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这辈子（七）

由于分赃比较均匀，或者说双方自感满意，所以叔嫂合作，以前所未有的魄力开始了改革开放，既重用汉人（这正是肃顺的政策），还学习西方（这是肃顺没有的政策），大清由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史称同治中兴。
同治中兴的主线是大清历史上的第一次改革开放。自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失败至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中日战争发生之前，对清政府来讲，是最稳定的三十年。这三十年，是大清学习西方、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史称洋务运动。
美国女学者芮玛丽对此评价说：“不但一个王朝，而且一个文明看来已经崩溃了，但由于19世纪60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们终于死里逃生，再延续了60年。这就是同治中兴。”芮玛丽所谓的杰出人物，不外是洋务派们，但他们所有的成功都离不开慈禧太后的领导与支持。
大清洋务运动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说。中央层面，是慈禧太后通过奕訢来领导，奕訢身边有桂良、文祥、宝鋆、沈桂芬等人做助手；地方层面，是奕訢通过地方督抚大员来实施，主要人手有曾国藩（汉，湘军领导人）、崇厚（满）、左宗棠（汉，曾国藩同僚）、沈葆桢（汉，曾国藩属下）、李鸿章（汉，曾国藩门生）、张之洞（汉，号称“香帅”）、刘坤一 （汉）、唐廷枢（汉）等。
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外交方面，设总理衙门，下设北洋通商大臣和南洋通商大臣。前者由直隶总督兼任，驻守天津；后者由两江总督兼任，驻守上海。军事方面，设安庆军械所、天津机器制造局、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制造局、福州船政局、西安机器局等。海军方面，前往英、法、德、美等国采购军事装备，成立了四支近代海军：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广东水师与福建水师。其中北洋水师最强，其“定远”、“镇远”铁甲舰号称“远东巨舰”，是当时远东吨位最大、火力最强的舰只。民用工业方面，建有开平煤矿、湖北织布局、汉阳铁厂、兰州制造局（亦称甘肃制造局）、兰州机器织呢局（亦称甘肃织呢总局）等。文化教育方面，在全国修建了30余所近代新式学校；建立京师同文馆，培养翻译人才和自然科学人才，翻译及出版大量西书；向美国派遣公费赴美留学幼童。交通通讯方面，开设电报总局，铺设电报线路；修建铁路等。
站在现代化的语境下，洋务运动是有局限性的，那就是：只有器物改革，没有制度改革，这就注定了大清的洋务运动只能是杨小凯先生所谓的“后发劣势”，用形象的语言来概括，就是一条腿走路，一只翅膀起飞，迟早要跌跟头，狗啃泥。③
但是，即使这样的改革，在天朝也遭遇了巨大的阻力。一是洋务思想有限，天朝从上到下，指导改革的思想理论仅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就是“中体西用”。放到现在，就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扬中华文化主体性”等。二是顽固派激烈反抗，导致洋务派每走一步，都倍尝艰辛。试以京师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为例。
京师同文馆建于1862年（同治元年），目的也很简单，四年前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明文规定：“嗣后英国文件俱用英文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习英文，英语熟习，即不用配送汉文。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正义。”如此情形下，天朝再不派人学鸟语，咋跟鬼子周旋呢？初建之时，设英文、俄文、法文三班，招收学生仅限于14岁以下的八旗子弟，刚开张时仅招了十个学生。
