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技术规制：穿越联合作战的军种篱笆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5 07:18:22
技术规制：穿越联合作战的军种篱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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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发的一种新型浮标系统，可帮助下潜状态的潜艇与美国国防部信息栅格（GIG）联网，
进而实现与任何一艘海军舰艇的即时联系。![]()
方 汉制图![]()
信息化条件下的联合作战，战场空间已经从传统陆地、海洋、天空，扩展到了太空、网电等多维空间。 ●让联合作战真正联起来，需要技术、制度及文化等各方面的有力支撑。其中，技术的因素最具基础性，也最富操作性
●从C4IRS系统到全球信息栅格，充分体现了“技术规制”对联合作战的正反馈价值。美军对联合作战规律的探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参照
作为一个学术名词，“技术规制”又称“技术导引”或“技术倒逼”，是指预先将某种思想内嵌入技术，通过技术设置来迫使人们穿越因习俗、观念及利益造成的现实障碍，最终达到对预设思想的主动认识与自觉践行。
这一富有创意的理论工具，在民用领域的现实生活中已得到广泛运用，如在校园里通过铺设“减速带”规制车辆降速以防止交通事故，在立交桥通过设定“桥间距”限制超重货车以确保桥梁安全，以及在监狱里通过技术设置引导吸毒人员自觉戒毒，等等。
马克思曾言：“军队的历史非常典型地概括了市民社会的全部历史。”对此，通常的理解是，社会制度就是军队制度的放大。“技术规制”这一在民用领域得到广泛运用的“技术化制度”，在军事领域的运用，其发端更早也更为普遍。
事实上，在网络中心战时代，美军为联合作战而极力打造的C4IRS信息系统、全球信息栅格（Gloal Information Grid,GIG）等，也无非是这一“技术规制”思想的产物。它旨在尝试借助技术设置来迫使陆海空不同军兵种穿越因习俗、观念及利益构筑的军种篱笆，最终达到对联合作战思想的军种共识与自觉践行。
联合的障碍
“军种炎”曾经严重制约美军联合作战
作为一种战争实践，联合作战孕育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但是作为一种明确的理论认知，联合作战的历史却并不漫长。在美军，也不过是二战之后的事。而这一时间节点——也许是历史之必然——恰好和新一轮的技术革命撞到了一起。1946年全球首台军用计算机“ENIAC”的诞生及1969年世界首个网络“阿帕网”的问世，印证了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与阿尔文·托夫勒所宣称的信息时代之到来。从此，作为一种浪潮，信息化开始席卷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也日渐主导着军事领域的一切，战争正式进入信息对抗之网络中心战时代。
与机器中心战时代——充分发挥大工业的力量，集群交战，死拼钢铁不同。在网络中心战时代，人们开始意识到，战争是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如何将不同战场力量有效组织起来，充分发挥整体效能，必须借助于网络，依靠系统集成，而系统集成的灵魂则是信息的有效沟通。显然，在此信息技术充分发达的时代，网络中心战才有了可能，联合作战思想也最终成为了时代的共识。对此，从美军的《2010联合构想》到《2020联合构想》，我们不难看出，引领世界军事变革的美军，一直在探寻联合作战的真谛。
然而，受制于“军种炎”障碍，美军的联合作战也并非一帆风顺。
“军种炎”这一比喻性说法，是美国原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莱·阿斯平借用病理学的词语，以嘲讽美军在联合作战中的军种分歧。在阿斯平看来，1983年美军对格林纳达的武装攻击，虽然终获成功，却暴露了美军严重的“军种炎”症状。据五角大楼后来的调查，由于当时的作战没有通用的无线电通信，有个陆军军官竟然无法和海军舰艇联系，只好在一个普通的电话上，用他从美国电话和电报公司买来的电话卡，给其在北卡罗来纳的布拉格堡办公室打电话，请他们向更高一级的司令转达他要海军火力支援的请求，而极具嘲讽意味的是，该舰艇距其仅仅几英里远。
这一联合作战中暴露出的问题，竟然发生在计算机诞生37年及网络问世14年之后。对此，阿斯平认为这是美军的耻辱，不可理喻。此后，美军诸多重量级将领及知名战略专家都尖锐地指出了类似问题。而里根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爱德华·勒特韦克则干脆出版了《五角大楼与战争艺术》一书，其中，他认为美军联合作战中的军种冲突在越南战争期间就已十分严重，对这种各军种互相扯皮的现象应该给予毫不客气的训斥。
对于上述不同军兵种之间有关联合作战的冲突，美军一直在变革中从技术、制度及文化等方面寻求化解之道。其中，20世纪90年代中期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的比尔·欧文斯上将，在其主导的军事变革中则开出了“技术规制”的药方。在阐述其相关军事思想的《揭开战争的迷雾》一书中，他具体讲道：“应以更严格的跨军种互通性作为衡量标准，减少重复性建设，更充分地利用信息技术优势，研发‘信息导向型’主战武器装备，加紧向跨军种融合型采购模式转型，加大研发能相互配合的通用型军事技术，以促进联合作战。”
联合的优势
C4IRS系统有力支撑“发现者的胜利”
按照比尔·欧文斯的“技术规制”思想，在网络中心战时代，美军在向联合作战军事转型过程中，专门制订有《联合作战科学与技术计划》，它经联合需求论证委员会、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军种副参谋长三方通过，以求从技术层面就铺设好联合作战的轨道。
