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黄慕兰忆饶漱石挖苦她结婚：你算攀上高枝了

凤凰网资讯 > 历史 > 中国近代史 > 正文2012年03月08日 08:36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黄慕兰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08/13049720_0.shtml
核心提示：饶漱石知道此事后对我冷嘲热讽。有一次他挖苦我说：“好啊！你是攀上高枝了，又是为中央政治局会议做记录，又嫁给了中央委员贺昌，眼里哪还有我这样的小人物呢？”我听了后，实在忍受不。



本文摘自：《黄慕兰自传》，作者：黄慕兰，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28年底，党中央调我去上海工作。与我同船由江西去上海的，有江西团省委的饶漱石，他是被调到团中央去担任秘书长的。我在江西省委工作时，因工作上的联系，经常与他见面，但只谈工作。

我到上海后，被分配在党中央书记处工作。中央政治局开会时，我是做记录的秘书，同时还兼

任党中央的机要交通员。这段时间里，党中央的实际负责人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周恩来同志。陈潭秋调到中央组织部当机要秘书，成为周恩来的重要助手。我之所以被调到中央书记处工作，就是陈潭秋同志向党中央推荐的。我在江西跟陈潭秋同志一起工作时，看到他经常在账簿上画个圈圈或其他符号，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这是模仿古人结绳记事的方法，自己所创造的速记符号，利用账簿上每天的日期，把那一天里的重要事情用圈、叉、十字等符号记下，便于以后追忆。我到中央书记处当秘书后，就学习他的这种速记方法做会议记录，会后再整理成文字稿，送主持会议的负责同志审定。

我还兼任中央的机要交通员，经常与各省来上海找中央联系的地下交通员接头。那时负责党的地下交通工作的是吴德峰（中央交通局局长）和龚饮冰同志。在大城市里做党的地下交通工作的，大多以女性为主，因为她们便于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化装成各种身份的妇女，适应各种各样的变化，不大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而到山区农村根据地去的地下交通员，则以男同志为主，久在城市生活的女同志化装成农妇总不大像。

我在中央机关工作时，又碰到了在武汉时就已认识的贺昌同志。贺昌是山西离石人，共青团五届中央委员、湖北省委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的六大上和关向应同志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他长身玉立，才华横溢，很受大家的钦佩。他也知道我曾在武汉工作过。这次见面后，他首先提到希俨（注：作者的爱人，当时已经牺牲）的牺牲是党的重大损失，并劝慰我不要过于悲伤，务需节哀……那时，他虽是中央委员，但并不在党中央机关工作，而是经常受中央的委派，去湖南、湖北等省视察各地工作，来上海出席中央召开的会议时，就住在旅馆里。我记得他住的是孟渊旅社（后来改名为申江饭店），因为那家旅社里的工友是我们地下党的同志，住在那里比较安全。我是中央的机要交通员，对各省来找中央的都有接触。贺昌同志来上海时，我也常送文件到他所住的旅社里去，彼此就逐渐熟悉起来。

有一天，他直率地问我：“慕兰同志，你看，我是否有可能和希俨同志一样，和你结为革命伴侣呢？”我点了点头说：“这事容我向组织上汇报请示后再来决定如何？”他说：“是应该如此慎重对待，我等待着你的答复。”

我反复考虑后，向周恩来同志汇报了。恩来说：“很好，贺昌同志是值得你爱的，我同意你们结合。”就这样，我们经组织上的批准，也没举行什么结婚仪式，就在旅馆里共同生活了。

贺昌和关向应都是参加建团工作的，在安源工作时，跟李立三、刘少奇、陈潭秋等都很熟悉，他特别敬佩周恩来同志。因为那时虽然向忠发名义上是党中央的第一把手，但论实际的德与才，他是不胜任的。那时，党中央是实行集体领导的，而主持实际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就是周恩来同志，他不但有很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而且在党内有很高的威信。在党中央工作的李富春、邓小平是在旅法勤工俭学时参加共产主义小组的，回国后，先后参加了中央的工作，贺昌跟他们也都有过工作关系。这些领导同志跟我们两人都相识，都很赞同我俩的结合，所以我俩结婚后，同志们都纷纷向我俩表示祝贺。

