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中国崛起须严防战略失误

2012年05月11日
来源：  环球时报

　　中国不能靠武力解决争议

　　曲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高速发展的中国应避免战略失误，要坚持和平发展，不能用武力解决问题。原因在于：第一，美国的存在是中国无法回避的现实，中美在综合实力上的差距依然巨大。第二，武力不仅无法解决问题，甚至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第三，只要中国能够继续保持全面快速的发展，许多问题将迎刃而解。第四，一旦战争爆发，会给经济、社会带来巨大伤害，进而截断中国高速发展的势头。当然，不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任人宰割，也不意味着我们完全不使用多种手段解决现实问题。总之，和平的大旗我们要永远扛下去，但在具体策略上，可以灵活对待。

　　黄仁伟（上海社科院副院长）：未来10年到20年，中国也许会进入战略危险期。但我们仍要将战略机遇期放在首位，战略危险期放在其次。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渡过战略危险期。和平不仅意味着大国之间不发生世界大战，还包括中国不能同整个西方世界对抗，不同大部分国家对抗，在国际舆论中不能是好战的形象。

　　宫力（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对外部干预和挑战，中国越发展，反制措施就越多，对和平的维护也就越有利。现在关键是要坚持“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这一战略判断。虽然近30年中国发展迅速，但目前还没有把快速增长的综合实力转化为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是解决国际问题的能力。

　　中国发展的真正关键时期到了

　　孙建杭（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亚太研究中心副主任）：亚太在整个世界格局中的地位，特别是经济地位加重了，经济重心正在往亚洲转移。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既有针对中国的成分，也是为了同中国合作。一方面，美国重返亚洲，激发了中国周边一系列问题。中国需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但也要根据周边形势，灵活应对，坚决维护核心利益，否则会对战略机遇期造成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美国与中国的合作也并不完全出于虚情假意，因为通过与中国合作可以获得利益。因此，中国要学会利用美国的这一需求，转变思维方式，在高举和平大旗的同时，采取多种手段与美国周旋，斗而不破，以维护本国的利益，避免一味地回避分歧或者教条式的口号。

　　王帆（外交学院院长助理）：从亚洲地区权力与政治的现状来看，冷战思维是不可能消除的，中国应减少冷战思维的负面影响，管控危机、预防危机。在维持亚洲现状的情况下与美国达成共识。一方面加强多边安全合作，另一方面加强非传统安全合作，充分利用东亚共生的现象，解决好东亚均衡发展问题。

　　高祖贵（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多个三角关系相互重叠和交织，影响着亚太地区战略格局的走向。一是中美欧三角关系；二是中美俄三角关系；三是中美印三角关系；四是中美日三角关系；五是中美和东盟三角关系。

　　在这五个三角关系中，存在两条主线：一是中美关系。中美两国未来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关系走向将直接决定着上述五对三角关系的走向。二是日本、印度和东盟的战略调整。这些国家和国家组织的分化组合将使得原有格局变得异常复杂。面对这些变化，中国应发挥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把地缘经济能力和地缘政治框架的构建联合起来，应对美国亚太网络的建设。同时，除了美国，还要发展与日本、印度、俄罗斯等多个大国的关系，重新调整以往处理大国关系的策略。

　　张燕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未来几年，按照现有的发展速度，中国的经济规模将会超过美国。在这个进程中，中美会出现竞争，美国会千方百计地阻止中国。因此，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若要应对这一不利前景，必须改变前30年的发展模式，建立一个基于规则和法制的发展模式，由外向型经济转变为人才、市场、产业、资本等的国际化，在体制、战略和结构上与国际制度接轨，其中体制转变是核心。

　　如何应对“再全球化”

　　张宇燕（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在面对世界经济格局新变化时，中美两国都有些不知所措。美国由于人口机构、经济结构、技术结构等变化，国内在许多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而中国对外开放环境也比以往更加艰难。如今，西方国家提出竞争中立原则，试图通过非中性的国际规则，规范中国的经济行为。这种局面可以被称为“再全球化”。如何应对“再全球化”，适应新的规则甚至参与规则制定，是中国今后的一个重要课题。

　　邵峰（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战略室主任）：国家整体发展水平才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中国国际战略研究急需研究解决以下四个课题：一是战略时机问题，中国应如何抓住时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二是中国在世界上朋友太少，如何通过建立共同价值观和共同利益，在国际社会争取更多朋友；三是提升中国国际形象；四是加强国家经济、社会等建设。

　　王红续（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中国外交研究室主任）：在制定国际战略时，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同样重要。中国目前的发展不平衡，文化软实力大大滞后于经济发展，在国际舆论和话语权方面处于弱势地位。鉴于以上情况，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制定的基本战略还需要继续实行。当然，要根据新形势和新特点，进行适当调整。目前，中国还没有成体系的国际文化战略，这一情况需要改变。▲（本文是5月5日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主办的首届中国国际战略研讨会议的摘要内容。）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5/11/c_123113446_2.htm2012年05月11日
来源：  环球时报

