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国家之间不发生战争吗？（兼随手晒晒人人网奇葩）

         相信CDer也有很多经常上人人网的，也知道那里是个怎样的地方，下面就随手晒晒一位奇葩，目测这位二逼青年脸被打得认不出是人是哈士奇，下面便是他的原话：
            
          王召锋 :西方为什么敌视专制国家？综观二战以来世界上发生的战争，有一半发生于专制政权国家，另一半发生于专制政权国家与民主政权国家之间。民主政权相互之间从未发生过战争。目前来看，日、德、法、英、意……等国的军事实力都不容小觑，但都没有成为美军的防范重点。美国的军事布局集中于中东、中国、俄罗斯、朝鲜、伊朗这样的专制国家。专制制度已经成为世界不稳定因素之源，而稳固的民主制度不但是保障人权的必要条件，更是维护世界和平的终极力量。

        不知各位对这个言论的看法如何，俺在天涯见一个习惯的帖子写的不错，与大家共同学习了。



      民主国家之间不发生战争吗
      美国政治家在世界上推广“美式民主”的一大理由是，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推广民主是为了使世界更太平，也是为了使美国更安全。其实，这种说法只是一种假设，无论从历史的经验还是从提出这一前提的历史背景上看，这种说法都很值得怀疑。
20世纪90年代初，日裔美国政治学家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其中又重提了民主国家间没有战争的论调，并声称尽管民主国家很难避免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开战，但它们相互间从不动武。
　　然而，如果我们读一下历史，会发现帝国主义式的对外政策与民主的对内政策并不一定是一对矛盾，一个民主体制的国家也可能去追求帝国统治的梦。
　　民主体制的建立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城邦时期，而那时的民主制度又首推雅典。但当我们重读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时，就会发现，那场最终导致希腊文明毁灭的战争就是由雅典挑起的。而且，雅典挑起战争的目的就是想建立一个由它统治的帝国，以代替它之前率领希腊其他城邦打败了的波斯帝国。雅典在与其他希腊城邦的战争中，发兵攻打了一个重要目标，而恰巧这个目标也是个民主制度的城邦——西西里岛上的叙拉古。
　　公元前546至公元前448年，波斯帝国与希腊诸城邦打了一场百年大战，最终波斯帝国被希腊人打败，退出了爱琴海。在打败波斯人后，雅典组织了一个海军同盟，包括几乎所有爱琴海沿海城邦。这个同盟的总部坐落在提洛，目的是防范波斯人的入侵。雅典要求入盟的城邦贡献一定数额的船只和人员，或者用同等价值的金钱来替代。这一共同防卫的同盟的性质后来却发生了一些变化，雅典使其渐渐成为一个有利于自己的帝国，它把同盟的总部和金库从提洛迁移到了雅典，商业上各城邦间发生争执也都需提交雅典的法庭解决。而且，它开始强迫一些城邦加入，并不准已加入的城邦退出同盟，为此它进行了若干次武力干涉。随着雅典的迅速崛起，它把一个军事同盟逐渐变成一个由它统治的帝国，这便招致了越来越多的恐惧、猜疑和怨恨。希腊世界出现了分裂：一边是人们公开称之为一种“暴政”的雅典帝国，另一边是由斯巴达和一些支持斯巴达的城邦组成的伯罗奔尼撒同盟。
　　战争初期，雅典颇为强盛。然而，强盛使人骄傲，骄傲使人盲目。雅典开始想满足自己对遥远的土地的梦想，冒险地做了一次致命的扩张尝试。公元前415年，雅典派200艘战舰远征西西里岛。最终雅典军队在海上掌握了支配权，但在陆地上包围和封锁叙拉古时遭到失败。叙拉古以及西西里岛和大希腊(意大利南部)的很多城邦都是科林斯殖民者所建，科林斯对这些城邦拥有一种精神上的领导地位。当雅典对叙拉古发动战争后，科林斯、斯巴达等所属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与雅典对抗，支持叙拉古，尽管有些城邦没有积极参加战争。叙拉古是个民主制的城邦，其公民颇似雅典人：勇敢、进取、能迅速抓住战机和扩大战果。当然最重要的是，叙拉古人在自己家门口作战，是保卫家园，所以他们在作战中无比英勇。
　　雅典在陆地上被叙拉古打败后，海军随后也被斯巴达击溃。斯巴达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最终又重新与波斯联手，波斯提供基地与金钱，帮助斯巴达组建舰队，打垮了雅典的海军。公元前404年，斯巴达的军队摧毁了比雷埃夫斯港的长城墙，雅典的统治权、舰队和堡垒被剥夺，此后再也无力奴役希腊其他城邦。
　　如果说古代史不可取，因为那时国家间的战争很难避免，那么近代史又怎样呢？如果说近代民主国家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倾向和平的话，我们就无法解释美国与英国之间发生的几次战争。美国的独立战争虽然是英国前北美殖民地人民不堪宗主国英国的重负的反抗行为，但我们不能不承认，用美国今天的标准来看，当时的殖民主义国家英国早已完成了“光荣革命”，是个“民主国家”了。其实，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英、法、德等欧洲国家都实行自由选举、君主立宪或共和国的“民主制度”，但它们为了殖民地不断发生冲突、战争，既有针对海外殖民地人民的战争，也有为争夺殖民地及海外影响而发生的战争。
　　美国从建国以来一直是“民主国家”，但在自己的历史上也不乏主动发动战争的例子。1898年美国主动对西班牙在美洲和亚洲的殖民地发起了进攻，借口是一艘停泊在古巴哈瓦那港的美国战舰有可能被外来势力炸沉了。因此，所谓“民主国家之间没有战争”的说法得不到历史的证明。
　　那么，美国人是在什么情况下最先提出这一论点的呢？最早提到“民主国家之间不发生战争”这一论点的是美国前总统威尔逊。他于1917年4月在美国国会的一次讲话中阐明了这一观点。他说：“一个坚实的保卫和平的联盟只能由民主国家的伙伴来维持。任何专制政权都不会对它守信，也不可能遵守它的公约……”
　　威尔逊讲的道理似乎是他从欧洲当年的大国游戏中得出的一些经验教训，他归纳出民主国家之间不容易发生战争的四个原因。
　　第一，威尔逊认为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都是些可信的伙伴，比那些君主专制的国家更可靠。这一道理是反推出来的，也就是说非选举产生的政府不太可靠。从历史上看，1756年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对普鲁士大公弗里德里希发动了战争，据说是因为后者在各种场合下不断污辱法国国王，比如把自己的爱犬叫“蓬巴杜”，而这正是法国国王正式情人的名字。欧洲国家经常为了王室继承权而发动战争，一个国王死了，新国王与其他的国家联姻就可能改变整个国家的联盟关系。俄国女沙皇叶卡捷林娜决定对普鲁士发动进攻，眼看普鲁士大公弗里德里希的政权就要保不住了时，叶卡捷林娜死了，代替她的是亲普鲁士的彼得，于是弗里德里希的政权就生存了下来。而民主国家要改变这种联盟关系则复杂得多。
