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军大陆时期炮兵史

      国民革命时期
    北洋建制
    民国建国伊始，全国陆军建制未得统一。1912年6月，陆军部与参谋部约定规程进行统一规划，分军、师、旅、团、营、连、排、班序列编制。一师辖2旅，直辖炮兵1团。炮兵团按“三三制”，每团3营、每营3连、每连配属6门炮。（1）
    当然，这种编制的实际火力配属上基本是徒有空架子而已。一者全国无法得到普遍实行，二者根本无力将重型火力配备到每一个炮兵建制单位（这种情况甚至在第二次国共内战时全盛时期的国军都无法做到）
    北伐前后
    1924年11月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共639人，这时军校已从浙江、江苏、湖南等地招募到一批青年士兵，蒋介石以军校教官和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为骨干，组织了两个军官教导团。第一团团长何应钦，第二团团长王柏龄。每团下辖3营，每营3连，每连3排，每排26至30名士兵，由刘峙、顾祝同、严重等人为营长，另建炮兵营，全军3000人左右。
    1925年初，黄埔军校从苏联运回一批火炮。炮兵营以在校二期学生为骨干，蔡忠笏为营长，陈诚为炮兵营第一连连长，蔡忠笏兼第二连连长，罗卓英为第三连连长。
    此间，平定广西后的黄绍竑和白崇禧赴广州，经和国民政府协商，广西军队编为第七军，由李宗仁担任军长，黄绍竑任党代表。第七军是国民革命军中这时最大的1个军，全军辖9旅21团另加炮兵营和工兵营。
    1925年8月至次年上半年，国民革命军共编八个军，每军辖3师或增加1个教导师，师设炮兵营。
    经历了第一次下野的蒋介石在重新上台伊始便开始重用“永远忠于总司令”的陈诚。第二次北伐开始后，1928年4月，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卫司令。陈诚本人兼任总司令部炮兵指挥官，指挥炮兵第一团姚永安部、炮兵第二团杨德良部。
    陈诚作为北伐军第一集团军炮兵指挥官随军北伐，这一次基本上未参加前线作战。一路上只是：“时闻隆隆炮声”。和时见“路旁之敌人炮弹破片”。5月1日，陈诚随第一集团军方振武军团进入徐州，住在总司令部所在地张宗昌督军署内。蒋介石为避免和日军的冲突扩大，撤出城外后，陈诚所部炮兵由平阴后撤至宁阳待命。“济南惨案”发生后，两个炮兵团随第一集团军渡黄河北进，陈诚率部分警卫部队回到南京。
    总体而言，北伐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炮兵部队甚少。1928年北伐结束后，着手编练炮兵。共编成炮兵8个团，第一、二、三、五团为卜福斯山炮；第四、七团为三八式野炮；第六团为克式野炮；第八团为榴弹炮。山炮和榴弹炮团各4个营，野炮团为3个营，1932年东，军委会将第一、第五团编成第一旅；第二、第三团编为第二旅，其余各团由训练总监部炮兵监负责整训。(2)
    北伐之后，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作出对全国军队进行编遣的决定。 1929年三月1日，全国编遣会议在南京召开。17日，通过《国军编遣进行程序大纲》，按照大纲规定，编遣后的全国陆军不超过65师，四个集团军各约12个师，总计兵额80万人。在这其中，炮兵团编有16个。(3)
    除了中央军外，各地方军中炮兵部队战斗力较强的要数晋军和东北军。
    晋（山西）军炮兵：(4)
    1917年阎锡山投靠段祺瑞，是时所辖部队中含一炮兵团。团长周玳。至1927年其炮兵部队已以周玳炮兵团为骨干，扩充至8个炮兵团，平时集中训练，战时分散使用。（周玳曾帮助阎锡山于1927年收编了徐永昌的部队）
    中原大战期间的晋军炮兵司令为周玳，辖辜仁发、杨耀芳、温玉如、曾延毅、卢珖、周俊杰、冯鹏锗7个炮兵旅。10月晋军大败后张学良将晋军编为4个军，后来又编了一些部队其中包括1个炮兵队，仍以周玳为司令。
    1932年1月阎锡山重回山西，任山西绥靖公署主任。下辖炮兵司令部。
    1931年张学良将原晋军炮兵改编为山西炮兵监，辖3个旅。原晋军炮兵第一至第十团依中央炮兵番号改称第二十一至第三十团。1932年改称陆军炮兵司令部（阎锡山已回晋），以周玳为司令，刘振衡、周俊杰为副司令，取消旅部，各团依旧。团长分别为：李伯庆、施国藩、李锡九、郝庆隆、张映启、介青海、赵忠保、董泽善、张潜、刘彭祖。其中多人在日后的第二战区炮兵部队中也任部队长。
    第二战区炮兵序列详见后面专述。
    奉（东北）军炮兵：(5)
    张作霖当权之前，1914年上将军张锡銮致函国务总理段祺瑞，要求扩编部队。其中预计将奉天右路巡防队统领、东边镇守使马龙潭所部巡防队改编为混成一旅。辖步兵2团每团辖炮兵1营。炮兵1营辖3连，连辖3排，排辖3棚。后段复电张锡銮，谓“此时强邻窥伺，实力未充，从事改编，徒有增兵之名，致招外人之忌”，于是改编“姑从缓议”。（6）
    1922年，张作霖整顿奉军，以旅作为平时最高建制单位，旅直辖炮兵1团、迫击炮1连。并在战时组建师。师编制分甲乙两种，甲种师辖6团成2旅，每团附迫击炮1连，另直辖炮兵1旅；乙种师辖4团成2旅，团编制同甲种师，另直辖山炮兵1营。
    此外，奉军编制中有骑兵师，骑兵4团成2旅，每团附迫击炮、山炮各1连。
    独立炮兵旅，按照“三三制”编制，每连4门炮。炮兵旅的名称后来改为了炮兵军，实力并未扩充。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1924）之后，奉军实力大增，其中张学良部辖炮兵2个旅。
    纵观易帜前的奉军炮兵编制体系，可以发现，它一直很重视基层火力的配属（虽然不可能完全达到编制要求），这应是东北拥有当时全国相对发达的重工业、兵工业的缘故。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1924）之后，实力大增，其张学良部辖炮兵2个旅。
    张作霖死后，张学良于1928年6月18日抵沈阳，此后便开始作易帜的准备，首先整编部队，整编后辖炮兵3个旅。是年底再次改编部队，分为国防军和省防军，炮兵改为团制。国防军辖东北独立炮兵第一至第十团。
    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东北军留驻关外的炮兵部队只有独立炮兵第九、第十团分别为吉林、黑龙江驻防军。其余炮兵部队分别在30年和31年为了在中原大战中支持蒋以及讨伐石友三而调入关内。即使是留在关外的部队其部署方向也是以防范苏联为主的，日本并非在东北军的假想敌中排在第一位。日后在保卫长春的战斗中，第九团的36门野炮由于日军的破晓突然袭击而未发挥作用。
    西安事变后，东北军炮兵第六旅违抗事变时张学良占领洛阳的命令，叛张投蒋。1937年之后，以“二二事件”王以哲军长被害为标志，东北军被大规模分化，37年4月国民政府行政院议定成立豫苏皖3省军事整理委员会（此时东北军已陆续被调至该地区），东北军以中央军为标准被“国军化”。其炮兵第六（黄永安）、第八旅（乔方）被整理。(7)东北军被“消化”前后的炮兵部队沿革及作战情况详见下面记述。
    其他地方部队
    龙云滇军1930年代，龙云第十路军直辖有一炮兵团（团长杨文宗）(8)
    中原大战前后
    陈诚十一师在津浦路：所辖独立旅（周至柔――陈诚保定同期同学）一团编有迫击炮连
    1930年即将接受陈诚改编的教导第三师：共辖2个步兵旅和1个攻城旅，共有9个团，另有炮兵、工兵、辎重等特种兵营。
    教导三个师都参加了中原大战，其中教导一师直辖一个炮兵营，教导二师直辖一个炮兵团。两师均在第二军团旗下参加中原大战，1930年年底，分别与俞济时国民政府警卫旅合并为国民政府警卫师（俞济时任副师长）以及改为第四师。（警卫三师改为第十四师）(9) 改编后原教导三师攻城旅改为十四师师部直辖，旅长李延年。
    经过新的吞并，组建后的陈诚第十八军：
    辖两个师一个攻城旅，当陈诚接管第十四师时（后很快把周至柔扶正），十一师师长由副师长罗卓英升任。十一师仍辖3个旅，每旅下辖3个团，每团2000人左右；师部直属部队有炮兵、工兵、通讯兵、辎重兵各一个营和一个特务连，全师约22000人左右。第十四师2旅6团，加上师直属部队炮兵、工兵、通讯兵、辎重兵各一营和特务连、骑兵连，全师15000人。攻城旅3个团，约6000人。全军共18个团43000人左右。相当强悍。
    每个步兵团82迫4门（民二十式），随炮炮弹80－120枚。十八军进入江西与红军作战时，还配备有日造七五山炮（明治41式或大正6式）、三七平射炮（大正11年式或沈、汉厂仿型）。
    抗战前夕
    九一八前后：（10）
    1931年马占山在黑龙江嫩江桥重创日军，使得蔡廷锴激动不已，此时的蔡廷锴其部队刚刚在第三此“围剿”红军中受到了重创，不愿再打内战，于是召集全陆军旅以上军官商议组织志愿官兵赴北援马，其余部队缩编归还中央。各将领表示赞同。其后选出支援官兵6000名，编为2个独立旅、1个警卫营、1个山炮连，定名为“西南国民义勇军”。后因淞沪爆发战事，北上一事便取消了。
    1932年军委会制定了陆军暂行编制表（二十一年编制）。师辖2旅、旅辖2团、团辖3营附步兵炮或迫击炮连、营辖小炮1排。师直辖炮兵1团，并按三三制编组。1933年经军政部核准，胡宗南师混成团编制为步兵4营，附山炮团1连，营编制未变，增加了输送兵连，这使得改装了山炮之后，部队的后勤运输能力也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相应提高。
    长城抗战中的炮兵：（11）
    参加长城抗战的中国军队被划分为9个军团，基本上由东北军、晋军和原西北军的血脉组成。
