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陵十三钗》的奇文一篇

其实是我亲戚写的，关键不在于电影，而是其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论述，看的让我想揍他。

----------------------------------------------------------------------------------------------------

那个根据大陆宣传部门提供得虚假材料，七拼八凑出一部畅销书的作家张纯如，在成就了她的自杀行为的某一个噩梦里，见到的1937年的南京城，也许和张艺谋镜头里记录的并不相同。

  差不多正是这个时节，书娟的初潮和日本人的炮火一起来到了这座城市，想来应该是红色的，一种暧昧的颜色，和秦淮河的头牌歌女那件最艳丽的旗袍一个色调，然后覆盖上一层灰尘，刮一场狂风，人们在每一个地方奔跑，尖叫，琴弦被坚硬的凸起物一根一根划断，战争中的花朵。。。。。。

  然而张艺谋的南京城却不容许你哪怕是怀着猎奇的心理去观赏这座城市的残破：灰尘无时无刻笼罩着旧中国都城，就像它们不就之前笼罩着新中国的都城。这部彩色电影在城市杀戮和死亡的部分是黑白的，就像这场战争中灰头鼠脸的军人，黑白的意义是：死亡，过去，总之是一切也已完成的事情，在这里似乎只有描述，而不会有新鲜的事情发生，唯一打破这种均衡的是教堂院子里的红十字和彩色玻璃，以及妓女艳俗的身形。

  然而张艺谋的打算似乎却仅仅是，以此来引导我们的视线，对那些不想让我们看到的东西，一律用灰尘遮挡住，对于那些想要我们看到的，则极尽闪耀。灰尘是一种隐喻，它出现在所有的杀戮中，却从来不会出现小教堂里，仿佛这里是唯一清明的台风眼，然而在影片的最后，妓女列队进入日本人的汽车时，灰尘却又实时出现了。灰尘意味着这部电影的态度，对于有些东西，既不想要你看得太清楚，以免心情过于沉重，又不愿意让你看不到，不然去哪里制造噱头。灰尘恰到好处地拿捏着普通观众的心理：把战争，大屠杀，和人类的一切苦难作为一个审美的过程去接受，既不能放弃它带给心灵的震撼，也不敢接受它压在心灵上的痛苦，他们的最悲惨的记忆的一个首要前提就是，它必须是无害的。

  辛德勒的心理转变在于他看到了一个穿红色衣服的小孩，作为一个黑白片的主人公他却看到了红色。据说，那个镜头精妙的捕捉到了辛德勒的眼神，从“一瞥”转移到了“凝视”，正是这种凝视，打破那种审美的状态，使得悲剧成为了你生活的一部分，而不只是投射在面前幕布上的影子。而张艺谋的“灰尘”，时刻笼罩着这座城市，它让你即使想要“凝视”也不得，只能“一瞥”。

  这是一种消费行为。

  张艺谋的灰尘，贯穿到影片的每一个角落，使得这部片子宁可被成为“传奇”，或者“寓言”。妓女的慷慨赴死，其实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喜欢反复传诵的主题，然而多见诸于戏台智商，说书人的唾沫星子里，以此来撑起一个南京屠杀的背景，本身就是一片“灰尘”，至于学生自尽，买办为女儿苟且偷生等桥段，同样太富传奇色彩，所有的设定似乎都在制造观众和“真实”之间的“灰尘”，以便他们舒适地去听一段奇妙的故事。我们承认在某些极端环境下，人性会变得比现在更好，或者更差，然而既然那是我们现在所无法理解，也是无法预期的，那么又有什么意义呢？只不过是一个永不兑现的承诺而已。

  至于将一个外国人作为本片的主角，无论是作为现实还是作为隐喻，都是无可厚非的，然而红衣女孩又在哪里呢？或许我们可以根据那个演员在前几天的一项义举来推测他扮演的角色也是那样的人，从而天真地相信，在他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的时候，虽然什么也没有看到，既没有瞥见什么也没有凝视什么，然而他也像辛德勒一样，发生了某种转变。在听到被凌辱的女学生尖叫的时候，他从听见（hear）转变成了倾听（listen）。只是耳朵并不是心灵的窗户，即使最精巧的摄影机也拍不出它的变化来。

  贝尔代表着一种男性的无能，他的唯一价值似乎仅仅是那张外国人的脸，就像一个身材高大的阳痿者。贝尔在一群女人和小孩中间建立起的权威是如此的脆弱，以至于军官的出现对他来说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假如电影按照小说的设定，神父是真正的神父，而不是开没开场就已经死了，那么神父和军人的矛盾并不像现在这样，是一种竞争性的矛盾。对父权地位的争夺似乎是一种张艺谋的老路子，最后，必须有人想斗败了的雄狮一样离开它的族群，在《红高粱》里是罗汉大叔，在《十三钗》里则是那个军官。