　　第二，非民主国家之所以不可靠还是因为在政府的决策中民意得不到体现。非民主政府可以实行社会不支持的政策，这种不可行的政策可能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政府碰壁、社会瓦解，而换上来的政府又可能采取另一种极端的政策，导致社会向另一边倾斜。这些推论也有欧洲社会的历史经验作支撑。18、19世纪的欧洲国家不断经历革命与王权复辟的轮回。民主政府的政策一般比较贴近民众的想法，因此即使民主政府倒台，政策也不会出现大起大落的变化。总而言之，民主政府的政策更像“中庸之道”，这使得民主政府的政策更容易预测，而民主政府也更守信。
　　第三，民主政府不是由军人控制的，可以避免大的危机。非民主的政府经常会被军人所控制，军人当然喜欢战争而不喜欢和平，因为战争可以巩固军人的政权，可以使军人正大光明地控制社会所有资源。威尔逊说，老百姓喜欢和平而不喜欢战争，确保老百姓的利益高于军人利益的办法就是实行民主政治，它使数百万喜欢和平的人民能控制几千个喜欢战争的军人。
　　 第四，民主制度使民众的道德、政治共识增加。在民选政府的社会里，民众的这些观念都很近似，它们之间的差距比由少数个人或少数寡头集团领导的社会之间的差距要小得多。民主国家的共识使它们能认同一些管理国际社会的共同规则，民主国家比君主制或贵族制国家更喜欢国际法治。
　　后来，美国的其他学者补充了威尔逊的理论，把民主制与经济发达与否联系了起来，认为民主制能保证法治，而法治是保障司法公正、发展经济的最好保证，因此民主国家都是富裕国家。他们认为，选举制度使那些执行不得人心的经济政策的领导人无法长期统治，使社会能公平分配，民众的怨气不会上升为极端的民族主义，因此发生民族矛盾与冲突的可能性减少，国际和平与稳定也相对增强。
　　美国学者在分析威尔逊理论的合理性时犯下了研究的一大忌讳，就是想当然，替威尔逊找道理，忘记了威尔逊本人讲这些话时的历史背景及他的目的。其实，威尔逊这篇讲话的题目就叫“战争讲话”，他通篇的讲演都是要说服国会批准美国对德国宣战，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只在一小段中讲了他对“世界和平”的展望。考虑到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期保持中立，靠向参战双方提供物资而大发横财，后来德国用潜艇不断攻击美国运往欧洲的商船，美国无法再靠这种方式来扩大自己的收益。我们有理由相信，威尔逊的讲话主要是鼓动国会议员们批准他选择参战的决定。一切有关民主政权的机制有助于维持和平，而专制政权都不守和平协议的说法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激起美国人的热情，煽动美国人特有的民族主义情绪。威尔逊在这种场合下说的话，目的性很强，只能说是战术性的，把他在这一场合下说的话推而广之，说成是说明了人类社会的某种规律的科学论断，这显然过于牵强附会。当今各国都有一些美国问题专家和国际关系问题专家还煞有介事地找历史例子来做经验性研究，想论证这一问题，不禁让人想起中国古代寓言里缘木求鱼的故事。
　　民主政治与好战
　　 美国的政治学学生在学习美国政治制度时，必须读一本法国人写的书，那就是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这本书不仅被认为是研究美国政治制度的经典，也是政治社会学的经典。托克维尔在19世纪访问美国时，非常欣赏美国民主制度在管理地方行政方面的效率，他发现民主制度对治理市民社会非常有效。但是，托克维尔也指出，美国的民主制度在决定对外政策时却显得有许多不足之处。托克维尔说：“对外政策几乎不需要民主所固有的任何素质；恰恰相反，它所需要的倒是发挥民主几乎完全不具备的那些素质。民主有利于增加国内的资源，使人民生活舒适，发展公益精神，促进社会各阶级尊重法律；而且，所有这一切，还能对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发生间接的影响。但是，民主却难于调整一项巨大事业的各个细节，它只能制定规划，然后排除障碍去监督执行。民主很少能够秘密地拟定措施和耐心地等待所定措施产生的结果，而这却是一个个人或一个贵族所具有的素质。”他还尖锐地指出：“促使民主在政治方面服从感情而不服从理智，为满足一时的冲动而放弃成熟的长期计划的那种倾向，在法国爆发革命时期亦曾出现于美国。”
　　托克维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对外政策方面，美国的民主政治往往是感情因素占上风，民众受感情的牵制而不理性地思考问题，使得某些时候美国的对外政策咄咄逼人，而这种富有挑衅性的政策却并不一定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比如，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中，代表民主和民意更多的是议会和舆论，而历史的经验证明二者在美国往往是“好战”的代表，它们有时不但不阻止战争，还往往是把国家推向战争的原因。
　　1898年美西战争前，总统麦金利曾再三犹豫是否发动战争。他曾表示，“在穷尽和平的努力之前，美国决不能开战”。但美国舆论群起而攻之，连篇累牍的新闻报道指责他优柔寡断，软弱无能；美国国会里议员们个个义愤填膺，纷纷发言表示一定要教训一下西班牙……麦金利最后屈于压力，只好决定开战。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是坚持到最后一刻的人。”
　　不仅在美国如此，在欧洲也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几乎所有大国的舆论都满怀热情地欢迎1914年战争的爆发。美国外交问题专家米德总结道：“从南北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五十年间，每一次大型外交危机中，在每一个民主统治的国家中，公众舆论总是支持更为好战的路线，那些致力于国际妥协的人则是拿政治生命做赌注。”
　　我们看到，在美国的民主制度中，国会有时非常好战，是战争的鼓动者。但另一些时候，国会也可能阻止美国的扩张。这并不是因为国会议员们悲天悯人，而是因为议员们代表的往往是美国社会中的一些利益集团，如果他们认为美国的扩张会损害到自己集团的利益，他们就会出面反对。
