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有趣的假面舞会

当这一路的人们义正词严地批判……的时候，在他们的“批判”力图与无政府主义靠近的时候，他们又在对历史上的一切权贵大唱赞歌大表忠心。正如前面说过的，在他们的笔下，不仅资本家和“民营企业家”们是毫无疑问的英雄，历史上的一切权贵也成了他们的，或者“公共”的偶像和英雄。他们是以“民”的名义完成这一切的，但是，他们鼓吹的“民”并不真的是所有的普通民众，而是特指吴英这样的已经获得了极大利益，并且想用“法理”手段将自己的利益固定化、永久化的人们——实际上还必然是在这种贵族无政府主义极力主张的私有化中获益最大的人们。这些人成了“民”的“代表”，真正的普通民众就变成了等待这些“民”们赐予阳光雨露——无论是职业还是“慈善”的“草民”。不过很讽刺的是，尽管这些自由主义者们对古代君主大张挞伐，他们建构出来的这种形象实际上已经把资本家和“民营企业家”们塑造成了整个社会的“主权者”，或者说君主（而且是中国古代皇帝式的君主）——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已经懒得挥舞抽象平等“公民”的旗帜了，虽然他们特别喜欢使用“公民”这个词。与之相应的是，他们在以“民”为口号、以“民”的代表面目出现的时候恰恰对一般民众的福利一言不发，而是主张让民众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获得尊严”。另外一个比较滑稽的事情是，这种主义的信徒们有时候会不顾他们的“个人主义”面纱而主张民族主义。顺理成章的，由于他们对一切资本主义前资本主义精英们的顶礼膜拜，这种民族主义也就是右翼民族主义——尤其以美化粉饰国民党居多（只不过国民党实在太孱弱了因而使得这种美化粉饰本身变成了笑柄）。
显而易见的是，这种思潮并非中国目前特有或者“原创”，而是源远流长，并且是舶来品。这种思潮最集中最强烈的表达，我以为是阿克顿的《自由史论》。在《自由史论》里，阿克顿先生不仅坚决捍卫了贵族们不受国王干预地统治领地内农奴等人口的神圣权利，并且为美国南方“自然”的奴隶制不受可恶的废奴主义者们和北方的“国家”干预而英勇战斗。由于这种思潮是从贵族立场出发反对君主，反干预的目的是为了捍卫贵族的特权——就像新自由主义反干预是为了捍卫资产阶级的权力权威一样，我把这种思潮称为“贵族无政府主义”。这种“无政府主义”反对的与其说是国家的压迫，不如说恰好是国家缓解压迫以保证压迫性社会关系能够被广大群众接受，并能够源源不断地再生产出来的举措。他们的口号是：“贫民窟里濒临死亡的贫民是自由的，而且没有受到任何不公正的待遇，相反，缴纳累进税的百万富翁才是不公正行为的受害者”。除了阿克顿先生的著作之外，这种思潮在国外主要体现在阿克顿先生所属的英国保守主义理论，以及所谓“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理论中——实际上，正是这一种理论被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大肆向人们鼓吹，并作为“启蒙”正宗的。1978年以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就开始忏悔以往的“激进”，这方面一位已故的王老先生尤其典型。这些人的忏悔和“反思”从文革时期开始（无疑需要指出的是，这不是说文革不需要反思），中间经过1949年革命、辛亥革命，直接“忏悔”到了戊戌变法。有的中国自由主义者甚至敢于振振有词地公然“质问”：“‘保守’和‘反动’有什么错？”。这些中国自由主义者们的忏悔不仅针对本国历史，而且也针对世界史。在他们的眼里，十月革命固然可恶，一切“暴力”的革命比如法国革命也在否定之列，而所谓的“和平”革命比如英国“光荣革命”和美国革命则被大肆宣扬，就像奥威尔《动物庄园》里的“四条腿好，两条腿坏”那样——不可避免地，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是对持续了半个世纪的英国内战（克伦威尔、平等派、掘地派、清教徒……），以及美国革命中不仅针对英国方面而且针对黑人和印第安人的“暴力”视而不见保持沉默的。一时间，他们的话会让你产生他们是托尔斯泰、甘地追随者的感觉。不过，仔细考察他们的言论后，你就会发现，这只是一种错觉。因为他们，就和他们的西方同侪一样（见Ivan Szelenyi, L. P. King: Theories of New Class），反对的是底层群众、工人阶级对于统治者的暴力反抗，而当资产阶级或者其它统治者对这种反抗进行暴力镇压的时候，这些人们就变成了“文明”、“市场”、“秩序”、“自由”之类词汇的捍卫者，并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状。他们的屁股坐在谁那边，不是昭然若揭了吗？他们要求的“和平”，实际上是保守主义式的底层群众和一般民众“和平”接受自身的地位（当然可能通过“福利”，或“文化”之类的辅助手段）。这样的“贵族无政府主义”者培训出来的走卒们，也就变成了“右翼民粹主义”（Right Wing Populism）的信徒和打手们。
