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反对中国国企私有化

   
【对原联邦德国总理斯密特先生的最新专访记录节选（2012年2月15日）】



　　斯密特：最重要的是改革不会有理想化的结果，必须学会设定底限和目标。因此朱R基总理采用了抓大放小的策略，对于一些不关乎国家根本的国有企业大胆进行私有化，而对十几个重要领域的国有企业采用了资产剥离、兼并、重组等办法，这样既保证效率低下的国企不再成为国家负担，也在重要领域保证了国家对经济的掌控。



　　记者：那您不觉得那剩下的大型国企如果私有化效益会更好吗？为什么一定要藏富于国、一定需要国家控制？



　　斯密特：您没有注意到剩下的国企的行业特性吗？它们大体是垄断性的、关乎国家安全的、对稳定性发展的要求要高于纯粹利润追逐的行业。



　　记者：这有什么特别意义吗？



　　斯密特：如果你把它们当做国家税务部门的分支机构，你或许就会明白了。您认为哪个国家会把税务机构私有化呢？



　　记者：这个角度的确很新颖，但仅从效率的角度来说，私有化应该更甚。



　　斯密特：你的国家有两个特别大的国企，一个是“棉花储备总共公司”，一个是“粮食储备总公司”，今后还会有“石油储备类的公司”……



　　记者：对不起，这两个国企性质是不同的，他们不是经营性的，当然无关效率。



　　斯密特：是的，中国剩下的十几个行业的大型国有企业的核心价值也是不同的，它们应该是以长期稳定的发展、而不是以利润为第一价值目标的。这些行业生来就不会亏损（deficit-proof），更多的是公用性的事业，价格由国家决定，怎么会亏损呢？



　　记者：难道您不认为私营化会利于竞争，也就是价格下降，人民获利会更多了吗？



　　斯密特：未必，因为即使分拆打破垄断经营，效益未必会更好，价格也未必会降低，因为这些行业对创新性要求没有一般消费品那么迅速，私有企业不会有更多竞争优势。相反这些行业对稳定性要求更高，它们大多是资源性的。谈到人民获利的问题，你们国有企业的利润难道不是人民的利润吗？



　　记者：我开始明白了。



　　斯密特？：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私有企业是不关心社会整体效益的。譬如说三峡工程总公司如果是一个私营企业，它根本就不会存在，因为它的投资收益会很低，而风险很大，没人愿意作这种投资，因为他只能依靠收取微薄的电费盈利，除非……它向上下游的征收减免旱涝灾害费（笑）——但国家会做出这个投资的决策，因为国家是全局利益出发，全国就是一个大公司，“利润”核算的对象就不同。铁路系统也是如此，一些西部的铁路系统严重超载而收费很低，私有化他们会被废除或提价，这对内陆的发展是个打击。而如果以国家作为投资主体，情况就不不同了。



　　记者：您说服了我，谢谢。



　　斯密特：不仅仅限如此，俄罗斯的私有化改革是个教训。起初他们给每个公民平均按人头分配股份将国企私有化了。因经济萧条的原因（部分原因是原苏联民众从计划体制出来，缺乏商业经验）后来这些股份被有国外财团背景的个人以非常低的价格收购，他们成了垄断财阀，而后这些人又担心资产的安全，把资本转移到了国外……



　　记者：譬如霍多尔科夫斯基，普京采取了行动。



　　斯密特：是的，他回收了很多资产，虽然严格从法律意义来说，这些行动有些是非法的，但毕竟保护了俄罗斯的利益。现在俄罗斯的经济命脉石油天然气还掌控在国家手中，否则俄罗斯的国家福利会很糟糕，他们国民的福利以及其它政府支出主要源于这些资产。



　　记者：但是就中国的情形来说，很多体制内的人及亲属却分享了更多财富，您觉得公平吗？



　　斯密特：当然，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是监督的问题，而不是所有制本身的问题。



　　记者：可能民众对国有资本造成的资源分配不公缺乏改良的信心。



　　斯密特：西方各国或多或少都有国有企业，但并没有您在中国见到的那么严重的贪腐问题，说明这是个监管问题，而不是所有制本身的问题。



　　记者：可是中国人并没有觉得这些国企给个人带来什么，反而是高价质低的服务和产品。



　　斯密特：我了解到的情形是，这些国企上缴的利润不到15%，尽管如此，剩余的利润都最终计入了国家资产的账户上，要么用来发展，要么转化为新的资产，今后它们会成为中国国家社会保障资金的一部分，比如保障房的建设资金、医疗保障基金。挪威是这样，阿联酋是这样，这些国家把这些国企的资金作为国家主权财富基金进行世界性的投资，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国民的人均GDP很高，这些基金是主要的贡献之一。



　　记者：但愿这些国企给今后的中国带来保障，而不是造成资源分配的不公。



　　斯密特：今后中国的人口红利过后，您会看到这些国有企业释放的价值，它们是你们人民的命根子。



　　记者：关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您给了我很多启发，我也会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总结一下，您对国企的私有化持否定态度？



　　斯密特：应该说是否决私有化，而不反对引入私营资本，尤其某些特殊领域，比如科研、服务领域还是可以适当引进私有资本，这些领域私营会更灵活、更具生命力，而国企的稳健此时在这些特殊领域则是官僚化和臃肿的代名词。   
【对原联邦德国总理斯密特先生的最新专访记录节选（2012年2月15日）】