　　比如，美国在打败了西班牙并兼并了西班牙前殖民地菲律宾后，遇到了菲律宾人的顽强抵抗。后来，美国人帮助菲律宾组织选举，许诺未来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在第一届菲律宾议会80个席位中，有58席被菲律宾民族主义候选人获得，他们要求美国立即给予菲律宾独立。经过了几年的讨论，191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Jones Act)，一旦菲律宾组建了自己的民族政府，美国就将给予它独立。其实，美国国会通过这样一项法案，并不是因为美国多数议员们都认为菲律宾战争太残酷，或菲律宾人民的反抗太厉害，而是因为美国国会中一些院外集团的代表们联合了起来，共同提案要保护自己集团的利益。美国的甜菜、棉花种植主的代表们担心菲律宾廉价的蔗糖和棉花进入美国会冲击自己的市场；美国的工会担心如果菲律宾的劳工可以随意进入美国，会大大冲击美国的劳工市场。
　　其实，美国的舆论不仅在历史上好战，现代仍然如此。朝鲜战争就是一个例子。当麦克阿瑟率领的美军在仁川登陆后，带领联军一直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当时，麦克阿瑟叫喊着要联合蒋介石在台湾的部队一起反攻大陆，用军事手段在中国改换政权。然而，美国总统杜鲁门却让他只打一场有限的战争，不要向中国进军。
　　由于麦克阿瑟公开反对杜鲁门的决定，因此杜鲁门总统撤了他的职。麦克阿瑟回到美国后，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在这场总统与战场指挥官之间的争论中，麦克阿瑟得到了民意的支持，不仅国会共和党领袖支持他，一大批亲共和党的新闻媒体也支持他。《芝加哥论坛报》评论说，麦克阿瑟是成吉思汗以来少有的最伟大的军事领导人之一，是个巨人，值得美国人崇拜。该报甚至把杜鲁门骂了一顿，说他是个酗酒者、小人，是个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阵线政府的领导人。美国的许多大城市都爆发了支持麦克阿瑟、反对杜鲁门的游行示威活动。四个州的议会还通过了决议，要求杜鲁门总统收回成命。美国调查机构盖洛普的调查表明，事件发生后杜鲁门的支持率下降到了26%，而麦克阿瑟的支持率却上升到了69%。
　　麦克阿瑟认为，必须使战争全面升级，一场有限的战争只会使美国士兵的士气低下。他主张用美军战机直接轰炸中国的北方城市，封锁中国的沿海城市，鼓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与美军共同作战，反攻大陆，必要时对中国的大城市扔50颗原子弹，彻底打垮中国人的信心。事隔多年，现在回想起来，人们都会觉得麦克阿瑟的态度几近疯狂，不可理喻。然而，这种疯狂的态度却能得到美国公众的支持。当美国的民间调查机构问，如果停火谈判失败，他们是否同意用核弹打击共产党力量时，56%受调查的美国公众说同意。
　　杜鲁门对麦克阿瑟早有戒心，一直怀疑他是个恺撒式的人物。恺撒在公元前58年至公元50年征服了高卢、诺曼底、布列塔尼、日耳曼并渡海征服了不列颠，赢得巨大的威望。公元前49年初，他又率部跨过了高卢与意大利的分界线卢比孔河，打破了将军不得领兵越出他所派驻的行省的法律，等于向罗马元老院宣战，结果引起了三年内战。恺撒把他的反对党从意大利赶到奥特朗海峡东岸，然后又打垮了庞培在西班牙的军队，最后称雄罗马世界。杜鲁门担心麦克阿瑟会利用战争赢得的威望来越过他的“卢比孔河”，最后谋取政权，因此便想办法要限制麦克阿瑟的政治影响。然而，美国公众支持麦克阿瑟穷兵黩武的计划，杜鲁门无法靠公众来反对他。杜鲁门毕竟是老练的政治家，他便沉着、冷静地设计了一个计划，调动美军军官来反对麦克阿瑟。
　　杜鲁门认为，朝鲜战争是苏联人的一个阴谋，目的在于分散美国在西欧的注意力。如果美国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就给苏联提供了一个侵入西欧的借口。杜鲁门说服了美国三军联合参谋长布拉德利支持他的观点，后者便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陈述了杜鲁门的观点，反对美军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并说如果因此而失去了西欧，美国便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麦克阿瑟无言以对，因为他只是战场指挥官，无法声称知道全局的形势。从那场听证会后，麦克阿瑟的声望大跌，民意测验表明他的支持率降到了30%。尽管麦克阿瑟还做了最后一番挣扎，有些政治家也想帮他挽回败局，帮他在美国各地组织演说，并要把他推举为下届总统，但终究是无可奈何花落去。
　　美国民主制度决定外交政策的另一个弱点在于，当选的一些议员们往往要根据自己选民的好恶来做些建议，而不是按照“国家利益”来办事。而因为议员又是选民的代表，他们往往能把一些只对某些选民、某些选区或利益集团有利的事情装扮成对全民都有利的事，而一旦这些建议在议会得到通过，便能对国家的外交产生长远的政治影响，影响到一些双边甚至多边关系。美国国会通过的许多法案都可以说是这种例子，像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会通过的《赫尔姆斯—伯顿法》、《达马托法》，制裁一切与伊朗、古巴等国做生意的国家。这些法律凌驾于国际法之上，是典型的损人不利己的法律。
　　反过来，在美国的民主制度中，政府为了说服国会采取战争措施，有时不得不采取一些“见不得人”的手段，编造点故事来影响舆论及国会。关于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有许多传说故事，说明了国会与总统之间的这种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开始时，美国还想采取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办法，一边观望一边为参战双方提供物资，发战争财。德国陆续占领了波兰和欧洲一些小国，继而又征服了法国，向英国发起了“不列颠之战”。此时，美国国会仍相信孤立主义的好处，不为所动。而总统罗斯福已意识到，如果美国再不参战，欧洲就会被德国所统治，美国的利益将受到威胁。但他在国会上提出的援助英国的议案一再遭到否决。
