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转帖]新加坡华语运动的成就与反思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5 01:23:35
新加坡自1979年推广华语运动以来，至今（1994）已进入第十五个年头。总结华语运动的成绩，可说非常成功。但伴随成功之后所引发的问题，却值得去深思与探讨。
首先，新加坡原是个方言的堡垒，世界上还找不到第二个国家或地
区，可以在同一个环境里使用七到十二种方言，甚至大多数华人都能操二
到三种方言。但华语运动成功之后，新的一代绝大部分不能讲方言或听不
懂方言，把百多年来建立起来的方言宝藏，人为的自我舍弃，是一件很可
惜的事。
其次，中国大陆、台湾、港澳及世界各地华人，还广泛继续使用各自的方言，新加坡华人丧失了这方面的技能后，少了一种与世界各地华人沟通的渠道，这是新加坡华人的损失；这与新加坡政府鼓励国人向海外发展，建立寰球经济网的策略，是很不协调的。
再次，新加坡华人一旦丧失了方言后，将无法欣赏由方言表达的各
种文化艺术；这与新加坡政府要致力于使新加坡成为世界文化和中华文化
中心的目标，同样是很不协调的。
此外老一辈华人原本可用各种方言，很自然的把传统文化和价值观
传承给下一代。但新一代不讲方言后，老一辈华人在这方面的功能也丧失了，有的家庭还筑起一道无形的“方言代沟”。
以上仅举出四点重大者，其他值得深思的问题还不少，也将在论文里逐一深入加以探讨。
本论文曾发表于“第四届华语文教学研讨会”，1994年12月27至30日，由台湾世界华文教育协进会主办，在台北剑潭海外青年活动中心举行。
一 序 说
新加坡自1979年推广华语运动以来，[1]今年（1994）已进入第16个年头。总结华语运动的成绩，可说极为成功，但成功的背面，却也牵引着不少少问题，这里就针对各有关问题，逐一探讨如下。
二 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方言宝藏
新加坡原本是个华族的方言堡垒，也是个方言宝藏，华人社会通用的方言有闽南话、潮州话、广府话、海南话、客家话、福州话、福清话、广西话和上海话 [2] 等十一种，加上华语（普通话、国语），华人通行的语言多达十二种，外加英语、马来语、淡米尔语（印度），新加坡华人使用的语言，可达十五种之多。
新加坡自1819年莱佛士登陆以来，随着福建、广东和广西等南方省份人口的逐年移居新加坡，南方方言一直是华人社会的通用语言，直到1920年以前，新加坡的华文学校，都是以方言作为教学媒介语的。1920年1月***教育部训令全国小学教授中国国语，影响所及，新加坡的华校才逐渐改用华语作为教学媒介语，但华语的教学与使用，也只限于学校范围。由于方言的情意结，也因为方言便于传承家族的传统文化和习俗，家长都喜欢用方言和子女交谈。
根据1957年新加坡唯一以母语为对象的全国人口普查报告书的资料，在全国人口中，以华语作为母语的，只有0.1%，而自称可以讲华语的人口，在华人中也只占26.7%，[3] 华人社群中最通用的方言首推闽南话，依次是潮州话、广东话、海南话、客家话、福州话等，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1979年推行华语运动之过前。
然而，自华语运动推行之后，讲华语的人口于是直线上升，讲方言的却急速下降。根据1992年5月环境发展部的一项调写查，使用华语的新加坡华族人口，由1979年的 1% 增长到1992年的 33%：使用方言者，却从1979年的 89%，减少到1992年的 63%。但根据199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在1980到1990年的十年里，讲方言的的家庭从原本的 76%下降到48%。
又根据1992年教育部的一项调查，家中使用华语的小学一年级学生，由1980年的 26％，增加到1992年的 65%；家中使用方言的小一学生，却从1980年的 64%，减少到1992年的 3.6%。换言之，今后的华族学生，在家里主要是讲华语和英语。父母由于受到华语运动“多讲华语，少用方言”的感召，主动改用华语和子女交谈，不再传授方言，所以现在的中小学生，甚至大学生，能讲方言的少之又少，长此下去，讲华语的年轻一代，将取代讲方言的老一代，一个没育方言的社会，很快就会到来。
其实，方言本身也是一种文化。新加坡是个方言的堡垒，世界上还找不到第二个国家或地区，可以在同一个环境里很和谐的使用十来种方言，更何况还配合英语、马来语、淡米尔语同时使用呢！目前，三十岁以上的华族新加坡人，有的还能操二到五种方言不等，华语运动成功以后，新的一代绝大部分不能讲方言和听不懂方言，把百多年维系华人社会的方言宝藏，人为的自我舍弃，的确是很可惜的。
三 失去与世界华人沟通的渠道
中国大陆十二亿人口中，除了北京和传统讲官话的地区讲普通话以外，各省份的人大都还讲方言。香港、澳门、深圳和珠海等地，广府话简直成了“官方语言”，台湾国民政府推行了四十多年的“国语”运动，现在有人提出“为什么不能讲母亲说的话”的质疑，[4] 提倡“还我母语”运动，要求在学校里教授闽南话和客家话。社会上的方言势力，已经慢慢兴起，俨然要与主流的中国国语抗衡。[5]
至于散居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绝大多数还能讲方言，英国、加拿大、法国和越南等国各大城市的唐人街，流行广府话，毛里求斯则流行客家话，电台也以客家话报导新闻，泰国是潮州话，菲律宾是闽南话，印尼是闽南话和客家话，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一样，通行广府话、闽南语、客家话、潮州话、海南话、福州话和广西话等方言。香港尽管官方行政语言是英语，但日常主要的用语是广府话，外国人如果要到香港谋求发展，必须先学好广府话，才能够与香港人沟通。即使在香港当宫的英国人，也得学听、学讲广府话，才能融入香港社会的主流。
综上所述，当全球华人还广泛使用方言之际，华族新加坡人为了推广华语运动，主张逐渐淘汰方言，“鼓励华裔人士在交谈时以华语取代方言”，[6] 甚至有人主张现阶段必须放弃方言。然而，一旦华族新加坡人丧失了讲方言的技能后，将少了一种与世界各地区华人沟通的渠道，确实是新加坡华人的一大损失。
四 方言对新加坡社会的贡献既重且大
华语有四个声调，方言的声调大都比华语多，一个会说方言的人，比起一个不会说方言而只会讲英语的人来学华语，前者要容易得多，快捷得多。新加坡报业控股公关经理孙宝玉在一次座谈会上透露，她因为爱好粤剧，进而学唱本，记台词，是她学华语进步快的主因。她说，她学唱《帝女花》、《紫钗记》等剧本时，由于词句全是繁体字，她就逐字抄写，并将繁体转为简体，借此学华语和简体字，所以她的华语就进步得更快。[7]
又如英文源流出身的新加坡国际基会会长陈庆珠教授，她学华文讲华语，也是从《帝女花》等粤剧开始的，现在她已经能登场表演相声了。[8]
新加坡自开埠以来，方言一直是华族新加坡人日常工作、贸易洽谈、交际与家庭的用语，尤其是闽南话，在五十至七十年代，约占全华族人口的 40% 以上，是不同方言群人口的通用语。
郭振羽说：“各党派人士也发现福建话是最能诉诸于民众感情的语言，具有政治上的功能。事实上，直至1970年代末期，李光耀总理在发表全国性的演说时，还是经常先后以英语、马来语、华语以及福建话发表谈话。李光耀以群众运动起家，自然深深了解福建话的群众性。”[9]
海外华人能讲方言，也是促进中国大陆近期经济成长因素之一，内阁资政李光耀先生曾在北京中国经济论坛上指出：“在中国近期的经济增长中，有很大一部分比例是来自海外华人投资者创造的。他们来自香港、澳门、台湾和亚细安国家。因此他们与中国同文同种，说普通话或地方方言，他们能够克服现在的困难。”[10] 当今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强调互惠互利，讲方言的海外华人，包括新加坡人到中国南方投资，促进中国的经济成长，也为自己的所在国制造财富，利人利己，方言在这方面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新加坡的宗乡团体，近年来集合宗乡族人的力量，筹组投资控股公司，集体融资到中国讲同一方言的地区投资，如海南、汕头、厦门、福州、安溪、同安、南安等地，或跨越方言群，到其他地方投资，如客家人计划集体融资到扬州开发三千亩的土地，建立国际客家工商业城。不同方言群的新加坡人，他们当年赤手空拳、披荆斩棘来到新加坡，为照顾族人的利益，成立了各自宗乡团体，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为新加坡的繁荣昌盛作出了贡献。现在代表方言群的宗乡团体，又纷纷成立投资控股公司到中国各地投资，准备为增加新加坡的财富再度作出贡献，这一再说明方言有其功能与价值，对新加坡社会的贡献是既重且大的。
五 新一代难以欣赏方言文化艺术
方言本身既是一种文化，各方言群里自然蕴藏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一位到中国留学的学生这么写道：“我为了攻读中国语言文学学位而在北京住了一年，在这段期间，我更加感觉到我和当地北京人在文化上的大隔膜。我错误的以为，只要能讲华语就掌握了打开中华文化的锁匙，但我很快就发觉到即使在中国，这种想法也不一定对。一直到我有机会到华南跑一趟之后，我才感觉到我也继承了文化遗产。” 换言之，[11] 作者继承了中国南方用方言保留的文化遗产。
众所周知，福建和广东等地的方言，保存了不少华语里没有的古音特点，使得这些方言的语音变化多端，娓娓动听。例如以福建或广东话朗诵古文或古典诗词，就显得更有韵味，那种特有的抑扬顿挫的韵律，是华语里所没有的，因为南方各地方言的声调，比华语来得多，而方言里的入声字，也是华语所没有的。又如闽剧、粤剧、潮州剧和歌仔戏（芗剧）等，都是南方特有的剧种。其中福建的南音，是自来泉州、晋江、南安、同安、安溪、永春、金门等闽南地区的华族新加坡人，特别喜爱的民间艺术；南音相传由五代蜀主孟昶首创，后成为宋代的梨园音乐。他如歌仔戏，是台湾、福建南方地区和华族新加坡人一向所喜爱观赏的。此外，闽南、潮州、广府的讲古，更是继承了唐宋说书人的衣钵；他如方言民歌、民谣、山歌，均属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甚至时下流行的广东和福建歌曲，都是港、台华人和海外华人喜爱听，喜爱唱的。
中辈和老一辈的华族新加坡人，大都有过在街头观赏“街戏的”经验，这些街戏多为潮州、歌仔戏或广东剧，只因他们会讲方言，所以能够欣赏。而这些方言戏剧和其他地方的剧种，是有相通之处的，能够欣赏南方剧种，进而又促使他们也能欣赏京剧、龙江戏、越剧、豫剧、山西梆子等。新一代的华族新加坡人不会讲方言，听不懂方言，这意味着他们将无法欣赏与吸收蕴藏在方言里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
就以讲古来说，它也是曾是华族新加坡人的精神食粮，是早期移民先辈一种重要的文艺活动，它有潮州、广府、闽南讲古，最初流行于街头，三十年代由街头登上了电台，成为雅俗共赏的一种艺术，直到七十年代末期，好几代的华族新加坡人，从电台的方言讲古里得到了重要的文化。讲古艺人黄正经、李大傻、王道，是老一辈耳熟能详的名字，他们曾经是家喻户晓、深受尊敬的民俗艺术家。
