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主义：印度东北部的忧患

据《印度教徒报》报道，10月2日，印度东北部相邻的阿萨姆和那加兰两邦接连发生数起爆炸和枪击事件，共计造成约45人死亡，150人受伤，其中包括大量妇女和儿童。3日、5日，在数个不同地点再次发生武装袭击和爆炸，又有多人伤亡。事件发生后，印度官方和媒体普遍认为，这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是由长期困扰印度中央政府的两个主要的恐怖主义组织——博德兰民族民主阵线（NDFB）和阿萨姆统一解放阵线（ULFA）所为。

离心的东北部

印度东北部紧靠西藏东南部，它主要包括7个邦和地区，即阿萨姆邦、那加兰邦、“阿鲁那恰尔邦”（迈克马洪线以南印占地区，中国不予承认）、米佐拉姆邦、曼尼普尔邦、特里普拉邦以及梅加拉亚邦。以上地区与缅甸、中国、孟加拉国和不丹等4国接壤，边界线漫长，而它与印度主体部分却只有短短大约50公里的共同边界。该地区人口约4000万，由大约160个表列部落、5个不同的民族和非部落人口组成。就人种而言，这里的居民不同于印度人口主体，多属亚洲蒙古人种。由于地理上相对偏远、与主体隔离，这也相应地导致东北部地区政治、文化发展偏离印度社会主流。诸如叛乱、失业、毒品和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也长期禁锢着这里的发展步伐，而首当其冲的是困扰印度政府多年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
印度东北部的分离主义运动是印度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分离主义运动。在那加兰邦，分离主义的暴力活动早在1952年就开始了。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这里的暴力活动呈现出多样化和扩大化的趋势，几乎所有的邦和地区都受到了叛乱和恐怖活动的影响。
溯及历史，东北部的离心主义祸乱首先应归咎于英国殖民时期推行的“隔离”政策。早在19世纪以前，东北部就成为移民的目的地，它位于印度次大陆与东南亚的连接地带，人员、物资的流动十分频繁，文化交融自然而和谐。东北部地区独特的平原、河谷加山地的地理环境使得这里成为印度最大的茶叶产地。自19世纪中叶起，殖民官员、种植园工人大量拥入，这里的文化“马赛克”现象进一步复杂化。然而，这种自然的历史融合惯性被英国统治打破。殖民者对部落人口推行“隔而治之”的政策，将部落民所居住的地区置于截然不同于英国在印度其他地区所推行的治理模式之下。另外，对外来者，英殖民当局要求访问者先取得“边境地区特许通行证”，人为地在边境地区再造了一个前沿地带。
更令人遗憾的是，印度1947年独立后，出于所谓“保护”部落民免受外来者剥削的“好意”，继续了这种隔离发展政策。长期失当的政策导致部落民与非部落民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加深，这些部落地区完全与印度其他地区的现代化和民主化绝缘了。二战后，特别是在冷战后，当全球化进程加速发展，该地区与外界的“人造隔离带”逐渐消融，随之而来的是长期隔离造成的本地人对外来者和外部世界的恐惧和抗拒。外来者早已熟悉全球化的竞争理念和民主社会的运行规则，而本地人则对现代社会满怀陌生，二者之间的摩擦冲突不断蔓延和扩大。

