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从未在北大“旁听”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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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09日00:40《同舟共进》胡为雄我要评论(24) 字号：T|T
国内有关毛泽东生平与思想研究的著作、文章，述及青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工作的经历时，大多说他“在北京大学旁听”过。例如，《毛泽东早期文稿》附录的《毛泽东生平大事简表》，在说明毛泽东参加了北京大学1919年1月25日成立的哲学研究会、出席了北大2月19日召开的新闻学研究会改组会并成为会员后，接着提及毛泽东“在京期间，经常去北大旁听一些重要课程”。《毛泽东年谱》则有这样的记载：“1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成立。毛泽东参加了哲学研究会，并旁听北大的课程。”《青年毛泽东》一书也说“毛泽东在工作之余还时常到北京大学课堂旁听，并加入了北大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这里所说的旁听，显然不是指毛泽东参加两个学会的学术活动、利用假日或工余时间的听演讲，而是意味着毛泽东去旁听正式学生所学的课程。

说毛泽东“旁听”北大课程有所本。例如，董乐山所译的《西行漫记》就是这么说的。《西行漫记》原书名为《红星照耀中国》，1938年董乐山将该书英文版译出，并改书名为《西行漫记》，以上海复社的名义出版。在《西行漫记》中，对毛泽东在北大“旁听”课程是这样记述的：“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然而，经与英文原文核对，这里的“旁听”明显是翻译错了。斯诺书中的原文是：I joined the Society of Philosophy, and the Journalism Society, in order to be able to attend class in the university. 这句话中，to attend class根本没有旁听的意思。该句正确的译文应是：“我参加了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为的是能够到大学的课堂听课。”

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听课，具体而言不是指作为旁听生听课，他不是旁听生。北京大学当年的招生和办学方式是，“除招收正式学生外，还可以招收一定数量的旁听生和选科生”。“旁听生、选科生优秀者后来还可转为正式生，一样发给毕业文凭”。此外，“还有大量没有办手续‘溜’进来听讲的”。这些非在校学生也不少，上课时“注册部给安排的教室，常常临时不合用”。不过，从1921年起，旁听生不得改为正式生。北大招生都得经过考试，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开始也有未经考试办理旁听手续，得到许可成为旁听生的）。按北大的规定，无论是正式生还是旁听生，都得缴一笔不菲的学费。因此，当年到北大读书的主要还是富家子弟，广大贫苦百姓的孩子大都与此无缘。

毛泽东1918年8月到北京，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进北大，而是为主持湖南学生申请赴法勤工俭学。在毛泽东心目中，发展新民学会的事业比上任何一所大学更重要。因从《新青年》上得知华法教育会号召中国青年到法国勤工俭学，新民学会干事会就讨论此事，并一致主张赴法勤工俭学。干事会推举蔡和森、萧子升“专负进行之责”。蔡和森先行启程，于1918年6月25日到北京后，拜访了在北大任教的杨昌济，并经杨介绍认识了蔡元培校长。蔡和森6月30日致信毛泽东，特转达杨昌济的想法：“兄事已与杨（昌济）师详切言之，师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蔡和森还说：在见过蔡元培校长后，他觉得自己和毛泽东、萧子升“三人有进大学之必要，进后有兼事之必要，可大可久之基，或者在此”。7月，蔡和森又致信萧子升，希望他与毛泽东从速到京。

毛泽东与萧子升、罗章龙等湖南学生24人于1918年8月19日抵北京后，即分散租住。毛泽东等8人住在离北大不远的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安定后，毛泽东便为赴法勤工俭学事奔走。此前，兼任华法教育会中方会长的蔡元培与书记李石曾同意为湖南青年先办三处留法预备班，分设在北京大学和河北保定、蠡县，后又在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开办半工半读的留法预备班。10月6日，毛泽东同蔡和森等到保定，迎接第二批准备赴法的湖南青年。10月10日，毛泽东送蔡和森等人去蠡县布里村，随后与萧子升返回北京统筹勤工俭学事宜。11月初，毛泽东到长辛店了解留法预备班情况，并向机车车辆厂的工人作调查，建议办工人夜校等，后又几次去过该地。


