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主民” ——以远征西西里为例对古代雅典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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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希腊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人类古代历史上独树一帜的一种政治体制。而在古希腊的民主政治制度中,雅典城邦的民主政治又最具代表性。本文试从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具有转折性意义的雅典远征西西里之战中,雅典的民主政治体制所发挥的影响入手,通过剖析亚西比德这样一个典型性的人物,来对古代雅典民主政治的某些特点进行一些考察,并分析为何形式上的“民主”会变为实质上的“主民”的问题。

一,        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的雅典民主体制
   
雅典是古代希腊最为重要的城邦之一,也是政治体制上最具代表性的城邦之一。早在公元前594年,担任雅典首席执政官的梭伦通过改革,就为雅典奠定了民主政治体制的基石。在梭伦的改革中,他依据财产多寡,把公民分为四个等级,财产越多者等级越高、权力越大;公民大会成为最高权力机关,各等级公民均可参加;建立四百人议事会,前三级公民均可入选;建立公民陪审法庭;废除债奴制等。公元前508年,克里斯提尼担任雅典首席执政官之后,又对雅典的政治体制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革。他建立十个地区部落,以地域部落为单位进行选举;设立五百人议事会,由各部落轮流执政;每部落各选一名将军组成十将军委员会;继续扩大公民大会的权力等。这次改革基本铲除了旧氏族贵族的政治特权,公民参政权空前扩大,雅典的民主政治完全确立了起来。到了公元前5世纪,伯里克利在雅典执政期间,他又将雅典的民主政治体制进一步深化:他剥夺了战神山议事会的政治权力,使之分别归属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和陪审法庭。此后,战神山议事会只审理带有宗教性质的案件和事务。公民大会、陪审法庭和五百人会议摆脱了战神山议事会的牵制,完全成为雅典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和执行机构。同时,他又把梭伦时代制定的官职只对财产较多的第一、第二等级的公民开放的法律修改为除十将军之外的官职向全体公民开放,并对十将军之外的官职都实行了薪金制度,使广大普通劳动者也能无后顾之忧地担当公职。总之,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民主政治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地步,雅典已然是一座“民主之城”了。
尽管就古代世界而言,当时的雅典的民主政治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相当高的高度,公民对政治的参与程度已经是古代世界绝无仅有的了,但是,在具体考察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的雅典民主体制时,我们仍会发现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首先,雅典的政权组织形式与近代的西方民主体制之间存在一个重大的反差,那就是,雅典实行的并不是近代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民主体制——以议会为中心的代议制政体,而是采取了以公民大会为形式的直接民主制。雅典的公民大会,本身主要的功能就是对某些重大决策进行辩论和表决,这就意味着,在公民大会每次只开一天,而又没有现代技术支持的情况下,公民大会——或曰参加公民大会的绝大部分公民(他们并非某个具有特定利益诉求的阶级或集团的代表,而是一个个单独的公民个体),不会在公民大会上提出具有鲜明代表性的具体的利益诉求,而只能被动地对少数具有政治能力和表达能力的人提出的议案进行表决,简单地说,就是说“好”或“不好”而已。事实上,尽管从理论上说,所有的雅典公民都有资格参加公民大会,但能参加雅典的公民大会的公民其实也是公民中的小部分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雅典的居民大约有40万左右,而其中享有公民权的人——亦即所谓“公民”——只有4.2万人左右,而在这4万多公民中,能经常参加公民大会的一般不过在2000-3000人左右,最多也不会超过6000——事实上,雅典公民大会的会场最多也只能容纳6000人。雅典民主政治的这种特殊性,就决定了它所能体现的“民意”终究是少数人的“民意”,但涉及的却往往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也就是说,往往是这能经常参加会议的少数人在政治上“绑架”了不能经常参加会议的多数人。进一步地说,能真正有机会、有能力对公民大会的与会者产生影响的数量更少的社会“精英”又“绑架”了参加会议的人。这种少数“绑架”多数的现象在伯里克利这样一位能力高超而又具有人格力量的执政者在位的时候,所体现的恶劣影响尚不明显,但是,一旦伯里克利这样的贤明领导者不在了,而国家又面临着重大抉择的时候,这种现象造成的恶劣影响就会显现出来了。

