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梵蒂冈建交内幕：梵蒂冈是极好情报源

文章摘自：《梵蒂冈的乱世抉择》
　　作者：段琦
　　出版社：金城出版社
　　版次：2009年1月第一版
　　本书简介：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梵蒂冈的研究在国外已开展了五十多年，这是一段有着极大争议的历史，国外史学界为此著述颇多。近些年来随着梵蒂冈档案的解密，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梵蒂冈的乱世抉择》披露了梵蒂冈在二战期间出于宗教利益与世界各大政治集团进行的抗争与妥协，是国内这方面的开创之作。作者在详实的史料基础上，对当时语境中的梵蒂冈作了深入之理解和客观之分析，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梵蒂冈
日本政府早在1922年就曾建议同梵蒂冈建立外交关系，因为他们在第一次大战时已认识到“梵蒂冈是极好的情报来源”。但是由于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的“神道”运动使这项建议长期不能实现。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起伪满洲国。1934年梵蒂冈通过任命吉林当地的主教高德惠“担任圣座及传教区派往满洲国政府交涉的代表”，(陈方中、江国雄：《中梵外交关系史》，台湾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45页。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刘国鹏博士，在2008年“基督宗教与社会转型”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重提梵蒂冈是否承认伪满洲国的历史争议》，梵蒂冈事实上授意吉林代牧高德惠只能以东北诸教区长上的名义，而非圣座的名义与伪满政府当局交涉。)事实上承认了这个所谓的“国家”，教廷这种做法也许是出于东北教会牧导上的考虑，但在客观上肯定了日本的侵略行径，由此给中国人民，包括中国广大天主教徒造成了伤害。
1936年日本与德国签订反共协定。德国希望日本将矛头指向苏联，同时也将英、法、美等国包括在内。日本国内历来对扩张的方向有两派意见，一是主张向北侵入苏联等国，包括中国东北；另一派主张向南，侵入南洋及东南亚各国。当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日伪的满洲国之后，北进派矛头主要针对苏联。但1938年苏德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使“防共轴心”受到冲击。日本深感单靠本国的力量要入侵苏联较为困难，随后便放弃了北进与苏作战的计划，集中力量组织南进。随着希特勒称霸欧洲，进一步刺激了日本称霸亚洲的野心。为消除其南侵时的后顾之忧，日本于1941年4月13日与苏联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由此日本集中一切力量作好入侵南洋及东南亚各国的准备。由于南洋及东南亚国家中拥有一批天主教徒，尤其是菲律宾更是如此。日本为了在入侵时尽可能减少这些国家人民的反抗，至少能使天主教臣民顺服，迫切希望同梵蒂冈建交。实际上，日本政府还想通过与梵蒂冈建交促使梵蒂冈承认中国在南京的汪精卫伪政权。为此在1941年7月，差不多就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前6个月，日本便急于同梵蒂冈建交了。
梵蒂冈的政策准则是永远不拒绝任何一个政府提出派外交代表的要求，于是双方开始进行谈判。1941年12月当日本发起对美国的攻击时，谈判仍在进行。在几小时之内，对太平洋的控制权易了手；日本在2个月内占领了马来亚、菲律宾、关岛、香港、婆罗洲、苏门答腊、爪哇和新加坡。大约1800万天主教徒成了日本帝国的新臣民，其中1100万天主教徒在菲律宾群岛，400万在印度支那和暹罗，300万在中国。日本半官方杂志《时代》宣称日本将对其军队所征服地区的天主教徒给予充分的保护，声称他同梵蒂冈的关系将随着大东亚共荣圈里的建议性工作的进展不可避免地日益紧密广泛。(A.A.Pol II Akten Repetorium，P.0027日本。另参见1942年12月28日《罗马观察家报》发表的耶稣会神父德利亚(d Elia)的文章。)正是在这过程中，日本与梵蒂冈之间加强了外交接触，因为在这非常时期，得到梵蒂冈的承认，将会给日本增添许多政治资本，当然对日本政府十分有利。
就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的第二个月，即1942年1月21日，日本政府通过意大利使馆顾问弗朗西斯库·巴布斯西奥(Francesco Babuscio)与梵蒂冈接洽，表示日本希望向教廷派遣一名特别代表。教廷国务卿马廖尼立即表示，教宗这边没有问题，只是应该走官方程序，即通过驻东京的宗座代表来传达此事，并且希望日本派遣一个常驻使团，日本外交官只委派到圣座处。庇护十二世完全认同国务卿的提议，表示乐于接受日本代表。与此同时，教宗还特别提到中国蒋介石政府也希望派特使前来梵蒂冈。
过了十天，即1月30日，宗座驻东京代表派奥鲁·马雷拉(Paolo Marellar)受到日本外相的接见，稍后他便收到了会谈的备忘录并将其译成意大利文发往梵蒂冈。电文如下：
“日本政府考虑到国际形势，认为加强现有的与梵蒂冈之间的友好关系对双方都有利，因此希望派遣一名特使前往圣座处。(日本)政府要求最尊敬的大主教阁下立即将此意愿转达给梵蒂冈，以了解圣座对接受日本特使的看法。”(Pius XII and Second World War：According to the Archives of the Vatican.By Pierre Blet；Tr.By Lawrence J.Johnson.English tr.1999，by Paulist Press，Inc.P.127.)