具体而言，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军物理信息化系统建设日渐掀起热潮，各军兵种开发的指挥控制系统达100多种，但由于顶层设计的不足及统一标准的缺位，联合作战所需求的互通、互联、互操作极为困难。为此，随着“网络中心战”理论的提出并日臻成熟，1992年，美军针对各军兵种指挥控制系统中“烟囱式”结构的弊端，提出了“勇士C4I”计划。
这一计划是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及情报的集成。其中，若按高级智能生物的隐喻而言，指挥系统是“神经中枢”，控制系统是“手脚”，通信系统是“神经脉络”，计算机系统是“大脑”，情报系统则是“耳目”。“勇士C4I”计划的目的是要从技术规制层面上实现各军兵种之间的信息“无缝隙传递”，把各种作战力量、各个战场及其子系统紧密地连为一体，进而谋求强大的军事优势。
C4I（美军后来将其进一步充实为C4ISR）很快在战场上“牛刀小试”。请看发生在伊拉克战争中的真实战例：2003年3月20日，伊拉克本土连续升起6枚“飞毛腿”和萨姆德导弹，飞向驻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仅仅12秒钟，美军位于太平洋上空的导弹预警卫星就发现目标，有关信息很快传递到美国航天司令部数据处理中心，经巨型计算机紧急处理即刻得到了有效拦截参数，并通过卫星传给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导弹指挥中心。整个过程只在眨眼之间，而“飞毛腿”至少要飞行3-4分钟，正是这短短的时间差，使伊军的导弹被美军成功拦截。
技术标准的统一、信息的实时传递，保证了战场上“发现即摧毁”，也导引着美军继续开拓联合作战的新境界。在“小胜”面前美军发现：C4ISR系统其实并不完美，仍有升级空间：一、C4ISR只能处理通过计算机通信联网的信息，而对很多其它设备的数字化信息，比如战场前端的传感器、作战要素的射击系统等，不具备兼容共享的能力。二、C4ISR从以往的天基、空基、地基和海基的信息系统演变而来，技术标准的统一并不彻底，C4ISR系统不能把信息网的触角延伸到每一个节点，更无法实现全球范围的联网。
为此，美军在C4ISR的基础上又提出，要谋求“全时、全维的信息优势”以及“高效、直接的战场信息转化能力”，也即所谓的“信息球”概念。显然，这是一个更加顶层的设计，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无缝隙网络”，也是全球信息栅格（GIG）的最初表述。此后，美军不断对GIG进行设计论证，目前，其体系结构已基本建设完成，预计到2020年全面完成后将整体投入使用。
联合的愿景
GIG铺设一体化战场的“神经网络”
全球信息栅格的终极目标是：“在未来战场上，可以在任意时间、任意地点将任意形式的信息传递给任意人”。具体而言，GIG是一个完善的、广域的分布式网络体系结构，由传感器栅格、信息栅格及交战栅格交织而成。其中，传感器栅格犹如“千里眼”和“顺风耳”，其主要功能是利用各种高空侦察卫星、遍布全球的中继站及其他情报采集系统进行信息感知与获取；信息栅格则犹如信息流动的“高速公路”，主要由各种信息处理系统、通信和数据链路系统及服务系统等组成，负责将传感器栅格获取的信息进行处理及分发控制；而交战栅格则好比力量出击终端的“利剑”，这一跨军种构建的陆、海、空、天、电全维度立体打击网络，负责最终贯通联合作战力量运用的多路链条。
GIG概念的提出是革命性的，美军的信息网络和C4ISR系统也因此正在发生一系列变化。如：信息获取全球化，信息交换全维化，信息处理智能化，信息设施兼容化，信息防护保密化，等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GIG中强调从传感器到射击器的全程信息一体化兼容，实现任何能发送和接收“0”“1”数字信号的设备均能与GIG相联，从而提升整体战斗力水平。而GIG的全面覆盖之势，则强制性地“倒逼”着战场上的所有单元、所有节点——哪怕只是一个单兵——必须主动适应变化，融入网络，否则将无所作为，直至淘汰出局。
现实的例子发生在2007年的伊拉克战场。作为首批装备美军数字化单兵系统（“陆地勇士”系统）的驻伊特种作战部队，单兵实际上已经随时随地融入了战术互联网，进而融入了联合作战体系。当年9月，一个在巴格达外围执行清剿任务的小分队，遭遇大批武装分子伏击。这些士兵没有直接向上级请求支援——如前文提到的1983年美军对格林纳达的军事行动那样——而是利用“陆地勇士”立即向战地联合指挥官发出增援请求。从战地联合指挥官收到请求到在临近空域飞行的F-16战机接到命令实施凌空轰炸，整个流程用时不到5分钟。用时之短，显示出了GIG支撑下的一体化联合作战威力。
而反面的事例则来自去年的利比亚战争。虽然北约近年来在侦察卫星、无人机等传感器和主战飞机等方面都有了长足进步，但是由于北约与法军的通讯设备、数据链、指控系统等不太兼容，战场上信息处理不畅、信息流动滞涩，双方的联合作战行动效能因此受到较大制约，甚至多次发生北约部队误炸利比亚反政府军的情况。因此有军事专家评论北约“用高技术兵器打了一场低水平的战争”。
上述正反两方面案例旨在说明，一旦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可以将且已然将各作战单元连接成一个网络体系，那么，对于处在对抗双方中的任何一支军队而言，除了进行一体化联合作战，将别无选择。当然，技术依赖思想也有缺陷，夸大或者过分地强调网络中心战，则容易出现作战单元被分隔摧毁的危险，而“结构破坏”“体系破击”“节点打击”及“瘫痪战略”等崭新作战思想，也正是建立于这一基础之上。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通过军事技术规制的手段以，其背后更深刻的思想在于，作为战争预实践活动的场所，现代作战实验室使传统“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向“打什么仗造什么武器”的转变成为可能。换而言之，对于未来联合作战，先经实验室设计战争之后，再从顶层规划不同军种的一体化武器装备，是美军从《2010联合构想》向《2020联合构想》深入拓展的路由，也是军事技术规制可以穿越联合作战军种篱笆的生动写照，它浓缩着以往的教训，也启迪着未来的战争。