二,远征西西里的决策过程

公元前431年,雅典为争夺整个希腊的霸权,与另一大希腊城邦——斯巴达之间爆发了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按照伯里克利制定的战略,雅典采取了陆守海攻的策略,在陆地上以长墙防御强大的斯巴达陆军,在海上以优势海军攻击斯巴达各盟邦。战争的最初两年,双方势均力敌。第三年,雅典爆发大规模的瘟疫,伯里克利作为雅典的领导者,亦在此次瘟疫中丧生。至前421年,雅典与斯巴达签订50年的和平条约,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一阶段宣告结束。
伯里克利的去世,结束了长达三十年的伯里克利时代,为雅典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同时也使雅典失去了一个权威性的人物,这就为雅典国内怀有政治野心的人物提供了舞台。就在50年和平条约签订的第二年,一个名叫亚西比德的青年登上了雅典的政治舞台,成为左右雅典政局的十将军之一。
按照史料记载,亚西比德出身于雅典的富豪之家,自幼养成了奢侈、放荡的性格。这样的豪门公子——亦即今日的所谓“富二代”,自然应该是不受普通公民的喜欢的。但同时,亚西比德也利用了他的富有、英俊、奢侈和放荡——包括其自身所拥有的能言善辩,胆量超群的长处——成为了雅典城的知名人物。用今天的语言来解读,就是亚西比德在步入政坛之前就充分地吸引了公众的眼球。其张扬、桀骜、高调的作风使其在公众中具有了相当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而豪富的经济条件以及监护人是伯里克利的政治背景,又使他在刚满而立之年就得以顺利步入雅典最高权力层之中。
亚西比德当选十将军之时,雅典政坛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是尼西阿斯。正是他主持了与斯巴达人的议和。对于50年和平条约,年轻气盛而又野心勃勃的亚西比德是非常不满的。他一心要建立超越伯里克利的功勋,成为雅典历史上不朽的伟大人物。所以他当上雅典将军之后,就一直寻找使自己扬名立万的机会。公元前416年,西西里岛的雅典联盟城邦塞盖斯塔遭到斯巴达联盟城邦叙拉古的攻击,塞盖斯塔于是向雅典求援。作为谨慎的政治家,尼西阿斯坚决反对对叙拉古开战,因为这将导致与斯巴达的战争重开。但亚西比德却将之视为自己建立不朽功勋的最好机会。他利用自己在民众中的影响力,鼓动如簧之舌,煽动公民大会通过对西西里的远征计划。诚然,早在伯里克利在世之时,雅典人就已对西西里有所图谋。但是,最终煽动起雅典人的热情、劝服他们派出一支舰队完全征服西西里的人却是这位具有演讲天才的亚西比德。修昔底德这样描述亚西比德的狂热煽动:“他把西西里仅看作是一个开端,他梦想着征服迦太基和利比亚,完成这些征服后,就可以包围意大利和伯罗奔尼撒半岛。他认为西西里只是他更伟大战争的方式和手段,民众就这样被煽动起来了。” 事实上,亚西比德煽动民众的手段确实是高明的,他给正处于经济困境中的雅典公民描绘了一幅远征可能带来的美好未来的画卷,特别是雅典使臣出使塞盖斯塔带回来的60塔兰特的白银,更是被亚西比德充分利用,用以证明西西里的富饶。就这样,雅典公民大会终于通过决议,组建舰队远征西西里,并指派亚西比德、尼西阿斯和拉马库斯三人为远征军统帅,负责指挥全军。
就在雅典远征军出发前夜,雅典城内的赫尔墨斯神像突然被人毁坏。当时就有人提出,亚西比德是重大嫌疑人。但是亚西比德还是随远征军出发了。然而就在远征军出发后不久,雅典国内反对亚西比德的势力就通过公民大会宣布,亚西比德是赫尔墨斯神像被毁案的主谋,他犯了渎神的大罪。接着,此案又被进一步升级为阴谋推翻雅典民主体制的大案,亚西比德等人又从渎神罪升级为了阴谋颠覆国家罪。雅典方面于是派出一艘通讯船,去往西西里,要将亚西比德押回雅典受审。亚西比德接到消息后,深感回国会有巨大危险,于是趁人不备,逃亡到了斯巴达人军中,从此,他从雅典远征军的统帅变成了斯巴达军队的重要参谋和情报员。正是在他的帮助之下,公元前413年,斯巴达人最终赢得了西西里之战的胜利,雅典远征军在西西里全军覆没,雅典方面损失近5万人,其中有1万多是重装步兵,此外还损失近200艘战舰,从此元气大伤。雅典与斯巴达势均力敌的局面不复存在,西西里之战也就此成为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转折点。到公元前404年,雅典终于彻底战败,从此丧失了往日的地位,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小邦。雅典的黄金时代也就此一去不复返了。

三,“民主”为何变成了“主民”