第二天，梵蒂冈便给宗座代表回电，表示教宗对日本政府与之保持友好关系的想法与意图感到满意。尽管梵蒂冈更愿意接受一位大使，但这并非必要条件，教宗可以接受一位担负特殊使命的代表，当然这名特别代表只委任到圣座处，而不是委任到一个交战国。
三天后，梵蒂冈接到在东京的马雷拉大主教发来的电报，日方已接受这些条件，日本政府将委派一位只到圣座的特使，而且确认一旦时机成熟，会将特使改换成大使。
就在日梵为建交进行商讨之时，日本不仅成功地偷袭了珍珠港，使欧洲战争发展为世界大战，而且对南洋的入侵势如破竹，在数月之内便占领了包括香港在内的南洋和东南亚大片领土。军事上取得的成功大大推进了日本在外交上的成就，包括与梵蒂冈建交。实际上，梵蒂冈的对外政策一贯是很实用的，它最关心的是在日本统治下的天主教会的利益，只要有利于天主教会及信徒，教廷就会去做。随着日本人军事上的胜利，梵蒂冈也急于发展与日本的关系，以避免被占领地信徒遭受迫害。但这种实用主义的做法对受害国人民也造成巨大伤害，势必遭到反感，包括英美等盟国的强烈反对。因此当1942年2月4日教廷国务卿将梵蒂冈将接受日本委派圣座特使一事秘密通知英国公使和美国总统代表后，两国政府的愤慨可想而知。
2月23日英国公使奥斯本直接给教宗发了一份照会，用词已达到了外交礼节的底线。照会说：“教宗陛下在这一时刻默许日本向圣座派代表一事已给英王政府留下了最令人不快的印象，因为英王政府发现这一决定同梵蒂冈经常哀叹战争扩大的声明很难调和一致。教宗陛下的行动或将被广泛视为宽恕日本的背信弃义和无端袭击他国的行为。英王政府虽极勉强，但不得不得出结论：教宗陛下再一次屈从于来自轴心国政府的压力。”(《圣座的教会和文件》，第5卷，第261号，1942年2月23日。)
美国政府的反应也极其强烈。2月4日当天，当美国总统临时代办蒂特曼(Tittman)得知梵蒂冈要与日本建交的消息时当即做了个鬼脸，并十分肯定地说，美国是不会支持此种做法的。3月2日罗斯福总统代表美国政府给梵蒂冈写的第一封抗议信由蒂特曼交给了教廷的塔尔第尼枢机。信中说，美国国务院认为日本的这一举措是有意在远东和拉美等的天主教中扩大宣传。3月3日，美国副国务卿塞姆纳尔·威尔斯会见驻华盛顿的宗座代表辛戈格那尼的秘书尤金狄奥·瓦格诺齐(Egidio Vagnozzi)，对梵蒂冈为此所作的解释很不满意，他当即“以全部能量和最大诚意表示，教宗这一决定确实令人遗憾”，因为就在日本以不可胜数的罪行为代价，试图消灭白种人对于亚洲的影响力时，梵蒂冈竟冒险接受来自日本的代表团。威尔斯希望能及时阻止这一计划的实施。3月5日驻华盛顿的宗座代表辛戈格那尼从西部返回，得知威尔斯对梵蒂冈的抗议，立即将美国的反应用急件电告梵蒂冈，并于当晚会见威尔斯。威尔斯告诉他，他当天已就日梵建交一事与罗斯福总统交换看法。总统表示，就他对教宗的了解，此消息令人难以相信。第二天，辛戈格那尼给马廖尼枢机发电报说，“总统宣称，由于了解并珍视教宗的立场与感情，他对于这一措施竟然会得到批准并公诸于众感到不可置信”。他还说，整个事件是日本的一次胜利，由此圣座的威望在美国将大大受损。与此同时，威尔斯指示蒂特曼交给马廖尼枢机第二封长电，对梵蒂冈提出强烈抗议。电文中威尔斯质问梵蒂冈是否真不知道日本对基督教徒和圣殿犯下的暴行，尤其是在菲律宾犯下的暴行？他说教宗同日本建交的消息使美国的天主教徒极为痛心；同时，这会给美国新教徒和共X产X党人提供反天主教宣传的新武器。他还补充说，罗斯福总统已说过：“连如此了解庇护十二世的我都感到这消息不可信。”(《圣座的教会和文件》，第5卷，第276号，1942年2月23日。)

对待美英等国的抗议，梵蒂冈不断地进行解释。按国务卿马廖尼枢机主教的解释是：同日本建交的问题可以追溯到1922年，只是到现在日本议会才投票通过。既然现今日本又统治了1800万天主教徒，与之建交就越发重要，因为这样就可以给教徒们提供更大的帮助。如果梵蒂冈对日本的主动表示不作出答复，那天主教会的布道就要遭难。他还认为这样做可以使教会处于较有利的地位，以便帮助在日本人手中的同盟国战俘。他完全否认接受日本(外交)代表是由于轴心国的压力，并宣称梵蒂冈决不能拒绝对教会宗教利益带来如此好处的这类建议。梵蒂冈接受任何一国政府的(外交)代表，决不意味着赞同该政府的政策。马廖尼枢机主教还强调，梵蒂冈完全是从保护天主教徒的利益出发而作出这一决定的，它不受任何一种政治考虑的驱策，梵蒂冈绝不拒绝任何一个愿意同梵蒂冈建交的国家提出的建交要求。(Anthony Rhodes：The Vatican in the Age of the Dictators(1922-1945)，P.309.)
