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地主富农的生活品质

http://user.qzone.qq.com/976163099/infocenter#!app=2

保定地区算是旧中国战乱较少的普通地区了吧?
一、食物种类
建国前，县内普通人家所食多以玉米面、小米、高粱面为主食，每日三餐或二餐。农家主要食物有玉米面、白薯粥、小米饭、玉米面饼子、杂面、高粱面饼、荞麦面、山药面。春节前，几乎家家蒸年糕、玉米面豆馅馒头、摊折饼。春季，贫困农户多采集嫩树叶、榆钱、野菜拌以玉米面蒸或炒后吃。灾荒年头，谷糠麸子也成为贫苦人家的主食。人们所食蔬菜主要有大白菜、红白萝卜，间有蔓青等。枯菜季节多以咸菜、干白菜、萝卜干和酱佐食，平时很少吃鱼、肉，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点儿.按消费量的多寡，几种主要粮食作物的消费排位依次为：玉米、小米、高粱、小麦、绿豆。

二、各阶层各食品的消费比例及人均各食品消费
每户每年消费的总金额/价值 单位为银元
粮食：地主189.51元 富农207.55元 中农142.22元 贫农92.65元 雇农60.03元
肉类：地主12元 富农12.15元 中农4.61元 贫农2.33元 雇农1.6元
蔬菜：地主3.62元 富农2.18元 中农1.81元 贫农1.72元 雇农1.1元
调味品(以盐为主)：地主18元,富农15.05元 中农8.67元 贫农4.33元 雇农2.82元

各阶层家庭各事物消费价值百分比：粮/肉/蔬菜/调味品
地主：84.9%/5.4%/1.6%/8.1% 总食物消费223.12元
富农：87.6%/5.1%/0.9%/6.4% 总食物消费236.93元
中农：90.4%/2.9%/1.7%/5.5% 总食物消费157.31元
贫农：91.7%/2.3%/1.7%/4.3% 总食物消费101.03元
雇农：91.7%/2.4%/1.7%/4.2% 总食物消费66.45元
平均:90.3%/3.1%/1.4%/5.2% 总食物消费126.3元

粗细粮比例:调查统计还表明，地主富农的粮食消费也是以粗粮为主，粗粮大约占70%。东顾庄最大的地主杨继平有200多亩地(也是11村调查中最大的地主)，平常只是他和其母单独吃点白面，谓之开小灶；家里其他人和长工一个灶吃饭，自然以粗粮为主[5] 。初夏季节，收了麦子，大家就吃几顿白面面条，在他们看来，就算是一种了不起的奢侈了。只有几户最富有的人家才能吃白面一直吃到八月，不过也就是吃到八月。据统计，在1930、1936、1946年三个时点上，小麦在口粮中所占比例几乎没有变化，大约平均在20%，其中1936年小麦比例稍高一点 (20.29%)。村民中地主口粮中小麦比例最高，为34.91%，雇农最低为13.64%。
据统计，1930年平均每人消费口粮157公斤，以五口之家计，每户一年消费口粮828公斤。1936年和1946年人均消费分别为159.2公斤、159.46公斤，好像变化不大。平均起来大约每人每天不到一市斤。贫农人均267.99市斤。

三、穿住
旧中国，被称为“乡土中国”，不仅因为其国民主要依靠土地为生，又多土生土长很少迁徙，大概还因他们居住的房屋、库房及院墙也是土垒的。清苑农村就很典型。走进村落就会发现，每村都有一两条主要街道，街道两旁排着六到八尺高的土墙，隔一段便有一个门楼，通向农家的庭院。大街两边又分出几条小街，小街两侧也是土墙，隔一段有个院门。小街又分出更小的巷子。这样，整个村落外形看起来还算规则，在一大片土地的中央，土坯墙的建筑物鳞次栉比，掩在树阴中；但里面布满了杂乱无章的街巷、土墙，还有倚墙建筑的低矮土房。
《清苑县志》云：旧中国，“住房多为土坯房，少数户住到瓦房。土坯房用坯垒墙，里外抹麦秸泥，用柁、檩、椽子作骨架，上铺秫秸、苇箔，再抹麦秸泥。……砖瓦房的房盖也有不上瓦而抹麦秸泥的”。土坯砌的墙和泥抹的屋顶都取自脚下的泥土，日久失修，经不住夏雨的淋刷，渐渐又还原成泥土了。倒了的墙，塌了的院门，下陷的屋顶，几乎随处可见。所以虽然村里总盖新房，但老是呈现出一副破败的景象。少部分农户盖房时使用一部分砖，即墙的两表面用砖，当中填土，又称砖面房。只有极少数的富户才能住上砖瓦房。砖房子可以传代，而普通农民的茅屋一次又一次地被雨水冲垮，再一次又一次地加以重建。
门窗都是木制的，每间房一般留有一个窗户。由于主要房间都是座北朝南，因此窗户都开在南面，在一个横卧的长方形大窗框里，由不同规则的窗棱分开，上面糊上白窗纸。最好的人家一年糊一次，许多人家几年也换不了一次，看上去窗纸破破烂烂的，寒风一吹，哗哗响，门也吱吱作响。如果一家农民有三间主要的房屋，那么它们一般都是北房，并且连在一起。三间房只有中间房子有门，叫“堂屋”，经过它通向两边的房间，又称“一明两暗”。中间“堂屋”兼作厨房，房间左侧或右侧设有烧饭的灶(又称地锅)，紧挨炉灶的那间便是睡觉的房子。进去后，首先看到的就是睡觉的炕。土炕是一种用砖垒砌起来的平台，一般总要占去屋子里的整整一半空间，灶房的烟道就从它的下面通过，因此可以利用做饭时产生的余热把土炕烧暖。如果土炕不是和灶房连在一起，为着取暖，就得直接在下面生火。
还需一提的是农民的厕所。几乎每家大门旁边或院落里靠门口部位，都设有一间露天茅厕，方便过往行人，也好给自家耕地积肥。所有人家的茅房里，都有一个深坑，上面用木板或石板盖住，板上开一个小口排便。还有许多养猪的农户，把猪圈和茅房连接起来，人和猪的粪便积蓄在一起，过一段时间铺上一层土，整个冬天都是这样。春播前把肥起出来，有时秋天还要起一次，用这种方法，一户一年能积四五方土杂肥。粪堆与茅厕影响周围环境甚巨，但农民似乎并不在意。
除村民居室外，还有生产用房，如储存室(又称堆房)、牲口棚、车棚等。据统计，农户的生产用房，最常见的是堆房，其余用房依次为牲口棚、车棚、碾磨棚等。生产用房的多寡依农户富裕程度而不同，堆房最为普遍，几乎每家都有，有碾磨棚的农户不多，而牲口棚、车棚等只有少数地主富农才有。

