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纳季·特罗舍夫回忆车臣战争

将军的回忆----我所亲历的车臣战争

[俄]根纳季·特罗舍夫 著





　 本书作者根纳季·特罗舍夫系车臣战争俄罗斯联军集群司令员，经历过两次车臣战争，参加过同达吉斯坦瓦哈比教派的战斗。他以亲身的经历向世人披露了车臣战争的真相。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车臣境内的平原地带全部获得解放。叛匪纷纷麇集到山区，但还有一部分（将近３０００人）滞留在格罗兹尼。敌军的长处可归纳为：

--非法武装部队具有高度的机动能力；

--指挥体系有条不紊，高度集中，采用现代通信手段。不断对联邦部队集群进行积极侦察；

--建立在宗教和家族基础上的严格纪律；


--有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雇佣军。

最大的、准备充分的匪军部队直接驻扎在格罗兹尼城内。一些特种部队也在城里活动。





市区建有逐家逐户的防卫体系，包括火箭火力阵地和反坦克障碍。楼房低层的主要方向都设置了长期火力点。郊区房屋的窗户和地下室入口、主要干道沿街和十字路口，一律用沙袋、石头和砖块堵塞，只留下一些枪眼用于观察和开火。大部分炮兵（以火箭炮为主）隐蔽在居民区和各企业里。大楼的屋顶和高层遍布狙击手和高射炮的火力阵地，重要目标和通往各驻军地点的要冲都布设了地雷。

各街道的十字路口用钢筋混凝土板封堵，构筑了相互联结的火力点，并有联络通道直达邻近的院落,整个城区划分为三条防线。第一条：老手工业区公路沿线；第二条：沿列宁大街一带（基本上在高层建筑的地下室内）；第三条：火车站西南，沿赛哈诺夫大街一带。分布在战术方面有利的阵地上的建筑物一律变成了火力点，以适应环形防卫的需要。为了降低匪军队伍遭到联邦部队炮击和空袭的几率，各火力点之间用地下通道联成一体。利用这些通道，匪徒们就能隐蔽地撤离阵地，避免遭到射击，而在炮击和空袭结束之后又重新返回。

匪军城市作战过程中的基本战术单位和以往一样，还是由５-６人组成的机动小组。组员中必须有一名狙击手，其余的人用掷弹筒和冲锋枪火力掩护他。为了保证狙击手自由运动，高层楼房中凿有四面贯穿的通道，通常是在奇数楼层。可是在我看来，无论如何，叛匪头目们这一次未必会认为他们能固守该城多久。马斯哈多夫尽管已经意识到不能指望长期武装对抗联邦部队，仍然给战地指挥官布置了一项任务，要求将该城控制到１月２７日--欧议会开幕的日子，希望来自西方的压力能迫使莫斯科停止这次反恐作战。我们组建了以布尔加科夫将军为首的“格罗兹尼市特区集群”，直接用于解放该城的特别战役。


１２月２６日，该集群开始执行规定的战斗任务。此前该市事实上已经被团团围困。起初以为，不必动用重型武器和空军技术装备即可对付，基本上只用内卫部队的兵力和一些警察部队，国防部的部队只是作为包围圈的外围，用于支援前沿的作战部队。由甘塔米罗夫指挥的重新组建的地方警察部队与联邦部队相互配合。１月３日傍晚，已经成功地粉碎匪军的顽抗，解放了老手工业区的大部、与罐头厂毗邻的街区和老孙扎（格罗兹尼郊区）的部分地方。

然而盘踞在市内的匪徒继续拼死反抗。他们爆破了几个装有剧毒物质的容器、一系列高层建筑和行政大楼。原本计划歼灭匪军的作战行动，实际上变成了一场战斗侦察。显然，单靠内卫部队和警察不可能攻克该城，而且会造成很大的伤亡。于是联合军队集群司令部决定动用炮兵和空军对非法武装部队的防御枢纽实施点状打击。由国防部队、内卫部队、特别警察部队和特种快速反应部队组成的突击队精心地作好准备。 预定在准备期间要紧缩包围圈，设置地雷爆炸障碍，重新部署部队。为此目的，在布尔加科夫集群中建立了两条战线--西线和东线 西线由马洛费耶夫将军（第５８军负责军事训练的副军长）领导，东线则归米哈伊洛夫将军指挥。整个战役共动用两万人左右，其中包括１３７００名正规军，３８００名内卫部队，１７００名特种警察部队、特种快速反应部队和警察。

积极的战斗行动开始时，第５０６摩托化步兵团和第２１战役旅同时实施主要的打击任务，从而将敌军的部署分割成几部分，并布置警戒部队（哨卡），巩固已占领的阵地。由突击部队在市中心方面以分割性的进攻彻底消灭北部的匪军；然后缩小包围圈，进一步重新部署，解放格罗兹尼南部。

１月中旬，歼灭格罗兹尼匪军的战役重新打响。根据我军的侦察情报，城里叛匪还有相当多的兵力，其中也有一些著名的战地指挥官。十月区由伊斯拉皮洛夫的部队防守（约２００人）。北面一线是阿尔萨诺夫和巴库耶夫的匪军（约４００人）。扎卡耶夫和穆恰耶夫驻守黑河区。市中心距火车站和市场不远的地方则部署着巴萨耶夫和塔尔哈多夫的队伍。

联合军队集群司令部曾数次敦促匪军停止反抗，放下武器。为此还运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在市区上空撒传单，通过情报机构向其战地指挥官派去一些车臣人（先前的叛匪），让他们设法劝说”动摇分子“放下武器。

格罗兹尼战役激战正酣之际，曾经在马斯哈多夫的民族近卫军中任职的几个车臣人来见我，表示愿意协助我们，让自己先前的同事停止抵抗。我用飞机将他们送到格罗兹尼，给他们留出一条通道。他们与守卫市中心的一名颇具影响力的战地指挥官会了面。然而谈判并未取得任何结果。


在那些日子里，我不得不特别频繁地乘坐直升机，常常是整天整天地在空中度过。联合军队集群司令员卡赞采夫将军给我交待了一个任务，要我监督包围格罗兹尼的部队，尤其是叛匪有可能突围的那些地点。

就在这样的一次飞行过程中，从俄罗斯人墓地方向开火的一挺大口径机枪击中了直升机。射击的地方与直升机相距只有约两百米之遥，这本来就不是威力如此强大的武器针对如此巨大的目标（有如一辆长翅膀的汽车）的射击距离。直升机被打得千疮百孔，恰似一面筛子。着陆后我数出了二十多处弹孔。飞行员巧妙地让飞机平安降落。谁也没有受伤。我只好改乘另一架直升机。

已经是晚上的事了，我正在头脑中回想过去一天中所发生的种种事情，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匪徒们可是从安葬着我的姐姐和一些近亲的那块俄罗斯人墓地开的枪啊。”这时你真的会想到冥冥之中的上苍，确信这正是绝处逢生的预兆。

一个月之后我有机会去了一趟这处墓地。早就有此打算了，但一直未能抽出空闲时间。很快便找到了姐姐柳博奇卡的坟墓。我在这里向随行的军官们讲述了那次乘坐直升飞机的故事。

“将军同志，肯定是守护天使帮助了您。”他们之中有个人高声地说。

可能确是如此。应当说，许多官兵由于曾经读过大量有关生物电场、星相和其他种种神秘主义事物的书刊，都相信护身符、避邪物，甚至写在纸上的家人和亲友的祈祷文之类的保护作用。母亲给战士挂在脖颈上的嵌有像片的圆形饰物、小十字架，在他们心目中具有装甲般的防护功能。诸如此类东西的实际效力如何，我不想妄加评论。但在车臣战争中我听到过许多故事，却是以其他任何理由也无法解释的。


