一步增强。此外，印尼、越南、土耳其等许多新兴市场国家也处于经济实力的上升期。拉美一体化进入新阶段。这些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群体，其实力的增强与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之间将产生更大矛盾，有力地挑战发达国家的主导地位。
国际力量格局“东升西降”，中国所处的国际战略环境应当是得到大大改善的，因为中国所受到的国际压力基本上来自西方，而所借助的力量更多地来自发展中国家。但是实际情况却是，中国人所感受到的国际环境趋向严峻。为什么会出现“有利的全球力量对比”和“恶化中的国际环境”之间的反差呢？为什么中国力量的日益上升，却不能带来中国外部环境的逐步改善呢？
中国对外政策手段将长期滞后于公众期待
首先，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沉重打击了西方经济，也损害了新兴大国。在全球化时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就中国而言，西方国家的市场萎缩和金融机构信誉下降，加大了出口和投资方面的困难。由此看来，经济上的“西降”和“东升”并非一种因果关系。未来几年中国的国际经济环境不容乐观。
其次，国内战略评论家所作分析的逻辑起点，传统上是国家(特别是大国)，落脚点则是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和相互关系。这个分析框架的缺点是容易忽略一些国家之下、国家之外的全球趋势。例如，全球人口发展严重失衡，发达国家和中国老龄化问题突出，而南亚、中东、非洲人口仍在迅速膨胀。于是，全球性的人口迁徙难以阻挡，新移民同原住民的矛盾激化，及至引发政治冲突。大规模城市化带来的卫生、治安、教育、交通、环保、水电供应等方面的瓶颈愈发狭窄。全球化进程中的收入分配失衡和贫富悬殊在继续扩大。全球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借助于新技术手段特别是网络媒体，个人和小群体对国家和国际社会造成的挑战方兴未艾。在中国坚持自身发展道路、各国发展模式多样化的同时，个人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等观念在全球范围内更加深入人心。这些都是中国国际战略环境中不容忽视的挑战。
第三，金砖国家的力量上升无疑部分缓解了中国面临的西方压力。但是，绝大多数新兴国家在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方面同中国都有相当大的差距。当中国同周边国家发生领土主权争端时，当中国同美国就对台军售、涉藏涉疆或人权、宗教、人民币汇率等问题矛盾突出时，难以得到这些国家的明确支持，有的国家甚至就是纷争当事国。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群体崛起”对提升中国世界地位、改变中国外部形象与政治环境的作用是有限的。
第四，随着中国实力地位的增长，其所面临的“安全困境”也更加严重。在中国为自身安全而增强国防实力的过程中，周边国家和美国不仅怀疑中国和平发展的意图，而且加强针对中国的防范措施，协调对华战略，对中国构成更大的安全压力。于是，同过去国力较弱的时期相比，一些中国人现在产生了更大的不安全感，更多的焦虑情绪，更深的“受害者情结”。公众的一个普遍疑问是：“为什么国家实力强大了，国家安全却受到了更多的侵蚀？”对这个疑问的回答一般是两个，一是国防投入还不够大，二是对周边国家和美国的政策太软弱。这种“安全困境”在近期内难以解脱，中国在对外关系中的真正实力、政策手段和战略谋划，将继续滞后于国内公众的期待。
中国外部的强势，被国内的消极因素所抵消
近年来中国的对外战略和外交姿态被部分国内公众视为“过于软弱”。其实，客观来看，中国对外政策比过去更为积极进取，也更加强调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原则性，以至于被相当多的国际舆论视为“强硬”。中国的海外投资和对外贸易，从数量到质量都有相当大的提高。在全球几乎每一个角落，都能看到中国公民的身影和中国商业行为的踪迹。中国政府在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方面，成倍地增加了财力、智力的资源投入。中国的高层外交与公共外交越来越活跃，维护中国海外权益的行动明显增加。然而中国在外部世界的整体形象却仍然并不令人满意。究其原因，主要还在于国内各种消极现象和不稳定因素的牵制。例如，2008年以来西藏、新疆地区分别发生的严重暴力事件，国内社会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令人担忧的产品质量、食品安全、公民道德水平和生态环境，频繁发生的腐败案件和高层官员违纪案件，个别中国公民到外国使领馆滞留“避难”的孤立事件及其滞后效应，都使政府不得不耗费大量的政治和外交资源加以应对。在中国一些部门看来，所有上述国内问题都有境外敌对势力的插手和干扰。但是，承受损失的却是中国的声誉和利益。加强中国政府各个部门的相互协调，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和透明度，建立更加完善的问责制，惩治腐败，提高公民文化素质，都是妥善处理对外关系的基础条件，但这些任务却不可能像推动经济增长那样立竿见影。
如果以上分析基本上站得住脚，那么中国在未来几年遇到的国际挑战将趋于严峻。加强外交、国防、外宣、对外经济工作等等固然重要，但能否成功应对国际挑战的关键，还在于能否加快国内改革步伐，妥善处理国内各种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让国内公众全面而客观地了解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及其相互关系。 ▲(作者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本文是即将出版的《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2》卷首语部分内容)
http://news.21cn.com/today/topic/2012/06/13/12124810.shtml
点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的这篇冷静分析文章比较好，总结出来目前我们国际环境的问题所在，推荐给大家参考。
外交和军事很大程度还是由我们目前现状决定的。
国际格局“东升西降”，但中国的国际环境并未改善
美国的金融动荡在2008年引发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刺穿了许多国家的经济泡沫。欧洲至今还深陷于主权债务危机中。2011年的福岛大地震和核事故，给日本经济雪上加霜。许多人现在热衷于谈论“后美国时代”的多极世界，“单极世界的阴霾”似乎已经烟消云散。
2011年，本·拉登在巴基斯坦被剿除，西方宿敌卡扎菲也死于战乱之中。但是，从2011年初开始的此起彼伏的中东乱局，并没有给西方带来多少欣喜的理由。与此同时，“金砖五国”的力量上升和在全球事务中的合作协调，成为舆论关注的另一个重要趋势。中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持续壮大，未来10年，金砖国家的整体实力有望进一步增强。此外，印尼、越南、土耳其等许多新兴市场国家也处于经济实力的上升期。拉美一体化进入新阶段。这些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群体，其实力的增强与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之间将产生更大矛盾，有力地挑战发达国家的主导地位。
国际力量格局“东升西降”，中国所处的国际战略环境应当是得到大大改善的，因为中国所受到的国际压力基本上来自西方，而所借助的力量更多地来自发展中国家。但是实际情况却是，中国人所感受到的国际环境趋向严峻。为什么会出现“有利的全球力量对比”和“恶化中的国际环境”之间的反差呢？为什么中国力量的日益上升，却不能带来中国外部环境的逐步改善呢？
中国对外政策手段将长期滞后于公众期待
首先，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沉重打击了西方经济，也损害了新兴大国。在全球化时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就中国而言，西方国家的市场萎缩和金融机构信誉下降，加大了出口和投资方面的困难。由此看来，经济上的“西降”和“东升”并非一种因果关系。未来几年中国的国际经济环境不容乐观。