剧作家郭宝昆说：“讲古原是我们生活中很有活力的文艺活冲动，社会的衍变，加上政策的失误，使到现场讲古已经绝迹，空中讲古也已式微。后来当局决定一夜之间取消方言讲古，犹如切断了我们共有的一根文化基因链条，影响极其深远。”[12]
华语运动的目的是要以华语取代方言，没有了方言讲古，当然是以华语讲古采取代了。新加坡实践表演艺术学院于是从北京请了知名表演艺术家任宝贤 [13] 来主持华语讲古，反应非常热烈，场场爆满，引起了一阵听古之风，有识之士，遂提倡恢复方言讲古。郭宝昆说；“提倡讲古不要跟华语运动相提并论。我国绝大多数华人祖籍在华南，因此，越是深入民间的民俗、传统往往都不是用华语传承的。如果坚持标准华语，那不只会埋没人才，更严重的是：民俗传统的本原面貌将会从实质上被否定。独具特色的讲古人，可能许多都还卧藏在讲方言的或是讲方言腔华语的民众之间。”[14]
尽管有人大力疾呼恢复方言讲古，然而，皮之不存，毛将附焉？新的一代不讲又听不懂方言，又如何去欣赏方言讲古呢？正如专栏作者严孟达所指出的：“方言讲古的继承人是不成问题的，我们可以从中国或香港、台湾‘人口'(或是跟他们买节目)，但是，方言讲古人再也无法找回七十年代以前一批广大忠实的听众。方言讲古随着华语运动的掀起而提早走进历史，是无可奈何的。”[15]
总之，华语运动的成功意味着新的一代将丧失听方言、讲方言的能力，他们将无法欣赏与吸收由方言表达的文化艺术，如地方戏剧、方言讲古等。新加坡自1979年推广华语运动以来，至今（1994）已进入第十五个年头。总结华语运动的成绩，可说非常成功。但伴随成功之后所引发的问题，却值得去深思与探讨。
首先，新加坡原是个方言的堡垒，世界上还找不到第二个国家或地
区，可以在同一个环境里使用七到十二种方言，甚至大多数华人都能操二
到三种方言。但华语运动成功之后，新的一代绝大部分不能讲方言或听不
懂方言，把百多年来建立起来的方言宝藏，人为的自我舍弃，是一件很可
惜的事。
其次，中国大陆、台湾、港澳及世界各地华人，还广泛继续使用各自的方言，新加坡华人丧失了这方面的技能后，少了一种与世界各地华人沟通的渠道，这是新加坡华人的损失；这与新加坡政府鼓励国人向海外发展，建立寰球经济网的策略，是很不协调的。
再次，新加坡华人一旦丧失了方言后，将无法欣赏由方言表达的各
种文化艺术；这与新加坡政府要致力于使新加坡成为世界文化和中华文化
中心的目标，同样是很不协调的。
此外老一辈华人原本可用各种方言，很自然的把传统文化和价值观
传承给下一代。但新一代不讲方言后，老一辈华人在这方面的功能也丧失了，有的家庭还筑起一道无形的“方言代沟”。
以上仅举出四点重大者，其他值得深思的问题还不少，也将在论文里逐一深入加以探讨。
本论文曾发表于“第四届华语文教学研讨会”，1994年12月27至30日，由台湾世界华文教育协进会主办，在台北剑潭海外青年活动中心举行。
一 序 说
新加坡自1979年推广华语运动以来，[1]今年（1994）已进入第16个年头。总结华语运动的成绩，可说极为成功，但成功的背面，却也牵引着不少少问题，这里就针对各有关问题，逐一探讨如下。
二 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方言宝藏
新加坡原本是个华族的方言堡垒，也是个方言宝藏，华人社会通用的方言有闽南话、潮州话、广府话、海南话、客家话、福州话、福清话、广西话和上海话 [2] 等十一种，加上华语（普通话、国语），华人通行的语言多达十二种，外加英语、马来语、淡米尔语（印度），新加坡华人使用的语言，可达十五种之多。
新加坡自1819年莱佛士登陆以来，随着福建、广东和广西等南方省份人口的逐年移居新加坡，南方方言一直是华人社会的通用语言，直到1920年以前，新加坡的华文学校，都是以方言作为教学媒介语的。1920年1月***教育部训令全国小学教授中国国语，影响所及，新加坡的华校才逐渐改用华语作为教学媒介语，但华语的教学与使用，也只限于学校范围。由于方言的情意结，也因为方言便于传承家族的传统文化和习俗，家长都喜欢用方言和子女交谈。
根据1957年新加坡唯一以母语为对象的全国人口普查报告书的资料，在全国人口中，以华语作为母语的，只有0.1%，而自称可以讲华语的人口，在华人中也只占26.7%，[3] 华人社群中最通用的方言首推闽南话，依次是潮州话、广东话、海南话、客家话、福州话等，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1979年推行华语运动之过前。
然而，自华语运动推行之后，讲华语的人口于是直线上升，讲方言的却急速下降。根据1992年5月环境发展部的一项调写查，使用华语的新加坡华族人口，由1979年的 1% 增长到1992年的 33%：使用方言者，却从1979年的 89%，减少到1992年的 63%。但根据199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在1980到1990年的十年里，讲方言的的家庭从原本的 76%下降到48%。
又根据1992年教育部的一项调查，家中使用华语的小学一年级学生，由1980年的 26％，增加到1992年的 65%；家中使用方言的小一学生，却从1980年的 64%，减少到1992年的 3.6%。换言之，今后的华族学生，在家里主要是讲华语和英语。父母由于受到华语运动“多讲华语，少用方言”的感召，主动改用华语和子女交谈，不再传授方言，所以现在的中小学生，甚至大学生，能讲方言的少之又少，长此下去，讲华语的年轻一代，将取代讲方言的老一代，一个没育方言的社会，很快就会到来。
其实，方言本身也是一种文化。新加坡是个方言的堡垒，世界上还找不到第二个国家或地区，可以在同一个环境里很和谐的使用十来种方言，更何况还配合英语、马来语、淡米尔语同时使用呢！目前，三十岁以上的华族新加坡人，有的还能操二到五种方言不等，华语运动成功以后，新的一代绝大部分不能讲方言和听不懂方言，把百多年维系华人社会的方言宝藏，人为的自我舍弃，的确是很可惜的。
三 失去与世界华人沟通的渠道
中国大陆十二亿人口中，除了北京和传统讲官话的地区讲普通话以外，各省份的人大都还讲方言。香港、澳门、深圳和珠海等地，广府话简直成了“官方语言”，台湾国民政府推行了四十多年的“国语”运动，现在有人提出“为什么不能讲母亲说的话”的质疑，[4] 提倡“还我母语”运动，要求在学校里教授闽南话和客家话。社会上的方言势力，已经慢慢兴起，俨然要与主流的中国国语抗衡。[5]
至于散居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绝大多数还能讲方言，英国、加拿大、法国和越南等国各大城市的唐人街，流行广府话，毛里求斯则流行客家话，电台也以客家话报导新闻，泰国是潮州话，菲律宾是闽南话，印尼是闽南话和客家话，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一样，通行广府话、闽南语、客家话、潮州话、海南话、福州话和广西话等方言。香港尽管官方行政语言是英语，但日常主要的用语是广府话，外国人如果要到香港谋求发展，必须先学好广府话，才能够与香港人沟通。即使在香港当宫的英国人，也得学听、学讲广府话，才能融入香港社会的主流。
综上所述，当全球华人还广泛使用方言之际，华族新加坡人为了推广华语运动，主张逐渐淘汰方言，“鼓励华裔人士在交谈时以华语取代方言”，[6] 甚至有人主张现阶段必须放弃方言。然而，一旦华族新加坡人丧失了讲方言的技能后，将少了一种与世界各地区华人沟通的渠道，确实是新加坡华人的一大损失。
四 方言对新加坡社会的贡献既重且大
华语有四个声调，方言的声调大都比华语多，一个会说方言的人，比起一个不会说方言而只会讲英语的人来学华语，前者要容易得多，快捷得多。新加坡报业控股公关经理孙宝玉在一次座谈会上透露，她因为爱好粤剧，进而学唱本，记台词，是她学华语进步快的主因。她说，她学唱《帝女花》、《紫钗记》等剧本时，由于词句全是繁体字，她就逐字抄写，并将繁体转为简体，借此学华语和简体字，所以她的华语就进步得更快。[7]
又如英文源流出身的新加坡国际基会会长陈庆珠教授，她学华文讲华语，也是从《帝女花》等粤剧开始的，现在她已经能登场表演相声了。[8]
新加坡自开埠以来，方言一直是华族新加坡人日常工作、贸易洽谈、交际与家庭的用语，尤其是闽南话，在五十至七十年代，约占全华族人口的 40% 以上，是不同方言群人口的通用语。
郭振羽说：“各党派人士也发现福建话是最能诉诸于民众感情的语言，具有政治上的功能。事实上，直至1970年代末期，李光耀总理在发表全国性的演说时，还是经常先后以英语、马来语、华语以及福建话发表谈话。李光耀以群众运动起家，自然深深了解福建话的群众性。”[9]
海外华人能讲方言，也是促进中国大陆近期经济成长因素之一，内阁资政李光耀先生曾在北京中国经济论坛上指出：“在中国近期的经济增长中，有很大一部分比例是来自海外华人投资者创造的。他们来自香港、澳门、台湾和亚细安国家。因此他们与中国同文同种，说普通话或地方方言，他们能够克服现在的困难。”[10] 当今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强调互惠互利，讲方言的海外华人，包括新加坡人到中国南方投资，促进中国的经济成长，也为自己的所在国制造财富，利人利己，方言在这方面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新加坡的宗乡团体，近年来集合宗乡族人的力量，筹组投资控股公司，集体融资到中国讲同一方言的地区投资，如海南、汕头、厦门、福州、安溪、同安、南安等地，或跨越方言群，到其他地方投资，如客家人计划集体融资到扬州开发三千亩的土地，建立国际客家工商业城。不同方言群的新加坡人，他们当年赤手空拳、披荆斩棘来到新加坡，为照顾族人的利益，成立了各自宗乡团体，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为新加坡的繁荣昌盛作出了贡献。现在代表方言群的宗乡团体，又纷纷成立投资控股公司到中国各地投资，准备为增加新加坡的财富再度作出贡献，这一再说明方言有其功能与价值，对新加坡社会的贡献是既重且大的。
五 新一代难以欣赏方言文化艺术
方言本身既是一种文化，各方言群里自然蕴藏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一位到中国留学的学生这么写道：“我为了攻读中国语言文学学位而在北京住了一年，在这段期间，我更加感觉到我和当地北京人在文化上的大隔膜。我错误的以为，只要能讲华语就掌握了打开中华文化的锁匙，但我很快就发觉到即使在中国，这种想法也不一定对。一直到我有机会到华南跑一趟之后，我才感觉到我也继承了文化遗产。” 换言之，[11] 作者继承了中国南方用方言保留的文化遗产。