对梵蒂冈的这种解释英美等国是无法接受的。美国代办蒂特曼(Tittman)先生切中要害地问马廖尼枢机主教，如果苏联提出同样的要求，它是否也接受苏联(外交)代表？
马廖尼对此的答复是：宗教在日本并不像在俄国那样受迫害，再说苏联也并没有提出要与梵蒂冈建交的要求。
马廖尼枢机的这些解释完全得到庇护十二世的支持。教宗本人对自己以前的言论作了补充说明。他说，圣座的决定是为了保护大国内的天主教利益，也是继续为梵蒂冈的慈善使命以及为争取和平做出努力。与日建交并非受政治因素的驱动。为了表明梵蒂冈不想卷入政治漩涡，教宗说，虽然他以前对共产主义进行谴责，但当前的形势要求他不能这样做，因为这些谴责会被归因于政治上的考虑，因此他不再重申这些谴责，虽然这些谴责仍然有效，为此他遭到法西斯媒体的抨击。庇护十二世还提到他要倚仗美国总统保护教宗这一立场，使之不会遭到扭曲。
罗斯福总统虽然完全反对梵蒂冈这种立场，正如3月27日威尔斯指示蒂特曼要利用下一次教宗接见的机会，表达美国国务院对梵蒂冈接受日本使节一事表示“根深蒂固的反对”，但在实际操作中因考虑到天主教徒在美国军队中占了三分之一，担心对梵蒂冈采取过分强硬的态度会引起国内的不安，因此在3月中旬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总统无奈地表示，教宗不可能采取与目前不一样的做法。
反对梵蒂冈与日本建交的国家决不止英美等西方国家，实际上受日本侵略的受害国对此事的反应更为强烈，中国就是其中之一，对梵蒂冈承认日本的行为不仅是非天主教徒的中国人，就连中国信徒也持反对态度。3月19日代表中国天主教会立场的《益世报》就发文，要求教宗不要与日本建交，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日本并非天主教国家，在日本本国及其占领区屡屡发生迫害教会事件；二是日本侵略暴行与天主教教义相违背。
但梵蒂冈已拿定主意与日本建交，任何国家的反对都无济于事。不久东京便将驻梵蒂冈日本使节的人选——原日本驻法国大使馆顾问原田健通知梵蒂冈，得到国务卿马廖尼的首肯。1942年5月9日，教宗在梵蒂冈的大觐见室接见原田健，这位使节向庇护十二世递交了他“作为与大使同级的特别使节”的委任书。
教宗这次接见日本特使是在正式的大觐见室，而以往接见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迈伦·泰勒只是在小觐见室，美国人大为不满。马廖尼枢机主教这样向蒂特曼解释：日本使节是他的国家的官方代表，所以经常会受到相当于大使级的外交礼遇，而泰勒先生是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属于不同范畴，因此会受到略有不同的待遇。不过他向蒂特曼保证，泰勒被赋予了远高于日本使节的荣耀。
日本与梵蒂冈建交也刺激了蒋介石政府认真考虑与梵蒂冈建交。作为备受日本侵略的中国，需要争取世界更多国家的同情和支持，梵蒂冈虽然面积小，但对全世界天主教国家的影响力却是极大的，在国难当头之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更重要的是日梵建交，在政治上使日本捞取了资本，如何抵消日本对梵蒂冈的影响，特别是防止梵蒂冈承认南京汪精卫的伪政权这是蒋政府着重考虑的。
事实上，日本侵占南京后扶植汪精卫伪政权后，日本的确要求教宗承认该政权。汪精卫也屡次托日本和意大利政府要求教廷责成蔡宁赴南京。针对这种形势，英美等国向蒋介石建议，应尽快向教廷派使节免生多变。于是蒋政府加快了与梵正式建交的步伐。
中国与教廷的交往最早可追溯到元代。晚清时期，李鸿章、许文肃等人曾先后提出与圣座建交，后因法国的阻挠未成。民国以后，法国不再阻挠，陆徵祥等人也一直努力，但中国政府始终没有付诸行动。如今国难当头，面临日梵建交，无疑促使中国政府下决心早日与梵蒂冈建交。
为进一步发展与梵蒂冈的友谊，中国政府更加注意保护天主教传教士及教会在华的财产。1942年4月8日，行政院长官蒋廷黻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一、在中国之德、意天主教教士，虽为敌国国民，但系教廷派来中国，故其待遇与敌侨略异；二、天主教会财产并非私有财产，与经商之敌产情况不同，故区别对待，予以保护。(顾卫民：《中国天主教编年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510页。)
日本派遣使节到梵蒂冈后不久，驻华盛顿宗座代表向梵蒂冈发来蒋介石政府的官方请求，要求派遣中国使节前往宗座处。教廷国务卿马廖尼接到请求后两天便作出了肯定的答复，说教宗很乐意接受来自中国的使节。6月7日，国民政府外交部训令中国驻瑞士代办谢寿康与教廷驻瑞士大使柏纳底尼总主教(Abp.Bernadini)进行具体的接洽。教廷同意接受中方派使驻教廷，而教廷驻华代表则暂时不换，仍由蔡宁担任。7月，中国政府任命谢寿康为驻教廷第一任公使。