    第一军团为张学良的部队，于学忠任总指挥。辖炮兵第六旅（欠第十一团）、炮兵第十七团。王和华为炮兵指挥。
    第二军团为原晋军部队，总指挥为商震。军团辖炮兵第十六团第三营、第十八团第一营、第十五团（欠第二营），炮兵总指挥为乔方。该军团的主力部队为商震亲自指挥的第三十二军。该军在中原大战之后曾接受过张学良的整编临时编为第四军，后依中央军序列改称为第三十二军。1932年，商震曾扩编该军，关于炮兵当时增加了1个大队。
    临阵脱逃的第五军团总指挥汤玉麟旗下部队主力为其基本部队第五十五军，辖炮兵第三十六团，团长汤玉铭。（汤玉麟任人唯亲非常直接，其第五十五军除了下辖三十六师外还有骑兵、炮兵各1个团，除了前面提到的炮兵团外，骑兵团第三十六团团长为汤玉书，也是汤玉麟的兄弟。）
    第七军团总指挥为傅作义，军团构成为原晋军。基本部队第五十九军（军长傅作义），下辖山西炮兵第二十一团（团长李伯庆）。
    第八军团总指挥为杨杰，后由第十七军军长徐庭瑶代任。该军团以中央军为主力（长城抗战前后，徐庭瑶、顾祝同、汤恩伯、黄杰、郑洞国、关麟征、杜聿明等嫡系将领都在该军团中的中央军部队中任过职），另有一些杂牌部队如“九一八”之后退入关内的东北军部队。军团直辖炮兵部队为炮兵第八旅（欠十七、十八团），另有炮兵1个营（番号不详）。第十七军辖炮兵第四团；第六十七军王以哲部队配属炮兵部队。
    红军战略转移之后国民革命军全军系统的整编：
    1934年12月，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军事委员会陆军整理处处长，负责整理全国军队，“以备‘抗日’”。陈诚即率参谋长郭仟前往武汉组织陆军整理处，并以东北军张学良的部下杨正治为副处长。陈诚原任驻赣预备军总指挥一职，由罗卓英代理。
    在陈诚就任陆军整理处长之前，蒋介石曾要求陈诚草拟整军计划，陈诚于是草拟了一系列文件，其中包括《整理炮兵建设》。3月1日，陆军整理处在武昌正式成立，由陈诚任处长，杨杰、周亚卫、俞大维、邹作华、卢致德、郑大章、冯庸等人为研究委员。3月18日，陈诚到北平，同军政部长、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商量华北驻军整理方案，检阅了华北晋军、东北军和中央军的第二、二十五师。4月28日，陈诚赴贵阳，同正在贵阳“督剿”红军的蒋介石见面，商讨整军方案。
    按陈诚的整编方案，全国陆军在4年内，完成整编60个师，其中1935年整编6-10个师，1936年整编16－20个师，1937年整编20-30个师，1938年整编4-16个师。
    1935年6月9日，蒋介石又命全国骑兵、炮兵、工兵等特种兵，均归陈诚督导整理，关于炮兵部队，陈诚决定：炮兵将现有可用火炮457门编成两团制独立炮兵旅4个，独立团5个，独立营4个。
    此时国民党各种部队包括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川军、滇军等共有180师、94旅和40个独立团。炮兵共有炮567门，其中已不能使用的110门过于陈旧的，予以废弃。
    至1937年，共整理24个师，调整15个师，同时调整东北军10个师，运用调整师编制而未调整充实的5个师，整理广东10个师，川康26个师、9个独立旅。整理师辖师属炮兵1个团；调整师辖师属炮兵1个营。另外，根据1933年南昌行营厘订的陆军步兵师编制表，“剿匪”部队设有专门编制，各师原有炮兵营统一调归南昌总司令部集中训练。（12）
    全面抗战前夕中央军炮兵整理：（13）
    国军抗战前夕的整军是从35年开始的。由于稳定了长江流域，并且在英美支持下实行了法币政策从而建立了一定的经济基础，蒋在德国顾问的指导下，购进了大量的新式武器，并于36年在成立了陆军整理处，负责抗日准备。
    在陈诚拟定的调整师方案中，每个步兵师直辖一个野炮团，加之两个步兵旅的装备，共有步兵炮24门、迫击炮24门、野炮36门。（14）而另据张其昀《抗日战史》所记载，调整师中各式火炮、迫击炮46门，掷弹筒243具。有些人认为后一种说法是比较准确的。由于国内火炮产量有限，国家外汇捉襟见肘，进口火炮的计划并没有全如人愿得以完成。
    1935年3月，武昌行营设立炮兵整理处，专负整理炮兵之责。如前所述，此时国军堪用的火炮共有457门，整理时按照炮种统筹编成，并补充器材、马匹。经过改订编制，划一炮种，裁汰老弱，除炮兵第一、第二旅（瑞典卜福斯式75山炮）及炮兵第四（日三八式75野炮）、六（日三八式75野炮）、八团（民十四式十五生榴弹炮――辽十四式）仍旧外，其余与东北炮兵合并改编成炮兵第六、第八旅。第六旅（克式野炮）辖第七、第十二团，第八旅（民十四式77野炮――辽十四式）辖第十五、第十六团。此外，又编成独立炮兵第十七团（民十四式十五生榴弹炮――辽十四式），及山炮第一、第二、第三营，野炮第四、第五、第六营。
    以上各部均为马拽山野炮、榴弹炮部队。1937年，由德国买来十五生榴弹炮24门，编成机械化重炮兵一个团，番号定为炮兵第十团。一切运动、指挥、观测均以汽车拖引，成为国民革命军中最新式的炮兵部队。是时，又将第三十二师所属炮兵团划出，改编为独立炮兵第九团，辖野炮、重迫营各1个。不久，将野炮营划归师属炮兵，而将重迫营与独立重迫第一、第二、第三营，合编为独立步兵炮团。同时将广东省所属山炮28门（法制士奈德式75毫米山炮）重新编成炮兵第九团（原为克式75野炮和重迫各1营），辖重山炮1个营、轻山炮2个营。
    综上共编成两团制独立炮兵旅4个（第一、二、六、八旅），独立团6个（第四、六、八、九、十、十七团），独立山炮营（第一、二、三营）3个、独立野炮营3个（第四、五、六营）、独立步兵炮团1个（辖4个重迫营：原独立重迫第一、二、三营及原第三十二师重迫营）。
    至于战防炮部队，抗战前仅有装甲兵1个团附有步兵炮教导队1队，辖3营12个连；又1个步炮营（辖4个连），以及第四师、第八十八师各配属37毫米苏罗通炮1个连（6门）。
    除上述中央所属炮兵外，太原绥靖公署所属炮兵，广东、广西绥靖公署所属炮兵，滇、川地方部队的炮兵，在编制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一定的增长和更新。
    全面抗战
    初期：
    民国二十六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此时的国军，据白崇禧回忆，共有轻炮兵30团，重炮兵5团，高射炮7团。（15）此时全国炮兵共计4旅及20个独立团，而战时预定可用于一线兵力为炮兵2旅和16个独立团。（16）根据二十六年师编制，师直辖炮兵加上团营炮兵共应配属46门。（17）
    至1938年11月，结束了四场大规模会战的国民革命军配属炮兵团22个。（18）
    这段时间里，国民政府得以恢复部队、组建新军坚持抗战是与苏联的援助分不开的，当时上海报纸记载到：“苏联军器从西北方面越山过岭源源而来”。（19）据苏联公布数字，1937年10月至1939年9月，靠贷款中国向苏联购买了野山炮1300门。（20）这些炮在战术、战役层面上，无疑对于中国政府将战局拖向相持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1939年年初，国民政府对军队编制和火力装备进行了调整，为了适应山地作战等需要，使部队运用更为灵活，旅级编制被取消，每师直辖3个步兵团和1个野战补充团，每团直辖迫击炮、战防炮各1个连。每军辖3个师，另直辖1个炮兵营。作为1个军级单位来说，营级编制实在是太小了。
    相持阶段陆炮部队发展：（21）
    抗战初期，国军炮兵共有4个旅又20个独立团。在淞沪会战这样的战役中，炮兵损失非常惨重。1938年徐州会战后，在国外订购的火炮陆续运到，为便利指挥，除第六、第九团及机械化第十、第十一、第十三、第十四团等团独立外，另设置了6个旅部统辖其余的16个团（第一旅至第四旅每旅辖3个团，第5第6旅每旅辖2个团）独立步炮团则以2个营划拨师属，其余2个营仍旧。
    武汉会战后，调整编并，最大编制仍为旅。
    第一旅辖3个山炮团，每团2个营6个连，每连以卜式山炮3门编成；
    第二、第三旅各辖3个团，每团3个营9个连，以野炮、榴弹炮混合编成；
    第四旅辖3个团，每团3个营9个连，每连以轻迫击炮4门编成；
    第五旅辖第六、第九团，每团3个营9个连，第六团每连以轻迫击炮4门编成，第九团以轻重士B德及六年式山炮混合编成；
    第六旅辖第十二、第十七两个团，第十二团三营九连制，第17团三营六连制，各团每连均以野（榴弹）炮3门编成；
    第七旅辖第十、第十一、第十四三个团，第十团三营六连制，每连以十五生榴炮4门编成，第十一团三营九连制，每连以十五生榴炮4门编成，第十四团三营六连制，全团共计十五生榴炮17门。
    其后，为加强各军装备，取消第一、第六旅2个旅部，变更各旅建制，将一部分炮兵以营为单位，编拨各军建制，而以编并4个团部及编余官兵、各旅补充营及渝万要塞4个重迫击炮营为基干，暂编为重迫击炮4个团。
    1940年5月取消各骡马炮兵旅旅部（机械化炮兵第七旅仍保留），各骡马炮兵团改为独立团，直辖军政部。将取消的旅部全部改为各战区炮兵指挥部，6月将炮兵第七旅改编为重炮第一、第二旅两个旅，原有机械化炮兵3个团改编为4个团，分属重炮2个旅。
    1941年春从苏联运入野炮200门，分别装备7个团，并改编轻迫击炮2个团。7月分别在桂林、西安各成立一个炮兵补训处。1942年将两处撤消，各缩编为1个团，1943年4月又将2个团撤消，设立骡马炮兵第三旅，该旅辖第一、第十八团。至此，共有机械化炮兵2个旅（4个团）、野山炮兵12个团、轻迫击炮兵2个团、重迫击炮4个团，共计22个团。此外，晋绥炮兵（第2战区）仍由该战区独立使用，以胡三余为司令，共有5个团。