　　中国不能靠武力解决争议

　　曲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高速发展的中国应避免战略失误，要坚持和平发展，不能用武力解决问题。原因在于：第一，美国的存在是中国无法回避的现实，中美在综合实力上的差距依然巨大。第二，武力不仅无法解决问题，甚至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第三，只要中国能够继续保持全面快速的发展，许多问题将迎刃而解。第四，一旦战争爆发，会给经济、社会带来巨大伤害，进而截断中国高速发展的势头。当然，不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任人宰割，也不意味着我们完全不使用多种手段解决现实问题。总之，和平的大旗我们要永远扛下去，但在具体策略上，可以灵活对待。

　　黄仁伟（上海社科院副院长）：未来10年到20年，中国也许会进入战略危险期。但我们仍要将战略机遇期放在首位，战略危险期放在其次。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渡过战略危险期。和平不仅意味着大国之间不发生世界大战，还包括中国不能同整个西方世界对抗，不同大部分国家对抗，在国际舆论中不能是好战的形象。

　　宫力（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对外部干预和挑战，中国越发展，反制措施就越多，对和平的维护也就越有利。现在关键是要坚持“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这一战略判断。虽然近30年中国发展迅速，但目前还没有把快速增长的综合实力转化为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是解决国际问题的能力。

　　中国发展的真正关键时期到了

　　孙建杭（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亚太研究中心副主任）：亚太在整个世界格局中的地位，特别是经济地位加重了，经济重心正在往亚洲转移。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既有针对中国的成分，也是为了同中国合作。一方面，美国重返亚洲，激发了中国周边一系列问题。中国需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但也要根据周边形势，灵活应对，坚决维护核心利益，否则会对战略机遇期造成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美国与中国的合作也并不完全出于虚情假意，因为通过与中国合作可以获得利益。因此，中国要学会利用美国的这一需求，转变思维方式，在高举和平大旗的同时，采取多种手段与美国周旋，斗而不破，以维护本国的利益，避免一味地回避分歧或者教条式的口号。

　　王帆（外交学院院长助理）：从亚洲地区权力与政治的现状来看，冷战思维是不可能消除的，中国应减少冷战思维的负面影响，管控危机、预防危机。在维持亚洲现状的情况下与美国达成共识。一方面加强多边安全合作，另一方面加强非传统安全合作，充分利用东亚共生的现象，解决好东亚均衡发展问题。

　　高祖贵（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多个三角关系相互重叠和交织，影响着亚太地区战略格局的走向。一是中美欧三角关系；二是中美俄三角关系；三是中美印三角关系；四是中美日三角关系；五是中美和东盟三角关系。

　　在这五个三角关系中，存在两条主线：一是中美关系。中美两国未来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关系走向将直接决定着上述五对三角关系的走向。二是日本、印度和东盟的战略调整。这些国家和国家组织的分化组合将使得原有格局变得异常复杂。面对这些变化，中国应发挥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把地缘经济能力和地缘政治框架的构建联合起来，应对美国亚太网络的建设。同时，除了美国，还要发展与日本、印度、俄罗斯等多个大国的关系，重新调整以往处理大国关系的策略。

　　张燕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未来几年，按照现有的发展速度，中国的经济规模将会超过美国。在这个进程中，中美会出现竞争，美国会千方百计地阻止中国。因此，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若要应对这一不利前景，必须改变前30年的发展模式，建立一个基于规则和法制的发展模式，由外向型经济转变为人才、市场、产业、资本等的国际化，在体制、战略和结构上与国际制度接轨，其中体制转变是核心。

　　如何应对“再全球化”

　　张宇燕（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在面对世界经济格局新变化时，中美两国都有些不知所措。美国由于人口机构、经济结构、技术结构等变化，国内在许多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而中国对外开放环境也比以往更加艰难。如今，西方国家提出竞争中立原则，试图通过非中性的国际规则，规范中国的经济行为。这种局面可以被称为“再全球化”。如何应对“再全球化”，适应新的规则甚至参与规则制定，是中国今后的一个重要课题。

　　邵峰（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战略室主任）：国家整体发展水平才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中国国际战略研究急需研究解决以下四个课题：一是战略时机问题，中国应如何抓住时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二是中国在世界上朋友太少，如何通过建立共同价值观和共同利益，在国际社会争取更多朋友；三是提升中国国际形象；四是加强国家经济、社会等建设。

　　王红续（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中国外交研究室主任）：在制定国际战略时，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同样重要。中国目前的发展不平衡，文化软实力大大滞后于经济发展，在国际舆论和话语权方面处于弱势地位。鉴于以上情况，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制定的基本战略还需要继续实行。当然，要根据新形势和新特点，进行适当调整。目前，中国还没有成体系的国际文化战略，这一情况需要改变。▲（本文是5月5日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主办的首届中国国际战略研讨会议的摘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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