众所周知，福建和广东等地的方言，保存了不少华语里没有的古音特点，使得这些方言的语音变化多端，娓娓动听。例如以福建或广东话朗诵古文或古典诗词，就显得更有韵味，那种特有的抑扬顿挫的韵律，是华语里所没有的，因为南方各地方言的声调，比华语来得多，而方言里的入声字，也是华语所没有的。又如闽剧、粤剧、潮州剧和歌仔戏（芗剧）等，都是南方特有的剧种。其中福建的南音，是自来泉州、晋江、南安、同安、安溪、永春、金门等闽南地区的华族新加坡人，特别喜爱的民间艺术；南音相传由五代蜀主孟昶首创，后成为宋代的梨园音乐。他如歌仔戏，是台湾、福建南方地区和华族新加坡人一向所喜爱观赏的。此外，闽南、潮州、广府的讲古，更是继承了唐宋说书人的衣钵；他如方言民歌、民谣、山歌，均属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甚至时下流行的广东和福建歌曲，都是港、台华人和海外华人喜爱听，喜爱唱的。
中辈和老一辈的华族新加坡人，大都有过在街头观赏“街戏的”经验，这些街戏多为潮州、歌仔戏或广东剧，只因他们会讲方言，所以能够欣赏。而这些方言戏剧和其他地方的剧种，是有相通之处的，能够欣赏南方剧种，进而又促使他们也能欣赏京剧、龙江戏、越剧、豫剧、山西梆子等。新一代的华族新加坡人不会讲方言，听不懂方言，这意味着他们将无法欣赏与吸收蕴藏在方言里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
就以讲古来说，它也是曾是华族新加坡人的精神食粮，是早期移民先辈一种重要的文艺活动，它有潮州、广府、闽南讲古，最初流行于街头，三十年代由街头登上了电台，成为雅俗共赏的一种艺术，直到七十年代末期，好几代的华族新加坡人，从电台的方言讲古里得到了重要的文化。讲古艺人黄正经、李大傻、王道，是老一辈耳熟能详的名字，他们曾经是家喻户晓、深受尊敬的民俗艺术家。
剧作家郭宝昆说：“讲古原是我们生活中很有活力的文艺活冲动，社会的衍变，加上政策的失误，使到现场讲古已经绝迹，空中讲古也已式微。后来当局决定一夜之间取消方言讲古，犹如切断了我们共有的一根文化基因链条，影响极其深远。”[12]
华语运动的目的是要以华语取代方言，没有了方言讲古，当然是以华语讲古采取代了。新加坡实践表演艺术学院于是从北京请了知名表演艺术家任宝贤 [13] 来主持华语讲古，反应非常热烈，场场爆满，引起了一阵听古之风，有识之士，遂提倡恢复方言讲古。郭宝昆说；“提倡讲古不要跟华语运动相提并论。我国绝大多数华人祖籍在华南，因此，越是深入民间的民俗、传统往往都不是用华语传承的。如果坚持标准华语，那不只会埋没人才，更严重的是：民俗传统的本原面貌将会从实质上被否定。独具特色的讲古人，可能许多都还卧藏在讲方言的或是讲方言腔华语的民众之间。”[14]
尽管有人大力疾呼恢复方言讲古，然而，皮之不存，毛将附焉？新的一代不讲又听不懂方言，又如何去欣赏方言讲古呢？正如专栏作者严孟达所指出的：“方言讲古的继承人是不成问题的，我们可以从中国或香港、台湾‘人口'(或是跟他们买节目)，但是，方言讲古人再也无法找回七十年代以前一批广大忠实的听众。方言讲古随着华语运动的掀起而提早走进历史，是无可奈何的。”[15]
总之，华语运动的成功意味着新的一代将丧失听方言、讲方言的能力，他们将无法欣赏与吸收由方言表达的文化艺术，如地方戏剧、方言讲古等。
首先，新加坡原是个方言的堡垒，世界上还找不到第二个国家或地
区，可以在同一个环境里使用七到十二种方言，甚至大多数华人都能操二
到三种方言。但华语运动成功之后，新的一代绝大部分不能讲方言或听不
懂方言，把百多年来建立起来的方言宝藏，人为的自我舍弃，是一件很可
惜的事。
其次，中国大陆、台湾、港澳及世界各地华人，还广泛继续使用各自的方言，新加坡华人丧失了这方面的技能后，少了一种与世界各地华人沟通的渠道，这是新加坡华人的损失；这与新加坡政府鼓励国人向海外发展，建立寰球经济网的策略，是很不协调的。
再次，新加坡华人一旦丧失了方言后，将无法欣赏由方言表达的各
种文化艺术；这与新加坡政府要致力于使新加坡成为世界文化和中华文化
中心的目标，同样是很不协调的。
此外老一辈华人原本可用各种方言，很自然的把传统文化和价值观
传承给下一代。但新一代不讲方言后，老一辈华人在这方面的功能也丧失了，有的家庭还筑起一道无形的“方言代沟”。
以上仅举出四点重大者，其他值得深思的问题还不少，也将在论文里逐一深入加以探讨。
本论文曾发表于“第四届华语文教学研讨会”，1994年12月27至30日，由台湾世界华文教育协进会主办，在台北剑潭海外青年活动中心举行。
一 序 说
新加坡自1979年推广华语运动以来，[1]今年（1994）已进入第16个年头。总结华语运动的成绩，可说极为成功，但成功的背面，却也牵引着不少少问题，这里就针对各有关问题，逐一探讨如下。
二 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方言宝藏
新加坡原本是个华族的方言堡垒，也是个方言宝藏，华人社会通用的方言有闽南话、潮州话、广府话、海南话、客家话、福州话、福清话、广西话和上海话 [2] 等十一种，加上华语（普通话、国语），华人通行的语言多达十二种，外加英语、马来语、淡米尔语（印度），新加坡华人使用的语言，可达十五种之多。
新加坡自1819年莱佛士登陆以来，随着福建、广东和广西等南方省份人口的逐年移居新加坡，南方方言一直是华人社会的通用语言，直到1920年以前，新加坡的华文学校，都是以方言作为教学媒介语的。1920年1月***教育部训令全国小学教授中国国语，影响所及，新加坡的华校才逐渐改用华语作为教学媒介语，但华语的教学与使用，也只限于学校范围。由于方言的情意结，也因为方言便于传承家族的传统文化和习俗，家长都喜欢用方言和子女交谈。
根据1957年新加坡唯一以母语为对象的全国人口普查报告书的资料，在全国人口中，以华语作为母语的，只有0.1%，而自称可以讲华语的人口，在华人中也只占26.7%，[3] 华人社群中最通用的方言首推闽南话，依次是潮州话、广东话、海南话、客家话、福州话等，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1979年推行华语运动之过前。
然而，自华语运动推行之后，讲华语的人口于是直线上升，讲方言的却急速下降。根据1992年5月环境发展部的一项调写查，使用华语的新加坡华族人口，由1979年的 1% 增长到1992年的 33%：使用方言者，却从1979年的 89%，减少到1992年的 63%。但根据199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在1980到1990年的十年里，讲方言的的家庭从原本的 76%下降到48%。
又根据1992年教育部的一项调查，家中使用华语的小学一年级学生，由1980年的 26％，增加到1992年的 65%；家中使用方言的小一学生，却从1980年的 64%，减少到1992年的 3.6%。换言之，今后的华族学生，在家里主要是讲华语和英语。父母由于受到华语运动“多讲华语，少用方言”的感召，主动改用华语和子女交谈，不再传授方言，所以现在的中小学生，甚至大学生，能讲方言的少之又少，长此下去，讲华语的年轻一代，将取代讲方言的老一代，一个没育方言的社会，很快就会到来。
其实，方言本身也是一种文化。新加坡是个方言的堡垒，世界上还找不到第二个国家或地区，可以在同一个环境里很和谐的使用十来种方言，更何况还配合英语、马来语、淡米尔语同时使用呢！目前，三十岁以上的华族新加坡人，有的还能操二到五种方言不等，华语运动成功以后，新的一代绝大部分不能讲方言和听不懂方言，把百多年维系华人社会的方言宝藏，人为的自我舍弃，的确是很可惜的。
三 失去与世界华人沟通的渠道
中国大陆十二亿人口中，除了北京和传统讲官话的地区讲普通话以外，各省份的人大都还讲方言。香港、澳门、深圳和珠海等地，广府话简直成了“官方语言”，台湾国民政府推行了四十多年的“国语”运动，现在有人提出“为什么不能讲母亲说的话”的质疑，[4] 提倡“还我母语”运动，要求在学校里教授闽南话和客家话。社会上的方言势力，已经慢慢兴起，俨然要与主流的中国国语抗衡。[5]
至于散居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绝大多数还能讲方言，英国、加拿大、法国和越南等国各大城市的唐人街，流行广府话，毛里求斯则流行客家话，电台也以客家话报导新闻，泰国是潮州话，菲律宾是闽南话，印尼是闽南话和客家话，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一样，通行广府话、闽南语、客家话、潮州话、海南话、福州话和广西话等方言。香港尽管官方行政语言是英语，但日常主要的用语是广府话，外国人如果要到香港谋求发展，必须先学好广府话，才能够与香港人沟通。即使在香港当宫的英国人，也得学听、学讲广府话，才能融入香港社会的主流。
综上所述，当全球华人还广泛使用方言之际，华族新加坡人为了推广华语运动，主张逐渐淘汰方言，“鼓励华裔人士在交谈时以华语取代方言”，[6] 甚至有人主张现阶段必须放弃方言。然而，一旦华族新加坡人丧失了讲方言的技能后，将少了一种与世界各地区华人沟通的渠道，确实是新加坡华人的一大损失。
四 方言对新加坡社会的贡献既重且大
华语有四个声调，方言的声调大都比华语多，一个会说方言的人，比起一个不会说方言而只会讲英语的人来学华语，前者要容易得多，快捷得多。新加坡报业控股公关经理孙宝玉在一次座谈会上透露，她因为爱好粤剧，进而学唱本，记台词，是她学华语进步快的主因。她说，她学唱《帝女花》、《紫钗记》等剧本时，由于词句全是繁体字，她就逐字抄写，并将繁体转为简体，借此学华语和简体字，所以她的华语就进步得更快。[7]
又如英文源流出身的新加坡国际基会会长陈庆珠教授，她学华文讲华语，也是从《帝女花》等粤剧开始的，现在她已经能登场表演相声了。[8]
新加坡自开埠以来，方言一直是华族新加坡人日常工作、贸易洽谈、交际与家庭的用语，尤其是闽南话，在五十至七十年代，约占全华族人口的 40% 以上，是不同方言群人口的通用语。
郭振羽说：“各党派人士也发现福建话是最能诉诸于民众感情的语言，具有政治上的功能。事实上，直至1970年代末期，李光耀总理在发表全国性的演说时，还是经常先后以英语、马来语、华语以及福建话发表谈话。李光耀以群众运动起家，自然深深了解福建话的群众性。”[9]
海外华人能讲方言，也是促进中国大陆近期经济成长因素之一，内阁资政李光耀先生曾在北京中国经济论坛上指出：“在中国近期的经济增长中，有很大一部分比例是来自海外华人投资者创造的。他们来自香港、澳门、台湾和亚细安国家。因此他们与中国同文同种，说普通话或地方方言，他们能够克服现在的困难。”[10] 当今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强调互惠互利，讲方言的海外华人，包括新加坡人到中国南方投资，促进中国的经济成长，也为自己的所在国制造财富，利人利己，方言在这方面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新加坡的宗乡团体，近年来集合宗乡族人的力量，筹组投资控股公司，集体融资到中国讲同一方言的地区投资，如海南、汕头、厦门、福州、安溪、同安、南安等地，或跨越方言群，到其他地方投资，如客家人计划集体融资到扬州开发三千亩的土地，建立国际客家工商业城。不同方言群的新加坡人，他们当年赤手空拳、披荆斩棘来到新加坡，为照顾族人的利益，成立了各自宗乡团体，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为新加坡的繁荣昌盛作出了贡献。现在代表方言群的宗乡团体，又纷纷成立投资控股公司到中国各地投资，准备为增加新加坡的财富再度作出贡献，这一再说明方言有其功能与价值，对新加坡社会的贡献是既重且大的。