  非常有意思的是，这里的国民革命军战士，并没有像某党那样窝囊，躲在平民的家里不出来，最后让整个村子陪他去死。这里并不是在讨论究竟最终的罪过是谁，而是说，必须有一些更加勇敢，更加坚强的人去承担更加苦难的责任，这种牺牲是必须的。其实这里有点像《黑暗骑士》，小丑声明，如果蝙蝠侠不亮出他的真实身份，那么他就会残杀无辜的哥谭市民，日本人则说，如果市民胆敢窝藏军人，那么就连你们一起杀掉，这里重要的不是最终施恶是小丑或者日本人，而是蝙蝠侠必须亮出他的身份来。

  所以国军的战士离开了教堂，守护在教堂外边的一家纸店里，他把光明骑士的身份交给了贝尔，自己充当起了黑暗骑士，也就是对应了贝尔在《黑暗骑士》里的角色。

                               “我只是，厌倦了这座沙漠”

  中国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描述，充满了谎言和欺骗，就连最严肃的史学家都在胡说八道，你又怎么能强求一个电影制作者去“反思”它了？于此同时，中国人似乎普遍分不清楚“战争”的语境和“大屠杀”的语境，在遇到矛盾的时候他们的反应一概是“这不重要”，就像面对谎言他们的反应是“那也是善意的”或者“那也无所谓”。他们从来不会认真去想这些问题，假如真的有三十万无辜的生命在那里逝去，他们的死真的只是白死了。在中国人看来，反思大屠杀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目的是加深他们对日本人的仇恨。而加深对日本人的仇恨也不是目的，目的是他们必须找一个方法发泄他们的愤怒，并且使自己坚信这样窝囊地活着，也是有意义的。

  张艺谋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没有任何使命感，更不会去渲染险隘的民族仇恨。他做到了。但是有意思的是，仍然有很多人声称，他们在这部电影里什么都没有看到，就是看到了狭隘的民族仇恨，这倒非常符合电影本体的一个特征，“看到了屏幕上不存在的东西，看到了幻觉”。

  严歌苓的原著也不是描述“大屠杀”，而是描述“战争”。妓女的慷慨赴死并不是纯粹的挽救学生，而是更多地掺杂着“殉国”的意味。张艺谋的电影则连“战争”也不见了，他只是创造了一个极端严重的矛盾，然后看着他所创造的人如何去解决它。

  《秦淮景》这种艳歌，在小说和电影里出现的情景完全不同。在小说当中，艳歌是妓女和军人一起唱的，这种挑逗人欲的歌曲，在那些失败了的战士，失去了家园的流浪者嘴里唱出来，竟然产生了一种凄婉的效果，大概不逊于女学生的圣歌；在电影里，艳歌是打扮成学生模样的妓女，在赴死之前的绝唱，在书娟的主观视角里，妓女是穿着艳丽的旗袍，画着最美丽的妆，风情万种地扭动着腰肢唱出来的，大概也不逊于女学生的圣歌。小说里的歌是唱给已经逝去的祖国的，电影里的歌是唱给将要逝去的生命的，这大概是电影当中最为重要的改变。

  第二个备受指责的话题是，学生的命是命，妓女的命就不是命了吗？我觉得很有意思，为什么我们看问题的模型是如此的不同，为什么你们会把它看成是一个失贞的人和贞洁的人的替换问题，而不是一个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的替换问题呢？假如你们眼里满是猥琐的东西，那么什么也阻止不了你们的猥琐。真的。

  严歌苓小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姨妈书娟是被自己的初潮惊醒的，而不是被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南京城外的炮火声。”学生的身份并不是意味着她们是纯洁的，更意味着她们是小孩子，然而道学家竟然全然看不到这一点。我想他们的意思是，妓女本身是弱者，起码在道德领域是弱者，因此他们是在为弱者说话，他们看不惯一个变态的中年导演为了心目中所谓的“贞洁”而牺牲弱者，然而这个变态的中年导演看到的却是另一种弱者，一种更加绝对的弱者：未成年人。如果舆论这次会一边倒的批判张艺谋这一点的“政治不正确”，那么真的很奇怪，三年之前他们干嘛去批判范美忠呢？

  《金陵十三钗》这部电影的特点是，基本上没有什么重大的错误，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亮点。这种片子应该可以卖得很好。所以这部片子可能会是张艺谋的翻身之作，也是我们一直期待他能带来的东西，他迟到了整整十年。

  我们一直相信，在金钱，权力等东西面前，人性的脆弱是不堪一击的，然而我们尊重艺术家，希望他们作为我们当中最优秀的人，能代替我们去抵抗住这些东西。对此，张艺谋的反应是：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电影大师，他做了一些非常不情愿的挣扎，最后走上了一条中规中矩的道路。这就是张艺谋的艺术生涯的全部。