我得承认，发生在上尉奥列格·帕古索夫身上的一件事情令我大为惊奇。他在战斗中失去知觉，苏醒过来之后才发现，敌人的一颗子弹击中了他贴身佩带的圣母像，卡在了那里，却没有穿进胸膛。圣像是奥列格休假时母亲给他戴上的，其制作材料并不具备任何防弹性能。据说，类似的事例还有不少。

可惜的是，在车臣，这样的保护天使对我们的士兵来说还不够多。有一点令人不解：难道牺牲了的那些人的母亲为自己的儿子所作的祈祷或者所受的惊怕，就比生还者的母亲要少吗？

别人常常问我：您信奉上帝吗？

“不，”我总是回答说，“不信。”在我成长的那个时代，身边的人全都是无神论者。只有在举行盛大的宗教仪式时接到邀请，我才去教堂。但我承认，在这种时刻我总是感到不自在。奇怪的是，国家机关的许多官员和一些军官先生突然之间都成了信教的人。如果心灵中真的产生了信仰，这是一回事，但是当这样做只不过是出于追求时髦时，我便无法理解了。

顺便说说，我一点也不想阻止士兵们追求上帝，不想说服他们改弦易辙，也不想劝阻他们恪守宗教仪式，更不必说斋戒了。一个人也许就应当信仰光明的、美好的事物。而且应当畏惧神的震怒，如若这有助于他问心无愧地生活的话。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呢？我所关心的只是，对宗教的追求切不可变成一些荒诞不经的形式。我十分感谢那些神职人员，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车臣前线，为官兵们画十字祝福，抚慰他们那已经变得冷酷无情的心灵……

２０００年春，在伟大的节日复活节当天，我去了一趟格罗兹尼市内已遭到损坏的米哈伊尔·阿尔汉格尔东正教教堂。那里的人赠送我一个银质的小十字架，至今我仍然随身佩戴着，就像一直佩戴常胜者圣乔治像一样--那还是第一次车臣战争期间奥塞梯朋友们送给我的礼物……


１月７日，各突击队从两个方向攻入格罗兹尼。西南面沿阿尔泰大街进攻的队伍彻底阻断了老手工业区，从而得以迅速控制重要的交通干线和楼房。在东面，第５０６团的一些突击队在傍晚占领了几所医院集中的地段和几个街区的住宅大楼。接着又粉碎了匪军的顽抗，向米努特卡广场推进。

当天１３点，一支突击队“熄火”了--无法继续前进。队长的借口是科佩尔尼克街区敌人的反抗太猛烈了。于是马洛费耶夫将军决定来个通常所??）、尼库林大尉（军事学院实习生）和无线电报务员沙拉博林中士，驱车赶到了那里。

马洛费耶夫现场查明情况之后，再次详细交待了任务。他显然发觉了突击队长们手足无措，而且有些胆怯，便自己担当起了指挥的职责。突击队长莫西亚金上尉带领第一个三人小组向预定目标出动。紧随着他进发的是马洛费耶夫以及采哈诺维奇和无线电报务员。尼库林大尉则与突击队的主要成员留在原地。他们进入了一座已半被毁损的平房。这时候匪徒们的冲锋枪、机枪、狙击步枪和火箭筒一齐开火，组成了交叉火力。第一排子弹就不幸击中了马洛费耶夫将军，他的头部受到了致命伤。无线电报务员沙拉博林中士也受了重伤，采哈诺维奇上校将他拖到了安全的地方，但这位报务员迅即死去了。

“将军的情况怎么样？”采哈诺维奇向突击队长大声询问。

“牺牲了。”莫西亚金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

数分钟后尼库林大尉出现在窗口。眼见得平房遭到匪徒们的两面夹击，这位军官便连忙去救马洛费耶夫。上去的只有他一个人，突击队并没有跟进：士兵们都吓坏了。采哈诺维奇讲了讲所发生的情况，大家决定突围，把将军拖回到自己人一边。然而这时候叛匪再次向房子猛烈开火。看来，他们已经猜到这里有集群的某位指挥官。直至两天之后，经过炮火袭击，我们的一个突击队才得以冲入那座平房。可是马洛费耶夫的遗体却找不到了


我奉命前往将军牺牲的地方，于是带上第２０５旅的斯特沃洛夫上校以及一队侦察兵和工兵赶到了那里。我们没能当即找到牺牲了的将军和中士的遗体。他们躺在距离那座倒霉的房子１５-２０米的地方，彼此相隔数步之遥，两只手腕被缚在一起（这样拖起来容易一些），旁边是一个被打死了的匪徒（显然是在拽走这两位死者的时候被炮弹击毙的）。

马洛费耶夫是从列宁格勒军区调来我们这里的，还没来得及在第５８军副军长的岗位上好好开展战斗准备工作，便不得不赶赴战火纷飞的地带。在战争爆发的最初日子里，他已表现出不愧为一位精通军务、英勇无畏的指挥官。如果当时在科佩尔尼克街的那些突击队的官兵面对野兽般凶狠的匪徒能克服内心的恐惧，这场隘剧本来是不会发生的。马洛费耶夫将军的牺牲提醒俄罗斯人，战胜叛匪曾经付出了何等重大的代价。

两个月之后，在韦杰诺地区的山间我们又失去了另一位出色的将军--海军陆战队司令员奥特拉科夫斯基。他的心脏不堪重负。早在第一次战争时我便很熟悉奥特拉科夫斯基了。反恐战役开始后，他再次来到车臣。海军陆战队几个营作为我的东部集群成员参与作战。瞧着这位已经战功赫赫、声名卓著的将军，我不由得想到：“他除了年龄之外，其他任何一点都与普通战士一般无二。”在那次战争中，没有哪位将军与士兵如此亲密无间。奥特拉科夫斯基名副其实没日没夜地与自己的下级一起置身战壕同甘共苦，在他们之中享有无可争议的威望。这样的人，民间的说法就叫做“地道的庄稼汉”。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他去世前数日。奥特拉科夫斯基看上去很疲劳，但一直不露声色，依旧谈笑风生。他是躺在自己的行军床上于睡梦之中死去的。几个月以来极度的神经紧张彻底拖垮了他的身体。从来听不到他对肩负的重担和种种艰难困苦有过一丝一毫的怨言。在艰难时刻，他总是第一个挺身而出帮助他人。尽管叛匪们进行了绝望的反抗，联合军队集群的部队还是在１月２３日之前占领了罐头厂和乳品厂，推进到了孙扎河上的公路桥边，解放了匪军盘踞的普里戈罗德村、第１５号军营和三个小区，控制了火车站和机车库。

在夺取大桥和右岸屯兵场的过程中，突击队的先头部队一开始未能巩固业已攻占的阵地。匪军重新部署，击退了我军。于是，为了防止匪徒们的预备队进行机动，第２０５旅、第４２３和２５５团的部队都投入了各个地段的战斗。结果成功地扭转了战局，而且为下一轮进攻创造了良好的先决条件。１月３１日，特种部队第２４５团和６７４团的几个营夺取了米努特卡广场的东北部，而南部则被第５０６团的一个营占领。敌人的防卫已被整体粉碎，匪军的主力和预备队终于被歼灭。此后的抵抗便带有真正的逐屋据守的性质。 匪徒们除了争取从格罗兹尼突围逃窜山中，再也无计可施。我们预料到他们可能从三条战线中的某一线突围：

