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在中国依然是二等公民-->清风自在转移

中国执政党共产党从还没有掌权的时候就反复声言，要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社
会地位，要消灭包括城乡差别在内的“三大差别，”实现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平等
。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中共中央还多次发布中央一号文件，要解
决所谓的“三农”问题，也就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然而，许多专家学者指
出，农民在中国依然是二等公民。有迹象显示，这种局面在可见的将来难以出现
大改观。

中国共产党是以农民战争起家的，用中共的话说就是“共产党靠农民打下了天下
。”从道理上讲，在共产党统治下，中国农民在社会中的地位应当有所提高，至
少是不会降低。然而，正象许多中国国内的学者和评论家也公开指出的那样，在
1949年共产党掌权以来的50多年里，中国的农民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
中共一度长期宣传要消灭所谓的“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
“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但是，许多评论人士指出，中共掌权以来，不但没有
缩小工农差别，甚至刻意扩大这种差别，城乡差别也长期不见缩小，近年来甚至
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天壤之别的差距。

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发达国家也堪称一流。与此同时，中国许多
农村的贫困状况却跟第三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一样，甚至有过之。中国社会科学院
在今年提供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城市人口人均收入是农村人口人均收入的将近
三倍。跟城市人口相比，中国的农民在教育和就业方面也受到政府明文规定的歧
视。


为什么在共产党统治下中国农民的社会地位反倒比帝王时代还低了呢？在香港的
事实评论家柳三禅的看法是，这是因为共产党进城掌权之后，变成了城里人，已
经不关心农民的利益和疾苦了：“当年毛泽东离开河北省的西柏坡革命根据地，
到北京掌权的时候，他们当时提出他们是要进京赶考。意思是说，他们是农民出
身，他们起来之后，要进京赶考。这场考验他们是否能经受得住？现在事实证明
，很多(共产党)人变成了官僚。他们已经从农民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官僚。”

在中国发生大饥荒的时候，饿死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在中国进行经济改革，
农民获准离开农村进城打工的时代到来之后，农民工在就业、住房、教育方面受
到名文规定的歧视。许多政府或企业公司的高级职位的招聘广告公开声明，只有
拥有城市户口的人才有资格应征，也就是说农村人再有才能也没有资格。
在农历春节假日客运交通繁忙的时候，中央政府一度还公开发布通告，要各地地
方政府阻止农民返城打工，以缓解交通拥挤问题。由于这样的禁令，农民不能外
出打工，是否会发生生活困难？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官方的新闻媒介没有报道。
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中国的农民问题，其实是两个相互关联问题的反映。
其中一个问题是农业问题，也就是中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换的问题，再一个是
农民相对贫困，农民社会地位相对低下的问题。茅于轼说，总起来说，跟历史上
其他国家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换相比，中国的情况还算还好的。但是，农民在
当今中国地位低下，也不容否认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中国的政治结构的安排对
中国农民非常不利：“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政治问题。农民在(政府)决策中的
发言权是很微弱的。这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了。不说别的，就看人民代表的选举，
四个农民才顶一个城里人。这就说明，整个的政策是偏向于城市的。”
中国政府的政策偏向于城市，最明显的表现莫过于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中国政府
对城市地区，尤其是大城市地区的基础教育投资是农村地区的几倍，几十倍，甚
至上百倍。但是，在大学招收学生的时候，农村地区的学生非但不能得到照顾补
偿，反而要考试成绩大大高出城市地区的学生，才能得到跟城市学生同等的教育
机会。一位西方评论人士说，中国的这种教育制度，是全世界最不公平的教育制
度。


近年来，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火爆膨胀，中国各地地方官员勾结土地开发商抢
夺农民赖以为生的土地的事件普遍发生，激起农民的激烈反抗，并引起社会的普
遍关注。但是，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最近下令，中国的新闻媒介不得继续报道或讨
论这类事件。这一禁令也适用于中国国内的互联网网站。在香港的时事评论家柳
三禅说：“大陆政府，中共政府下令禁止报道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是非常令人遗
憾的事情。胡温政权要解决腐败问题，他有禁止这样的报道，实际上就等于捆绑
自己的手脚。腐败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农民受到的不正确，不公平，不通平等的
待遇就无法解决。有冤无处伸嘛。”