　　1941年10月27日，在庆祝美国海军节的午餐会上，罗斯福突然宣布，他获得了一幅希特勒政府绘制的附有说明的中南美洲地图。这幅地图明确地将中南美洲的14个国家的疆界重新划分，其中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巴拿马被合并成为一个受希特勒控制的名叫“新西班牙”的国家，与美国利害攸关的巴拿马运河以及整个拉丁美洲都被纳入纳粹德国的势力范围。这幅地图一公布，美国人感到问题严重了。如果美国仍任凭德国在欧洲肆意横行，过不了多久纳粹德国就要插手美国的后院，随即德国的轰炸机也将能随时飞临美国上空。于是，舆论沸腾了，人们纷纷谴责纳粹的罪恶行径，要求政府放弃孤立主义政策，参战打击法西斯，以确保美国的安全。在强大的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美国国会内持孤立主义观点的议员不得不做出让步。11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废除了1935年通过的《中立法案》，授权罗斯福总统在北大西洋对德国潜艇进行公开的战争行动，并为英国的运输船队护航。这一决定使英国解除了危机。所以，有人说：“一幅地图拯救了英国。”
　　战后，很多历史学家在想，希特勒当时为什么要绘制这么一幅刺激美国人的地图？这不是自找麻烦、引火烧身吗？后来，又有两位美国历史学家在查阅了大量的英国情报部门的文件后，发现这幅地图可能不是纳粹德国绘制的，而是英国情报部门根据邱吉尔的指示绘制的，邱吉尔是在用“地图计”促使美国参战。其实，我们有理由相信，美国总统罗斯福根本就知道那幅地图的真相，但他却佯装深信德国纳粹的阴谋，以借此来煽动美国的民意，从而让国会顺利批准美国参战的计划。
　　2003年美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而美国政治制度中的“民主”因素也对战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美国多种民意调查，在开战前，60%以上的美国选民支持这场战争。美国参议院最后以99票对0票批准布什总统发动这场战争。当然，我们从事后媒体不断披露出的消息中得知，布什政府为了给战争找借口，不惜制造“情报”，影响民意。但这一切恰恰说明美国的民意很容易调动起来，而一旦调动起来，“民主”是“好战”的。
　　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国内开始还有一些反对声音，特别是在好莱坞一年一度的奥斯卡颁奖仪式上，一批左翼艺人发表议论公开反战。但很快好战的声音就压倒了反战的声音。2003年4月下旬，美国《娱乐周刊》突然在封面刊出了当红乡村乐队“南方小鸡”三名女成员的裸照。三名成员的身上分别写着“叛国者”、“萨达姆的天使”、“骄傲的美国人”等标语。该乐队成员之一的梅因斯说，她们并不打算用裸照来煽动人们的情绪，而只是为了给那些“在我们的头上贴标签的人”一个回答。但美国《纽约邮报》的娱乐专栏作家理查德?约翰逊立即发表了题为《不要帮这些愚蠢的名人》的文章，呼吁读者停止支持反战艺人。
　　 “南方小鸡”是一个来自得克萨斯州的演唱组合。伊拉克战争之前的3月10日，梅因斯在英国伦敦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她们为布什总统来自自己的家乡得克萨斯州而感到羞耻。没想到一石激起千层浪，拥护布什的“爱国电台”联手封杀她们的歌曲，不少原先的歌迷当街砸烂她们的唱片，乐队唱片的销量随之剧降，乐队成员们的家门口被人堆满了垃圾，甚至有人向她们发出死亡威胁。
　　虽然布什本人随后在电视台接受采访时表示“南方小鸡”有“言论自由”，但民间反对的呼声仍此起彼伏，使该乐队原本打算进行的全美巡回演出告吹。这次“历险”让她们记住一个教训：在美国，你尽可以有你个人的“言论自由”，但千万不要挑战美国政府。
　　相比之下，好莱坞明星苏珊?萨兰登受到的歧视则要严重得多。萨兰登及其丈夫蒂姆?罗宾斯都是好莱坞的反战人士。苏珊?萨兰登曾公开抨击布什政府的好战政策是“疯狂的，所发动的战争将残杀无数的无辜百姓”。罗宾斯抨击说，布什政府要发动战争，只是为了石油利益，根本不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安全。由于他们鲜明的反战色彩，不少美国民众对其相当反感，这对夫妇从此就不得安宁，接连遭到宣传活动被取消的厄运。罗宾斯非常愤慨：“我很遗憾他们利用这个事件来做政治宣传，侵害我的言论自由，并恐吓其他成千上万同样反对总统决策的民众。”
　　好莱坞另一位重量级影星西恩?潘因反战而失去了一桩大生意。2002年10月，西恩?潘个人出资5.6万美元在《华盛顿邮报》上刊登公开信，指责布什压制美国国内针对伊拉克问题展开的公众辩论，并试图说服布什“抑制发动战争的冲动”。2002年年底，西恩?潘曾对巴格达进行过为期三天的访问，并与萨达姆一起合影。2003年上半年，好莱坞大制片商之一斯蒂夫?宾突然宣布，因为潘几个月来的反战言行，撤销潘出演影片《男人为什么不结婚》的合同。此举令潘至少损失了 1 000 万美元。西恩?潘说，这种现象已经严重侵害了言论自由，与上个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白色恐怖并无二致。
　　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媒体利用先进的技术装备和美军的全力支持，对战争进行了大规模的“现场直播”，但它们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也使美国媒体的公正性备受世界各国媒体的质疑。有统计说，此次战争报道中最受美国民众欢迎的电视台，既不是报道规模第一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不是技术先进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而是到处洋溢“爱国主义热情”的福克斯(FOX)电视台。
　　该台的主持人一反美国媒体“公正”、“公平”的作风，一边倒地支持布什政府，大骂萨达姆政权，贬损反对美国立场的法、德、俄等国……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持较客观立场的美国广播公司和立场倾向反战的《纽约时报》等自由派媒体，则备受一些美国民众特别是某些保守派人士的攻击，有人甚至骂那些在战争中没有向布什政府一边倒的媒体犯了“叛国罪”。
　　几位名记者则成了这种风气的受害者。受雇于全国广播公司的彼得?阿内特曾因越南战争和海湾战争的战地报道而获得普利策奖，但仅仅由于他在接受伊拉克电视台采访时说了句“美国的第一个作战计划已经失败”，就被重压下的公司炒了鱿鱼。
　　全国广播公司电视台的新闻发言人为此辩解说：“阿内特接受伊拉克国家电视台的采访是错误的，特别是在战争时期。他将个人的意见公之于众，这也是错误的。因此阿内特不再为NBC从事报道了。”
　　 美国自称是“新闻自由”国度，但奇怪的是，在阿内特等几名著名记者仅仅因对战争的不同报道而被炒掉后，绝大部分美国媒体和民众不是热烈喝彩就是无动于衷，没有人为其打抱不平。有人说，此次伊拉克战争仿佛是一个“消声器”，不仅美国民众支持布什开战的占绝对多数，就连一向与布什唱反调的民主党领袖们也悄悄地闭上了嘴，不敢出来就政府此次战争决策中显而易见的诸多失误提出质疑。