--从阿尔贡一线穿越老孙扎；


--经普里戈罗德村奔往沙利方向；

--经切尔诺列奇耶抵乌鲁斯马尔坦，然后直奔山区方向。

我军集中力量防守这几条战线。在围城部队各部之间的结合部，布设了一批补充雷场（既有可控的，也有不可控的）、火力阵地，火炮则一律进行直接瞄准。新年伊始的前几天，匪徒们便一再试图突围。例如，１月３日夜间，约２００人利用大雾掩护，沿着孙扎河经切尔诺列奇耶村和一大片林地，冲向阿尔汉卡拉的南郊，但最终被我军在这里彻底围歼。其他方面也曾有过类似的尝试。但只是在我集群部队实际上已经控制了全城的绝大部分时，匪徒们才下定决心进行根本性的突围。

为了将叛匪从围城中引诱出来，联合部队集群司令部制定了一个颇富创意的计划，我们暗中约定将其称之为“捕狼陷阱”。根据这个计划，往太空中散布假情报，借助于虚假的无线电联络使匪军误以为包围圈上存在着一些可以逾越的缺口。各团结合部的战斗活动减少到最低限度。情报机构也展开活动，向敌人的战地指挥官们“暗示”脱离包围圈的出路。在采取这些措施的同时，我们还在几个方向为敌军留下了几条独特的“走廊”。

匪徒们中了诱敌之计。１月２９日至３０日的夜间，尚有战斗力的残余匪部越过老孙扎，试图在第１５与第２７６步兵团的结合部突围。超过６００名的匪徒向突破口冲击。他们让牲口和俘虏走在自己的前头。当时许多匪徒在雷场丧命，大批人受了重伤，包括一些著名的战地指挥官。巴萨耶夫就是其中之一……当天夜里叛匪战死的尚不足３００人，活下来的大部分人都缴械投降，当了俘虏。只有不多一些人得以冲出城去。

２月６日，格罗兹尼彻底从匪军手中得到解放，转归联邦军队控制。早在实施战役的前夕，大众传播媒介（既有我国的，也有国外的）便爆发了一场论战，辩论这次战役是否合理，是否最好一直将该城包围起来，不到合适的时候不必攻打。是的，就军事观点而言，作为应予歼灭的敌军大部队的集中地区，格罗兹尼颇具价值。叛匪已被逼入死角，这就完全使得反恐作战在较短的期间内达到基本目的足以成为现实。但是另一方面，格罗兹尼的匪军也可能负隅顽抗，使整个战役拖延不决，这就正中匪徒们的下怀，可能对国内外社会舆论产生负面影响。应该说这已经是政治领域的问题了。加之非法武装部队的头目们一心希望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有该城，然后再从从容容地弃城而去，借此表明军方即国家领导人对准时完成计划中的战役软弱无能。


不过正如许多西方专家和记者关于联邦部队必将遭致重大伤亡的预言归于破产一样，这些图谋并未能得逞。让他们这帮专家和分析家以及所有的“失败主义者”统统见鬼去吧。

遥忆766高地保卫战





“在无名高地上，一个陌生的村子附近”乌鲁斯克尔特，这个车臣山村的名字犹如一根利刺，时时刺痛着我的心。2000年的残冬，空降兵部队第76普斯科夫师第六空降兵连与数量将近二十倍于己的敌人进行了一场实力悬殊的战斗。

如今，当围绕着六连悲剧的流言和臆测的狂风暴雨似乎已经平息的时候，想必许多人都很想知道，那年冬末春初在不幸的766高地实际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2000年2月，我们给匪军准备了一份不愉快的意外礼物，在他们的后方纵深伊图姆卡列地区空投了一批战术伞兵。这一来便截断了匪军当时通过伊图姆卡列至沙季利的山路补给武器弹药的主要通道，这条路是原全俄各地的数百名“奴隶”在冲锋枪口下被迫为匪徒们修筑的。在高加索的崇山峻岭上组建的中部集群，将那些由于出乎意料而惊惶失措的敌军沿着阿尔贡峡谷往下驱赶，即从俄罗斯与格鲁吉亚边界往北赶向“狼关”方向。再往下便是一马平川了。叛匪头目们明白，在平原上他们企图进行武力抵抗的一切尝试都注定会失败。因此他们便分散为几支队伍。格拉耶夫将他的匪帮带到西南方自己出生的村庄共青村也就不足为奇了。根据侦察报告，哈塔布指挥的阿拉伯雇佣兵和车臣哈比教派分子则往东北，朝达丘伊和佐内方向转移。


哈塔布要想在遭到我军部队四面八方钳制的这一地区寻找一个突破口，说轻一点也是可能性有限。为了突围到韦杰诺地区（这个阿拉伯黑人在那里有一个遍布各地的山区小基地网）他必须要么沿着沙罗阿尔贡河道，要么沿着其支流阿巴祖尔戈尔河道，向上朝谢利缅陶津运动、沿着又陡又滑的山路转移不仅十分危险，而且很费时间。

然而我们当时却未能估计到，敌军会耗费极大的精力冒险向东突围。各路匪徒终于得以会合。巴萨耶夫、阿尔萨诺夫、巴库耶夫等一批战地指挥官的匪帮和达吉斯坦伊斯兰共同体的一支队伍，都与几支阿拉伯雇佣军“混合”到了一起。后来查明，当时乌鲁斯克尔特地区集中了将近一千五百名训练有素的匪军。

2月28日，根据东线集团军的命令，第104近卫空降兵团的团属战斗队接到一个任务：次日14:00前赶赴乌鲁斯克尔特东南四公里处的阵地。该团的一部分兵力则封锁谢利缅陶津居民点地区，阻止敌军从马赫克特、基洛夫—尤尔特、埃利斯坦日、韦杰诺等方向突围。然而匪徒们已慌不择路地一头闯了过来。

首先经受抗冲击强度考验的是以瓦西里耶夫上尉为首的第三连的空降兵们。他们已占领乌鲁斯克尔特以东五公里处的几个制高点。匪徒们一再试图沿着阿巴祖尔戈尔河道冲破该连组成的火力体系突围，结果都未能成功，遭受了相当大的伤亡。这时，第二营的部队一时尚未投入公开的火力还击，只是控制着沙罗阿尔贡河谷上方的几个制高点。

为了防止匪徒潜入沙罗阿尔贡河和阿巴祖尔戈尔河之间的山地，第104团团长命令第6连连长莫洛多夫少校再占领??。由于连长头天刚刚调来，尚未来得及和连里的人认识，只好由第二营营长马尔克·叶夫秋欣率领部队。在类似的作战环境里，真正的军官们都是这样做的。

空降兵们面临着不小的考验。当时需要在有限数小时内，全副武装踏着冬季光滑的山间小路，完成向指定地点的急行军。除此之外，还要带上新营地的所需的沉重装备—帐篷和小铁炉；没有这些东西，冬天在山区根本无法生存。


尽管近卫军战士们紧赶慢赶，结果仍然未能按时抵达伊斯特科尔德。

就为了这个原因，我也受到了责难：为什么不用直升机将伞兵们空投到预定的地区？的确，当天的天气条件允许这样做，，而且我们的直升机驾驶员也常常能创造奇迹。但是要实现这种操作绝无可能，因为经过空中侦察，在古老的高山森林中根本找不出一块适合空降的场地。

2月29日中午，当第6连的主力还在766高地上时，沃罗比约夫上尉指挥的轻装前进的5人侦察组已经眼看就要抵达伊斯特科尔德高地了。可是他们在山麓发现了敌人的一支先遣部队，据事后查明共有20名雇佣兵。