五 新一代难以欣赏方言文化艺术
方言本身既是一种文化，各方言群里自然蕴藏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一位到中国留学的学生这么写道：“我为了攻读中国语言文学学位而在北京住了一年，在这段期间，我更加感觉到我和当地北京人在文化上的大隔膜。我错误的以为，只要能讲华语就掌握了打开中华文化的锁匙，但我很快就发觉到即使在中国，这种想法也不一定对。一直到我有机会到华南跑一趟之后，我才感觉到我也继承了文化遗产。” 换言之，[11] 作者继承了中国南方用方言保留的文化遗产。
众所周知，福建和广东等地的方言，保存了不少华语里没有的古音特点，使得这些方言的语音变化多端，娓娓动听。例如以福建或广东话朗诵古文或古典诗词，就显得更有韵味，那种特有的抑扬顿挫的韵律，是华语里所没有的，因为南方各地方言的声调，比华语来得多，而方言里的入声字，也是华语所没有的。又如闽剧、粤剧、潮州剧和歌仔戏（芗剧）等，都是南方特有的剧种。其中福建的南音，是自来泉州、晋江、南安、同安、安溪、永春、金门等闽南地区的华族新加坡人，特别喜爱的民间艺术；南音相传由五代蜀主孟昶首创，后成为宋代的梨园音乐。他如歌仔戏，是台湾、福建南方地区和华族新加坡人一向所喜爱观赏的。此外，闽南、潮州、广府的讲古，更是继承了唐宋说书人的衣钵；他如方言民歌、民谣、山歌，均属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甚至时下流行的广东和福建歌曲，都是港、台华人和海外华人喜爱听，喜爱唱的。
中辈和老一辈的华族新加坡人，大都有过在街头观赏“街戏的”经验，这些街戏多为潮州、歌仔戏或广东剧，只因他们会讲方言，所以能够欣赏。而这些方言戏剧和其他地方的剧种，是有相通之处的，能够欣赏南方剧种，进而又促使他们也能欣赏京剧、龙江戏、越剧、豫剧、山西梆子等。新一代的华族新加坡人不会讲方言，听不懂方言，这意味着他们将无法欣赏与吸收蕴藏在方言里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
就以讲古来说，它也是曾是华族新加坡人的精神食粮，是早期移民先辈一种重要的文艺活动，它有潮州、广府、闽南讲古，最初流行于街头，三十年代由街头登上了电台，成为雅俗共赏的一种艺术，直到七十年代末期，好几代的华族新加坡人，从电台的方言讲古里得到了重要的文化。讲古艺人黄正经、李大傻、王道，是老一辈耳熟能详的名字，他们曾经是家喻户晓、深受尊敬的民俗艺术家。
剧作家郭宝昆说：“讲古原是我们生活中很有活力的文艺活冲动，社会的衍变，加上政策的失误，使到现场讲古已经绝迹，空中讲古也已式微。后来当局决定一夜之间取消方言讲古，犹如切断了我们共有的一根文化基因链条，影响极其深远。”[12]
华语运动的目的是要以华语取代方言，没有了方言讲古，当然是以华语讲古采取代了。新加坡实践表演艺术学院于是从北京请了知名表演艺术家任宝贤 [13] 来主持华语讲古，反应非常热烈，场场爆满，引起了一阵听古之风，有识之士，遂提倡恢复方言讲古。郭宝昆说；“提倡讲古不要跟华语运动相提并论。我国绝大多数华人祖籍在华南，因此，越是深入民间的民俗、传统往往都不是用华语传承的。如果坚持标准华语，那不只会埋没人才，更严重的是：民俗传统的本原面貌将会从实质上被否定。独具特色的讲古人，可能许多都还卧藏在讲方言的或是讲方言腔华语的民众之间。”[14]
尽管有人大力疾呼恢复方言讲古，然而，皮之不存，毛将附焉？新的一代不讲又听不懂方言，又如何去欣赏方言讲古呢？正如专栏作者严孟达所指出的：“方言讲古的继承人是不成问题的，我们可以从中国或香港、台湾‘人口'(或是跟他们买节目)，但是，方言讲古人再也无法找回七十年代以前一批广大忠实的听众。方言讲古随着华语运动的掀起而提早走进历史，是无可奈何的。”[15]
总之，华语运动的成功意味着新的一代将丧失听方言、讲方言的能力，他们将无法欣赏与吸收由方言表达的文化艺术，如地方戏剧、方言讲古等。新加坡自1979年推广华语运动以来，至今（1994）已进入第十五个年头。总结华语运动的成绩，可说非常成功。但伴随成功之后所引发的问题，却值得去深思与探讨。
首先，新加坡原是个方言的堡垒，世界上还找不到第二个国家或地
区，可以在同一个环境里使用七到十二种方言，甚至大多数华人都能操二
到三种方言。但华语运动成功之后，新的一代绝大部分不能讲方言或听不
懂方言，把百多年来建立起来的方言宝藏，人为的自我舍弃，是一件很可
惜的事。
其次，中国大陆、台湾、港澳及世界各地华人，还广泛继续使用各自的方言，新加坡华人丧失了这方面的技能后，少了一种与世界各地华人沟通的渠道，这是新加坡华人的损失；这与新加坡政府鼓励国人向海外发展，建立寰球经济网的策略，是很不协调的。
再次，新加坡华人一旦丧失了方言后，将无法欣赏由方言表达的各
种文化艺术；这与新加坡政府要致力于使新加坡成为世界文化和中华文化
中心的目标，同样是很不协调的。
此外老一辈华人原本可用各种方言，很自然的把传统文化和价值观
传承给下一代。但新一代不讲方言后，老一辈华人在这方面的功能也丧失了，有的家庭还筑起一道无形的“方言代沟”。
以上仅举出四点重大者，其他值得深思的问题还不少，也将在论文里逐一深入加以探讨。
本论文曾发表于“第四届华语文教学研讨会”，1994年12月27至30日，由台湾世界华文教育协进会主办，在台北剑潭海外青年活动中心举行。
一 序 说
新加坡自1979年推广华语运动以来，[1]今年（1994）已进入第16个年头。总结华语运动的成绩，可说极为成功，但成功的背面，却也牵引着不少少问题，这里就针对各有关问题，逐一探讨如下。
二 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方言宝藏
新加坡原本是个华族的方言堡垒，也是个方言宝藏，华人社会通用的方言有闽南话、潮州话、广府话、海南话、客家话、福州话、福清话、广西话和上海话 [2] 等十一种，加上华语（普通话、国语），华人通行的语言多达十二种，外加英语、马来语、淡米尔语（印度），新加坡华人使用的语言，可达十五种之多。
新加坡自1819年莱佛士登陆以来，随着福建、广东和广西等南方省份人口的逐年移居新加坡，南方方言一直是华人社会的通用语言，直到1920年以前，新加坡的华文学校，都是以方言作为教学媒介语的。1920年1月***教育部训令全国小学教授中国国语，影响所及，新加坡的华校才逐渐改用华语作为教学媒介语，但华语的教学与使用，也只限于学校范围。由于方言的情意结，也因为方言便于传承家族的传统文化和习俗，家长都喜欢用方言和子女交谈。
根据1957年新加坡唯一以母语为对象的全国人口普查报告书的资料，在全国人口中，以华语作为母语的，只有0.1%，而自称可以讲华语的人口，在华人中也只占26.7%，[3] 华人社群中最通用的方言首推闽南话，依次是潮州话、广东话、海南话、客家话、福州话等，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1979年推行华语运动之过前。
然而，自华语运动推行之后，讲华语的人口于是直线上升，讲方言的却急速下降。根据1992年5月环境发展部的一项调写查，使用华语的新加坡华族人口，由1979年的 1% 增长到1992年的 33%：使用方言者，却从1979年的 89%，减少到1992年的 63%。但根据199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在1980到1990年的十年里，讲方言的的家庭从原本的 76%下降到48%。
又根据1992年教育部的一项调查，家中使用华语的小学一年级学生，由1980年的 26％，增加到1992年的 65%；家中使用方言的小一学生，却从1980年的 64%，减少到1992年的 3.6%。换言之，今后的华族学生，在家里主要是讲华语和英语。父母由于受到华语运动“多讲华语，少用方言”的感召，主动改用华语和子女交谈，不再传授方言，所以现在的中小学生，甚至大学生，能讲方言的少之又少，长此下去，讲华语的年轻一代，将取代讲方言的老一代，一个没育方言的社会，很快就会到来。
其实，方言本身也是一种文化。新加坡是个方言的堡垒，世界上还找不到第二个国家或地区，可以在同一个环境里很和谐的使用十来种方言，更何况还配合英语、马来语、淡米尔语同时使用呢！目前，三十岁以上的华族新加坡人，有的还能操二到五种方言不等，华语运动成功以后，新的一代绝大部分不能讲方言和听不懂方言，把百多年维系华人社会的方言宝藏，人为的自我舍弃，的确是很可惜的。
三 失去与世界华人沟通的渠道
中国大陆十二亿人口中，除了北京和传统讲官话的地区讲普通话以外，各省份的人大都还讲方言。香港、澳门、深圳和珠海等地，广府话简直成了“官方语言”，台湾国民政府推行了四十多年的“国语”运动，现在有人提出“为什么不能讲母亲说的话”的质疑，[4] 提倡“还我母语”运动，要求在学校里教授闽南话和客家话。社会上的方言势力，已经慢慢兴起，俨然要与主流的中国国语抗衡。[5]
至于散居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绝大多数还能讲方言，英国、加拿大、法国和越南等国各大城市的唐人街，流行广府话，毛里求斯则流行客家话，电台也以客家话报导新闻，泰国是潮州话，菲律宾是闽南话，印尼是闽南话和客家话，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一样，通行广府话、闽南语、客家话、潮州话、海南话、福州话和广西话等方言。香港尽管官方行政语言是英语，但日常主要的用语是广府话，外国人如果要到香港谋求发展，必须先学好广府话，才能够与香港人沟通。即使在香港当宫的英国人，也得学听、学讲广府话，才能融入香港社会的主流。
综上所述，当全球华人还广泛使用方言之际，华族新加坡人为了推广华语运动，主张逐渐淘汰方言，“鼓励华裔人士在交谈时以华语取代方言”，[6] 甚至有人主张现阶段必须放弃方言。然而，一旦华族新加坡人丧失了讲方言的技能后，将少了一种与世界各地区华人沟通的渠道，确实是新加坡华人的一大损失。
四 方言对新加坡社会的贡献既重且大
华语有四个声调，方言的声调大都比华语多，一个会说方言的人，比起一个不会说方言而只会讲英语的人来学华语，前者要容易得多，快捷得多。新加坡报业控股公关经理孙宝玉在一次座谈会上透露，她因为爱好粤剧，进而学唱本，记台词，是她学华语进步快的主因。她说，她学唱《帝女花》、《紫钗记》等剧本时，由于词句全是繁体字，她就逐字抄写，并将繁体转为简体，借此学华语和简体字，所以她的华语就进步得更快。[7]
又如英文源流出身的新加坡国际基会会长陈庆珠教授，她学华文讲华语，也是从《帝女花》等粤剧开始的，现在她已经能登场表演相声了。[8]
新加坡自开埠以来，方言一直是华族新加坡人日常工作、贸易洽谈、交际与家庭的用语，尤其是闽南话，在五十至七十年代，约占全华族人口的 40% 以上，是不同方言群人口的通用语。
郭振羽说：“各党派人士也发现福建话是最能诉诸于民众感情的语言，具有政治上的功能。事实上，直至1970年代末期，李光耀总理在发表全国性的演说时，还是经常先后以英语、马来语、华语以及福建话发表谈话。李光耀以群众运动起家，自然深深了解福建话的群众性。”[9]