纵观雅典远征西西里的决策过程,我们可以发现,这场战争实际上是一场典型的少数人“绑架”多数人的战争:少数人的意志通过各种手段得以变成了广泛的“民意”,然后又通过这种“民意”使整个国家的资源为自己所用,最后承担全部后果的,却是全体民众——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其实又根本没有参与这场战争的决策。那么,本来的“民主”——人民主宰——的政治体制,怎么会变成了“主民”——主宰人民——的政治体制了呢?这里面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
结合本文第一部分的分析,我们会发现,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雅典民主的不充分性,尤其是其公民参与的不充分性。一方面,雅典的民主体制采取了全体公民参与的形式和原则,由此就赋予了公民大会以极高的权威性,而另一方面,雅典所处的时代的各种限制性的现实因素又使全体公民都参与公民大会变成了不切实际的美好想象。且不说那只能坐6000人的会场如何坐下4万人,就是只有一天的会期也不可能使每个与会者的意见都有机会得到表达,这样的情况下,自然也就谈不上真正的全民参与了。在笔者看来,这其实就是雅典民主制的一个悖论,一个导致“民主”变“主民”的悖论。
事实上,在人类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像雅典这样的“民主”变“主民”的例子还有很多。任何一种所谓的“民主”政治体制,都不可能真正做到全民参与、全民主宰。即便在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兴起以后,技术条件已与雅典时代不可同日而语的时候,西方各国也是以代议制——这种少数人替多数人做决定的体制来作为民主体制的主要载体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古代雅典的所谓“全民民主”——尽管这所谓“全民”还只是指占人口很小一部分的公民——其实也只是一种变相的代议制,尤其是,与近代以来的民主体制不同的是,这种变相的代议制中的“代表”们还不经过全体选民的选举,谁有经常参会的条件——空闲的时间、较好的经济实力而不必依赖不算多的开会津贴——谁就可以成为实际上的“代表”,从而“代表”其他不能参会的民众。从这一点看,雅典广大的农村公民实际上就在相当程度上被无形地挡在了公民大会的门外,从而无法参与决定自己的命运。而能够参加公民大会的人,按照格劳茨的看法,大部分都是居住于城市中的市民。他还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手艺人、店主和雇佣者,几乎成为单一的有选举权的人。
那么,那些可以经常参加公民大会的,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代表”的公民们,他们在大会上是不是就能对重大事务作出符合自己意志的选择呢?这又涉及到民主体制的另一个问题,也就是信息的不对称问题。任何一个参与对重大政治事务表决的人,其首先必须要对该事务相关的信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而不是那种完全依靠别人介绍的肤浅的了解,这样才能具备作出理性选择的基础。但是,在信息技术已经如此发达的今天,非某领域的专业人士也很难对某领域的事务作出自己基于理性的判断,何况是在信息极其不发达的古代雅典,又如何做到让参会者都能掌握该事务的完整的真实的信息呢?以远征西西里的决策过程为例,亚西比德正是充分利用了雅典公民对塞盖斯塔的不了解,利用雅典的使者从塞盖斯塔带回的60塔兰特的白银,鼓吹西西里的富饶——而事实上塞盖斯塔是个贫穷的城邦——从而煽动起了雅典公民大会对战争的热情。而在亚西比德出征之后,他的反对者们又利用赫尔墨斯神像案件大做文章,在证据并不充分的情况下,利用公众对神灵的敬畏之情以及对案情的信息的缺乏,将亚西比德定为元凶,更进一步将这一渎神案件上升为颠覆国家的案件,非置亚西比德于死地不可,结果直接导致了亚西比德的叛逃和雅典远征军的失败。公众的意志就这样被少数人利用信息的不对称加以误导,最终成为损害自身利益的凶手。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发现,公众往往是容易被所谓“意见领袖”所感染的,高超的演说技巧、吸引眼球的行事风格、特殊的身份甚至俊朗的外表,都有可能成为感染公众的因素。在雅典这样的民主体制中,这样的“意见领袖”就尤其有发挥的余地,而他们个人的品行,又决定着他们能给国家带来正面还是负面的影响。遗憾的是,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在伯里克利当人民领袖的时候,国家大事尚能顺利进行(这多半是伯里克利个人的品行所起的因素——笔者注),可是,等他一死,事情也就变坏得多了。现在,人民头一次采择在高尚阶级中间并无善良声誉的人来作领袖,而在之前,人民的领导者一直是这样的人。” 多么让人感叹的局面:一边是“人民主宰”的光辉旗帜,另一边却是只能从“并无善良声誉的人”中选择一个来做领袖——从两个烂苹果中选出一个不太烂的,舍此之外,别无选择——这就是雅典民主体制的“主民”实质的体现之一。更让人感叹的是,在这种名为“民主”,实为“主民”的体制下,本来作为政治主导力量的民众,也会渐渐把自己本应扮演的角色忽略了。正如修昔底德所抱怨的那样,在西西里惨败被证实后,人民“转而反对支持远征的演说家,似乎他们自己并未曾投过赞成票。” 人民既已忘了自己曾在决定远征西西里的决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自然也就忘了自己究竟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所真正应该扮演的角色,于是,“主导”就变成了“被主导”,“民主”就变成了“主民”了。
在看过雅典的例子之后,我们会发现,相似的一幕幕在号称已经消除了愚昧的现代仍在上演:在德国魏玛共和国的民主体制下,希特勒凭借其极富感染力的演讲,利用德国的危机博得大众的青睐,通过民主选举使纳粹党成为了德国第一大党,也为自己成为德国的独裁者铺平了道路。而当德国人在战后声讨希特勒给德国带来的灾难时,却忘了他们也曾投过希特勒一票;在美国的民主体制下,小布什政府通过后来被证明是子虚乌有的所谓“萨达姆暗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借口,煽动国会通过了对伊拉克的侵略战争。而当小布什下台之前以一句“情报有误”来敷衍对战争日益不满的美国人民时,美国人民却忘了他们当初是如何狂热地支持布什政府发动这场战争……报纸、电报、电话、广播、电视以至互联网,任何一种传播工具的发明,都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对称的状况。民众所能知道的永远少于少数掌握权力的人物,因而无论这个政府宣称实行的是何种“民主”体制,他们最终也改变不了“主民”的实质。
重温这段历史,笔者并不是要否定雅典民主制度存在的价值,更不是要否定近代以来民主化的潮流,笔者只是想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所谓“民主”,并不取决于其采取的形式与秉承的精神,而只取决于其实质。一人一票并不一定就是“民主”,在种种限制因素的作用下,它的实质很可能变成“主民”。任何幻想只要换上“民主”的形式就能实现所谓真正的民主的人,历史将会嘲笑他们的肤浅和愚蠢。
古代希腊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人类古代历史上独树一帜的一种政治体制。而在古希腊的民主政治制度中,雅典城邦的民主政治又最具代表性。本文试从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具有转折性意义的雅典远征西西里之战中,雅典的民主政治体制所发挥的影响入手,通过剖析亚西比德这样一个典型性的人物,来对古代雅典民主政治的某些特点进行一些考察,并分析为何形式上的“民主”会变为实质上的“主民”的问题。