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洋务大吏们发现，同文馆的学生光学鸟语是不行的，还得学西方的天文算学、火器轮船制造之术。在他们的推动下，奕訢出面了。连续上折要求：在同文馆里增设天文算学馆；扩招科举正途出身的优秀生源。
奕訢的奏折都获得嫂嫂的批准，并且开始启动了。但是，爱国贼们上场了。御史张盛藻说，让科甲正途人员学习鬼子的奇技淫巧，丢人！让慈禧太后一句话反驳下去了。士林表率、同冶帝师、大学士倭仁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他认为，如果让中国的聪明隽秀人士都去学夷术了，后果会很严重：“正气为之不伸，邪气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不得不承认，老顽固对西方文明的本能恐惧是对的，直到今天，我们还在抗拒西方的和平演变。所以倭仁身段一亮，几多士大夫轰然叫好！对于这么一个德高望重的顽固老头，慈禧自然不能像对待张盛藻那样一批了事，所以她专门召见了两大老顽固：倭仁与徐桐，与他们面对面商榷。但是倭老头不服气，否则他就不叫顽固派首领了。他再次上书，说办天文算学馆乃是“上亏国体，下失人心”。慈禧把倭仁的奏折交给奕訢，让他想想应对办法。鬼子六一直在应对顽固派的道德舆论攻势，很累很被动，这会儿灵感一动，抓住了老顽固奏折里的漏洞，遂上了一折片，说：“既然倭仁说天文算学何必夷人，那说明倭仁耳目中已有适当人选了，太好了。请下旨著倭仁保举数员，另设别馆，由倭仁负责，我们静观其成。”
奕訢换了战术，这是调戏老头呢！没想到慈禧也顺竿子上了，跟在小叔子后面下发了这么一个谕旨：“倭仁原奏内称：‘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该大学士自必确有所知，著即保数员，另择地设馆，由倭仁督饬讲求，与同文馆各员互相砥砺，共收实效。”又命大学士倭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老头被叔嫂如此联手调戏，羞愤啊！倭老头虽然不像另一个顽固派徐桐那样见了洋人生理上起恶心，需要以扇蔽面，但是你让他弄个天文算学馆、甚至让他到总理衙门上班天天与鬼子打交道，呔，太恶心了。所以老头马上表示投降：奴才意中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奴才也做不了总理衙门大臣。慈禧装模作样地批曰：现在没有，那就随时留意吧，有了赶紧保举上来。还有，总理衙门大臣这个职务你不能辞。还得干。
可怜的倭仁心情郁闷，心神恍惚，朝散上马回家时忽然就晕了过去——这可能是人类史上最早的假摔了！老头骑不得马了，借别人的轿子回了家。一回家就病了，可能是猪流感。他以此为由再次请求辞职，慈禧仍不准。只给他一个月的病假，不管装病真病，反正总有病好的一天，你别急，我们等你，总理衙门也等你！
以现在的语境看，倭仁活该被玩。问题是当时的世道人心恰恰在倭仁那边。老头儿身为帝师兼士林泰斗，不是做会试正考官，就是做殿试读卷官或者朝考阅卷大臣，多少状元、进士、翰林都是从他那过手的啊。老头儿越惨，士林越是不服。继续有人上场向洋务派挑战。候选直隶知州杨廷熙就是典型代表，上《奏请撤销同文馆以弥天变》。认为设立同文馆其事其理其言其心有十不可解，用最通俗的话来讲，学西方，显得咱大中国也太不要脸了。为此要求太后收回成命，撤销同文馆，否则天下大乱！
可以说，奕訢在对付顽固派的挑战时，挺累的，苦口婆心不知说了多少废话。如果最高领导慈禧太后不支持，他肯定要败下阵来。幸运的是，这个时候的嫂嫂还是挺开明挺勇敢的，对这又臭又长的帖子批驳如下：
其一，呶呶数千言，甚属荒谬！
其二，这个折子是不是倭仁授意的？如果是，殊失大臣之体，其心固不可问！
其三，即使不是倭仁授意，那也不好，党援门户之风，从此而开，于世道人心大有干系。
不用说，洋务派取得了胜利。胜利的原因，并不是奕訢等的辩才好，势力强，洋务甚得世道人心，而是太后坚定地站在了他们一边。
所以，不要认定太后顽固守旧，没有她的开明与支持，大清的洋务运动何以展开？
本文选自《休闲读品•天下》2011年第三辑