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解决中国的农村和农民问题，关键是实行切实的政治
改革和配套的经济政策大调整。但他认为政治改革应当慎重，应当按步就班，不
能仓促。茅于轼说，那种以为只要实行政治改革，实现民主，就能解决农村和农
民问题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他说，可以看看印度和菲律宾，那些国家有民主
，但他们的农村和农民问题解决得不见的比中国好。中国执政党共产党从还没有掌权的时候就反复声言，要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社
会地位，要消灭包括城乡差别在内的“三大差别，”实现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平等
。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中共中央还多次发布中央一号文件，要解
决所谓的“三农”问题，也就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然而，许多专家学者指
出，农民在中国依然是二等公民。有迹象显示，这种局面在可见的将来难以出现
大改观。

中国共产党是以农民战争起家的，用中共的话说就是“共产党靠农民打下了天下
。”从道理上讲，在共产党统治下，中国农民在社会中的地位应当有所提高，至
少是不会降低。然而，正象许多中国国内的学者和评论家也公开指出的那样，在
1949年共产党掌权以来的50多年里，中国的农民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
中共一度长期宣传要消灭所谓的“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
“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但是，许多评论人士指出，中共掌权以来，不但没有
缩小工农差别，甚至刻意扩大这种差别，城乡差别也长期不见缩小，近年来甚至
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天壤之别的差距。

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发达国家也堪称一流。与此同时，中国许多
农村的贫困状况却跟第三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一样，甚至有过之。中国社会科学院
在今年提供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城市人口人均收入是农村人口人均收入的将近
三倍。跟城市人口相比，中国的农民在教育和就业方面也受到政府明文规定的歧
视。


为什么在共产党统治下中国农民的社会地位反倒比帝王时代还低了呢？在香港的
事实评论家柳三禅的看法是，这是因为共产党进城掌权之后，变成了城里人，已
经不关心农民的利益和疾苦了：“当年毛泽东离开河北省的西柏坡革命根据地，
到北京掌权的时候，他们当时提出他们是要进京赶考。意思是说，他们是农民出
身，他们起来之后，要进京赶考。这场考验他们是否能经受得住？现在事实证明
，很多(共产党)人变成了官僚。他们已经从农民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官僚。”

在中国发生大饥荒的时候，饿死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在中国进行经济改革，
农民获准离开农村进城打工的时代到来之后，农民工在就业、住房、教育方面受
到名文规定的歧视。许多政府或企业公司的高级职位的招聘广告公开声明，只有
拥有城市户口的人才有资格应征，也就是说农村人再有才能也没有资格。
在农历春节假日客运交通繁忙的时候，中央政府一度还公开发布通告，要各地地
方政府阻止农民返城打工，以缓解交通拥挤问题。由于这样的禁令，农民不能外
出打工，是否会发生生活困难？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官方的新闻媒介没有报道。
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中国的农民问题，其实是两个相互关联问题的反映。
其中一个问题是农业问题，也就是中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换的问题，再一个是
农民相对贫困，农民社会地位相对低下的问题。茅于轼说，总起来说，跟历史上
其他国家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换相比，中国的情况还算还好的。但是，农民在
当今中国地位低下，也不容否认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中国的政治结构的安排对
中国农民非常不利：“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政治问题。农民在(政府)决策中的
发言权是很微弱的。这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了。不说别的，就看人民代表的选举，
四个农民才顶一个城里人。这就说明，整个的政策是偏向于城市的。”
中国政府的政策偏向于城市，最明显的表现莫过于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中国政府
对城市地区，尤其是大城市地区的基础教育投资是农村地区的几倍，几十倍，甚
至上百倍。但是，在大学招收学生的时候，农村地区的学生非但不能得到照顾补
偿，反而要考试成绩大大高出城市地区的学生，才能得到跟城市学生同等的教育
机会。一位西方评论人士说，中国的这种教育制度，是全世界最不公平的教育制
度。


近年来，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火爆膨胀，中国各地地方官员勾结土地开发商抢
夺农民赖以为生的土地的事件普遍发生，激起农民的激烈反抗，并引起社会的普
遍关注。但是，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最近下令，中国的新闻媒介不得继续报道或讨
论这类事件。这一禁令也适用于中国国内的互联网网站。在香港的时事评论家柳
三禅说：“大陆政府，中共政府下令禁止报道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是非常令人遗
憾的事情。胡温政权要解决腐败问题，他有禁止这样的报道，实际上就等于捆绑
自己的手脚。腐败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农民受到的不正确，不公平，不通平等的
待遇就无法解决。有冤无处伸嘛。”

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解决中国的农村和农民问题，关键是实行切实的政治
改革和配套的经济政策大调整。但他认为政治改革应当慎重，应当按步就班，不
能仓促。茅于轼说，那种以为只要实行政治改革，实现民主，就能解决农村和农
民问题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他说，可以看看印度和菲律宾，那些国家有民主
，但他们的农村和农民问题解决得不见的比中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