毛泽东的行程表明，他在北京最初的三个月内，主要精力放在社会活动这个大课堂，没有遵师命准备参加北京大学的正式生或旁听生入学考试。而蔡和森在给萧子升的信中已讲明，大学招生报名时间在7月25日“截止”，“请电话通知”想报考北大的罗章龙，故与毛泽东同行的罗章龙在动身到京之前已经报名，后考入北大预科。时年25岁的毛泽东可能不想让农家父母为他上大学增添经济负担（北大一个学年的最低费用在120元以上），况且他母亲已是重病在身。同时，毛泽东厌恶学校办学方式的不足，更主张不受拘束的自由研究。他不仅和蔡和森一样缺少财力，同时也可能认同蔡和森后来这样的说法：“不但本国学校无进之必要，即外国学校亦无进之必要；吾人只当走遍各洲，通其语文，读其书报，察其情实而已足。”作为有志青年，毛泽东喜欢钻研哲学，后来甚至把做新闻记者作为自己的职业选择。刚好北大新成立了新闻学研究会，他即抓住机会报名参加。后来他又参加了新成立的哲学研究会。毛泽东参加这两个学会，“为的是能够到大学的课堂听课”，吸取新知。

由于在京生活不易，毛泽东急需找个工作。校长蔡元培帮他在北大图书馆谋了个阅览室书记的职位，月薪8元。1918年11月，北大图书馆从马神庙藏书楼搬到沙滩红楼一层，毛泽东即到图书馆第二阅览室上班，工作是“登记新到报刊和来阅览人的姓名”，管理天津的《大公报》、北京的《国民公报》、上海的《民国日报》等15种中外文报刊。根据北京大学档案馆留存的工资发放册，毛泽东于1918年12月和1919年l月、2月先后签收了3个整月的工资。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3个月时间内，白天不可能有时间去“旁听”——以未经注册者的身份去“偷听”北大的正式课程。而新闻学研究会的讲座不是北大的正式课程，而是学会单独的活动，并且它收取会费：校内会员每人年纳会费现洋6元，校外会员年纳现洋12元，分三期缴纳。它和现在的收费培训班有些类似。新闻学研究会改选后不久，蔡元培特地聘请《京报》社长邵飘萍担任导师，每周一和周三的晚上由徐宝璜主讲新闻原理，每周日上午由邵飘萍主讲办报细则、采访技能等报业实务，每次讲授时间为一小时。新闻学研究会讲课的时间安排也表明，它的活动是利用工余时间。

尽管条件艰苦，但毛泽东每逢周日上午和周一、周三晚上，坚持听新闻学讲座。邵飘萍1918年11月3日“第一次到会正式讲课”，毛泽东对他印象深刻。因为邵飘萍不仅有丰富的报纸出版、新闻采访等业务知识和经验，又乐善好施，在毛经济拮据时给予接济。1919年10月16日，开办一年的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举行结业典礼，为这一期的55个学员颁发结业证书。远在湖南的毛泽东未能出席典礼，但蔡元培为他颁发了“得听讲半年之证书”。毛泽东在新闻学研究会学习的时间也差不多有一个学期，名符其实。

