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良，从英雄到凡人的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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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肯德基的餐厅里，除了缺了一条腿，徐良看上去普通得令人震惊。


“这儿不让抽烟，我呆不住。”从去年开始，徐良拒绝一切媒体采访，此时他刚刚在电脑前坐了24小时，用他的话说，这些年的生活就是吃饭和睡觉，此外，是无休止的上网，为玩游戏曾连续奋战48小时，曾经很好的眼睛，如今在室内也要戴上墨镜，他患有严重的眼疾，见光就会流泪。


徐良走路速度飞快，对于别人的褒奖却很敏感，他不满意地说：“你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你不是用正常人的速度来衡量我。”他的拐每年要换一副，在香港买，当年是900港元，如今减到400港元，双拐上的皮头要经常更换，1个8块，2个16块，徐良认为，这够普通人买一双鞋了，他抱怨着：“咱们国家也奇怪，残疾人用的东西，特别贵。”


刚开始用双拐的时候，徐良摔过跟斗，还好，没从台阶上栽下来过，看他下台阶的速度，绝对有些惊险，看到记者试图走在他前面，他马上不客气地说：“不用！”声音中充满了命令的语气。徐良经常使用这种语气，包括对义务为他修电脑的小男孩，那是个安徽人，20刚出头，打了3-4份工，徐良房间的钥匙常直接交给他。“像我这样灰头土脸的，看到这样的小孩，心里特别高兴，就像看到了太阳一样。” 太多的朋友穿梭往来于他的房子中，即使别人偷着配了钥匙，徐良也不会知道。走在拥挤的街道上，徐良自言自语：好久没见到太阳了……


徐良的车开得迅猛，广本的商务车在地下车库里停一天就是24元钱，徐良会对路上的“面瓜”颇为不满，一边烦躁地按着喇叭，一边在驾驶室里咒骂着：这路，是你家开的啊……


徐良不愿意记者进入他的住所，他支吾着：“说实话，我不希望让别人看到，我现在的生活情况还可以……”徐良在天通苑租住过4年，因为那里价格便宜，如今家租在五棵松，离夫人工作的地方近，月租金3000元，差不多是徐良一个月的工资，他看着记者，说：我11年没动军衔了，你信吗？


徐良最终也没说明，他平时居住的亚运村的这套房子，究竟产权属谁。



当年唱不下来《血染的风采》


1987年春节晚会，坐在轮椅上的徐良用一曲《血染的风采》，堪称感动中国，一夜之间，他成了偶像，成了那个时代理想主义的代言人。如今徐良已47岁，身材臃肿，让人无法相信，他就是当年那个英气逼人的英雄。


“不是我唱得好，说实话，唱得太一般了，打动人的是歌词，还有我那时的形象和经历。”徐良反复用手指搓着烟卷，他几乎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在录制《血染的风采》时，他的腿还没拆线，痛得他无法把一首歌完整唱下来，只能一句一句唱，然后通过录音手段拼接成一首歌。“我学了这么多年音乐，梦想就是有一天登上舞台，有了这样的机会，当然不愿意放过。”如今，徐良把那时的心态称为“利令智昏”。


“做英雄，首先得形象好，一脸正气，二是要能侃，我恰好又是个白话蛋。就这么，我成了英雄。”然而，“英雄”却给徐良带来了太多的煎熬。那时他比国内所有一线歌星收入都高，春节后第一场演出在工体，上台从第一句到最后一句，自始至终全场掌声雷动，他面向哪个看台，哪个看台的观众全都站起来给他鼓掌。“那几年，确实有点飘飘然。”


连唱带玩，收入也很不错，每次演出完，都有家长带着孩子，对徐良说“我们就是来看英雄的”，甚至没一人说过“我们是来看英雄唱歌的”，这话说多了，徐良睡不着觉了。“英雄是什么？是雷锋、董存瑞那样的人，即使我做不到，但我仍向往那样的美好。”现实是，人们看徐良这个英雄，得花钱买门票，这让他感到了良心的压力。


“肉体的痛苦是可以忍受的，可怕的是良心上的不安，你可以糊弄一切，但不能欺骗人们的善意和良知。”1990年，徐良告别了舞台，那时他仍然是最受欢迎的歌手。


不适合当英雄的人


“我是个大大咧咧的人，我行我素，做人不愿意那么累。而且，人都有年轻气盛的时候。”徐良成名了，但在内心中没把自己当名人，仍像过去一样肆无忌惮，而周围的环境又都宠着他，自由度反而比过去更大。“我这个性格，顶着个英雄的大帽子，不了解我的人还好说，而熟悉我的人就会说：原来英雄就这样儿？”


许多好朋友为了表示和徐良熟，提起徐良时，一定要加上点乱七八糟的内容，几年后，徐良才突然发现，自己在老百姓的口中，竟留下了如此多的话瓣。


“老山参战的英雄多了，怎么大家都不议论别人啊？总把我徐良放到舌尖上嚼。”徐良慢慢得出了自己的看法：英雄在人们的心目中不是人，英雄就不能和正常人一样，一旦让人们看出，原来你和他们没区别，他们就会产生出一种逆反心理，非要给你说点乱七八糟的。


“有人说我偏激，有人说我看问题极端。”这些年，徐良离群索居，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他幼稚地想“人家看不到我，也就不会再说我什么了”，2年前，《南方周末》记者找到他，那时他还租住在天通苑，年近半百却没有自己的窝，感慨可知。


“那篇报道写的就是我真实的生活状态，我也想上进，想阳光，可我这条腿行吗？也许算颓废吧，或者说普通得没法再普通。”徐良以后接受了几家电视媒体的采访，最终他又不客气地拒绝了其他所有媒体。


从没感到过后悔


“我曾经想过，如果今天再发生这么一场战争，我还是一个健康的人，我想，我的选择和当年一样。没有什么可后悔的，如果我26岁的时候活得像个47岁的人，那么只能说明我做人太失败了，因为我没享受过年轻。”徐良的左腿从根上被切除，他能在沙发上自如地把身体横过来，墨镜下面，他很少有笑的表情。