一,        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的雅典民主体制
   
雅典是古代希腊最为重要的城邦之一,也是政治体制上最具代表性的城邦之一。早在公元前594年,担任雅典首席执政官的梭伦通过改革,就为雅典奠定了民主政治体制的基石。在梭伦的改革中,他依据财产多寡,把公民分为四个等级,财产越多者等级越高、权力越大;公民大会成为最高权力机关,各等级公民均可参加;建立四百人议事会,前三级公民均可入选;建立公民陪审法庭;废除债奴制等。公元前508年,克里斯提尼担任雅典首席执政官之后,又对雅典的政治体制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革。他建立十个地区部落,以地域部落为单位进行选举;设立五百人议事会,由各部落轮流执政;每部落各选一名将军组成十将军委员会;继续扩大公民大会的权力等。这次改革基本铲除了旧氏族贵族的政治特权,公民参政权空前扩大,雅典的民主政治完全确立了起来。到了公元前5世纪,伯里克利在雅典执政期间,他又将雅典的民主政治体制进一步深化:他剥夺了战神山议事会的政治权力,使之分别归属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和陪审法庭。此后,战神山议事会只审理带有宗教性质的案件和事务。公民大会、陪审法庭和五百人会议摆脱了战神山议事会的牵制,完全成为雅典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和执行机构。同时,他又把梭伦时代制定的官职只对财产较多的第一、第二等级的公民开放的法律修改为除十将军之外的官职向全体公民开放,并对十将军之外的官职都实行了薪金制度,使广大普通劳动者也能无后顾之忧地担当公职。总之,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民主政治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地步,雅典已然是一座“民主之城”了。
尽管就古代世界而言,当时的雅典的民主政治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相当高的高度,公民对政治的参与程度已经是古代世界绝无仅有的了,但是,在具体考察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的雅典民主体制时,我们仍会发现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首先,雅典的政权组织形式与近代的西方民主体制之间存在一个重大的反差,那就是,雅典实行的并不是近代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民主体制——以议会为中心的代议制政体,而是采取了以公民大会为形式的直接民主制。雅典的公民大会,本身主要的功能就是对某些重大决策进行辩论和表决,这就意味着,在公民大会每次只开一天,而又没有现代技术支持的情况下,公民大会——或曰参加公民大会的绝大部分公民(他们并非某个具有特定利益诉求的阶级或集团的代表,而是一个个单独的公民个体),不会在公民大会上提出具有鲜明代表性的具体的利益诉求,而只能被动地对少数具有政治能力和表达能力的人提出的议案进行表决,简单地说,就是说“好”或“不好”而已。事实上,尽管从理论上说,所有的雅典公民都有资格参加公民大会,但能参加雅典的公民大会的公民其实也是公民中的小部分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雅典的居民大约有40万左右,而其中享有公民权的人——亦即所谓“公民”——只有4.2万人左右,而在这4万多公民中,能经常参加公民大会的一般不过在2000-3000人左右,最多也不会超过6000——事实上,雅典公民大会的会场最多也只能容纳6000人。雅典民主政治的这种特殊性,就决定了它所能体现的“民意”终究是少数人的“民意”,但涉及的却往往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也就是说,往往是这能经常参加会议的少数人在政治上“绑架”了不能经常参加会议的多数人。进一步地说,能真正有机会、有能力对公民大会的与会者产生影响的数量更少的社会“精英”又“绑架”了参加会议的人。这种少数“绑架”多数的现象在伯里克利这样一位能力高超而又具有人格力量的执政者在位的时候,所体现的恶劣影响尚不明显,但是,一旦伯里克利这样的贤明领导者不在了,而国家又面临着重大抉择的时候,这种现象造成的恶劣影响就会显现出来了。