其次，国内战略评论家所作分析的逻辑起点，传统上是国家(特别是大国)，落脚点则是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和相互关系。这个分析框架的缺点是容易忽略一些国家之下、国家之外的全球趋势。例如，全球人口发展严重失衡，发达国家和中国老龄化问题突出，而南亚、中东、非洲人口仍在迅速膨胀。于是，全球性的人口迁徙难以阻挡，新移民同原住民的矛盾激化，及至引发政治冲突。大规模城市化带来的卫生、治安、教育、交通、环保、水电供应等方面的瓶颈愈发狭窄。全球化进程中的收入分配失衡和贫富悬殊在继续扩大。全球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借助于新技术手段特别是网络媒体，个人和小群体对国家和国际社会造成的挑战方兴未艾。在中国坚持自身发展道路、各国发展模式多样化的同时，个人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等观念在全球范围内更加深入人心。这些都是中国国际战略环境中不容忽视的挑战。
第三，金砖国家的力量上升无疑部分缓解了中国面临的西方压力。但是，绝大多数新兴国家在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方面同中国都有相当大的差距。当中国同周边国家发生领土主权争端时，当中国同美国就对台军售、涉藏涉疆或人权、宗教、人民币汇率等问题矛盾突出时，难以得到这些国家的明确支持，有的国家甚至就是纷争当事国。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群体崛起”对提升中国世界地位、改变中国外部形象与政治环境的作用是有限的。
第四，随着中国实力地位的增长，其所面临的“安全困境”也更加严重。在中国为自身安全而增强国防实力的过程中，周边国家和美国不仅怀疑中国和平发展的意图，而且加强针对中国的防范措施，协调对华战略，对中国构成更大的安全压力。于是，同过去国力较弱的时期相比，一些中国人现在产生了更大的不安全感，更多的焦虑情绪，更深的“受害者情结”。公众的一个普遍疑问是：“为什么国家实力强大了，国家安全却受到了更多的侵蚀？”对这个疑问的回答一般是两个，一是国防投入还不够大，二是对周边国家和美国的政策太软弱。这种“安全困境”在近期内难以解脱，中国在对外关系中的真正实力、政策手段和战略谋划，将继续滞后于国内公众的期待。
中国外部的强势，被国内的消极因素所抵消
近年来中国的对外战略和外交姿态被部分国内公众视为“过于软弱”。其实，客观来看，中国对外政策比过去更为积极进取，也更加强调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原则性，以至于被相当多的国际舆论视为“强硬”。中国的海外投资和对外贸易，从数量到质量都有相当大的提高。在全球几乎每一个角落，都能看到中国公民的身影和中国商业行为的踪迹。中国政府在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方面，成倍地增加了财力、智力的资源投入。中国的高层外交与公共外交越来越活跃，维护中国海外权益的行动明显增加。然而中国在外部世界的整体形象却仍然并不令人满意。究其原因，主要还在于国内各种消极现象和不稳定因素的牵制。例如，2008年以来西藏、新疆地区分别发生的严重暴力事件，国内社会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令人担忧的产品质量、食品安全、公民道德水平和生态环境，频繁发生的腐败案件和高层官员违纪案件，个别中国公民到外国使领馆滞留“避难”的孤立事件及其滞后效应，都使政府不得不耗费大量的政治和外交资源加以应对。在中国一些部门看来，所有上述国内问题都有境外敌对势力的插手和干扰。但是，承受损失的却是中国的声誉和利益。加强中国政府各个部门的相互协调，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和透明度，建立更加完善的问责制，惩治腐败，提高公民文化素质，都是妥善处理对外关系的基础条件，但这些任务却不可能像推动经济增长那样立竿见影。
如果以上分析基本上站得住脚，那么中国在未来几年遇到的国际挑战将趋于严峻。加强外交、国防、外宣、对外经济工作等等固然重要，但能否成功应对国际挑战的关键，还在于能否加快国内改革步伐，妥善处理国内各种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让国内公众全面而客观地了解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及其相互关系。 ▲(作者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本文是即将出版的《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2》卷首语部分内容)
http://news.21cn.com/today/topic/2012/06/13/12124810.shtml
点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的这篇冷静分析文章比较好，总结出来目前我们国际环境的问题所在，推荐给大家参考。
外交和军事很大程度还是由我们目前现状决定的。王缉思
国际格局“东升西降”，但中国的国际环境并未改善
美国的金融动荡在2008年引发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刺穿了许多国家的经济泡沫。欧洲至今还深陷于主权债务危机中。2011年的福岛大地震和核事故，给日本经济雪上加霜。许多人现在热衷于谈论“后美国时代”的多极世界，“单极世界的阴霾”似乎已经烟消云散。
2011年，本·拉登在巴基斯坦被剿除，西方宿敌卡扎菲也死于战乱之中。但是，从2011年初开始的此起彼伏的中东乱局，并没有给西方带来多少欣喜的理由。与此同时，“金砖五国”的力量上升和在全球事务中的合作协调，成为舆论关注的另一个重要趋势。中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持续壮大，未来10年，金砖国家的整体实力有望进一步增强。此外，印尼、越南、土耳其等许多新兴市场国家也处于经济实力的上升期。拉美一体化进入新阶段。这些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群体，其实力的增强与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之间将产生更大矛盾，有力地挑战发达国家的主导地位。
国际力量格局“东升西降”，中国所处的国际战略环境应当是得到大大改善的，因为中国所受到的国际压力基本上来自西方，而所借助的力量更多地来自发展中国家。但是实际情况却是，中国人所感受到的国际环境趋向严峻。为什么会出现“有利的全球力量对比”和“恶化中的国际环境”之间的反差呢？为什么中国力量的日益上升，却不能带来中国外部环境的逐步改善呢？
中国对外政策手段将长期滞后于公众期待
首先，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沉重打击了西方经济，也损害了新兴大国。在全球化时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就中国而言，西方国家的市场萎缩和金融机构信誉下降，加大了出口和投资方面的困难。由此看来，经济上的“西降”和“东升”并非一种因果关系。未来几年中国的国际经济环境不容乐观。
其次，国内战略评论家所作分析的逻辑起点，传统上是国家(特别是大国)，落脚点则是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和相互关系。这个分析框架的缺点是容易忽略一些国家之下、国家之外的全球趋势。例如，全球人口发展严重失衡，发达国家和中国老龄化问题突出，而南亚、中东、非洲人口仍在迅速膨胀。于是，全球性的人口迁徙难以阻挡，新移民同原住民的矛盾激化，及至引发政治冲突。大规模城市化带来的卫生、治安、教育、交通、环保、水电供应等方面的瓶颈愈发狭窄。全球化进程中的收入分配失衡和贫富悬殊在继续扩大。全球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借助于新技术手段特别是网络媒体，个人和小群体对国家和国际社会造成的挑战方兴未艾。在中国坚持自身发展道路、各国发展模式多样化的同时，个人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等观念在全球范围内更加深入人心。这些都是中国国际战略环境中不容忽视的挑战。