我军侦察员利用起伏的地形隐蔽地接近敌人，向他们投掷手榴弹，但侦察组因此而暴露了自己，只好朝连队主力急速后撤。好几支敌军队伍尾随他们接踵而来，企图从西侧包抄侦察员们。连长莫洛多夫少校率领部分空降兵前来援救自己人。然而这场遭遇战的实力太过悬殊，因而空降兵们不得不背着伤员返回766高地

正在这个时候，我们成功截获了哈塔布与巴萨耶夫的无线电通话。

这时候匪徒们分成数量大致相当的两路人马，分别沿着沙罗阿尔贡河和阿巴祖尔戈尔河前进，从叶夫秋欣所部驻守的766高地的两侧迂回。他们隐蔽行进，没有命令绝对禁止开枪。但空降兵发现了他们。这160名匪徒一直在追赶后撤的沃罗比约夫和莫洛多夫小分队。


正在这个时候，哈塔布下达命令，要求以各种火力杀伤尚未来得及掘好掩体的空降兵。一场极其猛烈的火箭炮射击开始了。火力袭击之后，敌人第一次向近卫军战士们提出缴械投降以换取保全性命。然后此时此刻空降兵们没有一个人胆怯，没有畏惧不前，绝不屈服于敌人的挑衅。尽管在类似的情况下，严格说来，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为自己拿主意。在空降兵拒绝投降之后，战斗以更大的力度重新爆发。

嗣后某些对军事一窍不通的偏偏又爱轻易下结论的政界精英人士，却连连兴师问罪说：为什么不使用陆军航空兵、炮兵的火力？而且还责怪作战指挥部门“置空降兵们于不顾”，在叶夫秋欣的队伍中连一个炮兵校正手也没有派。我明白这纯属感情用事，不过将心比心，诸如此类的指责也完全可以理解。然后事实所表明的情况却迥然不同。

从2月29日中午到3月1日凌晨，第104团的炮兵们曾将1200发炮弹“倾泻”到766高地所在的区域。一夜之间就发射出900发之多！炮筒上的油漆都烧焦了，后坐力垫破裂并开始流油。形象地说，大炮已经挺不住了，而被团团围困的空降兵们却没有屈服。

炮兵校正手组长、自行火炮营长维克多·罗曼诺夫大尉当时就在高地上，与叶夫秋欣营长共同校正炮兵团炮手们的火力。炮兵团长亚历山大·托勒斯特克整整一昼夜都和他们保持着通讯，将一发发炮弹打到被围困的空降兵指定的地点。罗曼诺夫甚至双腿被迫击炮弹炸断之后，仍然在不停地召唤炮兵火力。

列兵符拉德金眼看着伤员被严寒冻得痛苦不堪，便决定从废置在高地斜坡的睡袋后面出击。他的这次尝试使他遭到了厄运。步步紧逼的匪徒们发现了这位近卫军战士，残酷的拷问他，用冲锋枪托打他，打得他周身血肉模糊，失去了知觉。敌人以为他已经死了，便将他扔在雪地里。然而这位备受折磨却英勇不屈的俄罗斯士兵被夜间的严寒冻得清醒过来之后，竟然设法找到自己的机枪，带着它突破重围返回了自己的驻地。

空降兵部队司令员眼见得伤亡惨重，完全明白整个局势的悲剧性质，为了援救自己被围困的战士，他命令一个空降兵连连夜赶赴战区。空降兵经过山地行军，试图渡过山间的阿巴祖尔戈尔河，却遭遇了伏击，只好在岸边设防固守。在炮兵团的火力掩护下，他们曾数次试图渡河，但全部都归于徒劳，每次都被敌军猛烈的火力所阻。全连拼命厮杀，但冲到766高地时已是3月2日早晨了。


军方领导企图为被困的空降兵解围并将伤员从匪军的强大火力和两河之间的复杂的山地环境中撤出的军事行动未能奏效。古老的山毛榉密林，占绝对优势的叛匪，战斗整个进展的情况，都使得难以出动直升机。而且通常的作战经验表明，同时使用空军和炮兵是极其危险的，极有可能造成机毁人亡。因此，对被困人员进行火力的重任主要由炮兵们担当。

3月1日6点10分，营长叶夫秋欣最后一次在无线电中呼唤向自己开炮。

事后我们来到这个高地时，不禁大为震惊：百年的山毛榉被炮弹和地雷拦腰斩断，犹如被割草机刈过的草茎一般。我军120毫米口径的“诺娜”炮（自行火炮）发挥了巨大而宝贵的作用。为夺取这个高地丧命的400名哈塔布匪徒，大部分是被我军的炮弹炸死的。

副营长亚历山大·多斯塔瓦洛夫少校堪称创造了奇迹，他竟然在夜间设法绕过敌人的一道道警戒线，带领第4连的一个排深入重围去援助被困的第6连。以阿列克谢·沃罗比约夫上尉为首的侦察员和德米特里·科热米亚金中尉的侦察排英勇绝伦地与匪徒们展开浴血奋战。生还的士兵阿列克谢·科马罗夫说，他们甚至还与匪军展开肉搏，用工兵镐、刀子和枪托进行厮杀。

沃罗比约夫的双腿被迫击炮斩断了，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肚子，另一颗正中前胸，但是他并没有退出战斗，而是一直拼杀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当3月2日清晨第1连冲上高地时，英雄的遗体余温尚存。正是这位大无畏的军官在战斗中击毙了伊德里斯—哈诺布的朋友和亡命徒精锐部队的指挥官。

经过这场惨烈无比的战斗，只有四名空降兵生还。从他们口中我们得知，他们的84位战友战斗和牺牲得多么英勇壮烈。他们胜利了，将近500名叛匪被阻断去路，遭到歼灭，尸横遍野。哈塔布匪军最终未能突围到谢利缅陶津，然后奔向韦杰诺。结果匪徒们来不及吃饱晚饭舒舒服服睡上一觉，就被迫像疯狗一般在森林中四处乱窜。我军的侦察搜捕部队时刻追击着他们，将疲于奔命的敌人一一消灭。数日之后在谢利缅陶津郊外，一支超过70人的大股匪徒集体投降，这在反恐战役中尚属首例。


近卫军战士谁也没有抛弃自己患难中的战友，谁也没有屈辱地接受敌人的投降命令。在那里，在766高地上我军的战斗队列中，并肩战斗着不同信仰的人—基督教徒和MSL，不同民族的人—俄罗斯人和鞑靼人、乌克兰人和犹太人……在那里，展现了几乎整个前苏联的缩影。

如今回忆起那场战斗的前前后后，我仍然在考虑是否能用直升机空投那些伞兵的问题，结果总是推翻这样的方案，认为那将是一场冒险。当时了解总共有多少恐怖分子以及他们的阵地作在吗？将伞兵空降到古老的山毛榉密林中意味着什么？增援的直升机真要是被叛匪击毁呢？可以贸然冒险吗？如果不知道你为了救一个连却会牺牲另一个连连同飞机和机组人员的话，那倒是可以……

在我国的困难时期，许多道德价值观念已荡然无存。但无论我们的敌人如何千方百计地企图抹煞各种道德标准，在我军中他们却未能得逞。再能说什么呢。尽管主要的战斗任务已经由英雄的普斯科夫空降兵完成，歼灭了瓦利达和伊德里斯的雇佣军精锐部队，我的心中仍然永远留下了痛苦悲酸的感情。也许，没有这一切，军人的职业倒会成为不可思议的了