1930年11村居民的住房
地主70户1064间 平均15.19间
富农169户1796间 平均10.63间
中农742户4202间 平均5.66间
贫农915户3107间 平均3.50间
雇农161户371间 平均2.3间
其他62户138间 平均2.22间

再看农民的穿着。农民的衣被用料，主要还是靠本村的土地解决。据老人们回忆说，村里不到过年的时候，看不见穿新衣服的人。在平常，人们的穿着十有八九都是褴褛不堪，满身补丁。个别乡绅逢年过节才穿上南方生产的绸缎服装，有的村庄牙根儿就没有见过。洋布之类在20世纪初年还很少有人穿。数百年来，虽然服装式样变了，但是日常劳动的穿着却没有怎么变。夏天穿粗布的单衣单裤，多数漂成白色，有的用靛青染成蓝色或者黑色。妇女普遍穿粗布大襟褂、袄和长裤，从颜色上看，许多妇女经常穿白褂子和黑裤子；青年妇女节日或外出喜欢穿花衣，有条件的还穿绣花鞋。姑娘梳独根长辫，结婚后挽髻。入冬以后，人们没有毛衣或绒衣，而是在夏天穿的单衣外面直接套上臃肿的棉衣。厚厚的棉絮里寄生着虱子，由于拆洗棉衣很费事，因此要保证棉絮里没有虱子几乎是不可能的。冬季里，只要天气暖和，总有一些人散坐在阳光照射的角落里，把棉袄摊在膝盖上捉虱子。好像很难统计农民的一件棉袄及其他衣服究竟穿多久才更新。一件棉袄无疑要穿很久。据11 村调查的一些零散记载，谢庄张维先母亲一件棉袄穿了二十年；张风文祖母出嫁时的棉袄一直穿到死，用了五十年。其实，单衣单裤都是短缺用品。杨玉清与丈夫轮流穿一条裤子，丈夫出门，她就没有一条完整的裤子能穿出去。大祝泽村村民李德胜18岁的女儿，“一夏天只一身单衣单裤，晚上洗，白天穿。”
30年代河北农村的一项调查谈到，农民所穿衣服破烂、肮脏，“油垢有一钱多厚，也不洗一洗”，往往是一季换一次衣服。“凡常和农民在一起的人都知道，一般农民，您看他的牙上，都附有一钱厚的牙垢，黄而且臭”，至于经常洗澡，更是一种奢谈了。
鞋也是用棉布做的。鞋底是用麻线纳成的千层底，非常结实，一个壮劳力整日干活也能穿上一年。这种千层底鞋子在中国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至少秦汉时的农民与士兵就穿这种鞋子。妇女一般不穿这种笨重的鞋子，三四十年代，大部分年轻的妇女已经不再裹脚，但中年以上的妇女的脚都经过裹缠，脚趾窝在脚心底下，脚骨也变了形，走路都不方便。可是不少穷人家的小脚妇女仍旧得在地里干活，承担繁重的劳作。
再看一看被褥的情况。除少许富户的被子是缎绸被面外，普通农民的被褥多是两面粗布做成，而且布满大小补丁。
估算一下农民的棉布消费数量。据统计，地主富农户每人每年平均消费棉布18-20 尺，而贫雇农则是10-12尺，平均起来大约每人为13-14尺。农民消费的棉布中，一半以上仍然是土布。洋布的普及与消费发展很慢，其消费量远比人们预料的要少。从1930年至1946年16年间，洋布的总消费量仅上升了2个百分点。就当时土布和洋布的实际价格来看不相上下：土布每尺0.15元，洋布每尺0.28元，表面看洋布似乎贵近一倍，可洋布面宽出不少，所以按面积计算价格几乎相当。洋布的消费发展缓慢，主要原因在于土布可以自己造，而洋布要花钱到市场上去买。农民生产土布主要利用季节性的或家庭结构性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宁可自己生产而不去花钱购买洋布，所以一直到40年代末洋布也未能取代土布，农民家庭的土布消费仍然平均占布匹消费的一半以上。当然，农民服装消费的另一半则要购自市场，这一方面也应给予充分注意。实际上，农民并非家家织布，所以有相当一部分农民服装用布主要来自市场，甚至全部来自市场。
各阶层家庭人口数的参考: 从1930年的统计看，地主平均每户 14 条被子，每人平均 2 条；富农每户 12 条被子，每人平均1.5条；中农每户6条，每人平均1.1条；贫农每户4条，平均每人0.9条，雇农和其他成分的农民每户3条，平均每人0.8条。