“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都有英雄情结，此外，还有做人的良知。”徐良的左腿根部布满神经瘤，经常像被电击一样，无征兆地痛起来，用他夫人的话，他能在床上突然跳起半尺高。那是刺骨、不间断、有规律的疼痛，最终徐良找到了解决办法，痛的时候就用手拼命掐自己的胳膊，让胳膊的疼痛超过大腿。


“我学的是音乐，可我这样，有可能再回到舞台上吗？”在徐良看来，这条失去的腿让自己失去了人生奋斗的方向。


每年清明，他都自费到老山去看望昔日的战友，他们长眠在那里，看着冰冷的墓碑，徐良感到了几分羡慕，他们安静地走了，无需拖着残缺的身体，在这个世界上挣扎。“好多人对我说，徐良，你该知足了，比起那些战死的人，你挺幸运的。我有时真想给说这话的人一个大嘴巴。”即使隔着墨镜，也能看出徐良的眼珠发红，他的声音有点颤抖：“说这话的人，理解一个残疾人的感受吗？”


最辉煌时，徐良对自己说，活到40岁就行了。如今他已经47岁了，如今的日子，在他看来，都是“白捡的”。


生活在谣言之中


让徐良颇感痛苦的，是人们无休止的传言，当记者问：“你不知道当年是谁打伤你的？”徐良一脸的失望，他冷笑着：“看来，你也没少听别人的传言，既然大家都说不知道是谁打伤我的，那我也只好这么说。”


事实上，1986年5月2日晚，徐良在一次“摸”对方阵地时，腹股沟中枪，他是那次小规模冲突中我方唯一受伤的士兵，他当时冲在最前面，毙敌一人，伤一人。


“有人说我把连长推山谷底下去了，有的说我是逃兵，我都奇怪，传这些话的人都像亲眼看见了一样。因为我是英雄，所以大家就一定要说我胆小、恐惧，如果我胆小，我当初完全可以不上前线。”徐良说。


徐良当时就是为了打仗才报名参军，入伍第3天，徐良就随部队到了前线，4个月战前训练后，他进入“左6”阵地，当时中越之间阵地呈犬牙交错状，徐良的阵地离越军只有30多米，而冲锋枪有效杀伤距离是500米。中越军队彼此之间经常互相“摸”阵地，有无数个机会，徐良可以去坐办公室，就在进入阵地前几天，团部还调他去当宣传干事，但徐良拒绝了。


当时兰州军区有三个典型，一是徐良大学生入伍，一是万元户入伍，还有一个是复员老兵入伍，只有徐良最终负伤并落下了残疾。进入阵地前，赶上《凯旋在子夜》到前线拍摄，等徐良受伤时，电视剧还没拍完，从入伍到受伤，总共没超过半年。徐良在死亡线上挣扎时，《凯旋在子夜》的演员们站在他的床前，流着眼泪说：我们代表北京人民看望你来了……


如今徐良也上论坛，看别人骂他的帖子，他也跟着骂，他说：“玩呗，反正我也不知道他们说的是谁。”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1988年，上海一家报纸突然爆出徐良演唱会收取高额（每场3000元）出场费的轰动新闻，并说徐良表示少一分钱就罢演。徐良的公众形象顿时降至冰点，事实上，当时徐良在上海唱了4场，总共才拿1100元，而且，那时他羞于和别人谈价，从来是人家说多少就多少。


愤怒的徐良最终在法庭上打赢了官司，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也报道了事实真相，但人们对徐良贪财的印象已经形成，无法更改。


1997年，恰逢《血染的风采》10周年，一名记者找到徐良，让他再录制一首歌，徐良答应了。一天晚上，他拉徐良去给朋友过生日，作为名人帮别人捧场，徐良已经习惯了，就去了。过完生日，记者和他的朋友又拉徐良K歌，他们还找了一个小姐，而此时徐良一直在外面打电话，准备离开。两人看徐良兴致不高，也准备离开，结果在支付小姐费用的问题上，与歌厅发生了冲突，双方殴斗起来，徐良看到后，上前劝架，差点被对方撞倒。徐良打电话向他的朋友求助，没想到朋友们过来后也参与了殴斗，结果歌厅方一人死亡。


“国内100多家媒体报道了这件事，但没有一家说的是真实情况。”徐良无法辩解，因为他很快失去了自由，他被部队召了回去，禁闭了1年多，直到地方检察院上门说明徐良没有刑事责任，他才恢复了自由。至于为什么关这么长时间，没有任何解释。


“如果老百姓知道事实真相，他们也不会那么反感我。”徐良无可奈何，他查了书，发现负面新闻的传播效率是正面新闻传播的200倍，他感到，解释已经是多余的。


人们需要英雄主义，但又无时无刻地不在嘲弄着英雄主义。


两次婚姻的人生感慨


1998年，徐良失去了人身自由，他和前妻离了婚，他怕仇家给自己的夫人和孩子找麻烦，从那个家，他一根针都没有带走，他说：“如果愿意的话，把我的裤子留给我。”他的裤子都剪了一条腿，别人也穿不了。


和前妻在感情上没任何矛盾，但越来越客气，更像朋友。“那时，我自己还是个孩子，心理年龄上还不成熟，不懂得什么是责任。”


至今，徐良和前妻仍是好朋友，两家经常来往，他的第一个儿子连高中都没上，徐良不愿意求人，孩子一直没有找到工作，徐良说：“如今我自己的位置低了，何必为此再被别人看低呢。”


2000年，徐良进入了第二次婚姻，夫人当年也上过老山前线，是一名护士，一直以徐良为偶像。他们有了个5岁的儿子，夫人目前在软件公司做市场工作，经常出差，孩子只能保姆带。徐良不敢去幼儿园接他，怕小朋友们看到只有一条腿的人感到奇怪，从而给儿子带来心理压力。


