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些东西，关于韩日历史和西方国家的战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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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2年，阴六月二日，日本。  
致力于重新统一列岛，称霸日本的织田信长率兵前往支援正在和强敌毛利辉元相持的部丰臣秀吉，此时正中途驻扎于京都本能寺。当夜，其亲信部将明智光秀突然发动叛乱，围困信长。寡不敌众的信长与其子被迫切腹自裁。  
信长这第一位“统一者”享年49岁，他一生的工作主要是军事的、破坏性的，但是为后来的统一大业奠定了基础，他临终时，已经巩固的控制了日本诸国的近三分之一，而且还为他的接班人留下了统一政权的制度模式。  
他的接班人就是丰臣秀吉，当然，这位接班人也不是信长原来选定的，而是秀吉自己依靠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天才般的军事政治手腕取得的。  
当丰臣秀吉第一时间内得到了信长的死讯之后，便立即放弃同毛利的相持，与之讲和，并迅速回师剿灭叛将明知光秀，尔后便公然以信长的当然后继者自居，这引起了信长家臣柴田胜家和遗子们的不满，兵戎相对。1583年4月，秀吉在近江的贱岳山麓战胜柴田。1584年4月起，与信长次子织田信雄和家臣德川家康在尾张小牧山一带进行了长达八个月的持久战，双方未分胜负。1585年，秀吉征服了织田信长尚未征服的高野山和根来寺，继而打败四国的长曾我部氏。1586年，德川家康被迫称臣。1587年平定九洲地方的最大势力岛津义久。1590年攻陷北条氏根据地小田原，消灭北条的最后势力，1591年，征服奥羽。至此，丰臣秀吉在织田信长死后，仅经过了8年的南征北战，就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日本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但是，秀吉的征服活动并未就此停止，多年以来，他就一直在构思着一个庞大的征服计划—假道朝鲜，占领中国，征伐印度，建立一个称霸亚洲的丰臣氏大日本帝国。其实，日本侵朝，古已有之，早在公元四世纪，大和政权就在朝鲜半岛的任那地区建立了殖民地，甚至倭五王时期还曾先后向当时中国南北朝的宋遣使，要求封为朝鲜和日本的总督。日本在朝鲜的势力时进时退，最盛时曾一度打到平壤附近。而且就地理位置而言，日本孤悬海外，要向大陆发展，唯有从朝鲜一途。
所以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固有其野心的关系，但传统的因素也不小。早在征讨毛利的时候，秀吉就写信给信长说待到大军平定本州后就要进发九州，然后图朝鲜以窥大明。在征服高野寺以后，在给一柳末安的信中也说“日本国之事自不待言，尚欲号令唐国。”甚至他还曾委托传教士购买两艘欧洲战舰。1590年在写给朝鲜李王的信中更为露骨地表示“予入大明之日，将士卒临军营，则弥可修邻盟也，予无愿也，只显佳名于三国。”  
到现在，该是可以腾出手来，完成这个多年宿愿的时候了。  

东亚的政治中心一直以来就是在中国，中华帝国历代王朝凭借其先进的文化，辽阔的版图，强大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在东亚地区建立起一套严格的独特的华夷秩序，作为维护中国与其周边国家以及其他国家关系的基本出发准则。  

中国文明产生于黄河、长江流域。上古中古时期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世界上各个文明中心都处于近似孤立发展的状态，中国也不例外。古代的中国人既不能充分的了解南亚的印度文明，更不知道遥远的欧洲文明，便把自己的国家看成了世界的中心，认为中国是区别于周围“夷狄”的唯一文明的国家。  

区别中华帝国与夷狄的标志，在于有没有“礼”。礼是包括从所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礼仪作法直到政治机构以及制度法律在内的治国之根本，是为了在天下实现伦理与最高政治思想“仁”而应遵从的规范。中国人以有没有礼作为区别人和禽兽的标准，把夷狄比作禽兽而加以蔑视。中华帝国对夷狄的优越感，不在其拥有武力，而在于其具有礼的文化。夷狄之所以为夷狄，亦不在于人种和血统，而在于未具有礼的文化。然而，中国人并不拒绝夷狄来归化—接受中华帝国的文化。