技术规制：穿越联合作战的军种篱笆 作者：石海明 刘戟锋2012-05-10 来源：中国军网--解放军报![]()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发的一种新型浮标系统，可帮助下潜状态的潜艇与美国国防部信息栅格（GIG）联网，
进而实现与任何一艘海军舰艇的即时联系。![]()
方 汉制图![]()
信息化条件下的联合作战，战场空间已经从传统陆地、海洋、天空，扩展到了太空、网电等多维空间。 ●让联合作战真正联起来，需要技术、制度及文化等各方面的有力支撑。其中，技术的因素最具基础性，也最富操作性
●从C4IRS系统到全球信息栅格，充分体现了“技术规制”对联合作战的正反馈价值。美军对联合作战规律的探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参照
作为一个学术名词，“技术规制”又称“技术导引”或“技术倒逼”，是指预先将某种思想内嵌入技术，通过技术设置来迫使人们穿越因习俗、观念及利益造成的现实障碍，最终达到对预设思想的主动认识与自觉践行。
这一富有创意的理论工具，在民用领域的现实生活中已得到广泛运用，如在校园里通过铺设“减速带”规制车辆降速以防止交通事故，在立交桥通过设定“桥间距”限制超重货车以确保桥梁安全，以及在监狱里通过技术设置引导吸毒人员自觉戒毒，等等。
马克思曾言：“军队的历史非常典型地概括了市民社会的全部历史。”对此，通常的理解是，社会制度就是军队制度的放大。“技术规制”这一在民用领域得到广泛运用的“技术化制度”，在军事领域的运用，其发端更早也更为普遍。
事实上，在网络中心战时代，美军为联合作战而极力打造的C4IRS信息系统、全球信息栅格（Gloal Information Grid,GIG）等，也无非是这一“技术规制”思想的产物。它旨在尝试借助技术设置来迫使陆海空不同军兵种穿越因习俗、观念及利益构筑的军种篱笆，最终达到对联合作战思想的军种共识与自觉践行。
联合的障碍
“军种炎”曾经严重制约美军联合作战
作为一种战争实践，联合作战孕育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但是作为一种明确的理论认知，联合作战的历史却并不漫长。在美军，也不过是二战之后的事。而这一时间节点——也许是历史之必然——恰好和新一轮的技术革命撞到了一起。1946年全球首台军用计算机“ENIAC”的诞生及1969年世界首个网络“阿帕网”的问世，印证了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与阿尔文·托夫勒所宣称的信息时代之到来。从此，作为一种浪潮，信息化开始席卷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也日渐主导着军事领域的一切，战争正式进入信息对抗之网络中心战时代。
与机器中心战时代——充分发挥大工业的力量，集群交战，死拼钢铁不同。在网络中心战时代，人们开始意识到，战争是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如何将不同战场力量有效组织起来，充分发挥整体效能，必须借助于网络，依靠系统集成，而系统集成的灵魂则是信息的有效沟通。显然，在此信息技术充分发达的时代，网络中心战才有了可能，联合作战思想也最终成为了时代的共识。对此，从美军的《2010联合构想》到《2020联合构想》，我们不难看出，引领世界军事变革的美军，一直在探寻联合作战的真谛。
然而，受制于“军种炎”障碍，美军的联合作战也并非一帆风顺。
“军种炎”这一比喻性说法，是美国原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莱·阿斯平借用病理学的词语，以嘲讽美军在联合作战中的军种分歧。在阿斯平看来，1983年美军对格林纳达的武装攻击，虽然终获成功，却暴露了美军严重的“军种炎”症状。据五角大楼后来的调查，由于当时的作战没有通用的无线电通信，有个陆军军官竟然无法和海军舰艇联系，只好在一个普通的电话上，用他从美国电话和电报公司买来的电话卡，给其在北卡罗来纳的布拉格堡办公室打电话，请他们向更高一级的司令转达他要海军火力支援的请求，而极具嘲讽意味的是，该舰艇距其仅仅几英里远。
这一联合作战中暴露出的问题，竟然发生在计算机诞生37年及网络问世14年之后。对此，阿斯平认为这是美军的耻辱，不可理喻。此后，美军诸多重量级将领及知名战略专家都尖锐地指出了类似问题。而里根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爱德华·勒特韦克则干脆出版了《五角大楼与战争艺术》一书，其中，他认为美军联合作战中的军种冲突在越南战争期间就已十分严重，对这种各军种互相扯皮的现象应该给予毫不客气的训斥。
对于上述不同军兵种之间有关联合作战的冲突，美军一直在变革中从技术、制度及文化等方面寻求化解之道。其中，20世纪90年代中期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的比尔·欧文斯上将，在其主导的军事变革中则开出了“技术规制”的药方。在阐述其相关军事思想的《揭开战争的迷雾》一书中，他具体讲道：“应以更严格的跨军种互通性作为衡量标准，减少重复性建设，更充分地利用信息技术优势，研发‘信息导向型’主战武器装备，加紧向跨军种融合型采购模式转型，加大研发能相互配合的通用型军事技术，以促进联合作战。”
联合的优势
C4IRS系统有力支撑“发现者的胜利”
按照比尔·欧文斯的“技术规制”思想，在网络中心战时代，美军在向联合作战军事转型过程中，专门制订有《联合作战科学与技术计划》，它经联合需求论证委员会、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军种副参谋长三方通过，以求从技术层面就铺设好联合作战的轨道。