中国驻梵公使任命后，在解决了公使住所问题以及如何穿越当时与中国是敌国的意大利等问题之后，谢公使于1943年1月30日到罗马后直接进入梵蒂冈。2月25日觐见教宗，递交国书。因战争期间，一切从简，加上日本不愿与中国人一同列席梵蒂冈，因此教宗对华公使的接见、双方的致词均未见报。根据罗光主教的《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罗光全集》，第27卷，台湾学生书局，第260页。)一文中记载，当时谢公使致词说：“在这隆重礼仪的一刻里，应许可卑人向教宗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喜乐，因为能够看见久已怀着的希望终于得以实现，使教廷和中国之间建立了通常的外交关系。教宗一定知道我国人民对于前任教宗所有的敬仰和尊重，我们新中国绝对不会忘记庇护十一世教宗当中国刚从复兴而战的烽火中出来，还没打破以往他人所加给我们的锁链时，庇护第十一世曾向新中国表示了同情。我们新中国也会常记得教宗在各次雄伟的广播词里所宣讲的仁义。这些仁义的话，乃是于今在困苦的人们所听到的希望美歌，使他们继续向前胜过困难……”
庇护十二世致答词。首先他回顾了天主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从元代的柏朗嘉宾，到沙勿略，以及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士等人。然后他说：“贵国人民心中所深有的宗教观念，贵国先儒所有的高尚伦理思想，尤其是贵国人民对于家族的爱情，使贵国伟大民族已具有特别的倾向，足以认识，足以看重福音的宗教理论和伦理原则。但是在圣座和贵国之间，和别的许多国家一样，除了两者间的精神关系以外，还更好有正式的外交关系。我们很高兴一提，以往在我们的前任教宗额我略第十六世，庇护九世，良第十三世，和本笃十五世时，两方为通使曾多次费了心力，然因外间的阻碍，两方虽有诚心，也只好改期，等候更好的机会，终于我们最近的前任教宗庇护十一世，为与贵国通使，能够向前一步，设立了驻华宗座代表职。于今在血泪的时期，在争斗和摧残的战火中，我们为万民公父的心肠常煎着忧伤；天主的上智，令我们心中今天能有这种安慰，看到贵国和圣座两方长久的努力已经成功。对于贵国伟大的民族，我们很高兴展开我们的心，展开我们的怀抱；我们也很知道贵国元首对于公教友，常有诚切的同情。我们因此抱着很坚固和信心，我们相信两方的国交，今天这样顺利地开幕了，来日必定要顺利地继续发展，将来有一天，使遥远的中国神子们，可以兴享在自己的祖国里已经照耀着和平的太阳——一种正义和经久的和平，使全国国民互相合作，以建立新的幸福中国。而且中华人民也可以充分体验到公教的信仰和按着信仰的生活，所能带给私人和全民族的福利……”(《罗光全集》，第27卷，台湾学生书局，第261-262页。)
梵蒂冈与国民政府建交是日本政府和在南京的日伪政权所不希望看到的。他们希望教廷承认南京的日伪政权，但教宗没有这样做，就这点而言，他还是有其原则的。据说，在战争期间，庇护十二世从未承认过由于军事行动的结果而存在的政府。但为不得罪日本，马雷拉(Marella)大主教提议，选派一名教廷代表，指导他与日本和中国当局打交道，并在此基础上达成一项协议，于是蔡宁大主教便被派往南京访问那里的传教士，并与那里的日伪政府接触。1944年8月经蔡宁与日本占领当局的谈判，将被关押在潍县的外籍传教士除少数人留下外，均迁往北平各修会会院。
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表明梵蒂冈的对外政策，是天主教徒的利益先于一切，不管民族事业正确与否。梵蒂冈与所有的法西斯国家签订了协议。但是，法西斯并没有因此而对天主教会心存感激，德国纳粹如此，日本人也是如此。在波恩和科布伦茨档案馆里的德国中央保安局的报告中有许多都揭示了纳粹领袖们对天主教的态度。人们可以从希姆莱和他的主要助手海德里希写的秘密备忘录中发现Ausrotten(绝灭)一词总是同天主教会相联系。在海德里希给他属下传阅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不要忘记，从长远看罗马教宗是一位比丘吉尔更大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敌人。”(A.A.Pol III Informationsberichte uber die Politischen Kirchen，1943年5-6月。)只是希姆莱等人看到了这场战争的长期性，因此要求部下采取更微妙的办法，不要像马丁·鲍曼那样粗野——对那些不顺从的主教们简单地枪毙了事。另据德国中央保安局给海德里希的报告中说：“在取胜的日本人中有一股非常强烈的反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感情，他们认为基督教肯定会破坏古老的亚洲文化。他们懂得如果要使真正的新秩序在亚洲出现的话，必须消灭天主教。”这些都说明法西斯与梵蒂冈签订宗教协议或建交完全是出于策略上的暂时考虑，当他们侵略行径得逞，权力巩固之后，就会转而对付天主教会。

http://military.china.com/histor ... 11018/16818903.html文章摘自：《梵蒂冈的乱世抉择》
　　作者：段琦
　　出版社：金城出版社
　　版次：2009年1月第一版
　　本书简介：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梵蒂冈的研究在国外已开展了五十多年，这是一段有着极大争议的历史，国外史学界为此著述颇多。近些年来随着梵蒂冈档案的解密，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梵蒂冈的乱世抉择》披露了梵蒂冈在二战期间出于宗教利益与世界各大政治集团进行的抗争与妥协，是国内这方面的开创之作。作者在详实的史料基础上，对当时语境中的梵蒂冈作了深入之理解和客观之分析，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梵蒂冈