只有饶漱石知道此事后对我冷嘲热讽。有一次他挖苦我说：“好啊！你是攀上高枝了，又是为中央政治局会议做记录，又嫁给了中央委员贺昌，眼里哪还有我这样的小人物呢？”我听了后，实在忍受不了，心想我黄慕兰就是不跟贺昌结婚，照样也能独立工作，难道我结婚是为了攀高枝吗？所以当即就反驳他，说他讲那些话是他个人主观主义的胡说八道，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争执了一番后，便不欢而散。回来后，我仍然很生气，跟领导讲了此事，并提出今后不愿意再做与团中央联系、与饶漱石接头的工作了，请中央另外换一个人吧。但当天我没有遇见周恩来同志，没有向他直接汇报。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又开会，没能提起这事。会议之后，我坐人力车回家路上，还在独自生闷气，老想着饶漱石这个人没有道德观念，对妇女干部不尊重，把人老是往坏的方面去推测。这样的讽刺挖苦，可以说我从参加革命工作以来还没有碰到过……越想越难过，下车时一不留神竟把小皮包忘在了人力车上。皮包里虽然钱不多，但有一本会议记录簿。等到想起时，人力车早已不见踪影。

这一急非同小可，急忙沿着来路去追赶。我当时住在新闸路，而政治局开会是在南京西路上自己人开设的古董店的大楼上。我一路追到那里，却没有追到那辆人力车，心里真是又急又悔，难受极了，六神无主地从南京西路一直走到外滩，坐在黄浦江边的铁椅子上，不由得回想起许多往事：为什么女同志出来参加革命还要受这种冤枉气呢？中央领导同志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对我与贺昌的结合都表示热烈祝贺。没想到这个饶漱石的胸怀这么狭隘，对革命同志为什么要这样讽刺打击呢？想当初，我和贺昌的结合，自己是经过慎重思考的，又得到恩来同志的鼓励和支持，他饶漱石凭什么要污辱我人格，损伤我的自尊心……就这样东想西想的，更加勾起我对希俨的怀念，从而对自己命运的波折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忍受不了的苦闷情绪。最使我懊恼的是：我从小事事争先，从没犯过错误，换过许多岗位，领导都很看好我，这次调任秘书，更是天大的信任和培养，我怎么就这么不争气，昏头昏脑地把记录本遗失在车上。

虽然我记的符号谁也看不懂，但是出了这么大的差错，肯定要受批评、受处分。就是领导能原谅我，自己也觉得辜负了组织的信任，实在无颜面对领导和贺昌。于是就产生了轻生的糊涂观念，心想算了算了，满腹的苦闷，无处申说，干脆了此一生算了。这样一闪念间，就纵身跳入了黄浦江中，只图一死了之。那时还是乍暖还寒的初春时节，我身上穿了件薄薄的丝棉旗袍，在水里载沉载浮，结果被水上公安局的警察发现，打救了上来，送到救济灾民的一个济良所暂时安置。在那里我编了一套情节，结果第二天，在《申报》的“本埠新闻”栏内，就登出了“妙龄女郎失恋自杀遇救”的报道。恩来同志一看到这则报道，立即联想到昨天我没有回家，至今不知下落，而报道中所说的“表哥”姓名，又正是地下交通员张国华的化名，判断这个投江的“妙龄女郎”十有八九就是我。又等了两天，我还是没有踪影，就越加断定这女郎就是我了，于是在报纸登出报道的第三天，叫张国华以我“表哥”的身份，到济良所把我接了回来。恩来和邓颖超同志听我汇报了这件事情前后经过的大体情况，就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贺昌知道此事后，没有批评我，只是问我是不是跟他结婚后感到不满意，后悔了。我说决没有这个意思，只是忍受不了饶漱石的讽刺挖苦和侮辱，更为丢失记录本后悔不已。他也没有批评饶漱石，只是说：“我们俩结婚是志同道合，自然有人会心生妒嫉，也会有胸襟狭隘的人对你讽刺挖苦，这也是难免的，你就不必再耿耿于怀了。”听贺昌这样一说，想到他那样宽大的胸襟和对我的关爱安慰，我心中就好受了许多，于是对此事也就释然了。此后，我仅在上海刚解放时去华东局见过饶漱石一面，后来就与饶漱石没有任何联系了。
凤凰网资讯 > 历史 > 中国近代史 > 正文2012年03月08日 08:36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黄慕兰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08/13049720_0.shtml
核心提示：饶漱石知道此事后对我冷嘲热讽。有一次他挖苦我说：“好啊！你是攀上高枝了，又是为中央政治局会议做记录，又嫁给了中央委员贺昌，眼里哪还有我这样的小人物呢？”我听了后，实在忍受不。