具体而言，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军物理信息化系统建设日渐掀起热潮，各军兵种开发的指挥控制系统达100多种，但由于顶层设计的不足及统一标准的缺位，联合作战所需求的互通、互联、互操作极为困难。为此，随着“网络中心战”理论的提出并日臻成熟，1992年，美军针对各军兵种指挥控制系统中“烟囱式”结构的弊端，提出了“勇士C4I”计划。
这一计划是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及情报的集成。其中，若按高级智能生物的隐喻而言，指挥系统是“神经中枢”，控制系统是“手脚”，通信系统是“神经脉络”，计算机系统是“大脑”，情报系统则是“耳目”。“勇士C4I”计划的目的是要从技术规制层面上实现各军兵种之间的信息“无缝隙传递”，把各种作战力量、各个战场及其子系统紧密地连为一体，进而谋求强大的军事优势。
C4I（美军后来将其进一步充实为C4ISR）很快在战场上“牛刀小试”。请看发生在伊拉克战争中的真实战例：2003年3月20日，伊拉克本土连续升起6枚“飞毛腿”和萨姆德导弹，飞向驻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仅仅12秒钟，美军位于太平洋上空的导弹预警卫星就发现目标，有关信息很快传递到美国航天司令部数据处理中心，经巨型计算机紧急处理即刻得到了有效拦截参数，并通过卫星传给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导弹指挥中心。整个过程只在眨眼之间，而“飞毛腿”至少要飞行3-4分钟，正是这短短的时间差，使伊军的导弹被美军成功拦截。
技术标准的统一、信息的实时传递，保证了战场上“发现即摧毁”，也导引着美军继续开拓联合作战的新境界。在“小胜”面前美军发现：C4ISR系统其实并不完美，仍有升级空间：一、C4ISR只能处理通过计算机通信联网的信息，而对很多其它设备的数字化信息，比如战场前端的传感器、作战要素的射击系统等，不具备兼容共享的能力。二、C4ISR从以往的天基、空基、地基和海基的信息系统演变而来，技术标准的统一并不彻底，C4ISR系统不能把信息网的触角延伸到每一个节点，更无法实现全球范围的联网。
为此，美军在C4ISR的基础上又提出，要谋求“全时、全维的信息优势”以及“高效、直接的战场信息转化能力”，也即所谓的“信息球”概念。显然，这是一个更加顶层的设计，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无缝隙网络”，也是全球信息栅格（GIG）的最初表述。此后，美军不断对GIG进行设计论证，目前，其体系结构已基本建设完成，预计到2020年全面完成后将整体投入使用。
联合的愿景
GIG铺设一体化战场的“神经网络”
全球信息栅格的终极目标是：“在未来战场上，可以在任意时间、任意地点将任意形式的信息传递给任意人”。具体而言，GIG是一个完善的、广域的分布式网络体系结构，由传感器栅格、信息栅格及交战栅格交织而成。其中，传感器栅格犹如“千里眼”和“顺风耳”，其主要功能是利用各种高空侦察卫星、遍布全球的中继站及其他情报采集系统进行信息感知与获取；信息栅格则犹如信息流动的“高速公路”，主要由各种信息处理系统、通信和数据链路系统及服务系统等组成，负责将传感器栅格获取的信息进行处理及分发控制；而交战栅格则好比力量出击终端的“利剑”，这一跨军种构建的陆、海、空、天、电全维度立体打击网络，负责最终贯通联合作战力量运用的多路链条。
GIG概念的提出是革命性的，美军的信息网络和C4ISR系统也因此正在发生一系列变化。如：信息获取全球化，信息交换全维化，信息处理智能化，信息设施兼容化，信息防护保密化，等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GIG中强调从传感器到射击器的全程信息一体化兼容，实现任何能发送和接收“0”“1”数字信号的设备均能与GIG相联，从而提升整体战斗力水平。而GIG的全面覆盖之势，则强制性地“倒逼”着战场上的所有单元、所有节点——哪怕只是一个单兵——必须主动适应变化，融入网络，否则将无所作为，直至淘汰出局。
现实的例子发生在2007年的伊拉克战场。作为首批装备美军数字化单兵系统（“陆地勇士”系统）的驻伊特种作战部队，单兵实际上已经随时随地融入了战术互联网，进而融入了联合作战体系。当年9月，一个在巴格达外围执行清剿任务的小分队，遭遇大批武装分子伏击。这些士兵没有直接向上级请求支援——如前文提到的1983年美军对格林纳达的军事行动那样——而是利用“陆地勇士”立即向战地联合指挥官发出增援请求。从战地联合指挥官收到请求到在临近空域飞行的F-16战机接到命令实施凌空轰炸，整个流程用时不到5分钟。用时之短，显示出了GIG支撑下的一体化联合作战威力。
而反面的事例则来自去年的利比亚战争。虽然北约近年来在侦察卫星、无人机等传感器和主战飞机等方面都有了长足进步，但是由于北约与法军的通讯设备、数据链、指控系统等不太兼容，战场上信息处理不畅、信息流动滞涩，双方的联合作战行动效能因此受到较大制约，甚至多次发生北约部队误炸利比亚反政府军的情况。因此有军事专家评论北约“用高技术兵器打了一场低水平的战争”。
上述正反两方面案例旨在说明，一旦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可以将且已然将各作战单元连接成一个网络体系，那么，对于处在对抗双方中的任何一支军队而言，除了进行一体化联合作战，将别无选择。当然，技术依赖思想也有缺陷，夸大或者过分地强调网络中心战，则容易出现作战单元被分隔摧毁的危险，而“结构破坏”“体系破击”“节点打击”及“瘫痪战略”等崭新作战思想，也正是建立于这一基础之上。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通过军事技术规制的手段以，其背后更深刻的思想在于，作为战争预实践活动的场所，现代作战实验室使传统“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向“打什么仗造什么武器”的转变成为可能。换而言之，对于未来联合作战，先经实验室设计战争之后，再从顶层规划不同军种的一体化武器装备，是美军从《2010联合构想》向《2020联合构想》深入拓展的路由，也是军事技术规制可以穿越联合作战军种篱笆的生动写照，它浓缩着以往的教训，也启迪着未来的战争。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