海外华人能讲方言，也是促进中国大陆近期经济成长因素之一，内阁资政李光耀先生曾在北京中国经济论坛上指出：“在中国近期的经济增长中，有很大一部分比例是来自海外华人投资者创造的。他们来自香港、澳门、台湾和亚细安国家。因此他们与中国同文同种，说普通话或地方方言，他们能够克服现在的困难。”[10] 当今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强调互惠互利，讲方言的海外华人，包括新加坡人到中国南方投资，促进中国的经济成长，也为自己的所在国制造财富，利人利己，方言在这方面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新加坡的宗乡团体，近年来集合宗乡族人的力量，筹组投资控股公司，集体融资到中国讲同一方言的地区投资，如海南、汕头、厦门、福州、安溪、同安、南安等地，或跨越方言群，到其他地方投资，如客家人计划集体融资到扬州开发三千亩的土地，建立国际客家工商业城。不同方言群的新加坡人，他们当年赤手空拳、披荆斩棘来到新加坡，为照顾族人的利益，成立了各自宗乡团体，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为新加坡的繁荣昌盛作出了贡献。现在代表方言群的宗乡团体，又纷纷成立投资控股公司到中国各地投资，准备为增加新加坡的财富再度作出贡献，这一再说明方言有其功能与价值，对新加坡社会的贡献是既重且大的。
五 新一代难以欣赏方言文化艺术
方言本身既是一种文化，各方言群里自然蕴藏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一位到中国留学的学生这么写道：“我为了攻读中国语言文学学位而在北京住了一年，在这段期间，我更加感觉到我和当地北京人在文化上的大隔膜。我错误的以为，只要能讲华语就掌握了打开中华文化的锁匙，但我很快就发觉到即使在中国，这种想法也不一定对。一直到我有机会到华南跑一趟之后，我才感觉到我也继承了文化遗产。” 换言之，[11] 作者继承了中国南方用方言保留的文化遗产。
众所周知，福建和广东等地的方言，保存了不少华语里没有的古音特点，使得这些方言的语音变化多端，娓娓动听。例如以福建或广东话朗诵古文或古典诗词，就显得更有韵味，那种特有的抑扬顿挫的韵律，是华语里所没有的，因为南方各地方言的声调，比华语来得多，而方言里的入声字，也是华语所没有的。又如闽剧、粤剧、潮州剧和歌仔戏（芗剧）等，都是南方特有的剧种。其中福建的南音，是自来泉州、晋江、南安、同安、安溪、永春、金门等闽南地区的华族新加坡人，特别喜爱的民间艺术；南音相传由五代蜀主孟昶首创，后成为宋代的梨园音乐。他如歌仔戏，是台湾、福建南方地区和华族新加坡人一向所喜爱观赏的。此外，闽南、潮州、广府的讲古，更是继承了唐宋说书人的衣钵；他如方言民歌、民谣、山歌，均属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甚至时下流行的广东和福建歌曲，都是港、台华人和海外华人喜爱听，喜爱唱的。
中辈和老一辈的华族新加坡人，大都有过在街头观赏“街戏的”经验，这些街戏多为潮州、歌仔戏或广东剧，只因他们会讲方言，所以能够欣赏。而这些方言戏剧和其他地方的剧种，是有相通之处的，能够欣赏南方剧种，进而又促使他们也能欣赏京剧、龙江戏、越剧、豫剧、山西梆子等。新一代的华族新加坡人不会讲方言，听不懂方言，这意味着他们将无法欣赏与吸收蕴藏在方言里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
就以讲古来说，它也是曾是华族新加坡人的精神食粮，是早期移民先辈一种重要的文艺活动，它有潮州、广府、闽南讲古，最初流行于街头，三十年代由街头登上了电台，成为雅俗共赏的一种艺术，直到七十年代末期，好几代的华族新加坡人，从电台的方言讲古里得到了重要的文化。讲古艺人黄正经、李大傻、王道，是老一辈耳熟能详的名字，他们曾经是家喻户晓、深受尊敬的民俗艺术家。
剧作家郭宝昆说：“讲古原是我们生活中很有活力的文艺活冲动，社会的衍变，加上政策的失误，使到现场讲古已经绝迹，空中讲古也已式微。后来当局决定一夜之间取消方言讲古，犹如切断了我们共有的一根文化基因链条，影响极其深远。”[12]
华语运动的目的是要以华语取代方言，没有了方言讲古，当然是以华语讲古采取代了。新加坡实践表演艺术学院于是从北京请了知名表演艺术家任宝贤 [13] 来主持华语讲古，反应非常热烈，场场爆满，引起了一阵听古之风，有识之士，遂提倡恢复方言讲古。郭宝昆说；“提倡讲古不要跟华语运动相提并论。我国绝大多数华人祖籍在华南，因此，越是深入民间的民俗、传统往往都不是用华语传承的。如果坚持标准华语，那不只会埋没人才，更严重的是：民俗传统的本原面貌将会从实质上被否定。独具特色的讲古人，可能许多都还卧藏在讲方言的或是讲方言腔华语的民众之间。”[14]
尽管有人大力疾呼恢复方言讲古，然而，皮之不存，毛将附焉？新的一代不讲又听不懂方言，又如何去欣赏方言讲古呢？正如专栏作者严孟达所指出的：“方言讲古的继承人是不成问题的，我们可以从中国或香港、台湾‘人口'(或是跟他们买节目)，但是，方言讲古人再也无法找回七十年代以前一批广大忠实的听众。方言讲古随着华语运动的掀起而提早走进历史，是无可奈何的。”[15]
总之，华语运动的成功意味着新的一代将丧失听方言、讲方言的能力，他们将无法欣赏与吸收由方言表达的文化艺术，如地方戏剧、方言讲古等。
六 不谙华语与不谙方言之间的鸿沟
<p>推广华语运动的结果，是年轻的一代不会讲方言，他们与只会讲方言的老一代，在沟通交往上，不免会发生一些问题，现分述如次。 <p><p><p><p><B>(</B><B>一</B><B>)</B><B> </B><B>传统价值观难以传给下一代</B><B> <p></B><p><B><p></B><p>未推行华语运动之前，家中成员可用方言交谈，在潜移默化中，年长一辈可以很自然的把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灌输给新一代；但新一代不讲方言后，年长一辈在这方面的功能也就丧失了。其实，许多老一辈华人曾经读过私塾，接受方言教育，或靠自修而熟谙华文，能阅读和书写华文，只是不会讲华语罢了。相反的，有些年轻的一代，他们虽然能讲华语，却不能书写或阅读华文，是华文的文盲者，只因老一辈不会讲华语，新一代不会讲方言，这种情形多发生在祖孙两代，彼此难以交流，遂使年轻一代失去接受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机会。有学者认为，台湾四十多年来罢黝方言，独尊国语的结果，使到台湾人祖孙两代形同外国人。[16] 台湾的这种情形，我们是应引以为戒的。 <p><p><p><p><B>(</B><B>二</B><B>)</B><B> </B><B>不谙华语者渐失去社会参与感</B><B> <p></B><p><B><p></B><p>未推行华语运动前，电台、电视台有讲古、方言歌曲、地方戏剧以及以方言交谈的节目，可供不谙华语者消遣娱乐。自推行华语运动以来，没有了方言节目，使老一辈华人不无失落之感。电台、电视台独统华语节目后，纯以华语作为媒介，只会讲方言的听众，就成了哑巴一群，失去了社会参与感。专栏作者沙眼说：“华语巩固后，回头看看老人，觉得应该让他们开心一下，让出一点方言空间。缺了沟通工具是很憋的事。有几回我在大型的乐龄聚会上，发觉很多老人都觉得没瘾，拿麦克风的人说什么他们没听懂，问他们为什么来，回答说是人家叫来就来。流行音乐的快节奏和台上转动的灯光叫他们目眩，可见办者自办，和参与者没有交心。”[17] <p><p>新加坡的学校，老师们偶尔会组织学生到老人院或安老院访间，慰劳他们，借以培养年轻人的爱心，但住在那里的老人十之八丸是讲方言的，而现在的学生，大都不会讲方言，他们到了那里，往往不知所借，难以和老人交谈，失去了慰劳的意义。至于其他社会服务方面，如慈善团体或义工组织里的年轻人，他们不谙方言，要他们为不会讲华语的老人服务，其在沟通交往上将产生障碍，是不言而喻的。 <p><p><p><p><B>(</B><B>三</B><B>)</B><B> </B><B>新一代领袖与老一代民众的沟通问题</B><B> <p></B><p><B><p></B><p>诚如专栏作者严孟达所说：“据一般观察，我国的部长和执政党议员有一个明显的共同弱点，那就是，他们在与下层人民接触时，经常有不知如何应对的情形存在，甚至在访问民众时还须通过基层领袖作‘中间人’来进行沟通。他们具有专长，却未必具有与群众直接沟通的能力。他们不怕研究政策、制定政策，却怕走到群众里去，与各式各样，不同身份的人打交道。”[18] 何以如此？ 原因之一是新一代领袖大多不会讲方言，所以难以和只会讲方言的老一辈打交道。 <p><p>其实，老一代华族新加坡人对方言还有浓厚的情意结，这可从以下两方面看出来。 <p><p>其一，随着中国大陆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大力发展旅游业，不少老一代就带着省亲的心情，到福建、广东等地的乡下去，与分别多年或从未谋面的直系亲戚重叙天伦，这样他们就有机会以熟悉而亲切的方言跟亲朋戚友开怀畅谈，以慰藉阔别多年的乡亲。 <p><p>其二，是1991年的大选和1992年的补选，老一代群众对于方言发表演讲的热烈反应。尤其1992年在马林百列集选区补选中，吴作栋总理御驾亲征，他以及一些部长和行动党议员，在群众大会上用闽南话、潮州话、广东话发表演讲，结果选票激增，赢得一场漂亮的胜战。 <p><p>由上述的实例，说明讲方言的老一代还占绝大多数，讲英语或华语的新一代领袖，应如何与他们沟通，是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诚如专栏作者指出的：“过去，许多人一直强调新一代领袖跟新一代选民沟通的重要，其实，今日障碍更大的也许是他们与老一代选民之间的语言沟通。因为新一代领袖和年轻选民可以用英语或华语沟通，而他们与老一代之间缺乏的正是一种双方都感到自在的共同语言。自从我国推行华语运动之后，华语逐渐取代方言在华族社会的地位，领袖要用方言与人沟通，已显得有点不自然。”[19] <p><p><p><p><B>七</B><B> </B><B>鼓励受英文教育华人讲华语</B><B> <p></B><p><B><p></B><p>我国总理吴作栋在1993年推广华语运动的开幕仪式上指出：“越来越多华语家庭放弃方言。调查数字显示，使用华语的家庭从1980年的 26% 增加到今年的 64%；但是华族家庭以英语交谈的百分比，也从1980年的 9% 增加到目前的 31%。”[20] 这说明了在鼓励华族新加坡人少说方言，多用华语方面，做得极为成功，但在鼓励英语的华族家庭多讲华语方面却还做得不够，因为在二十年里，讲英语的家庭增加了22%，如果讲英语的家庭保持这种三级跳的方式增长，在今后十年内，新加坡所有的华族家庭很有可能都变成讲英语为主。为何会增长得那么迅速昵？因为当初推广华语运动的宗旨是：“在于鼓励华裔人士在交谈时以华语取代方言，而不是以华语取代英语或其他语言。”[21] <p><p>根据新加坡报业控股集团研究及资讯部所作的调查，华族学生在学校里使用的语言，也逐渐以英语取代方言，即从1991年到1993年的两年之内，讲英语的学生由40%上升到53%，增加了13%，讲华语的学生却从54%下降到46%，减少了8%。针对这种讲英语学生人数增加的趋势，新闻及艺术部高级政务次长何家良认为：“并不需要过于忧虑，因为推广华语的目的，主要是鼓励更多华人讲华语，以取代方言的运用，这和讲英语是没有冲突的。”