由于分赃比较均匀，或者说双方自感满意，所以叔嫂合作，以前所未有的魄力开始了改革开放，既重用汉人（这正是肃顺的政策），还学习西方（这是肃顺没有的政策），大清由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史称同治中兴。
同治中兴的主线是大清历史上的第一次改革开放。自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失败至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中日战争发生之前，对清政府来讲，是最稳定的三十年。这三十年，是大清学习西方、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史称洋务运动。
美国女学者芮玛丽对此评价说：“不但一个王朝，而且一个文明看来已经崩溃了，但由于19世纪60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们终于死里逃生，再延续了60年。这就是同治中兴。”芮玛丽所谓的杰出人物，不外是洋务派们，但他们所有的成功都离不开慈禧太后的领导与支持。
大清洋务运动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说。中央层面，是慈禧太后通过奕訢来领导，奕訢身边有桂良、文祥、宝鋆、沈桂芬等人做助手；地方层面，是奕訢通过地方督抚大员来实施，主要人手有曾国藩（汉，湘军领导人）、崇厚（满）、左宗棠（汉，曾国藩同僚）、沈葆桢（汉，曾国藩属下）、李鸿章（汉，曾国藩门生）、张之洞（汉，号称“香帅”）、刘坤一 （汉）、唐廷枢（汉）等。
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外交方面，设总理衙门，下设北洋通商大臣和南洋通商大臣。前者由直隶总督兼任，驻守天津；后者由两江总督兼任，驻守上海。军事方面，设安庆军械所、天津机器制造局、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制造局、福州船政局、西安机器局等。海军方面，前往英、法、德、美等国采购军事装备，成立了四支近代海军：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广东水师与福建水师。其中北洋水师最强，其“定远”、“镇远”铁甲舰号称“远东巨舰”，是当时远东吨位最大、火力最强的舰只。民用工业方面，建有开平煤矿、湖北织布局、汉阳铁厂、兰州制造局（亦称甘肃制造局）、兰州机器织呢局（亦称甘肃织呢总局）等。文化教育方面，在全国修建了30余所近代新式学校；建立京师同文馆，培养翻译人才和自然科学人才，翻译及出版大量西书；向美国派遣公费赴美留学幼童。交通通讯方面，开设电报总局，铺设电报线路；修建铁路等。
站在现代化的语境下，洋务运动是有局限性的，那就是：只有器物改革，没有制度改革，这就注定了大清的洋务运动只能是杨小凯先生所谓的“后发劣势”，用形象的语言来概括，就是一条腿走路，一只翅膀起飞，迟早要跌跟头，狗啃泥。③
但是，即使这样的改革，在天朝也遭遇了巨大的阻力。一是洋务思想有限，天朝从上到下，指导改革的思想理论仅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就是“中体西用”。放到现在，就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扬中华文化主体性”等。二是顽固派激烈反抗，导致洋务派每走一步，都倍尝艰辛。试以京师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为例。
京师同文馆建于1862年（同治元年），目的也很简单，四年前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明文规定：“嗣后英国文件俱用英文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习英文，英语熟习，即不用配送汉文。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正义。”如此情形下，天朝再不派人学鸟语，咋跟鬼子周旋呢？初建之时，设英文、俄文、法文三班，招收学生仅限于14岁以下的八旗子弟，刚开张时仅招了十个学生。