补充内容 (2012-3-2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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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根纳季·特罗舍夫 著





　 本书作者根纳季·特罗舍夫系车臣战争俄罗斯联军集群司令员，经历过两次车臣战争，参加过同达吉斯坦瓦哈比教派的战斗。他以亲身的经历向世人披露了车臣战争的真相。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车臣境内的平原地带全部获得解放。叛匪纷纷麇集到山区，但还有一部分（将近３０００人）滞留在格罗兹尼。敌军的长处可归纳为：

--非法武装部队具有高度的机动能力；

--指挥体系有条不紊，高度集中，采用现代通信手段。不断对联邦部队集群进行积极侦察；

--建立在宗教和家族基础上的严格纪律；


--有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雇佣军。

最大的、准备充分的匪军部队直接驻扎在格罗兹尼城内。一些特种部队也在城里活动。





市区建有逐家逐户的防卫体系，包括火箭火力阵地和反坦克障碍。楼房低层的主要方向都设置了长期火力点。郊区房屋的窗户和地下室入口、主要干道沿街和十字路口，一律用沙袋、石头和砖块堵塞，只留下一些枪眼用于观察和开火。大部分炮兵（以火箭炮为主）隐蔽在居民区和各企业里。大楼的屋顶和高层遍布狙击手和高射炮的火力阵地，重要目标和通往各驻军地点的要冲都布设了地雷。

各街道的十字路口用钢筋混凝土板封堵，构筑了相互联结的火力点，并有联络通道直达邻近的院落,整个城区划分为三条防线。第一条：老手工业区公路沿线；第二条：沿列宁大街一带（基本上在高层建筑的地下室内）；第三条：火车站西南，沿赛哈诺夫大街一带。分布在战术方面有利的阵地上的建筑物一律变成了火力点，以适应环形防卫的需要。为了降低匪军队伍遭到联邦部队炮击和空袭的几率，各火力点之间用地下通道联成一体。利用这些通道，匪徒们就能隐蔽地撤离阵地，避免遭到射击，而在炮击和空袭结束之后又重新返回。

匪军城市作战过程中的基本战术单位和以往一样，还是由５-６人组成的机动小组。组员中必须有一名狙击手，其余的人用掷弹筒和冲锋枪火力掩护他。为了保证狙击手自由运动，高层楼房中凿有四面贯穿的通道，通常是在奇数楼层。可是在我看来，无论如何，叛匪头目们这一次未必会认为他们能固守该城多久。马斯哈多夫尽管已经意识到不能指望长期武装对抗联邦部队，仍然给战地指挥官布置了一项任务，要求将该城控制到１月２７日--欧议会开幕的日子，希望来自西方的压力能迫使莫斯科停止这次反恐作战。我们组建了以布尔加科夫将军为首的“格罗兹尼市特区集群”，直接用于解放该城的特别战役。


１２月２６日，该集群开始执行规定的战斗任务。此前该市事实上已经被团团围困。起初以为，不必动用重型武器和空军技术装备即可对付，基本上只用内卫部队的兵力和一些警察部队，国防部的部队只是作为包围圈的外围，用于支援前沿的作战部队。由甘塔米罗夫指挥的重新组建的地方警察部队与联邦部队相互配合。１月３日傍晚，已经成功地粉碎匪军的顽抗，解放了老手工业区的大部、与罐头厂毗邻的街区和老孙扎（格罗兹尼郊区）的部分地方。

然而盘踞在市内的匪徒继续拼死反抗。他们爆破了几个装有剧毒物质的容器、一系列高层建筑和行政大楼。原本计划歼灭匪军的作战行动，实际上变成了一场战斗侦察。显然，单靠内卫部队和警察不可能攻克该城，而且会造成很大的伤亡。于是联合军队集群司令部决定动用炮兵和空军对非法武装部队的防御枢纽实施点状打击。由国防部队、内卫部队、特别警察部队和特种快速反应部队组成的突击队精心地作好准备。 预定在准备期间要紧缩包围圈，设置地雷爆炸障碍，重新部署部队。为此目的，在布尔加科夫集群中建立了两条战线--西线和东线 西线由马洛费耶夫将军（第５８军负责军事训练的副军长）领导，东线则归米哈伊洛夫将军指挥。整个战役共动用两万人左右，其中包括１３７００名正规军，３８００名内卫部队，１７００名特种警察部队、特种快速反应部队和警察。

积极的战斗行动开始时，第５０６摩托化步兵团和第２１战役旅同时实施主要的打击任务，从而将敌军的部署分割成几部分，并布置警戒部队（哨卡），巩固已占领的阵地。由突击部队在市中心方面以分割性的进攻彻底消灭北部的匪军；然后缩小包围圈，进一步重新部署，解放格罗兹尼南部。

１月中旬，歼灭格罗兹尼匪军的战役重新打响。根据我军的侦察情报，城里叛匪还有相当多的兵力，其中也有一些著名的战地指挥官。十月区由伊斯拉皮洛夫的部队防守（约２００人）。北面一线是阿尔萨诺夫和巴库耶夫的匪军（约４００人）。扎卡耶夫和穆恰耶夫驻守黑河区。市中心距火车站和市场不远的地方则部署着巴萨耶夫和塔尔哈多夫的队伍。

联合军队集群司令部曾数次敦促匪军停止反抗，放下武器。为此还运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在市区上空撒传单，通过情报机构向其战地指挥官派去一些车臣人（先前的叛匪），让他们设法劝说”动摇分子“放下武器。

格罗兹尼战役激战正酣之际，曾经在马斯哈多夫的民族近卫军中任职的几个车臣人来见我，表示愿意协助我们，让自己先前的同事停止抵抗。我用飞机将他们送到格罗兹尼，给他们留出一条通道。他们与守卫市中心的一名颇具影响力的战地指挥官会了面。然而谈判并未取得任何结果。


在那些日子里，我不得不特别频繁地乘坐直升机，常常是整天整天地在空中度过。联合军队集群司令员卡赞采夫将军给我交待了一个任务，要我监督包围格罗兹尼的部队，尤其是叛匪有可能突围的那些地点。

就在这样的一次飞行过程中，从俄罗斯人墓地方向开火的一挺大口径机枪击中了直升机。射击的地方与直升机相距只有约两百米之遥，这本来就不是威力如此强大的武器针对如此巨大的目标（有如一辆长翅膀的汽车）的射击距离。直升机被打得千疮百孔，恰似一面筛子。着陆后我数出了二十多处弹孔。飞行员巧妙地让飞机平安降落。谁也没有受伤。我只好改乘另一架直升机。

已经是晚上的事了，我正在头脑中回想过去一天中所发生的种种事情，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匪徒们可是从安葬着我的姐姐和一些近亲的那块俄罗斯人墓地开的枪啊。”这时你真的会想到冥冥之中的上苍，确信这正是绝处逢生的预兆。

一个月之后我有机会去了一趟这处墓地。早就有此打算了，但一直未能抽出空闲时间。很快便找到了姐姐柳博奇卡的坟墓。我在这里向随行的军官们讲述了那次乘坐直升飞机的故事。

“将军同志，肯定是守护天使帮助了您。”他们之中有个人高声地说。

可能确是如此。应当说，许多官兵由于曾经读过大量有关生物电场、星相和其他种种神秘主义事物的书刊，都相信护身符、避邪物，甚至写在纸上的家人和亲友的祈祷文之类的保护作用。母亲给战士挂在脖颈上的嵌有像片的圆形饰物、小十字架，在他们心目中具有装甲般的防护功能。诸如此类东西的实际效力如何，我不想妄加评论。但在车臣战争中我听到过许多故事，却是以其他任何理由也无法解释的。