第三，金砖国家的力量上升无疑部分缓解了中国面临的西方压力。但是，绝大多数新兴国家在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方面同中国都有相当大的差距。当中国同周边国家发生领土主权争端时，当中国同美国就对台军售、涉藏涉疆或人权、宗教、人民币汇率等问题矛盾突出时，难以得到这些国家的明确支持，有的国家甚至就是纷争当事国。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群体崛起”对提升中国世界地位、改变中国外部形象与政治环境的作用是有限的。
第四，随着中国实力地位的增长，其所面临的“安全困境”也更加严重。在中国为自身安全而增强国防实力的过程中，周边国家和美国不仅怀疑中国和平发展的意图，而且加强针对中国的防范措施，协调对华战略，对中国构成更大的安全压力。于是，同过去国力较弱的时期相比，一些中国人现在产生了更大的不安全感，更多的焦虑情绪，更深的“受害者情结”。公众的一个普遍疑问是：“为什么国家实力强大了，国家安全却受到了更多的侵蚀？”对这个疑问的回答一般是两个，一是国防投入还不够大，二是对周边国家和美国的政策太软弱。这种“安全困境”在近期内难以解脱，中国在对外关系中的真正实力、政策手段和战略谋划，将继续滞后于国内公众的期待。
中国外部的强势，被国内的消极因素所抵消
近年来中国的对外战略和外交姿态被部分国内公众视为“过于软弱”。其实，客观来看，中国对外政策比过去更为积极进取，也更加强调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原则性，以至于被相当多的国际舆论视为“强硬”。中国的海外投资和对外贸易，从数量到质量都有相当大的提高。在全球几乎每一个角落，都能看到中国公民的身影和中国商业行为的踪迹。中国政府在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方面，成倍地增加了财力、智力的资源投入。中国的高层外交与公共外交越来越活跃，维护中国海外权益的行动明显增加。然而中国在外部世界的整体形象却仍然并不令人满意。究其原因，主要还在于国内各种消极现象和不稳定因素的牵制。例如，2008年以来西藏、新疆地区分别发生的严重暴力事件，国内社会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令人担忧的产品质量、食品安全、公民道德水平和生态环境，频繁发生的腐败案件和高层官员违纪案件，个别中国公民到外国使领馆滞留“避难”的孤立事件及其滞后效应，都使政府不得不耗费大量的政治和外交资源加以应对。在中国一些部门看来，所有上述国内问题都有境外敌对势力的插手和干扰。但是，承受损失的却是中国的声誉和利益。加强中国政府各个部门的相互协调，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和透明度，建立更加完善的问责制，惩治腐败，提高公民文化素质，都是妥善处理对外关系的基础条件，但这些任务却不可能像推动经济增长那样立竿见影。
如果以上分析基本上站得住脚，那么中国在未来几年遇到的国际挑战将趋于严峻。加强外交、国防、外宣、对外经济工作等等固然重要，但能否成功应对国际挑战的关键，还在于能否加快国内改革步伐，妥善处理国内各种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让国内公众全面而客观地了解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及其相互关系。 ▲(作者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本文是即将出版的《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2》卷首语部分内容)
http://news.21cn.com/today/topic/2012/06/13/12124810.shtml
点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的这篇冷静分析文章比较好，总结出来目前我们国际环境的问题所在，推荐给大家参考。
外交和军事很大程度还是由我们目前现状决定的。
接续上文：
转自:http://www.zhjunshi.com/mil/2012-06-13/content4_37592_3.shtml
荆林波：中国发展面临五大国际环境挑战
摘要：论是从阿拉伯之春引发的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动荡，还是朝鲜政权更替之后引发的一系列危机事件，抑或是在中国南海区域频繁爆发的与周边国家的冲突对抗，种种迹象表明，如今的国际政治环境比我国过去想象的要恶劣得多、复杂得多。
近年来，随着如下重大事件的发生，可以说，中国发展面临的国际与国内大环境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第一，从“9 11”事件到十年“反恐”战争的阶段性胜利，全球反恐的压力减轻，“中国威胁论”再次升级。2001年的“9 11”事件的确重创了美国的全球霸权主义战略。在此之前，美国一直把中国、俄国等国家视为对其威胁之源，尤其是来自社会主义中国的威胁更为严重，因此，美国的全球战略都是以此展开布局。“9 11”后，美国及其盟友开始意识到国际恐怖主义才是对其安全的首要威胁，才是它们的最主要、最直接的敌人。尽管过去美国曾经从各种方面支持过拉登的组织，但是，从全局战略出发，美国确立了打击恐怖主义作为其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中心目标。很显然，对付国际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挑战非一国之力所能奏效，所以，美国开始强调加强国际合作，也因此给我国带来较为宽松的国际环境。而2011年5月，以拉登被击毙为标志的反恐战争的阶段性胜利，使得美国重新获得了推进全球霸主自信，美国全球反恐的重心有所调整。如今，美国越来越把中国作为最大的假想敌人来对待，“中国威胁论”也从单方面的经济崛起对他国的“威胁”，扩展到中国军事的“扩张威胁”，乃至于“中国的问题不是崛起不崛起的问题，而是：一个非民主与不尊重人权的国家的强大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
第二，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世界经济举步维艰，我国外部经济环境处于恶化状态。随着2006年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美国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走入死胡同，全球股市大幅下跌，华尔街众多大牌金融机构面临冲击，进而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而欧洲则深陷主权债务危机之中。今年以来，欧元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将欧元区“防火墙”提高至7000亿欧元等，向希腊提供1300亿欧元的第二轮援助，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市场信心。但是，削减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固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但单纯实施财政紧缩只会令经济面临更大的下行风险，财政状况不可能出现根本好转。希腊主权债务危机还没根本解决，西班牙和葡萄牙债务问题再次突出，欧盟25国财政契约的可行性面临考验，欧债危机出现反复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欧盟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要求各国在接受救助之后加快推进教育、司法和劳动力市场改革，以改善经商环境，吸引投资，彻底解决欧债危机的深层次问题。很显然，如此恶劣的国际经济环境，必然对我国的外贸造成严重影响。受欧债危机久拖不决、市场需求萎缩影响，中国对欧盟出口增速从去年三季度的18.2%回落到四季度6.5%，一季度对欧盟出口则下降了1.8%，其中对德国下降2.9%，而对意大利下降29.4%，下降幅度之大史无前例。今年以来，中国外贸继续受到国际市场需求萎缩、国内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制约，延续了去年四季度的下行态势，增速进一步降至个位数，只有7.3%，同比回落22.3个百分点，这一增速也是1999年以来同期增速的最低水平（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最严重的2009年除外）。