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洋务大吏们发现，同文馆的学生光学鸟语是不行的，还得学西方的天文算学、火器轮船制造之术。在他们的推动下，奕訢出面了。连续上折要求：在同文馆里增设天文算学馆；扩招科举正途出身的优秀生源。
奕訢的奏折都获得嫂嫂的批准，并且开始启动了。但是，爱国贼们上场了。御史张盛藻说，让科甲正途人员学习鬼子的奇技淫巧，丢人！让慈禧太后一句话反驳下去了。士林表率、同冶帝师、大学士倭仁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他认为，如果让中国的聪明隽秀人士都去学夷术了，后果会很严重：“正气为之不伸，邪气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不得不承认，老顽固对西方文明的本能恐惧是对的，直到今天，我们还在抗拒西方的和平演变。所以倭仁身段一亮，几多士大夫轰然叫好！对于这么一个德高望重的顽固老头，慈禧自然不能像对待张盛藻那样一批了事，所以她专门召见了两大老顽固：倭仁与徐桐，与他们面对面商榷。但是倭老头不服气，否则他就不叫顽固派首领了。他再次上书，说办天文算学馆乃是“上亏国体，下失人心”。慈禧把倭仁的奏折交给奕訢，让他想想应对办法。鬼子六一直在应对顽固派的道德舆论攻势，很累很被动，这会儿灵感一动，抓住了老顽固奏折里的漏洞，遂上了一折片，说：“既然倭仁说天文算学何必夷人，那说明倭仁耳目中已有适当人选了，太好了。请下旨著倭仁保举数员，另设别馆，由倭仁负责，我们静观其成。”
奕訢换了战术，这是调戏老头呢！没想到慈禧也顺竿子上了，跟在小叔子后面下发了这么一个谕旨：“倭仁原奏内称：‘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该大学士自必确有所知，著即保数员，另择地设馆，由倭仁督饬讲求，与同文馆各员互相砥砺，共收实效。”又命大学士倭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老头被叔嫂如此联手调戏，羞愤啊！倭老头虽然不像另一个顽固派徐桐那样见了洋人生理上起恶心，需要以扇蔽面，但是你让他弄个天文算学馆、甚至让他到总理衙门上班天天与鬼子打交道，呔，太恶心了。所以老头马上表示投降：奴才意中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奴才也做不了总理衙门大臣。慈禧装模作样地批曰：现在没有，那就随时留意吧，有了赶紧保举上来。还有，总理衙门大臣这个职务你不能辞。还得干。
可怜的倭仁心情郁闷，心神恍惚，朝散上马回家时忽然就晕了过去——这可能是人类史上最早的假摔了！老头骑不得马了，借别人的轿子回了家。一回家就病了，可能是猪流感。他以此为由再次请求辞职，慈禧仍不准。只给他一个月的病假，不管装病真病，反正总有病好的一天，你别急，我们等你，总理衙门也等你！
以现在的语境看，倭仁活该被玩。问题是当时的世道人心恰恰在倭仁那边。老头儿身为帝师兼士林泰斗，不是做会试正考官，就是做殿试读卷官或者朝考阅卷大臣，多少状元、进士、翰林都是从他那过手的啊。老头儿越惨，士林越是不服。继续有人上场向洋务派挑战。候选直隶知州杨廷熙就是典型代表，上《奏请撤销同文馆以弥天变》。认为设立同文馆其事其理其言其心有十不可解，用最通俗的话来讲，学西方，显得咱大中国也太不要脸了。为此要求太后收回成命，撤销同文馆，否则天下大乱！
可以说，奕訢在对付顽固派的挑战时，挺累的，苦口婆心不知说了多少废话。如果最高领导慈禧太后不支持，他肯定要败下阵来。幸运的是，这个时候的嫂嫂还是挺开明挺勇敢的，对这又臭又长的帖子批驳如下：
其一，呶呶数千言，甚属荒谬！
其二，这个折子是不是倭仁授意的？如果是，殊失大臣之体，其心固不可问！
其三，即使不是倭仁授意，那也不好，党援门户之风，从此而开，于世道人心大有干系。
不用说，洋务派取得了胜利。胜利的原因，并不是奕訢等的辩才好，势力强，洋务甚得世道人心，而是太后坚定地站在了他们一边。
所以，不要认定太后顽固守旧，没有她的开明与支持，大清的洋务运动何以展开？
本文选自《休闲读品•天下》2011年第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