我得承认，发生在上尉奥列格·帕古索夫身上的一件事情令我大为惊奇。他在战斗中失去知觉，苏醒过来之后才发现，敌人的一颗子弹击中了他贴身佩带的圣母像，卡在了那里，却没有穿进胸膛。圣像是奥列格休假时母亲给他戴上的，其制作材料并不具备任何防弹性能。据说，类似的事例还有不少。

可惜的是，在车臣，这样的保护天使对我们的士兵来说还不够多。有一点令人不解：难道牺牲了的那些人的母亲为自己的儿子所作的祈祷或者所受的惊怕，就比生还者的母亲要少吗？

别人常常问我：您信奉上帝吗？

“不，”我总是回答说，“不信。”在我成长的那个时代，身边的人全都是无神论者。只有在举行盛大的宗教仪式时接到邀请，我才去教堂。但我承认，在这种时刻我总是感到不自在。奇怪的是，国家机关的许多官员和一些军官先生突然之间都成了信教的人。如果心灵中真的产生了信仰，这是一回事，但是当这样做只不过是出于追求时髦时，我便无法理解了。

顺便说说，我一点也不想阻止士兵们追求上帝，不想说服他们改弦易辙，也不想劝阻他们恪守宗教仪式，更不必说斋戒了。一个人也许就应当信仰光明的、美好的事物。而且应当畏惧神的震怒，如若这有助于他问心无愧地生活的话。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呢？我所关心的只是，对宗教的追求切不可变成一些荒诞不经的形式。我十分感谢那些神职人员，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车臣前线，为官兵们画十字祝福，抚慰他们那已经变得冷酷无情的心灵……

２０００年春，在伟大的节日复活节当天，我去了一趟格罗兹尼市内已遭到损坏的米哈伊尔·阿尔汉格尔东正教教堂。那里的人赠送我一个银质的小十字架，至今我仍然随身佩戴着，就像一直佩戴常胜者圣乔治像一样--那还是第一次车臣战争期间奥塞梯朋友们送给我的礼物……


１月７日，各突击队从两个方向攻入格罗兹尼。西南面沿阿尔泰大街进攻的队伍彻底阻断了老手工业区，从而得以迅速控制重要的交通干线和楼房。在东面，第５０６团的一些突击队在傍晚占领了几所医院集中的地段和几个街区的住宅大楼。接着又粉碎了匪军的顽抗，向米努特卡广场推进。

当天１３点，一支突击队“熄火”了--无法继续前进。队长的借口是科佩尔尼克街区敌人的反抗太猛烈了。于是马洛费耶夫将军决定来个通常所??）、尼库林大尉（军事学院实习生）和无线电报务员沙拉博林中士，驱车赶到了那里。

马洛费耶夫现场查明情况之后，再次详细交待了任务。他显然发觉了突击队长们手足无措，而且有些胆怯，便自己担当起了指挥的职责。突击队长莫西亚金上尉带领第一个三人小组向预定目标出动。紧随着他进发的是马洛费耶夫以及采哈诺维奇和无线电报务员。尼库林大尉则与突击队的主要成员留在原地。他们进入了一座已半被毁损的平房。这时候匪徒们的冲锋枪、机枪、狙击步枪和火箭筒一齐开火，组成了交叉火力。第一排子弹就不幸击中了马洛费耶夫将军，他的头部受到了致命伤。无线电报务员沙拉博林中士也受了重伤，采哈诺维奇上校将他拖到了安全的地方，但这位报务员迅即死去了。

“将军的情况怎么样？”采哈诺维奇向突击队长大声询问。

“牺牲了。”莫西亚金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

数分钟后尼库林大尉出现在窗口。眼见得平房遭到匪徒们的两面夹击，这位军官便连忙去救马洛费耶夫。上去的只有他一个人，突击队并没有跟进：士兵们都吓坏了。采哈诺维奇讲了讲所发生的情况，大家决定突围，把将军拖回到自己人一边。然而这时候叛匪再次向房子猛烈开火。看来，他们已经猜到这里有集群的某位指挥官。直至两天之后，经过炮火袭击，我们的一个突击队才得以冲入那座平房。可是马洛费耶夫的遗体却找不到了


我奉命前往将军牺牲的地方，于是带上第２０５旅的斯特沃洛夫上校以及一队侦察兵和工兵赶到了那里。我们没能当即找到牺牲了的将军和中士的遗体。他们躺在距离那座倒霉的房子１５-２０米的地方，彼此相隔数步之遥，两只手腕被缚在一起（这样拖起来容易一些），旁边是一个被打死了的匪徒（显然是在拽走这两位死者的时候被炮弹击毙的）。

马洛费耶夫是从列宁格勒军区调来我们这里的，还没来得及在第５８军副军长的岗位上好好开展战斗准备工作，便不得不赶赴战火纷飞的地带。在战争爆发的最初日子里，他已表现出不愧为一位精通军务、英勇无畏的指挥官。如果当时在科佩尔尼克街的那些突击队的官兵面对野兽般凶狠的匪徒能克服内心的恐惧，这场隘剧本来是不会发生的。马洛费耶夫将军的牺牲提醒俄罗斯人，战胜叛匪曾经付出了何等重大的代价。

两个月之后，在韦杰诺地区的山间我们又失去了另一位出色的将军--海军陆战队司令员奥特拉科夫斯基。他的心脏不堪重负。早在第一次战争时我便很熟悉奥特拉科夫斯基了。反恐战役开始后，他再次来到车臣。海军陆战队几个营作为我的东部集群成员参与作战。瞧着这位已经战功赫赫、声名卓著的将军，我不由得想到：“他除了年龄之外，其他任何一点都与普通战士一般无二。”在那次战争中，没有哪位将军与士兵如此亲密无间。奥特拉科夫斯基名副其实没日没夜地与自己的下级一起置身战壕同甘共苦，在他们之中享有无可争议的威望。这样的人，民间的说法就叫做“地道的庄稼汉”。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他去世前数日。奥特拉科夫斯基看上去很疲劳，但一直不露声色，依旧谈笑风生。他是躺在自己的行军床上于睡梦之中死去的。几个月以来极度的神经紧张彻底拖垮了他的身体。从来听不到他对肩负的重担和种种艰难困苦有过一丝一毫的怨言。在艰难时刻，他总是第一个挺身而出帮助他人。尽管叛匪们进行了绝望的反抗，联合军队集群的部队还是在１月２３日之前占领了罐头厂和乳品厂，推进到了孙扎河上的公路桥边，解放了匪军盘踞的普里戈罗德村、第１５号军营和三个小区，控制了火车站和机车库。

在夺取大桥和右岸屯兵场的过程中，突击队的先头部队一开始未能巩固业已攻占的阵地。匪军重新部署，击退了我军。于是，为了防止匪徒们的预备队进行机动，第２０５旅、第４２３和２５５团的部队都投入了各个地段的战斗。结果成功地扭转了战局，而且为下一轮进攻创造了良好的先决条件。１月３１日，特种部队第２４５团和６７４团的几个营夺取了米努特卡广场的东北部，而南部则被第５０６团的一个营占领。敌人的防卫已被整体粉碎，匪军的主力和预备队终于被歼灭。此后的抵抗便带有真正的逐屋据守的性质。 匪徒们除了争取从格罗兹尼突围逃窜山中，再也无计可施。我们预料到他们可能从三条战线中的某一线突围：