“我儿子和我不亲，想想也是，哪个孩子喜欢一个从没有抱过自己、从没有把自己扛在肩膀上的父亲呢？但我确实做不到啊。”第二次婚姻让徐良产生了强烈的责任感，因为成熟了，“心里装得下别人了”。


最想体面地去死


“明天？我现在想得最多的明天，就是无痛苦地去死，不要在床上叽叽歪歪呆上很多年。”徐良有严重的高血压，但夫人出差，他经常一周忘掉吃药，他的高血压没什么感觉，一旦倒下，可能半身不遂，他自我解嘲道：“如果是左半边，不遂就不遂了，反正也没有了。”


最让徐良难受的,是看到老夫老妻相互搀扶地在街上行走，“这个世界对一个正常人已经够难的了，何况是风烛残年？”


还在天通苑时，一天徐良突然感到浑身不适，早晨起来对夫人说，要两片安眠药，他的夫人让他去医院，他不肯。没想到，夫人直接找了他的前妻，徐良的前妻性格较泼辣，进门就说“少废话，起来去医院”。到了医院一量血色素，才3.8克，原来徐良胃出血已经好几天了，而他却不知道。医生说，如果吃了那两片安眠药，他可能永远也醒不过来了。徐良至今感到后悔，一个多好的无痛苦的死亡机会，就这么被他错过了。


徐良整夜上网，根本不考虑高血压的因素，随时都有可能永远地倒下去，如果说还有什么牵挂，那就是夫人和5岁的儿子了。


文人圈里的老粗


很少有曾媒体关注过，徐良在上大学前究竟做过什么。


徐良父母都毕业于北京大学，父亲从事保密工作，在国外呆了20多年，母亲在新华社。从小没人管，徐良学习成绩不好，经常被寄养在父母的同事家，让他学会了做事勤快不招人烦，所以他有一手好厨艺。


高中的时候，已经没人能管住徐良了，家人怕他学坏，把他放到农村的舅舅家，上农村的中学，他学会了做农活，还会开拖拉机。父亲回国时，他也去机场接，他父亲对上级抱怨道：“我说我不愿意做，你们偏让我再干几年，你看别的同事孩子都成材了，可我的两个儿子，老大好学没赶上好时候，老二赶上好时候，又不肯学。“


那一刻，徐良感到异常耻辱，下决心一定要考上大学。高中毕业后，徐良没工作，父亲长年在国外，国内没什么关系，最后不得不到青龙桥的一家汽修厂当工人，每天一身油泥，在那里，他疯狂地喜欢上了汽车，练就了娴熟的车技。徐良文化基础差，但先天嗓音好，就报考了艺术院校。当时艺术院校比高考还难，但徐良的声带是一张干净的白纸，没受过任何训练，这最受欢迎。就这样，他成了西安音乐学院的一名大学生。


“我是文人圈里的老粗。”下决心参军时，父母都不知道，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一个人必须担负起对国家的责任。徐良所在的阵地今天已属越南境内，背靠老山，“那时，确实有一种责任感，总想着身后就是祖国母亲，我们要去保卫她。”


不肯移民加拿大


“如果我不做生意，我早就饿死了。”徐良租房要3000元，孩子的保姆费、生活费也得3000多，仅此两项，两人的工资就没了。徐良支支吾吾地说，如今合伙与别人做生意，是一个矿，收入尚可。他主要负责维护各方关系，一是他认识人多，二是即使不认识，他拄着拐杖去求别人，人家也会给面子，毕竟，“人性都是同情弱者的，关键是你别做强了，那样别人都会来收拾你”，徐良学会了给人面子，变得低调。


“其实，让健全人去办这事可能更容易，朋友让我去做，就是为了带我玩。知道我自尊心强，直接把钱给我，我肯定不要，给我找个事，这样让我拿钱也心安理得一点，算是给我一个台阶。”徐良有各式各样的朋友，朋友来了直接住在他的房子里，一年到头，徐良拿房门钥匙的时间没朋友加起来的时间多。


年轻人问他的腿，徐良只说是车祸导致的，他不喜欢战友们动不动说出真实的原因，为此和他们发了好几次火，“别人不会因为你少条腿而同情你，让那些四肢健全的人来求我，我能帮助他，这才算我徐良活成功了”。


经常听到有人替他抱怨不公平，说些相关政策该调整之类的话，徐良不以为然，“当时听得心里暖呼呼的，回来后改变什么了？说了和没说有什么区别？”如今谁这么说，徐良都是一脸不屑，他说：“我就没觉得我是残疾人。”


徐良的夫人婚前申请移民加拿大，婚后补充资料时，加拿大移民官突然把徐良找去，问这问那，原来人家对他很了解，徐良发了脾气：“我太太移民，你问我干什么？”回来告诉夫人，你的事我给搅和了，没想到，不久，加拿大发了同意全家三口移民的通知信。


不移民，如果孩子将来上大学，估计还要花50-100万，这是人生一笔沉重的义务。徐良问了一下，他这样的情况，在加拿大每月可以得到1500元加币，孩子可以得700加币，总数相当于17000元人民币，活下来不是问题。但他还是决定留在中国，他说：“我要走了，那些人更要胡说八道了，说不准会把我搞到遗臭万年。”


风中仍然飘扬着理想主义


“我不是英雄，但我向往英雄的美好。” 尘世艰难，徐良仍自认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永不背向自己的良知，他说：我佩服那些能欺骗自己良知的人，因为我做不到，内心的苦痛是无法安慰的。


徐良把自己形容为一个刚蒸完桑拿又进入冰池的人，换别人早感冒了，但他在世态炎凉中仍坚持着自己做人的原则。徐良当年的军功章，早忘记放哪儿了，他说：“我从不留这种东西。”


有两件事让徐良至今感动：


一次去吃饭，旁边一个30岁出头的年轻人，用一种无限崇拜的眼光看着徐良，“那眼神把我看怕了，20年前，这样的眼神太正常了，没想到在今天，仍然会有人这么看我”，徐良说：“我崇拜这个小伙子，他的内心中仍然有对美好的东西的向往。”