　　美国的一些专家们也担心，当美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被煽动起来后，民主会转化为“多数的暴政”，会限制自由，反对声被淹没。民众的热情会被政府利用，借以推行其帝国政策。他们说，美国社会的一边倒倾向，一方面导致了美国人对自身带有排他色彩的民族主义视而不见；另一方面导致了美国在外交政策中对国际事务的处理失当，并因而削弱了美国的国际信誉与行为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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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日裔美国政治学家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其中又重提了民主国家间没有战争的论调，并声称尽管民主国家很难避免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开战，但它们相互间从不动武。
　　然而，如果我们读一下历史，会发现帝国主义式的对外政策与民主的对内政策并不一定是一对矛盾，一个民主体制的国家也可能去追求帝国统治的梦。
　　民主体制的建立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城邦时期，而那时的民主制度又首推雅典。但当我们重读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时，就会发现，那场最终导致希腊文明毁灭的战争就是由雅典挑起的。而且，雅典挑起战争的目的就是想建立一个由它统治的帝国，以代替它之前率领希腊其他城邦打败了的波斯帝国。雅典在与其他希腊城邦的战争中，发兵攻打了一个重要目标，而恰巧这个目标也是个民主制度的城邦——西西里岛上的叙拉古。
　　公元前546至公元前448年，波斯帝国与希腊诸城邦打了一场百年大战，最终波斯帝国被希腊人打败，退出了爱琴海。在打败波斯人后，雅典组织了一个海军同盟，包括几乎所有爱琴海沿海城邦。这个同盟的总部坐落在提洛，目的是防范波斯人的入侵。雅典要求入盟的城邦贡献一定数额的船只和人员，或者用同等价值的金钱来替代。这一共同防卫的同盟的性质后来却发生了一些变化，雅典使其渐渐成为一个有利于自己的帝国，它把同盟的总部和金库从提洛迁移到了雅典，商业上各城邦间发生争执也都需提交雅典的法庭解决。而且，它开始强迫一些城邦加入，并不准已加入的城邦退出同盟，为此它进行了若干次武力干涉。随着雅典的迅速崛起，它把一个军事同盟逐渐变成一个由它统治的帝国，这便招致了越来越多的恐惧、猜疑和怨恨。希腊世界出现了分裂：一边是人们公开称之为一种“暴政”的雅典帝国，另一边是由斯巴达和一些支持斯巴达的城邦组成的伯罗奔尼撒同盟。
　　战争初期，雅典颇为强盛。然而，强盛使人骄傲，骄傲使人盲目。雅典开始想满足自己对遥远的土地的梦想，冒险地做了一次致命的扩张尝试。公元前415年，雅典派200艘战舰远征西西里岛。最终雅典军队在海上掌握了支配权，但在陆地上包围和封锁叙拉古时遭到失败。叙拉古以及西西里岛和大希腊(意大利南部)的很多城邦都是科林斯殖民者所建，科林斯对这些城邦拥有一种精神上的领导地位。当雅典对叙拉古发动战争后，科林斯、斯巴达等所属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与雅典对抗，支持叙拉古，尽管有些城邦没有积极参加战争。叙拉古是个民主制的城邦，其公民颇似雅典人：勇敢、进取、能迅速抓住战机和扩大战果。当然最重要的是，叙拉古人在自己家门口作战，是保卫家园，所以他们在作战中无比英勇。
　　雅典在陆地上被叙拉古打败后，海军随后也被斯巴达击溃。斯巴达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最终又重新与波斯联手，波斯提供基地与金钱，帮助斯巴达组建舰队，打垮了雅典的海军。公元前404年，斯巴达的军队摧毁了比雷埃夫斯港的长城墙，雅典的统治权、舰队和堡垒被剥夺，此后再也无力奴役希腊其他城邦。
　　如果说古代史不可取，因为那时国家间的战争很难避免，那么近代史又怎样呢？如果说近代民主国家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倾向和平的话，我们就无法解释美国与英国之间发生的几次战争。美国的独立战争虽然是英国前北美殖民地人民不堪宗主国英国的重负的反抗行为，但我们不能不承认，用美国今天的标准来看，当时的殖民主义国家英国早已完成了“光荣革命”，是个“民主国家”了。其实，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英、法、德等欧洲国家都实行自由选举、君主立宪或共和国的“民主制度”，但它们为了殖民地不断发生冲突、战争，既有针对海外殖民地人民的战争，也有为争夺殖民地及海外影响而发生的战争。
　　美国从建国以来一直是“民主国家”，但在自己的历史上也不乏主动发动战争的例子。1898年美国主动对西班牙在美洲和亚洲的殖民地发起了进攻，借口是一艘停泊在古巴哈瓦那港的美国战舰有可能被外来势力炸沉了。因此，所谓“民主国家之间没有战争”的说法得不到历史的证明。
　　那么，美国人是在什么情况下最先提出这一论点的呢？最早提到“民主国家之间不发生战争”这一论点的是美国前总统威尔逊。他于1917年4月在美国国会的一次讲话中阐明了这一观点。他说：“一个坚实的保卫和平的联盟只能由民主国家的伙伴来维持。任何专制政权都不会对它守信，也不可能遵守它的公约……”
　　威尔逊讲的道理似乎是他从欧洲当年的大国游戏中得出的一些经验教训，他归纳出民主国家之间不容易发生战争的四个原因。
　　第一，威尔逊认为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都是些可信的伙伴，比那些君主专制的国家更可靠。这一道理是反推出来的，也就是说非选举产生的政府不太可靠。从历史上看，1756年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对普鲁士大公弗里德里希发动了战争，据说是因为后者在各种场合下不断污辱法国国王，比如把自己的爱犬叫“蓬巴杜”，而这正是法国国王正式情人的名字。欧洲国家经常为了王室继承权而发动战争，一个国王死了，新国王与其他的国家联姻就可能改变整个国家的联盟关系。俄国女沙皇叶卡捷林娜决定对普鲁士发动进攻，眼看普鲁士大公弗里德里希的政权就要保不住了时，叶卡捷林娜死了，代替她的是亲普鲁士的彼得，于是弗里德里希的政权就生存了下来。而民主国家要改变这种联盟关系则复杂得多。