日本政府早在1922年就曾建议同梵蒂冈建立外交关系，因为他们在第一次大战时已认识到“梵蒂冈是极好的情报来源”。但是由于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的“神道”运动使这项建议长期不能实现。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起伪满洲国。1934年梵蒂冈通过任命吉林当地的主教高德惠“担任圣座及传教区派往满洲国政府交涉的代表”，(陈方中、江国雄：《中梵外交关系史》，台湾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45页。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刘国鹏博士，在2008年“基督宗教与社会转型”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重提梵蒂冈是否承认伪满洲国的历史争议》，梵蒂冈事实上授意吉林代牧高德惠只能以东北诸教区长上的名义，而非圣座的名义与伪满政府当局交涉。)事实上承认了这个所谓的“国家”，教廷这种做法也许是出于东北教会牧导上的考虑，但在客观上肯定了日本的侵略行径，由此给中国人民，包括中国广大天主教徒造成了伤害。
1936年日本与德国签订反共协定。德国希望日本将矛头指向苏联，同时也将英、法、美等国包括在内。日本国内历来对扩张的方向有两派意见，一是主张向北侵入苏联等国，包括中国东北；另一派主张向南，侵入南洋及东南亚各国。当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日伪的满洲国之后，北进派矛头主要针对苏联。但1938年苏德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使“防共轴心”受到冲击。日本深感单靠本国的力量要入侵苏联较为困难，随后便放弃了北进与苏作战的计划，集中力量组织南进。随着希特勒称霸欧洲，进一步刺激了日本称霸亚洲的野心。为消除其南侵时的后顾之忧，日本于1941年4月13日与苏联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由此日本集中一切力量作好入侵南洋及东南亚各国的准备。由于南洋及东南亚国家中拥有一批天主教徒，尤其是菲律宾更是如此。日本为了在入侵时尽可能减少这些国家人民的反抗，至少能使天主教臣民顺服，迫切希望同梵蒂冈建交。实际上，日本政府还想通过与梵蒂冈建交促使梵蒂冈承认中国在南京的汪精卫伪政权。为此在1941年7月，差不多就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前6个月，日本便急于同梵蒂冈建交了。
梵蒂冈的政策准则是永远不拒绝任何一个政府提出派外交代表的要求，于是双方开始进行谈判。1941年12月当日本发起对美国的攻击时，谈判仍在进行。在几小时之内，对太平洋的控制权易了手；日本在2个月内占领了马来亚、菲律宾、关岛、香港、婆罗洲、苏门答腊、爪哇和新加坡。大约1800万天主教徒成了日本帝国的新臣民，其中1100万天主教徒在菲律宾群岛，400万在印度支那和暹罗，300万在中国。日本半官方杂志《时代》宣称日本将对其军队所征服地区的天主教徒给予充分的保护，声称他同梵蒂冈的关系将随着大东亚共荣圈里的建议性工作的进展不可避免地日益紧密广泛。(A.A.Pol II Akten Repetorium，P.0027日本。另参见1942年12月28日《罗马观察家报》发表的耶稣会神父德利亚(d Elia)的文章。)正是在这过程中，日本与梵蒂冈之间加强了外交接触，因为在这非常时期，得到梵蒂冈的承认，将会给日本增添许多政治资本，当然对日本政府十分有利。
就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的第二个月，即1942年1月21日，日本政府通过意大利使馆顾问弗朗西斯库·巴布斯西奥(Francesco Babuscio)与梵蒂冈接洽，表示日本希望向教廷派遣一名特别代表。教廷国务卿马廖尼立即表示，教宗这边没有问题，只是应该走官方程序，即通过驻东京的宗座代表来传达此事，并且希望日本派遣一个常驻使团，日本外交官只委派到圣座处。庇护十二世完全认同国务卿的提议，表示乐于接受日本代表。与此同时，教宗还特别提到中国蒋介石政府也希望派特使前来梵蒂冈。
过了十天，即1月30日，宗座驻东京代表派奥鲁·马雷拉(Paolo Marellar)受到日本外相的接见，稍后他便收到了会谈的备忘录并将其译成意大利文发往梵蒂冈。电文如下：
“日本政府考虑到国际形势，认为加强现有的与梵蒂冈之间的友好关系对双方都有利，因此希望派遣一名特使前往圣座处。(日本)政府要求最尊敬的大主教阁下立即将此意愿转达给梵蒂冈，以了解圣座对接受日本特使的看法。”(Pius XII and Second World War：According to the Archives of the Vatican.By Pierre Blet；Tr.By Lawrence J.Johnson.English tr.1999，by Paulist Press，Inc.P.127.)