还有一次战友聚会，一个战友的女儿也是北京人，从前线回来的时候她还是个小女孩，现在已经结婚了，是名军官，她说，她办公室的一个同事听说她认识徐良，托她管徐良要个签名，因为徐良是他的偶像。徐良说：“拜托你先替我要他一个签名，你告诉他，徐良崇拜他。”所有在场的人哄堂大笑，仿佛听到了一个出色的笑话，但徐良却非常认真地说：“想不到，在今天的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他才是真正的英雄。”








我的一切是性格决定的


徐良答问录


竞报：媒体上说你在天通苑住，为什么现在不住那里了？


徐良：上门来找的人太多了，只好搬家，而且现在的家离我夫人工作的地方近一点。


竞报：如今您在亚运村的房子是谁的？能看一下吗？


徐良：我总要有个接待人的地方，我总不能把朋友都领到家里去吧？我只能说这个房子属于我，但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真实的生活状态，我混得好了，别人会说我闲话，我混得不好，别人又会说我活该。


竞报：你对别人的说法好像很在意？


徐良：现在已经麻木了，人家爱说什么说什么。


竞报：关于你的谣言一直很多，你怎么看？


徐良：我说那些是谣言不合适，大家喜欢那么说，我也就应和呗。有的说我是自伤，你拿冲锋枪试试，看能不能给自己腹股沟一枪？枪管离身体5米之内，都有明显痕迹，这种经不起推敲的话多了去了，我也懒得辩解了。


竞报：你现在生活困难吗？


徐良：那要看怎么说了，幸亏我这个人活泛点，一个正常人是体会不到残疾人的生活的，你带2块钱就敢出门，我行吗？公共汽车我挤得上去吗？残疾人花销比正常人大得多。


竞报：你没尝试去做点别的？


徐良：你来替我想想，我能做点什么？一个人没了腿，他还能做什么？正常人还觉得竞争压力大呢，何况我呢？


竞报：你曾经是一个时代理想主义的代表，而21年过去了，为什么我们社会中理想主义的东西越来越少了？


徐良：那你该问问那些当官的，我那一代人从小是听着雷锋、黄继光的故事长大的，他们那么说的，也确实是那么做的，所以我信服他们。今天好多人说的好听，做的是另一回事，嘴里说的是理想主义，儿女却拿好几个国家的护照，不做生意，自动有人大把地送钱，这怎能不让人寒心？理想主义的东西怎能不褪色？


竞报：所以大家对曾经的英雄也产生了怀疑？


徐良：别说我是英雄，现在我听了这两个字就浑身起鸡皮疙瘩。因为我是英雄，别人就说我胆小，说我临阵脱逃，人们都喜欢看这种极度反差的东西，如果我怕死，我有大把的机会回到后方工作。我理解不了人们为什么会睁着眼睛胡说八道，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心态。我们的社会正丧失一种基础的东西，就是最起码的知恩图报的精神。我这条腿，给了任何一个人，他会一辈子对我负责，但给了国家、人民，许多人却觉得无需为我负一点点的责任。


竞报：至今你仍承受着战争留下的痛苦，不能通过手术解决吗？


徐良：可以手术切除神经瘤，可我这条腿已经缝了180多针，还怎么缝？我这个人对疼痛不那么敏感，肉体的痛苦是可以战胜的，难以战胜的是精神上的痛苦。


竞报：你有很多朋友，他们不能帮助你吗？


徐良：朋友只有分享快乐的义务，没有负担痛苦的义务。


竞报：和大家更多沟通，不更好吗？


徐良：说两句，心态能平和一些，暂时博得了别人的同情，但人不能靠这个支撑自己。与其这样，不如给正常人一个好的精神状态，让他们能从你身上得到点什么。


竞报：你没想过写一本回忆录吗？


徐良：我不知道那些写回忆录的人什么心态，我觉得一旦写这个，就等于承认自己老了，可我还年轻。


竞报：你是一段历史的见证人，应该让后人看到真相。


徐良：见证人太多了，我没有什么代表性。我的个性不代表时代，只代表我自己，性格决定命运，我的一切是性格决定的。


竞报：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徐良：你谢我什么？和一个能整天看到太阳的人一起聊天，我也觉得舒服得多。






记者手记

一个人生命中的两场战争


对于徐良来说，人生中遭遇了两场战争：一次在1986年，他在老山成为了英雄，而另一次，则延续了整整21年，他不得不去面对人们的偏见、误解和谣言，而在这样的战争中，很少有人能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每一个现代社会，都有自己的偶像，孟德斯鸠说：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耻的，依靠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产生了许许多多伟大的英雄，然而，我们缺少这样一种文化，就是像对待正常人一样去关怀、理解我们的英雄。相反，很多人以挖英雄的隐私与负面新闻为乐，仿佛这就是在还原真实，这是某种意义上的世俗的盛宴：当英雄看上去和我们差不多，甚至还有不如我们的地方，我们似乎也就从此心安理得。


无论如何，徐良都是我们的英雄，他在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腿，为了对得起英雄的称号，他放弃了歌星的职业，然而看到网上那些连篇累牍的恶骂时，我不能不从内心中感到深深的羞愧：我们这些和平时代的受益者，却欠了那些英雄们一笔沉重的债务，我们一直漠视于流言对他们的加害，至少我本人就从没想过，那其中，也有自己的一份责任在。


国无大小，忘战必威。一个民族在危难的时候，永远需要她的儿女挺身而出，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是一个民族的浩然之气，也是做人的大节所在。如果一个民族将诋毁英雄变成传统，那么，明天谁还会挺身而出？当我们习惯了面对丑恶现象而沉默时，我们将永远不会拥有真正的勇者。


善待英雄，就是善待我们的良知，就是恢复一个人最起码的感恩戴德的道德底线。徐良的战争应该结束了，无论如何，他是我们每个人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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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肯德基的餐厅里，除了缺了一条腿，徐良看上去普通得令人震惊。