    经过历年建设，到抗战后期，军队装备野炮（骡马炮兵）多属俄式，榴弹炮（机械化炮兵）多属德式。共计俄式76.2炮编为40个连，115榴弹炮编为20个连，德试105榴弹炮编为10个连，150榴弹炮编为6个连，另有美式炮装备部队，大多为1944年以后接受美国援助而装备。
    炮兵各团除上述外，另辖重迫击炮4个团（实为化学炮兵）。
    至1941年，从武汉战役后开始的整训计划进行了4期。在这段时间内，那些调至后方进行整训的部队在人员、装备、训练上都有了较大的提高。还是许高阳《国防年鉴》的记载，1940年国军1个军通常辖2个正规师和1个新编师，直辖炮兵1个营，编山炮6门；（17）每个师辖正规团3个、补充团1个，另辖山炮营1个（6门），战防炮连1个（4门）；每团直辖轻迫团1个。这样全师装备迫击炮36门、山炮6门、战防炮4门。
    除此之外，在蒋军嫡系部队中建立了四支“攻击军”。分别是第一（丁德隆）、第二（李延年）、第五（杜聿明）、第七十四军（王耀武）。这些军每军辖步兵师3个，野山炮混合炮团1个、战防炮营、重迫炮营各1个。每个师辖山炮或重迫1个营，战防炮1个连、20厘米高炮1队。
    各次会战
    直到中印公路开通，美国援助大批到来以后（当苏德战争爆发之后，苏联减少了援华措施）重庆的军队才重又得到了实质的外来补充。而在内陆地区，即使到了抗战后期，在军、师级部队中，国军拥有的炮兵与日军相比处于明显的下风。抗战结束之初，利用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中央部队也是有限的。（22）
    中条山会战（1941年春）时，日军动用陆军6个师团（1940年师团编制）、4个混成旅团、1个骑兵旅团，共有75毫米以上火炮500余门。而相比之下，国军第一战区主力7个军约20万人马，平均每师只有75毫米以上火炮1门。（23）
    据一些材料反映，全面抗战前夕中国的师一级单位与日本的师团级相比较（人员比为1：2），野山炮比例为1：5，步兵炮比例为1：1.5。山野炮方面中国师只有9－12门，相对于编制人数来说，比之其他几项对比，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差距。（24）另外，淞沪会战前的精锐调整师（如第八十七、八十八师）装备各式火炮46门、战防炮6门（比前面例子中的部队各种火炮多出10－13门）。（25）
    在抗战前期，如果说中国正规国防军一个师能对付日军一个联队的话，（26）那么后期如豫湘贵战役时期，一个军能抵御一个联队就不错了。这固然和官兵素质下降、斗志下降、单位部队在编人数下降（兵源减少、长官吃空额等原因）这些种种非技术原因有关，但是内陆地区部队装备水平太低，战场火力太弱也是重要的原因。
    重建远征军：（27）
    1943年，为了进行滇西反攻并配合缅北作战，国军接受了美国人的建议调十一集团军和二十集团军分别赴云南整训。一军辖2到3个师（滇西11个师、滇南6个师、昆明3个师、拱卫陪都部队3个师、第六战区4个师等共30个师。在编制问题上，陈诚与史迪威的看法就不同。史迪威主张每军2师，而陈诚认为3师比较合适。最后陈诚决定远征军编制为每军3师，但目前每军按编制仅先补充装备2个师。既照顾了史迪威的意见，又未改变原有编制）。反攻前，远征军各部兵员缺乏严重，至43年8月仍缺编2.2508万人。
    至44年滇西反攻开始时，原定的整训计划并没有完成，共部署了步兵13个师和炮兵14个营。这些炮兵部队分别是：二十集团军直辖之高炮第四十九团第三营，第6军山炮营；第十一集团军第6军直辖战防炮一个营，第200师辖第5军之炮兵营；炮兵指挥部节制之重炮第七、十团，迫击炮第二团（即重迫第二团，可对照后面内容）。
    接受美式装备的远征军以军为战略单位，军直辖一炮兵团及战防炮营。但是当时只有第二军原有炮兵团，其余各军实际都为75mm山炮营；战防炮营装备37mm战防炮，额定数量24门，但是由于缺炮，有些军只有以迫击炮代替之。这样在作战使用上使得兵种与编制存在着一定的不协调。
    到师一级，缺炮的问题更加严重。原定的直属山炮营直到中印公路打通后才于45年春夏之交陆续交付组建。
    步兵团直辖82mm迫击炮连，装备六门；战防炮连装备37mm战防炮4门。但是由于战防炮和吉普车一直未到位，团属战防炮连也未得以组建。截止43年底，各师以下各步兵团的武器仍是将2个师的配备标准平均拨给3个师，缺机枪212挺，82口径迫击炮69门。所缺兵器根据计划由中方提供掷弹筒、82迫击炮，美方提供战防炮576门、60毫米臼炮900门、75毫米榴弹炮40门。
步兵连一级配属60炮排，装备2门。
    驻印部队：（28）
    与重组的远征军不同，驻印部队是以师为战略单位的，在装备和训练上（以及战绩方面）都要比云南整训的第二次远征军强一些。一个师中一般有以下炮兵部队：
    师直属：榴弹炮营×1：每营105×12，该营为机械化炮兵营。
    山炮营×2：每营75×12，这两个营的行动依靠骡马驮载。
    团属炮兵（师辖3团）：
    迫击炮连：82×12
    战防炮连：37×8、57×4
    营辖1战防排（团辖3营）
    连辖3排，排辖轻迫班。
    全师15000人，车辆300，骡马1000
    理论总计：105榴12门，75山24门，57战防12门，37战防24门，82迫36门，60迫162门，火箭筒108具。
    总部直属3个炮兵团，每团重炮36门；2个化学兵团，每团重迫击炮48门。
    蒋大宗老师是当时参军大学生中的一员，1944年他同14位联大的学工程的同学一同被孙立人招到了新三十八师的旗下。虽然他没有在炮兵部队供职，但是他关于那时的回忆还是值得参考的。“那时的装备，我们的炮兵营用75mm的山炮，是拆成几件用骡马驮着行动，所以可以穿插密林配合行动。步兵就背着迫击炮随着连队行动，火力比日军强。主力的大炮为105mm的，由车拉或马拉。它就只能在有道路的正面使用。往往到原始的公路已经可以接上，弹药方可由汽车送上。” 他回忆：“我第一次遇到炮火的洗礼是到前线后第一个迂回战役。随着师部上了山后，有任务又回到河边的正面前沿。在正面有着一个重炮的营，出现了观察哨和炮阵地间新发下的对讲无线电机通话不好。那是一种老式的超短波调频对讲机。师部通信官云大哥领着我走了一段再乘吉普车去了炮阵地。很快就发现是双方不会调到同频率，经过短时间的训练，问题解决了。” （29）
    日本战史记载：“历来的行情都是日军一个大队（团）对付中国的一个师而绰绰有余。尤其在九州编成，转战中国素有把握的第１８师团与中国军战斗，更有最强的自信心。岂然胡康河谷的中国军无论在编制、装备和战法与训练上都完全不同，……使我军损失惨重。……我军接得此情报后，均为之愕然。”（30）
    军委会驻滇干部训练团：（31）
    1943年4月1日，该训练团的步兵、炮兵训练中心成立。由于中方不能提供足够数量的适当军官参加训练，各个训练班的学员从未满额过。炮兵训练中心设在昆明东郊的干海子，56名美国教官、12名中国助教、23名翻译官。1943年全年炮兵训练中心的受训人数约为原计划25%。这些军官虽然当时都还是菜鸟但是学习进度非常快，说明当时中国中下层军官中不乏渴望接触新知识、掌握新的战争规律的有志军人。炮兵训练班是将各军炮兵部队全部官兵调到昆明炮兵训练中心来进行训练和装备，训练后再划归各军建制。火炮与驮炮的骡马都由印度经驼峰航线空运昆明。训练对象为参训各部队副团长以下各级干部。
    青年军：（32）
    1944年豫湘贵战役（日称“一号作战”）之中，国民党军一溃千里，除去衡阳保卫战尚有抗战初期的抗战精神，其余战场皆暴露了国军长期未战战斗力下降、国民政府坐待胜利的消极避战思想。面对正面战场的溃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发出了“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此后组建了青年军9个师另2个团。这些青年军师各辖炮兵2个营。
    美援：（33）
    在豫湘贵战役之后，国民党部队由于大溃败而元气大伤，为了维持中国国民政府的抗战能力，把日本人继续困在中国战场，美国政府加强了对国军的装备支援。包括上面提到的远征军和驻印部队，至日军投降，国军共有12个中央军军级单位接受了全美械装备、3个地方军军级单位和1个中央军军级单位接受了半美械装备。（34）这些部队的额定编制中，师辖1个七五山炮营（12门）；团辖平射炮（战防炮4门）、迫击炮各1个连；营辖八一迫炮（2门）、火箭炮排（各配炮2门）各1个；连配备六〇小炮6门（每排2门）；排辖60迫击炮1个班。而在各美械军中，“五大王牌”（35）火力属最强，辖三个步兵师外，直辖榴弹炮1个团（12门）和平射炮、战防炮各1个营。
    解放战争
    第二次国共内战：（36）
    抗战结束后，炮兵发展很大，虽然在八年抗战中，国军消耗了大量的技术装备和弹药，（37）但是由于后期大批美援的到来以及缴获日军的装备，炮兵部队仍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1946年整编后为12个团（不含高炮、化学炮），后又扩编为18个团，高射炮仍为7个团。（38）在内战中，各“剿总”、绥靖公署分别设有炮兵指挥所指挥作战。
    至于化学兵，1946年原驻防昆明的高射营改编的独立重迫营改为重迫第十五团。同年，化学炮团分批移往南京。在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兵工署下成立了化学兵司，汪逢栗任司长。47年，化学兵分别配属东北行辕和徐州指挥部。
    抗战结束，至1946年2月绝大多数日军已缴械完毕，至此，国军收缴的日军装备中，各种火炮共有12446门，（39）其中有很多在解放战争中仍然被国军使用。
    陈诚主掌新设的参谋本部以后，开始了整编计划，随着这一计划的实施，国军兵力大幅削减，而技术装备则得到了充实。步兵旅配置美式或日式炮兵营，整编师增设炮兵团。