　　斯密特：最重要的是改革不会有理想化的结果，必须学会设定底限和目标。因此朱R基总理采用了抓大放小的策略，对于一些不关乎国家根本的国有企业大胆进行私有化，而对十几个重要领域的国有企业采用了资产剥离、兼并、重组等办法，这样既保证效率低下的国企不再成为国家负担，也在重要领域保证了国家对经济的掌控。



　　记者：那您不觉得那剩下的大型国企如果私有化效益会更好吗？为什么一定要藏富于国、一定需要国家控制？



　　斯密特：您没有注意到剩下的国企的行业特性吗？它们大体是垄断性的、关乎国家安全的、对稳定性发展的要求要高于纯粹利润追逐的行业。



　　记者：这有什么特别意义吗？



　　斯密特：如果你把它们当做国家税务部门的分支机构，你或许就会明白了。您认为哪个国家会把税务机构私有化呢？



　　记者：这个角度的确很新颖，但仅从效率的角度来说，私有化应该更甚。



　　斯密特：你的国家有两个特别大的国企，一个是“棉花储备总共公司”，一个是“粮食储备总公司”，今后还会有“石油储备类的公司”……



　　记者：对不起，这两个国企性质是不同的，他们不是经营性的，当然无关效率。



　　斯密特：是的，中国剩下的十几个行业的大型国有企业的核心价值也是不同的，它们应该是以长期稳定的发展、而不是以利润为第一价值目标的。这些行业生来就不会亏损（deficit-proof），更多的是公用性的事业，价格由国家决定，怎么会亏损呢？



　　记者：难道您不认为私营化会利于竞争，也就是价格下降，人民获利会更多了吗？



　　斯密特：未必，因为即使分拆打破垄断经营，效益未必会更好，价格也未必会降低，因为这些行业对创新性要求没有一般消费品那么迅速，私有企业不会有更多竞争优势。相反这些行业对稳定性要求更高，它们大多是资源性的。谈到人民获利的问题，你们国有企业的利润难道不是人民的利润吗？



　　记者：我开始明白了。



　　斯密特？：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私有企业是不关心社会整体效益的。譬如说三峡工程总公司如果是一个私营企业，它根本就不会存在，因为它的投资收益会很低，而风险很大，没人愿意作这种投资，因为他只能依靠收取微薄的电费盈利，除非……它向上下游的征收减免旱涝灾害费（笑）——但国家会做出这个投资的决策，因为国家是全局利益出发，全国就是一个大公司，“利润”核算的对象就不同。铁路系统也是如此，一些西部的铁路系统严重超载而收费很低，私有化他们会被废除或提价，这对内陆的发展是个打击。而如果以国家作为投资主体，情况就不不同了。



　　记者：您说服了我，谢谢。



　　斯密特：不仅仅限如此，俄罗斯的私有化改革是个教训。起初他们给每个公民平均按人头分配股份将国企私有化了。因经济萧条的原因（部分原因是原苏联民众从计划体制出来，缺乏商业经验）后来这些股份被有国外财团背景的个人以非常低的价格收购，他们成了垄断财阀，而后这些人又担心资产的安全，把资本转移到了国外……



　　记者：譬如霍多尔科夫斯基，普京采取了行动。



　　斯密特：是的，他回收了很多资产，虽然严格从法律意义来说，这些行动有些是非法的，但毕竟保护了俄罗斯的利益。现在俄罗斯的经济命脉石油天然气还掌控在国家手中，否则俄罗斯的国家福利会很糟糕，他们国民的福利以及其它政府支出主要源于这些资产。



　　记者：但是就中国的情形来说，很多体制内的人及亲属却分享了更多财富，您觉得公平吗？



　　斯密特：当然，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是监督的问题，而不是所有制本身的问题。



　　记者：可能民众对国有资本造成的资源分配不公缺乏改良的信心。



　　斯密特：西方各国或多或少都有国有企业，但并没有您在中国见到的那么严重的贪腐问题，说明这是个监管问题，而不是所有制本身的问题。



　　记者：可是中国人并没有觉得这些国企给个人带来什么，反而是高价质低的服务和产品。



　　斯密特：我了解到的情形是，这些国企上缴的利润不到15%，尽管如此，剩余的利润都最终计入了国家资产的账户上，要么用来发展，要么转化为新的资产，今后它们会成为中国国家社会保障资金的一部分，比如保障房的建设资金、医疗保障基金。挪威是这样，阿联酋是这样，这些国家把这些国企的资金作为国家主权财富基金进行世界性的投资，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国民的人均GDP很高，这些基金是主要的贡献之一。



　　记者：但愿这些国企给今后的中国带来保障，而不是造成资源分配的不公。



　　斯密特：今后中国的人口红利过后，您会看到这些国有企业释放的价值，它们是你们人民的命根子。



　　记者：关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您给了我很多启发，我也会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总结一下，您对国企的私有化持否定态度？



　　斯密特：应该说是否决私有化，而不反对引入私营资本，尤其某些特殊领域，比如科研、服务领域还是可以适当引进私有资本，这些领域私营会更灵活、更具生命力，而国企的稳健此时在这些特殊领域则是官僚化和臃肿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