其实是我亲戚写的，关键不在于电影，而是其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论述，看的让我想揍他。

----------------------------------------------------------------------------------------------------

那个根据大陆宣传部门提供得虚假材料，七拼八凑出一部畅销书的作家张纯如，在成就了她的自杀行为的某一个噩梦里，见到的1937年的南京城，也许和张艺谋镜头里记录的并不相同。

  差不多正是这个时节，书娟的初潮和日本人的炮火一起来到了这座城市，想来应该是红色的，一种暧昧的颜色，和秦淮河的头牌歌女那件最艳丽的旗袍一个色调，然后覆盖上一层灰尘，刮一场狂风，人们在每一个地方奔跑，尖叫，琴弦被坚硬的凸起物一根一根划断，战争中的花朵。。。。。。

  然而张艺谋的南京城却不容许你哪怕是怀着猎奇的心理去观赏这座城市的残破：灰尘无时无刻笼罩着旧中国都城，就像它们不就之前笼罩着新中国的都城。这部彩色电影在城市杀戮和死亡的部分是黑白的，就像这场战争中灰头鼠脸的军人，黑白的意义是：死亡，过去，总之是一切也已完成的事情，在这里似乎只有描述，而不会有新鲜的事情发生，唯一打破这种均衡的是教堂院子里的红十字和彩色玻璃，以及妓女艳俗的身形。

  然而张艺谋的打算似乎却仅仅是，以此来引导我们的视线，对那些不想让我们看到的东西，一律用灰尘遮挡住，对于那些想要我们看到的，则极尽闪耀。灰尘是一种隐喻，它出现在所有的杀戮中，却从来不会出现小教堂里，仿佛这里是唯一清明的台风眼，然而在影片的最后，妓女列队进入日本人的汽车时，灰尘却又实时出现了。灰尘意味着这部电影的态度，对于有些东西，既不想要你看得太清楚，以免心情过于沉重，又不愿意让你看不到，不然去哪里制造噱头。灰尘恰到好处地拿捏着普通观众的心理：把战争，大屠杀，和人类的一切苦难作为一个审美的过程去接受，既不能放弃它带给心灵的震撼，也不敢接受它压在心灵上的痛苦，他们的最悲惨的记忆的一个首要前提就是，它必须是无害的。

  辛德勒的心理转变在于他看到了一个穿红色衣服的小孩，作为一个黑白片的主人公他却看到了红色。据说，那个镜头精妙的捕捉到了辛德勒的眼神，从“一瞥”转移到了“凝视”，正是这种凝视，打破那种审美的状态，使得悲剧成为了你生活的一部分，而不只是投射在面前幕布上的影子。而张艺谋的“灰尘”，时刻笼罩着这座城市，它让你即使想要“凝视”也不得，只能“一瞥”。

  这是一种消费行为。

  张艺谋的灰尘，贯穿到影片的每一个角落，使得这部片子宁可被成为“传奇”，或者“寓言”。妓女的慷慨赴死，其实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喜欢反复传诵的主题，然而多见诸于戏台智商，说书人的唾沫星子里，以此来撑起一个南京屠杀的背景，本身就是一片“灰尘”，至于学生自尽，买办为女儿苟且偷生等桥段，同样太富传奇色彩，所有的设定似乎都在制造观众和“真实”之间的“灰尘”，以便他们舒适地去听一段奇妙的故事。我们承认在某些极端环境下，人性会变得比现在更好，或者更差，然而既然那是我们现在所无法理解，也是无法预期的，那么又有什么意义呢？只不过是一个永不兑现的承诺而已。

  至于将一个外国人作为本片的主角，无论是作为现实还是作为隐喻，都是无可厚非的，然而红衣女孩又在哪里呢？或许我们可以根据那个演员在前几天的一项义举来推测他扮演的角色也是那样的人，从而天真地相信，在他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的时候，虽然什么也没有看到，既没有瞥见什么也没有凝视什么，然而他也像辛德勒一样，发生了某种转变。在听到被凌辱的女学生尖叫的时候，他从听见（hear）转变成了倾听（listen）。只是耳朵并不是心灵的窗户，即使最精巧的摄影机也拍不出它的变化来。

  贝尔代表着一种男性的无能，他的唯一价值似乎仅仅是那张外国人的脸，就像一个身材高大的阳痿者。贝尔在一群女人和小孩中间建立起的权威是如此的脆弱，以至于军官的出现对他来说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假如电影按照小说的设定，神父是真正的神父，而不是开没开场就已经死了，那么神父和军人的矛盾并不像现在这样，是一种竞争性的矛盾。对父权地位的争夺似乎是一种张艺谋的老路子，最后，必须有人想斗败了的雄狮一样离开它的族群，在《红高粱》里是罗汉大叔，在《十三钗》里则是那个军官。

