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戊戌变法失败最根本的原因是国家利益和王朝利 ...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很多。依我个人的看法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则是国家利益和王朝利益之间的冲突。1898年旧历三月康有为在北京召开保国会声势极为浩大引起守旧派的强烈反对。据梁启超说当时最有力的反对口号便是御史文悌所上长摺中保国会之宗旨在保中国不保大清这句话。可见在守旧派眼中变法即使有利於中国也将不利於清王朝的统治。这是戊戌变法失败的总关键。
    但清王朝是满洲人建立的因此国家与王朝之间的利害冲突最后终於集中在满汉之间的冲突上面。戊戌变法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便是满族统治集团忽然警觉到∶无论变法会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好处都不能为此而付出满族丧失政权的巨大代价。梁启超有一段生动的记述∶当皇上云改革也满洲大臣及内务府诸人多跪请於西后乞其禁止皇上。西后笑而不言。有涕泣固请者西后笑且骂曰∶汝管此闲事何为乎？岂我之见事犹不及汝耶？……盖彼之计划早已定故不动声色也。从此处著眼我们便不难看出围绕著戊戌变法的激烈政争决不可单纯地理解为改革与守旧之争。最重要是当时满族统治集团本能地感觉到决不能为了变法让政权流散於被统治的汉人之手。开国会、立宪法则必然导致满人不再能控制政权他们享受了两百多年的特权和既得利益便将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当时并不排满的汉族知识份子对这一点也看得很清楚。限於篇幅姑举1901年孙宝薇读魏源〈进呈元史新编序〉的按语为例。魏〈序〉说元朝之盛超过汉、唐既无昏暴之君又无宦官之祸仅仅因为最后一朝内北国而疏中国内北人而外汉人、南人便渔烂河溃而不可救。孙宝薇的案语说∶本朝鉴元人之弊满汉并重不稍偏视；故洪杨之乱犹恃汉人为之荡平。迨戊戌以后渐渐向用满人摈抑汉人乃不旋踵祸起辇谷宗社几至为墟噫！
    孙氏偏袒清王朝故满汉并重不稍偏视的说法完全与事实不符。然而他也不能不承认戊戌以后清廷已躬采取了向用满人摈抑汉人的政策终於招来了八国联军的大祸。
    这里必须从现代观点重新理解一下清王朝的统治结构。用传统的语言说清王朝是所谓异族统治日本史学界则称之为征服王朝。这种描写大体上是合乎事实的但今天的读者则未必能一见即知其特征所在尤其是与汉族王朝在结构上的区别。以中国大陆的流行语言表达之我想应该称之为少数民族的一族专政.若转换为汤因比 (Arnold J. Toynbee) 的名词则可以说是外在普罗 (externalproletariats)的专政。（按∶汤氏的“proletariat”用法与马克思不同取义较广。）这不只是名词之争而涉及胡汉王朝之间的一个根本区别。这个中国史上的中心大问题这里自然不能详作讨论姑且以明、清两朝为例稍稍说明我的意思。明朝的天下属於朱家但朱家皇帝并没有一个可以信任的统治集团作后援。朱元璋诛尽功臣登基后只有广封诸子以为屏藩 。 但仅仅皇帝一个家庭不能构成统治集团其理甚明。（依传统的说法这是家天下。）后来的皇帝鉴於永乐篡位对宗藩防范甚严只好依赖宦官作爪牙即黄宗羲所谓宫奴。因此明代晚期形成宫奴与外廷士大夫对抗的局面。与此相对照清朝的天下不但是满族共同打下来的而且一直靠满族为皇权的后盾以统治天下 所以整个满族确实构成了清王朝的统治集团 。（这应该称之为族天下。）不但如此这个集团又是有严密的组织的此即是八旗制度。这一制度虽从最初八固山共治演变为皇太极的南面独坐并在雍正以后完全为皇帝所控制但八旗制为满清一代的权力提供了结构上的根据则始终未变。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军政大权大体都在满人的手中。康、雍、乾诸帝也一再告诫满人必须保持原有的尚武精神勤习骑射不能效法汉人文士的诗酒风流。在满洲皇帝眼中满人汉化对於政权的危害性决不在今天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之下。（这是族天下与党天下的共同隐忧。）
    前引满洲大臣及内务府诸人跪请慈禧禁止光绪帝变法是一个极能说明问题的事例。满洲大臣自然是以前八旗首领的后代内务府则是由皇帝亲自率领的上三旗（正黄、镶黄、正白）人员组成的。内务府大臣派满洲将军驻防各蔄有权干预地方政治。清代之所以没有宦官之祸正是因为明代宦官的许多职务都由内务府的人员取代了（最著名的如江宁、杭州、苏州三地的织造）。外在普罗的一族专政为清王朝提供了一个完壬以信赖的统治集团和统治结构皇帝自然不必再名不正、言不顺地使用宫奴了。