第三，世界政治处于剧烈的动荡时期，我国外交面临重大的考验。无论是从阿拉伯之春引发的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动荡，还是朝鲜政权更替之后引发的一系列危机事件，抑或是在中国南海区域频繁爆发的与周边国家的冲突对抗，种种迹象表明，如今的国际政治环境比我国过去想象的要恶劣得多、复杂得多。加上，今年是大选之年，美国、法国、俄罗斯、韩国、西班牙、墨西哥、蒙古、委内瑞拉、加纳、肯尼亚、马里、多米尼加、东帝汶、冰岛、塞拉利昂、莱索托、也门都要进行选举。其中，美国、俄国与法国等大国的选举对世界局势的影响更是深远，而我国的邻国，比如，韩国与蒙古等国的大选，将直接影响与我国的对外交往。各种因素汇聚起来，这些都将对我国的外交事业带来重大的考验，同时，也要求我们关注新的变化动态，评估我们的政策导向，调整我们的外交战略。
第四，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我国竞争对手的兴起，全球某些制造产业从我国向其他低成本国家转移的现象开始出现。由于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升高、吸引外资的政策调整以及我国加强对各类高污染、高消耗产业的限制，导致一些产业开始向其他低成本国家转移。比如，越南正以廉价土地、更廉价的劳动力和免税等优惠条件吸引服装、鞋及计算机芯片的制造商。越南工人每个月的平均工资在50至60美元，只有中国沿海制造业平均工资的1/3到1/4左右，如此低廉的成本，连中国本土的企业都开始迁往越南。
第五，从美国的全球战略来看，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战略东移对中国非常不利。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大张旗鼓实施战略东移，重返亚太动作频频。在外交上，奥巴马总统高调展开九天亚太行并首次出席东亚峰会，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指此乃“落实美国全球战略重大的重新定向”，强调美国参加东亚峰会是要“确立议程与将其变成解决外交安全问题的主要机构”。紧接着，国务卿希拉里对美国长期制裁的缅甸进行“历史性访问”，美国与日本、印度首次举办三边对话，切磋“海洋安全”，正加紧编织所谓的亚太联盟网。在经济上，美国以 TPP重塑亚太经济秩序，极力挤占亚太大市场。美国重返亚太在于，以TPP代替APEC，“其他国家若想参与TPP，则须符合同样的高标准，包括知识产权、劳动力及国有企业等”。在安全上，美国鼓吹“航行自由”，利用海洋争端挑拨离间，含沙射影地说什么“新兴强国须与邻国建立起信任，在没有恐吓或胁迫的情况下和平解决分歧”。美国试图充当南海问题的“裁判”，同时加快调整亚太军事部署，祭出所谓“空海一体战”。2009年发生的“无暇号事件”（2009年3月8日，在中国南海专属经济区，中国渔民与中国渔政成功拦截驱赶美国海军间谍船“无瑕号”）就已经释放出美国力图借南海问题向中国施压的强烈信号。进入2010年以来，从对台军售到美韩军演，美国对华政策的对抗性特征日益凸显。美国的政策调整也是希拉里讲话和美越军演的深层背景，也标志着美国的南海政策进入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多边化的新时期。可以说，美国经济受金融危机影响之后，冷战思维却出现重新抬头的危险。美国企图凭借自身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优势，恣意践踏国际关系基本原则，以“人道主义干预”和“有限主权论”为借口，推行强权政治，干涉他国内政。
转自:http://www.zhjunshi.com/mil/2012-06-13/content4_37592_3.shtml
荆林波：中国发展面临五大国际环境挑战
摘要：论是从阿拉伯之春引发的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动荡，还是朝鲜政权更替之后引发的一系列危机事件，抑或是在中国南海区域频繁爆发的与周边国家的冲突对抗，种种迹象表明，如今的国际政治环境比我国过去想象的要恶劣得多、复杂得多。
近年来，随着如下重大事件的发生，可以说，中国发展面临的国际与国内大环境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第一，从“9 11”事件到十年“反恐”战争的阶段性胜利，全球反恐的压力减轻，“中国威胁论”再次升级。2001年的“9 11”事件的确重创了美国的全球霸权主义战略。在此之前，美国一直把中国、俄国等国家视为对其威胁之源，尤其是来自社会主义中国的威胁更为严重，因此，美国的全球战略都是以此展开布局。“9 11”后，美国及其盟友开始意识到国际恐怖主义才是对其安全的首要威胁，才是它们的最主要、最直接的敌人。尽管过去美国曾经从各种方面支持过拉登的组织，但是，从全局战略出发，美国确立了打击恐怖主义作为其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中心目标。很显然，对付国际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挑战非一国之力所能奏效，所以，美国开始强调加强国际合作，也因此给我国带来较为宽松的国际环境。而2011年5月，以拉登被击毙为标志的反恐战争的阶段性胜利，使得美国重新获得了推进全球霸主自信，美国全球反恐的重心有所调整。如今，美国越来越把中国作为最大的假想敌人来对待，“中国威胁论”也从单方面的经济崛起对他国的“威胁”，扩展到中国军事的“扩张威胁”，乃至于“中国的问题不是崛起不崛起的问题，而是：一个非民主与不尊重人权的国家的强大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
第二，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世界经济举步维艰，我国外部经济环境处于恶化状态。随着2006年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美国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走入死胡同，全球股市大幅下跌，华尔街众多大牌金融机构面临冲击，进而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而欧洲则深陷主权债务危机之中。今年以来，欧元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将欧元区“防火墙”提高至7000亿欧元等，向希腊提供1300亿欧元的第二轮援助，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市场信心。但是，削减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固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但单纯实施财政紧缩只会令经济面临更大的下行风险，财政状况不可能出现根本好转。希腊主权债务危机还没根本解决，西班牙和葡萄牙债务问题再次突出，欧盟25国财政契约的可行性面临考验，欧债危机出现反复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欧盟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要求各国在接受救助之后加快推进教育、司法和劳动力市场改革，以改善经商环境，吸引投资，彻底解决欧债危机的深层次问题。很显然，如此恶劣的国际经济环境，必然对我国的外贸造成严重影响。受欧债危机久拖不决、市场需求萎缩影响，中国对欧盟出口增速从去年三季度的18.2%回落到四季度6.5%，一季度对欧盟出口则下降了1.8%，其中对德国下降2.9%，而对意大利下降29.4%，下降幅度之大史无前例。今年以来，中国外贸继续受到国际市场需求萎缩、国内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制约，延续了去年四季度的下行态势，增速进一步降至个位数，只有7.3%，同比回落22.3个百分点，这一增速也是1999年以来同期增速的最低水平（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最严重的2009年除外）。