二,远征西西里的决策过程

公元前431年,雅典为争夺整个希腊的霸权,与另一大希腊城邦——斯巴达之间爆发了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按照伯里克利制定的战略,雅典采取了陆守海攻的策略,在陆地上以长墙防御强大的斯巴达陆军,在海上以优势海军攻击斯巴达各盟邦。战争的最初两年,双方势均力敌。第三年,雅典爆发大规模的瘟疫,伯里克利作为雅典的领导者,亦在此次瘟疫中丧生。至前421年,雅典与斯巴达签订50年的和平条约,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一阶段宣告结束。
伯里克利的去世,结束了长达三十年的伯里克利时代,为雅典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同时也使雅典失去了一个权威性的人物,这就为雅典国内怀有政治野心的人物提供了舞台。就在50年和平条约签订的第二年,一个名叫亚西比德的青年登上了雅典的政治舞台,成为左右雅典政局的十将军之一。
按照史料记载,亚西比德出身于雅典的富豪之家,自幼养成了奢侈、放荡的性格。这样的豪门公子——亦即今日的所谓“富二代”,自然应该是不受普通公民的喜欢的。但同时,亚西比德也利用了他的富有、英俊、奢侈和放荡——包括其自身所拥有的能言善辩,胆量超群的长处——成为了雅典城的知名人物。用今天的语言来解读,就是亚西比德在步入政坛之前就充分地吸引了公众的眼球。其张扬、桀骜、高调的作风使其在公众中具有了相当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而豪富的经济条件以及监护人是伯里克利的政治背景,又使他在刚满而立之年就得以顺利步入雅典最高权力层之中。
亚西比德当选十将军之时,雅典政坛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是尼西阿斯。正是他主持了与斯巴达人的议和。对于50年和平条约,年轻气盛而又野心勃勃的亚西比德是非常不满的。他一心要建立超越伯里克利的功勋,成为雅典历史上不朽的伟大人物。所以他当上雅典将军之后,就一直寻找使自己扬名立万的机会。公元前416年,西西里岛的雅典联盟城邦塞盖斯塔遭到斯巴达联盟城邦叙拉古的攻击,塞盖斯塔于是向雅典求援。作为谨慎的政治家,尼西阿斯坚决反对对叙拉古开战,因为这将导致与斯巴达的战争重开。但亚西比德却将之视为自己建立不朽功勋的最好机会。他利用自己在民众中的影响力,鼓动如簧之舌,煽动公民大会通过对西西里的远征计划。诚然,早在伯里克利在世之时,雅典人就已对西西里有所图谋。但是,最终煽动起雅典人的热情、劝服他们派出一支舰队完全征服西西里的人却是这位具有演讲天才的亚西比德。修昔底德这样描述亚西比德的狂热煽动:“他把西西里仅看作是一个开端,他梦想着征服迦太基和利比亚,完成这些征服后,就可以包围意大利和伯罗奔尼撒半岛。他认为西西里只是他更伟大战争的方式和手段,民众就这样被煽动起来了。” 事实上,亚西比德煽动民众的手段确实是高明的,他给正处于经济困境中的雅典公民描绘了一幅远征可能带来的美好未来的画卷,特别是雅典使臣出使塞盖斯塔带回来的60塔兰特的白银,更是被亚西比德充分利用,用以证明西西里的富饶。就这样,雅典公民大会终于通过决议,组建舰队远征西西里,并指派亚西比德、尼西阿斯和拉马库斯三人为远征军统帅,负责指挥全军。
就在雅典远征军出发前夜,雅典城内的赫尔墨斯神像突然被人毁坏。当时就有人提出,亚西比德是重大嫌疑人。但是亚西比德还是随远征军出发了。然而就在远征军出发后不久,雅典国内反对亚西比德的势力就通过公民大会宣布,亚西比德是赫尔墨斯神像被毁案的主谋,他犯了渎神的大罪。接着,此案又被进一步升级为阴谋推翻雅典民主体制的大案,亚西比德等人又从渎神罪升级为了阴谋颠覆国家罪。雅典方面于是派出一艘通讯船,去往西西里,要将亚西比德押回雅典受审。亚西比德接到消息后,深感回国会有巨大危险,于是趁人不备,逃亡到了斯巴达人军中,从此,他从雅典远征军的统帅变成了斯巴达军队的重要参谋和情报员。正是在他的帮助之下,公元前413年,斯巴达人最终赢得了西西里之战的胜利,雅典远征军在西西里全军覆没,雅典方面损失近5万人,其中有1万多是重装步兵,此外还损失近200艘战舰,从此元气大伤。雅典与斯巴达势均力敌的局面不复存在,西西里之战也就此成为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转折点。到公元前404年,雅典终于彻底战败,从此丧失了往日的地位,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小邦。雅典的黄金时代也就此一去不复返了。

三,“民主”为何变成了“主民”