    光绪帝当然知道清王朝的权源在满族所以也曾下诏书改善八旗生计。这是一种安抚的策略然而已远水救不了近火。总而言之戊戌变法从根本上动摇了一族专政这是慈禧和满洲亲贵及大臣等所绝对无法容忍的。仅此一点已注定了变法失败的命运。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很多。依我个人的看法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则是国家利益和王朝利益之间的冲突。1898年旧历三月康有为在北京召开保国会声势极为浩大引起守旧派的强烈反对。据梁启超说当时最有力的反对口号便是御史文悌所上长摺中保国会之宗旨在保中国不保大清这句话。可见在守旧派眼中变法即使有利於中国也将不利於清王朝的统治。这是戊戌变法失败的总关键。
    但清王朝是满洲人建立的因此国家与王朝之间的利害冲突最后终於集中在满汉之间的冲突上面。戊戌变法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便是满族统治集团忽然警觉到∶无论变法会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好处都不能为此而付出满族丧失政权的巨大代价。梁启超有一段生动的记述∶当皇上云改革也满洲大臣及内务府诸人多跪请於西后乞其禁止皇上。西后笑而不言。有涕泣固请者西后笑且骂曰∶汝管此闲事何为乎？岂我之见事犹不及汝耶？……盖彼之计划早已定故不动声色也。从此处著眼我们便不难看出围绕著戊戌变法的激烈政争决不可单纯地理解为改革与守旧之争。最重要是当时满族统治集团本能地感觉到决不能为了变法让政权流散於被统治的汉人之手。开国会、立宪法则必然导致满人不再能控制政权他们享受了两百多年的特权和既得利益便将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当时并不排满的汉族知识份子对这一点也看得很清楚。限於篇幅姑举1901年孙宝薇读魏源〈进呈元史新编序〉的按语为例。魏〈序〉说元朝之盛超过汉、唐既无昏暴之君又无宦官之祸仅仅因为最后一朝内北国而疏中国内北人而外汉人、南人便渔烂河溃而不可救。孙宝薇的案语说∶本朝鉴元人之弊满汉并重不稍偏视；故洪杨之乱犹恃汉人为之荡平。迨戊戌以后渐渐向用满人摈抑汉人乃不旋踵祸起辇谷宗社几至为墟噫！
    孙氏偏袒清王朝故满汉并重不稍偏视的说法完全与事实不符。然而他也不能不承认戊戌以后清廷已躬采取了向用满人摈抑汉人的政策终於招来了八国联军的大祸。
    这里必须从现代观点重新理解一下清王朝的统治结构。用传统的语言说清王朝是所谓异族统治日本史学界则称之为征服王朝。这种描写大体上是合乎事实的但今天的读者则未必能一见即知其特征所在尤其是与汉族王朝在结构上的区别。以中国大陆的流行语言表达之我想应该称之为少数民族的一族专政.若转换为汤因比 (Arnold J. Toynbee) 的名词则可以说是外在普罗 (externalproletariats)的专政。（按∶汤氏的“proletariat”用法与马克思不同取义较广。）这不只是名词之争而涉及胡汉王朝之间的一个根本区别。这个中国史上的中心大问题这里自然不能详作讨论姑且以明、清两朝为例稍稍说明我的意思。明朝的天下属於朱家但朱家皇帝并没有一个可以信任的统治集团作后援。朱元璋诛尽功臣登基后只有广封诸子以为屏藩 。 但仅仅皇帝一个家庭不能构成统治集团其理甚明。（依传统的说法这是家天下。）后来的皇帝鉴於永乐篡位对宗藩防范甚严只好依赖宦官作爪牙即黄宗羲所谓宫奴。因此明代晚期形成宫奴与外廷士大夫对抗的局面。与此相对照清朝的天下不但是满族共同打下来的而且一直靠满族为皇权的后盾以统治天下 所以整个满族确实构成了清王朝的统治集团 。（这应该称之为族天下。）不但如此这个集团又是有严密的组织的此即是八旗制度。这一制度虽从最初八固山共治演变为皇太极的南面独坐并在雍正以后完全为皇帝所控制但八旗制为满清一代的权力提供了结构上的根据则始终未变。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军政大权大体都在满人的手中。康、雍、乾诸帝也一再告诫满人必须保持原有的尚武精神勤习骑射不能效法汉人文士的诗酒风流。在满洲皇帝眼中满人汉化对於政权的危害性决不在今天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之下。（这是族天下与党天下的共同隐忧。）
    前引满洲大臣及内务府诸人跪请慈禧禁止光绪帝变法是一个极能说明问题的事例。满洲大臣自然是以前八旗首领的后代内务府则是由皇帝亲自率领的上三旗（正黄、镶黄、正白）人员组成的。内务府大臣派满洲将军驻防各蔄有权干预地方政治。清代之所以没有宦官之祸正是因为明代宦官的许多职务都由内务府的人员取代了（最著名的如江宁、杭州、苏州三地的织造）。外在普罗的一族专政为清王朝提供了一个完壬以信赖的统治集团和统治结构皇帝自然不必再名不正、言不顺地使用宫奴了。
    光绪帝当然知道清王朝的权源在满族所以也曾下诏书改善八旗生计。这是一种安抚的策略然而已远水救不了近火。总而言之戊戌变法从根本上动摇了一族专政这是慈禧和满洲亲贵及大臣等所绝对无法容忍的。仅此一点已注定了变法失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