四、其他及总消费结构:
农民除吃、穿、盖之外，还有燃料、照明、吸烟、喝酒等其他一些日常消费。
每个村庄通常都有一个小杂货铺，多是一间小小土坯房，铺子里出卖的商品有，旱烟、肥皂、毛巾、针、线、豆油、煤油、酒、盐、糖、饼干和布匹等，大部分是一般农户不能自产的各类生活必需品和日用品。买卖并不匆忙，可也人来人往。如果该村处于交通要道，杂货铺附近往往还有一个大车店，接待在此过夜或打尖休息的车把式。大车店提供热水，还有蒸馍、面条和烩饼(其中常有时鲜蔬菜)。大车店也是一栋土坯房，房前搭的席棚伸到街上，荫蔽着一、两张桌子。房后有个长棚屋，里面有车把式睡觉的大通炕。棚屋尽头是马槽，牲口在那里吃着锄碎的草秸。有的村没有大车店，只有小饭铺或茶馆，例如清苑固上村就有两个小饭铺和一个小茶馆，它们与小杂货铺一起，构成该村庄的小小消费中心。
农民家里通常不烧火，也不备热水和茶叶。只在做饭时生火，而且只要烧熟几把小米就不再烧了。平常不烧开水，都是喝生水，即使在最寒冷的冬天也是这样。所以，暖水瓶没有成为生活必需品。当农民生活稍好一些后，就要购置暖水瓶，可见没有成为必需品，并非生活中不需要，而是购买力太低，暖水瓶竟成为少数人享用的“奢侈品”。1930年，11村2119户农民中，只有2只暖水瓶，1936年总共有4 个，1946年有18只(农户此时已增至2595家)，暖水瓶仍是微乎其微的奢侈品。清苑农户有一个普通的习惯，就是家里来客也不烧水，而是让孩子拿上一把小茶壶去买一壶水，卖水时还给放上一小撮茶叶。当时一般村里总有那么几户专门烧水卖水，对于只有在个别情况下才消费热水的村民来说，一次花费一两分钱去买水，当然是最经济的办法，集中烧水卖水者也有一些薄利。稍一留心就会发现，即使这样很小的事情后面，也包含着农民们很精明的计算。11村调查资料中，我们没有发现农民日常茶、糖消费的统计或说明，大概这方面的消费太少了，故而略去不计。不过从买开水待客的习惯作法中，可以发现茶叶消费的一点线索。喝茶一定要用开水，平时喝生水，意味着农民平时没有喝茶的习惯，招待客人时才特意买“放上一小撮茶叶”的开水，家里则不备茶，很明显，农家喝开水与喝茶都是偶然的消费。表6-1表明，在各类农民家庭的饮食消费中，仅粮食一项就占90%以上，副食主要靠腌咸萝卜，甚至连咸萝卜都吃不上，在这样的饮食结构中，没有喝茶的习惯是可以理解的。
一般农户的燃料，烧的是树根、麦秸和干草。燃料不足是当时农民生活的一大问题，以每户占地15亩计，田地里的麦秸不足以解决农民做饭取暖的需求。农户缺燃料，是造成农业生产陷入恶性循环的重要因素之一：大量的秸杆都被用于燃料，而回投土地的有机肥源短缺，地力下降，低产又造成秸杆量少，由此循环往复，生态环境越来越恶化。烧柴只能做饭或临时御寒。在寒冷的冬天，只有极少数人家的火炉日夜不熄，他们烧的是掺上土的煤。一般农户补充燃料的方法则是出外拾柴或砍树，这在更大范围内使生态环境不断遭破坏。也有一些农户购买少量的煤炭作补充。1930年的户均煤炭消费量是130公斤 [13] ，显然，这样低的煤耗量对多数农户而言聊胜于无。在1930、1936和1946年三个时点上的人均耗煤量分别为25公斤，26公斤和32公斤，表明煤炭碳市场在农民普通缺乏燃料的情况下取得有限的进展。
关于照明消费。在20世纪以前，农民家庭都点用土制灯盏，使用农户自产或本地产的食油，如用黑豆榨制的黑油，菜籽榨制的菜油和棉籽榨制的棉籽油等。自煤油输入后，各村使用煤油已很普遍。据1930年11村统计，户均消费达到6.26公斤，人均 1.20公斤，其中下层农户与上层农户消费差别不大，最多不过0.5公斤，说明当时的农村照明已基本被煤油取代，而且市场稳定。在相同油耗的情况下，煤油照明度比食用油好，从价格上看，食用油在1937～1938年时0.36元1公斤，煤油则是0.30元1公斤，二者相差不多。这与洋布替代土布之困难不同，食用油很少能自已制作，而是农民把豆子或棉籽送到油坊，油匠用手工业的操作方式打出来的，这与家庭的剩余劳动力的使用无关，因此在价格基本相等的前提下，煤油照明顺利地取代了食油照明。
个人消费品里最普通的有烟酒二项。酒以小米酿造的黄酒(色黄，味较淡)与高粱酿造的烧酒(制造程序较繁，性极烈)二种最通行。只有极个别大户才雇用酒师酿酒，满足自家消费；一般农家每年的饮酒消费颇为有限，除过年过节和极个别场合外，平日很少饮用。据统计，1930年户均消费 1.66公斤,人均消费0.33公斤。从1936、1946时点看，并没有什么变化，还稍有下降。民国初年以前，农民都吸“旱烟”。纸烟输入之初，价格昂贵，销路不广，只有富裕户偶尔备之待客而已。1930年前后，开始生产劣等纸烟如“大婴孩”牌纸烟，价廉而性烈，适于农民消费，于是纸烟的销用才渐行推广，每户一年大约消费8盒纸烟。
农民家庭里的一般摆设都非常简单。以中农户为例，差不多就是有两个小立柜，用来装衣服、日用品和一些杂物。还有一把磁壶，一条板凳。两个小方镜多是结婚时的陪嫁。一个席屯，用于存粮，大小缸若干，用于盛水、腌咸菜，也用来装粮食。还有就是吃饭的碗和盘子。这些家具都是极为简陋的，但又都是必需的。依村民的眼光，一个瓷碗就算是值钱的物件了。许多农民从生下来后到进坟墓为止，用同一个碗吃饭，并在死后传给他们的子孙。要是碗破损了，就把破碗拿给流动的锔碗匠去修补，后者灵巧地在破片上钻眼，再用铜钉将其固定在一起。有时一只碗竟多次修复，所以寿命是很长的。一只碗尚且如此，暖水瓶一类当然算是高档消费品了。暖水瓶、手电筒、矿石收音机和自行车被认为是当时的“四大件”，按1930年统计，11村2119户人家中共有自行车7辆、手电筒6个、热水瓶2个、矿石收音机0个。如要采用户均统计计算的话稀少得几乎没有意义，所以这几项数据拟不予列入。