暴力组织的孽生

分离主义组织要发展壮大，首先必须获得资金。以ULFA为例，它成立于1979年4月，目标是成立一个所谓“社会主义性质的自由阿萨姆国家”。1980年代中期的阿萨姆邦政府同情乃至默许ULFA的政治诉求，使得它可以在该邦自由活动，因而获得了关键的成长壮大的机会。
恐吓、威胁是类似于ULFA这样的恐怖组织积累原始资金的主要手段。恐怖分子先通过杀死几个不愿意合作的人以达杀鸡儆猴之效，随后他们的一个电话、一句暗示、一条“友好建议”都可以使贪官奸商们乖乖将足额钱财拱手相送。有被捕的ULFA成员供述，“这些家伙有时交出的钱物比我们要求的还多！”
东北部民众大部分脱离了印度社会的主流生活，这从客观上为分离主义组织提供了“信众”。他们文化层次不高，极易受到蒙骗蛊惑而应招入伙。政府对该地民众的呼声响应不及，高层官员为不实信息蒙蔽等使得东北部民众的利益诉求没有得到应有的满足。以阿萨姆邦为例，该邦年产茶叶40万吨，产值高达200亿卢比，然而几乎所有的大茶叶公司的总部都来自外邦。ULFA利用人们的不满，向人们灌输和传递类似于阿萨姆人被歧视、被压迫、被外来商人和中央政权剥削的思想，使他们深信自身正处于“水深火热”中。
类似的被掠夺感也出现在石油开采业中。阿萨姆邦年产石油500万吨，但第一家炼油厂竟然设在西边的比哈尔邦，经过不断的运动和抗议，后来才陆续在本地建了几个小炼油企业。这样的事件屡屡发生，给恐怖组织提供了宣讲自身仇恨理念的广阔空间，他们鼓噪：“印度和印度人根本没有把阿萨姆当作是印度领土的一部分，他们只想掠夺这里丰富的自然资源！”
夹在多国之间特殊的地理位置为分离主义运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他们在不丹、孟加拉国和缅甸等邻国广泛建立训练营和休养基地。不丹和阿萨姆邦交界处的崇山峻岭和茂密丛林尤其受恐怖分子青睐，他们行若游龙，随时准备出其不意地袭击政府和军方目标甚至是普通民众。
当地警察管控不力也为恐怖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警力不足，反恐动力同样不足。这些警察和恐怖分子可能就是在同一社区长大，因此，他们所要面对的敌人往往就是自己的亲朋好友。另外，在印度，对刑事犯罪的定罪率很低，而对恐怖犯罪的定罪难度更大，因而定罪率更低。有心协助恐怖分子的人在法律专业顾问的指导下行动，即使被检控，官方要对他们进行定罪也常是遥遥无期的事，刑事惩罚很难起到威慑作用。

系统失灵的恶果

今天，当人们寻找恐怖主义、分离主义势力发展壮大的原因时，一般总是寻找宗教、文化和社会经济因素（不少人将它们归结为“根本性”因素）。当然，这些因素对极端势力的发展的确起到了促生作用，但这些因素并不总是根本性的。
若论宗教和文化多样性、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在印度，在世界其他角落，不少地方都有类似的问题。可为什么印度东北部的问题在印度、乃至在南亚都显得尤为突出呢？
印度的东北部在最近50年中，发展的确滞后，也被有意无意忽视过，但是从国家发展援助、资金划拨等经济发展指数来看，这样的表述并不准确。
东北部各邦基本被联邦政府归类于有“特殊地位”的邦。全国发展委员会（NDC），负责全印计划资金划拨的最高机构，每年将高达30%的计划资源作为中央对地方邦发展的援助划拨给“特殊邦”。一般情况下，普通邦所接受的发展资金的30%为赠送资金，其余70%为贷款。而“特殊邦”所接受的资金的90%都是赠送资金，只有区区10%是需要偿还的贷款。另外，印度财经委员会也给它们以特惠安排。据上世纪90年代末的统计数据显示，东北部各邦的识字率、人口健康水平、人均收入等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贫困线以下人口的比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印度东北部虽仍是一个贫困落后的地区，但单单将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阐释该地分离主义发展的重要原因似显牵强。
从这里的决策机构运转和资金具体运用情况中可以找到答案。由于东北部反恐压力大，超过70%的发展资金用在了包括警察费用在内的行政管理项目上。在剩余发展资金的使用上，监督机制缺位，一些资金往往不知去向且无人过问。
印度以亚洲乃至发展中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自居，就其政权组成形式和官员产生的方式来说的确如此，但是，这个民主大国却也常给民主二字“抹黑”。由于其过去长期经济增长缓慢，腐败严重，因而多被引作发展中国家搞民主不利经济发展、难以实现社会公正的例证。这样的引证是否得当暂且不论，但它的腐败问题严重却为世界熟知。在1980年代中期，东北部的一些邦政府官员出于自身私利考虑或因为害怕报复，向当地非法组织提供合作。东北部的内战已经持续多年，一种新的、独特的政治、经济和行政管理模式在现实中发挥着作用。在叛乱和恐怖活动严重的地区，当问题超过了一个特定限度之后，与之相伴随的是人们通常所言的文官系统，包括法治系统的混乱和坍塌——系统失灵。
政府军队疲于应付极端分子发动的挑衅和袭击，整个地区常处于不安和骚动中，那些本地的负责计划资金运作的官员们自然也不可能冒险深入战争地带去检查资金的落实和运用情况。真正管理资金、作出决策的官员们远在数千公里之外的首都，对资金运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要么不知实情，或者想管也鞭长莫及。地方政权被暴力威胁削弱的结果是腐败的进一步衍生，大笔资金和物资援助要么流入官匪勾结的企业，要么被无效耗费。