第三，世界政治处于剧烈的动荡时期，我国外交面临重大的考验。无论是从阿拉伯之春引发的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动荡，还是朝鲜政权更替之后引发的一系列危机事件，抑或是在中国南海区域频繁爆发的与周边国家的冲突对抗，种种迹象表明，如今的国际政治环境比我国过去想象的要恶劣得多、复杂得多。加上，今年是大选之年，美国、法国、俄罗斯、韩国、西班牙、墨西哥、蒙古、委内瑞拉、加纳、肯尼亚、马里、多米尼加、东帝汶、冰岛、塞拉利昂、莱索托、也门都要进行选举。其中，美国、俄国与法国等大国的选举对世界局势的影响更是深远，而我国的邻国，比如，韩国与蒙古等国的大选，将直接影响与我国的对外交往。各种因素汇聚起来，这些都将对我国的外交事业带来重大的考验，同时，也要求我们关注新的变化动态，评估我们的政策导向，调整我们的外交战略。
第四，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我国竞争对手的兴起，全球某些制造产业从我国向其他低成本国家转移的现象开始出现。由于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升高、吸引外资的政策调整以及我国加强对各类高污染、高消耗产业的限制，导致一些产业开始向其他低成本国家转移。比如，越南正以廉价土地、更廉价的劳动力和免税等优惠条件吸引服装、鞋及计算机芯片的制造商。越南工人每个月的平均工资在50至60美元，只有中国沿海制造业平均工资的1/3到1/4左右，如此低廉的成本，连中国本土的企业都开始迁往越南。
第五，从美国的全球战略来看，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战略东移对中国非常不利。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大张旗鼓实施战略东移，重返亚太动作频频。在外交上，奥巴马总统高调展开九天亚太行并首次出席东亚峰会，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指此乃“落实美国全球战略重大的重新定向”，强调美国参加东亚峰会是要“确立议程与将其变成解决外交安全问题的主要机构”。紧接着，国务卿希拉里对美国长期制裁的缅甸进行“历史性访问”，美国与日本、印度首次举办三边对话，切磋“海洋安全”，正加紧编织所谓的亚太联盟网。在经济上，美国以 TPP重塑亚太经济秩序，极力挤占亚太大市场。美国重返亚太在于，以TPP代替APEC，“其他国家若想参与TPP，则须符合同样的高标准，包括知识产权、劳动力及国有企业等”。在安全上，美国鼓吹“航行自由”，利用海洋争端挑拨离间，含沙射影地说什么“新兴强国须与邻国建立起信任，在没有恐吓或胁迫的情况下和平解决分歧”。美国试图充当南海问题的“裁判”，同时加快调整亚太军事部署，祭出所谓“空海一体战”。2009年发生的“无暇号事件”（2009年3月8日，在中国南海专属经济区，中国渔民与中国渔政成功拦截驱赶美国海军间谍船“无瑕号”）就已经释放出美国力图借南海问题向中国施压的强烈信号。进入2010年以来，从对台军售到美韩军演，美国对华政策的对抗性特征日益凸显。美国的政策调整也是希拉里讲话和美越军演的深层背景，也标志着美国的南海政策进入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多边化的新时期。可以说，美国经济受金融危机影响之后，冷战思维却出现重新抬头的危险。美国企图凭借自身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优势，恣意践踏国际关系基本原则，以“人道主义干预”和“有限主权论”为借口，推行强权政治，干涉他国内政。
转自:http://www.zhjunshi.com/mil/2012-06-13/content4_37592_5.shtml
东南亚国家形势变化与中国地缘安全新挑战
东南亚紧扼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交通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近年来，东盟作为一个国家集团，整体影响力不断扩大，使东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地位进一步上升。因此，重新布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可利用各国不同的特点，深化互信和经济往来。中国西南边疆地区与缅甸、越南、老挝、泰国、柬埔寨山水相连，跨界民族众多，民族文化相近，为发展双边、多边的经济合作关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然而，考虑到越南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的关系紧张加剧、缅甸多党选举后新政府对华政策的变化、泰国水灾后对英拉政府的影响等因素，我们对未来东南亚与中国的关系还是有许多疑问。
2011年12月28日至31日，由老挝民族研究院承办的第五届东盟国际民族问题国际学术会议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参加会议的有越南、老挝、缅甸、中国等国学者共51人。会议有3个议题：东盟国家少数民族问题；东盟国家民族文化差异和发展问题；跨区域经贸往来和安全问题。笔者结合前几届会议的情况，认为目前东南亚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关系方面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对我国传统地缘安全观念形成新的挑战。
第一，对跨界民族的作用存在不同的认识。除了傣族以外，中国南方跨界民族在东南亚国家基本属于少数民族，但傣族和泰族之间不存在国家认同问题。这些南方跨界民族在中国人口数量少，但在东南亚国家地域和人口比例中却不一定占少数，如老挝的苗族是其国内的第4大民族，而且居住地域广大。在中国看来，南方跨界民族主要是发挥文化和语言优势，加强和促进相邻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然而，对于东南亚这些国家来说，他们把中国发挥跨界民族的作用更多看做对其内部的影响，因而格外注意其国内跨界少数民族的动向，如老挝的苗族、越南的黎族、缅甸的佤族等，防范跨界民族过于密切往来。
第二，越南对老挝、柬埔寨的影响在减弱。越南统一后曾经实行地区扩张主义，对老、柬的政治影响很大，今天仍能感受得到。随着老、柬开放改革的发展，国内执政势力构成出现变化，政权控制力呈现弱化倾向，新生的政治力量日趋活跃。特别是缅甸2011年11月7日实行多党制大选，吴登盛当选以后外交进展迅速，对老、柬两国政治局势产生了微妙影响。缅甸目前处在变化初期，民选政府以关注民意为理由，扭转以往军人政权的对内对外政策。缅甸国内某些受西方影响的舆论鼓噪前军政府为获得中国支持而使国家利益受损，这种舆论氛围在目前东南亚国家带有普遍性。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依赖与中国的贸易，但同时这些国家又对资源开发和出口到中国存有不平衡感，而这种矛盾心理与被殖民统治的历史有关。
转自:http://www.zhjunshi.com/mil/2012-06-13/content4_37592_6.shtml
第三，宗教的影响越来越大。随着像缅甸、老挝、柬埔寨这些过去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在经济上基本放开后，宗教在维系社会秩序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佛教国家民众对腐败的容忍来自于因果报应，而佛教对“坏人”的感化和超度也是空前绝后的。从文化和语言来看，老、柬与缅甸更为接近，而缅甸在文化和宗教上受印度影响更大。这样看来，今后老挝、缅甸、柬埔寨在文化上会更为趋近。缅甸的多党选举和开放必然推动与泰国的政经往来，但缅甸对印度的热情存有戒心。老挝国内市场彻底开放后，由于基础设施建设极度落后，资源开发和制造业都处于初级阶段，对国民经济的冲击还处在“自然调控”阶段，这为各级官员以权谋私提供了条件，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地缘安全是从国家利益出发，把国家的安全问题置于特定的地理环境中进行考察。中国与上述国家存在地缘安全关系，即领土、边界、民族、资源、人口等要素，这些要素相互联系并相互制约。传统的地缘安全最基本的内容就是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而今天的地缘安全观念则包括创造一个良好的周边国际环境，扩大中国的地缘影响力，增强经济活力。