http://chn.chinamil.com.cn/jskj/2012-05/10/content_4857123.htm
作者：石海明 刘戟锋
2012-05-10 来源：中国军网--解放军报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发的一种新型浮标系统，可帮助下潜状态的潜艇与美国国防部信息栅格（GIG）联网，
进而实现与任何一艘海军舰艇的即时联系。
方 汉制图
信息化条件下的联合作战，战场空间已经从传统陆地、海洋、天空，扩展到了太空、网电等多维空间。 ●让联合作战真正联起来，需要技术、制度及文化等各方面的有力支撑。其中，技术的因素最具基础性，也最富操作性
●从C4IRS系统到全球信息栅格，充分体现了“技术规制”对联合作战的正反馈价值。美军对联合作战规律的探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参照
作为一个学术名词，“技术规制”又称“技术导引”或“技术倒逼”，是指预先将某种思想内嵌入技术，通过技术设置来迫使人们穿越因习俗、观念及利益造成的现实障碍，最终达到对预设思想的主动认识与自觉践行。
这一富有创意的理论工具，在民用领域的现实生活中已得到广泛运用，如在校园里通过铺设“减速带”规制车辆降速以防止交通事故，在立交桥通过设定“桥间距”限制超重货车以确保桥梁安全，以及在监狱里通过技术设置引导吸毒人员自觉戒毒，等等。
马克思曾言：“军队的历史非常典型地概括了市民社会的全部历史。”对此，通常的理解是，社会制度就是军队制度的放大。“技术规制”这一在民用领域得到广泛运用的“技术化制度”，在军事领域的运用，其发端更早也更为普遍。
事实上，在网络中心战时代，美军为联合作战而极力打造的C4IRS信息系统、全球信息栅格（Gloal Information Grid,GIG）等，也无非是这一“技术规制”思想的产物。它旨在尝试借助技术设置来迫使陆海空不同军兵种穿越因习俗、观念及利益构筑的军种篱笆，最终达到对联合作战思想的军种共识与自觉践行。
联合的障碍
“军种炎”曾经严重制约美军联合作战
作为一种战争实践，联合作战孕育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但是作为一种明确的理论认知，联合作战的历史却并不漫长。在美军，也不过是二战之后的事。而这一时间节点——也许是历史之必然——恰好和新一轮的技术革命撞到了一起。1946年全球首台军用计算机“ENIAC”的诞生及1969年世界首个网络“阿帕网”的问世，印证了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与阿尔文·托夫勒所宣称的信息时代之到来。从此，作为一种浪潮，信息化开始席卷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也日渐主导着军事领域的一切，战争正式进入信息对抗之网络中心战时代。
与机器中心战时代——充分发挥大工业的力量，集群交战，死拼钢铁不同。在网络中心战时代，人们开始意识到，战争是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如何将不同战场力量有效组织起来，充分发挥整体效能，必须借助于网络，依靠系统集成，而系统集成的灵魂则是信息的有效沟通。显然，在此信息技术充分发达的时代，网络中心战才有了可能，联合作战思想也最终成为了时代的共识。对此，从美军的《2010联合构想》到《2020联合构想》，我们不难看出，引领世界军事变革的美军，一直在探寻联合作战的真谛。
然而，受制于“军种炎”障碍，美军的联合作战也并非一帆风顺。
“军种炎”这一比喻性说法，是美国原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莱·阿斯平借用病理学的词语，以嘲讽美军在联合作战中的军种分歧。在阿斯平看来，1983年美军对格林纳达的武装攻击，虽然终获成功，却暴露了美军严重的“军种炎”症状。据五角大楼后来的调查，由于当时的作战没有通用的无线电通信，有个陆军军官竟然无法和海军舰艇联系，只好在一个普通的电话上，用他从美国电话和电报公司买来的电话卡，给其在北卡罗来纳的布拉格堡办公室打电话，请他们向更高一级的司令转达他要海军火力支援的请求，而极具嘲讽意味的是，该舰艇距其仅仅几英里远。
这一联合作战中暴露出的问题，竟然发生在计算机诞生37年及网络问世14年之后。对此，阿斯平认为这是美军的耻辱，不可理喻。此后，美军诸多重量级将领及知名战略专家都尖锐地指出了类似问题。而里根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爱德华·勒特韦克则干脆出版了《五角大楼与战争艺术》一书，其中，他认为美军联合作战中的军种冲突在越南战争期间就已十分严重，对这种各军种互相扯皮的现象应该给予毫不客气的训斥。
对于上述不同军兵种之间有关联合作战的冲突，美军一直在变革中从技术、制度及文化等方面寻求化解之道。其中，20世纪90年代中期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的比尔·欧文斯上将，在其主导的军事变革中则开出了“技术规制”的药方。在阐述其相关军事思想的《揭开战争的迷雾》一书中，他具体讲道：“应以更严格的跨军种互通性作为衡量标准，减少重复性建设，更充分地利用信息技术优势，研发‘信息导向型’主战武器装备，加紧向跨军种融合型采购模式转型，加大研发能相互配合的通用型军事技术，以促进联合作战。”
联合的优势
C4IRS系统有力支撑“发现者的胜利”
按照比尔·欧文斯的“技术规制”思想，在网络中心战时代，美军在向联合作战军事转型过程中，专门制订有《联合作战科学与技术计划》，它经联合需求论证委员会、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军种副参谋长三方通过，以求从技术层面就铺设好联合作战的轨道。
具体而言，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军物理信息化系统建设日渐掀起热潮，各军兵种开发的指挥控制系统达100多种，但由于顶层设计的不足及统一标准的缺位，联合作战所需求的互通、互联、互操作极为困难。为此，随着“网络中心战”理论的提出并日臻成熟，1992年，美军针对各军兵种指挥控制系统中“烟囱式”结构的弊端，提出了“勇士C4I”计划。