正本清源，路在何方？

在处理东北部叛乱问题上，在印度政府与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先“发展经济”还是先“平叛安内”的争论。如前分析，试图通过发展经济以赢得民心的措施往往被官匪勾结的现实政治运行潜规则所破坏，而想要在短期内一举打垮恐怖组织同样脱离印度的现实国情国力。
从近期来看，印度联邦政府应继续加强打击恐怖主义的力度，不能畏惧恐怖主义的报复和威胁。联邦政府必须承受短期内恐怖势力疯狂反击、滥杀无辜所带来的政治压力。从国际国内近年来的反恐经验中不难发现，妥协从来没有给叛乱、分离问题的解决创造积极效应。俄罗斯对付恐怖主义的手段并非没有失误之处，但目前它在汲取姑息养奸的教训后所表现出的勇气和坚毅值得学习。相反，印度政府多年来在打击分离主义势力的行动中，三心二意，时断时续，给恐怖分离势力以喘息之机，为它们进一步扩张创造了机会。
从中长期看，印度东北部政府的无效和失能的结果是它们的合法性进一步丧失。普通人首先总是对政府和军队寄予厚望。当政府一再以腐败无能示人，甚至与恐怖分子相互勾结，套取国家划拨资源时，当生命财产安全无法得到来自官方的保护时，人们转而相信恐怖分子以原始和粗浅方式展示出来的“公正”诉求。几句“反对贪污”、“民主自由”的街头口号就能够给予苦难中的人以幸福的幻觉，并轻松窃取他们的信任和拥戴。因此，改善现有民主机制的效能，防范地方官员和政党出于私利或党派利益的目的而与恐怖分子相互妥协勾结是根本的治理之道，这种治理要从联邦政府高层开始。
在印度东北部几个邻国中，除了尼泊尔和不丹在地区安全事务上相对较为合作之外，其他国家在打击分离主义活动方面并无多少积极性。印度的地区大国地位和战略企图，邻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特征，都使他们难以找到共同的战略利益轨道并合拍前行。这次发生多起恐怖袭击事件后，印度联邦国内事务部长帕提尔表示要向缅甸和孟加拉国施压，要求他们向不丹学习，积极清剿设在这些国家境内的叛军基地。此举本身就反映了印度面对叛军跨境作案，邻国合作不力现状的无奈。
当9·11事件终使犹豫不决的美国警醒并投身反恐大任时，印度反击分离主义活动也有了更加有利的、宽松的国际环境。寻求国际合作，特别是美国的支持应该作为印度获取外部支持的主要来源。
在面对国际反恐问题上，不少国家和政府总是苛求美国领导下的反恐行动是纯粹利他的，然而，这样的局面是不会出现的。当前，对国际社会安全威胁最大的莫过于恐怖主义，能够领导全球国家并坚决打击恐怖主义的也莫过于美国了。因此，当打击恐怖主义成为维护国际安全的第一要务时，印度与美国接近的胆子应更大一点。恐怖分子正是利用了印度和周边国家间的利益纷争和矛盾才能祸害一方长达半个世纪。由于印度还不能获得邻国的通力合作，美国如能为印度撑腰或代为施压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可资借鉴的是，西班牙北部的分离主义活动同样由来已久，但近年来，打击“埃塔”的行动得到了法国的积极配合，包括“埃塔”组织头号和二号人物的多名恐怖头目近日落网，巴斯克民族的分离活动受挫。而在今年5月，格鲁吉亚阿扎尔共和国的分离态势被终结，则与格政府赢取民心并得到国际支持密切相关。再有，中国西部的“疆独”活动之所以难成气候，是因为中国政府管制武器、加强与西部邻国合作的措施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借鉴这些国际经验的同时，印度应以积极的军事打击为主，以审慎的谈判和妥协为辅。这样的道理并不高深，但要做到排除党派私利和派别斗争的干扰，坚决执行反恐政策绝非易事。对于今年5月上台执政的辛格（国大党）政府来说，如果能够有效操控在西部与巴基斯坦的对峙，平定东北部持续了50余年的叛乱，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和平环境，其功亦可载千秋。 ■据《印度教徒报》报道，10月2日，印度东北部相邻的阿萨姆和那加兰两邦接连发生数起爆炸和枪击事件，共计造成约45人死亡，150人受伤，其中包括大量妇女和儿童。3日、5日，在数个不同地点再次发生武装袭击和爆炸，又有多人伤亡。事件发生后，印度官方和媒体普遍认为，这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是由长期困扰印度中央政府的两个主要的恐怖主义组织——博德兰民族民主阵线（NDFB）和阿萨姆统一解放阵线（ULFA）所为。