过去，中国只注重与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建立友好关系，不注重在民众中宣传中国形象。针对东南亚各国变化了的形势，笔者认为，中国新的安全战略观念应主要包括：改变外交上被动维持的局面，在加强经贸往来的同时，注重加强文化宣传和教育支持；基础设施投资要符合当地实际，不能只搞“面子工程”、“领导工程”，资源开发应该以长远利益为目标；要主动成为规则和法律的倡导者、制定者，依靠世贸规则、相关国际法律和双边协定处理经济问题；尽早建立货币互换和流通机制，规范边境贸易；加强军事合作，确保绝对的军事优势和威慑力，提高边境管理的主动权、影响力。
中国正在成长为世界性影响力的大国，客观上对周边国家产生“辐射力”是必然的，但是，我们需要清楚地了解到这种力量到达周边不同民族国家、不同民族文化所产生的不同影响。事实上，更多情况下，西方文化和舆论对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影响越来越大，这不仅在泰国、越南，就是在老挝、缅甸，人们也开始接受西方媒体的宣传和舆论。本质上，这是东西方两股“文明之风”在文明的“边缘地带”的“压强”，当两方的经济文化影响处于守势时，“边缘地带”是自主的，当两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力加大时，“边缘地带”是无序的。所以，应对东南亚国家关系变化、建立新的秩序，就需要我们迎接新的挑战、提出实事求是的新战略。
王缉思，1948年生于广州。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现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院长，兼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另兼任中华美国学会会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中国改革开放论坛副理事长等。曾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美国密歇根大学、美国克莱蒙·麦金纳学院任访问学者或访问教授。主要教学和研究方向为美国外交、中美关系、国际政治理论。
我以前也是非常推崇王缉思的观点，但是现在我认为不妨听听阎学通的。
说的很好，希望大家都看看
北大的学者水平就是高
北大的学者水平就是高
gmgm201 发表于 2012-6-13 16:27 
我以前也是非常推崇王缉思的观点，但是现在我认为不妨听听阎学通的。
阎学通的文章很不错，多谢推荐
我以前也是非常推崇王缉思的观点，但是现在我认为不妨听听阎学通的。
阎学通的文章很不错，多谢推荐
好像最近阎学通的文章不太多啊
阎学通：我最近读书有一点体会，关于所有国家大国崛起当中战略没有固定不变的，成功者都是因为他们创造一个新的战略，而且他们战略最大特点在他们完成崛起之前没有人知道这个战略是什么，成功之后才有人给他起了一个名字，规定一个模式。只有随着时代变化，与时俱进的战略才会成功，固守一个原则，固守一个标准，固守一个理论和观念，最终都因为不适合实势而成功不了。你是随着形势变化而调整的战略，才能够让你成功，你固守不变，坚持过去非常成功，永远不变就成功不了。到底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什么变化，
主持人杨锐：说句话联合国像风尘女子招之则来，挥之则去。我们是不是过于拘泥小平80年代后半期提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因为20年过去了，我们国内外的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次一时彼一时，我们一定要与时俱进。如果说北约在90年代初小布什提出北约全球化计划，与日本也建立一个价值东盟，美国又重新启动5个东盟股，又在经贸上进一步对中国形成围堵，我想请阎学通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是不是到了一个战略边缘和十字路口，我们真的能和平崛起吗？
阎学通：谢谢主持人的问题，我自己的感觉我们很难说2011年的形势发生了一个国际关系，根本性的质变化。我们听到最常说的说法，每年我们都说国际形势更加复杂，到了关键年头，好象从49年到现在每年都是关键，没有一年不关键的。今年，是不是比其他年头更关键，明年会不会比今年更关键，现在看不出来。第二，确实我们看到变化，2011年变化比较大，不仅仅是国家行为发生变化，国际规范发生一些变化。举个例子，拉美加勒比共同体33个国家通过最新执行章程，里面明确一条一定要干涉，是所有国家要对有军事正殿的国家进行干涉和干预。阿盟在利比亚要求建立军事区，要求制裁利比亚，现在是发展中国家加在一起50多个国家，发展中国家自己主动实现干涉内政。现在，我想国际形式是在变化的，国际规范也在变化，那么就存在一个我们一个崛起过程，到底是跟着变而变，还是所谓在我们国内，我感觉最流行的一个理论，还是老子的思想“无为而治”，就可能存在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在东亚国家比较存在文化现象，祖宗之法不能改，祖宗很成功，但是他们的策略符合他们当时的年代，拿到今天并不一定也能成功。
所以，我们得汲取清末时期祖宗之法不能改的教训，原因就是越成功越不愿意改革，美国今天也是，因为太成功而不愿意改革，失败的国家很容易成功，国际地位上升第二哪有不对的地方，越成功就越能改。
阎学通：我最近读书有一点体会，关于所有国家大国崛起当中战略没有固定不变的，成功者都是因为他们创造一个新的战略，而且他们战略最大特点在他们完成崛起之前没有人知道这个战略是什么，成功之后才有人给他起了一个名字，规定一个模式。只有随着时代变化，与时俱进的战略才会成功，固守一个原则，固守一个标准，固守一个理论和观念，最终都因为不适合实势而成功不了。你是随着形势变化而调整的战略，才能够让你成功，你固守不变，坚持过去非常成功，永远不变就成功不了。到底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什么变化，
主持人杨锐：说句话联合国像风尘女子招之则来，挥之则去。我们是不是过于拘泥小平80年代后半期提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因为20年过去了，我们国内外的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次一时彼一时，我们一定要与时俱进。如果说北约在90年代初小布什提出北约全球化计划，与日本也建立一个价值东盟，美国又重新启动5个东盟股，又在经贸上进一步对中国形成围堵，我想请阎学通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是不是到了一个战略边缘和十字路口，我们真的能和平崛起吗？
阎学通：谢谢主持人的问题，我自己的感觉我们很难说2011年的形势发生了一个国际关系，根本性的质变化。我们听到最常说的说法，每年我们都说国际形势更加复杂，到了关键年头，好象从49年到现在每年都是关键，没有一年不关键的。今年，是不是比其他年头更关键，明年会不会比今年更关键，现在看不出来。第二，确实我们看到变化，2011年变化比较大，不仅仅是国家行为发生变化，国际规范发生一些变化。举个例子，拉美加勒比共同体33个国家通过最新执行章程，里面明确一条一定要干涉，是所有国家要对有军事正殿的国家进行干涉和干预。阿盟在利比亚要求建立军事区，要求制裁利比亚，现在是发展中国家加在一起50多个国家，发展中国家自己主动实现干涉内政。现在，我想国际形式是在变化的，国际规范也在变化，那么就存在一个我们一个崛起过程，到底是跟着变而变，还是所谓在我们国内，我感觉最流行的一个理论，还是老子的思想“无为而治”，就可能存在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在东亚国家比较存在文化现象，祖宗之法不能改，祖宗很成功，但是他们的策略符合他们当时的年代，拿到今天并不一定也能成功。
所以，我们得汲取清末时期祖宗之法不能改的教训，原因就是越成功越不愿意改革，美国今天也是，因为太成功而不愿意改革，失败的国家很容易成功，国际地位上升第二哪有不对的地方，越成功就越能改。
以前听人说王是中国不超过5个的真正了解美国的人，加上又听了台湾媒体的王是胡的首席外交顾问，而且他确实是参加二轨谈判的学者，就对王崇拜的不行。但是，实践是检验一切的，这么多年来，中国的领导人都是抱着以拖待变，时间在中国一方的心态消极应对，总是把问题推给下一代，难道这种思想真是对的吗？
gmgm201 发表于 2012-6-13 17:28
以前听人说王是中国不超过5个的真正了解美国的人，加上又听了台湾媒体的王是胡的首席外交顾问，而且他确实是 ...