本文摘自：《黄慕兰自传》，作者：黄慕兰，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28年底，党中央调我去上海工作。与我同船由江西去上海的，有江西团省委的饶漱石，他是被调到团中央去担任秘书长的。我在江西省委工作时，因工作上的联系，经常与他见面，但只谈工作。

我到上海后，被分配在党中央书记处工作。中央政治局开会时，我是做记录的秘书，同时还兼

任党中央的机要交通员。这段时间里，党中央的实际负责人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周恩来同志。陈潭秋调到中央组织部当机要秘书，成为周恩来的重要助手。我之所以被调到中央书记处工作，就是陈潭秋同志向党中央推荐的。我在江西跟陈潭秋同志一起工作时，看到他经常在账簿上画个圈圈或其他符号，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这是模仿古人结绳记事的方法，自己所创造的速记符号，利用账簿上每天的日期，把那一天里的重要事情用圈、叉、十字等符号记下，便于以后追忆。我到中央书记处当秘书后，就学习他的这种速记方法做会议记录，会后再整理成文字稿，送主持会议的负责同志审定。

我还兼任中央的机要交通员，经常与各省来上海找中央联系的地下交通员接头。那时负责党的地下交通工作的是吴德峰（中央交通局局长）和龚饮冰同志。在大城市里做党的地下交通工作的，大多以女性为主，因为她们便于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化装成各种身份的妇女，适应各种各样的变化，不大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而到山区农村根据地去的地下交通员，则以男同志为主，久在城市生活的女同志化装成农妇总不大像。

我在中央机关工作时，又碰到了在武汉时就已认识的贺昌同志。贺昌是山西离石人，共青团五届中央委员、湖北省委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的六大上和关向应同志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他长身玉立，才华横溢，很受大家的钦佩。他也知道我曾在武汉工作过。这次见面后，他首先提到希俨（注：作者的爱人，当时已经牺牲）的牺牲是党的重大损失，并劝慰我不要过于悲伤，务需节哀……那时，他虽是中央委员，但并不在党中央机关工作，而是经常受中央的委派，去湖南、湖北等省视察各地工作，来上海出席中央召开的会议时，就住在旅馆里。我记得他住的是孟渊旅社（后来改名为申江饭店），因为那家旅社里的工友是我们地下党的同志，住在那里比较安全。我是中央的机要交通员，对各省来找中央的都有接触。贺昌同志来上海时，我也常送文件到他所住的旅社里去，彼此就逐渐熟悉起来。

有一天，他直率地问我：“慕兰同志，你看，我是否有可能和希俨同志一样，和你结为革命伴侣呢？”我点了点头说：“这事容我向组织上汇报请示后再来决定如何？”他说：“是应该如此慎重对待，我等待着你的答复。”

我反复考虑后，向周恩来同志汇报了。恩来说：“很好，贺昌同志是值得你爱的，我同意你们结合。”就这样，我们经组织上的批准，也没举行什么结婚仪式，就在旅馆里共同生活了。

贺昌和关向应都是参加建团工作的，在安源工作时，跟李立三、刘少奇、陈潭秋等都很熟悉，他特别敬佩周恩来同志。因为那时虽然向忠发名义上是党中央的第一把手，但论实际的德与才，他是不胜任的。那时，党中央是实行集体领导的，而主持实际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就是周恩来同志，他不但有很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而且在党内有很高的威信。在党中央工作的李富春、邓小平是在旅法勤工俭学时参加共产主义小组的，回国后，先后参加了中央的工作，贺昌跟他们也都有过工作关系。这些领导同志跟我们两人都相识，都很赞同我俩的结合，所以我俩结婚后，同志们都纷纷向我俩表示祝贺。