离心的东北部

印度东北部紧靠西藏东南部，它主要包括7个邦和地区，即阿萨姆邦、那加兰邦、“阿鲁那恰尔邦”（迈克马洪线以南印占地区，中国不予承认）、米佐拉姆邦、曼尼普尔邦、特里普拉邦以及梅加拉亚邦。以上地区与缅甸、中国、孟加拉国和不丹等4国接壤，边界线漫长，而它与印度主体部分却只有短短大约50公里的共同边界。该地区人口约4000万，由大约160个表列部落、5个不同的民族和非部落人口组成。就人种而言，这里的居民不同于印度人口主体，多属亚洲蒙古人种。由于地理上相对偏远、与主体隔离，这也相应地导致东北部地区政治、文化发展偏离印度社会主流。诸如叛乱、失业、毒品和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也长期禁锢着这里的发展步伐，而首当其冲的是困扰印度政府多年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
印度东北部的分离主义运动是印度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分离主义运动。在那加兰邦，分离主义的暴力活动早在1952年就开始了。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这里的暴力活动呈现出多样化和扩大化的趋势，几乎所有的邦和地区都受到了叛乱和恐怖活动的影响。
溯及历史，东北部的离心主义祸乱首先应归咎于英国殖民时期推行的“隔离”政策。早在19世纪以前，东北部就成为移民的目的地，它位于印度次大陆与东南亚的连接地带，人员、物资的流动十分频繁，文化交融自然而和谐。东北部地区独特的平原、河谷加山地的地理环境使得这里成为印度最大的茶叶产地。自19世纪中叶起，殖民官员、种植园工人大量拥入，这里的文化“马赛克”现象进一步复杂化。然而，这种自然的历史融合惯性被英国统治打破。殖民者对部落人口推行“隔而治之”的政策，将部落民所居住的地区置于截然不同于英国在印度其他地区所推行的治理模式之下。另外，对外来者，英殖民当局要求访问者先取得“边境地区特许通行证”，人为地在边境地区再造了一个前沿地带。
更令人遗憾的是，印度1947年独立后，出于所谓“保护”部落民免受外来者剥削的“好意”，继续了这种隔离发展政策。长期失当的政策导致部落民与非部落民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加深，这些部落地区完全与印度其他地区的现代化和民主化绝缘了。二战后，特别是在冷战后，当全球化进程加速发展，该地区与外界的“人造隔离带”逐渐消融，随之而来的是长期隔离造成的本地人对外来者和外部世界的恐惧和抗拒。外来者早已熟悉全球化的竞争理念和民主社会的运行规则，而本地人则对现代社会满怀陌生，二者之间的摩擦冲突不断蔓延和扩大。