1930年各阶层每户每年各项生活费及百分比
地主：饮食223.13元 衣服37.31元 住房2.35元 燃料15.58元 杂项73.71元,合计352.08元
富农：饮食236.93元 衣服35.06元 住房2.59元 燃料9.57元 杂项25.32元,合计309.47元
中农：饮食157.31元 衣服18.72元 住房1.38元 燃料5.88元 杂项11.46元,合计194.75元
贫农：饮食101.03元 衣服11.92元 住房0.68元 燃料4.32元 杂项5.92元,合计123.87元
雇农：饮食66.45元 衣服8.71元 住房0.57元 燃料2.4元 杂项3.54元 合计81.67元
平均：饮食126.3元 衣服15.99元 住房1.06元 燃料5.28元 杂项10.91元合计159.54元

平均每年每个成年人的人均消费
地主：
饮食50.31元，占63.4%
衣服8.41元，占10.6%
住房0.53元，占0.7%
燃料3.51元，占4.4%
杂项16.62元，占20.9%
总计79.38元
富农：
饮食38.17元，占76.6%
衣服5.86元，占11.3%
住房0.42元，占0.8%
燃料1.54元，占3.1%
杂项4.08元，占8.2%
总计49.86元
中农：
饮食32.17元，占80.8%
衣服3.86元，占9.6%
住房0.28元，占0.7%
燃料1.21元,占3%
杂项2.36元，占5.9%
总计40.12元
贫农：
饮食25.07元，占81.6%
衣服2.96元，占9.6%
住房0.17元，占0.5%
燃料1.07元，占2.9%
杂项1.47元，占4.8%
总计30.7元
雇农：
饮食22.37元，占81.4%
衣服2.93元，占10.7%
住房0.19元，占0.7%
燃料0.78元，占4.3%
杂项1.19元，占6.8%
总计27.46元
平均：
饮食29.41元，占79.2%
衣服3.72元，占10%
住房0.25元，占0.7%
燃料1.23元，占3.3%
杂项2.54元，占6.8%
总计37.15元

灾变/流民及灭绝(含全家逃亡后无音信的)
1930至1946年17年间
上等户239-245户，灭绝2户
中等户742-906户，灭绝11户
下等户1138至1121户，灭绝113户
合计1930年时2119户，至46年灭绝126户

资料来源：河北省统计局编《二十八年来保定农村经济调查报告》，1958。
据中央农业实验所调查，当时河北省离村逃亡农民共331264户，占调查农户总数的8.5%。据另一项调查，在关内22省中，离村逃亡的农民合计3525349户，平均占调查总数8.9% 。http://user.qzone.qq.com/976163099/infocenter#!app=2