　　第二，非民主国家之所以不可靠还是因为在政府的决策中民意得不到体现。非民主政府可以实行社会不支持的政策，这种不可行的政策可能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政府碰壁、社会瓦解，而换上来的政府又可能采取另一种极端的政策，导致社会向另一边倾斜。这些推论也有欧洲社会的历史经验作支撑。18、19世纪的欧洲国家不断经历革命与王权复辟的轮回。民主政府的政策一般比较贴近民众的想法，因此即使民主政府倒台，政策也不会出现大起大落的变化。总而言之，民主政府的政策更像“中庸之道”，这使得民主政府的政策更容易预测，而民主政府也更守信。
　　第三，民主政府不是由军人控制的，可以避免大的危机。非民主的政府经常会被军人所控制，军人当然喜欢战争而不喜欢和平，因为战争可以巩固军人的政权，可以使军人正大光明地控制社会所有资源。威尔逊说，老百姓喜欢和平而不喜欢战争，确保老百姓的利益高于军人利益的办法就是实行民主政治，它使数百万喜欢和平的人民能控制几千个喜欢战争的军人。
　　 第四，民主制度使民众的道德、政治共识增加。在民选政府的社会里，民众的这些观念都很近似，它们之间的差距比由少数个人或少数寡头集团领导的社会之间的差距要小得多。民主国家的共识使它们能认同一些管理国际社会的共同规则，民主国家比君主制或贵族制国家更喜欢国际法治。
　　后来，美国的其他学者补充了威尔逊的理论，把民主制与经济发达与否联系了起来，认为民主制能保证法治，而法治是保障司法公正、发展经济的最好保证，因此民主国家都是富裕国家。他们认为，选举制度使那些执行不得人心的经济政策的领导人无法长期统治，使社会能公平分配，民众的怨气不会上升为极端的民族主义，因此发生民族矛盾与冲突的可能性减少，国际和平与稳定也相对增强。
　　美国学者在分析威尔逊理论的合理性时犯下了研究的一大忌讳，就是想当然，替威尔逊找道理，忘记了威尔逊本人讲这些话时的历史背景及他的目的。其实，威尔逊这篇讲话的题目就叫“战争讲话”，他通篇的讲演都是要说服国会批准美国对德国宣战，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只在一小段中讲了他对“世界和平”的展望。考虑到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期保持中立，靠向参战双方提供物资而大发横财，后来德国用潜艇不断攻击美国运往欧洲的商船，美国无法再靠这种方式来扩大自己的收益。我们有理由相信，威尔逊的讲话主要是鼓动国会议员们批准他选择参战的决定。一切有关民主政权的机制有助于维持和平，而专制政权都不守和平协议的说法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激起美国人的热情，煽动美国人特有的民族主义情绪。威尔逊在这种场合下说的话，目的性很强，只能说是战术性的，把他在这一场合下说的话推而广之，说成是说明了人类社会的某种规律的科学论断，这显然过于牵强附会。当今各国都有一些美国问题专家和国际关系问题专家还煞有介事地找历史例子来做经验性研究，想论证这一问题，不禁让人想起中国古代寓言里缘木求鱼的故事。
　　民主政治与好战
　　 美国的政治学学生在学习美国政治制度时，必须读一本法国人写的书，那就是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这本书不仅被认为是研究美国政治制度的经典，也是政治社会学的经典。托克维尔在19世纪访问美国时，非常欣赏美国民主制度在管理地方行政方面的效率，他发现民主制度对治理市民社会非常有效。但是，托克维尔也指出，美国的民主制度在决定对外政策时却显得有许多不足之处。托克维尔说：“对外政策几乎不需要民主所固有的任何素质；恰恰相反，它所需要的倒是发挥民主几乎完全不具备的那些素质。民主有利于增加国内的资源，使人民生活舒适，发展公益精神，促进社会各阶级尊重法律；而且，所有这一切，还能对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发生间接的影响。但是，民主却难于调整一项巨大事业的各个细节，它只能制定规划，然后排除障碍去监督执行。民主很少能够秘密地拟定措施和耐心地等待所定措施产生的结果，而这却是一个个人或一个贵族所具有的素质。”他还尖锐地指出：“促使民主在政治方面服从感情而不服从理智，为满足一时的冲动而放弃成熟的长期计划的那种倾向，在法国爆发革命时期亦曾出现于美国。”
　　托克维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对外政策方面，美国的民主政治往往是感情因素占上风，民众受感情的牵制而不理性地思考问题，使得某些时候美国的对外政策咄咄逼人，而这种富有挑衅性的政策却并不一定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比如，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中，代表民主和民意更多的是议会和舆论，而历史的经验证明二者在美国往往是“好战”的代表，它们有时不但不阻止战争，还往往是把国家推向战争的原因。
　　1898年美西战争前，总统麦金利曾再三犹豫是否发动战争。他曾表示，“在穷尽和平的努力之前，美国决不能开战”。但美国舆论群起而攻之，连篇累牍的新闻报道指责他优柔寡断，软弱无能；美国国会里议员们个个义愤填膺，纷纷发言表示一定要教训一下西班牙……麦金利最后屈于压力，只好决定开战。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是坚持到最后一刻的人。”
　　不仅在美国如此，在欧洲也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几乎所有大国的舆论都满怀热情地欢迎1914年战争的爆发。美国外交问题专家米德总结道：“从南北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五十年间，每一次大型外交危机中，在每一个民主统治的国家中，公众舆论总是支持更为好战的路线，那些致力于国际妥协的人则是拿政治生命做赌注。”
　　我们看到，在美国的民主制度中，国会有时非常好战，是战争的鼓动者。但另一些时候，国会也可能阻止美国的扩张。这并不是因为国会议员们悲天悯人，而是因为议员们代表的往往是美国社会中的一些利益集团，如果他们认为美国的扩张会损害到自己集团的利益，他们就会出面反对。
　　比如，美国在打败了西班牙并兼并了西班牙前殖民地菲律宾后，遇到了菲律宾人的顽强抵抗。后来，美国人帮助菲律宾组织选举，许诺未来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在第一届菲律宾议会80个席位中，有58席被菲律宾民族主义候选人获得，他们要求美国立即给予菲律宾独立。经过了几年的讨论，191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Jones Act)，一旦菲律宾组建了自己的民族政府，美国就将给予它独立。其实，美国国会通过这样一项法案，并不是因为美国多数议员们都认为菲律宾战争太残酷，或菲律宾人民的反抗太厉害，而是因为美国国会中一些院外集团的代表们联合了起来，共同提案要保护自己集团的利益。美国的甜菜、棉花种植主的代表们担心菲律宾廉价的蔗糖和棉花进入美国会冲击自己的市场；美国的工会担心如果菲律宾的劳工可以随意进入美国，会大大冲击美国的劳工市场。