“这儿不让抽烟，我呆不住。”从去年开始，徐良拒绝一切媒体采访，此时他刚刚在电脑前坐了24小时，用他的话说，这些年的生活就是吃饭和睡觉，此外，是无休止的上网，为玩游戏曾连续奋战48小时，曾经很好的眼睛，如今在室内也要戴上墨镜，他患有严重的眼疾，见光就会流泪。


徐良走路速度飞快，对于别人的褒奖却很敏感，他不满意地说：“你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你不是用正常人的速度来衡量我。”他的拐每年要换一副，在香港买，当年是900港元，如今减到400港元，双拐上的皮头要经常更换，1个8块，2个16块，徐良认为，这够普通人买一双鞋了，他抱怨着：“咱们国家也奇怪，残疾人用的东西，特别贵。”


刚开始用双拐的时候，徐良摔过跟斗，还好，没从台阶上栽下来过，看他下台阶的速度，绝对有些惊险，看到记者试图走在他前面，他马上不客气地说：“不用！”声音中充满了命令的语气。徐良经常使用这种语气，包括对义务为他修电脑的小男孩，那是个安徽人，20刚出头，打了3-4份工，徐良房间的钥匙常直接交给他。“像我这样灰头土脸的，看到这样的小孩，心里特别高兴，就像看到了太阳一样。” 太多的朋友穿梭往来于他的房子中，即使别人偷着配了钥匙，徐良也不会知道。走在拥挤的街道上，徐良自言自语：好久没见到太阳了……


徐良的车开得迅猛，广本的商务车在地下车库里停一天就是24元钱，徐良会对路上的“面瓜”颇为不满，一边烦躁地按着喇叭，一边在驾驶室里咒骂着：这路，是你家开的啊……


徐良不愿意记者进入他的住所，他支吾着：“说实话，我不希望让别人看到，我现在的生活情况还可以……”徐良在天通苑租住过4年，因为那里价格便宜，如今家租在五棵松，离夫人工作的地方近，月租金3000元，差不多是徐良一个月的工资，他看着记者，说：我11年没动军衔了，你信吗？


徐良最终也没说明，他平时居住的亚运村的这套房子，究竟产权属谁。



当年唱不下来《血染的风采》


1987年春节晚会，坐在轮椅上的徐良用一曲《血染的风采》，堪称感动中国，一夜之间，他成了偶像，成了那个时代理想主义的代言人。如今徐良已47岁，身材臃肿，让人无法相信，他就是当年那个英气逼人的英雄。


“不是我唱得好，说实话，唱得太一般了，打动人的是歌词，还有我那时的形象和经历。”徐良反复用手指搓着烟卷，他几乎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在录制《血染的风采》时，他的腿还没拆线，痛得他无法把一首歌完整唱下来，只能一句一句唱，然后通过录音手段拼接成一首歌。“我学了这么多年音乐，梦想就是有一天登上舞台，有了这样的机会，当然不愿意放过。”如今，徐良把那时的心态称为“利令智昏”。


“做英雄，首先得形象好，一脸正气，二是要能侃，我恰好又是个白话蛋。就这么，我成了英雄。”然而，“英雄”却给徐良带来了太多的煎熬。那时他比国内所有一线歌星收入都高，春节后第一场演出在工体，上台从第一句到最后一句，自始至终全场掌声雷动，他面向哪个看台，哪个看台的观众全都站起来给他鼓掌。“那几年，确实有点飘飘然。”


连唱带玩，收入也很不错，每次演出完，都有家长带着孩子，对徐良说“我们就是来看英雄的”，甚至没一人说过“我们是来看英雄唱歌的”，这话说多了，徐良睡不着觉了。“英雄是什么？是雷锋、董存瑞那样的人，即使我做不到，但我仍向往那样的美好。”现实是，人们看徐良这个英雄，得花钱买门票，这让他感到了良心的压力。


“肉体的痛苦是可以忍受的，可怕的是良心上的不安，你可以糊弄一切，但不能欺骗人们的善意和良知。”1990年，徐良告别了舞台，那时他仍然是最受欢迎的歌手。


不适合当英雄的人


“我是个大大咧咧的人，我行我素，做人不愿意那么累。而且，人都有年轻气盛的时候。”徐良成名了，但在内心中没把自己当名人，仍像过去一样肆无忌惮，而周围的环境又都宠着他，自由度反而比过去更大。“我这个性格，顶着个英雄的大帽子，不了解我的人还好说，而熟悉我的人就会说：原来英雄就这样儿？”


许多好朋友为了表示和徐良熟，提起徐良时，一定要加上点乱七八糟的内容，几年后，徐良才突然发现，自己在老百姓的口中，竟留下了如此多的话瓣。


“老山参战的英雄多了，怎么大家都不议论别人啊？总把我徐良放到舌尖上嚼。”徐良慢慢得出了自己的看法：英雄在人们的心目中不是人，英雄就不能和正常人一样，一旦让人们看出，原来你和他们没区别，他们就会产生出一种逆反心理，非要给你说点乱七八糟的。


“有人说我偏激，有人说我看问题极端。”这些年，徐良离群索居，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他幼稚地想“人家看不到我，也就不会再说我什么了”，2年前，《南方周末》记者找到他，那时他还租住在天通苑，年近半百却没有自己的窝，感慨可知。


“那篇报道写的就是我真实的生活状态，我也想上进，想阳光，可我这条腿行吗？也许算颓废吧，或者说普通得没法再普通。”徐良以后接受了几家电视媒体的采访，最终他又不客气地拒绝了其他所有媒体。


从没感到过后悔


“我曾经想过，如果今天再发生这么一场战争，我还是一个健康的人，我想，我的选择和当年一样。没有什么可后悔的，如果我26岁的时候活得像个47岁的人，那么只能说明我做人太失败了，因为我没享受过年轻。”徐良的左腿从根上被切除，他能在沙发上自如地把身体横过来，墨镜下面，他很少有笑的表情。