这一计划是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及情报的集成。其中，若按高级智能生物的隐喻而言，指挥系统是“神经中枢”，控制系统是“手脚”，通信系统是“神经脉络”，计算机系统是“大脑”，情报系统则是“耳目”。“勇士C4I”计划的目的是要从技术规制层面上实现各军兵种之间的信息“无缝隙传递”，把各种作战力量、各个战场及其子系统紧密地连为一体，进而谋求强大的军事优势。
C4I（美军后来将其进一步充实为C4ISR）很快在战场上“牛刀小试”。请看发生在伊拉克战争中的真实战例：2003年3月20日，伊拉克本土连续升起6枚“飞毛腿”和萨姆德导弹，飞向驻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仅仅12秒钟，美军位于太平洋上空的导弹预警卫星就发现目标，有关信息很快传递到美国航天司令部数据处理中心，经巨型计算机紧急处理即刻得到了有效拦截参数，并通过卫星传给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导弹指挥中心。整个过程只在眨眼之间，而“飞毛腿”至少要飞行3-4分钟，正是这短短的时间差，使伊军的导弹被美军成功拦截。
技术标准的统一、信息的实时传递，保证了战场上“发现即摧毁”，也导引着美军继续开拓联合作战的新境界。在“小胜”面前美军发现：C4ISR系统其实并不完美，仍有升级空间：一、C4ISR只能处理通过计算机通信联网的信息，而对很多其它设备的数字化信息，比如战场前端的传感器、作战要素的射击系统等，不具备兼容共享的能力。二、C4ISR从以往的天基、空基、地基和海基的信息系统演变而来，技术标准的统一并不彻底，C4ISR系统不能把信息网的触角延伸到每一个节点，更无法实现全球范围的联网。
为此，美军在C4ISR的基础上又提出，要谋求“全时、全维的信息优势”以及“高效、直接的战场信息转化能力”，也即所谓的“信息球”概念。显然，这是一个更加顶层的设计，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无缝隙网络”，也是全球信息栅格（GIG）的最初表述。此后，美军不断对GIG进行设计论证，目前，其体系结构已基本建设完成，预计到2020年全面完成后将整体投入使用。
联合的愿景
GIG铺设一体化战场的“神经网络”
全球信息栅格的终极目标是：“在未来战场上，可以在任意时间、任意地点将任意形式的信息传递给任意人”。具体而言，GIG是一个完善的、广域的分布式网络体系结构，由传感器栅格、信息栅格及交战栅格交织而成。其中，传感器栅格犹如“千里眼”和“顺风耳”，其主要功能是利用各种高空侦察卫星、遍布全球的中继站及其他情报采集系统进行信息感知与获取；信息栅格则犹如信息流动的“高速公路”，主要由各种信息处理系统、通信和数据链路系统及服务系统等组成，负责将传感器栅格获取的信息进行处理及分发控制；而交战栅格则好比力量出击终端的“利剑”，这一跨军种构建的陆、海、空、天、电全维度立体打击网络，负责最终贯通联合作战力量运用的多路链条。
GIG概念的提出是革命性的，美军的信息网络和C4ISR系统也因此正在发生一系列变化。如：信息获取全球化，信息交换全维化，信息处理智能化，信息设施兼容化，信息防护保密化，等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GIG中强调从传感器到射击器的全程信息一体化兼容，实现任何能发送和接收“0”“1”数字信号的设备均能与GIG相联，从而提升整体战斗力水平。而GIG的全面覆盖之势，则强制性地“倒逼”着战场上的所有单元、所有节点——哪怕只是一个单兵——必须主动适应变化，融入网络，否则将无所作为，直至淘汰出局。
现实的例子发生在2007年的伊拉克战场。作为首批装备美军数字化单兵系统（“陆地勇士”系统）的驻伊特种作战部队，单兵实际上已经随时随地融入了战术互联网，进而融入了联合作战体系。当年9月，一个在巴格达外围执行清剿任务的小分队，遭遇大批武装分子伏击。这些士兵没有直接向上级请求支援——如前文提到的1983年美军对格林纳达的军事行动那样——而是利用“陆地勇士”立即向战地联合指挥官发出增援请求。从战地联合指挥官收到请求到在临近空域飞行的F-16战机接到命令实施凌空轰炸，整个流程用时不到5分钟。用时之短，显示出了GIG支撑下的一体化联合作战威力。
而反面的事例则来自去年的利比亚战争。虽然北约近年来在侦察卫星、无人机等传感器和主战飞机等方面都有了长足进步，但是由于北约与法军的通讯设备、数据链、指控系统等不太兼容，战场上信息处理不畅、信息流动滞涩，双方的联合作战行动效能因此受到较大制约，甚至多次发生北约部队误炸利比亚反政府军的情况。因此有军事专家评论北约“用高技术兵器打了一场低水平的战争”。
上述正反两方面案例旨在说明，一旦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可以将且已然将各作战单元连接成一个网络体系，那么，对于处在对抗双方中的任何一支军队而言，除了进行一体化联合作战，将别无选择。当然，技术依赖思想也有缺陷，夸大或者过分地强调网络中心战，则容易出现作战单元被分隔摧毁的危险，而“结构破坏”“体系破击”“节点打击”及“瘫痪战略”等崭新作战思想，也正是建立于这一基础之上。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通过军事技术规制的手段以，其背后更深刻的思想在于，作为战争预实践活动的场所，现代作战实验室使传统“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向“打什么仗造什么武器”的转变成为可能。换而言之，对于未来联合作战，先经实验室设计战争之后，再从顶层规划不同军种的一体化武器装备，是美军从《2010联合构想》向《2020联合构想》深入拓展的路由，也是军事技术规制可以穿越联合作战军种篱笆的生动写照，它浓缩着以往的教训，也启迪着未来的战争。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