您说的非常好，拖是拖不过去的
以前听人说王是中国不超过5个的真正了解美国的人，加上又听了台湾媒体的王是胡的首席外交顾问，而且他确实是 ...
您说的非常好，拖是拖不过去的
gmgm201 发表于 2012-6-13 16:27
我以前也是非常推崇王缉思的观点，但是现在我认为不妨听听阎学通的。
您能否帮忙找点阎学通的文章来，多谢了
我以前也是非常推崇王缉思的观点，但是现在我认为不妨听听阎学通的。
您能否帮忙找点阎学通的文章来，多谢了
gmgm201 发表于 2012-6-13 17:28
以前听人说王是中国不超过5个的真正了解美国的人，加上又听了台湾媒体的王是胡的首席外交顾问，而且他确实是 ...
真正了解美国的也应该有千千万万的普通中国人，我们用着美国生产的CPU，坐着美国的飞机，看着美国主导的全球新闻，这样的理解不知对不对
以前听人说王是中国不超过5个的真正了解美国的人，加上又听了台湾媒体的王是胡的首席外交顾问，而且他确实是 ...
真正了解美国的也应该有千千万万的普通中国人，我们用着美国生产的CPU，坐着美国的飞机，看着美国主导的全球新闻，这样的理解不知对不对
专家：上合要增强吸引力 淡化北约渗透中亚
news.ifeng.com/mil/video/detail_2012_06/13/15262088_0.shtml?_from_ralated
中亚还是多面下注啊
news.ifeng.com/mil/video/detail_2012_06/13/15262088_0.shtml?_from_ralated
中亚还是多面下注啊
主动出击是老大干的事情,因为出了意外有实力摆平.老二要做的是看老大做了什么,见招拆招,同时深挖洞高筑墙广积粮.先都要在现有规矩的框架内利益最大化,等当上老大以后再定新规矩.
兔崽纸 发表于 2012-6-14 05:37
主动出击是老大干的事情,因为出了意外有实力摆平.老二要做的是看老大做了什么,见招拆招,同时深挖洞高筑墙广 ...
所谓见招拆招也是需要资源和准备的，您说的非常好，规矩标准不在我这边，自然难度大一些
主动出击是老大干的事情,因为出了意外有实力摆平.老二要做的是看老大做了什么,见招拆招,同时深挖洞高筑墙广 ...
所谓见招拆招也是需要资源和准备的，您说的非常好，规矩标准不在我这边，自然难度大一些
AK7890 发表于 2012-6-14 02:11
专家：上合要增强吸引力 淡化北约渗透中亚
news.ifeng.com/mil/video/detail_2012_06/13/15262088_0.sht ...
本来这些小国就是墙头草
专家：上合要增强吸引力 淡化北约渗透中亚
news.ifeng.com/mil/video/detail_2012_06/13/15262088_0.sht ...
本来这些小国就是墙头草
在中国坚持自身发展道路、各国发展模式多样化的同时，个人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等观念在全球范围内更加深入人心。这些都是中国国际战略环境中不容忽视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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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呢？是说会影响中国社会的稳定吗？是不是拐着弯说国内的自由和民主有待改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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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呢？是说会影响中国社会的稳定吗？是不是拐着弯说国内的自由和民主有待改善啊？
我倒觉得王辑思的一些观点过于悲观，类似于中国崩溃论。对美国重返亚太的解读过于严重。其实我们的安全问题并没有严重到他说的那样的程度
中国内部也有许多问题，被外部敌对势力抓住机会，制造扰乱，使得本来许多内部问题下的社会不满情绪和矛盾更加尖锐，导致土星共同体疲于奔命，从而达到拖累、干扰中国发展进程的目的。
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黄岩岛和钓鱼岛，抓住社会逐步对土星共同体的腐败、官僚等问题不满，在黄岩岛、钓鱼岛制造问题，如果土星共同体强硬处置则使得外部环境恶化，如果消极处置则加深内部不满，压力更大。总而言之，里外不是人。
土星共同体原本以为挖坑养寇自重在适当的时候还能成为转移视线的烟幕弹，结果现在反而成为命门...事与愿违。
中国内部也有许多问题，被外部敌对势力抓住机会，制造扰乱，使得本来许多内部问题下的社会不满情绪和矛盾更加尖锐，导致土星共同体疲于奔命，从而达到拖累、干扰中国发展进程的目的。
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黄岩岛和钓鱼岛，抓住社会逐步对土星共同体的腐败、官僚等问题不满，在黄岩岛、钓鱼岛制造问题，如果土星共同体强硬处置则使得外部环境恶化，如果消极处置则加深内部不满，压力更大。总而言之，里外不是人。
土星共同体原本以为挖坑养寇自重在适当的时候还能成为转移视线的烟幕弹，结果现在反而成为命门...事与愿违。
美国把它的军事力量都撤到了关岛意外，我们的形势怎么严峻了呢？美国都已经打不起仗了！削减军费了怎么还对我们的威胁大了呢？我觉得这些学者根本就没有弄清楚美国重返亚太的实质！
目前国际上唯一烦心的事情就是经济问题。
目前国际上唯一烦心的事情就是经济问题。
白种人亡我之心不死！一句话就总结了
呵呵，这位王专家的所有论点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西方怎么说我们怎么做，西方满意了，我们就没威胁了。前车之鉴不是没有：苏联 戈尔巴乔夫，俄罗斯 叶利钦
呵呵
为什么？
多来了一个分蛋糕的，而且胃口很大，仅此而已。
为什么？
多来了一个分蛋糕的，而且胃口很大，仅此而已。
特警4587 发表于 2012-6-14 13:47
我倒觉得王辑思的一些观点过于悲观，类似于中国崩溃论。对美国重返亚太的解读过于严重。其实我们的安全问题 ...