1919年1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成立后毛泽东亦参加了该会的活动，但这都与“旁听”北大课程无关。其实，斯诺书中有关毛泽东生平自述的部分，汪衡曾经翻译过，译文先在《亚细亚》（Asia）上刊出，并于1937年由上海复旦大学文摘社以《毛泽东自传》为书名出版。汪衡译本的有关译文基本符合斯诺著作的原意：“我仍然参加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想借此能听大学里的课程。”可惜该译本在1930年代影响不大，2001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再版后影响也不大。近几年，一些报刊传媒又将青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传说成这样：他既是北大图书管理员，又在北大“旁听”，并且还是北大“旁听生”第一人。虽然“三人成虎”，越传越“真”，但其中破绽百出。说到底，青年毛泽东在北大“旁听”过的误传，其源头是由董乐山的《西行漫记》误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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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09日00:40《同舟共进》胡为雄我要评论(24) 字号：T|T
国内有关毛泽东生平与思想研究的著作、文章，述及青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工作的经历时，大多说他“在北京大学旁听”过。例如，《毛泽东早期文稿》附录的《毛泽东生平大事简表》，在说明毛泽东参加了北京大学1919年1月25日成立的哲学研究会、出席了北大2月19日召开的新闻学研究会改组会并成为会员后，接着提及毛泽东“在京期间，经常去北大旁听一些重要课程”。《毛泽东年谱》则有这样的记载：“1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成立。毛泽东参加了哲学研究会，并旁听北大的课程。”《青年毛泽东》一书也说“毛泽东在工作之余还时常到北京大学课堂旁听，并加入了北大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这里所说的旁听，显然不是指毛泽东参加两个学会的学术活动、利用假日或工余时间的听演讲，而是意味着毛泽东去旁听正式学生所学的课程。

说毛泽东“旁听”北大课程有所本。例如，董乐山所译的《西行漫记》就是这么说的。《西行漫记》原书名为《红星照耀中国》，1938年董乐山将该书英文版译出，并改书名为《西行漫记》，以上海复社的名义出版。在《西行漫记》中，对毛泽东在北大“旁听”课程是这样记述的：“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然而，经与英文原文核对，这里的“旁听”明显是翻译错了。斯诺书中的原文是：I joined the Society of Philosophy, and the Journalism Society, in order to be able to attend class in the university. 这句话中，to attend class根本没有旁听的意思。该句正确的译文应是：“我参加了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为的是能够到大学的课堂听课。”

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听课，具体而言不是指作为旁听生听课，他不是旁听生。北京大学当年的招生和办学方式是，“除招收正式学生外，还可以招收一定数量的旁听生和选科生”。“旁听生、选科生优秀者后来还可转为正式生，一样发给毕业文凭”。此外，“还有大量没有办手续‘溜’进来听讲的”。这些非在校学生也不少，上课时“注册部给安排的教室，常常临时不合用”。不过，从1921年起，旁听生不得改为正式生。北大招生都得经过考试，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开始也有未经考试办理旁听手续，得到许可成为旁听生的）。按北大的规定，无论是正式生还是旁听生，都得缴一笔不菲的学费。因此，当年到北大读书的主要还是富家子弟，广大贫苦百姓的孩子大都与此无缘。

毛泽东1918年8月到北京，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进北大，而是为主持湖南学生申请赴法勤工俭学。在毛泽东心目中，发展新民学会的事业比上任何一所大学更重要。因从《新青年》上得知华法教育会号召中国青年到法国勤工俭学，新民学会干事会就讨论此事，并一致主张赴法勤工俭学。干事会推举蔡和森、萧子升“专负进行之责”。蔡和森先行启程，于1918年6月25日到北京后，拜访了在北大任教的杨昌济，并经杨介绍认识了蔡元培校长。蔡和森6月30日致信毛泽东，特转达杨昌济的想法：“兄事已与杨（昌济）师详切言之，师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蔡和森还说：在见过蔡元培校长后，他觉得自己和毛泽东、萧子升“三人有进大学之必要，进后有兼事之必要，可大可久之基，或者在此”。7月，蔡和森又致信萧子升，希望他与毛泽东从速到京。

毛泽东与萧子升、罗章龙等湖南学生24人于1918年8月19日抵北京后，即分散租住。毛泽东等8人住在离北大不远的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安定后，毛泽东便为赴法勤工俭学事奔走。此前，兼任华法教育会中方会长的蔡元培与书记李石曾同意为湖南青年先办三处留法预备班，分设在北京大学和河北保定、蠡县，后又在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开办半工半读的留法预备班。10月6日，毛泽东同蔡和森等到保定，迎接第二批准备赴法的湖南青年。10月10日，毛泽东送蔡和森等人去蠡县布里村，随后与萧子升返回北京统筹勤工俭学事宜。11月初，毛泽东到长辛店了解留法预备班情况，并向机车车辆厂的工人作调查，建议办工人夜校等，后又几次去过该地。