    以下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国军在解放战争初期军级部队的炮兵配属情况：（40）
    1947整编第十一师（胡琏）：
    师辖1个榴弹炮营（105榴×8）、1个山炮营（75山×12）、32口径平射炮×24、22机关炮×12；
    旅辖1个山炮营（12门），师辖3旅；
    团辖1个迫击炮连（8门）、1个战防炮连（6门）、4具火箭筒，旅辖2团；
    营辖1个战防炮排（4门）、小炮排（60炮6门或81迫2门），团辖3营；
    理论总计：105榴8门、山炮48门、32口径平射炮24门、22机关炮12门、战防炮108门、迫击炮48至84门、小炮108门或无，火箭筒24具。
    另外一些材料记载，整编第11师配备火炮四百四十门，其中最大口径的是美制105mm榴弹炮八门，火箭筒一百二十具。火箭筒数量有所出入。
    1947年整编第二十五师（黄伯韬）：
    该师虽然不属五大王牌，但是编制在整编师中算是比较大的，而黄伯韬也是一员战将。在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国军的整编中，整编师一般为3旅6团制或2旅4团制，（41）这样，与抗战后期一个2师或3师编制的军比起来编制便缩小了，但是整编二十五师仍旧下辖9个团，显得比较臃肿。也许这是应对整编师编制不适应作战需要的变化结果。在46年蒋的一些言论中便可看出整编师编制的不足，（42）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师辖1个山炮营（山炮12门、榴炮4门）；
    旅辖1个山炮营（山炮4门、重迫4门），师辖3旅；
    团辖1个迫炮连（4－6门）、火箭筒2具，旅辖3团；
    营辖1个迫炮排（82迫2门），团辖3营；
    连辖1个小炮排（2－3门），营辖3连。
    理论总计：榴炮4门、山炮24门、重迫12门、中轻迫90－108门、小炮162－243门、火箭筒18具。
    这一时期国军的美械师比起抗战胜利之初在数量上有了极大的增加，炮兵部队的发展在这一阶段可说到了黄金时期，各种形式的美援大批进入中国，仅马歇尔在华时的“美蒋秘密军事协定”便供给国军各种火炮七千余门。（43）
    上海攻防：
    以下是汤恩伯为了长期固守以待“国际形势的变化”，在上海囤积的弹药：重炮炮弹5万发、山野炮弹10万发、八一八二迫击炮弹500万发、六〇炮炮弹10万发。（44）
    战前蒋介石亲赴上海，京沪杭总部炮兵指挥官邵伯昌曾向蒋汇报：战区内，各独立炮兵团及军师属炮兵共有火炮约500门，每炮备弹300发，拟在阵地前每一公里正面平均配置5门火炮，构成一道“不可逾越的炮弹阵地”。（邵伯昌在远征军中曾任炮兵指挥官一职）
    在上海一战中，与邵伯昌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他同样曾在炮兵部队中任职，那就是张权。
    张权是河北武强县人，1917年从军，曾在程潜部任职。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6军第191师师长，常与时任第6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林伯渠交往，深受其政治影响，从此与中共建立了密切的关系。1944年，以国民党中将总队长职率领陆军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到重庆驻防，常与周恩来往来。周恩来非常欣赏张权忧国忧民的主张和出众的才能，亲自推举中共党员王亚文到其部任上校秘书，做联系工作。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张权为起义军司令。王亚文为政治委员、郑振华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张权受到蒋介石的排斥，给他一个联勤总部中将视察员的虚职。然而，这个职务使他可以到各部视察，为他组织武装起义提供了便利条件。
    起义的前一天，张权去吴淞，争取炮兵司令邵百昌参加起义，以减少断敌海上逃路的阻力。可是，万万没有料到其间有人告密，张权、李锡伯、泰然轩等起义领导人先后被捕。
    编制最大的迫击炮部队：（45）
    如果注意一下解放战争后期徐向前解放太原的战役，就会发现，在国民党部队中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番号：第二七八师。该师在太原战役期间隶属第三十军。这是一个奇异的部队，号称重迫击炮师（所编火炮数量不详）。二七八师原番号为暂编第四十四师，48年9月改番号，师长卫玉昆。原隶属孙楚的第三十四军，在防守太原期间编入第三十军。
    高射炮兵部队：（46）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为加强防空，于1933年在杭州成立了高射炮训练班及人民防空研究班，继即又设立了防空学校。1934年和1935年先后购得卜福斯75高射炮28门，成立高射炮兵6个连，均归防空学校督训。
    1937年又新购3.7（德十八式）及2.0厘米（德苏罗通）高射机关炮另附13.2厘米高射机关枪，成立高射炮兵团，辖5个营18个连，为保守兵种秘密，后改为陆军炮兵第四十一团；并又新购2厘米炮108门，成立炮兵第四十二团，辖5个营16个连。
    1938年成立炮兵第四十三团，辖5个营15个连；又以由苏联购得的7.62厘米高射炮20门，编成一个营，与原有7.5厘米炮6个连合并，成立炮兵第四十五团，辖3个营10个连。
    1939年将原属武汉警备司令部高射炮队剩余的4.0及2.0厘米炮14门，编成独立高射炮兵营，归防空学校督训。
    1941年因调整防区，将陕甘防空部队及独立高射炮兵营编成炮兵第四十四团，辖4个营14个连。是年冬，为掩护长江航运及滇边公路之安全，成立炮兵第四十八、第四十九团2个团，各辖3个营9个连，分别担任上述任务。
    1942年准备接收美国援助的高炮。以炮兵第四十五团基干，又扩编炮兵第四十六团。2个团各辖3个营12个连。并另成立炮兵第四十七团，辖3个营9个连。
    至此，共成立9个团、1个测量总队。后因美国军械无法内运，遂抽调3个团赴印度编组防空部队，将防空学校所属的各团无武器的20个连予以裁撤。同时，将湘、陕两省高射枪炮部队编入炮兵第四十三、第四十四团建制。全国高炮部队总指挥为黄镇球，坐镇防空总监部，下面各省成立防空司令部，各省保安司令兼任防空司令。再下到乡镇、乡村，电话网等设备都被动员了起来，名副其实有了人民防空的架子。
    1943年，为便于指挥调动与管教，全国高射炮兵部队实施了分区指挥，共分五区。按照第一至第五区先后顺序，指挥部分别位于重庆、巴东、桂林、昆明和西安。指挥范围分别为：四川境内；湖北、湖南；粤汉、湘桂二路及闽赣二省；滇黔地区；陕甘宁与豫西地区。
    解放战争爆发后，主要在美援下建立起来的国民政府空军部队，拥有高射炮团8个，每团配备75毫米、76.2毫米高射炮156门及高射机枪12挺。（47）不过这些部队在4年多战争期间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
    化学部队：（48）
    国民政府1933年2月于南京，在军政部兵工总署领导下创建了化学兵。初建时因无基础，遂从教育开始，培养化学兵人才，乃成立学兵队（本名化学兵队，为保密起见，简称学兵队）。由李忍涛担任队长。这是一所培养化学兵干部的学校。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化学兵队同中央军校特科受训学生一同编为迫击炮2个中队，携带所有化学战装备开赴华阴，与教导总队一道作战。
    1937年抗战开始后，鉴于日军在绥远百灵庙作战和淞沪会战中用毒，国军急需防毒教育。8月在军政部内组织成立（化）学兵管理处，负责管理防毒军官。9月奉准成立干部训练班，将原有未毕业学生全部编入该班。将原编制6个中队，补充列兵，增加必要的技术单位，成为正式化学部队。12月因南京危急转进至湘西。
    1938年底，学兵队的2个大队改称学兵总队，将6个中队改编成2个大队，成为国民党军队，也是中国近现代陆军历史上第一支化学兵部队。
    1939年3月总队移驻川南泸县纳溪，将2个大队改编成2个化学迫击炮团，装备82迫击炮。同时，增设步兵2个团。9月将军政部学兵管理处正名为军政部防毒处，并在每战区设一分处，实施防毒训练，各部队也于此时建立防毒组织。
    1943年2个化学炮团奉调出国，配属驻印军总部，并在印度进行改装、训练。第一团装备4.2英寸化学迫击炮，第二团因战争情况需要改为步兵。国内2个步兵团改为化学炮团（其中1个团赴缅后又改为步兵团）。至此，在建制上，国军共有4个化学炮团。（49）
    1944年2月驻印化学炮团参加孟拱河方面的战斗。是年该团连同国内2个化学炮团改为重迫击炮第十一、第十三、第十四团。5月底，重迫击炮第十一团在密支那配合陆军作战，战绩颇丰。原属化学兵之步兵第一团于1945年改隶第六十七师，脱离化学兵建制。同时，将驻昆明高射炮营改编为独立重迫击炮营。
    滇西缅北反攻的同时，国内开始增建迫击炮第五团，这样在抗战胜利后学兵总队共辖4个化学迫击炮团，各装备4.2英寸化学迫击炮72门。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无论是国内战场还是缅甸战场，这些化学迫击炮团基本上都未进行化学战，而是使用普通榴弹和燃烧弹进行作战。除了4个化迫团以外，其余的化学部队均不是进攻型部队。
    独立炮兵部队建制、番号：（50）
    由于火炮数量的限制，在美制装备大量进入国军基层部队之前，国军在建军整军过程中始终将炮兵集中编组独立使用，与军、师共同构成了全国陆军基本战略单位的组成部分。      国民革命时期