　　其实，美国的舆论不仅在历史上好战，现代仍然如此。朝鲜战争就是一个例子。当麦克阿瑟率领的美军在仁川登陆后，带领联军一直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当时，麦克阿瑟叫喊着要联合蒋介石在台湾的部队一起反攻大陆，用军事手段在中国改换政权。然而，美国总统杜鲁门却让他只打一场有限的战争，不要向中国进军。
　　由于麦克阿瑟公开反对杜鲁门的决定，因此杜鲁门总统撤了他的职。麦克阿瑟回到美国后，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在这场总统与战场指挥官之间的争论中，麦克阿瑟得到了民意的支持，不仅国会共和党领袖支持他，一大批亲共和党的新闻媒体也支持他。《芝加哥论坛报》评论说，麦克阿瑟是成吉思汗以来少有的最伟大的军事领导人之一，是个巨人，值得美国人崇拜。该报甚至把杜鲁门骂了一顿，说他是个酗酒者、小人，是个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阵线政府的领导人。美国的许多大城市都爆发了支持麦克阿瑟、反对杜鲁门的游行示威活动。四个州的议会还通过了决议，要求杜鲁门总统收回成命。美国调查机构盖洛普的调查表明，事件发生后杜鲁门的支持率下降到了26%，而麦克阿瑟的支持率却上升到了69%。
　　麦克阿瑟认为，必须使战争全面升级，一场有限的战争只会使美国士兵的士气低下。他主张用美军战机直接轰炸中国的北方城市，封锁中国的沿海城市，鼓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与美军共同作战，反攻大陆，必要时对中国的大城市扔50颗原子弹，彻底打垮中国人的信心。事隔多年，现在回想起来，人们都会觉得麦克阿瑟的态度几近疯狂，不可理喻。然而，这种疯狂的态度却能得到美国公众的支持。当美国的民间调查机构问，如果停火谈判失败，他们是否同意用核弹打击共产党力量时，56%受调查的美国公众说同意。
　　杜鲁门对麦克阿瑟早有戒心，一直怀疑他是个恺撒式的人物。恺撒在公元前58年至公元50年征服了高卢、诺曼底、布列塔尼、日耳曼并渡海征服了不列颠，赢得巨大的威望。公元前49年初，他又率部跨过了高卢与意大利的分界线卢比孔河，打破了将军不得领兵越出他所派驻的行省的法律，等于向罗马元老院宣战，结果引起了三年内战。恺撒把他的反对党从意大利赶到奥特朗海峡东岸，然后又打垮了庞培在西班牙的军队，最后称雄罗马世界。杜鲁门担心麦克阿瑟会利用战争赢得的威望来越过他的“卢比孔河”，最后谋取政权，因此便想办法要限制麦克阿瑟的政治影响。然而，美国公众支持麦克阿瑟穷兵黩武的计划，杜鲁门无法靠公众来反对他。杜鲁门毕竟是老练的政治家，他便沉着、冷静地设计了一个计划，调动美军军官来反对麦克阿瑟。
　　杜鲁门认为，朝鲜战争是苏联人的一个阴谋，目的在于分散美国在西欧的注意力。如果美国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就给苏联提供了一个侵入西欧的借口。杜鲁门说服了美国三军联合参谋长布拉德利支持他的观点，后者便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陈述了杜鲁门的观点，反对美军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并说如果因此而失去了西欧，美国便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麦克阿瑟无言以对，因为他只是战场指挥官，无法声称知道全局的形势。从那场听证会后，麦克阿瑟的声望大跌，民意测验表明他的支持率降到了30%。尽管麦克阿瑟还做了最后一番挣扎，有些政治家也想帮他挽回败局，帮他在美国各地组织演说，并要把他推举为下届总统，但终究是无可奈何花落去。
　　美国民主制度决定外交政策的另一个弱点在于，当选的一些议员们往往要根据自己选民的好恶来做些建议，而不是按照“国家利益”来办事。而因为议员又是选民的代表，他们往往能把一些只对某些选民、某些选区或利益集团有利的事情装扮成对全民都有利的事，而一旦这些建议在议会得到通过，便能对国家的外交产生长远的政治影响，影响到一些双边甚至多边关系。美国国会通过的许多法案都可以说是这种例子，像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会通过的《赫尔姆斯—伯顿法》、《达马托法》，制裁一切与伊朗、古巴等国做生意的国家。这些法律凌驾于国际法之上，是典型的损人不利己的法律。
　　反过来，在美国的民主制度中，政府为了说服国会采取战争措施，有时不得不采取一些“见不得人”的手段，编造点故事来影响舆论及国会。关于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有许多传说故事，说明了国会与总统之间的这种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开始时，美国还想采取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办法，一边观望一边为参战双方提供物资，发战争财。德国陆续占领了波兰和欧洲一些小国，继而又征服了法国，向英国发起了“不列颠之战”。此时，美国国会仍相信孤立主义的好处，不为所动。而总统罗斯福已意识到，如果美国再不参战，欧洲就会被德国所统治，美国的利益将受到威胁。但他在国会上提出的援助英国的议案一再遭到否决。
　　1941年10月27日，在庆祝美国海军节的午餐会上，罗斯福突然宣布，他获得了一幅希特勒政府绘制的附有说明的中南美洲地图。这幅地图明确地将中南美洲的14个国家的疆界重新划分，其中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巴拿马被合并成为一个受希特勒控制的名叫“新西班牙”的国家，与美国利害攸关的巴拿马运河以及整个拉丁美洲都被纳入纳粹德国的势力范围。这幅地图一公布，美国人感到问题严重了。如果美国仍任凭德国在欧洲肆意横行，过不了多久纳粹德国就要插手美国的后院，随即德国的轰炸机也将能随时飞临美国上空。于是，舆论沸腾了，人们纷纷谴责纳粹的罪恶行径，要求政府放弃孤立主义政策，参战打击法西斯，以确保美国的安全。在强大的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美国国会内持孤立主义观点的议员不得不做出让步。11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废除了1935年通过的《中立法案》，授权罗斯福总统在北大西洋对德国潜艇进行公开的战争行动，并为英国的运输船队护航。这一决定使英国解除了危机。所以，有人说：“一幅地图拯救了英国。”