只有饶漱石知道此事后对我冷嘲热讽。有一次他挖苦我说：“好啊！你是攀上高枝了，又是为中央政治局会议做记录，又嫁给了中央委员贺昌，眼里哪还有我这样的小人物呢？”我听了后，实在忍受不了，心想我黄慕兰就是不跟贺昌结婚，照样也能独立工作，难道我结婚是为了攀高枝吗？所以当即就反驳他，说他讲那些话是他个人主观主义的胡说八道，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争执了一番后，便不欢而散。回来后，我仍然很生气，跟领导讲了此事，并提出今后不愿意再做与团中央联系、与饶漱石接头的工作了，请中央另外换一个人吧。但当天我没有遇见周恩来同志，没有向他直接汇报。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又开会，没能提起这事。会议之后，我坐人力车回家路上，还在独自生闷气，老想着饶漱石这个人没有道德观念，对妇女干部不尊重，把人老是往坏的方面去推测。这样的讽刺挖苦，可以说我从参加革命工作以来还没有碰到过……越想越难过，下车时一不留神竟把小皮包忘在了人力车上。皮包里虽然钱不多，但有一本会议记录簿。等到想起时，人力车早已不见踪影。

这一急非同小可，急忙沿着来路去追赶。我当时住在新闸路，而政治局开会是在南京西路上自己人开设的古董店的大楼上。我一路追到那里，却没有追到那辆人力车，心里真是又急又悔，难受极了，六神无主地从南京西路一直走到外滩，坐在黄浦江边的铁椅子上，不由得回想起许多往事：为什么女同志出来参加革命还要受这种冤枉气呢？中央领导同志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对我与贺昌的结合都表示热烈祝贺。没想到这个饶漱石的胸怀这么狭隘，对革命同志为什么要这样讽刺打击呢？想当初，我和贺昌的结合，自己是经过慎重思考的，又得到恩来同志的鼓励和支持，他饶漱石凭什么要污辱我人格，损伤我的自尊心……就这样东想西想的，更加勾起我对希俨的怀念，从而对自己命运的波折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忍受不了的苦闷情绪。最使我懊恼的是：我从小事事争先，从没犯过错误，换过许多岗位，领导都很看好我，这次调任秘书，更是天大的信任和培养，我怎么就这么不争气，昏头昏脑地把记录本遗失在车上。

虽然我记的符号谁也看不懂，但是出了这么大的差错，肯定要受批评、受处分。就是领导能原谅我，自己也觉得辜负了组织的信任，实在无颜面对领导和贺昌。于是就产生了轻生的糊涂观念，心想算了算了，满腹的苦闷，无处申说，干脆了此一生算了。这样一闪念间，就纵身跳入了黄浦江中，只图一死了之。那时还是乍暖还寒的初春时节，我身上穿了件薄薄的丝棉旗袍，在水里载沉载浮，结果被水上公安局的警察发现，打救了上来，送到救济灾民的一个济良所暂时安置。在那里我编了一套情节，结果第二天，在《申报》的“本埠新闻”栏内，就登出了“妙龄女郎失恋自杀遇救”的报道。恩来同志一看到这则报道，立即联想到昨天我没有回家，至今不知下落，而报道中所说的“表哥”姓名，又正是地下交通员张国华的化名，判断这个投江的“妙龄女郎”十有八九就是我。又等了两天，我还是没有踪影，就越加断定这女郎就是我了，于是在报纸登出报道的第三天，叫张国华以我“表哥”的身份，到济良所把我接了回来。恩来和邓颖超同志听我汇报了这件事情前后经过的大体情况，就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贺昌知道此事后，没有批评我，只是问我是不是跟他结婚后感到不满意，后悔了。我说决没有这个意思，只是忍受不了饶漱石的讽刺挖苦和侮辱，更为丢失记录本后悔不已。他也没有批评饶漱石，只是说：“我们俩结婚是志同道合，自然有人会心生妒嫉，也会有胸襟狭隘的人对你讽刺挖苦，这也是难免的，你就不必再耿耿于怀了。”听贺昌这样一说，想到他那样宽大的胸襟和对我的关爱安慰，我心中就好受了许多，于是对此事也就释然了。此后，我仅在上海刚解放时去华东局见过饶漱石一面，后来就与饶漱石没有任何联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