    北洋建制
    民国建国伊始，全国陆军建制未得统一。1912年6月，陆军部与参谋部约定规程进行统一规划，分军、师、旅、团、营、连、排、班序列编制。一师辖2旅，直辖炮兵1团。炮兵团按“三三制”，每团3营、每营3连、每连配属6门炮。（1）
    当然，这种编制的实际火力配属上基本是徒有空架子而已。一者全国无法得到普遍实行，二者根本无力将重型火力配备到每一个炮兵建制单位（这种情况甚至在第二次国共内战时全盛时期的国军都无法做到）
    北伐前后
    1924年11月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共639人，这时军校已从浙江、江苏、湖南等地招募到一批青年士兵，蒋介石以军校教官和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为骨干，组织了两个军官教导团。第一团团长何应钦，第二团团长王柏龄。每团下辖3营，每营3连，每连3排，每排26至30名士兵，由刘峙、顾祝同、严重等人为营长，另建炮兵营，全军3000人左右。
    1925年初，黄埔军校从苏联运回一批火炮。炮兵营以在校二期学生为骨干，蔡忠笏为营长，陈诚为炮兵营第一连连长，蔡忠笏兼第二连连长，罗卓英为第三连连长。
    此间，平定广西后的黄绍竑和白崇禧赴广州，经和国民政府协商，广西军队编为第七军，由李宗仁担任军长，黄绍竑任党代表。第七军是国民革命军中这时最大的1个军，全军辖9旅21团另加炮兵营和工兵营。
    1925年8月至次年上半年，国民革命军共编八个军，每军辖3师或增加1个教导师，师设炮兵营。
    经历了第一次下野的蒋介石在重新上台伊始便开始重用“永远忠于总司令”的陈诚。第二次北伐开始后，1928年4月，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卫司令。陈诚本人兼任总司令部炮兵指挥官，指挥炮兵第一团姚永安部、炮兵第二团杨德良部。
    陈诚作为北伐军第一集团军炮兵指挥官随军北伐，这一次基本上未参加前线作战。一路上只是：“时闻隆隆炮声”。和时见“路旁之敌人炮弹破片”。5月1日，陈诚随第一集团军方振武军团进入徐州，住在总司令部所在地张宗昌督军署内。蒋介石为避免和日军的冲突扩大，撤出城外后，陈诚所部炮兵由平阴后撤至宁阳待命。“济南惨案”发生后，两个炮兵团随第一集团军渡黄河北进，陈诚率部分警卫部队回到南京。
    总体而言，北伐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炮兵部队甚少。1928年北伐结束后，着手编练炮兵。共编成炮兵8个团，第一、二、三、五团为卜福斯山炮；第四、七团为三八式野炮；第六团为克式野炮；第八团为榴弹炮。山炮和榴弹炮团各4个营，野炮团为3个营，1932年东，军委会将第一、第五团编成第一旅；第二、第三团编为第二旅，其余各团由训练总监部炮兵监负责整训。(2)
    北伐之后，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作出对全国军队进行编遣的决定。 1929年三月1日，全国编遣会议在南京召开。17日，通过《国军编遣进行程序大纲》，按照大纲规定，编遣后的全国陆军不超过65师，四个集团军各约12个师，总计兵额80万人。在这其中，炮兵团编有16个。(3)
    除了中央军外，各地方军中炮兵部队战斗力较强的要数晋军和东北军。
    晋（山西）军炮兵：(4)
    1917年阎锡山投靠段祺瑞，是时所辖部队中含一炮兵团。团长周玳。至1927年其炮兵部队已以周玳炮兵团为骨干，扩充至8个炮兵团，平时集中训练，战时分散使用。（周玳曾帮助阎锡山于1927年收编了徐永昌的部队）
    中原大战期间的晋军炮兵司令为周玳，辖辜仁发、杨耀芳、温玉如、曾延毅、卢珖、周俊杰、冯鹏锗7个炮兵旅。10月晋军大败后张学良将晋军编为4个军，后来又编了一些部队其中包括1个炮兵队，仍以周玳为司令。
    1932年1月阎锡山重回山西，任山西绥靖公署主任。下辖炮兵司令部。
    1931年张学良将原晋军炮兵改编为山西炮兵监，辖3个旅。原晋军炮兵第一至第十团依中央炮兵番号改称第二十一至第三十团。1932年改称陆军炮兵司令部（阎锡山已回晋），以周玳为司令，刘振衡、周俊杰为副司令，取消旅部，各团依旧。团长分别为：李伯庆、施国藩、李锡九、郝庆隆、张映启、介青海、赵忠保、董泽善、张潜、刘彭祖。其中多人在日后的第二战区炮兵部队中也任部队长。
    第二战区炮兵序列详见后面专述。
    奉（东北）军炮兵：(5)
    张作霖当权之前，1914年上将军张锡銮致函国务总理段祺瑞，要求扩编部队。其中预计将奉天右路巡防队统领、东边镇守使马龙潭所部巡防队改编为混成一旅。辖步兵2团每团辖炮兵1营。炮兵1营辖3连，连辖3排，排辖3棚。后段复电张锡銮，谓“此时强邻窥伺，实力未充，从事改编，徒有增兵之名，致招外人之忌”，于是改编“姑从缓议”。（6）
    1922年，张作霖整顿奉军，以旅作为平时最高建制单位，旅直辖炮兵1团、迫击炮1连。并在战时组建师。师编制分甲乙两种，甲种师辖6团成2旅，每团附迫击炮1连，另直辖炮兵1旅；乙种师辖4团成2旅，团编制同甲种师，另直辖山炮兵1营。
    此外，奉军编制中有骑兵师，骑兵4团成2旅，每团附迫击炮、山炮各1连。
    独立炮兵旅，按照“三三制”编制，每连4门炮。炮兵旅的名称后来改为了炮兵军，实力并未扩充。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1924）之后，奉军实力大增，其中张学良部辖炮兵2个旅。
    纵观易帜前的奉军炮兵编制体系，可以发现，它一直很重视基层火力的配属（虽然不可能完全达到编制要求），这应是东北拥有当时全国相对发达的重工业、兵工业的缘故。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1924）之后，实力大增，其张学良部辖炮兵2个旅。
    张作霖死后，张学良于1928年6月18日抵沈阳，此后便开始作易帜的准备，首先整编部队，整编后辖炮兵3个旅。是年底再次改编部队，分为国防军和省防军，炮兵改为团制。国防军辖东北独立炮兵第一至第十团。
    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东北军留驻关外的炮兵部队只有独立炮兵第九、第十团分别为吉林、黑龙江驻防军。其余炮兵部队分别在30年和31年为了在中原大战中支持蒋以及讨伐石友三而调入关内。即使是留在关外的部队其部署方向也是以防范苏联为主的，日本并非在东北军的假想敌中排在第一位。日后在保卫长春的战斗中，第九团的36门野炮由于日军的破晓突然袭击而未发挥作用。
    西安事变后，东北军炮兵第六旅违抗事变时张学良占领洛阳的命令，叛张投蒋。1937年之后，以“二二事件”王以哲军长被害为标志，东北军被大规模分化，37年4月国民政府行政院议定成立豫苏皖3省军事整理委员会（此时东北军已陆续被调至该地区），东北军以中央军为标准被“国军化”。其炮兵第六（黄永安）、第八旅（乔方）被整理。(7)东北军被“消化”前后的炮兵部队沿革及作战情况详见下面记述。
    其他地方部队
    龙云滇军1930年代，龙云第十路军直辖有一炮兵团（团长杨文宗）(8)
    中原大战前后
    陈诚十一师在津浦路：所辖独立旅（周至柔――陈诚保定同期同学）一团编有迫击炮连
    1930年即将接受陈诚改编的教导第三师：共辖2个步兵旅和1个攻城旅，共有9个团，另有炮兵、工兵、辎重等特种兵营。
    教导三个师都参加了中原大战，其中教导一师直辖一个炮兵营，教导二师直辖一个炮兵团。两师均在第二军团旗下参加中原大战，1930年年底，分别与俞济时国民政府警卫旅合并为国民政府警卫师（俞济时任副师长）以及改为第四师。（警卫三师改为第十四师）(9) 改编后原教导三师攻城旅改为十四师师部直辖，旅长李延年。
    经过新的吞并，组建后的陈诚第十八军：
    辖两个师一个攻城旅，当陈诚接管第十四师时（后很快把周至柔扶正），十一师师长由副师长罗卓英升任。十一师仍辖3个旅，每旅下辖3个团，每团2000人左右；师部直属部队有炮兵、工兵、通讯兵、辎重兵各一个营和一个特务连，全师约22000人左右。第十四师2旅6团，加上师直属部队炮兵、工兵、通讯兵、辎重兵各一营和特务连、骑兵连，全师15000人。攻城旅3个团，约6000人。全军共18个团43000人左右。相当强悍。
    每个步兵团82迫4门（民二十式），随炮炮弹80－120枚。十八军进入江西与红军作战时，还配备有日造七五山炮（明治41式或大正6式）、三七平射炮（大正11年式或沈、汉厂仿型）。
    抗战前夕
    九一八前后：（10）
    1931年马占山在黑龙江嫩江桥重创日军，使得蔡廷锴激动不已，此时的蔡廷锴其部队刚刚在第三此“围剿”红军中受到了重创，不愿再打内战，于是召集全陆军旅以上军官商议组织志愿官兵赴北援马，其余部队缩编归还中央。各将领表示赞同。其后选出支援官兵6000名，编为2个独立旅、1个警卫营、1个山炮连，定名为“西南国民义勇军”。后因淞沪爆发战事，北上一事便取消了。
    1932年军委会制定了陆军暂行编制表（二十一年编制）。师辖2旅、旅辖2团、团辖3营附步兵炮或迫击炮连、营辖小炮1排。师直辖炮兵1团，并按三三制编组。1933年经军政部核准，胡宗南师混成团编制为步兵4营，附山炮团1连，营编制未变，增加了输送兵连，这使得改装了山炮之后，部队的后勤运输能力也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相应提高。
    长城抗战中的炮兵：（11）
    参加长城抗战的中国军队被划分为9个军团，基本上由东北军、晋军和原西北军的血脉组成。
    第一军团为张学良的部队，于学忠任总指挥。辖炮兵第六旅（欠第十一团）、炮兵第十七团。王和华为炮兵指挥。