暴力组织的孽生

分离主义组织要发展壮大，首先必须获得资金。以ULFA为例，它成立于1979年4月，目标是成立一个所谓“社会主义性质的自由阿萨姆国家”。1980年代中期的阿萨姆邦政府同情乃至默许ULFA的政治诉求，使得它可以在该邦自由活动，因而获得了关键的成长壮大的机会。
恐吓、威胁是类似于ULFA这样的恐怖组织积累原始资金的主要手段。恐怖分子先通过杀死几个不愿意合作的人以达杀鸡儆猴之效，随后他们的一个电话、一句暗示、一条“友好建议”都可以使贪官奸商们乖乖将足额钱财拱手相送。有被捕的ULFA成员供述，“这些家伙有时交出的钱物比我们要求的还多！”
东北部民众大部分脱离了印度社会的主流生活，这从客观上为分离主义组织提供了“信众”。他们文化层次不高，极易受到蒙骗蛊惑而应招入伙。政府对该地民众的呼声响应不及，高层官员为不实信息蒙蔽等使得东北部民众的利益诉求没有得到应有的满足。以阿萨姆邦为例，该邦年产茶叶40万吨，产值高达200亿卢比，然而几乎所有的大茶叶公司的总部都来自外邦。ULFA利用人们的不满，向人们灌输和传递类似于阿萨姆人被歧视、被压迫、被外来商人和中央政权剥削的思想，使他们深信自身正处于“水深火热”中。
类似的被掠夺感也出现在石油开采业中。阿萨姆邦年产石油500万吨，但第一家炼油厂竟然设在西边的比哈尔邦，经过不断的运动和抗议，后来才陆续在本地建了几个小炼油企业。这样的事件屡屡发生，给恐怖组织提供了宣讲自身仇恨理念的广阔空间，他们鼓噪：“印度和印度人根本没有把阿萨姆当作是印度领土的一部分，他们只想掠夺这里丰富的自然资源！”
夹在多国之间特殊的地理位置为分离主义运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他们在不丹、孟加拉国和缅甸等邻国广泛建立训练营和休养基地。不丹和阿萨姆邦交界处的崇山峻岭和茂密丛林尤其受恐怖分子青睐，他们行若游龙，随时准备出其不意地袭击政府和军方目标甚至是普通民众。
当地警察管控不力也为恐怖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警力不足，反恐动力同样不足。这些警察和恐怖分子可能就是在同一社区长大，因此，他们所要面对的敌人往往就是自己的亲朋好友。另外，在印度，对刑事犯罪的定罪率很低，而对恐怖犯罪的定罪难度更大，因而定罪率更低。有心协助恐怖分子的人在法律专业顾问的指导下行动，即使被检控，官方要对他们进行定罪也常是遥遥无期的事，刑事惩罚很难起到威慑作用。

系统失灵的恶果

今天，当人们寻找恐怖主义、分离主义势力发展壮大的原因时，一般总是寻找宗教、文化和社会经济因素（不少人将它们归结为“根本性”因素）。当然，这些因素对极端势力的发展的确起到了促生作用，但这些因素并不总是根本性的。
若论宗教和文化多样性、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在印度，在世界其他角落，不少地方都有类似的问题。可为什么印度东北部的问题在印度、乃至在南亚都显得尤为突出呢？
印度的东北部在最近50年中，发展的确滞后，也被有意无意忽视过，但是从国家发展援助、资金划拨等经济发展指数来看，这样的表述并不准确。
东北部各邦基本被联邦政府归类于有“特殊地位”的邦。全国发展委员会（NDC），负责全印计划资金划拨的最高机构，每年将高达30%的计划资源作为中央对地方邦发展的援助划拨给“特殊邦”。一般情况下，普通邦所接受的发展资金的30%为赠送资金，其余70%为贷款。而“特殊邦”所接受的资金的90%都是赠送资金，只有区区10%是需要偿还的贷款。另外，印度财经委员会也给它们以特惠安排。据上世纪90年代末的统计数据显示，东北部各邦的识字率、人口健康水平、人均收入等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贫困线以下人口的比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印度东北部虽仍是一个贫困落后的地区，但单单将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阐释该地分离主义发展的重要原因似显牵强。
从这里的决策机构运转和资金具体运用情况中可以找到答案。由于东北部反恐压力大，超过70%的发展资金用在了包括警察费用在内的行政管理项目上。在剩余发展资金的使用上，监督机制缺位，一些资金往往不知去向且无人过问。
印度以亚洲乃至发展中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自居，就其政权组成形式和官员产生的方式来说的确如此，但是，这个民主大国却也常给民主二字“抹黑”。由于其过去长期经济增长缓慢，腐败严重，因而多被引作发展中国家搞民主不利经济发展、难以实现社会公正的例证。这样的引证是否得当暂且不论，但它的腐败问题严重却为世界熟知。在1980年代中期，东北部的一些邦政府官员出于自身私利考虑或因为害怕报复，向当地非法组织提供合作。东北部的内战已经持续多年，一种新的、独特的政治、经济和行政管理模式在现实中发挥着作用。在叛乱和恐怖活动严重的地区，当问题超过了一个特定限度之后，与之相伴随的是人们通常所言的文官系统，包括法治系统的混乱和坍塌——系统失灵。
政府军队疲于应付极端分子发动的挑衅和袭击，整个地区常处于不安和骚动中，那些本地的负责计划资金运作的官员们自然也不可能冒险深入战争地带去检查资金的落实和运用情况。真正管理资金、作出决策的官员们远在数千公里之外的首都，对资金运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要么不知实情，或者想管也鞭长莫及。地方政权被暴力威胁削弱的结果是腐败的进一步衍生，大笔资金和物资援助要么流入官匪勾结的企业，要么被无效耗费。