  非常有意思的是，这里的国民革命军战士，并没有像某党那样窝囊，躲在平民的家里不出来，最后让整个村子陪他去死。这里并不是在讨论究竟最终的罪过是谁，而是说，必须有一些更加勇敢，更加坚强的人去承担更加苦难的责任，这种牺牲是必须的。其实这里有点像《黑暗骑士》，小丑声明，如果蝙蝠侠不亮出他的真实身份，那么他就会残杀无辜的哥谭市民，日本人则说，如果市民胆敢窝藏军人，那么就连你们一起杀掉，这里重要的不是最终施恶是小丑或者日本人，而是蝙蝠侠必须亮出他的身份来。

  所以国军的战士离开了教堂，守护在教堂外边的一家纸店里，他把光明骑士的身份交给了贝尔，自己充当起了黑暗骑士，也就是对应了贝尔在《黑暗骑士》里的角色。

                               “我只是，厌倦了这座沙漠”

  中国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描述，充满了谎言和欺骗，就连最严肃的史学家都在胡说八道，你又怎么能强求一个电影制作者去“反思”它了？于此同时，中国人似乎普遍分不清楚“战争”的语境和“大屠杀”的语境，在遇到矛盾的时候他们的反应一概是“这不重要”，就像面对谎言他们的反应是“那也是善意的”或者“那也无所谓”。他们从来不会认真去想这些问题，假如真的有三十万无辜的生命在那里逝去，他们的死真的只是白死了。在中国人看来，反思大屠杀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目的是加深他们对日本人的仇恨。而加深对日本人的仇恨也不是目的，目的是他们必须找一个方法发泄他们的愤怒，并且使自己坚信这样窝囊地活着，也是有意义的。

  张艺谋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没有任何使命感，更不会去渲染险隘的民族仇恨。他做到了。但是有意思的是，仍然有很多人声称，他们在这部电影里什么都没有看到，就是看到了狭隘的民族仇恨，这倒非常符合电影本体的一个特征，“看到了屏幕上不存在的东西，看到了幻觉”。

  严歌苓的原著也不是描述“大屠杀”，而是描述“战争”。妓女的慷慨赴死并不是纯粹的挽救学生，而是更多地掺杂着“殉国”的意味。张艺谋的电影则连“战争”也不见了，他只是创造了一个极端严重的矛盾，然后看着他所创造的人如何去解决它。

  《秦淮景》这种艳歌，在小说和电影里出现的情景完全不同。在小说当中，艳歌是妓女和军人一起唱的，这种挑逗人欲的歌曲，在那些失败了的战士，失去了家园的流浪者嘴里唱出来，竟然产生了一种凄婉的效果，大概不逊于女学生的圣歌；在电影里，艳歌是打扮成学生模样的妓女，在赴死之前的绝唱，在书娟的主观视角里，妓女是穿着艳丽的旗袍，画着最美丽的妆，风情万种地扭动着腰肢唱出来的，大概也不逊于女学生的圣歌。小说里的歌是唱给已经逝去的祖国的，电影里的歌是唱给将要逝去的生命的，这大概是电影当中最为重要的改变。

  第二个备受指责的话题是，学生的命是命，妓女的命就不是命了吗？我觉得很有意思，为什么我们看问题的模型是如此的不同，为什么你们会把它看成是一个失贞的人和贞洁的人的替换问题，而不是一个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的替换问题呢？假如你们眼里满是猥琐的东西，那么什么也阻止不了你们的猥琐。真的。

  严歌苓小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姨妈书娟是被自己的初潮惊醒的，而不是被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南京城外的炮火声。”学生的身份并不是意味着她们是纯洁的，更意味着她们是小孩子，然而道学家竟然全然看不到这一点。我想他们的意思是，妓女本身是弱者，起码在道德领域是弱者，因此他们是在为弱者说话，他们看不惯一个变态的中年导演为了心目中所谓的“贞洁”而牺牲弱者，然而这个变态的中年导演看到的却是另一种弱者，一种更加绝对的弱者：未成年人。如果舆论这次会一边倒的批判张艺谋这一点的“政治不正确”，那么真的很奇怪，三年之前他们干嘛去批判范美忠呢？

  《金陵十三钗》这部电影的特点是，基本上没有什么重大的错误，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亮点。这种片子应该可以卖得很好。所以这部片子可能会是张艺谋的翻身之作，也是我们一直期待他能带来的东西，他迟到了整整十年。

  我们一直相信，在金钱，权力等东西面前，人性的脆弱是不堪一击的，然而我们尊重艺术家，希望他们作为我们当中最优秀的人，能代替我们去抵抗住这些东西。对此，张艺谋的反应是：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电影大师，他做了一些非常不情愿的挣扎，最后走上了一条中规中矩的道路。这就是张艺谋的艺术生涯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