    第二军团为原晋军部队，总指挥为商震。军团辖炮兵第十六团第三营、第十八团第一营、第十五团（欠第二营），炮兵总指挥为乔方。该军团的主力部队为商震亲自指挥的第三十二军。该军在中原大战之后曾接受过张学良的整编临时编为第四军，后依中央军序列改称为第三十二军。1932年，商震曾扩编该军，关于炮兵当时增加了1个大队。
    临阵脱逃的第五军团总指挥汤玉麟旗下部队主力为其基本部队第五十五军，辖炮兵第三十六团，团长汤玉铭。（汤玉麟任人唯亲非常直接，其第五十五军除了下辖三十六师外还有骑兵、炮兵各1个团，除了前面提到的炮兵团外，骑兵团第三十六团团长为汤玉书，也是汤玉麟的兄弟。）
    第七军团总指挥为傅作义，军团构成为原晋军。基本部队第五十九军（军长傅作义），下辖山西炮兵第二十一团（团长李伯庆）。
    第八军团总指挥为杨杰，后由第十七军军长徐庭瑶代任。该军团以中央军为主力（长城抗战前后，徐庭瑶、顾祝同、汤恩伯、黄杰、郑洞国、关麟征、杜聿明等嫡系将领都在该军团中的中央军部队中任过职），另有一些杂牌部队如“九一八”之后退入关内的东北军部队。军团直辖炮兵部队为炮兵第八旅（欠十七、十八团），另有炮兵1个营（番号不详）。第十七军辖炮兵第四团；第六十七军王以哲部队配属炮兵部队。
    红军战略转移之后国民革命军全军系统的整编：
    1934年12月，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军事委员会陆军整理处处长，负责整理全国军队，“以备‘抗日’”。陈诚即率参谋长郭仟前往武汉组织陆军整理处，并以东北军张学良的部下杨正治为副处长。陈诚原任驻赣预备军总指挥一职，由罗卓英代理。
    在陈诚就任陆军整理处长之前，蒋介石曾要求陈诚草拟整军计划，陈诚于是草拟了一系列文件，其中包括《整理炮兵建设》。3月1日，陆军整理处在武昌正式成立，由陈诚任处长，杨杰、周亚卫、俞大维、邹作华、卢致德、郑大章、冯庸等人为研究委员。3月18日，陈诚到北平，同军政部长、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商量华北驻军整理方案，检阅了华北晋军、东北军和中央军的第二、二十五师。4月28日，陈诚赴贵阳，同正在贵阳“督剿”红军的蒋介石见面，商讨整军方案。
    按陈诚的整编方案，全国陆军在4年内，完成整编60个师，其中1935年整编6-10个师，1936年整编16－20个师，1937年整编20-30个师，1938年整编4-16个师。
    1935年6月9日，蒋介石又命全国骑兵、炮兵、工兵等特种兵，均归陈诚督导整理，关于炮兵部队，陈诚决定：炮兵将现有可用火炮457门编成两团制独立炮兵旅4个，独立团5个，独立营4个。
    此时国民党各种部队包括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川军、滇军等共有180师、94旅和40个独立团。炮兵共有炮567门，其中已不能使用的110门过于陈旧的，予以废弃。
    至1937年，共整理24个师，调整15个师，同时调整东北军10个师，运用调整师编制而未调整充实的5个师，整理广东10个师，川康26个师、9个独立旅。整理师辖师属炮兵1个团；调整师辖师属炮兵1个营。另外，根据1933年南昌行营厘订的陆军步兵师编制表，“剿匪”部队设有专门编制，各师原有炮兵营统一调归南昌总司令部集中训练。（12）
    全面抗战前夕中央军炮兵整理：（13）
    国军抗战前夕的整军是从35年开始的。由于稳定了长江流域，并且在英美支持下实行了法币政策从而建立了一定的经济基础，蒋在德国顾问的指导下，购进了大量的新式武器，并于36年在成立了陆军整理处，负责抗日准备。
    在陈诚拟定的调整师方案中，每个步兵师直辖一个野炮团，加之两个步兵旅的装备，共有步兵炮24门、迫击炮24门、野炮36门。（14）而另据张其昀《抗日战史》所记载，调整师中各式火炮、迫击炮46门，掷弹筒243具。有些人认为后一种说法是比较准确的。由于国内火炮产量有限，国家外汇捉襟见肘，进口火炮的计划并没有全如人愿得以完成。
    1935年3月，武昌行营设立炮兵整理处，专负整理炮兵之责。如前所述，此时国军堪用的火炮共有457门，整理时按照炮种统筹编成，并补充器材、马匹。经过改订编制，划一炮种，裁汰老弱，除炮兵第一、第二旅（瑞典卜福斯式75山炮）及炮兵第四（日三八式75野炮）、六（日三八式75野炮）、八团（民十四式十五生榴弹炮――辽十四式）仍旧外，其余与东北炮兵合并改编成炮兵第六、第八旅。第六旅（克式野炮）辖第七、第十二团，第八旅（民十四式77野炮――辽十四式）辖第十五、第十六团。此外，又编成独立炮兵第十七团（民十四式十五生榴弹炮――辽十四式），及山炮第一、第二、第三营，野炮第四、第五、第六营。
    以上各部均为马拽山野炮、榴弹炮部队。1937年，由德国买来十五生榴弹炮24门，编成机械化重炮兵一个团，番号定为炮兵第十团。一切运动、指挥、观测均以汽车拖引，成为国民革命军中最新式的炮兵部队。是时，又将第三十二师所属炮兵团划出，改编为独立炮兵第九团，辖野炮、重迫营各1个。不久，将野炮营划归师属炮兵，而将重迫营与独立重迫第一、第二、第三营，合编为独立步兵炮团。同时将广东省所属山炮28门（法制士奈德式75毫米山炮）重新编成炮兵第九团（原为克式75野炮和重迫各1营），辖重山炮1个营、轻山炮2个营。
    综上共编成两团制独立炮兵旅4个（第一、二、六、八旅），独立团6个（第四、六、八、九、十、十七团），独立山炮营（第一、二、三营）3个、独立野炮营3个（第四、五、六营）、独立步兵炮团1个（辖4个重迫营：原独立重迫第一、二、三营及原第三十二师重迫营）。
    至于战防炮部队，抗战前仅有装甲兵1个团附有步兵炮教导队1队，辖3营12个连；又1个步炮营（辖4个连），以及第四师、第八十八师各配属37毫米苏罗通炮1个连（6门）。
    除上述中央所属炮兵外，太原绥靖公署所属炮兵，广东、广西绥靖公署所属炮兵，滇、川地方部队的炮兵，在编制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一定的增长和更新。
    全面抗战
    初期：
    民国二十六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此时的国军，据白崇禧回忆，共有轻炮兵30团，重炮兵5团，高射炮7团。（15）此时全国炮兵共计4旅及20个独立团，而战时预定可用于一线兵力为炮兵2旅和16个独立团。（16）根据二十六年师编制，师直辖炮兵加上团营炮兵共应配属46门。（17）
    至1938年11月，结束了四场大规模会战的国民革命军配属炮兵团22个。（18）
    这段时间里，国民政府得以恢复部队、组建新军坚持抗战是与苏联的援助分不开的，当时上海报纸记载到：“苏联军器从西北方面越山过岭源源而来”。（19）据苏联公布数字，1937年10月至1939年9月，靠贷款中国向苏联购买了野山炮1300门。（20）这些炮在战术、战役层面上，无疑对于中国政府将战局拖向相持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1939年年初，国民政府对军队编制和火力装备进行了调整，为了适应山地作战等需要，使部队运用更为灵活，旅级编制被取消，每师直辖3个步兵团和1个野战补充团，每团直辖迫击炮、战防炮各1个连。每军辖3个师，另直辖1个炮兵营。作为1个军级单位来说，营级编制实在是太小了。
    相持阶段陆炮部队发展：（21）
    抗战初期，国军炮兵共有4个旅又20个独立团。在淞沪会战这样的战役中，炮兵损失非常惨重。1938年徐州会战后，在国外订购的火炮陆续运到，为便利指挥，除第六、第九团及机械化第十、第十一、第十三、第十四团等团独立外，另设置了6个旅部统辖其余的16个团（第一旅至第四旅每旅辖3个团，第5第6旅每旅辖2个团）独立步炮团则以2个营划拨师属，其余2个营仍旧。
    武汉会战后，调整编并，最大编制仍为旅。
    第一旅辖3个山炮团，每团2个营6个连，每连以卜式山炮3门编成；
    第二、第三旅各辖3个团，每团3个营9个连，以野炮、榴弹炮混合编成；
    第四旅辖3个团，每团3个营9个连，每连以轻迫击炮4门编成；
    第五旅辖第六、第九团，每团3个营9个连，第六团每连以轻迫击炮4门编成，第九团以轻重士B德及六年式山炮混合编成；
    第六旅辖第十二、第十七两个团，第十二团三营九连制，第17团三营六连制，各团每连均以野（榴弹）炮3门编成；
    第七旅辖第十、第十一、第十四三个团，第十团三营六连制，每连以十五生榴炮4门编成，第十一团三营九连制，每连以十五生榴炮4门编成，第十四团三营六连制，全团共计十五生榴炮17门。
    其后，为加强各军装备，取消第一、第六旅2个旅部，变更各旅建制，将一部分炮兵以营为单位，编拨各军建制，而以编并4个团部及编余官兵、各旅补充营及渝万要塞4个重迫击炮营为基干，暂编为重迫击炮4个团。
    1940年5月取消各骡马炮兵旅旅部（机械化炮兵第七旅仍保留），各骡马炮兵团改为独立团，直辖军政部。将取消的旅部全部改为各战区炮兵指挥部，6月将炮兵第七旅改编为重炮第一、第二旅两个旅，原有机械化炮兵3个团改编为4个团，分属重炮2个旅。
    1941年春从苏联运入野炮200门，分别装备7个团，并改编轻迫击炮2个团。7月分别在桂林、西安各成立一个炮兵补训处。1942年将两处撤消，各缩编为1个团，1943年4月又将2个团撤消，设立骡马炮兵第三旅，该旅辖第一、第十八团。至此，共有机械化炮兵2个旅（4个团）、野山炮兵12个团、轻迫击炮兵2个团、重迫击炮4个团，共计22个团。此外，晋绥炮兵（第2战区）仍由该战区独立使用，以胡三余为司令，共有5个团。
    经过历年建设，到抗战后期，军队装备野炮（骡马炮兵）多属俄式，榴弹炮（机械化炮兵）多属德式。共计俄式76.2炮编为40个连，115榴弹炮编为20个连，德试105榴弹炮编为10个连，150榴弹炮编为6个连，另有美式炮装备部队，大多为1944年以后接受美国援助而装备。