保定地区算是旧中国战乱较少的普通地区了吧?
一、食物种类
建国前，县内普通人家所食多以玉米面、小米、高粱面为主食，每日三餐或二餐。农家主要食物有玉米面、白薯粥、小米饭、玉米面饼子、杂面、高粱面饼、荞麦面、山药面。春节前，几乎家家蒸年糕、玉米面豆馅馒头、摊折饼。春季，贫困农户多采集嫩树叶、榆钱、野菜拌以玉米面蒸或炒后吃。灾荒年头，谷糠麸子也成为贫苦人家的主食。人们所食蔬菜主要有大白菜、红白萝卜，间有蔓青等。枯菜季节多以咸菜、干白菜、萝卜干和酱佐食，平时很少吃鱼、肉，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点儿.按消费量的多寡，几种主要粮食作物的消费排位依次为：玉米、小米、高粱、小麦、绿豆。

二、各阶层各食品的消费比例及人均各食品消费
每户每年消费的总金额/价值 单位为银元
粮食：地主189.51元 富农207.55元 中农142.22元 贫农92.65元 雇农60.03元
肉类：地主12元 富农12.15元 中农4.61元 贫农2.33元 雇农1.6元
蔬菜：地主3.62元 富农2.18元 中农1.81元 贫农1.72元 雇农1.1元
调味品(以盐为主)：地主18元,富农15.05元 中农8.67元 贫农4.33元 雇农2.82元

各阶层家庭各事物消费价值百分比：粮/肉/蔬菜/调味品
地主：84.9%/5.4%/1.6%/8.1% 总食物消费223.12元
富农：87.6%/5.1%/0.9%/6.4% 总食物消费236.93元
中农：90.4%/2.9%/1.7%/5.5% 总食物消费157.31元
贫农：91.7%/2.3%/1.7%/4.3% 总食物消费101.03元
雇农：91.7%/2.4%/1.7%/4.2% 总食物消费66.45元
平均:90.3%/3.1%/1.4%/5.2% 总食物消费126.3元

粗细粮比例:调查统计还表明，地主富农的粮食消费也是以粗粮为主，粗粮大约占70%。东顾庄最大的地主杨继平有200多亩地(也是11村调查中最大的地主)，平常只是他和其母单独吃点白面，谓之开小灶；家里其他人和长工一个灶吃饭，自然以粗粮为主[5] 。初夏季节，收了麦子，大家就吃几顿白面面条，在他们看来，就算是一种了不起的奢侈了。只有几户最富有的人家才能吃白面一直吃到八月，不过也就是吃到八月。据统计，在1930、1936、1946年三个时点上，小麦在口粮中所占比例几乎没有变化，大约平均在20%，其中1936年小麦比例稍高一点 (20.29%)。村民中地主口粮中小麦比例最高，为34.91%，雇农最低为13.64%。
据统计，1930年平均每人消费口粮157公斤，以五口之家计，每户一年消费口粮828公斤。1936年和1946年人均消费分别为159.2公斤、159.46公斤，好像变化不大。平均起来大约每人每天不到一市斤。贫农人均267.99市斤。

三、穿住
旧中国，被称为“乡土中国”，不仅因为其国民主要依靠土地为生，又多土生土长很少迁徙，大概还因他们居住的房屋、库房及院墙也是土垒的。清苑农村就很典型。走进村落就会发现，每村都有一两条主要街道，街道两旁排着六到八尺高的土墙，隔一段便有一个门楼，通向农家的庭院。大街两边又分出几条小街，小街两侧也是土墙，隔一段有个院门。小街又分出更小的巷子。这样，整个村落外形看起来还算规则，在一大片土地的中央，土坯墙的建筑物鳞次栉比，掩在树阴中；但里面布满了杂乱无章的街巷、土墙，还有倚墙建筑的低矮土房。
《清苑县志》云：旧中国，“住房多为土坯房，少数户住到瓦房。土坯房用坯垒墙，里外抹麦秸泥，用柁、檩、椽子作骨架，上铺秫秸、苇箔，再抹麦秸泥。……砖瓦房的房盖也有不上瓦而抹麦秸泥的”。土坯砌的墙和泥抹的屋顶都取自脚下的泥土，日久失修，经不住夏雨的淋刷，渐渐又还原成泥土了。倒了的墙，塌了的院门，下陷的屋顶，几乎随处可见。所以虽然村里总盖新房，但老是呈现出一副破败的景象。少部分农户盖房时使用一部分砖，即墙的两表面用砖，当中填土，又称砖面房。只有极少数的富户才能住上砖瓦房。砖房子可以传代，而普通农民的茅屋一次又一次地被雨水冲垮，再一次又一次地加以重建。
门窗都是木制的，每间房一般留有一个窗户。由于主要房间都是座北朝南，因此窗户都开在南面，在一个横卧的长方形大窗框里，由不同规则的窗棱分开，上面糊上白窗纸。最好的人家一年糊一次，许多人家几年也换不了一次，看上去窗纸破破烂烂的，寒风一吹，哗哗响，门也吱吱作响。如果一家农民有三间主要的房屋，那么它们一般都是北房，并且连在一起。三间房只有中间房子有门，叫“堂屋”，经过它通向两边的房间，又称“一明两暗”。中间“堂屋”兼作厨房，房间左侧或右侧设有烧饭的灶(又称地锅)，紧挨炉灶的那间便是睡觉的房子。进去后，首先看到的就是睡觉的炕。土炕是一种用砖垒砌起来的平台，一般总要占去屋子里的整整一半空间，灶房的烟道就从它的下面通过，因此可以利用做饭时产生的余热把土炕烧暖。如果土炕不是和灶房连在一起，为着取暖，就得直接在下面生火。
还需一提的是农民的厕所。几乎每家大门旁边或院落里靠门口部位，都设有一间露天茅厕，方便过往行人，也好给自家耕地积肥。所有人家的茅房里，都有一个深坑，上面用木板或石板盖住，板上开一个小口排便。还有许多养猪的农户，把猪圈和茅房连接起来，人和猪的粪便积蓄在一起，过一段时间铺上一层土，整个冬天都是这样。春播前把肥起出来，有时秋天还要起一次，用这种方法，一户一年能积四五方土杂肥。粪堆与茅厕影响周围环境甚巨，但农民似乎并不在意。
除村民居室外，还有生产用房，如储存室(又称堆房)、牲口棚、车棚等。据统计，农户的生产用房，最常见的是堆房，其余用房依次为牲口棚、车棚、碾磨棚等。生产用房的多寡依农户富裕程度而不同，堆房最为普遍，几乎每家都有，有碾磨棚的农户不多，而牲口棚、车棚等只有少数地主富农才有。