毛泽东的行程表明，他在北京最初的三个月内，主要精力放在社会活动这个大课堂，没有遵师命准备参加北京大学的正式生或旁听生入学考试。而蔡和森在给萧子升的信中已讲明，大学招生报名时间在7月25日“截止”，“请电话通知”想报考北大的罗章龙，故与毛泽东同行的罗章龙在动身到京之前已经报名，后考入北大预科。时年25岁的毛泽东可能不想让农家父母为他上大学增添经济负担（北大一个学年的最低费用在120元以上），况且他母亲已是重病在身。同时，毛泽东厌恶学校办学方式的不足，更主张不受拘束的自由研究。他不仅和蔡和森一样缺少财力，同时也可能认同蔡和森后来这样的说法：“不但本国学校无进之必要，即外国学校亦无进之必要；吾人只当走遍各洲，通其语文，读其书报，察其情实而已足。”作为有志青年，毛泽东喜欢钻研哲学，后来甚至把做新闻记者作为自己的职业选择。刚好北大新成立了新闻学研究会，他即抓住机会报名参加。后来他又参加了新成立的哲学研究会。毛泽东参加这两个学会，“为的是能够到大学的课堂听课”，吸取新知。

由于在京生活不易，毛泽东急需找个工作。校长蔡元培帮他在北大图书馆谋了个阅览室书记的职位，月薪8元。1918年11月，北大图书馆从马神庙藏书楼搬到沙滩红楼一层，毛泽东即到图书馆第二阅览室上班，工作是“登记新到报刊和来阅览人的姓名”，管理天津的《大公报》、北京的《国民公报》、上海的《民国日报》等15种中外文报刊。根据北京大学档案馆留存的工资发放册，毛泽东于1918年12月和1919年l月、2月先后签收了3个整月的工资。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3个月时间内，白天不可能有时间去“旁听”——以未经注册者的身份去“偷听”北大的正式课程。而新闻学研究会的讲座不是北大的正式课程，而是学会单独的活动，并且它收取会费：校内会员每人年纳会费现洋6元，校外会员年纳现洋12元，分三期缴纳。它和现在的收费培训班有些类似。新闻学研究会改选后不久，蔡元培特地聘请《京报》社长邵飘萍担任导师，每周一和周三的晚上由徐宝璜主讲新闻原理，每周日上午由邵飘萍主讲办报细则、采访技能等报业实务，每次讲授时间为一小时。新闻学研究会讲课的时间安排也表明，它的活动是利用工余时间。

尽管条件艰苦，但毛泽东每逢周日上午和周一、周三晚上，坚持听新闻学讲座。邵飘萍1918年11月3日“第一次到会正式讲课”，毛泽东对他印象深刻。因为邵飘萍不仅有丰富的报纸出版、新闻采访等业务知识和经验，又乐善好施，在毛经济拮据时给予接济。1919年10月16日，开办一年的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举行结业典礼，为这一期的55个学员颁发结业证书。远在湖南的毛泽东未能出席典礼，但蔡元培为他颁发了“得听讲半年之证书”。毛泽东在新闻学研究会学习的时间也差不多有一个学期，名符其实。

1919年1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成立后毛泽东亦参加了该会的活动，但这都与“旁听”北大课程无关。其实，斯诺书中有关毛泽东生平自述的部分，汪衡曾经翻译过，译文先在《亚细亚》（Asia）上刊出，并于1937年由上海复旦大学文摘社以《毛泽东自传》为书名出版。汪衡译本的有关译文基本符合斯诺著作的原意：“我仍然参加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想借此能听大学里的课程。”可惜该译本在1930年代影响不大，2001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再版后影响也不大。近几年，一些报刊传媒又将青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传说成这样：他既是北大图书管理员，又在北大“旁听”，并且还是北大“旁听生”第一人。虽然“三人成虎”，越传越“真”，但其中破绽百出。说到底，青年毛泽东在北大“旁听”过的误传，其源头是由董乐山的《西行漫记》误译所致。