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物：67年前游击队借条惹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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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卫视《围观》近日播出了发生在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棠下镇大井头村的一起因借条引发的纠纷事件。欠债还钱是最普通的规则，但是有一张欠条却非同一般：第一，它已经欠了67年了；第二，这张欠条可谓是“天价”。

　　借条

　　今年73岁的梁诗伟，是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棠下镇大井头村的村民。2010年年底，他回老家修葺祖屋，在屋顶上找到了这张天价借条，在一个古色古香的盒子里。盒子是明末清初的女人的首饰盒，里面是民国时期的羊皮钱包，钱包里面有一张红纸，包着一张借条：借鸿文三姐白米共38石70斤，大洋五千元；金条八支，每支一两。待胜利以后，由当地县政府偿还，付息两分。立据人是新鹤人民抗日游击队三中队李兆培，时间是民国三十三年，也就是1944年。

　　网上有搞财务的网友做了计算，这张借条上的本金加利息，算到今天，那得有三万多亿人民币。这样一张天文数字的借条，是不是真的呢？

　　历史追溯

　　梁先生的父亲叫梁鸿文，年少时是乞丐，十几岁时被拐到美国做劳工，一待就是58年，后来在美国发了财。晚年的梁鸿文想落叶归根，回国安度晚年，就回到家乡棠下镇大井头村，用在美国赚的钱买房置地，又娶了几房太太，1941年去世。借条中提到的鸿文三姐是梁鸿文的三姨太，而梁诗伟的亲生母亲是家里的六姨太。

　　梁鸿文的大老婆和二老婆去世的早。对梁诗伟来说，印象最深的就是鸿文三姐在整个大家庭里，是父亲的好帮手。

　　在梁老先生的记忆里，他的家里很有钱，但是具体的数目并不十分清楚。那么现在梁老先生手里的这张借条，他打算怎么处理呢？

　　梁诗伟说民政局的人让他把借条捐出去，他没答应。按道理来说，有借有还，是天经地义的事。

　　民政局的意思是，第二张借条，要处理的话，确实没有依据。对梁诗伟的家庭我们已经帮助过了，第二张借条和法律法规方面的相关政策根本对不上号。

　　民政部门为什么说这是第二张借条呢？有第二张借条就应该有第一张啊。原来在找到这张借条之前，2009年梁诗伟还曾在自家的祖屋找到过一张借条。当时梁先生给江门市政府打过报告，要求政府偿还，当时的市长批示由蓬江区民政局处理这件事情。

　　民政局根据借条内容和实际情况，奖励了梁诗伟两万块钱。

　　梁老先生回忆说，当年游击队来家借钱粮的时候，他就在家里，而且游击队写借条的纸还是他从自己的抄书本子上撕下来的。为了证实自己的家人当年曾经支持过抗战，2009年12月12日，梁诗伟和这个朋友一起回到祖屋寻找借条。但是两个房子到处都找遍了，什么都没有。之后梁伟诗搬来木梯，爬上悬在半墙的神阁，检查主神的神位里边，果然发现了借条。

　　这张借条上写的是“今借到大井头村鸿文三姐白米60斤，待胜利后由当地县政府按每年一倍偿还，如此类推。”立据人是游击队长李兆培。

　　这张60斤白米的借条，是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梁月娇，参加了游击队之后，带着十几个战士来家里借的。当时他就在家里，梁月娇带人来的时候，是他开的门。

　　鸿文三姐给他们煮了一大锅饭，之后，梁月娇又跟鸿文三姐说，他们还有很多同志没有饭吃。于是鸿文三姐妈妈就把种米都给了梁月娇。这时队伍中有一个人说，要过秤，不能就这样拿走，还要写借条。

　　白米60斤，如果每年偿还一倍，不按利滚利来算，那还好说，要是按照复利计算，那是60乘以2的65次方，这么说吧，全世界的粮食也不够还的。

　　偿还第一张借条

　　梁先生找到借条后，就去找市政府商量，市政府让民政局给出解决方案。

　　当时民政局针对第一张借条，提出了三个处理意见。一是由蓬江区民政局一次性奖励人民币两万元作为对鸿文三姐抗日行动的肯定；二是鉴于鸿文三姐已故，奖励款项由梁诗伟代领，同时梁诗伟要将其母亲的借条原件交给蓬江区民政局作为历史资料保存；第三就是其他生活上的困难，可按救济救助途径进行解决，但不能再以借条为理由提出其他要求。

　　就在民政局做出补偿的第二天，梁先生翻修屋顶又找到了第二张借条。他认为民政局的解决方案中提出的，不能再以借条为由提要求，那是指的第一张，而现在发现了第二张，就应该另作补偿了。