纵观雅典远征西西里的决策过程,我们可以发现,这场战争实际上是一场典型的少数人“绑架”多数人的战争:少数人的意志通过各种手段得以变成了广泛的“民意”,然后又通过这种“民意”使整个国家的资源为自己所用,最后承担全部后果的,却是全体民众——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其实又根本没有参与这场战争的决策。那么,本来的“民主”——人民主宰——的政治体制,怎么会变成了“主民”——主宰人民——的政治体制了呢?这里面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
结合本文第一部分的分析,我们会发现,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雅典民主的不充分性,尤其是其公民参与的不充分性。一方面,雅典的民主体制采取了全体公民参与的形式和原则,由此就赋予了公民大会以极高的权威性,而另一方面,雅典所处的时代的各种限制性的现实因素又使全体公民都参与公民大会变成了不切实际的美好想象。且不说那只能坐6000人的会场如何坐下4万人,就是只有一天的会期也不可能使每个与会者的意见都有机会得到表达,这样的情况下,自然也就谈不上真正的全民参与了。在笔者看来,这其实就是雅典民主制的一个悖论,一个导致“民主”变“主民”的悖论。
事实上,在人类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像雅典这样的“民主”变“主民”的例子还有很多。任何一种所谓的“民主”政治体制,都不可能真正做到全民参与、全民主宰。即便在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兴起以后,技术条件已与雅典时代不可同日而语的时候,西方各国也是以代议制——这种少数人替多数人做决定的体制来作为民主体制的主要载体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古代雅典的所谓“全民民主”——尽管这所谓“全民”还只是指占人口很小一部分的公民——其实也只是一种变相的代议制,尤其是,与近代以来的民主体制不同的是,这种变相的代议制中的“代表”们还不经过全体选民的选举,谁有经常参会的条件——空闲的时间、较好的经济实力而不必依赖不算多的开会津贴——谁就可以成为实际上的“代表”,从而“代表”其他不能参会的民众。从这一点看,雅典广大的农村公民实际上就在相当程度上被无形地挡在了公民大会的门外,从而无法参与决定自己的命运。而能够参加公民大会的人,按照格劳茨的看法,大部分都是居住于城市中的市民。他还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手艺人、店主和雇佣者,几乎成为单一的有选举权的人。
那么,那些可以经常参加公民大会的,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代表”的公民们,他们在大会上是不是就能对重大事务作出符合自己意志的选择呢?这又涉及到民主体制的另一个问题,也就是信息的不对称问题。任何一个参与对重大政治事务表决的人,其首先必须要对该事务相关的信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而不是那种完全依靠别人介绍的肤浅的了解,这样才能具备作出理性选择的基础。但是,在信息技术已经如此发达的今天,非某领域的专业人士也很难对某领域的事务作出自己基于理性的判断,何况是在信息极其不发达的古代雅典,又如何做到让参会者都能掌握该事务的完整的真实的信息呢?以远征西西里的决策过程为例,亚西比德正是充分利用了雅典公民对塞盖斯塔的不了解,利用雅典的使者从塞盖斯塔带回的60塔兰特的白银,鼓吹西西里的富饶——而事实上塞盖斯塔是个贫穷的城邦——从而煽动起了雅典公民大会对战争的热情。而在亚西比德出征之后,他的反对者们又利用赫尔墨斯神像案件大做文章,在证据并不充分的情况下,利用公众对神灵的敬畏之情以及对案情的信息的缺乏,将亚西比德定为元凶,更进一步将这一渎神案件上升为颠覆国家的案件,非置亚西比德于死地不可,结果直接导致了亚西比德的叛逃和雅典远征军的失败。公众的意志就这样被少数人利用信息的不对称加以误导,最终成为损害自身利益的凶手。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发现,公众往往是容易被所谓“意见领袖”所感染的,高超的演说技巧、吸引眼球的行事风格、特殊的身份甚至俊朗的外表,都有可能成为感染公众的因素。在雅典这样的民主体制中,这样的“意见领袖”就尤其有发挥的余地,而他们个人的品行,又决定着他们能给国家带来正面还是负面的影响。遗憾的是,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在伯里克利当人民领袖的时候,国家大事尚能顺利进行(这多半是伯里克利个人的品行所起的因素——笔者注),可是,等他一死,事情也就变坏得多了。现在,人民头一次采择在高尚阶级中间并无善良声誉的人来作领袖,而在之前,人民的领导者一直是这样的人。” 多么让人感叹的局面:一边是“人民主宰”的光辉旗帜,另一边却是只能从“并无善良声誉的人”中选择一个来做领袖——从两个烂苹果中选出一个不太烂的,舍此之外,别无选择——这就是雅典民主体制的“主民”实质的体现之一。更让人感叹的是,在这种名为“民主”,实为“主民”的体制下,本来作为政治主导力量的民众,也会渐渐把自己本应扮演的角色忽略了。正如修昔底德所抱怨的那样,在西西里惨败被证实后,人民“转而反对支持远征的演说家,似乎他们自己并未曾投过赞成票。” 人民既已忘了自己曾在决定远征西西里的决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自然也就忘了自己究竟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所真正应该扮演的角色,于是,“主导”就变成了“被主导”,“民主”就变成了“主民”了。
在看过雅典的例子之后,我们会发现,相似的一幕幕在号称已经消除了愚昧的现代仍在上演:在德国魏玛共和国的民主体制下,希特勒凭借其极富感染力的演讲,利用德国的危机博得大众的青睐,通过民主选举使纳粹党成为了德国第一大党,也为自己成为德国的独裁者铺平了道路。而当德国人在战后声讨希特勒给德国带来的灾难时,却忘了他们也曾投过希特勒一票;在美国的民主体制下,小布什政府通过后来被证明是子虚乌有的所谓“萨达姆暗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借口,煽动国会通过了对伊拉克的侵略战争。而当小布什下台之前以一句“情报有误”来敷衍对战争日益不满的美国人民时,美国人民却忘了他们当初是如何狂热地支持布什政府发动这场战争……报纸、电报、电话、广播、电视以至互联网,任何一种传播工具的发明,都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对称的状况。民众所能知道的永远少于少数掌握权力的人物,因而无论这个政府宣称实行的是何种“民主”体制,他们最终也改变不了“主民”的实质。
重温这段历史,笔者并不是要否定雅典民主制度存在的价值,更不是要否定近代以来民主化的潮流,笔者只是想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所谓“民主”,并不取决于其采取的形式与秉承的精神,而只取决于其实质。一人一票并不一定就是“民主”,在种种限制因素的作用下,它的实质很可能变成“主民”。任何幻想只要换上“民主”的形式就能实现所谓真正的民主的人,历史将会嘲笑他们的肤浅和愚蠢。
亚西比德 在雅典 斯巴达 波斯中间跳来跳去
除了个人技巧之外 这种所谓的民主的决策脆弱性 表露无遗
LZ认为的充份的民主根本就是不现实的。情报获取的不对等,专业知识的不对等,历史充分证明了民主永远是利益集团绑架民意。
但是雅典的垮台根本不是亚西比德绑架民意发动战争,而是民主制的本质缺陷,权利牵制很容易变成不可控制的内讧。利益集团为了自身眼前的利益将国家利益抛之脑后,无底限的破坏各种原则,最后导致局势不可收拾。
对西西里的远征肯定对雅典是有很大好处的,西西里一直到罗马帝国时代都是富裕的农产区。但正是因此,不可以由政敌去完成这一功绩,免得他的势力继续扩大。为了使亚西比德无法得到胜利,反对派破坏了所有的原则,将雅典的国家利益置之脑后。因为军队拥护亚西比德,所以要在战争爆发,军队出发后发难。而渎神罪,历来是雅典莫须有,陷害政敌的经典罪名。再上升到叛国,存心置人于死地。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亚西比德和他的拥护者离开雅典后进行的,以确保亚西比德没有任何翻盘的机会。所有这些阴谋对于军队的影响,对于正在进行的战争的影响,对于雅典国运的影响全被忽略不计,只有党争和打倒政敌是压倒一切的。
与此非常相似的例子是克林顿的拉链门案。当时美国经历长达八年的持续繁荣,如日中天,共和党要压倒民主党,就必须制造丑闻和炒作。最后共和党如愿以偿的入主白宫,当然要废掉丑闻总统的政策,然后美国就很快走向了今天。
yzhang00 发表于 2012-1-16 14:50
LZ认为的充份的民主根本就是不现实的。情报获取的不对等,专业知识的不对等,历史充分证明了民主永远是利益 ...
呵呵,所以说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啊!西方自称继承了希腊的民主传统,但同时也一起继承了希腊民主体制的种种弊病。因此,我个人觉得,西方所称所谓民主体制,从其诞生的一开始就是一个缺陷严重的体制,在这个体制内打圈圈,去幻想实现什么“民主”,根本是不可能的。人类要想走向更高阶段的民主体制,必须扬弃现有的所谓民主体制,在实践中去发展一种全新的体制。
LZ认为的充份的民主根本就是不现实的。情报获取的不对等,专业知识的不对等,历史充分证明了民主永远是利益 ...
利益集团绑架政府,你在说明朝?
“情报获取的不对等,专业知识的不对等”也不止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固有缺陷,也是其他体制不可逾越的缺陷,只是在西方这种民主体制下显得更突出罢了。
fdbiology 发表于 2012-1-16 17:32
“情报获取的不对等,专业知识的不对等”也不止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固有缺陷,也是其他体制不可逾越的缺陷 ...
所以说,这两个问题不解决,采取任何政治形式都谈不上是真正的“民主”。有些“自由主义者”绕开这些问题,鼓吹只要搞了一人一票、多党政治,民主就能实现了。有些“毛派”则干脆要求恢复文革的做法,搞那种所谓的“大民主”。其实都只是毫无根据的鼓噪和幻想罢了。
水之秋 发表于 2012-1-17 20:02
所以说,这两个问题不解决,采取任何政治形式都谈不上是真正的“民主”。有些“自由主义者”绕开这些问题 ...
那就没有真正的民主了……
水之秋 发表于 2012-1-17 20:02
所以说,这两个问题不解决,采取任何政治形式都谈不上是真正的“民主”。有些“自由主义者”绕开这些问题 ...
“真正的民主”是现在没有的,只能是个宣传口号。但是西方的民主体制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还是有很多优点和长处的,换句话说,某些条件下是有“先进性”的:D
亚里士多德把雅典的政体定位极端民主或暴民民主,其最大硬伤就是催生出楼主所提出“主民”的demogogue,也即以民意为工具施行劣政的政客。