[22] <p><p>新加坡原本有华文学校与英文学校之分，那些出身自英语源流的华族新加坡人，家庭的主要语言是英语，但有的也讲方言，或英语兼方言，讲华语的少之又少。自推广华语运动之后，那些来自英文源流而在家中只讲方言的，或讲方言兼英语的，便舍方言而只讲英语，这是促成讲英语的家庭迅速增加的一个原因。 <p><p>家庭用语为英语的华族新加坡人，多为受英文教育的知识份子，他们当中有些不愿学习华语，但却又担心英语在新加坡的支配地位受到推广华语而消弱，他们感到不自在，感到自己的不足之处。专栏作者刘培芳说道：“由于长年以来英语是新加坡的强势语言，那些单会说英语而又缺乏文化感、历史感和根源感的华人，并不觉得不会说华语有什么不妥，也丝毫不觉得在这个社会无法生存。恰恰相反的是，这些人往往生活得更好、更舒服、更高高在上。只会说英语的中上层新加坡华人如鱼得水，是政府政策和社会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重视母族文化及价值观的社会氛围，自然使他们觉得不自在、既得利益受威胁。”[23] <p><p>另一位专栏作者周维介也写出了他亲身的体验：“我和所认识的一些受英文教育的知识份子交谈，感觉到彼此在想法上有明显的距离。虽然他们没有在言语中直接表露，但在潜意识里，部分人在全球性的‘中国热’中，产生了不健康的华文威胁心理。其中一些转变为强烈的英文中心论者，认为不论用何种方式推行母语，都会导致更多的纷争。”[24] <p><p>新加坡毕竟是一个东方社会，越来越多的华族新加坡人舍方言，不讲华语而只讲英语，将改变整个社会结构和精神面貌，这是有识之士不愿看到的。一位教了二十六年的英文教师这么写道：“英语是被公认为国际语文，新加坡采用英语，吸收西方国家科技，引进外来投资，工商业，服务业 …… 样样做得天衣无缝，的确给咱们岛国带来了不少国际美誉。但是，采用英语并不是新加坡经济成功的唯一因素。华族移民先贤那种不屈不挠的创业精神，加上量入为出的经济美德，早就把经济成功的种子播下了。这一批创业的英雄好汉，他们当年讲的是英语吗？ 假设越来越多新加坡人不学母语，不讲华语或方言，一味迷醉于西方国家的生活方式，一个英语社会逐渐形成，过去先贤遗留下来的创业冲劲是否能够持续，亚洲经济四条龙之一的头衔是否能保留，我内心深处告诉我：值得怀疑。”[25] <p><p>鉴于十二年来华族学生在家里讲英语的人数激增了三倍，我国总统王鼎昌指出：“如果这种现象持续下去，华语可能有一天会失去它的社会影响力。这样一来，我国华族儿童在长大后将只用英语交谈，对母语一知半解或一窍不通，所以现在可能是转移华语运动重点的时候。”[26] 我国吴作栋总理也强调：“我们应该鼓励讲英语的华族家庭在家里多讲华语，理由是华语将成为华族的母语，懂得华语会得到额外的好处。”[27] <p><p>推广华语运动从1992年确立以鼓励英语的华族家庭多讲华语为目标后，其宣传主题也提升到“学习华语，认识文化”的层面，或以华语的经济效益作为运动的宣传重点，如“讲华语，受益多”。1994年则第一次以受英文教育的华人为对象，所以宣传标语是“华语，多讲流利”，积极鼓励平日习惯讲英语的华人多讲华语。副总理李显龙准将在1994年的推广华语运动的开幕礼上说：“虽然华语的商业和经济价值越来越重要，但这却不应是推广华语运动的唯一目的。这个运动的更大使命，是通过华语保存和发扬传统的文化价值，并加强华族新加坡人的认同感。有效的掌握母语，能够加强个人的归属感和自信心。”[28] <p><p>1994华语运动的另一个特点，是推广华语运动委员会的主席和大部分的委员，多来自受英语教育的高等知识份子，由他们来推动，相信比较了解受英文教育者学习华语所遇到的困难和需要，在鼓励受英文教育者多讲华语方面，也许能做出比过去更大的成绩，从而使华语运动进入一个新的转捩点。 <p><p>不过，以我国目前的教育制度，以及英语在社会上使用程度日益广泛的趋势来看，只要通晓英语就可到处通行无阻，只讲英语并没有不方便之处，现在要他们改变习惯开口学讲华语，确实是一种不容易的事情。专栏作者刘培芳说：“向来推广华语运动所面对的最大障碍，是受英文教育的行政主管和决策人员。我国绝大多数政府机构、政联公司和私人企业的领导人，都是不谙华语的英校生。他们过去所排斥华文华语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所谓‘献丑不如藏错拙’，要他们讲华语，等于自暴其短。本来是位高权重的智者，一开口讲华语，无疑在众人面前变成笨拙的小学生，何苦来哉？”[29] 因此，人们对于以受英文教育为主并以新姿态出现的推广华语委员会，在鼓励受英文教育者多讲、多用华语方面，是充满信心和寄以厚望的：“我们深切盼望推广华语运动能攻进这最难攻克的关。能够使到他们改变态度，认真掌握自己的母语，无论从实用意义或文化意义来说，对加强华语在我国的生命力都是好的。当受英文教育者认识了华语的价值后，自然会扭转过去语文及文化政策上所出现的偏差。”[30] <p><p>
<p>推广华语运动的结果，是年轻的一代不会讲方言，他们与只会讲方言的老一代，在沟通交往上，不免会发生一些问题，现分述如次。 <p><p><p><p><B>(</B><B>一</B><B>)</B><B> </B><B>传统价值观难以传给下一代</B><B> <p></B><p><B><p></B><p>未推行华语运动之前，家中成员可用方言交谈，在潜移默化中，年长一辈可以很自然的把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灌输给新一代；但新一代不讲方言后，年长一辈在这方面的功能也就丧失了。其实，许多老一辈华人曾经读过私塾，接受方言教育，或靠自修而熟谙华文，能阅读和书写华文，只是不会讲华语罢了。相反的，有些年轻的一代，他们虽然能讲华语，却不能书写或阅读华文，是华文的文盲者，只因老一辈不会讲华语，新一代不会讲方言，这种情形多发生在祖孙两代，彼此难以交流，遂使年轻一代失去接受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机会。有学者认为，台湾四十多年来罢黝方言，独尊国语的结果，使到台湾人祖孙两代形同外国人。[16] 台湾的这种情形，我们是应引以为戒的。 <p><p><p><p><B>(</B><B>二</B><B>)</B><B> </B><B>不谙华语者渐失去社会参与感</B><B> <p></B><p><B><p></B><p>未推行华语运动前，电台、电视台有讲古、方言歌曲、地方戏剧以及以方言交谈的节目，可供不谙华语者消遣娱乐。自推行华语运动以来，没有了方言节目，使老一辈华人不无失落之感。电台、电视台独统华语节目后，纯以华语作为媒介，只会讲方言的听众，就成了哑巴一群，失去了社会参与感。专栏作者沙眼说：“华语巩固后，回头看看老人，觉得应该让他们开心一下，让出一点方言空间。缺了沟通工具是很憋的事。有几回我在大型的乐龄聚会上，发觉很多老人都觉得没瘾，拿麦克风的人说什么他们没听懂，问他们为什么来，回答说是人家叫来就来。流行音乐的快节奏和台上转动的灯光叫他们目眩，可见办者自办，和参与者没有交心。”[17] <p><p>新加坡的学校，老师们偶尔会组织学生到老人院或安老院访间，慰劳他们，借以培养年轻人的爱心，但住在那里的老人十之八丸是讲方言的，而现在的学生，大都不会讲方言，他们到了那里，往往不知所借，难以和老人交谈，失去了慰劳的意义。至于其他社会服务方面，如慈善团体或义工组织里的年轻人，他们不谙方言，要他们为不会讲华语的老人服务，其在沟通交往上将产生障碍，是不言而喻的。 <p><p><p><p><B>(</B><B>三</B><B>)</B><B> </B><B>新一代领袖与老一代民众的沟通问题</B><B> <p></B><p><B><p></B><p>诚如专栏作者严孟达所说：“据一般观察，我国的部长和执政党议员有一个明显的共同弱点，那就是，他们在与下层人民接触时，经常有不知如何应对的情形存在，甚至在访问民众时还须通过基层领袖作‘中间人’来进行沟通。他们具有专长，却未必具有与群众直接沟通的能力。他们不怕研究政策、制定政策，却怕走到群众里去，与各式各样，不同身份的人打交道。”[18] 何以如此？ 原因之一是新一代领袖大多不会讲方言，所以难以和只会讲方言的老一辈打交道。 <p><p>其实，老一代华族新加坡人对方言还有浓厚的情意结，这可从以下两方面看出来。 <p><p>其一，随着中国大陆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大力发展旅游业，不少老一代就带着省亲的心情，到福建、广东等地的乡下去，与分别多年或从未谋面的直系亲戚重叙天伦，这样他们就有机会以熟悉而亲切的方言跟亲朋戚友开怀畅谈，以慰藉阔别多年的乡亲。 <p><p>其二，是1991年的大选和1992年的补选，老一代群众对于方言发表演讲的热烈反应。尤其1992年在马林百列集选区补选中，吴作栋总理御驾亲征，他以及一些部长和行动党议员，在群众大会上用闽南话、潮州话、广东话发表演讲，结果选票激增，赢得一场漂亮的胜战。 <p><p>由上述的实例，说明讲方言的老一代还占绝大多数，讲英语或华语的新一代领袖，应如何与他们沟通，是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诚如专栏作者指出的：“过去，许多人一直强调新一代领袖跟新一代选民沟通的重要，其实，今日障碍更大的也许是他们与老一代选民之间的语言沟通。因为新一代领袖和年轻选民可以用英语或华语沟通，而他们与老一代之间缺乏的正是一种双方都感到自在的共同语言。自从我国推行华语运动之后，华语逐渐取代方言在华族社会的地位，领袖要用方言与人沟通，已显得有点不自然。”[19] <p><p><p><p><B>七</B><B> </B><B>鼓励受英文教育华人讲华语</B><B> <p></B><p><B><p></B><p>我国总理吴作栋在1993年推广华语运动的开幕仪式上指出：“越来越多华语家庭放弃方言。调查数字显示，使用华语的家庭从1980年的 26% 增加到今年的 64%；但是华族家庭以英语交谈的百分比，也从1980年的 9% 增加到目前的 31%。”[20] 这说明了在鼓励华族新加坡人少说方言，多用华语方面，做得极为成功，但在鼓励英语的华族家庭多讲华语方面却还做得不够，因为在二十年里，讲英语的家庭增加了22%，如果讲英语的家庭保持这种三级跳的方式增长，在今后十年内，新加坡所有的华族家庭很有可能都变成讲英语为主。为何会增长得那么迅速昵？因为当初推广华语运动的宗旨是：“在于鼓励华裔人士在交谈时以华语取代方言，而不是以华语取代英语或其他语言。”[21] <p><p>根据新加坡报业控股集团研究及资讯部所作的调查，华族学生在学校里使用的语言，也逐渐以英语取代方言，即从1991年到1993年的两年之内，讲英语的学生由40%上升到53%，增加了13%，讲华语的学生却从54%下降到46%，减少了8%。针对这种讲英语学生人数增加的趋势，新闻及艺术部高级政务次长何家良认为：“并不需要过于忧虑，因为推广华语的目的，主要是鼓励更多华人讲华语，以取代方言的运用，这和讲英语是没有冲突的。”[22] <p><p>新加坡原本有华文学校与英文学校之分，那些出身自英语源流的华族新加坡人，家庭的主要语言是英语，但有的也讲方言，或英语兼方言，讲华语的少之又少。