　　对于第二张借条的真实性，有人也提出了质疑。第一张借条就借了60斤米。但是第二张借条，居然还有8根金条和5000银元，再加上38石70斤粮食。用现在的标准算，当时这些东西得值500多万，梁家真有这么大的财力，而且真拿出来借给游击队了吗？另外，粮食大概有4000斤，这么多的粮食，游击队员是怎么运走的呢？

　　梁先生说，第二张借条上所写的借白米共38石70斤，是累积借的，并不是一次借出去的。这也就能解释游击队是如何把这么多的粮食运走的问题了。

　　第二张借条的真实性

　　抗战胜利后，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鸿文三姐一直没敢把借条拿出来找政府偿还，直至1952年的土改运动。

　　鸿文三姐被迫害致死的事对梁诗伟来说是一个难解的心结。出身大富之家的梁伟诗经历了这样的贫富大起落。三妈被斗死后，他无钱读书，后来靠亲戚的资助到广州读书直到高中毕业。

　　在当时那个时期，棠下镇大井头村属于广东新会管辖。改革开放后，新会落实政策，为当时被划为地主成份的人进行平反。直到1981年，整个新会完成了侨改户政策的落实，一共平反了3800多户。由于当时鸿文三姐已经过世，她的家里人也没有提出申请，所以就没有落实改变地主成份的事。

　　为证实第二张借条的真实性，也为了了解当年的事情，山东卫视《围观》的记者经过多方调查，努力寻找事件的真相。

　　山东卫视记者找到当年的地下工作者，现在已经97岁的简惠仙。1944年，新会江门沦陷后，她在大井头村的私塾任教员，以此作掩护，秘密的进行党的地下工作。她证明第三中队的指导员是她的爱人，中队长就是借条上的落款人李兆培。

　　当年的梁氏祠堂，现在成了村民的文化活动中心，里面有很多有关抗战时期的宣传展板，其中有一张照片，梁老先生认得上面那个矮矮的就是李兆培。

　　李兆培是90年代去世的，他的后人应该还在，他是否跟他的后人讲过游击队抗日的事呢？山东卫视《围观》记者想通过寻访他的后人了解当时的情况。

　　在罗江村村民的指引下，记者找到了李兆培家的老宅。据村民讲，李兆培解放后就不在这里住了，村民对他的家人及儿女的情况也不是很了解。

　　找不到李兆培，谁也不敢确定这张借条的真实性。

　　梁诗伟家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绝对算殷实之家，然而如今的梁伟诗却是江门市一个普通的低保户，生活来源主要靠蓬江区民政局毎月发放的690元，以及55岁的妻子每天外出捡破烂，此外能享受到的就只有老人免费乘公交车了。他的姐姐梁贤孝，今年90岁了，是鸿文三姐的亲生女儿。她还记得八根金条和5000大洋。除此之外，她只说了一句话：往事不堪回首。

　　在刚发现借条的时候，梁贤孝老人就写了一个委托书，关于游击队在梁家借粮的事，因为年事已高，要她的儿子代她处理这个事。

　　她的儿子林炳铨说，妈妈的意思是，希望政府首先给她和弟弟以及他们的母亲平反。其次是还钱，并不是说像报纸上说的34271亿那么多。

　　有人说这张借条已经是67年前的了，是不是已经失去了追溯时效了呢？对此，法律专家说，现在的法律对其不适用，不能通过法律问题解决。

　　目前，梁诗伟只是当地第一个发现游击队借条的人。江门作为革命老区，说不定还会有人找到更多的借条，到时候如果都来政府部门，都来民政局，又该怎么办呢？

　　蓬江市民政局直到现在也没有正式受理第二张借条，没有给出一个结论。当年梁家人冒着被砍头的危险，倾尽家财支援抗日，67年后的今天，政府能否让这些曾经遭受过心理创伤的人得到安抚呢？作为支持革命的梁家后代，他们的要求并不多，双方是否能协商一个公正合理的处理办法，让老人能够安度晚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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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短评：

之前也曾经发生过这种事情，也算是中国抗日革命的一种遗留文化痕迹。个人认为，应该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来面对这个问题。在困难年代对我们提供过帮助的民间人士，即便没有现行法律可以提供补偿依据。那么也不妨借这个机会，专门为这些有功之臣们公开性的制定一套相关的偿还制度，在数额和人文精神双方面给予偿还对象本身和关注这个问题的民众一个相对满意的答复。也是重新整束和树立政府形象的好机会。和谐社会讲究的是人情味，地方民政局方面过于公式化的处理方式和办事原则对于这件事情的意义有些太过轻视了，只顾着简化处理，却没有想到会造成很不好的影响。