其实相较美国而言,当今世界最好的例子在法国,只需观察marine le pen这个人今后的作为就行。
fdbiology 发表于 2012-1-18 09:58
“真正的民主”是现在没有的,只能是个宣传口号。但是西方的民主体制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还是有很多优点 ...
呵呵,是的,在当前历史阶段,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西方式的民主体制发展了这么久,个人感觉最大的长处在于两点,一是权力交接的相对平稳性(当然某些情况下也会有波澜,不过总体而言程度有限),二是最大限度保证了不会出现例如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导致的大饥荒和天朝的文革那样的全局性的灾难事件。这就使这些国家能够较好地保持国家的秩序,保证国家不会出现剧烈的动荡。其实这个长处TG绝非不可复制,如果能切实搞好集体领导制,把有限的党内民主发扬好,这两个长处也完全可以在中国复制。而中国的体制所具有的长处,恐怕西方的体制就不是那么好复制的了。
对啊,现在的医术有很多缺陷,可见医学是骗人的,真正科学的医术还没有出现,所以医院和跳大神的是一回事。

喷完收工。
水之秋 发表于 2012-1-18 20:31
呵呵,是的,在当前历史阶段,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西方式的民主体制发展了这么久,个人感觉 ...
嗨,新年快乐,水之秋!
此帖很有意义,顶你。
我认为,民主的实质是一种权力间的制衡,而“代议制”和“一人一票”都只是民主的运作形式,并非民主本身。
成熟的民主是分层次的,小范围的基层民主由于每一个参与者都比较了解自身的需求和周围的环境,因此采取直接民主的方式比较合适;而较高层次的民主由于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和广泛的信息资源,因此只能采取“代议制”的方式实行间接民主。在任何较高层次的民主中实行直接民主的结果都只能是“民粹”而不是民主。
西方式的民主体制的成功之处,在于幕后的资本家利益集团与前台政治家之间的良好分工。一个稳定的幕后的资本家利益集团是保证各西方国家政策连续、稳定的基础,而前台政治家的表演则是政策调整和社会减压的良好工具,这一点对于TG的执政方式是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的。
分权制并非不可以在TG的体制下实现,只不过是将资本家利益集团支配下的分权制变为D领导下的分权制罢了,这样虽不能完全避免决策失误但却便于纠正失误(当然是以牺牲前台政治家的政治生命为代价的),以防止出现难以纠正的重大偏差(当然,民主总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
民主是一种治国的手段,而不是治国的目的。必须明确的一点是,民主是为实现一定的经济利益服务的,任何无法落实到经济利益上的民主都必然是短命的。这就说明,民主的范围和属性从本质上说是由所有制决定的,真正的全民民主而不是少数人的民主只有在实现了劳动者所有制之后才能实现。当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经济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时候,民主就应该是也只能是少数人的民主。
jhzc 发表于 2012-1-19 21:17
对啊,现在的医术有很多缺陷,可见医学是骗人的,真正科学的医术还没有出现,所以医院和跳大神的是一回事。 ...
无脑喷子啊
Jesu 发表于 2012-1-23 05:17
嗨,新年快乐,水之秋!
此帖很有意义,顶你。
我认为,民主的实质是一种权力间的制衡,而“代议制”和 ...
老兄新年好!呵呵。

这篇帖子其实是我去年初写的《古典文明研究》课程的作业,之所以放上来,是因为前几天在超大上看到了那个谈民主的帖子(老兄也发了言的),想起了古代雅典民主制度的问题,于是就把这篇旧作放上来了。