当这一路的人们义正词严地批判……的时候，在他们的“批判”力图与无政府主义靠近的时候，他们又在对历史上的一切权贵大唱赞歌大表忠心。正如前面说过的，在他们的笔下，不仅资本家和“民营企业家”们是毫无疑问的英雄，历史上的一切权贵也成了他们的，或者“公共”的偶像和英雄。他们是以“民”的名义完成这一切的，但是，他们鼓吹的“民”并不真的是所有的普通民众，而是特指吴英这样的已经获得了极大利益，并且想用“法理”手段将自己的利益固定化、永久化的人们——实际上还必然是在这种贵族无政府主义极力主张的私有化中获益最大的人们。这些人成了“民”的“代表”，真正的普通民众就变成了等待这些“民”们赐予阳光雨露——无论是职业还是“慈善”的“草民”。不过很讽刺的是，尽管这些自由主义者们对古代君主大张挞伐，他们建构出来的这种形象实际上已经把资本家和“民营企业家”们塑造成了整个社会的“主权者”，或者说君主（而且是中国古代皇帝式的君主）——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已经懒得挥舞抽象平等“公民”的旗帜了，虽然他们特别喜欢使用“公民”这个词。与之相应的是，他们在以“民”为口号、以“民”的代表面目出现的时候恰恰对一般民众的福利一言不发，而是主张让民众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获得尊严”。另外一个比较滑稽的事情是，这种主义的信徒们有时候会不顾他们的“个人主义”面纱而主张民族主义。顺理成章的，由于他们对一切资本主义前资本主义精英们的顶礼膜拜，这种民族主义也就是右翼民族主义——尤其以美化粉饰国民党居多（只不过国民党实在太孱弱了因而使得这种美化粉饰本身变成了笑柄）。
显而易见的是，这种思潮并非中国目前特有或者“原创”，而是源远流长，并且是舶来品。这种思潮最集中最强烈的表达，我以为是阿克顿的《自由史论》。在《自由史论》里，阿克顿先生不仅坚决捍卫了贵族们不受国王干预地统治领地内农奴等人口的神圣权利，并且为美国南方“自然”的奴隶制不受可恶的废奴主义者们和北方的“国家”干预而英勇战斗。由于这种思潮是从贵族立场出发反对君主，反干预的目的是为了捍卫贵族的特权——就像新自由主义反干预是为了捍卫资产阶级的权力权威一样，我把这种思潮称为“贵族无政府主义”。这种“无政府主义”反对的与其说是国家的压迫，不如说恰好是国家缓解压迫以保证压迫性社会关系能够被广大群众接受，并能够源源不断地再生产出来的举措。他们的口号是：“贫民窟里濒临死亡的贫民是自由的，而且没有受到任何不公正的待遇，相反，缴纳累进税的百万富翁才是不公正行为的受害者”。除了阿克顿先生的著作之外，这种思潮在国外主要体现在阿克顿先生所属的英国保守主义理论，以及所谓“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理论中——实际上，正是这一种理论被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大肆向人们鼓吹，并作为“启蒙”正宗的。1978年以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就开始忏悔以往的“激进”，这方面一位已故的王老先生尤其典型。这些人的忏悔和“反思”从文革时期开始（无疑需要指出的是，这不是说文革不需要反思），中间经过1949年革命、辛亥革命，直接“忏悔”到了戊戌变法。有的中国自由主义者甚至敢于振振有词地公然“质问”：“‘保守’和‘反动’有什么错？”。这些中国自由主义者们的忏悔不仅针对本国历史，而且也针对世界史。在他们的眼里，十月革命固然可恶，一切“暴力”的革命比如法国革命也在否定之列，而所谓的“和平”革命比如英国“光荣革命”和美国革命则被大肆宣扬，就像奥威尔《动物庄园》里的“四条腿好，两条腿坏”那样——不可避免地，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是对持续了半个世纪的英国内战（克伦威尔、平等派、掘地派、清教徒……），以及美国革命中不仅针对英国方面而且针对黑人和印第安人的“暴力”视而不见保持沉默的。一时间，他们的话会让你产生他们是托尔斯泰、甘地追随者的感觉。不过，仔细考察他们的言论后，你就会发现，这只是一种错觉。因为他们，就和他们的西方同侪一样（见Ivan Szelenyi, L. P. King: Theories of New Class），反对的是底层群众、工人阶级对于统治者的暴力反抗，而当资产阶级或者其它统治者对这种反抗进行暴力镇压的时候，这些人们就变成了“文明”、“市场”、“秩序”、“自由”之类词汇的捍卫者，并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状。他们的屁股坐在谁那边，不是昭然若揭了吗？他们要求的“和平”，实际上是保守主义式的底层群众和一般民众“和平”接受自身的地位（当然可能通过“福利”，或“文化”之类的辅助手段）。这样的“贵族无政府主义”者培训出来的走卒们，也就变成了“右翼民粹主义”（Right Wing Populism）的信徒和打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