希望能够重视起这件事情来，能否在还没有变成坏事之前，让这件事变成好事，这是考验政府民政体系公关能力和对和谐理念落实原则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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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卫视《围观》近日播出了发生在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棠下镇大井头村的一起因借条引发的纠纷事件。欠债还钱是最普通的规则，但是有一张欠条却非同一般：第一，它已经欠了67年了；第二，这张欠条可谓是“天价”。

　　借条

　　今年73岁的梁诗伟，是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棠下镇大井头村的村民。2010年年底，他回老家修葺祖屋，在屋顶上找到了这张天价借条，在一个古色古香的盒子里。盒子是明末清初的女人的首饰盒，里面是民国时期的羊皮钱包，钱包里面有一张红纸，包着一张借条：借鸿文三姐白米共38石70斤，大洋五千元；金条八支，每支一两。待胜利以后，由当地县政府偿还，付息两分。立据人是新鹤人民抗日游击队三中队李兆培，时间是民国三十三年，也就是1944年。

　　网上有搞财务的网友做了计算，这张借条上的本金加利息，算到今天，那得有三万多亿人民币。这样一张天文数字的借条，是不是真的呢？

　　历史追溯

　　梁先生的父亲叫梁鸿文，年少时是乞丐，十几岁时被拐到美国做劳工，一待就是58年，后来在美国发了财。晚年的梁鸿文想落叶归根，回国安度晚年，就回到家乡棠下镇大井头村，用在美国赚的钱买房置地，又娶了几房太太，1941年去世。借条中提到的鸿文三姐是梁鸿文的三姨太，而梁诗伟的亲生母亲是家里的六姨太。

　　梁鸿文的大老婆和二老婆去世的早。对梁诗伟来说，印象最深的就是鸿文三姐在整个大家庭里，是父亲的好帮手。

　　在梁老先生的记忆里，他的家里很有钱，但是具体的数目并不十分清楚。那么现在梁老先生手里的这张借条，他打算怎么处理呢？

　　梁诗伟说民政局的人让他把借条捐出去，他没答应。按道理来说，有借有还，是天经地义的事。

　　民政局的意思是，第二张借条，要处理的话，确实没有依据。对梁诗伟的家庭我们已经帮助过了，第二张借条和法律法规方面的相关政策根本对不上号。

　　民政部门为什么说这是第二张借条呢？有第二张借条就应该有第一张啊。原来在找到这张借条之前，2009年梁诗伟还曾在自家的祖屋找到过一张借条。当时梁先生给江门市政府打过报告，要求政府偿还，当时的市长批示由蓬江区民政局处理这件事情。

　　民政局根据借条内容和实际情况，奖励了梁诗伟两万块钱。

　　梁老先生回忆说，当年游击队来家借钱粮的时候，他就在家里，而且游击队写借条的纸还是他从自己的抄书本子上撕下来的。为了证实自己的家人当年曾经支持过抗战，2009年12月12日，梁诗伟和这个朋友一起回到祖屋寻找借条。但是两个房子到处都找遍了，什么都没有。之后梁伟诗搬来木梯，爬上悬在半墙的神阁，检查主神的神位里边，果然发现了借条。

　　这张借条上写的是“今借到大井头村鸿文三姐白米60斤，待胜利后由当地县政府按每年一倍偿还，如此类推。”立据人是游击队长李兆培。

　　这张60斤白米的借条，是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梁月娇，参加了游击队之后，带着十几个战士来家里借的。当时他就在家里，梁月娇带人来的时候，是他开的门。

　　鸿文三姐给他们煮了一大锅饭，之后，梁月娇又跟鸿文三姐说，他们还有很多同志没有饭吃。于是鸿文三姐妈妈就把种米都给了梁月娇。这时队伍中有一个人说，要过秤，不能就这样拿走，还要写借条。

　　白米60斤，如果每年偿还一倍，不按利滚利来算，那还好说，要是按照复利计算，那是60乘以2的65次方，这么说吧，全世界的粮食也不够还的。

　　偿还第一张借条

　　梁先生找到借条后，就去找市政府商量，市政府让民政局给出解决方案。

　　当时民政局针对第一张借条，提出了三个处理意见。一是由蓬江区民政局一次性奖励人民币两万元作为对鸿文三姐抗日行动的肯定；二是鉴于鸿文三姐已故，奖励款项由梁诗伟代领，同时梁诗伟要将其母亲的借条原件交给蓬江区民政局作为历史资料保存；第三就是其他生活上的困难，可按救济救助途径进行解决，但不能再以借条为理由提出其他要求。

　　就在民政局做出补偿的第二天，梁先生翻修屋顶又找到了第二张借条。他认为民政局的解决方案中提出的，不能再以借条为由提要求，那是指的第一张，而现在发现了第二张，就应该另作补偿了。