    炮兵各团除上述外，另辖重迫击炮4个团（实为化学炮兵）。
    至1941年，从武汉战役后开始的整训计划进行了4期。在这段时间内，那些调至后方进行整训的部队在人员、装备、训练上都有了较大的提高。还是许高阳《国防年鉴》的记载，1940年国军1个军通常辖2个正规师和1个新编师，直辖炮兵1个营，编山炮6门；（17）每个师辖正规团3个、补充团1个，另辖山炮营1个（6门），战防炮连1个（4门）；每团直辖轻迫团1个。这样全师装备迫击炮36门、山炮6门、战防炮4门。
    除此之外，在蒋军嫡系部队中建立了四支“攻击军”。分别是第一（丁德隆）、第二（李延年）、第五（杜聿明）、第七十四军（王耀武）。这些军每军辖步兵师3个，野山炮混合炮团1个、战防炮营、重迫炮营各1个。每个师辖山炮或重迫1个营，战防炮1个连、20厘米高炮1队。
    各次会战
    直到中印公路开通，美国援助大批到来以后（当苏德战争爆发之后，苏联减少了援华措施）重庆的军队才重又得到了实质的外来补充。而在内陆地区，即使到了抗战后期，在军、师级部队中，国军拥有的炮兵与日军相比处于明显的下风。抗战结束之初，利用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中央部队也是有限的。（22）
    中条山会战（1941年春）时，日军动用陆军6个师团（1940年师团编制）、4个混成旅团、1个骑兵旅团，共有75毫米以上火炮500余门。而相比之下，国军第一战区主力7个军约20万人马，平均每师只有75毫米以上火炮1门。（23）
    据一些材料反映，全面抗战前夕中国的师一级单位与日本的师团级相比较（人员比为1：2），野山炮比例为1：5，步兵炮比例为1：1.5。山野炮方面中国师只有9－12门，相对于编制人数来说，比之其他几项对比，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差距。（24）另外，淞沪会战前的精锐调整师（如第八十七、八十八师）装备各式火炮46门、战防炮6门（比前面例子中的部队各种火炮多出10－13门）。（25）
    在抗战前期，如果说中国正规国防军一个师能对付日军一个联队的话，（26）那么后期如豫湘贵战役时期，一个军能抵御一个联队就不错了。这固然和官兵素质下降、斗志下降、单位部队在编人数下降（兵源减少、长官吃空额等原因）这些种种非技术原因有关，但是内陆地区部队装备水平太低，战场火力太弱也是重要的原因。
    重建远征军：（27）
    1943年，为了进行滇西反攻并配合缅北作战，国军接受了美国人的建议调十一集团军和二十集团军分别赴云南整训。一军辖2到3个师（滇西11个师、滇南6个师、昆明3个师、拱卫陪都部队3个师、第六战区4个师等共30个师。在编制问题上，陈诚与史迪威的看法就不同。史迪威主张每军2师，而陈诚认为3师比较合适。最后陈诚决定远征军编制为每军3师，但目前每军按编制仅先补充装备2个师。既照顾了史迪威的意见，又未改变原有编制）。反攻前，远征军各部兵员缺乏严重，至43年8月仍缺编2.2508万人。
    至44年滇西反攻开始时，原定的整训计划并没有完成，共部署了步兵13个师和炮兵14个营。这些炮兵部队分别是：二十集团军直辖之高炮第四十九团第三营，第6军山炮营；第十一集团军第6军直辖战防炮一个营，第200师辖第5军之炮兵营；炮兵指挥部节制之重炮第七、十团，迫击炮第二团（即重迫第二团，可对照后面内容）。
    接受美式装备的远征军以军为战略单位，军直辖一炮兵团及战防炮营。但是当时只有第二军原有炮兵团，其余各军实际都为75mm山炮营；战防炮营装备37mm战防炮，额定数量24门，但是由于缺炮，有些军只有以迫击炮代替之。这样在作战使用上使得兵种与编制存在着一定的不协调。
    到师一级，缺炮的问题更加严重。原定的直属山炮营直到中印公路打通后才于45年春夏之交陆续交付组建。
    步兵团直辖82mm迫击炮连，装备六门；战防炮连装备37mm战防炮4门。但是由于战防炮和吉普车一直未到位，团属战防炮连也未得以组建。截止43年底，各师以下各步兵团的武器仍是将2个师的配备标准平均拨给3个师，缺机枪212挺，82口径迫击炮69门。所缺兵器根据计划由中方提供掷弹筒、82迫击炮，美方提供战防炮576门、60毫米臼炮900门、75毫米榴弹炮40门。
步兵连一级配属60炮排，装备2门。
    驻印部队：（28）
    与重组的远征军不同，驻印部队是以师为战略单位的，在装备和训练上（以及战绩方面）都要比云南整训的第二次远征军强一些。一个师中一般有以下炮兵部队：
    师直属：榴弹炮营×1：每营105×12，该营为机械化炮兵营。
    山炮营×2：每营75×12，这两个营的行动依靠骡马驮载。
    团属炮兵（师辖3团）：
    迫击炮连：82×12
    战防炮连：37×8、57×4
    营辖1战防排（团辖3营）
    连辖3排，排辖轻迫班。
    全师15000人，车辆300，骡马1000
    理论总计：105榴12门，75山24门，57战防12门，37战防24门，82迫36门，60迫162门，火箭筒108具。
    总部直属3个炮兵团，每团重炮36门；2个化学兵团，每团重迫击炮48门。
    蒋大宗老师是当时参军大学生中的一员，1944年他同14位联大的学工程的同学一同被孙立人招到了新三十八师的旗下。虽然他没有在炮兵部队供职，但是他关于那时的回忆还是值得参考的。“那时的装备，我们的炮兵营用75mm的山炮，是拆成几件用骡马驮着行动，所以可以穿插密林配合行动。步兵就背着迫击炮随着连队行动，火力比日军强。主力的大炮为105mm的，由车拉或马拉。它就只能在有道路的正面使用。往往到原始的公路已经可以接上，弹药方可由汽车送上。” 他回忆：“我第一次遇到炮火的洗礼是到前线后第一个迂回战役。随着师部上了山后，有任务又回到河边的正面前沿。在正面有着一个重炮的营，出现了观察哨和炮阵地间新发下的对讲无线电机通话不好。那是一种老式的超短波调频对讲机。师部通信官云大哥领着我走了一段再乘吉普车去了炮阵地。很快就发现是双方不会调到同频率，经过短时间的训练，问题解决了。” （29）
    日本战史记载：“历来的行情都是日军一个大队（团）对付中国的一个师而绰绰有余。尤其在九州编成，转战中国素有把握的第１８师团与中国军战斗，更有最强的自信心。岂然胡康河谷的中国军无论在编制、装备和战法与训练上都完全不同，……使我军损失惨重。……我军接得此情报后，均为之愕然。”（30）
    军委会驻滇干部训练团：（31）
    1943年4月1日，该训练团的步兵、炮兵训练中心成立。由于中方不能提供足够数量的适当军官参加训练，各个训练班的学员从未满额过。炮兵训练中心设在昆明东郊的干海子，56名美国教官、12名中国助教、23名翻译官。1943年全年炮兵训练中心的受训人数约为原计划25%。这些军官虽然当时都还是菜鸟但是学习进度非常快，说明当时中国中下层军官中不乏渴望接触新知识、掌握新的战争规律的有志军人。炮兵训练班是将各军炮兵部队全部官兵调到昆明炮兵训练中心来进行训练和装备，训练后再划归各军建制。火炮与驮炮的骡马都由印度经驼峰航线空运昆明。训练对象为参训各部队副团长以下各级干部。
    青年军：（32）
    1944年豫湘贵战役（日称“一号作战”）之中，国民党军一溃千里，除去衡阳保卫战尚有抗战初期的抗战精神，其余战场皆暴露了国军长期未战战斗力下降、国民政府坐待胜利的消极避战思想。面对正面战场的溃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发出了“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此后组建了青年军9个师另2个团。这些青年军师各辖炮兵2个营。
    美援：（33）
    在豫湘贵战役之后，国民党部队由于大溃败而元气大伤，为了维持中国国民政府的抗战能力，把日本人继续困在中国战场，美国政府加强了对国军的装备支援。包括上面提到的远征军和驻印部队，至日军投降，国军共有12个中央军军级单位接受了全美械装备、3个地方军军级单位和1个中央军军级单位接受了半美械装备。（34）这些部队的额定编制中，师辖1个七五山炮营（12门）；团辖平射炮（战防炮4门）、迫击炮各1个连；营辖八一迫炮（2门）、火箭炮排（各配炮2门）各1个；连配备六〇小炮6门（每排2门）；排辖60迫击炮1个班。而在各美械军中，“五大王牌”（35）火力属最强，辖三个步兵师外，直辖榴弹炮1个团（12门）和平射炮、战防炮各1个营。
    解放战争
    第二次国共内战：（36）
    抗战结束后，炮兵发展很大，虽然在八年抗战中，国军消耗了大量的技术装备和弹药，（37）但是由于后期大批美援的到来以及缴获日军的装备，炮兵部队仍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1946年整编后为12个团（不含高炮、化学炮），后又扩编为18个团，高射炮仍为7个团。（38）在内战中，各“剿总”、绥靖公署分别设有炮兵指挥所指挥作战。
    至于化学兵，1946年原驻防昆明的高射营改编的独立重迫营改为重迫第十五团。同年，化学炮团分批移往南京。在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兵工署下成立了化学兵司，汪逢栗任司长。47年，化学兵分别配属东北行辕和徐州指挥部。
    抗战结束，至1946年2月绝大多数日军已缴械完毕，至此，国军收缴的日军装备中，各种火炮共有12446门，（39）其中有很多在解放战争中仍然被国军使用。
    陈诚主掌新设的参谋本部以后，开始了整编计划，随着这一计划的实施，国军兵力大幅削减，而技术装备则得到了充实。步兵旅配置美式或日式炮兵营，整编师增设炮兵团。
    以下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国军在解放战争初期军级部队的炮兵配属情况：（40）