老兄的“小范围民主”的观念我是赞同的。在我脑海中,有一个关于“民主”的思路正日益清晰起来。马克思曾对巴黎公社做过高度的评价,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认为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自我管理的一种伟大尝试。前南斯拉夫也曾实行过工人自治、劳动者联合自治等民主体制。从这个思路出发,我认为,中国未来的民主之路,其根基应当在于实现高度的而普遍的劳动者自治。通过这种普遍的劳动者自治,来保障最基层民主的实现。当然,作为这种劳动者自治的保障者,GCD的存在也是必要的。不过,GCD应当是由现有的统治者的角色向协调者、管理者的角色转变。简而言之,GCD的存在,是为了使这种普遍的劳动者自治的体制能够不被破坏,是为了使这种体制顺利运行,而非像今天这样以行政命令和长官意志来代替劳动者做出决定。从国家机器的层面说,为了保障最广大劳动者的利益,必须要修改宪法,以宪法来保障来自各个行业的基层劳动者代表能够在人大代表中占据三分之一到半数的席位。同时,还要以国家力量来保证代表选举的自由性和公正性。为保证所有合法参选人的公平竞争,所有竞选费用应当统一由政府支付,并限制其额度。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把劳动者中有较高参政能力的人选为劳动者的代表,并能够切实地争取劳动者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当然,这样做,就需要让GCD让渡出很多权力,这对于既得利益者集团们来说当然是不愿意的。但是,如果GCD不从当前的角色逐步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保障者和引导者的角色转变,GCD就依然跳不出历史的周期律,就依然会不可避免地走向政权颠覆的那一天。
老兄新年好!呵呵。 这篇帖子其实是我去年初写的《古典文明研究》课程的作业,之所以放上来,是因为前 ...
你所说的三分之一的基层劳动者的一段内容的设想在可预见的将来都是不具有可操作性的,因为基层劳动者自身的能力决定了这部分人群思想和智力的高度。其实在以大老粗为荣的时期已经进行了不成功的尝试。
关于民主,很遗憾,实在看不到能够贯穿全部社会阶层的民主方式,在允许显著贫富差异存在,甚至是社会主要资本私有化的情况下。在上述情况的社会中,无论制度设计的多么巧妙,都无法绕过人性自身的缺陷,那就是穷人始终得不到尊重。这个缺陷所造成的后果使任何精巧的制度都不堪一击。这是社会财富按需分配以外的社会绕不过的坎。
从穷人利益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平均两百年穷人可以翻一次身,美国社会则似乎永世不得翻身。
中国现在的问题,主要是贫富差距太大导致各种不平等现象自发发生,以及教育医疗住房等基本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说到底还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残酷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指出了上述问题的本质,但实际上并没有给出可操作的方案,唉。
所幸的是中国社会绵延两千年的政治理念,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将保障中国社会向正确的方向前进。
最后,我要提的是,城市人口已经达到百分之五十一,社会基本价值观的变化应该被重视了。
zsedc86 发表于 2012-1-25 12:23
你所说的三分之一的基层劳动者的一段内容的设想在可预见的将来都是不具有可操作性的,因为基层劳动者自身 ...
呵呵,谁说基层劳动者的素质就一定会停留在较低的阶段呢?况且,在数以亿计的基层劳动者中,难道就选不出几个有一定参政能力的代表么?我觉得您的这个论断还是过于悲观了。如果这么说的话,那么村级直选本身就是错误的,应该立即取消,因为农民的素质不是比工人还要低么?历史会进步的,社会会发展的,劳动人民的水平也是会提高的。

至于您所说的所有制的问题,老实说,我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但现在的问题是,所谓的公有制在过去曾经实验过,但结果演化成了高度僵化的官僚体制,今天也有所谓国有企业的存在,但实际上也演化成了少数人的特权资本。现在的问题就是,公有制才能带来真正民主的道理谁都懂,但公有制究竟该怎么实现?这个问题恐怕就没那么容易回答了。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也没有给出答案,所以一切只能依靠不断探索和实践去寻找答案。普遍的劳动者自治在我看来,可能(但也仅是可能)是未来保证真正公有制实现的一个重要的制度保障。
呵呵,谁说基层劳动者的素质就一定会停留在较低的阶段呢?况且,在数以亿计的基层劳动者中,难道就选不出 ...
哦哦,不好意思,是我没有把意思表达清楚。我的意思是:
关于基层劳动者一段,我说的不是素质,我说的是智慧。打个不太贴切的比方,我从小到大只做过本村的预算,忽然让我到全国人大对全国的预算发表看法,哦天,饶了我吧:-)
关于国有企业一段,国企以前的问题已经有了正确的解决方法。那就是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年的政企分离、股改以及现代企业经营管理制度的建立。所以事实上,国有企业已经不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概念了。比如,任何人,只要有钱,就可以在二级市场上收购国有企业的股份。如果后续改革能够全部到位的话,从经济角度来看,国有企业将仅仅只是国家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另一种手段,就像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一样。此外,关于国企效率的问题,但凡大企业都有效率问题,比如柯达和通用汽车。在剥离了计划经济因素之后,导致效率不高的原因完全是因为企业自身庞大的规模造成经营管理的难度加大。这就不是政治问题了。
然后,关于民主。民主可以在基层和中层得到实现。市场经济时代,在社会秩序依靠对物质财富的竞争来维持的情况下,理想的普世的民主,仅仅能在制度上得到表现。
最后,新年来了,祝愿楼主早日在公司中做上管理岗位:-)
银河英雄传说中

自由同盟和优布特留尼希特的原型~


人民群众从来都当不了主人,民主其实是制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