　　战后，很多历史学家在想，希特勒当时为什么要绘制这么一幅刺激美国人的地图？这不是自找麻烦、引火烧身吗？后来，又有两位美国历史学家在查阅了大量的英国情报部门的文件后，发现这幅地图可能不是纳粹德国绘制的，而是英国情报部门根据邱吉尔的指示绘制的，邱吉尔是在用“地图计”促使美国参战。其实，我们有理由相信，美国总统罗斯福根本就知道那幅地图的真相，但他却佯装深信德国纳粹的阴谋，以借此来煽动美国的民意，从而让国会顺利批准美国参战的计划。
　　2003年美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而美国政治制度中的“民主”因素也对战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美国多种民意调查，在开战前，60%以上的美国选民支持这场战争。美国参议院最后以99票对0票批准布什总统发动这场战争。当然，我们从事后媒体不断披露出的消息中得知，布什政府为了给战争找借口，不惜制造“情报”，影响民意。但这一切恰恰说明美国的民意很容易调动起来，而一旦调动起来，“民主”是“好战”的。
　　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国内开始还有一些反对声音，特别是在好莱坞一年一度的奥斯卡颁奖仪式上，一批左翼艺人发表议论公开反战。但很快好战的声音就压倒了反战的声音。2003年4月下旬，美国《娱乐周刊》突然在封面刊出了当红乡村乐队“南方小鸡”三名女成员的裸照。三名成员的身上分别写着“叛国者”、“萨达姆的天使”、“骄傲的美国人”等标语。该乐队成员之一的梅因斯说，她们并不打算用裸照来煽动人们的情绪，而只是为了给那些“在我们的头上贴标签的人”一个回答。但美国《纽约邮报》的娱乐专栏作家理查德?约翰逊立即发表了题为《不要帮这些愚蠢的名人》的文章，呼吁读者停止支持反战艺人。
　　 “南方小鸡”是一个来自得克萨斯州的演唱组合。伊拉克战争之前的3月10日，梅因斯在英国伦敦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她们为布什总统来自自己的家乡得克萨斯州而感到羞耻。没想到一石激起千层浪，拥护布什的“爱国电台”联手封杀她们的歌曲，不少原先的歌迷当街砸烂她们的唱片，乐队唱片的销量随之剧降，乐队成员们的家门口被人堆满了垃圾，甚至有人向她们发出死亡威胁。
　　虽然布什本人随后在电视台接受采访时表示“南方小鸡”有“言论自由”，但民间反对的呼声仍此起彼伏，使该乐队原本打算进行的全美巡回演出告吹。这次“历险”让她们记住一个教训：在美国，你尽可以有你个人的“言论自由”，但千万不要挑战美国政府。
　　相比之下，好莱坞明星苏珊?萨兰登受到的歧视则要严重得多。萨兰登及其丈夫蒂姆?罗宾斯都是好莱坞的反战人士。苏珊?萨兰登曾公开抨击布什政府的好战政策是“疯狂的，所发动的战争将残杀无数的无辜百姓”。罗宾斯抨击说，布什政府要发动战争，只是为了石油利益，根本不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安全。由于他们鲜明的反战色彩，不少美国民众对其相当反感，这对夫妇从此就不得安宁，接连遭到宣传活动被取消的厄运。罗宾斯非常愤慨：“我很遗憾他们利用这个事件来做政治宣传，侵害我的言论自由，并恐吓其他成千上万同样反对总统决策的民众。”
　　好莱坞另一位重量级影星西恩?潘因反战而失去了一桩大生意。2002年10月，西恩?潘个人出资5.6万美元在《华盛顿邮报》上刊登公开信，指责布什压制美国国内针对伊拉克问题展开的公众辩论，并试图说服布什“抑制发动战争的冲动”。2002年年底，西恩?潘曾对巴格达进行过为期三天的访问，并与萨达姆一起合影。2003年上半年，好莱坞大制片商之一斯蒂夫?宾突然宣布，因为潘几个月来的反战言行，撤销潘出演影片《男人为什么不结婚》的合同。此举令潘至少损失了 1 000 万美元。西恩?潘说，这种现象已经严重侵害了言论自由，与上个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白色恐怖并无二致。
　　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媒体利用先进的技术装备和美军的全力支持，对战争进行了大规模的“现场直播”，但它们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也使美国媒体的公正性备受世界各国媒体的质疑。有统计说，此次战争报道中最受美国民众欢迎的电视台，既不是报道规模第一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不是技术先进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而是到处洋溢“爱国主义热情”的福克斯(FOX)电视台。
　　该台的主持人一反美国媒体“公正”、“公平”的作风，一边倒地支持布什政府，大骂萨达姆政权，贬损反对美国立场的法、德、俄等国……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持较客观立场的美国广播公司和立场倾向反战的《纽约时报》等自由派媒体，则备受一些美国民众特别是某些保守派人士的攻击，有人甚至骂那些在战争中没有向布什政府一边倒的媒体犯了“叛国罪”。
　　几位名记者则成了这种风气的受害者。受雇于全国广播公司的彼得?阿内特曾因越南战争和海湾战争的战地报道而获得普利策奖，但仅仅由于他在接受伊拉克电视台采访时说了句“美国的第一个作战计划已经失败”，就被重压下的公司炒了鱿鱼。
　　全国广播公司电视台的新闻发言人为此辩解说：“阿内特接受伊拉克国家电视台的采访是错误的，特别是在战争时期。他将个人的意见公之于众，这也是错误的。因此阿内特不再为NBC从事报道了。”
　　 美国自称是“新闻自由”国度，但奇怪的是，在阿内特等几名著名记者仅仅因对战争的不同报道而被炒掉后，绝大部分美国媒体和民众不是热烈喝彩就是无动于衷，没有人为其打抱不平。有人说，此次伊拉克战争仿佛是一个“消声器”，不仅美国民众支持布什开战的占绝对多数，就连一向与布什唱反调的民主党领袖们也悄悄地闭上了嘴，不敢出来就政府此次战争决策中显而易见的诸多失误提出质疑。
　　美国的一些专家们也担心，当美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被煽动起来后，民主会转化为“多数的暴政”，会限制自由，反对声被淹没。民众的热情会被政府利用，借以推行其帝国政策。他们说，美国社会的一边倒倾向，一方面导致了美国人对自身带有排他色彩的民族主义视而不见；另一方面导致了美国在外交政策中对国际事务的处理失当，并因而削弱了美国的国际信誉与行为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