第二天，梵蒂冈便给宗座代表回电，表示教宗对日本政府与之保持友好关系的想法与意图感到满意。尽管梵蒂冈更愿意接受一位大使，但这并非必要条件，教宗可以接受一位担负特殊使命的代表，当然这名特别代表只委任到圣座处，而不是委任到一个交战国。
三天后，梵蒂冈接到在东京的马雷拉大主教发来的电报，日方已接受这些条件，日本政府将委派一位只到圣座的特使，而且确认一旦时机成熟，会将特使改换成大使。
就在日梵为建交进行商讨之时，日本不仅成功地偷袭了珍珠港，使欧洲战争发展为世界大战，而且对南洋的入侵势如破竹，在数月之内便占领了包括香港在内的南洋和东南亚大片领土。军事上取得的成功大大推进了日本在外交上的成就，包括与梵蒂冈建交。实际上，梵蒂冈的对外政策一贯是很实用的，它最关心的是在日本统治下的天主教会的利益，只要有利于天主教会及信徒，教廷就会去做。随着日本人军事上的胜利，梵蒂冈也急于发展与日本的关系，以避免被占领地信徒遭受迫害。但这种实用主义的做法对受害国人民也造成巨大伤害，势必遭到反感，包括英美等盟国的强烈反对。因此当1942年2月4日教廷国务卿将梵蒂冈将接受日本委派圣座特使一事秘密通知英国公使和美国总统代表后，两国政府的愤慨可想而知。
2月23日英国公使奥斯本直接给教宗发了一份照会，用词已达到了外交礼节的底线。照会说：“教宗陛下在这一时刻默许日本向圣座派代表一事已给英王政府留下了最令人不快的印象，因为英王政府发现这一决定同梵蒂冈经常哀叹战争扩大的声明很难调和一致。教宗陛下的行动或将被广泛视为宽恕日本的背信弃义和无端袭击他国的行为。英王政府虽极勉强，但不得不得出结论：教宗陛下再一次屈从于来自轴心国政府的压力。”(《圣座的教会和文件》，第5卷，第261号，1942年2月23日。)
美国政府的反应也极其强烈。2月4日当天，当美国总统临时代办蒂特曼(Tittman)得知梵蒂冈要与日本建交的消息时当即做了个鬼脸，并十分肯定地说，美国是不会支持此种做法的。3月2日罗斯福总统代表美国政府给梵蒂冈写的第一封抗议信由蒂特曼交给了教廷的塔尔第尼枢机。信中说，美国国务院认为日本的这一举措是有意在远东和拉美等的天主教中扩大宣传。3月3日，美国副国务卿塞姆纳尔·威尔斯会见驻华盛顿的宗座代表辛戈格那尼的秘书尤金狄奥·瓦格诺齐(Egidio Vagnozzi)，对梵蒂冈为此所作的解释很不满意，他当即“以全部能量和最大诚意表示，教宗这一决定确实令人遗憾”，因为就在日本以不可胜数的罪行为代价，试图消灭白种人对于亚洲的影响力时，梵蒂冈竟冒险接受来自日本的代表团。威尔斯希望能及时阻止这一计划的实施。3月5日驻华盛顿的宗座代表辛戈格那尼从西部返回，得知威尔斯对梵蒂冈的抗议，立即将美国的反应用急件电告梵蒂冈，并于当晚会见威尔斯。威尔斯告诉他，他当天已就日梵建交一事与罗斯福总统交换看法。总统表示，就他对教宗的了解，此消息令人难以相信。第二天，辛戈格那尼给马廖尼枢机发电报说，“总统宣称，由于了解并珍视教宗的立场与感情，他对于这一措施竟然会得到批准并公诸于众感到不可置信”。他还说，整个事件是日本的一次胜利，由此圣座的威望在美国将大大受损。与此同时，威尔斯指示蒂特曼交给马廖尼枢机第二封长电，对梵蒂冈提出强烈抗议。电文中威尔斯质问梵蒂冈是否真不知道日本对基督教徒和圣殿犯下的暴行，尤其是在菲律宾犯下的暴行？他说教宗同日本建交的消息使美国的天主教徒极为痛心；同时，这会给美国新教徒和共X产X党人提供反天主教宣传的新武器。他还补充说，罗斯福总统已说过：“连如此了解庇护十二世的我都感到这消息不可信。”(《圣座的教会和文件》，第5卷，第276号，1942年2月23日。)

对待美英等国的抗议，梵蒂冈不断地进行解释。按国务卿马廖尼枢机主教的解释是：同日本建交的问题可以追溯到1922年，只是到现在日本议会才投票通过。既然现今日本又统治了1800万天主教徒，与之建交就越发重要，因为这样就可以给教徒们提供更大的帮助。如果梵蒂冈对日本的主动表示不作出答复，那天主教会的布道就要遭难。他还认为这样做可以使教会处于较有利的地位，以便帮助在日本人手中的同盟国战俘。他完全否认接受日本(外交)代表是由于轴心国的压力，并宣称梵蒂冈决不能拒绝对教会宗教利益带来如此好处的这类建议。梵蒂冈接受任何一国政府的(外交)代表，决不意味着赞同该政府的政策。马廖尼枢机主教还强调，梵蒂冈完全是从保护天主教徒的利益出发而作出这一决定的，它不受任何一种政治考虑的驱策，梵蒂冈绝不拒绝任何一个愿意同梵蒂冈建交的国家提出的建交要求。(Anthony Rhodes：The Vatican in the Age of the Dictators(1922-1945)，P.309.)