“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都有英雄情结，此外，还有做人的良知。”徐良的左腿根部布满神经瘤，经常像被电击一样，无征兆地痛起来，用他夫人的话，他能在床上突然跳起半尺高。那是刺骨、不间断、有规律的疼痛，最终徐良找到了解决办法，痛的时候就用手拼命掐自己的胳膊，让胳膊的疼痛超过大腿。


“我学的是音乐，可我这样，有可能再回到舞台上吗？”在徐良看来，这条失去的腿让自己失去了人生奋斗的方向。


每年清明，他都自费到老山去看望昔日的战友，他们长眠在那里，看着冰冷的墓碑，徐良感到了几分羡慕，他们安静地走了，无需拖着残缺的身体，在这个世界上挣扎。“好多人对我说，徐良，你该知足了，比起那些战死的人，你挺幸运的。我有时真想给说这话的人一个大嘴巴。”即使隔着墨镜，也能看出徐良的眼珠发红，他的声音有点颤抖：“说这话的人，理解一个残疾人的感受吗？”


最辉煌时，徐良对自己说，活到40岁就行了。如今他已经47岁了，如今的日子，在他看来，都是“白捡的”。


生活在谣言之中


让徐良颇感痛苦的，是人们无休止的传言，当记者问：“你不知道当年是谁打伤你的？”徐良一脸的失望，他冷笑着：“看来，你也没少听别人的传言，既然大家都说不知道是谁打伤我的，那我也只好这么说。”


事实上，1986年5月2日晚，徐良在一次“摸”对方阵地时，腹股沟中枪，他是那次小规模冲突中我方唯一受伤的士兵，他当时冲在最前面，毙敌一人，伤一人。


“有人说我把连长推山谷底下去了，有的说我是逃兵，我都奇怪，传这些话的人都像亲眼看见了一样。因为我是英雄，所以大家就一定要说我胆小、恐惧，如果我胆小，我当初完全可以不上前线。”徐良说。


徐良当时就是为了打仗才报名参军，入伍第3天，徐良就随部队到了前线，4个月战前训练后，他进入“左6”阵地，当时中越之间阵地呈犬牙交错状，徐良的阵地离越军只有30多米，而冲锋枪有效杀伤距离是500米。中越军队彼此之间经常互相“摸”阵地，有无数个机会，徐良可以去坐办公室，就在进入阵地前几天，团部还调他去当宣传干事，但徐良拒绝了。


当时兰州军区有三个典型，一是徐良大学生入伍，一是万元户入伍，还有一个是复员老兵入伍，只有徐良最终负伤并落下了残疾。进入阵地前，赶上《凯旋在子夜》到前线拍摄，等徐良受伤时，电视剧还没拍完，从入伍到受伤，总共没超过半年。徐良在死亡线上挣扎时，《凯旋在子夜》的演员们站在他的床前，流着眼泪说：我们代表北京人民看望你来了……


如今徐良也上论坛，看别人骂他的帖子，他也跟着骂，他说：“玩呗，反正我也不知道他们说的是谁。”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1988年，上海一家报纸突然爆出徐良演唱会收取高额（每场3000元）出场费的轰动新闻，并说徐良表示少一分钱就罢演。徐良的公众形象顿时降至冰点，事实上，当时徐良在上海唱了4场，总共才拿1100元，而且，那时他羞于和别人谈价，从来是人家说多少就多少。


愤怒的徐良最终在法庭上打赢了官司，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也报道了事实真相，但人们对徐良贪财的印象已经形成，无法更改。


1997年，恰逢《血染的风采》10周年，一名记者找到徐良，让他再录制一首歌，徐良答应了。一天晚上，他拉徐良去给朋友过生日，作为名人帮别人捧场，徐良已经习惯了，就去了。过完生日，记者和他的朋友又拉徐良K歌，他们还找了一个小姐，而此时徐良一直在外面打电话，准备离开。两人看徐良兴致不高，也准备离开，结果在支付小姐费用的问题上，与歌厅发生了冲突，双方殴斗起来，徐良看到后，上前劝架，差点被对方撞倒。徐良打电话向他的朋友求助，没想到朋友们过来后也参与了殴斗，结果歌厅方一人死亡。


“国内100多家媒体报道了这件事，但没有一家说的是真实情况。”徐良无法辩解，因为他很快失去了自由，他被部队召了回去，禁闭了1年多，直到地方检察院上门说明徐良没有刑事责任，他才恢复了自由。至于为什么关这么长时间，没有任何解释。


“如果老百姓知道事实真相，他们也不会那么反感我。”徐良无可奈何，他查了书，发现负面新闻的传播效率是正面新闻传播的200倍，他感到，解释已经是多余的。


人们需要英雄主义，但又无时无刻地不在嘲弄着英雄主义。


两次婚姻的人生感慨


1998年，徐良失去了人身自由，他和前妻离了婚，他怕仇家给自己的夫人和孩子找麻烦，从那个家，他一根针都没有带走，他说：“如果愿意的话，把我的裤子留给我。”他的裤子都剪了一条腿，别人也穿不了。


和前妻在感情上没任何矛盾，但越来越客气，更像朋友。“那时，我自己还是个孩子，心理年龄上还不成熟，不懂得什么是责任。”


至今，徐良和前妻仍是好朋友，两家经常来往，他的第一个儿子连高中都没上，徐良不愿意求人，孩子一直没有找到工作，徐良说：“如今我自己的位置低了，何必为此再被别人看低呢。”


2000年，徐良进入了第二次婚姻，夫人当年也上过老山前线，是一名护士，一直以徐良为偶像。他们有了个5岁的儿子，夫人目前在软件公司做市场工作，经常出差，孩子只能保姆带。徐良不敢去幼儿园接他，怕小朋友们看到只有一条腿的人感到奇怪，从而给儿子带来心理压力。