--从阿尔贡一线穿越老孙扎；


--经普里戈罗德村奔往沙利方向；

--经切尔诺列奇耶抵乌鲁斯马尔坦，然后直奔山区方向。

我军集中力量防守这几条战线。在围城部队各部之间的结合部，布设了一批补充雷场（既有可控的，也有不可控的）、火力阵地，火炮则一律进行直接瞄准。新年伊始的前几天，匪徒们便一再试图突围。例如，１月３日夜间，约２００人利用大雾掩护，沿着孙扎河经切尔诺列奇耶村和一大片林地，冲向阿尔汉卡拉的南郊，但最终被我军在这里彻底围歼。其他方面也曾有过类似的尝试。但只是在我集群部队实际上已经控制了全城的绝大部分时，匪徒们才下定决心进行根本性的突围。

为了将叛匪从围城中引诱出来，联合部队集群司令部制定了一个颇富创意的计划，我们暗中约定将其称之为“捕狼陷阱”。根据这个计划，往太空中散布假情报，借助于虚假的无线电联络使匪军误以为包围圈上存在着一些可以逾越的缺口。各团结合部的战斗活动减少到最低限度。情报机构也展开活动，向敌人的战地指挥官们“暗示”脱离包围圈的出路。在采取这些措施的同时，我们还在几个方向为敌军留下了几条独特的“走廊”。

匪徒们中了诱敌之计。１月２９日至３０日的夜间，尚有战斗力的残余匪部越过老孙扎，试图在第１５与第２７６步兵团的结合部突围。超过６００名的匪徒向突破口冲击。他们让牲口和俘虏走在自己的前头。当时许多匪徒在雷场丧命，大批人受了重伤，包括一些著名的战地指挥官。巴萨耶夫就是其中之一……当天夜里叛匪战死的尚不足３００人，活下来的大部分人都缴械投降，当了俘虏。只有不多一些人得以冲出城去。

２月６日，格罗兹尼彻底从匪军手中得到解放，转归联邦军队控制。早在实施战役的前夕，大众传播媒介（既有我国的，也有国外的）便爆发了一场论战，辩论这次战役是否合理，是否最好一直将该城包围起来，不到合适的时候不必攻打。是的，就军事观点而言，作为应予歼灭的敌军大部队的集中地区，格罗兹尼颇具价值。叛匪已被逼入死角，这就完全使得反恐作战在较短的期间内达到基本目的足以成为现实。但是另一方面，格罗兹尼的匪军也可能负隅顽抗，使整个战役拖延不决，这就正中匪徒们的下怀，可能对国内外社会舆论产生负面影响。应该说这已经是政治领域的问题了。加之非法武装部队的头目们一心希望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有该城，然后再从从容容地弃城而去，借此表明军方即国家领导人对准时完成计划中的战役软弱无能。


不过正如许多西方专家和记者关于联邦部队必将遭致重大伤亡的预言归于破产一样，这些图谋并未能得逞。让他们这帮专家和分析家以及所有的“失败主义者”统统见鬼去吧。

遥忆766高地保卫战





“在无名高地上，一个陌生的村子附近”乌鲁斯克尔特，这个车臣山村的名字犹如一根利刺，时时刺痛着我的心。2000年的残冬，空降兵部队第76普斯科夫师第六空降兵连与数量将近二十倍于己的敌人进行了一场实力悬殊的战斗。

如今，当围绕着六连悲剧的流言和臆测的狂风暴雨似乎已经平息的时候，想必许多人都很想知道，那年冬末春初在不幸的766高地实际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2000年2月，我们给匪军准备了一份不愉快的意外礼物，在他们的后方纵深伊图姆卡列地区空投了一批战术伞兵。这一来便截断了匪军当时通过伊图姆卡列至沙季利的山路补给武器弹药的主要通道，这条路是原全俄各地的数百名“奴隶”在冲锋枪口下被迫为匪徒们修筑的。在高加索的崇山峻岭上组建的中部集群，将那些由于出乎意料而惊惶失措的敌军沿着阿尔贡峡谷往下驱赶，即从俄罗斯与格鲁吉亚边界往北赶向“狼关”方向。再往下便是一马平川了。叛匪头目们明白，在平原上他们企图进行武力抵抗的一切尝试都注定会失败。因此他们便分散为几支队伍。格拉耶夫将他的匪帮带到西南方自己出生的村庄共青村也就不足为奇了。根据侦察报告，哈塔布指挥的阿拉伯雇佣兵和车臣哈比教派分子则往东北，朝达丘伊和佐内方向转移。


哈塔布要想在遭到我军部队四面八方钳制的这一地区寻找一个突破口，说轻一点也是可能性有限。为了突围到韦杰诺地区（这个阿拉伯黑人在那里有一个遍布各地的山区小基地网）他必须要么沿着沙罗阿尔贡河道，要么沿着其支流阿巴祖尔戈尔河道，向上朝谢利缅陶津运动、沿着又陡又滑的山路转移不仅十分危险，而且很费时间。

然而我们当时却未能估计到，敌军会耗费极大的精力冒险向东突围。各路匪徒终于得以会合。巴萨耶夫、阿尔萨诺夫、巴库耶夫等一批战地指挥官的匪帮和达吉斯坦伊斯兰共同体的一支队伍，都与几支阿拉伯雇佣军“混合”到了一起。后来查明，当时乌鲁斯克尔特地区集中了将近一千五百名训练有素的匪军。

2月28日，根据东线集团军的命令，第104近卫空降兵团的团属战斗队接到一个任务：次日14:00前赶赴乌鲁斯克尔特东南四公里处的阵地。该团的一部分兵力则封锁谢利缅陶津居民点地区，阻止敌军从马赫克特、基洛夫—尤尔特、埃利斯坦日、韦杰诺等方向突围。然而匪徒们已慌不择路地一头闯了过来。

首先经受抗冲击强度考验的是以瓦西里耶夫上尉为首的第三连的空降兵们。他们已占领乌鲁斯克尔特以东五公里处的几个制高点。匪徒们一再试图沿着阿巴祖尔戈尔河道冲破该连组成的火力体系突围，结果都未能成功，遭受了相当大的伤亡。这时，第二营的部队一时尚未投入公开的火力还击，只是控制着沙罗阿尔贡河谷上方的几个制高点。

为了防止匪徒潜入沙罗阿尔贡河和阿巴祖尔戈尔河之间的山地，第104团团长命令第6连连长莫洛多夫少校再占领??。由于连长头天刚刚调来，尚未来得及和连里的人认识，只好由第二营营长马尔克·叶夫秋欣率领部队。在类似的作战环境里，真正的军官们都是这样做的。

空降兵们面临着不小的考验。当时需要在有限数小时内，全副武装踏着冬季光滑的山间小路，完成向指定地点的急行军。除此之外，还要带上新营地的所需的沉重装备—帐篷和小铁炉；没有这些东西，冬天在山区根本无法生存。


尽管近卫军战士们紧赶慢赶，结果仍然未能按时抵达伊斯特科尔德。

就为了这个原因，我也受到了责难：为什么不用直升机将伞兵们空投到预定的地区？的确，当天的天气条件允许这样做，，而且我们的直升机驾驶员也常常能创造奇迹。但是要实现这种操作绝无可能，因为经过空中侦察，在古老的高山森林中根本找不出一块适合空降的场地。

2月29日中午，当第6连的主力还在766高地上时，沃罗比约夫上尉指挥的轻装前进的5人侦察组已经眼看就要抵达伊斯特科尔德高地了。可是他们在山麓发现了敌人的一支先遣部队，据事后查明共有20名雇佣兵。