对梵蒂冈的这种解释英美等国是无法接受的。美国代办蒂特曼(Tittman)先生切中要害地问马廖尼枢机主教，如果苏联提出同样的要求，它是否也接受苏联(外交)代表？
马廖尼对此的答复是：宗教在日本并不像在俄国那样受迫害，再说苏联也并没有提出要与梵蒂冈建交的要求。
马廖尼枢机的这些解释完全得到庇护十二世的支持。教宗本人对自己以前的言论作了补充说明。他说，圣座的决定是为了保护大国内的天主教利益，也是继续为梵蒂冈的慈善使命以及为争取和平做出努力。与日建交并非受政治因素的驱动。为了表明梵蒂冈不想卷入政治漩涡，教宗说，虽然他以前对共产主义进行谴责，但当前的形势要求他不能这样做，因为这些谴责会被归因于政治上的考虑，因此他不再重申这些谴责，虽然这些谴责仍然有效，为此他遭到法西斯媒体的抨击。庇护十二世还提到他要倚仗美国总统保护教宗这一立场，使之不会遭到扭曲。
罗斯福总统虽然完全反对梵蒂冈这种立场，正如3月27日威尔斯指示蒂特曼要利用下一次教宗接见的机会，表达美国国务院对梵蒂冈接受日本使节一事表示“根深蒂固的反对”，但在实际操作中因考虑到天主教徒在美国军队中占了三分之一，担心对梵蒂冈采取过分强硬的态度会引起国内的不安，因此在3月中旬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总统无奈地表示，教宗不可能采取与目前不一样的做法。
反对梵蒂冈与日本建交的国家决不止英美等西方国家，实际上受日本侵略的受害国对此事的反应更为强烈，中国就是其中之一，对梵蒂冈承认日本的行为不仅是非天主教徒的中国人，就连中国信徒也持反对态度。3月19日代表中国天主教会立场的《益世报》就发文，要求教宗不要与日本建交，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日本并非天主教国家，在日本本国及其占领区屡屡发生迫害教会事件；二是日本侵略暴行与天主教教义相违背。
但梵蒂冈已拿定主意与日本建交，任何国家的反对都无济于事。不久东京便将驻梵蒂冈日本使节的人选——原日本驻法国大使馆顾问原田健通知梵蒂冈，得到国务卿马廖尼的首肯。1942年5月9日，教宗在梵蒂冈的大觐见室接见原田健，这位使节向庇护十二世递交了他“作为与大使同级的特别使节”的委任书。
教宗这次接见日本特使是在正式的大觐见室，而以往接见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迈伦·泰勒只是在小觐见室，美国人大为不满。马廖尼枢机主教这样向蒂特曼解释：日本使节是他的国家的官方代表，所以经常会受到相当于大使级的外交礼遇，而泰勒先生是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属于不同范畴，因此会受到略有不同的待遇。不过他向蒂特曼保证，泰勒被赋予了远高于日本使节的荣耀。
日本与梵蒂冈建交也刺激了蒋介石政府认真考虑与梵蒂冈建交。作为备受日本侵略的中国，需要争取世界更多国家的同情和支持，梵蒂冈虽然面积小，但对全世界天主教国家的影响力却是极大的，在国难当头之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更重要的是日梵建交，在政治上使日本捞取了资本，如何抵消日本对梵蒂冈的影响，特别是防止梵蒂冈承认南京汪精卫的伪政权这是蒋政府着重考虑的。
事实上，日本侵占南京后扶植汪精卫伪政权后，日本的确要求教宗承认该政权。汪精卫也屡次托日本和意大利政府要求教廷责成蔡宁赴南京。针对这种形势，英美等国向蒋介石建议，应尽快向教廷派使节免生多变。于是蒋政府加快了与梵正式建交的步伐。
中国与教廷的交往最早可追溯到元代。晚清时期，李鸿章、许文肃等人曾先后提出与圣座建交，后因法国的阻挠未成。民国以后，法国不再阻挠，陆徵祥等人也一直努力，但中国政府始终没有付诸行动。如今国难当头，面临日梵建交，无疑促使中国政府下决心早日与梵蒂冈建交。
为进一步发展与梵蒂冈的友谊，中国政府更加注意保护天主教传教士及教会在华的财产。1942年4月8日，行政院长官蒋廷黻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一、在中国之德、意天主教教士，虽为敌国国民，但系教廷派来中国，故其待遇与敌侨略异；二、天主教会财产并非私有财产，与经商之敌产情况不同，故区别对待，予以保护。(顾卫民：《中国天主教编年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510页。)
日本派遣使节到梵蒂冈后不久，驻华盛顿宗座代表向梵蒂冈发来蒋介石政府的官方请求，要求派遣中国使节前往宗座处。教廷国务卿马廖尼接到请求后两天便作出了肯定的答复，说教宗很乐意接受来自中国的使节。6月7日，国民政府外交部训令中国驻瑞士代办谢寿康与教廷驻瑞士大使柏纳底尼总主教(Abp.Bernadini)进行具体的接洽。教廷同意接受中方派使驻教廷，而教廷驻华代表则暂时不换，仍由蔡宁担任。7月，中国政府任命谢寿康为驻教廷第一任公使。