夷狄来归化，即意味着夷狄承认中华帝国的优越性。而夷狄用以表示承认中华帝国优越性的方式，则是向中华帝国朝贡。中华帝国以朝贡为媒介而形成的与夷狄之间的关系，就是华夷秩序的具体内容。朝贡是在华夷秩序中具体表现中华帝国与夷狄关系的一种制度。一旦中国政府接受了夷狄的朝贡，双方便是确认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宗主与藩属的上下关系，这与国内关系中的君臣、父子的等级秩序是相对应的。中国皇帝通常要对朝贡国的统治者进行册封，允许其使用中国的年号和尊奉正朔，并且赐予物品，作为对其朝贡的回赐。作为宗主国的中华帝国在原则上并不干涉作为藩属国的朝贡国的内政，除非是该国国内发生了被判定为严重违背“礼”的政变，叛乱，该国统治者无力平定，只得向中国政府请求援助时，才介入强力稳定其统治，恢复秩序；另一种情况是藩属国受到了严重的外来侵略，面临覆亡危机，要求寻求庇护时，中国政府也会义无返顾的加以支援。  

实现了日本统一的丰臣秀吉，此刻正在策划的称霸亚洲计划，是他向这个传统的华夷秩序发起的严重挑战，他想打破这个秩序，或者说是想让日本站到这个秩序的顶点，成为华夷体系里的中心—日本应该成为其他国家朝贡的对象，而不是向其他国家俯首称臣。然而传统的华夷秩序代表着中华帝国不容侵犯的尊严。对这一秩序的挑战，势必要遭到来自中国的强力抵制。所以丰臣的挑战，在他实现他称霸计划的第一步——假道朝鲜——时，便注定要失败了。  

中国同日本打交道由来已久。远的且不追溯，就论元明两代，中日关系就有多次反复。由于日本多次拒绝遣使来朝，1274年，1281年元世祖忽必烈先后两次发兵东征日本，均因遭受台风袭击，损失惨重，无功而返。中日关系陷入低谷。到日本足利幕府时期，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在掌握外交权和贸易权后，为了争取建立同中国的贸易关系，并且同时达到自己称王日本的目的，遂于1401年向明政府朝贡，日本又一次被纳入到华夷秩序之中。到了日本战国时代（1467-1568），幕府势力衰微，各地大名忙于争霸，朝贡被停止下来。这次停顿，直到丰臣统一日本时仍未恢复。期间，又有“倭寇”问题困扰中国政府。  

14世纪以来，日本进入南北分裂的战国时代，九洲地区的一些大名，为了商业和军事上的利益，组织了部分武士、浪人、商人及破产农民，搭乘所谓的“倭船”，经常在中国和朝鲜沿海一带进行武装掠夺和骚扰，手段极为凶残。对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形成严重的威胁和破坏。倭寇之患始自元末，至明初日益猖獗。  

其实对倭寇问题中国政府本身也应担负起一定的责任。明王朝自太祖朱元璋起，就厉行海禁政策，“片板不许下海”。以后诸代皇帝有多次下诏重申海禁，而且惩罚愈来愈重。总之，明政府满足与自己自足的自然经济，视海外贸易为无足轻重的事情。严厉的海禁政策打击了东南沿海各省“资衣食于海”的农民和渔民，更引起了以海盗商人为主的沿海民众的激烈反抗。在失去正常的靠海谋生手段以后，这些人便“相率入海为盗”。到16世纪嘉靖年间，为患中国东南沿海的“倭寇”实际上已经是演变成以中国武装商人为主体，包括东南沿海破产农民和城市平民等，勾结日本海盗对抗明政府，进行武装走私的海禁和反海禁斗争。 “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是这个时候倭寇组成的具体写照。  

嘉靖末年（1560年-1567年），在抗倭名将俞大猷、戚继光、刘显等的厉行镇压下，再加上明政府适度放松禁令，重开海禁，倭患终得平息。而这时候，距离壬辰战争爆发只有十余年的时间，此时的织田信长正在悄悄的崛起之中，而丰臣秀吉则还是信长手下一个不知名的小卒。  

當年學生時代的論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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