我军侦察员利用起伏的地形隐蔽地接近敌人，向他们投掷手榴弹，但侦察组因此而暴露了自己，只好朝连队主力急速后撤。好几支敌军队伍尾随他们接踵而来，企图从西侧包抄侦察员们。连长莫洛多夫少校率领部分空降兵前来援救自己人。然而这场遭遇战的实力太过悬殊，因而空降兵们不得不背着伤员返回766高地

正在这个时候，我们成功截获了哈塔布与巴萨耶夫的无线电通话。

这时候匪徒们分成数量大致相当的两路人马，分别沿着沙罗阿尔贡河和阿巴祖尔戈尔河前进，从叶夫秋欣所部驻守的766高地的两侧迂回。他们隐蔽行进，没有命令绝对禁止开枪。但空降兵发现了他们。这160名匪徒一直在追赶后撤的沃罗比约夫和莫洛多夫小分队。


正在这个时候，哈塔布下达命令，要求以各种火力杀伤尚未来得及掘好掩体的空降兵。一场极其猛烈的火箭炮射击开始了。火力袭击之后，敌人第一次向近卫军战士们提出缴械投降以换取保全性命。然后此时此刻空降兵们没有一个人胆怯，没有畏惧不前，绝不屈服于敌人的挑衅。尽管在类似的情况下，严格说来，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为自己拿主意。在空降兵拒绝投降之后，战斗以更大的力度重新爆发。

嗣后某些对军事一窍不通的偏偏又爱轻易下结论的政界精英人士，却连连兴师问罪说：为什么不使用陆军航空兵、炮兵的火力？而且还责怪作战指挥部门“置空降兵们于不顾”，在叶夫秋欣的队伍中连一个炮兵校正手也没有派。我明白这纯属感情用事，不过将心比心，诸如此类的指责也完全可以理解。然后事实所表明的情况却迥然不同。

从2月29日中午到3月1日凌晨，第104团的炮兵们曾将1200发炮弹“倾泻”到766高地所在的区域。一夜之间就发射出900发之多！炮筒上的油漆都烧焦了，后坐力垫破裂并开始流油。形象地说，大炮已经挺不住了，而被团团围困的空降兵们却没有屈服。

炮兵校正手组长、自行火炮营长维克多·罗曼诺夫大尉当时就在高地上，与叶夫秋欣营长共同校正炮兵团炮手们的火力。炮兵团长亚历山大·托勒斯特克整整一昼夜都和他们保持着通讯，将一发发炮弹打到被围困的空降兵指定的地点。罗曼诺夫甚至双腿被迫击炮弹炸断之后，仍然在不停地召唤炮兵火力。

列兵符拉德金眼看着伤员被严寒冻得痛苦不堪，便决定从废置在高地斜坡的睡袋后面出击。他的这次尝试使他遭到了厄运。步步紧逼的匪徒们发现了这位近卫军战士，残酷的拷问他，用冲锋枪托打他，打得他周身血肉模糊，失去了知觉。敌人以为他已经死了，便将他扔在雪地里。然而这位备受折磨却英勇不屈的俄罗斯士兵被夜间的严寒冻得清醒过来之后，竟然设法找到自己的机枪，带着它突破重围返回了自己的驻地。

空降兵部队司令员眼见得伤亡惨重，完全明白整个局势的悲剧性质，为了援救自己被围困的战士，他命令一个空降兵连连夜赶赴战区。空降兵经过山地行军，试图渡过山间的阿巴祖尔戈尔河，却遭遇了伏击，只好在岸边设防固守。在炮兵团的火力掩护下，他们曾数次试图渡河，但全部都归于徒劳，每次都被敌军猛烈的火力所阻。全连拼命厮杀，但冲到766高地时已是3月2日早晨了。


军方领导企图为被困的空降兵解围并将伤员从匪军的强大火力和两河之间的复杂的山地环境中撤出的军事行动未能奏效。古老的山毛榉密林，占绝对优势的叛匪，战斗整个进展的情况，都使得难以出动直升机。而且通常的作战经验表明，同时使用空军和炮兵是极其危险的，极有可能造成机毁人亡。因此，对被困人员进行火力的重任主要由炮兵们担当。

3月1日6点10分，营长叶夫秋欣最后一次在无线电中呼唤向自己开炮。

事后我们来到这个高地时，不禁大为震惊：百年的山毛榉被炮弹和地雷拦腰斩断，犹如被割草机刈过的草茎一般。我军120毫米口径的“诺娜”炮（自行火炮）发挥了巨大而宝贵的作用。为夺取这个高地丧命的400名哈塔布匪徒，大部分是被我军的炮弹炸死的。

副营长亚历山大·多斯塔瓦洛夫少校堪称创造了奇迹，他竟然在夜间设法绕过敌人的一道道警戒线，带领第4连的一个排深入重围去援助被困的第6连。以阿列克谢·沃罗比约夫上尉为首的侦察员和德米特里·科热米亚金中尉的侦察排英勇绝伦地与匪徒们展开浴血奋战。生还的士兵阿列克谢·科马罗夫说，他们甚至还与匪军展开肉搏，用工兵镐、刀子和枪托进行厮杀。

沃罗比约夫的双腿被迫击炮斩断了，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肚子，另一颗正中前胸，但是他并没有退出战斗，而是一直拼杀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当3月2日清晨第1连冲上高地时，英雄的遗体余温尚存。正是这位大无畏的军官在战斗中击毙了伊德里斯—哈诺布的朋友和亡命徒精锐部队的指挥官。

经过这场惨烈无比的战斗，只有四名空降兵生还。从他们口中我们得知，他们的84位战友战斗和牺牲得多么英勇壮烈。他们胜利了，将近500名叛匪被阻断去路，遭到歼灭，尸横遍野。哈塔布匪军最终未能突围到谢利缅陶津，然后奔向韦杰诺。结果匪徒们来不及吃饱晚饭舒舒服服睡上一觉，就被迫像疯狗一般在森林中四处乱窜。我军的侦察搜捕部队时刻追击着他们，将疲于奔命的敌人一一消灭。数日之后在谢利缅陶津郊外，一支超过70人的大股匪徒集体投降，这在反恐战役中尚属首例。


近卫军战士谁也没有抛弃自己患难中的战友，谁也没有屈辱地接受敌人的投降命令。在那里，在766高地上我军的战斗队列中，并肩战斗着不同信仰的人—基督教徒和MSL，不同民族的人—俄罗斯人和鞑靼人、乌克兰人和犹太人……在那里，展现了几乎整个前苏联的缩影。

如今回忆起那场战斗的前前后后，我仍然在考虑是否能用直升机空投那些伞兵的问题，结果总是推翻这样的方案，认为那将是一场冒险。当时了解总共有多少恐怖分子以及他们的阵地作在吗？将伞兵空降到古老的山毛榉密林中意味着什么？增援的直升机真要是被叛匪击毁呢？可以贸然冒险吗？如果不知道你为了救一个连却会牺牲另一个连连同飞机和机组人员的话，那倒是可以……

在我国的困难时期，许多道德价值观念已荡然无存。但无论我们的敌人如何千方百计地企图抹煞各种道德标准，在我军中他们却未能得逞。再能说什么呢。尽管主要的战斗任务已经由英雄的普斯科夫空降兵完成，歼灭了瓦利达和伊德里斯的雇佣军精锐部队，我的心中仍然永远留下了痛苦悲酸的感情。也许，没有这一切，军人的职业倒会成为不可思议的了

补充内容 (2012-3-2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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