中国驻梵公使任命后，在解决了公使住所问题以及如何穿越当时与中国是敌国的意大利等问题之后，谢公使于1943年1月30日到罗马后直接进入梵蒂冈。2月25日觐见教宗，递交国书。因战争期间，一切从简，加上日本不愿与中国人一同列席梵蒂冈，因此教宗对华公使的接见、双方的致词均未见报。根据罗光主教的《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罗光全集》，第27卷，台湾学生书局，第260页。)一文中记载，当时谢公使致词说：“在这隆重礼仪的一刻里，应许可卑人向教宗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喜乐，因为能够看见久已怀着的希望终于得以实现，使教廷和中国之间建立了通常的外交关系。教宗一定知道我国人民对于前任教宗所有的敬仰和尊重，我们新中国绝对不会忘记庇护十一世教宗当中国刚从复兴而战的烽火中出来，还没打破以往他人所加给我们的锁链时，庇护第十一世曾向新中国表示了同情。我们新中国也会常记得教宗在各次雄伟的广播词里所宣讲的仁义。这些仁义的话，乃是于今在困苦的人们所听到的希望美歌，使他们继续向前胜过困难……”
庇护十二世致答词。首先他回顾了天主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从元代的柏朗嘉宾，到沙勿略，以及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士等人。然后他说：“贵国人民心中所深有的宗教观念，贵国先儒所有的高尚伦理思想，尤其是贵国人民对于家族的爱情，使贵国伟大民族已具有特别的倾向，足以认识，足以看重福音的宗教理论和伦理原则。但是在圣座和贵国之间，和别的许多国家一样，除了两者间的精神关系以外，还更好有正式的外交关系。我们很高兴一提，以往在我们的前任教宗额我略第十六世，庇护九世，良第十三世，和本笃十五世时，两方为通使曾多次费了心力，然因外间的阻碍，两方虽有诚心，也只好改期，等候更好的机会，终于我们最近的前任教宗庇护十一世，为与贵国通使，能够向前一步，设立了驻华宗座代表职。于今在血泪的时期，在争斗和摧残的战火中，我们为万民公父的心肠常煎着忧伤；天主的上智，令我们心中今天能有这种安慰，看到贵国和圣座两方长久的努力已经成功。对于贵国伟大的民族，我们很高兴展开我们的心，展开我们的怀抱；我们也很知道贵国元首对于公教友，常有诚切的同情。我们因此抱着很坚固和信心，我们相信两方的国交，今天这样顺利地开幕了，来日必定要顺利地继续发展，将来有一天，使遥远的中国神子们，可以兴享在自己的祖国里已经照耀着和平的太阳——一种正义和经久的和平，使全国国民互相合作，以建立新的幸福中国。而且中华人民也可以充分体验到公教的信仰和按着信仰的生活，所能带给私人和全民族的福利……”(《罗光全集》，第27卷，台湾学生书局，第261-262页。)
梵蒂冈与国民政府建交是日本政府和在南京的日伪政权所不希望看到的。他们希望教廷承认南京的日伪政权，但教宗没有这样做，就这点而言，他还是有其原则的。据说，在战争期间，庇护十二世从未承认过由于军事行动的结果而存在的政府。但为不得罪日本，马雷拉(Marella)大主教提议，选派一名教廷代表，指导他与日本和中国当局打交道，并在此基础上达成一项协议，于是蔡宁大主教便被派往南京访问那里的传教士，并与那里的日伪政府接触。1944年8月经蔡宁与日本占领当局的谈判，将被关押在潍县的外籍传教士除少数人留下外，均迁往北平各修会会院。
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表明梵蒂冈的对外政策，是天主教徒的利益先于一切，不管民族事业正确与否。梵蒂冈与所有的法西斯国家签订了协议。但是，法西斯并没有因此而对天主教会心存感激，德国纳粹如此，日本人也是如此。在波恩和科布伦茨档案馆里的德国中央保安局的报告中有许多都揭示了纳粹领袖们对天主教的态度。人们可以从希姆莱和他的主要助手海德里希写的秘密备忘录中发现Ausrotten(绝灭)一词总是同天主教会相联系。在海德里希给他属下传阅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不要忘记，从长远看罗马教宗是一位比丘吉尔更大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敌人。”(A.A.Pol III Informationsberichte uber die Politischen Kirchen，1943年5-6月。)只是希姆莱等人看到了这场战争的长期性，因此要求部下采取更微妙的办法，不要像马丁·鲍曼那样粗野——对那些不顺从的主教们简单地枪毙了事。另据德国中央保安局给海德里希的报告中说：“在取胜的日本人中有一股非常强烈的反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感情，他们认为基督教肯定会破坏古老的亚洲文化。他们懂得如果要使真正的新秩序在亚洲出现的话，必须消灭天主教。”这些都说明法西斯与梵蒂冈签订宗教协议或建交完全是出于策略上的暂时考虑，当他们侵略行径得逞，权力巩固之后，就会转而对付天主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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