技术规制：穿越联合作战的军种篱笆 作者：石海明 刘戟锋2012-05-10 来源：中国军网--解放军报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发的一种新型浮标系统，可帮助下潜状态的潜艇与美国国防部信息栅格（GIG）联网，
进而实现与任何一艘海军舰艇的即时联系。
方 汉制图
信息化条件下的联合作战，战场空间已经从传统陆地、海洋、天空，扩展到了太空、网电等多维空间。 ●让联合作战真正联起来，需要技术、制度及文化等各方面的有力支撑。其中，技术的因素最具基础性，也最富操作性
●从C4IRS系统到全球信息栅格，充分体现了“技术规制”对联合作战的正反馈价值。美军对联合作战规律的探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参照
作为一个学术名词，“技术规制”又称“技术导引”或“技术倒逼”，是指预先将某种思想内嵌入技术，通过技术设置来迫使人们穿越因习俗、观念及利益造成的现实障碍，最终达到对预设思想的主动认识与自觉践行。
这一富有创意的理论工具，在民用领域的现实生活中已得到广泛运用，如在校园里通过铺设“减速带”规制车辆降速以防止交通事故，在立交桥通过设定“桥间距”限制超重货车以确保桥梁安全，以及在监狱里通过技术设置引导吸毒人员自觉戒毒，等等。
马克思曾言：“军队的历史非常典型地概括了市民社会的全部历史。”对此，通常的理解是，社会制度就是军队制度的放大。“技术规制”这一在民用领域得到广泛运用的“技术化制度”，在军事领域的运用，其发端更早也更为普遍。
事实上，在网络中心战时代，美军为联合作战而极力打造的C4IRS信息系统、全球信息栅格（Gloal Information Grid,GIG）等，也无非是这一“技术规制”思想的产物。它旨在尝试借助技术设置来迫使陆海空不同军兵种穿越因习俗、观念及利益构筑的军种篱笆，最终达到对联合作战思想的军种共识与自觉践行。
联合的障碍
“军种炎”曾经严重制约美军联合作战
作为一种战争实践，联合作战孕育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但是作为一种明确的理论认知，联合作战的历史却并不漫长。在美军，也不过是二战之后的事。而这一时间节点——也许是历史之必然——恰好和新一轮的技术革命撞到了一起。1946年全球首台军用计算机“ENIAC”的诞生及1969年世界首个网络“阿帕网”的问世，印证了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与阿尔文·托夫勒所宣称的信息时代之到来。从此，作为一种浪潮，信息化开始席卷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也日渐主导着军事领域的一切，战争正式进入信息对抗之网络中心战时代。
与机器中心战时代——充分发挥大工业的力量，集群交战，死拼钢铁不同。在网络中心战时代，人们开始意识到，战争是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如何将不同战场力量有效组织起来，充分发挥整体效能，必须借助于网络，依靠系统集成，而系统集成的灵魂则是信息的有效沟通。显然，在此信息技术充分发达的时代，网络中心战才有了可能，联合作战思想也最终成为了时代的共识。对此，从美军的《2010联合构想》到《2020联合构想》，我们不难看出，引领世界军事变革的美军，一直在探寻联合作战的真谛。
然而，受制于“军种炎”障碍，美军的联合作战也并非一帆风顺。
“军种炎”这一比喻性说法，是美国原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莱·阿斯平借用病理学的词语，以嘲讽美军在联合作战中的军种分歧。在阿斯平看来，1983年美军对格林纳达的武装攻击，虽然终获成功，却暴露了美军严重的“军种炎”症状。据五角大楼后来的调查，由于当时的作战没有通用的无线电通信，有个陆军军官竟然无法和海军舰艇联系，只好在一个普通的电话上，用他从美国电话和电报公司买来的电话卡，给其在北卡罗来纳的布拉格堡办公室打电话，请他们向更高一级的司令转达他要海军火力支援的请求，而极具嘲讽意味的是，该舰艇距其仅仅几英里远。
这一联合作战中暴露出的问题，竟然发生在计算机诞生37年及网络问世14年之后。对此，阿斯平认为这是美军的耻辱，不可理喻。此后，美军诸多重量级将领及知名战略专家都尖锐地指出了类似问题。而里根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爱德华·勒特韦克则干脆出版了《五角大楼与战争艺术》一书，其中，他认为美军联合作战中的军种冲突在越南战争期间就已十分严重，对这种各军种互相扯皮的现象应该给予毫不客气的训斥。
对于上述不同军兵种之间有关联合作战的冲突，美军一直在变革中从技术、制度及文化等方面寻求化解之道。其中，20世纪90年代中期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的比尔·欧文斯上将，在其主导的军事变革中则开出了“技术规制”的药方。在阐述其相关军事思想的《揭开战争的迷雾》一书中，他具体讲道：“应以更严格的跨军种互通性作为衡量标准，减少重复性建设，更充分地利用信息技术优势，研发‘信息导向型’主战武器装备，加紧向跨军种融合型采购模式转型，加大研发能相互配合的通用型军事技术，以促进联合作战。”
联合的优势
C4IRS系统有力支撑“发现者的胜利”
按照比尔·欧文斯的“技术规制”思想，在网络中心战时代，美军在向联合作战军事转型过程中，专门制订有《联合作战科学与技术计划》，它经联合需求论证委员会、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军种副参谋长三方通过，以求从技术层面就铺设好联合作战的轨道。
具体而言，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军物理信息化系统建设日渐掀起热潮，各军兵种开发的指挥控制系统达100多种，但由于顶层设计的不足及统一标准的缺位，联合作战所需求的互通、互联、互操作极为困难。为此，随着“网络中心战”理论的提出并日臻成熟，1992年，美军针对各军兵种指挥控制系统中“烟囱式”结构的弊端，提出了“勇士C4I”计划。