正本清源，路在何方？

在处理东北部叛乱问题上，在印度政府与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先“发展经济”还是先“平叛安内”的争论。如前分析，试图通过发展经济以赢得民心的措施往往被官匪勾结的现实政治运行潜规则所破坏，而想要在短期内一举打垮恐怖组织同样脱离印度的现实国情国力。
从近期来看，印度联邦政府应继续加强打击恐怖主义的力度，不能畏惧恐怖主义的报复和威胁。联邦政府必须承受短期内恐怖势力疯狂反击、滥杀无辜所带来的政治压力。从国际国内近年来的反恐经验中不难发现，妥协从来没有给叛乱、分离问题的解决创造积极效应。俄罗斯对付恐怖主义的手段并非没有失误之处，但目前它在汲取姑息养奸的教训后所表现出的勇气和坚毅值得学习。相反，印度政府多年来在打击分离主义势力的行动中，三心二意，时断时续，给恐怖分离势力以喘息之机，为它们进一步扩张创造了机会。
从中长期看，印度东北部政府的无效和失能的结果是它们的合法性进一步丧失。普通人首先总是对政府和军队寄予厚望。当政府一再以腐败无能示人，甚至与恐怖分子相互勾结，套取国家划拨资源时，当生命财产安全无法得到来自官方的保护时，人们转而相信恐怖分子以原始和粗浅方式展示出来的“公正”诉求。几句“反对贪污”、“民主自由”的街头口号就能够给予苦难中的人以幸福的幻觉，并轻松窃取他们的信任和拥戴。因此，改善现有民主机制的效能，防范地方官员和政党出于私利或党派利益的目的而与恐怖分子相互妥协勾结是根本的治理之道，这种治理要从联邦政府高层开始。
在印度东北部几个邻国中，除了尼泊尔和不丹在地区安全事务上相对较为合作之外，其他国家在打击分离主义活动方面并无多少积极性。印度的地区大国地位和战略企图，邻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特征，都使他们难以找到共同的战略利益轨道并合拍前行。这次发生多起恐怖袭击事件后，印度联邦国内事务部长帕提尔表示要向缅甸和孟加拉国施压，要求他们向不丹学习，积极清剿设在这些国家境内的叛军基地。此举本身就反映了印度面对叛军跨境作案，邻国合作不力现状的无奈。
当9·11事件终使犹豫不决的美国警醒并投身反恐大任时，印度反击分离主义活动也有了更加有利的、宽松的国际环境。寻求国际合作，特别是美国的支持应该作为印度获取外部支持的主要来源。
在面对国际反恐问题上，不少国家和政府总是苛求美国领导下的反恐行动是纯粹利他的，然而，这样的局面是不会出现的。当前，对国际社会安全威胁最大的莫过于恐怖主义，能够领导全球国家并坚决打击恐怖主义的也莫过于美国了。因此，当打击恐怖主义成为维护国际安全的第一要务时，印度与美国接近的胆子应更大一点。恐怖分子正是利用了印度和周边国家间的利益纷争和矛盾才能祸害一方长达半个世纪。由于印度还不能获得邻国的通力合作，美国如能为印度撑腰或代为施压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可资借鉴的是，西班牙北部的分离主义活动同样由来已久，但近年来，打击“埃塔”的行动得到了法国的积极配合，包括“埃塔”组织头号和二号人物的多名恐怖头目近日落网，巴斯克民族的分离活动受挫。而在今年5月，格鲁吉亚阿扎尔共和国的分离态势被终结，则与格政府赢取民心并得到国际支持密切相关。再有，中国西部的“疆独”活动之所以难成气候，是因为中国政府管制武器、加强与西部邻国合作的措施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借鉴这些国际经验的同时，印度应以积极的军事打击为主，以审慎的谈判和妥协为辅。这样的道理并不高深，但要做到排除党派私利和派别斗争的干扰，坚决执行反恐政策绝非易事。对于今年5月上台执政的辛格（国大党）政府来说，如果能够有效操控在西部与巴基斯坦的对峙，平定东北部持续了50余年的叛乱，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和平环境，其功亦可载千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