1930年11村居民的住房
地主70户1064间 平均15.19间
富农169户1796间 平均10.63间
中农742户4202间 平均5.66间
贫农915户3107间 平均3.50间
雇农161户371间 平均2.3间
其他62户138间 平均2.22间

再看农民的穿着。农民的衣被用料，主要还是靠本村的土地解决。据老人们回忆说，村里不到过年的时候，看不见穿新衣服的人。在平常，人们的穿着十有八九都是褴褛不堪，满身补丁。个别乡绅逢年过节才穿上南方生产的绸缎服装，有的村庄牙根儿就没有见过。洋布之类在20世纪初年还很少有人穿。数百年来，虽然服装式样变了，但是日常劳动的穿着却没有怎么变。夏天穿粗布的单衣单裤，多数漂成白色，有的用靛青染成蓝色或者黑色。妇女普遍穿粗布大襟褂、袄和长裤，从颜色上看，许多妇女经常穿白褂子和黑裤子；青年妇女节日或外出喜欢穿花衣，有条件的还穿绣花鞋。姑娘梳独根长辫，结婚后挽髻。入冬以后，人们没有毛衣或绒衣，而是在夏天穿的单衣外面直接套上臃肿的棉衣。厚厚的棉絮里寄生着虱子，由于拆洗棉衣很费事，因此要保证棉絮里没有虱子几乎是不可能的。冬季里，只要天气暖和，总有一些人散坐在阳光照射的角落里，把棉袄摊在膝盖上捉虱子。好像很难统计农民的一件棉袄及其他衣服究竟穿多久才更新。一件棉袄无疑要穿很久。据11 村调查的一些零散记载，谢庄张维先母亲一件棉袄穿了二十年；张风文祖母出嫁时的棉袄一直穿到死，用了五十年。其实，单衣单裤都是短缺用品。杨玉清与丈夫轮流穿一条裤子，丈夫出门，她就没有一条完整的裤子能穿出去。大祝泽村村民李德胜18岁的女儿，“一夏天只一身单衣单裤，晚上洗，白天穿。”
30年代河北农村的一项调查谈到，农民所穿衣服破烂、肮脏，“油垢有一钱多厚，也不洗一洗”，往往是一季换一次衣服。“凡常和农民在一起的人都知道，一般农民，您看他的牙上，都附有一钱厚的牙垢，黄而且臭”，至于经常洗澡，更是一种奢谈了。
鞋也是用棉布做的。鞋底是用麻线纳成的千层底，非常结实，一个壮劳力整日干活也能穿上一年。这种千层底鞋子在中国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至少秦汉时的农民与士兵就穿这种鞋子。妇女一般不穿这种笨重的鞋子，三四十年代，大部分年轻的妇女已经不再裹脚，但中年以上的妇女的脚都经过裹缠，脚趾窝在脚心底下，脚骨也变了形，走路都不方便。可是不少穷人家的小脚妇女仍旧得在地里干活，承担繁重的劳作。
再看一看被褥的情况。除少许富户的被子是缎绸被面外，普通农民的被褥多是两面粗布做成，而且布满大小补丁。
估算一下农民的棉布消费数量。据统计，地主富农户每人每年平均消费棉布18-20 尺，而贫雇农则是10-12尺，平均起来大约每人为13-14尺。农民消费的棉布中，一半以上仍然是土布。洋布的普及与消费发展很慢，其消费量远比人们预料的要少。从1930年至1946年16年间，洋布的总消费量仅上升了2个百分点。就当时土布和洋布的实际价格来看不相上下：土布每尺0.15元，洋布每尺0.28元，表面看洋布似乎贵近一倍，可洋布面宽出不少，所以按面积计算价格几乎相当。洋布的消费发展缓慢，主要原因在于土布可以自己造，而洋布要花钱到市场上去买。农民生产土布主要利用季节性的或家庭结构性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宁可自己生产而不去花钱购买洋布，所以一直到40年代末洋布也未能取代土布，农民家庭的土布消费仍然平均占布匹消费的一半以上。当然，农民服装消费的另一半则要购自市场，这一方面也应给予充分注意。实际上，农民并非家家织布，所以有相当一部分农民服装用布主要来自市场，甚至全部来自市场。
各阶层家庭人口数的参考: 从1930年的统计看，地主平均每户 14 条被子，每人平均 2 条；富农每户 12 条被子，每人平均1.5条；中农每户6条，每人平均1.1条；贫农每户4条，平均每人0.9条，雇农和其他成分的农民每户3条，平均每人0.8条。