自推广华语运动之后，那些来自英文源流而在家中只讲方言的，或讲方言兼英语的，便舍方言而只讲英语，这是促成讲英语的家庭迅速增加的一个原因。 <p><p>家庭用语为英语的华族新加坡人，多为受英文教育的知识份子，他们当中有些不愿学习华语，但却又担心英语在新加坡的支配地位受到推广华语而消弱，他们感到不自在，感到自己的不足之处。专栏作者刘培芳说道：“由于长年以来英语是新加坡的强势语言，那些单会说英语而又缺乏文化感、历史感和根源感的华人，并不觉得不会说华语有什么不妥，也丝毫不觉得在这个社会无法生存。恰恰相反的是，这些人往往生活得更好、更舒服、更高高在上。只会说英语的中上层新加坡华人如鱼得水，是政府政策和社会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重视母族文化及价值观的社会氛围，自然使他们觉得不自在、既得利益受威胁。”[23] <p><p>另一位专栏作者周维介也写出了他亲身的体验：“我和所认识的一些受英文教育的知识份子交谈，感觉到彼此在想法上有明显的距离。虽然他们没有在言语中直接表露，但在潜意识里，部分人在全球性的‘中国热’中，产生了不健康的华文威胁心理。其中一些转变为强烈的英文中心论者，认为不论用何种方式推行母语，都会导致更多的纷争。”[24] <p><p>新加坡毕竟是一个东方社会，越来越多的华族新加坡人舍方言，不讲华语而只讲英语，将改变整个社会结构和精神面貌，这是有识之士不愿看到的。一位教了二十六年的英文教师这么写道：“英语是被公认为国际语文，新加坡采用英语，吸收西方国家科技，引进外来投资，工商业，服务业 …… 样样做得天衣无缝，的确给咱们岛国带来了不少国际美誉。但是，采用英语并不是新加坡经济成功的唯一因素。华族移民先贤那种不屈不挠的创业精神，加上量入为出的经济美德，早就把经济成功的种子播下了。这一批创业的英雄好汉，他们当年讲的是英语吗？ 假设越来越多新加坡人不学母语，不讲华语或方言，一味迷醉于西方国家的生活方式，一个英语社会逐渐形成，过去先贤遗留下来的创业冲劲是否能够持续，亚洲经济四条龙之一的头衔是否能保留，我内心深处告诉我：值得怀疑。”[25] <p><p>鉴于十二年来华族学生在家里讲英语的人数激增了三倍，我国总统王鼎昌指出：“如果这种现象持续下去，华语可能有一天会失去它的社会影响力。这样一来，我国华族儿童在长大后将只用英语交谈，对母语一知半解或一窍不通，所以现在可能是转移华语运动重点的时候。”[26] 我国吴作栋总理也强调：“我们应该鼓励讲英语的华族家庭在家里多讲华语，理由是华语将成为华族的母语，懂得华语会得到额外的好处。”[27] <p><p>推广华语运动从1992年确立以鼓励英语的华族家庭多讲华语为目标后，其宣传主题也提升到“学习华语，认识文化”的层面，或以华语的经济效益作为运动的宣传重点，如“讲华语，受益多”。1994年则第一次以受英文教育的华人为对象，所以宣传标语是“华语，多讲流利”，积极鼓励平日习惯讲英语的华人多讲华语。副总理李显龙准将在1994年的推广华语运动的开幕礼上说：“虽然华语的商业和经济价值越来越重要，但这却不应是推广华语运动的唯一目的。这个运动的更大使命，是通过华语保存和发扬传统的文化价值，并加强华族新加坡人的认同感。有效的掌握母语，能够加强个人的归属感和自信心。”[28] <p><p>1994华语运动的另一个特点，是推广华语运动委员会的主席和大部分的委员，多来自受英语教育的高等知识份子，由他们来推动，相信比较了解受英文教育者学习华语所遇到的困难和需要，在鼓励受英文教育者多讲华语方面，也许能做出比过去更大的成绩，从而使华语运动进入一个新的转捩点。 <p><p>不过，以我国目前的教育制度，以及英语在社会上使用程度日益广泛的趋势来看，只要通晓英语就可到处通行无阻，只讲英语并没有不方便之处，现在要他们改变习惯开口学讲华语，确实是一种不容易的事情。专栏作者刘培芳说：“向来推广华语运动所面对的最大障碍，是受英文教育的行政主管和决策人员。我国绝大多数政府机构、政联公司和私人企业的领导人，都是不谙华语的英校生。他们过去所排斥华文华语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所谓‘献丑不如藏错拙’，要他们讲华语，等于自暴其短。本来是位高权重的智者，一开口讲华语，无疑在众人面前变成笨拙的小学生，何苦来哉？”[29] 因此，人们对于以受英文教育为主并以新姿态出现的推广华语委员会，在鼓励受英文教育者多讲、多用华语方面，是充满信心和寄以厚望的：“我们深切盼望推广华语运动能攻进这最难攻克的关。能够使到他们改变态度，认真掌握自己的母语，无论从实用意义或文化意义来说，对加强华语在我国的生命力都是好的。当受英文教育者认识了华语的价值后，自然会扭转过去语文及文化政策上所出现的偏差。”[30] <p><p>
八 结 论 <B>
</B><p>根据1957年新加坡人口普查的报告，在全国华族人口总数109万之中，华人家庭以华语作为母语的仅占 1%，共1,275人，其他以方言作为母语的，闽南话占40.6%，潮州话占22.5%，广府话占18.9%，海南话占7.2%，客家话占6.7%，其他少数方言占4.1%。到了1990年的人口普查报告，华人家庭最常用的语言，华语上升至30.0%，方言下降至48.2%，讲英语及其他语言的占21.8%。再根据1993年新加坡报业控股集团研究及资讯部所作的调查, [31] 华人可讲流利华语的占56%，可以讲但不太流利的占39%，只可讲几句或完全不会讲的只占6%，足见现在的新加坡人，大都能讲华语或听懂华语，这证明自1979年推行以来的华语运动，已经取得辉煌的成绩。 <p><p>华语运动的成功，意味着百多年来维系华人社会的方言宝藏，将逐渐化为乌有；新一代也难以直接用方言与福建、广东、香港等传统 <p><p>讲方言的人民交往；他们也无法吸收方言里的传统价值观；更无法欣赏方言里蕴藏的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但这一切都是无可奈何的，只因新加坡的方言多至十来种，妨碍交往，也影响孩子学习掌握双语（华语、英语），而作为新加坡四种官方语文之一的是华语，联合国六种宫方语文之一也是华语，华语运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使华语最终成为华族新加坡人的共同语。世上任何事物，往往有其利必有其弊，权衡利弊得失，只要利多于弊，得多于失，就可以努力不懈去进行，十全十美的事物是少之又少的，更何况新加坡华人从方言里流失的东西，可用华语来代替，或从华语里弥补过来，例如没有了方言讲古，可用华语讲古来代替，用相声来弥补。 <p><p>不过，有些东西确实代替不了，或弥补不过来的，例如电台、电视台以及社交集会，媒介语全改用华语，使到只谙方言不谙华语的老一代华人失去了参与感，加上老一代与方言伴随了一辈子，他们与方言有浓到化不开的情意结，一个讲华语、尤其是讲英语的社会，使他们不免产生了社会疏离感，这是我们应该关注的。 <p><p>1991年的大选和1992年的补选，老一辈群众对于以方言发表的演讲的热烈反应，正说明了老一辈对方言的眷念之情。华语运动既已取得辉煌的成绩，有人遂建议不妨采取变通宽容的态度，让出一点方言空间。专栏作者饶柏华说：“华语必须成为华社的共同语言，但不等于方言就必须完全被淘汰。我们今天在检讨整个问题时，一方面要决心贯彻原定的目标，但也有需要采取更加变通宽容的态度。”[32] 新闻及艺术部长杨荣文准将在国会里也明确的指出：“继续推广华语，却不压制方言……压制方言是不明智的做法。”[33] 总理吴作栋“也提醒国人在讲华语的同时，不该忽略许多不会讲华语的老一辈新加坡人，我们还是有必要和他们沟通，这就是他在马林百列补选的群众大会上，以福建话发言的理由。”[34] <p><p>回顾前十年的华语运动，面向的对象多为普通市民，这可从宣传标语体现出来，例如在工作场所、巴刹(菜市场)与食物中心、饮食场所以及购物中心讲华语等，原因是这些场所中的市民，大都讲方言，而普通市民是最容易晌应号召的，无论是年轻一代还是年长一辈，即使口齿欠灵光，他们也积极普天同“学”，以响应华人讲华语的社会运动。但这样却给人一种错觉，以为华语是中下层人民的用语，不能登大雅之堂。近年来华语运动才逐渐转移了焦点，宣传主题也提升到以经济效益为主的“讲华语，受益多”，以及发扬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学习华语，认识文化”等，其对象也转移到受英文教育的华族新加坡人。这是一个大突破，许多公私机构的主管和高级人员纷纷学华文，并在上层活动和重要公开场合中讲华语，人们不再以为华语是中下层市民的语言了。由今年开始，华语运动又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捩点，推广华语运动委员会的主席和大部分的委员，是来自受英文教育的高等知识份子，由他们来号召受英文教育者学华文、讲华语，相信当能发挥较大的影响，产生更大的作用，从而把华语运动推向另一个新的里程碑。 <p><p>最后，让我引用一位专栏作者刘培芳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要使到新加坡华人真正掌握自己的母语，并通过母语的学习来保存传统文化价值观，最治本的方法，就是应从学校的母语教育著手。同时重新肯定华文教学中文化传递功能的重要性，而非视之为单纯语言能力的训练。这是一种细水长流般的工作，语文教育和文化价值的灌输与传承，是任重道远的。只要我们的母语教育政策推行正确和得当，长远将来，华语必能成为所有新加坡华人的共同语，那时，我们也许再也不须年复一年举办什么推广华语运动了。”[35] <p><p><p><p><P>[1] 全国推广华语运动，由当时的总理李光耀先生揭开序幕。 <p><p><P>[2] 这里的所谓“上海话”，是泛指福建、广东及广西以外的中国方言。 <p><p><P>[3] 郭振羽《新加坡的语言社会》第10 和19 页，1985年台北正中书局。 <p><p>[4] 见《华人的口舌之争》，载《亚洲周刊》第26至29页, 1992年3月22日。 <p><p>[5] 见同注4 。 <p><p>[6] 见交通及新闻部推广华语秘书处编《十年华语》(1979至1989)之《宗旨》，1989年交通及新闻部。 <p><p>[7] 见《出身英文源流者要学好华语》，载1994年9月18日《联合早报》。 <p><p>[8] 见《大使与教授说相声赢得掌声如雷》，载1994年9月7日《联合早报》。 <p><p>[9] 引文见郭振羽《新加坡的语言与社会》第24至25页，1985年台北正中书局。 <p><p>[10] 见《中国因素与东亚增长》，载1992年9月30日《联合早报》。 <p><p>[11] 李柄荣《没有方言就没有文化》，载1992年3月5日《联合早报》，该文原载英文《商业时报》。 <p><p><P>[12] 见《讲古有多方面的开拓空间》，载1992年2月24日《联合早报》之《来论》。</P><P>[13] 任宝贤，北京人民艺术剧团著名演员，曾在老舍的《茶馆》中饰演长铁嘴。</P><P>[14] 见《讲古有多方面的开拓空间》，载1992年2月24日《联合早报》。</P><P>[15] 见《告别方言时代之后》，载1992年9月6日《联合早报》之《星期话题》。</P><P>[16] 见《华人的口舌之争》，载《亚洲周刊》第27页，1992年3月22日。