    1947整编第十一师（胡琏）：
    师辖1个榴弹炮营（105榴×8）、1个山炮营（75山×12）、32口径平射炮×24、22机关炮×12；
    旅辖1个山炮营（12门），师辖3旅；
    团辖1个迫击炮连（8门）、1个战防炮连（6门）、4具火箭筒，旅辖2团；
    营辖1个战防炮排（4门）、小炮排（60炮6门或81迫2门），团辖3营；
    理论总计：105榴8门、山炮48门、32口径平射炮24门、22机关炮12门、战防炮108门、迫击炮48至84门、小炮108门或无，火箭筒24具。
    另外一些材料记载，整编第11师配备火炮四百四十门，其中最大口径的是美制105mm榴弹炮八门，火箭筒一百二十具。火箭筒数量有所出入。
    1947年整编第二十五师（黄伯韬）：
    该师虽然不属五大王牌，但是编制在整编师中算是比较大的，而黄伯韬也是一员战将。在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国军的整编中，整编师一般为3旅6团制或2旅4团制，（41）这样，与抗战后期一个2师或3师编制的军比起来编制便缩小了，但是整编二十五师仍旧下辖9个团，显得比较臃肿。也许这是应对整编师编制不适应作战需要的变化结果。在46年蒋的一些言论中便可看出整编师编制的不足，（42）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师辖1个山炮营（山炮12门、榴炮4门）；
    旅辖1个山炮营（山炮4门、重迫4门），师辖3旅；
    团辖1个迫炮连（4－6门）、火箭筒2具，旅辖3团；
    营辖1个迫炮排（82迫2门），团辖3营；
    连辖1个小炮排（2－3门），营辖3连。
    理论总计：榴炮4门、山炮24门、重迫12门、中轻迫90－108门、小炮162－243门、火箭筒18具。
    这一时期国军的美械师比起抗战胜利之初在数量上有了极大的增加，炮兵部队的发展在这一阶段可说到了黄金时期，各种形式的美援大批进入中国，仅马歇尔在华时的“美蒋秘密军事协定”便供给国军各种火炮七千余门。（43）
    上海攻防：
    以下是汤恩伯为了长期固守以待“国际形势的变化”，在上海囤积的弹药：重炮炮弹5万发、山野炮弹10万发、八一八二迫击炮弹500万发、六〇炮炮弹10万发。（44）
    战前蒋介石亲赴上海，京沪杭总部炮兵指挥官邵伯昌曾向蒋汇报：战区内，各独立炮兵团及军师属炮兵共有火炮约500门，每炮备弹300发，拟在阵地前每一公里正面平均配置5门火炮，构成一道“不可逾越的炮弹阵地”。（邵伯昌在远征军中曾任炮兵指挥官一职）
    在上海一战中，与邵伯昌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他同样曾在炮兵部队中任职，那就是张权。
    张权是河北武强县人，1917年从军，曾在程潜部任职。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6军第191师师长，常与时任第6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林伯渠交往，深受其政治影响，从此与中共建立了密切的关系。1944年，以国民党中将总队长职率领陆军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到重庆驻防，常与周恩来往来。周恩来非常欣赏张权忧国忧民的主张和出众的才能，亲自推举中共党员王亚文到其部任上校秘书，做联系工作。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张权为起义军司令。王亚文为政治委员、郑振华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张权受到蒋介石的排斥，给他一个联勤总部中将视察员的虚职。然而，这个职务使他可以到各部视察，为他组织武装起义提供了便利条件。
    起义的前一天，张权去吴淞，争取炮兵司令邵百昌参加起义，以减少断敌海上逃路的阻力。可是，万万没有料到其间有人告密，张权、李锡伯、泰然轩等起义领导人先后被捕。
    编制最大的迫击炮部队：（45）
    如果注意一下解放战争后期徐向前解放太原的战役，就会发现，在国民党部队中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番号：第二七八师。该师在太原战役期间隶属第三十军。这是一个奇异的部队，号称重迫击炮师（所编火炮数量不详）。二七八师原番号为暂编第四十四师，48年9月改番号，师长卫玉昆。原隶属孙楚的第三十四军，在防守太原期间编入第三十军。
    高射炮兵部队：（46）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为加强防空，于1933年在杭州成立了高射炮训练班及人民防空研究班，继即又设立了防空学校。1934年和1935年先后购得卜福斯75高射炮28门，成立高射炮兵6个连，均归防空学校督训。
    1937年又新购3.7（德十八式）及2.0厘米（德苏罗通）高射机关炮另附13.2厘米高射机关枪，成立高射炮兵团，辖5个营18个连，为保守兵种秘密，后改为陆军炮兵第四十一团；并又新购2厘米炮108门，成立炮兵第四十二团，辖5个营16个连。
    1938年成立炮兵第四十三团，辖5个营15个连；又以由苏联购得的7.62厘米高射炮20门，编成一个营，与原有7.5厘米炮6个连合并，成立炮兵第四十五团，辖3个营10个连。
    1939年将原属武汉警备司令部高射炮队剩余的4.0及2.0厘米炮14门，编成独立高射炮兵营，归防空学校督训。
    1941年因调整防区，将陕甘防空部队及独立高射炮兵营编成炮兵第四十四团，辖4个营14个连。是年冬，为掩护长江航运及滇边公路之安全，成立炮兵第四十八、第四十九团2个团，各辖3个营9个连，分别担任上述任务。
    1942年准备接收美国援助的高炮。以炮兵第四十五团基干，又扩编炮兵第四十六团。2个团各辖3个营12个连。并另成立炮兵第四十七团，辖3个营9个连。
    至此，共成立9个团、1个测量总队。后因美国军械无法内运，遂抽调3个团赴印度编组防空部队，将防空学校所属的各团无武器的20个连予以裁撤。同时，将湘、陕两省高射枪炮部队编入炮兵第四十三、第四十四团建制。全国高炮部队总指挥为黄镇球，坐镇防空总监部，下面各省成立防空司令部，各省保安司令兼任防空司令。再下到乡镇、乡村，电话网等设备都被动员了起来，名副其实有了人民防空的架子。
    1943年，为便于指挥调动与管教，全国高射炮兵部队实施了分区指挥，共分五区。按照第一至第五区先后顺序，指挥部分别位于重庆、巴东、桂林、昆明和西安。指挥范围分别为：四川境内；湖北、湖南；粤汉、湘桂二路及闽赣二省；滇黔地区；陕甘宁与豫西地区。
    解放战争爆发后，主要在美援下建立起来的国民政府空军部队，拥有高射炮团8个，每团配备75毫米、76.2毫米高射炮156门及高射机枪12挺。（47）不过这些部队在4年多战争期间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
    化学部队：（48）
    国民政府1933年2月于南京，在军政部兵工总署领导下创建了化学兵。初建时因无基础，遂从教育开始，培养化学兵人才，乃成立学兵队（本名化学兵队，为保密起见，简称学兵队）。由李忍涛担任队长。这是一所培养化学兵干部的学校。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化学兵队同中央军校特科受训学生一同编为迫击炮2个中队，携带所有化学战装备开赴华阴，与教导总队一道作战。
    1937年抗战开始后，鉴于日军在绥远百灵庙作战和淞沪会战中用毒，国军急需防毒教育。8月在军政部内组织成立（化）学兵管理处，负责管理防毒军官。9月奉准成立干部训练班，将原有未毕业学生全部编入该班。将原编制6个中队，补充列兵，增加必要的技术单位，成为正式化学部队。12月因南京危急转进至湘西。
    1938年底，学兵队的2个大队改称学兵总队，将6个中队改编成2个大队，成为国民党军队，也是中国近现代陆军历史上第一支化学兵部队。
    1939年3月总队移驻川南泸县纳溪，将2个大队改编成2个化学迫击炮团，装备82迫击炮。同时，增设步兵2个团。9月将军政部学兵管理处正名为军政部防毒处，并在每战区设一分处，实施防毒训练，各部队也于此时建立防毒组织。
    1943年2个化学炮团奉调出国，配属驻印军总部，并在印度进行改装、训练。第一团装备4.2英寸化学迫击炮，第二团因战争情况需要改为步兵。国内2个步兵团改为化学炮团（其中1个团赴缅后又改为步兵团）。至此，在建制上，国军共有4个化学炮团。（49）
    1944年2月驻印化学炮团参加孟拱河方面的战斗。是年该团连同国内2个化学炮团改为重迫击炮第十一、第十三、第十四团。5月底，重迫击炮第十一团在密支那配合陆军作战，战绩颇丰。原属化学兵之步兵第一团于1945年改隶第六十七师，脱离化学兵建制。同时，将驻昆明高射炮营改编为独立重迫击炮营。
    滇西缅北反攻的同时，国内开始增建迫击炮第五团，这样在抗战胜利后学兵总队共辖4个化学迫击炮团，各装备4.2英寸化学迫击炮72门。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无论是国内战场还是缅甸战场，这些化学迫击炮团基本上都未进行化学战，而是使用普通榴弹和燃烧弹进行作战。除了4个化迫团以外，其余的化学部队均不是进攻型部队。
    独立炮兵部队建制、番号：（50）
    由于火炮数量的限制，在美制装备大量进入国军基层部队之前，国军在建军整军过程中始终将炮兵集中编组独立使用，与军、师共同构成了全国陆军基本战略单位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