四、其他及总消费结构:
农民除吃、穿、盖之外，还有燃料、照明、吸烟、喝酒等其他一些日常消费。
每个村庄通常都有一个小杂货铺，多是一间小小土坯房，铺子里出卖的商品有，旱烟、肥皂、毛巾、针、线、豆油、煤油、酒、盐、糖、饼干和布匹等，大部分是一般农户不能自产的各类生活必需品和日用品。买卖并不匆忙，可也人来人往。如果该村处于交通要道，杂货铺附近往往还有一个大车店，接待在此过夜或打尖休息的车把式。大车店提供热水，还有蒸馍、面条和烩饼(其中常有时鲜蔬菜)。大车店也是一栋土坯房，房前搭的席棚伸到街上，荫蔽着一、两张桌子。房后有个长棚屋，里面有车把式睡觉的大通炕。棚屋尽头是马槽，牲口在那里吃着锄碎的草秸。有的村没有大车店，只有小饭铺或茶馆，例如清苑固上村就有两个小饭铺和一个小茶馆，它们与小杂货铺一起，构成该村庄的小小消费中心。
农民家里通常不烧火，也不备热水和茶叶。只在做饭时生火，而且只要烧熟几把小米就不再烧了。平常不烧开水，都是喝生水，即使在最寒冷的冬天也是这样。所以，暖水瓶没有成为生活必需品。当农民生活稍好一些后，就要购置暖水瓶，可见没有成为必需品，并非生活中不需要，而是购买力太低，暖水瓶竟成为少数人享用的“奢侈品”。1930年，11村2119户农民中，只有2只暖水瓶，1936年总共有4 个，1946年有18只(农户此时已增至2595家)，暖水瓶仍是微乎其微的奢侈品。清苑农户有一个普通的习惯，就是家里来客也不烧水，而是让孩子拿上一把小茶壶去买一壶水，卖水时还给放上一小撮茶叶。当时一般村里总有那么几户专门烧水卖水，对于只有在个别情况下才消费热水的村民来说，一次花费一两分钱去买水，当然是最经济的办法，集中烧水卖水者也有一些薄利。稍一留心就会发现，即使这样很小的事情后面，也包含着农民们很精明的计算。11村调查资料中，我们没有发现农民日常茶、糖消费的统计或说明，大概这方面的消费太少了，故而略去不计。不过从买开水待客的习惯作法中，可以发现茶叶消费的一点线索。喝茶一定要用开水，平时喝生水，意味着农民平时没有喝茶的习惯，招待客人时才特意买“放上一小撮茶叶”的开水，家里则不备茶，很明显，农家喝开水与喝茶都是偶然的消费。表6-1表明，在各类农民家庭的饮食消费中，仅粮食一项就占90%以上，副食主要靠腌咸萝卜，甚至连咸萝卜都吃不上，在这样的饮食结构中，没有喝茶的习惯是可以理解的。
一般农户的燃料，烧的是树根、麦秸和干草。燃料不足是当时农民生活的一大问题，以每户占地15亩计，田地里的麦秸不足以解决农民做饭取暖的需求。农户缺燃料，是造成农业生产陷入恶性循环的重要因素之一：大量的秸杆都被用于燃料，而回投土地的有机肥源短缺，地力下降，低产又造成秸杆量少，由此循环往复，生态环境越来越恶化。烧柴只能做饭或临时御寒。在寒冷的冬天，只有极少数人家的火炉日夜不熄，他们烧的是掺上土的煤。一般农户补充燃料的方法则是出外拾柴或砍树，这在更大范围内使生态环境不断遭破坏。也有一些农户购买少量的煤炭作补充。1930年的户均煤炭消费量是130公斤 [13] ，显然，这样低的煤耗量对多数农户而言聊胜于无。在1930、1936和1946年三个时点上的人均耗煤量分别为25公斤，26公斤和32公斤，表明煤炭碳市场在农民普通缺乏燃料的情况下取得有限的进展。
关于照明消费。在20世纪以前，农民家庭都点用土制灯盏，使用农户自产或本地产的食油，如用黑豆榨制的黑油，菜籽榨制的菜油和棉籽榨制的棉籽油等。自煤油输入后，各村使用煤油已很普遍。据1930年11村统计，户均消费达到6.26公斤，人均 1.20公斤，其中下层农户与上层农户消费差别不大，最多不过0.5公斤，说明当时的农村照明已基本被煤油取代，而且市场稳定。在相同油耗的情况下，煤油照明度比食用油好，从价格上看，食用油在1937～1938年时0.36元1公斤，煤油则是0.30元1公斤，二者相差不多。这与洋布替代土布之困难不同，食用油很少能自已制作，而是农民把豆子或棉籽送到油坊，油匠用手工业的操作方式打出来的，这与家庭的剩余劳动力的使用无关，因此在价格基本相等的前提下，煤油照明顺利地取代了食油照明。
个人消费品里最普通的有烟酒二项。酒以小米酿造的黄酒(色黄，味较淡)与高粱酿造的烧酒(制造程序较繁，性极烈)二种最通行。只有极个别大户才雇用酒师酿酒，满足自家消费；一般农家每年的饮酒消费颇为有限，除过年过节和极个别场合外，平日很少饮用。据统计，1930年户均消费 1.66公斤,人均消费0.33公斤。从1936、1946时点看，并没有什么变化，还稍有下降。民国初年以前，农民都吸“旱烟”。纸烟输入之初，价格昂贵，销路不广，只有富裕户偶尔备之待客而已。1930年前后，开始生产劣等纸烟如“大婴孩”牌纸烟，价廉而性烈，适于农民消费，于是纸烟的销用才渐行推广，每户一年大约消费8盒纸烟。
农民家庭里的一般摆设都非常简单。以中农户为例，差不多就是有两个小立柜，用来装衣服、日用品和一些杂物。还有一把磁壶，一条板凳。两个小方镜多是结婚时的陪嫁。一个席屯，用于存粮，大小缸若干，用于盛水、腌咸菜，也用来装粮食。还有就是吃饭的碗和盘子。这些家具都是极为简陋的，但又都是必需的。依村民的眼光，一个瓷碗就算是值钱的物件了。许多农民从生下来后到进坟墓为止，用同一个碗吃饭，并在死后传给他们的子孙。要是碗破损了，就把破碗拿给流动的锔碗匠去修补，后者灵巧地在破片上钻眼，再用铜钉将其固定在一起。有时一只碗竟多次修复，所以寿命是很长的。一只碗尚且如此，暖水瓶一类当然算是高档消费品了。暖水瓶、手电筒、矿石收音机和自行车被认为是当时的“四大件”，按1930年统计，11村2119户人家中共有自行车7辆、手电筒6个、热水瓶2个、矿石收音机0个。如要采用户均统计计算的话稀少得几乎没有意义，所以这几项数据拟不予列入。