</P><P>[17] 沙眼《工具》，载1994年12月1日《联合早报》之《四面八方》。</P><P>[18] 见严孟达《方言热与草根性》，载1992年12月27日《联合早报》之《星期话题》。</P><P>[19] 见同注18 。</P><P>[20] 见《中国带来经济机会》，载1993年9月7日《联合早报》。</P><P>[21] 见交通及新闻部推广华语秘书处编《十年华语》（1997至1989）之《宗旨》，1989年交通及新 <p><p><P> 闻部。 <p><p><P>[22] 见《我国只有1%华人完全不会讲华语》，载1993年9月4日《联合早报》。</P><P>[23] 刘培芳《请珍惜文化的根》，载1992年9月21目《联合早报》之《早报特稿》。</P><P>[24] 周维介《讲华语、谈实际》，载1993年9月11日《联合早报》之《天窗亮话》。</P><P>[25] 李植潘《华人与本族语言》，载1992年4月15日《联合早报》之《读者来论》。</P>[26] 引自王鼎昌总统于1992年为推广华语运动主持开幕仪式上的讲话，当时他还是副总理，见《华 语 <p><p> 运动今后将鼓励讲英语家庭多讲华语》，载1992年9月2日《联合早报》。 <p><p><P>[27] 见《中国带来经济机会》，载1993年9月7日《联合早报》。 <p><p><P>[28] 见《推广华语运动更大使命是传统文化价值观》，载1994年9月7日《联合早报》。</P><P>[29] 刘培芳《也许有一天，再也不须要讲华语运动》，载1994年9月5日《联合早报》之《星期话 <p><p><P> 题》。</P><P>[30] 见同注29 。</P><P>[31] 见《我国只有1%华人完全不会讲华语》，载1993年9月4日《联合早报》。</P>[32] 饶柏华《方言与华语，繁体与简体》，载1991年12月8日《联合早报》之《星期话题》。 <p><p><P>[33] 引自刘培芳《国人缺乏文化深度？》，载1992年3月18日《联合早报》之《国会侧记》。</P><P>[34] 见《中国带来经济机会》，载1993年9月7日《联合早报》。</P>[35] 刘培芳《也许有一天，再也不须要讲华语运动》，载1994年9月11日《联合早报》之《星期话题》。 <p><p><p><p>
</B><p>根据1957年新加坡人口普查的报告，在全国华族人口总数109万之中，华人家庭以华语作为母语的仅占 1%，共1,275人，其他以方言作为母语的，闽南话占40.6%，潮州话占22.5%，广府话占18.9%，海南话占7.2%，客家话占6.7%，其他少数方言占4.1%。到了1990年的人口普查报告，华人家庭最常用的语言，华语上升至30.0%，方言下降至48.2%，讲英语及其他语言的占21.8%。再根据1993年新加坡报业控股集团研究及资讯部所作的调查, [31] 华人可讲流利华语的占56%，可以讲但不太流利的占39%，只可讲几句或完全不会讲的只占6%，足见现在的新加坡人，大都能讲华语或听懂华语，这证明自1979年推行以来的华语运动，已经取得辉煌的成绩。 <p><p>华语运动的成功，意味着百多年来维系华人社会的方言宝藏，将逐渐化为乌有；新一代也难以直接用方言与福建、广东、香港等传统 <p><p>讲方言的人民交往；他们也无法吸收方言里的传统价值观；更无法欣赏方言里蕴藏的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但这一切都是无可奈何的，只因新加坡的方言多至十来种，妨碍交往，也影响孩子学习掌握双语（华语、英语），而作为新加坡四种官方语文之一的是华语，联合国六种宫方语文之一也是华语，华语运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使华语最终成为华族新加坡人的共同语。世上任何事物，往往有其利必有其弊，权衡利弊得失，只要利多于弊，得多于失，就可以努力不懈去进行，十全十美的事物是少之又少的，更何况新加坡华人从方言里流失的东西，可用华语来代替，或从华语里弥补过来，例如没有了方言讲古，可用华语讲古来代替，用相声来弥补。 <p><p>不过，有些东西确实代替不了，或弥补不过来的，例如电台、电视台以及社交集会，媒介语全改用华语，使到只谙方言不谙华语的老一代华人失去了参与感，加上老一代与方言伴随了一辈子，他们与方言有浓到化不开的情意结，一个讲华语、尤其是讲英语的社会，使他们不免产生了社会疏离感，这是我们应该关注的。 <p><p>1991年的大选和1992年的补选，老一辈群众对于以方言发表的演讲的热烈反应，正说明了老一辈对方言的眷念之情。华语运动既已取得辉煌的成绩，有人遂建议不妨采取变通宽容的态度，让出一点方言空间。专栏作者饶柏华说：“华语必须成为华社的共同语言，但不等于方言就必须完全被淘汰。我们今天在检讨整个问题时，一方面要决心贯彻原定的目标，但也有需要采取更加变通宽容的态度。”[32] 新闻及艺术部长杨荣文准将在国会里也明确的指出：“继续推广华语，却不压制方言……压制方言是不明智的做法。”[33] 总理吴作栋“也提醒国人在讲华语的同时，不该忽略许多不会讲华语的老一辈新加坡人，我们还是有必要和他们沟通，这就是他在马林百列补选的群众大会上，以福建话发言的理由。”[34] <p><p>回顾前十年的华语运动，面向的对象多为普通市民，这可从宣传标语体现出来，例如在工作场所、巴刹(菜市场)与食物中心、饮食场所以及购物中心讲华语等，原因是这些场所中的市民，大都讲方言，而普通市民是最容易晌应号召的，无论是年轻一代还是年长一辈，即使口齿欠灵光，他们也积极普天同“学”，以响应华人讲华语的社会运动。但这样却给人一种错觉，以为华语是中下层人民的用语，不能登大雅之堂。近年来华语运动才逐渐转移了焦点，宣传主题也提升到以经济效益为主的“讲华语，受益多”，以及发扬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学习华语，认识文化”等，其对象也转移到受英文教育的华族新加坡人。这是一个大突破，许多公私机构的主管和高级人员纷纷学华文，并在上层活动和重要公开场合中讲华语，人们不再以为华语是中下层市民的语言了。由今年开始，华语运动又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捩点，推广华语运动委员会的主席和大部分的委员，是来自受英文教育的高等知识份子，由他们来号召受英文教育者学华文、讲华语，相信当能发挥较大的影响，产生更大的作用，从而把华语运动推向另一个新的里程碑。 <p><p>最后，让我引用一位专栏作者刘培芳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要使到新加坡华人真正掌握自己的母语，并通过母语的学习来保存传统文化价值观，最治本的方法，就是应从学校的母语教育著手。同时重新肯定华文教学中文化传递功能的重要性，而非视之为单纯语言能力的训练。这是一种细水长流般的工作，语文教育和文化价值的灌输与传承，是任重道远的。只要我们的母语教育政策推行正确和得当，长远将来，华语必能成为所有新加坡华人的共同语，那时，我们也许再也不须年复一年举办什么推广华语运动了。”[35] <p><p><p><p><P>[1] 全国推广华语运动，由当时的总理李光耀先生揭开序幕。 <p><p><P>[2] 这里的所谓“上海话”，是泛指福建、广东及广西以外的中国方言。 <p><p><P>[3] 郭振羽《新加坡的语言社会》第10 和19 页，1985年台北正中书局。 <p><p>[4] 见《华人的口舌之争》，载《亚洲周刊》第26至29页, 1992年3月22日。 <p><p>[5] 见同注4 。 <p><p>[6] 见交通及新闻部推广华语秘书处编《十年华语》(1979至1989)之《宗旨》，1989年交通及新闻部。 <p><p>[7] 见《出身英文源流者要学好华语》，载1994年9月18日《联合早报》。 <p><p>[8] 见《大使与教授说相声赢得掌声如雷》，载1994年9月7日《联合早报》。 <p><p>[9] 引文见郭振羽《新加坡的语言与社会》第24至25页，1985年台北正中书局。 <p><p>[10] 见《中国因素与东亚增长》，载1992年9月30日《联合早报》。 <p><p>[11] 李柄荣《没有方言就没有文化》，载1992年3月5日《联合早报》，该文原载英文《商业时报》。 <p><p><P>[12] 见《讲古有多方面的开拓空间》，载1992年2月24日《联合早报》之《来论》。</P><P>[13] 任宝贤，北京人民艺术剧团著名演员，曾在老舍的《茶馆》中饰演长铁嘴。</P><P>[14] 见《讲古有多方面的开拓空间》，载1992年2月24日《联合早报》。</P><P>[15] 见《告别方言时代之后》，载1992年9月6日《联合早报》之《星期话题》。</P><P>[16] 见《华人的口舌之争》，载《亚洲周刊》第27页，1992年3月22日。</P><P>[17] 沙眼《工具》，载1994年12月1日《联合早报》之《四面八方》。</P><P>[18] 见严孟达《方言热与草根性》，载1992年12月27日《联合早报》之《星期话题》。</P><P>[19] 见同注18 。</P><P>[20] 见《中国带来经济机会》，载1993年9月7日《联合早报》。</P><P>[21] 见交通及新闻部推广华语秘书处编《十年华语》（1997至1989）之《宗旨》，1989年交通及新 <p><p><P> 闻部。 <p><p><P>[22] 见《我国只有1%华人完全不会讲华语》，载1993年9月4日《联合早报》。</P><P>[23] 刘培芳《请珍惜文化的根》，载1992年9月21目《联合早报》之《早报特稿》。</P><P>[24] 周维介《讲华语、谈实际》，载1993年9月11日《联合早报》之《天窗亮话》。</P><P>[25] 李植潘《华人与本族语言》，载1992年4月15日《联合早报》之《读者来论》。</P>[26] 引自王鼎昌总统于1992年为推广华语运动主持开幕仪式上的讲话，当时他还是副总理，见《华 语 <p><p> 运动今后将鼓励讲英语家庭多讲华语》，载1992年9月2日《联合早报》。 <p><p><P>[27] 见《中国带来经济机会》，载1993年9月7日《联合早报》。 <p><p><P>[28] 见《推广华语运动更大使命是传统文化价值观》，载1994年9月7日《联合早报》。</P><P>[29] 刘培芳《也许有一天，再也不须要讲华语运动》，载1994年9月5日《联合早报》之《星期话 <p><p><P> 题》。</P><P>[30] 见同注29 。</P><P>[31] 见《我国只有1%华人完全不会讲华语》，载1993年9月4日《联合早报》。</P>[32] 饶柏华《方言与华语，繁体与简体》，载1991年12月8日《联合早报》之《星期话题》。 <p><p><P>[33] 引自刘培芳《国人缺乏文化深度？》，载1992年3月18日《联合早报》之《国会侧记》。</P><P>[34] 见《中国带来经济机会》，载1993年9月7日《联合早报》。</P>[35] 刘培芳《也许有一天，再也不须要讲华语运动》，载1994年9月11日《联合早报》之《星期话题》。 <p><p><p><p>
看了开头就不对劲..福建一个县城共存二十多种方言怎么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