“我儿子和我不亲，想想也是，哪个孩子喜欢一个从没有抱过自己、从没有把自己扛在肩膀上的父亲呢？但我确实做不到啊。”第二次婚姻让徐良产生了强烈的责任感，因为成熟了，“心里装得下别人了”。


最想体面地去死


“明天？我现在想得最多的明天，就是无痛苦地去死，不要在床上叽叽歪歪呆上很多年。”徐良有严重的高血压，但夫人出差，他经常一周忘掉吃药，他的高血压没什么感觉，一旦倒下，可能半身不遂，他自我解嘲道：“如果是左半边，不遂就不遂了，反正也没有了。”


最让徐良难受的,是看到老夫老妻相互搀扶地在街上行走，“这个世界对一个正常人已经够难的了，何况是风烛残年？”


还在天通苑时，一天徐良突然感到浑身不适，早晨起来对夫人说，要两片安眠药，他的夫人让他去医院，他不肯。没想到，夫人直接找了他的前妻，徐良的前妻性格较泼辣，进门就说“少废话，起来去医院”。到了医院一量血色素，才3.8克，原来徐良胃出血已经好几天了，而他却不知道。医生说，如果吃了那两片安眠药，他可能永远也醒不过来了。徐良至今感到后悔，一个多好的无痛苦的死亡机会，就这么被他错过了。


徐良整夜上网，根本不考虑高血压的因素，随时都有可能永远地倒下去，如果说还有什么牵挂，那就是夫人和5岁的儿子了。


文人圈里的老粗


很少有曾媒体关注过，徐良在上大学前究竟做过什么。


徐良父母都毕业于北京大学，父亲从事保密工作，在国外呆了20多年，母亲在新华社。从小没人管，徐良学习成绩不好，经常被寄养在父母的同事家，让他学会了做事勤快不招人烦，所以他有一手好厨艺。


高中的时候，已经没人能管住徐良了，家人怕他学坏，把他放到农村的舅舅家，上农村的中学，他学会了做农活，还会开拖拉机。父亲回国时，他也去机场接，他父亲对上级抱怨道：“我说我不愿意做，你们偏让我再干几年，你看别的同事孩子都成材了，可我的两个儿子，老大好学没赶上好时候，老二赶上好时候，又不肯学。“


那一刻，徐良感到异常耻辱，下决心一定要考上大学。高中毕业后，徐良没工作，父亲长年在国外，国内没什么关系，最后不得不到青龙桥的一家汽修厂当工人，每天一身油泥，在那里，他疯狂地喜欢上了汽车，练就了娴熟的车技。徐良文化基础差，但先天嗓音好，就报考了艺术院校。当时艺术院校比高考还难，但徐良的声带是一张干净的白纸，没受过任何训练，这最受欢迎。就这样，他成了西安音乐学院的一名大学生。


“我是文人圈里的老粗。”下决心参军时，父母都不知道，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一个人必须担负起对国家的责任。徐良所在的阵地今天已属越南境内，背靠老山，“那时，确实有一种责任感，总想着身后就是祖国母亲，我们要去保卫她。”


不肯移民加拿大


“如果我不做生意，我早就饿死了。”徐良租房要3000元，孩子的保姆费、生活费也得3000多，仅此两项，两人的工资就没了。徐良支支吾吾地说，如今合伙与别人做生意，是一个矿，收入尚可。他主要负责维护各方关系，一是他认识人多，二是即使不认识，他拄着拐杖去求别人，人家也会给面子，毕竟，“人性都是同情弱者的，关键是你别做强了，那样别人都会来收拾你”，徐良学会了给人面子，变得低调。


“其实，让健全人去办这事可能更容易，朋友让我去做，就是为了带我玩。知道我自尊心强，直接把钱给我，我肯定不要，给我找个事，这样让我拿钱也心安理得一点，算是给我一个台阶。”徐良有各式各样的朋友，朋友来了直接住在他的房子里，一年到头，徐良拿房门钥匙的时间没朋友加起来的时间多。


年轻人问他的腿，徐良只说是车祸导致的，他不喜欢战友们动不动说出真实的原因，为此和他们发了好几次火，“别人不会因为你少条腿而同情你，让那些四肢健全的人来求我，我能帮助他，这才算我徐良活成功了”。


经常听到有人替他抱怨不公平，说些相关政策该调整之类的话，徐良不以为然，“当时听得心里暖呼呼的，回来后改变什么了？说了和没说有什么区别？”如今谁这么说，徐良都是一脸不屑，他说：“我就没觉得我是残疾人。”


徐良的夫人婚前申请移民加拿大，婚后补充资料时，加拿大移民官突然把徐良找去，问这问那，原来人家对他很了解，徐良发了脾气：“我太太移民，你问我干什么？”回来告诉夫人，你的事我给搅和了，没想到，不久，加拿大发了同意全家三口移民的通知信。


不移民，如果孩子将来上大学，估计还要花50-100万，这是人生一笔沉重的义务。徐良问了一下，他这样的情况，在加拿大每月可以得到1500元加币，孩子可以得700加币，总数相当于17000元人民币，活下来不是问题。但他还是决定留在中国，他说：“我要走了，那些人更要胡说八道了，说不准会把我搞到遗臭万年。”


风中仍然飘扬着理想主义


“我不是英雄，但我向往英雄的美好。” 尘世艰难，徐良仍自认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永不背向自己的良知，他说：我佩服那些能欺骗自己良知的人，因为我做不到，内心的苦痛是无法安慰的。


徐良把自己形容为一个刚蒸完桑拿又进入冰池的人，换别人早感冒了，但他在世态炎凉中仍坚持着自己做人的原则。徐良当年的军功章，早忘记放哪儿了，他说：“我从不留这种东西。”


有两件事让徐良至今感动：


一次去吃饭，旁边一个30岁出头的年轻人，用一种无限崇拜的眼光看着徐良，“那眼神把我看怕了，20年前，这样的眼神太正常了，没想到在今天，仍然会有人这么看我”，徐良说：“我崇拜这个小伙子，他的内心中仍然有对美好的东西的向往。”