1930年各阶层每户每年各项生活费及百分比
地主：饮食223.13元 衣服37.31元 住房2.35元 燃料15.58元 杂项73.71元,合计352.08元
富农：饮食236.93元 衣服35.06元 住房2.59元 燃料9.57元 杂项25.32元,合计309.47元
中农：饮食157.31元 衣服18.72元 住房1.38元 燃料5.88元 杂项11.46元,合计194.75元
贫农：饮食101.03元 衣服11.92元 住房0.68元 燃料4.32元 杂项5.92元,合计123.87元
雇农：饮食66.45元 衣服8.71元 住房0.57元 燃料2.4元 杂项3.54元 合计81.67元
平均：饮食126.3元 衣服15.99元 住房1.06元 燃料5.28元 杂项10.91元合计159.54元

平均每年每个成年人的人均消费
地主：
饮食50.31元，占63.4%
衣服8.41元，占10.6%
住房0.53元，占0.7%
燃料3.51元，占4.4%
杂项16.62元，占20.9%
总计79.38元
富农：
饮食38.17元，占76.6%
衣服5.86元，占11.3%
住房0.42元，占0.8%
燃料1.54元，占3.1%
杂项4.08元，占8.2%
总计49.86元
中农：
饮食32.17元，占80.8%
衣服3.86元，占9.6%
住房0.28元，占0.7%
燃料1.21元,占3%
杂项2.36元，占5.9%
总计40.12元
贫农：
饮食25.07元，占81.6%
衣服2.96元，占9.6%
住房0.17元，占0.5%
燃料1.07元，占2.9%
杂项1.47元，占4.8%
总计30.7元
雇农：
饮食22.37元，占81.4%
衣服2.93元，占10.7%
住房0.19元，占0.7%
燃料0.78元，占4.3%
杂项1.19元，占6.8%
总计27.46元
平均：
饮食29.41元，占79.2%
衣服3.72元，占10%
住房0.25元，占0.7%
燃料1.23元，占3.3%
杂项2.54元，占6.8%
总计37.15元

灾变/流民及灭绝(含全家逃亡后无音信的)
1930至1946年17年间
上等户239-245户，灭绝2户
中等户742-906户，灭绝11户
下等户1138至1121户，灭绝113户
合计1930年时2119户，至46年灭绝126户

资料来源：河北省统计局编《二十八年来保定农村经济调查报告》，1958。
据中央农业实验所调查，当时河北省离村逃亡农民共331264户，占调查农户总数的8.5%。据另一项调查，在关内22省中，离村逃亡的农民合计3525349户，平均占调查总数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