　　对于第二张借条的真实性，有人也提出了质疑。第一张借条就借了60斤米。但是第二张借条，居然还有8根金条和5000银元，再加上38石70斤粮食。用现在的标准算，当时这些东西得值500多万，梁家真有这么大的财力，而且真拿出来借给游击队了吗？另外，粮食大概有4000斤，这么多的粮食，游击队员是怎么运走的呢？

　　梁先生说，第二张借条上所写的借白米共38石70斤，是累积借的，并不是一次借出去的。这也就能解释游击队是如何把这么多的粮食运走的问题了。

　　第二张借条的真实性

　　抗战胜利后，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鸿文三姐一直没敢把借条拿出来找政府偿还，直至1952年的土改运动。

　　鸿文三姐被迫害致死的事对梁诗伟来说是一个难解的心结。出身大富之家的梁伟诗经历了这样的贫富大起落。三妈被斗死后，他无钱读书，后来靠亲戚的资助到广州读书直到高中毕业。

　　在当时那个时期，棠下镇大井头村属于广东新会管辖。改革开放后，新会落实政策，为当时被划为地主成份的人进行平反。直到1981年，整个新会完成了侨改户政策的落实，一共平反了3800多户。由于当时鸿文三姐已经过世，她的家里人也没有提出申请，所以就没有落实改变地主成份的事。

　　为证实第二张借条的真实性，也为了了解当年的事情，山东卫视《围观》的记者经过多方调查，努力寻找事件的真相。

　　山东卫视记者找到当年的地下工作者，现在已经97岁的简惠仙。1944年，新会江门沦陷后，她在大井头村的私塾任教员，以此作掩护，秘密的进行党的地下工作。她证明第三中队的指导员是她的爱人，中队长就是借条上的落款人李兆培。

　　当年的梁氏祠堂，现在成了村民的文化活动中心，里面有很多有关抗战时期的宣传展板，其中有一张照片，梁老先生认得上面那个矮矮的就是李兆培。

　　李兆培是90年代去世的，他的后人应该还在，他是否跟他的后人讲过游击队抗日的事呢？山东卫视《围观》记者想通过寻访他的后人了解当时的情况。

　　在罗江村村民的指引下，记者找到了李兆培家的老宅。据村民讲，李兆培解放后就不在这里住了，村民对他的家人及儿女的情况也不是很了解。

　　找不到李兆培，谁也不敢确定这张借条的真实性。

　　梁诗伟家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绝对算殷实之家，然而如今的梁伟诗却是江门市一个普通的低保户，生活来源主要靠蓬江区民政局毎月发放的690元，以及55岁的妻子每天外出捡破烂，此外能享受到的就只有老人免费乘公交车了。他的姐姐梁贤孝，今年90岁了，是鸿文三姐的亲生女儿。她还记得八根金条和5000大洋。除此之外，她只说了一句话：往事不堪回首。

　　在刚发现借条的时候，梁贤孝老人就写了一个委托书，关于游击队在梁家借粮的事，因为年事已高，要她的儿子代她处理这个事。

　　她的儿子林炳铨说，妈妈的意思是，希望政府首先给她和弟弟以及他们的母亲平反。其次是还钱，并不是说像报纸上说的34271亿那么多。

　　有人说这张借条已经是67年前的了，是不是已经失去了追溯时效了呢？对此，法律专家说，现在的法律对其不适用，不能通过法律问题解决。

　　目前，梁诗伟只是当地第一个发现游击队借条的人。江门作为革命老区，说不定还会有人找到更多的借条，到时候如果都来政府部门，都来民政局，又该怎么办呢？

　　蓬江市民政局直到现在也没有正式受理第二张借条，没有给出一个结论。当年梁家人冒着被砍头的危险，倾尽家财支援抗日，67年后的今天，政府能否让这些曾经遭受过心理创伤的人得到安抚呢？作为支持革命的梁家后代，他们的要求并不多，双方是否能协商一个公正合理的处理办法，让老人能够安度晚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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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短评：

之前也曾经发生过这种事情，也算是中国抗日革命的一种遗留文化痕迹。个人认为，应该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来面对这个问题。在困难年代对我们提供过帮助的民间人士，即便没有现行法律可以提供补偿依据。那么也不妨借这个机会，专门为这些有功之臣们公开性的制定一套相关的偿还制度，在数额和人文精神双方面给予偿还对象本身和关注这个问题的民众一个相对满意的答复。也是重新整束和树立政府形象的好机会。和谐社会讲究的是人情味，地方民政局方面过于公式化的处理方式和办事原则对于这件事情的意义有些太过轻视了，只顾着简化处理，却没有想到会造成很不好的影响。

希望能够重视起这件事情来，能否在还没有变成坏事之前，让这件事变成好事，这是考验政府民政体系公关能力和对和谐理念落实原则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