还有一次战友聚会，一个战友的女儿也是北京人，从前线回来的时候她还是个小女孩，现在已经结婚了，是名军官，她说，她办公室的一个同事听说她认识徐良，托她管徐良要个签名，因为徐良是他的偶像。徐良说：“拜托你先替我要他一个签名，你告诉他，徐良崇拜他。”所有在场的人哄堂大笑，仿佛听到了一个出色的笑话，但徐良却非常认真地说：“想不到，在今天的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他才是真正的英雄。”








我的一切是性格决定的


徐良答问录


竞报：媒体上说你在天通苑住，为什么现在不住那里了？


徐良：上门来找的人太多了，只好搬家，而且现在的家离我夫人工作的地方近一点。


竞报：如今您在亚运村的房子是谁的？能看一下吗？


徐良：我总要有个接待人的地方，我总不能把朋友都领到家里去吧？我只能说这个房子属于我，但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真实的生活状态，我混得好了，别人会说我闲话，我混得不好，别人又会说我活该。


竞报：你对别人的说法好像很在意？


徐良：现在已经麻木了，人家爱说什么说什么。


竞报：关于你的谣言一直很多，你怎么看？


徐良：我说那些是谣言不合适，大家喜欢那么说，我也就应和呗。有的说我是自伤，你拿冲锋枪试试，看能不能给自己腹股沟一枪？枪管离身体5米之内，都有明显痕迹，这种经不起推敲的话多了去了，我也懒得辩解了。


竞报：你现在生活困难吗？


徐良：那要看怎么说了，幸亏我这个人活泛点，一个正常人是体会不到残疾人的生活的，你带2块钱就敢出门，我行吗？公共汽车我挤得上去吗？残疾人花销比正常人大得多。


竞报：你没尝试去做点别的？


徐良：你来替我想想，我能做点什么？一个人没了腿，他还能做什么？正常人还觉得竞争压力大呢，何况我呢？


竞报：你曾经是一个时代理想主义的代表，而21年过去了，为什么我们社会中理想主义的东西越来越少了？


徐良：那你该问问那些当官的，我那一代人从小是听着雷锋、黄继光的故事长大的，他们那么说的，也确实是那么做的，所以我信服他们。今天好多人说的好听，做的是另一回事，嘴里说的是理想主义，儿女却拿好几个国家的护照，不做生意，自动有人大把地送钱，这怎能不让人寒心？理想主义的东西怎能不褪色？


竞报：所以大家对曾经的英雄也产生了怀疑？


徐良：别说我是英雄，现在我听了这两个字就浑身起鸡皮疙瘩。因为我是英雄，别人就说我胆小，说我临阵脱逃，人们都喜欢看这种极度反差的东西，如果我怕死，我有大把的机会回到后方工作。我理解不了人们为什么会睁着眼睛胡说八道，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心态。我们的社会正丧失一种基础的东西，就是最起码的知恩图报的精神。我这条腿，给了任何一个人，他会一辈子对我负责，但给了国家、人民，许多人却觉得无需为我负一点点的责任。


竞报：至今你仍承受着战争留下的痛苦，不能通过手术解决吗？


徐良：可以手术切除神经瘤，可我这条腿已经缝了180多针，还怎么缝？我这个人对疼痛不那么敏感，肉体的痛苦是可以战胜的，难以战胜的是精神上的痛苦。


竞报：你有很多朋友，他们不能帮助你吗？


徐良：朋友只有分享快乐的义务，没有负担痛苦的义务。


竞报：和大家更多沟通，不更好吗？


徐良：说两句，心态能平和一些，暂时博得了别人的同情，但人不能靠这个支撑自己。与其这样，不如给正常人一个好的精神状态，让他们能从你身上得到点什么。


竞报：你没想过写一本回忆录吗？


徐良：我不知道那些写回忆录的人什么心态，我觉得一旦写这个，就等于承认自己老了，可我还年轻。


竞报：你是一段历史的见证人，应该让后人看到真相。


徐良：见证人太多了，我没有什么代表性。我的个性不代表时代，只代表我自己，性格决定命运，我的一切是性格决定的。


竞报：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徐良：你谢我什么？和一个能整天看到太阳的人一起聊天，我也觉得舒服得多。






记者手记

一个人生命中的两场战争


对于徐良来说，人生中遭遇了两场战争：一次在1986年，他在老山成为了英雄，而另一次，则延续了整整21年，他不得不去面对人们的偏见、误解和谣言，而在这样的战争中，很少有人能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每一个现代社会，都有自己的偶像，孟德斯鸠说：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耻的，依靠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产生了许许多多伟大的英雄，然而，我们缺少这样一种文化，就是像对待正常人一样去关怀、理解我们的英雄。相反，很多人以挖英雄的隐私与负面新闻为乐，仿佛这就是在还原真实，这是某种意义上的世俗的盛宴：当英雄看上去和我们差不多，甚至还有不如我们的地方，我们似乎也就从此心安理得。


无论如何，徐良都是我们的英雄，他在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腿，为了对得起英雄的称号，他放弃了歌星的职业，然而看到网上那些连篇累牍的恶骂时，我不能不从内心中感到深深的羞愧：我们这些和平时代的受益者，却欠了那些英雄们一笔沉重的债务，我们一直漠视于流言对他们的加害，至少我本人就从没想过，那其中，也有自己的一份责任在。


国无大小，忘战必威。一个民族在危难的时候，永远需要她的儿女挺身而出，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是一个民族的浩然之气，也是做人的大节所在。如果一个民族将诋毁英雄变成传统，那么，明天谁还会挺身而出？当我们习惯了面对丑恶现象而沉默时，我们将永远不会拥有真正的勇者。


善待英雄，就是善待我们的良知，就是恢复一个人最起码的感恩戴德的道德底线。徐良的战争应该结束了，无论如何，他是我们每个人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