这一计划是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及情报的集成。其中，若按高级智能生物的隐喻而言，指挥系统是“神经中枢”，控制系统是“手脚”，通信系统是“神经脉络”，计算机系统是“大脑”，情报系统则是“耳目”。“勇士C4I”计划的目的是要从技术规制层面上实现各军兵种之间的信息“无缝隙传递”，把各种作战力量、各个战场及其子系统紧密地连为一体，进而谋求强大的军事优势。
C4I（美军后来将其进一步充实为C4ISR）很快在战场上“牛刀小试”。请看发生在伊拉克战争中的真实战例：2003年3月20日，伊拉克本土连续升起6枚“飞毛腿”和萨姆德导弹，飞向驻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仅仅12秒钟，美军位于太平洋上空的导弹预警卫星就发现目标，有关信息很快传递到美国航天司令部数据处理中心，经巨型计算机紧急处理即刻得到了有效拦截参数，并通过卫星传给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导弹指挥中心。整个过程只在眨眼之间，而“飞毛腿”至少要飞行3-4分钟，正是这短短的时间差，使伊军的导弹被美军成功拦截。
技术标准的统一、信息的实时传递，保证了战场上“发现即摧毁”，也导引着美军继续开拓联合作战的新境界。在“小胜”面前美军发现：C4ISR系统其实并不完美，仍有升级空间：一、C4ISR只能处理通过计算机通信联网的信息，而对很多其它设备的数字化信息，比如战场前端的传感器、作战要素的射击系统等，不具备兼容共享的能力。二、C4ISR从以往的天基、空基、地基和海基的信息系统演变而来，技术标准的统一并不彻底，C4ISR系统不能把信息网的触角延伸到每一个节点，更无法实现全球范围的联网。
为此，美军在C4ISR的基础上又提出，要谋求“全时、全维的信息优势”以及“高效、直接的战场信息转化能力”，也即所谓的“信息球”概念。显然，这是一个更加顶层的设计，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无缝隙网络”，也是全球信息栅格（GIG）的最初表述。此后，美军不断对GIG进行设计论证，目前，其体系结构已基本建设完成，预计到2020年全面完成后将整体投入使用。
联合的愿景
GIG铺设一体化战场的“神经网络”
全球信息栅格的终极目标是：“在未来战场上，可以在任意时间、任意地点将任意形式的信息传递给任意人”。具体而言，GIG是一个完善的、广域的分布式网络体系结构，由传感器栅格、信息栅格及交战栅格交织而成。其中，传感器栅格犹如“千里眼”和“顺风耳”，其主要功能是利用各种高空侦察卫星、遍布全球的中继站及其他情报采集系统进行信息感知与获取；信息栅格则犹如信息流动的“高速公路”，主要由各种信息处理系统、通信和数据链路系统及服务系统等组成，负责将传感器栅格获取的信息进行处理及分发控制；而交战栅格则好比力量出击终端的“利剑”，这一跨军种构建的陆、海、空、天、电全维度立体打击网络，负责最终贯通联合作战力量运用的多路链条。
GIG概念的提出是革命性的，美军的信息网络和C4ISR系统也因此正在发生一系列变化。如：信息获取全球化，信息交换全维化，信息处理智能化，信息设施兼容化，信息防护保密化，等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GIG中强调从传感器到射击器的全程信息一体化兼容，实现任何能发送和接收“0”“1”数字信号的设备均能与GIG相联，从而提升整体战斗力水平。而GIG的全面覆盖之势，则强制性地“倒逼”着战场上的所有单元、所有节点——哪怕只是一个单兵——必须主动适应变化，融入网络，否则将无所作为，直至淘汰出局。
现实的例子发生在2007年的伊拉克战场。作为首批装备美军数字化单兵系统（“陆地勇士”系统）的驻伊特种作战部队，单兵实际上已经随时随地融入了战术互联网，进而融入了联合作战体系。当年9月，一个在巴格达外围执行清剿任务的小分队，遭遇大批武装分子伏击。这些士兵没有直接向上级请求支援——如前文提到的1983年美军对格林纳达的军事行动那样——而是利用“陆地勇士”立即向战地联合指挥官发出增援请求。从战地联合指挥官收到请求到在临近空域飞行的F-16战机接到命令实施凌空轰炸，整个流程用时不到5分钟。用时之短，显示出了GIG支撑下的一体化联合作战威力。
而反面的事例则来自去年的利比亚战争。虽然北约近年来在侦察卫星、无人机等传感器和主战飞机等方面都有了长足进步，但是由于北约与法军的通讯设备、数据链、指控系统等不太兼容，战场上信息处理不畅、信息流动滞涩，双方的联合作战行动效能因此受到较大制约，甚至多次发生北约部队误炸利比亚反政府军的情况。因此有军事专家评论北约“用高技术兵器打了一场低水平的战争”。
上述正反两方面案例旨在说明，一旦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可以将且已然将各作战单元连接成一个网络体系，那么，对于处在对抗双方中的任何一支军队而言，除了进行一体化联合作战，将别无选择。当然，技术依赖思想也有缺陷，夸大或者过分地强调网络中心战，则容易出现作战单元被分隔摧毁的危险，而“结构破坏”“体系破击”“节点打击”及“瘫痪战略”等崭新作战思想，也正是建立于这一基础之上。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通过军事技术规制的手段以，其背后更深刻的思想在于，作为战争预实践活动的场所，现代作战实验室使传统“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向“打什么仗造什么武器”的转变成为可能。换而言之，对于未来联合作战，先经实验室设计战争之后，再从顶层规划不同军种的一体化武器装备，是美军从《2010联合构想》向《2020联合构想》深入拓展的路由，也是军事技术规制可以穿越联合作战军种篱笆的生动写照，它浓缩着以往的教训，也启迪着未来的战争。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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