王去年还发文章说美国的实力没有衰落。现在他不得不承认美国霸权已经难以继续了，又开始吹土鳖国内问题。说白了他就是体制党老一套土鳖的体制不如美国。
另外维基解密里王可是在美国线人的名单里的。结合一下他几篇文章的大意就知道他是个啥货色。无非就是想说美爹是万能的，就算不行了你土鳖也休想替代我。
我倒觉得王辑思的一些观点过于悲观，类似于中国崩溃论。对美国重返亚太的解读过于严重。其实我们的安全问题 ...
王去年还发文章说美国的实力没有衰落。现在他不得不承认美国霸权已经难以继续了，又开始吹土鳖国内问题。说白了他就是体制党老一套土鳖的体制不如美国。
另外维基解密里王可是在美国线人的名单里的。结合一下他几篇文章的大意就知道他是个啥货色。无非就是想说美爹是万能的，就算不行了你土鳖也休想替代我。
hpcao 发表于 2012-6-14 13:29
在中国坚持自身发展道路、各国发展模式多样化的同时，个人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等观念在全球范围内更加深 ...
事实上体制问题就是国际上缺朋友的主因，这点不用自欺欺人，执政者的利益出发点都不同能聊到一块去？但只是中美对抗的原因之一。
在中国坚持自身发展道路、各国发展模式多样化的同时，个人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等观念在全球范围内更加深 ...
事实上体制问题就是国际上缺朋友的主因，这点不用自欺欺人，执政者的利益出发点都不同能聊到一块去？但只是中美对抗的原因之一。
老二准备取代老大之前是最严峻的
哈没内衣 发表于 2012-6-14 16:35
老二准备取代老大之前是最严峻的
对，这段时间最危险而且发生事件的可能性比较多
中国现在还没有到取代的地步，只到了接近的地步
老二准备取代老大之前是最严峻的
对，这段时间最危险而且发生事件的可能性比较多
中国现在还没有到取代的地步，只到了接近的地步
hpcao 发表于 2012-6-14 13:29
在中国坚持自身发展道路、各国发展模式多样化的同时，个人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等观念在全球范围内更加深 ...
目前全球舆论主流还是西方媒体把持的，标准也是对他们有利的双重标准吧
在中国坚持自身发展道路、各国发展模式多样化的同时，个人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等观念在全球范围内更加深 ...
目前全球舆论主流还是西方媒体把持的，标准也是对他们有利的双重标准吧
中国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没有谁能翻盘子。
supercreate 发表于 2012-6-14 18:04
中国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没有谁能翻盘子。
有道理，关键还是内功练好了
中国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没有谁能翻盘子。
有道理，关键还是内功练好了
胡说八道
深蓝￢ 发表于 2012-6-14 16:33
事实上体制问题就是国际上缺朋友的主因，这点不用自欺欺人，执政者的利益出发点都不同能聊到一块去？但只 ...
胡扯，中美之间的对抗的原因完全源自于国家利益，美帝想维持霸权，我们想挑战他的霸权，只有现有的体制我们才能挑战美的霸权，否则中国将是一盘散沙，将分裂无疑。在打垮美帝之前必须维持现有体制，这样是我们的核心国家利益！
事实上体制问题就是国际上缺朋友的主因，这点不用自欺欺人，执政者的利益出发点都不同能聊到一块去？但只 ...
胡扯，中美之间的对抗的原因完全源自于国家利益，美帝想维持霸权，我们想挑战他的霸权，只有现有的体制我们才能挑战美的霸权，否则中国将是一盘散沙，将分裂无疑。在打垮美帝之前必须维持现有体制，这样是我们的核心国家利益！
特警4587 发表于 2012-6-14 18:58
胡扯，中美之间的对抗的原因完全源自于国家利益，美帝想维持霸权，我们想挑战他的霸权，只有现有的体制我 ...
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对抗
胡扯，中美之间的对抗的原因完全源自于国家利益，美帝想维持霸权，我们想挑战他的霸权，只有现有的体制我 ...
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对抗
qing2012 发表于 2012-6-14 19:14
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对抗
对抗的原因是因为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什么，美国的国家利益就是垄断资本的利益，是华尔街、是军工复合体。
中国的国家利益就是13亿人想拥有富足的生活。要的是国家统一，民族振兴！
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对抗
对抗的原因是因为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什么，美国的国家利益就是垄断资本的利益，是华尔街、是军工复合体。
中国的国家利益就是13亿人想拥有富足的生活。要的是国家统一，民族振兴！
我觉得原因是因为狗急了，要跳墙了。所以我们必需要做好应对的准备。
dxflovehy 发表于 2012-6-14 21:47
我觉得原因是因为狗急了，要跳墙了。所以我们必需要做好应对的准备。
因为我们发展超过他们原先预期，很多东西都提前来了
我觉得原因是因为狗急了，要跳墙了。所以我们必需要做好应对的准备。
因为我们发展超过他们原先预期，很多东西都提前来了
特警4587 发表于 2012-6-14 19:33
对抗的原因是因为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什么，美国的国家利益就是垄断资本的利益，是华尔街、是军工复合体 ...
也有地缘政治的原因，中国所在东北亚这块是亚洲大陆上比较好的地块，同一片维度亚洲地块很多都是沙漠荒山，只有中国这块是绿色的
对抗的原因是因为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什么，美国的国家利益就是垄断资本的利益，是华尔街、是军工复合体 ...
也有地缘政治的原因，中国所在东北亚这块是亚洲大陆上比较好的地块，同一片维度亚洲地块很多都是沙漠荒山，只有中国这块是绿色的
未来的10年，是最关键的10年。
这么简单的问题要这么长的文章来说明? 人人都知道的事情嚒。让俺来写一句话就够了——中国的国际环境正在从C圈逐渐进入U圈并向最终完美的O圈前进！
中国遭到的现实威胁越来越被嘴炮攻击代替，所以过度重视舆论压力的就会觉得严峻了。
对付这种变化需要坚定和耐心。国力加强和对外影响扩大必须坚持，同时要排除过于暴烈的措施，不要让嘴炮转化为真炮。
对付这种变化需要坚定和耐心。国力加强和对外影响扩大必须坚持，同时要排除过于暴烈的措施，不要让嘴炮转化为真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